卷七五
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译可以洗刷干净。
又说：“从前大禹抑制洪水，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百姓安宁；孔子修成《春秋》，乱臣贼子畏惧。”
张栻曰：“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绝之法著焉，施于万世皆无所遁其迹故也。”
臣按：乱臣贼子之所以惧者，以其所行所为悖天子之典礼、犯天子之刑宪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春秋之时，五伯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已，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
臣按：《诗》以言志，《春秋》以纪事，理虽同而体制则异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岂继《诗》之具哉？而孟子以是为言，而解者曰“《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会朝之诗，《春秋》所纪者岂其伦哉？然谓王者迹熄而《诗》亡，谓之迹则似有所指之处，非泛言也。臣窃意以为，先王盛时，诸侯岁朝于天子，考礼正刑以一其德，天子于是考之正之而加赏罚焉。诸侯既朝之后，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君德之善否、其国政之得失、其民风之美恶见于民俗歌谣之间者皆得以上闻，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赏之典焉。至于周衰，诸侯不复朝觐，天子不复巡守，太师不复采诗，而民间之美刺不复上闻，天子之赏刑不复施于列国矣，所谓《诗》亡也。孔子乃假鲁史以作《春秋》，因诸侯之行事加以笔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赏之意焉。盖《诗》列十有一国之风，《春秋》亦纪二十有三国之事；《诗》有美刺，《春秋》有褒贬，此《春秋》之作所以继于《诗》亡之后也欤？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柏舟》《硕人》等诗皆平王以后之作，焉得谓之《诗》亡？曰是时诗虽作于民间，而不采之以闻于天子，有亦如无，虽谓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诸侯有罪，天子正之，义也；天子不自征，命诸侯征之，亦义也。以诸侯伐诸侯而不禀命于天子，则非义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辞微）而显（义显），志（记也）而晦（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也），尽而不污（谓尽其事实无所污曲），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穀梁传》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议而不辨。”
司马迁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
译张栻说：“《春秋》编成之后，乱臣贼子感到畏惧，是因为乱臣贼子的真情假意完全暴露，讨伐和断绝的法度得以彰显，施行于万世，他们都无法隐藏自己的行迹，所以如此。”
臣按：乱臣贼子之所以感到畏惧，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天子的礼制典章，触犯了天子的刑法宪令。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随之消亡，《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性质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之事，它们的文体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窃取（继承）来的。’”
朱熹说：“王者踪迹消亡，是指周平王东迁之后，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诗》的消亡，是指《黍离》降格为国风而雅诗消亡。《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笔削修订，始于鲁隐公元年，实际上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乘》的含义未详，赵氏认为兴起于田赋乘马之事，也有人说取记载当时行事之意而得名。《梼杌》是恶兽的名字，古人因此用它作为凶恶之人的称号，取记录恶行以垂示警戒之意。《春秋》作为书名，记事者必定标明年份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春秋二字作为所记之事的名称。古代列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这三者都是他们所记录的册书名称。春秋时期，五霸相继兴起，其中齐桓公、晋文公最为兴盛。史，指史官。窃取，是谦辞，《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思也是如此，大概意思是判断权在于自己，所谓‘该记录的记录，该删削的删削，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字’。”
尹焞说：“这是说孔子作《春秋》，也是用史官的文体记载当时的事，而其义理则是判定天下的邪正，作为百代君王的大法。”
臣按：《诗》用来表达志向，《春秋》用来记载史事，道理虽然相同但体制却不同。孟子说“王者踪迹消亡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难道是继承《诗》的工具吗？而孟子这样说，解释的人说“《诗》亡，是指《黍离》降为国风而雅诗消亡”，雅诗是王者宴享会朝时的诗，《春秋》所记载的难道与其同类吗？然而说王者踪迹消亡而《诗》亡，称之为踪迹则似乎有所特指，并非泛泛而谈。臣私下认为，先王兴盛时，诸侯每年朝见天子，考察礼制、端正刑罚以统一德行，天子于是考察纠正并施加赏罚。诸侯朝见之后，天子每五年巡视一次，又命令太师陈示诗歌以观察民风，君主德行的善恶、国家政事的得失、民风的美丑，在民俗歌谣中体现出来的，都能上报让天子知道，或讽刺或赞美，天子据此施行升降、刑赏的法典。到了周朝衰微，诸侯不再朝见，天子不再巡视，太师不再采集诗歌，民间的赞美与讽刺不再上报，天子的赏罚不再施于列国，这就是所谓的《诗》亡。孔子于是借鲁国史书作《春秋》，依据诸侯的行事加以笔削的公正评判，而寄托天子刑赏之意。大概《诗》列举了十一个国家的国风，《春秋》也记载了二十三个国家的事迹；《诗》有美刺，《春秋》有褒贬，这就是《春秋》之作之所以继于《诗》亡之后的原因吧？有人说平王四十九年《春秋》才开始作，然而《柏舟》《硕人》等诗都是平王以后的作品，怎么能说《诗》亡了呢？回答说，这时诗虽然作于民间，但不被采集上报给天子，有也如同没有，虽然称之为亡也可以。
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一些的情况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不能互相征伐。”
朱熹说：“《春秋》每记载诸侯战伐之事，必定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其擅自兴兵的罪过，没有认为合乎道义而赞许的，只是其中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一些的情况是有的，比如召陵之师之类就是这样。征伐是用来纠正人的，诸侯有罪则由天子讨伐并纠正，这就是《春秋》没有正义战争的原因。”
臣按：《春秋》是天子的职事。诸侯有罪，天子纠正他们，这是合乎道义的；天子不亲自征伐，命令诸侯去征伐，也是合乎道义的。以诸侯讨伐诸侯而不禀告天子，就不合乎道义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
《左氏传》（成公十四年）：君子说：“《春秋》的称谓，言辞微妙而意义显明，记事简约而文辞隐晦，委婉曲折而自成篇章，详尽真实而不歪曲，惩恶而劝善，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
《穀梁传》说：成就天下的事业，判定天下的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庄周说：“《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意志，议论而不争辩。”
司马迁说：“我听说董生说，周道废弛，孔子知道时势不任用他、道义不能施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把它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诸侯、讨伐大夫，以此来通达王事罢了。孔子说：‘我想把它载入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春秋》上阐明三王的道义，下辨明人事的常理”
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去声），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逆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译《春秋》辨别嫌疑，明辨是非，决断犹豫，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尊重贤人、轻视不肖之徒，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政、振兴废弛的事业，这是王道中最为重大的内容。整顿乱世使其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的文字有数万之多，其旨义有数千条，万物的聚散都蕴含在《春秋》之中。《春秋》记载了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流亡奔走、不能保全国家社稷的数不胜数，考察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根本。所以《易经》说：“毫厘之差，谬以千里。”因此，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其积渐已很久了。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前面有谗言而不能察觉，后面有祸害而不能知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处理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的方法，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的策略，做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陷入篡位叛逆、被诛杀致死的罪责。他们实际上都是出于善意行事却不懂其中的大义，遭受空泛的指责而不敢推辞。如果不通晓礼义的旨趣，以至于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那么君不像君就会受到侵犯，臣不像臣就会遭到诛杀，父不像父就是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种情况是天下的重大过错。把天下的重大过错加在他身上，他接受了却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所在。
苏轼曰：“孔子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定犹与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臣按：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韩愈曰：“《春秋》谨严。”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程颐曰：“《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断例始见法之用。”
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曰：“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颐作《春秋传序》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颐谓“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杜预序《左传》亦曰：“优而柔之使自休之，餍而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二子之言前后相契，是诚读书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圣人所亲笔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后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虽及见孔子而不能尽知孔子所以作经之大意，惟孟子以亚圣大贤之资，从学孔子之孙，得其家传而知其大指所在。张载谓惟孟子为能知之，观其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见，其所知非诸儒所及，诸儒千言万语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贬，非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又曰：“《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又曰：“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其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
杨时曰：“《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其理，此经言其用，理既明则其用不难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
译苏轼说：“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一切判断都以礼为标准。凡是《春秋》所褒扬的，都是礼所认可的；凡是《春秋》所贬斥的，都是礼所否定的。《礼记》说：‘礼是用来辨别嫌疑、阐明细微、决断犹豫的，而《春秋》全都以此作为判断依据。’所以天下邪正不明、君子疑惑而不能决断的事情，都到了《春秋》这里得以定论。并非由《春秋》来定论，而是由礼来定论。所以司马迁说：‘《春秋》是礼义的根本。’”
臣按：程颐也说：“礼一旦丧失就会变成夷狄，再丧失就会变成禽兽。圣人担心人们沦为夷狄，所以《春秋》的法度极其严谨。之所以严谨，是因为华夏与夷狄的辨别尤为迫切。”
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就像衡量轻重的权衡、校正曲直的绳墨一样，舍弃了它就没有可以折中判断的标准了。”又说：“《春秋》大概以天道作为终结吧，所以记载到获麟就停止了。”
韩愈说：“《春秋》严谨。”又说：“孔子作《春秋》，诸侯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其为夷狄，进用中原的礼仪就视其为中原人。”
程颐说：“《春秋》的法度极其严谨，中原人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其为夷狄，韩愈的话深深得其旨意。”
周敦颐说：“《春秋》是端正王道、阐明大法的，孔子是为后世王者而编修的。乱臣贼子在前被诛杀，是为了让后世的活着的人感到畏惧。所以万世无穷，王者祭祀孔子，报答恩德和功绩是没有穷尽的。”
程颐说：“五经是承载大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的应用。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陈述法律条文，判例才显现法律的应用。”
又说：“五经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应用全在这本书里。《春秋》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情的是非，穷究事理的关键就在这里。”又说：“《春秋》的传如同案卷，经如同判决。”又说：“用传来考证经中的事迹，用经来辨别传的真伪。”又说：“从伏羲、尧、舜历经夏、商直到周，有的文饰有的质朴，沿袭并增减，变化已经极尽，法度已经详尽，于是孔子参酌适宜之处，作为百王法度的中制，这就是《春秋》所作的原因。”程颐作《春秋传序》说：“孔子作《春秋》作为百王不变的大法，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世事的大法则不知道。《春秋》大义数十条，像日星一样明亮，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微言奥义，随时制宜的才难以知晓。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或进用或退斥、或隐微或显明，从而符合义理的安适、文质的中道、宽猛适宜、是非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衡量大道的模范。观察万物之后才能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窥探圣人的应用，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识心通，然后才能探求其精微。”
臣按：程颐说“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识心通然后才能探求其精微”，杜预在《左传》序中也说：“优柔地引导它让它自己休息，饱足地喂养它让它自己趋向，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得法。”两人的话前后相契合，这确实是读书的方法，不仅仅适用于《春秋》。然而《春秋》是圣人亲自编写的，其用意尤其深远，必须这样玩味然后有所收获并探求其精微。
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够知晓，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纯，大概不可以学习。先儒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有穿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虽然见到过孔子，但不能完全知晓孔子作经的大意，只有孟子凭借亚圣大贤的资质，跟随孔子的孙子学习，得到家传而知道其大旨所在。张载说只有孟子能够知晓，看他所说的“《春秋》，天子之事”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所知晓的不是其他儒者所能企及的，其他儒者千言万语都不出此范围。
邵雍说：“《春秋》都是根据事情来褒贬，并非有意在其中，所以说《春秋》是尽性之书。”又说：“《春秋》是为君弱臣强而作的，所以称为名分之书。”又说：“圣人的经典，浑然无迹如同天道，《春秋》记录事情而善恶在其中显现。”
又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相掩盖，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先确定五霸的功过而学习《春秋》，那么大意就确立了。”又说：“五霸功过不相掩盖，圣人先褒扬其功后贬斥其罪，所以罪人有功也一定要记录。”
杨时说：“《春秋》正是圣人处理事情的地方，其他经典讲述道理，这部经典讲述应用，道理既然明白那么应用就不难知晓了。”
胡宏说：“天理人欲没有比《春秋》更明辨的，圣人教人消除人欲恢复天理没有比《春秋》更深的。”
李侗说：“《春秋》一件事各自发明一个例子，就像观看山水徒步
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国曰：“《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又曰：“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
译然而形势各不相同，不能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法则。”胡安国说：“《春秋》是为了讨伐乱臣贼子而作的，它对乱臣贼子的党羽尤其严厉。”又说：“通晓《春秋》的道理，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务。”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国《春秋传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字字有义也。”又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谊之书，后人止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
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张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穷理之要也。观其书，取其大义数十，断为定论而详味其抑扬、子夺、轻重之宜，则有以权万变矣。”
吴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读《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
臣按：孔子删述六经，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删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经乃圣人亲手笔削，凡其平生之心术志意皆聚于一书之中。学者于五经皆当究心，而于此经尤当加意焉。是故天不可测矣，因其运行而测其妙；地不可窥矣，因其生物而窥其大；圣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体。《春秋》之经，圣人之迹，而所以权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圣人，而圣人全体大用于是乎在矣。（以上论《春秋》）
《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经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之类，此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小目，有三千条。”
臣按：经礼谓经常之礼，如冠、昏、丧、祭、朝觐、会同之类；曲礼，委曲之礼，如行礼有进退、升降、俯仰、揖逊之类。《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朱熹曰：“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
《汉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越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
韩愈曰：“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之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
译又说：“《春秋》的文辞，有事情相同则用词也相同的，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那么它的‘例’就改变了。所以，正常的‘例’不是圣人不能确立，变化的‘例’不是圣人不能裁定，正常的‘例’是天地的常理，变化的‘例’是古今通行的义理，只有穷究事理、精研义理，在‘例’中见到法度、在法度之外通达‘例’的人，这才算是掌握了它。”
安国在《春秋传序》中说：“古时候各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不过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加以笔削修订，就成了史书之外传达心志的重要典籍。而孟氏阐发其宗旨，把它视为天子之事，这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君臣纲纪解体，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在当世，人欲放纵而天理泯灭了，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不把匡正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那还能是谁呢？五常之道不敦厚，是自己应当叙述的；五礼不施行，是自己应当整顿的；五服制度不彰明，是自己应当命令的；五刑不运用，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文王已经去世，文化传统不就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天自居，这种文化的兴盛与衰亡在于自己，难道是由别人决定的吗？所以说：‘我想把它寄托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其道理，通过行事才能显现其作用，因此借助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拨乱反正。”又说：“《春秋》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不是空泛言论可以比拟的。公侯的好恶则抒发《诗》的情志，斟酌古今则贯通《书》的事迹，兴起常典则体现礼的经义，以忠恕为本则引导乐的和谐，著明权变制度则穷尽《易》的变化，百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本书中。”
朱熹说：“《春秋》是用形而下的事物来说明那形而上的道理。”又说：“《春秋》记载的都是乱世的事情，圣人一概用天理来裁断。”
又说：“周朝衰微，天子的赏罚不能在天下施行，诸侯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是非善恶因此不明，人欲放纵而天理泯灭了。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褒扬善的、憎恶恶的，在奸佞谄媚之人死后予以诛伐，发掘潜藏美德的幽微光芒，所以《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
又说：“《春秋》的大旨，显而易见的就是诛伐乱臣、讨伐贼子、重视中原而轻视夷狄、尊王而卑伯罢了，未必字字都有深意。”又说：“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书其事，善恶自然显现。”
又说：“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这是《春秋》的大旨。”又说：“《春秋》本是阐明大道、端正道义的书，后人只比较齐、晋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求私利，大义就晦暗了。”
又说：“左氏曾见过国史，考证史事颇为精详，只是不懂得大义，专门在小处用心思，往往没有讲求学问。公羊、谷梁考证史事非常疏漏，然而义理却精微，这两人是经学之士，传述了许多言论，往往都没有见过国史。”
张栻说：“《春秋》就事而阐明天理，是穷究事理的关键。阅读这本书，选取数十条大义，断定为定论并详细体味其抑扬、予夺、轻重的适宜，就能权衡万变。”
吴澂说：“朱子说：‘分析它以便穷尽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它以便穷尽其宏大而无遗漏。’阅读《春秋》的人也可以由此去探求。”
臣按：孔子删述六经，其中五经都是述说前代帝王的作品，依据已经成型的典籍进行删修，只有《春秋》这一经是圣人亲手笔削，凡是他平生的心术志意都汇聚在这本书中。学者对于五经都应当用心研究，而对于这一经尤其应当加意。所以天不可测度，依据它的运行来测度其奥妙；地不可窥探，依据它化生万物来窥探其广大；圣人的心不可探求，依据他的事迹来探求他的心，依据他的作用来探求他的本体。《春秋》这部经，是圣人的事迹，而用来权衡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的作用，就是借此来探求圣人，而圣人的全体大用就在这里了。（以上论述《春秋》）
《礼记》说：经礼三百条，曲礼三千条，它们的宗旨是一致的。
朱熹说：“经礼三百条，就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之类，这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像尸、立像斋之类，都是其中的小目，有三千条。”
臣按：经礼是指经常之礼，如冠、婚、丧、祭、朝觐、会同之类；曲礼，是指委曲之礼，如行礼时的进退、升降、俯仰、揖让之类。《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朱熹说：“礼仪，就是经礼；威仪，就是曲礼。”
《汉书·艺文志》说：帝王的质朴与文饰，世代有所增减，到了周朝，细致地为之设防，具体地为之制定制度，所以说经礼三百条，威仪三千条。等到周朝衰微，诸侯将要逾越法度，厌恶这些法度害了自己，都销毁了这些典籍，从孔子时代起就不完备了，到秦朝更是大坏。汉朝兴起，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
韩愈说：“曾经苦于《仪礼》难以阅读，而且它在当今施行的很少，沿袭不同，
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耶？”
译反复推究没有途径考证，在当今确实没有什么用处，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制大致还保留在这里。孔子说“我遵从周朝”，是称赞其礼乐制度的繁盛。古代书籍留存下来的很少了，诸子百家的著作尚且有可取之处，何况是圣人的制度呢？
真德秀曰：“韩子可谓好古矣，然以为于今无所用，则亦考之未详也。”
朱熹曰：“礼书如《仪礼》尚完备于他书。”又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又曰：“《仪礼》，经也；《礼记》，传也。”又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
又曰：“《仪礼》虽难读，然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久之自通贯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书曰：“《仪礼》之为书也，于奇辞奥指中有精义妙道焉，于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严于冠、昏、朝聘、乡射，而尤严于丧、祭。后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阙不可考之书，徐而观之，一士也，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杨复曰：“朱子既修家乡、邦国、王朝礼，以丧、祭二礼属门人黄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书乎！秦汉而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习诵，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今因其篇目之仅存者为之分章句、附传记，使条理明白而易考，后之言礼者有所据依，不至于弃经而任传，违本而逐末。”
臣按：古礼之传于世也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也，后世欲复古礼者必自《仪礼》始，然《仪礼》止有士大夫礼而无有所谓天子礼者，必合彼二礼与他书有及于礼者，然后成全体焉。朱子自辑家乡、邦国、王朝礼，其余以付其门人黄干、杨复，仅以成书，名曰《经传通解》，然世有欲复古礼者，尚有考于斯书。（上以论《仪礼》）
《文中子》曰：先师（谓孔子）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又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持循。
臣按：《周礼》一书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书以来，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轻而用之者苏绰也，误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于善用之者则未见其人焉。通谓执此以往专欲用之，窃恐时异势殊，官政事体、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择其切要者而审行之，以此为持循之则，则可矣。必执其书而一按其制，其流极之弊，安知其不与三子同归乎？
唐太宗曰：“《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诚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书》曰：《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执此以往固可见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为之势，又当开国创业之初，所谓“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政是可以有为之时也，乃亦付之浩叹，发为空言，所谓说而不绎者欤？
程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熹曰：“程子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薰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为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则《周官》终无可行之时。须必正身齐家以为之本，则本原其意，持循其制，参酌其宜，以立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坚，积累之久，然后能薰蒸洋溢于天下，使无一人一物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窃恐极天地混沌，终无可行之期矣。
颐又曰：“《周礼》一书，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
张载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诅之
译真德秀说：“韩愈可以说喜好古学了，然而他认为古学在当今没有用处，这也是考察得不详细啊。”
朱熹说：“礼书之中，像《仪礼》这样的，比其他书籍更加完备。”又说：“《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则是它的枝叶。”又说：“《仪礼》是经，而《礼记》是传。”又说：“《仪礼》是经，《礼记》是解释《仪礼》的。比如《仪礼》中有冠礼，《礼记》中就有《冠义》；《仪礼》中有婚礼，《礼记》中就有《昏义》，一直到宴饮射礼，没有不是这样的。”
又说：“《仪礼》虽然难读，然而如果类别条理能够通达，那么它前后的内容相互辗转参照，足以互相阐发，久而久之自然就能贯通了。”
臣按：朱熹在为其书作跋时说：“《仪礼》这部书，在奇异的言辞和深奥的旨意中有精妙的义理和道理，在细微曲折中有明确的等级辨别，不仅希望人们能善度一生，而且希望人们能善终，不仅对冠礼、婚礼、朝聘、乡射等礼制要求严格，尤其对丧礼、祭礼要求严格。后世只是因为它推演士人的礼制而通达于天子，就认为它是残缺不全、无法考证的书，慢慢观察它，一个士人，天子的士人与诸侯的士人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由此向上类推，本来是可以推演出来的。”
杨复说：“朱子既然修定了乡礼、邦国礼、王朝礼，将丧礼、祭礼托付给门人黄氏，编成十二卷，这是一部多么伟大的书啊！秦汉以来没有这样的书。近世以来儒生习诵，只知道有《礼记》而不知道有《仪礼》，现在凭借它仅存的篇目为之分章句、附传记，使条理明白而容易考证，后世谈论礼制的人有所依据，不至于抛弃经书而任由传文，违背根本而追逐末节。”
臣按：古代礼制流传于世的有三种，《仪礼》《礼记》《周礼》。后世想要恢复古礼的人必定从《仪礼》开始，然而《仪礼》只有士大夫的礼而没有所谓天子的礼，必须结合那两部礼书和其他涉及礼制的书籍，然后才能成为完整的体系。朱子自己辑录乡礼、邦国礼、王朝礼，其余的托付给他的门人黄干、杨复，仅仅以此成书，名叫《经传通解》，然而世间有想要恢复古礼的人，还可以在这部书中考证。（以上论述《仪礼》）
《文中子》说：先师（指孔子）认为王道就在这里，如果有任用我的，就拿着这个去推行。又说：我看千年以上，圣人在上的没有像周公那样的，他的道统一而经制完备，后世执政的人有所遵循。
臣按：《周礼》一书经制完备，后世执政的人有所遵循，王通的话真得其要领啊。自从有了这本书以来，没有能运用它的人，假借运用它的是王莽，轻率运用它的是苏绰，错误运用它的是王安石，至于善于运用它的人则没有见到。王通说拿着这个去推行，专门想要运用它，我恐怕时代不同、形势特殊，官制政事体制、民情土俗不能都像古代那样，只有精心选择其中切中要害的并审慎地施行，以此作为遵循的准则，就可以了。如果一定拿着这本书而完全按照它的制度，其流弊的极端，怎么知道不与那三个人同归呢？
唐太宗说：“《周礼》真是圣人的著作，首篇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作为百姓的准则’，真是这样的话啊！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不实行肉刑而想要推行周公之道，是不可能的。”
《唐书》说：《周礼》是周公达到太平的书，先圣极尽衷心的典章，效法天地而施行教化，辨别方位而叙列人伦，它的义理可以暗中赞助神明，它的文辞可以经纬邦国、备办器物以致用，怎么能忽视呢？
臣按：王通，是人臣，拿着这个去推行固然可见于空谈。至于太宗，是人君，处在可以致治的地位、拥有可以有所作为的形势，又正当开国创业之初，所谓“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作为百姓的准则”，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却也付之浩叹，发为空言，这就是所说的说了却不加以推行的吗？
程颐说：“必定要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
朱熹说：“程子说要有《关雎》《麟趾》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必须是从闺门床席的细微之处积累到薰蒸洋溢天下，没有一个人一件事物不被其教化，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不然就是王莽了。”
臣按：如果按照程、朱二人的说法，那么《周官》最终没有可以推行的时候。必须端正自身治理家庭作为根本，那么推究其本意，遵循其制度，参酌其适宜之处，以此建立为一代的法度，持守得坚定，积累得长久，然后才能薰蒸洋溢于天下，使没有一个人一件事物不被其教化。如果一定要等到天下薰蒸洋溢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我恐怕即使天地混沌，最终也没有可以推行的日期了。
程颐又说：“《周礼》一书，周公治理天下的大法在其中，必须知道的人观看它可以决断是非。”
张载说：“《周礼》是恰当的书，然而其中必定有末世增入的内容，比如盟诅之
类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当时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方是个草本”，而孙处亦言“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也，唐人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噫，临事损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书之本意，乃后人用《周礼》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为持循之本而又因时随事以损益之，孰谓《周官》不可行于后世哉？
译这大概一定不是周公的本意。”
臣按：朱熹说“周公当时制定了这些制度，却没有完全施行，所以它只是一个草稿”，而孙处也说“周公撰写《周礼》，就如同唐代的《显庆礼》和《开元礼》一样，是唐人预先制定下来以备日后使用，实际上并未真正施行。正因为未曾施行，所以只记述了大概的纲要，等待遇到具体事务时再加以增减调整”。唉，“临事损益”这一句话，不仅是周公著书的本意，也是后人运用《周礼》的灵活方法。以《周官》的制度作为遵循的根本，又根据时势和具体事务加以增减调整，谁说《周官》不能在后代施行呢？
杨时曰：“《周官》之书，先王经世之务也，不可不讲。”
朱熹曰：“《周礼》乃周家盛时圣贤制作之书。”又曰：“《周礼》一书，周公立下许多条贯，皆是从广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编布精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烂熟之书。”
熹又曰：“比闾族党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棋盘相似，枰布定后棋子方有放处。此书大纲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之民无不被其泽，又推而至于鸟兽草木，无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谓之裁成辅相，参赞天地。”
熹又言于其君曰：“窃见《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
臣按：朱熹又谓五峰胡氏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阃、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盖宫中、府中宜为一体，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关白外朝之大臣，则人君固有所惮而不肯为非礼，而左右嬖幸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礼导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于无过之地，莫切于此，谓此为三代人君正心诚意之学，岂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世备尽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见其可。”
臣按：自有《周官》以来，六典之设惟见于我朝，前代虽设六部而宰相之官则未尝废也。
吕祖谦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间也，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权、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六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举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志虑不易，视听纯一，易直淳庞而从上之令。父诏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往而非五礼、五乐、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国野、设官分职，何往而非以为民极哉？尝读晋之《国语》，每叹绛之富商韦藩木楗过朝之事，以为富商之饶于财，使之泽其车而华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车服于过朝之际，不敢与士大夫混然无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遗化固隐然在此也。”
臣按：《周礼》一书或以为周公作，或以为非，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传会之说，或谓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或作七论七难以排之，朱熹曰：“后人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又曰：“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观之，其是与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来，顺风气之宜，因时势之常，制为法度，以为民立极，一代有一代之制，盖至周公思兼前王，监视往代，集百圣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详，悉曲而尝，尽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务、周天下之变，此周公作书之旨也。然而其制度多与他书所载者有不尽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互见（九等品举之类），有兼官（公、孤不备数，教官无府、史、胥、徒），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类），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士各随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类），有不常行者（合民询国迁之类）。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诅仇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备也；不徒以检柅君身，防绝祸患，而米盐丝枲，凡所以任贱役者无不及也。使之维持一世则一世之人安，维
译杨时说：“《周官》这本书，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实务，不可不研究。”
朱熹说：“《周礼》是周朝盛世时圣贤制定的著作。”又说：“《周礼》一书，周公确立了诸多条理规范，都是从广大博大的心中流露出来的。”又说：“《周官》编排布置精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纯熟透彻的著作。”
朱熹又说：“比、闾、族、党的制度，正是周公建立太平盛世的根本基础，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摆定后棋子才有放置之处。这本书的大纲是要让君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的百姓无不受到恩泽，进而推广到鸟兽草木，没有一样不得其所罢了。不这样不足以称为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化，参与并赞助天地之功。”
朱熹又对他的君主说：“我私下看到《周礼·天官冢宰》这一篇，是周公辅导周成王，为后世留下法则，用意最深切的地方。想要了解夏、商、周三代君主正心诚意的学问，在这里考察就可以见到其实质。”
臣按：朱熹又说五峰胡氏认为《周礼》不是周公致太平的著作，说像天官冢宰却管理后宫内闱之事，他的意思只是看到后世宰相请托后宫、交结亲近宠幸之人，认为不可。却不知道这正是君主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概宫中、府中应当为一体，凡是君主的供奉用度，一一都告知外朝的大臣，那么君主固然有所忌惮而不肯做不合礼法的事，而左右宠幸之臣也有所畏惧忌讳而不敢用不合礼法的事引导君主。所以遏制君主邪念的产生而使其达到无过的境地，没有比这更切要的，说这是三代君主正心诚意的学问，难道不确实吗？
范祖禹说：“天地有四季，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世完备尽在于此，就像网在纲上、皮衣提领，即使百世也不可改变。君主如果想要考察古制以端正名分，如果舍弃《周官》，未见其可行。”
臣按：自从有了《周官》以来，六典的设置只有在我朝见到，前代虽然设有六部，但宰相的官职却未曾废除。
吕祖谦说：“先王教化天下，从未有精粗本末的分别，朝廷不混杂市场、野外不逾越国界、人不侵夺官职、后妃不敢以奸邪侵犯君王的权柄、诸侯不敢僭越天子的制度、公卿大夫不谋取商贾的利益，六卿九牧相互隶属而听命于三公，他们都是百姓的上级，而尺寸法度不敢逾越，一毫分守不敢改变，所以使百姓习惯于尊卑等级秩序之中，消除其逼迫上级、没有等级的心理，而寄托道德的意义。因此百姓服事上级而下面没有非分之想，卑贱不抗衡尊贵，低下不逾越尊长，举一世的人都安于法度分守之内，志向思虑不变，视听纯粹专一，平易正直淳朴而顺从上级的命令。父亲告诫儿子、兄长教导弟弟、长辈率领下属，哪里不是五礼、五乐、三物、十二教呢？划分国野、设置官职，哪里不是为百姓确立准则呢？曾经读晋国的《国语》，每每感叹绛地富商韦藩木楗过朝之事，认为富商财富充裕，让他装饰车辆和华丽服饰并非不足，但一定要在过朝时更换车服，不敢与士大夫混同无别。百姓志向安定而中道存在，成王、周公的遗留教化固然隐含在这里。”
臣按：《周礼》一书，有人认为周公所作，有人认为不是，有人说这是文王治理岐山的制度，有人说这是成周理财的著作，有人说这是战国阴谋之书，有人说这是汉儒附会之说，有人说这是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有人作七论七难以排斥它，朱熹说：“后人皆认为《周礼》不是圣人的著作，其中细碎之处虽然可疑，但其大体确实不是圣人做不到的。”又说：“说是周公亲笔写成固然不可，但大纲却是周公的意思。”由此看来，其是与非昭然明白了。自从三皇五帝以来，顺应风气的适宜，因循时势的常态，制定法度，为百姓确立准则，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大概到周公思考兼采前代君王，观察过往朝代，集百圣之大成，确立一代的定制，严密考察而详细，详尽曲折而尝试，完备而不迂腐，有以通达天下之理、成就天下之务、周全天下之变，这是周公作书的宗旨。然而其制度多与他书所载者有不尽合之处，为什么呢？古人有言，《周礼》一书有阙文（如军司马之类），有省文（如遂人、匠人之类），有互见（如九等品举之类），有兼官（如公、孤不备数，教官无府、史、胥、徒），有豫设（如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类），有不常置（如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如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士各随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如垂法象魏之类），有不常行者（如合民询国迁之类）。现在观察诸经，其措置规模不仅在于辅佐天地、调和神人，而且盟誓诅咒仇敌征伐，凡所以对待衰世者无不具备；不仅用来检束君主自身，防止祸患，而且米盐丝枲，凡所以承担贱役者无不涉及。使之维持一世则一世之人安，维
持百世则百世之人安，维持千万世则千万世之人安。诒谋燕翼，后世岂无僻王，皆赖前哲以免，则周公之用心也，所谓兼三王、监二代，尽在于是。是书之作于周公，与他经不类，《礼记》就于汉儒，则《王制》所说朝聘为文襄时事，《月令》所说官名为战国间事，曾未若《周礼》之纯乎周典也。由此言观之，则凡后儒疑《周礼》细碎者可以洒然矣，若夫后世用之而往往取败者，岂是书之过哉？不善用之者过也。观夫成周享国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于邾、莒，一介弁髦，蕞然拥虚器而立于强诸侯之上，环而顾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独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维持之也，此用《周礼》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假此以济其私，乌可因咽而废食。
译持守百世，则百世的人得以安定；维持千万世，则千万世的人得以安定。为后代谋划、奠定基业，后世难道没有昏僻的君主吗？都仰赖前代圣贤的制度得以避免祸乱，这正是周公的用心所在，所谓兼采夏商周三王的制度、监察夏商两代的兴衰，全都体现在这里。这本书由周公所作，与其他经典不同，《礼记》成书于汉代儒者之手，那么《王制》中所说的朝聘制度是文王、襄王时期的事，《月令》中所说的官职名称是战国时期的事，都不如《周礼》纯粹是周代的典章制度。由此看来，凡是后世儒者怀疑《周礼》琐碎繁杂的，都可以释然了。至于后世运用它却往往招致失败，难道是这本书的过错吗？是不善于运用它的人的过错。看那成周享国八百年的长久，到了末期，周王的地盘不大过邾、莒，只是一个微不足道、像帽子边缘装饰那样被人轻视的小国，仅仅拥有虚名而立于强大的诸侯之上，环顾四周，都没有人敢产生僭越的念头，唯独畏惧什么呢？周公的制度有维持它的作用，这是运用《周礼》的明显效验。那些王莽、荆舒之流假借它来成全私欲，怎么可以因为噎住就废止吃饭呢？
吴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职，礼乐政事粲然大备，即其设位言之则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则曰《周礼》。周衰，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与《周官》背驰，始皇又恶而焚之。汉河间献王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遗书，上之，藏于秘府。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著于《录》《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乃前世能识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为非，惟歆独识之，而五官亦复错杂，传至于今，莫敢是正。今本《尚书》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书也，执此以考《周礼》之六官，则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执此以考天官之文，则其所载非统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职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执此以考地官之文，则其所载非敷五典、扰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执此以考春、夏二官，则凡掌邦礼、邦政者皆其职也，舍此则非其职；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执此以考秋、冬二官，则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职也，舍此则非其职。是故天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内史、司士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天官者，如甸师、世妇之类；地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大司乐、诸子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地官者，如闾师、柞氏之类；春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类；夏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衔枚氏、司隶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夏官者，如职方氏、弁师之类；至如掌祭之类，吾知其非秋官之文；县师、廛人之类，吾知其为冬官之文。缘文寻意以考之，参诸经籍以证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礼》出于汉，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记》补冬官亡，未始有异议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复古编》谓司空之篇实杂出于五官之属，且因司空之复，而六官之讹误亦遂可以类考。嘉熙间王次点复作《周官补遗》，元泰定中丘葵又参订二家之说以为成书，吴澂作《三礼考注》，首以是言，且谓冬官未尝亡，而地官之文实亡也。由是以观，则冬官本未尝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谓“惟王建国”，至“以为民极”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国”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职、小司空之职二条，亦如《虞书》之《舜典》实未尝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虽然，自隋唐以来立为六部，率以学校属礼部、财赋属户部，行之实亦良便，后世有志复古以至太平者，师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礼》）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卷七六
▲本经术以为教（中）
程颐曰：“《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及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又曰：“《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许多理俱无安着处。”
又曰：“或谓《礼记》乃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来流传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礼记》一书杂出于汉儒，然非汉儒所能作，乃其所传记者也。《大学》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缁衣》公孙尼子作，《月令》吕不韦作，《王制》文帝时博士刺经作。臣窃以为，《易》《书
译吴澄说：“查考周公辅佐成王，设立六官、划分六职，礼乐政事鲜明完备，从其设置官位来说就称为《周官》，从其制度创设来说就称为《周礼》。周朝衰微，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销毁了它的典籍，秦孝公任用商鞅，政令与《周官》背道而驰，秦始皇又厌恶并焚烧了它。汉代河间献王喜好古学，重金购得《周官》五篇，汉武帝寻求遗书，献上去，收藏在秘府。汉哀帝时刘歆校理秘府书籍，才开始著录于《录》《略》，然而《冬官》早已亡佚，用《考工记》来补它。《考工记》是前世能识古制的人所作，先儒都认为它不对，只有刘歆独独识得它，而且五官的内容也错杂混乱，流传至今，没有人敢纠正。用今本《尚书》来考察，《周官》一篇是成王整顿治理官职的全书，拿着它来考察《周礼》的六官，那么不全的部分可以坐着就判断出来。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辖百官、均衡四海，拿着它来考察天官的文字，那么它所记载的不是统辖百官、均衡四海的事，就可以知道那不是冢宰的职责；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典、安抚百姓，拿着它来考察地官的文字，那么它所记载的不是颁布五典、安抚百姓的事，就可以知道那不是司徒的事；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人、调和上下，司马掌管国家政令、统率六军、平定邦国，拿着它来考察春、夏二官，那么凡是掌管国家礼仪、国家政令的都是它们的职责，离开这些就不是它们的职责；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恶、刑罚暴乱，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地利，拿着它来考察秋、冬二官，那么凡是掌管国家禁令、国家土地的都是它们的职责，离开这些就不是它们的职责。所以天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内史、司士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文字混杂在天官中的，如甸师、世妇之类；地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大司乐、诸子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文字混杂在地官中的，如闾师、柞氏之类；春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封人、大小行人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文字混杂在春官中的，如御史、大小胥之类；夏官的文字有混杂在其他官职中的，如衔枚氏、司隶之类，也有其他官职的文字混杂在夏官中的，如职方氏、弁师之类；至于掌管祭祀之类，我知道那不是秋官的文字；县师、廛人之类，我知道那是冬官的文字。顺着文字寻找意思来考察它，参照经籍来证明它，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臣按：自从《周礼》在汉代出现，六官中亡佚其一，世俗儒生用《考工记》补冬官的亡佚，未曾有异议。宋淳熙年间，俞庭椿开始著《复古编》，说司空篇实际上混杂出自五官的属官，并且因为司空的恢复，而六官的讹误也就可以类推考察。嘉熙年间王次点又作《周官补遗》，元泰定年间丘葵又参订两家之说编成书，吴澄作《三礼考注》，首先提出这个说法，并且说冬官未曾亡佚，而是地官的文字实际上亡佚了。由此看来，那么冬官本来未曾亡佚，所亡佚的是冬官首章，所谓“惟王建国”，到“以为民极”二十个字，以及“乃立冬官司空”到“邦国”二十个字，以及大司空之职、小司空之职两条，也如同《虞书》的《舜典》实际上未曾亡佚，只是丢失了“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个字罢了。虽然如此，自从隋唐以来设立六部，大抵把学校归属礼部、财赋归属户部，实行起来也确实便利，后世有志于复古以达到太平的人，效法周公的意思而不拘泥于旧迹就可以了。（以上《周礼》）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卷七六
▲本经术以为教（中）
程颐说：“《礼记》杂出于汉儒，然而其中传授圣门绪余以及格言很多，如《乐记》《学记》之类无可非议，《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也很有至理，只有知言的人选择它，如《王制》《礼运》《礼器》，这些书也多传授古意。”又说：“《礼记》除了《中庸》《大学》，只有《乐记》最接近道，学者深思而自得，《表记》大概也接近道吧，它的言论端正。”
朱熹说：“《礼记》要兼着《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都记载其事，《礼记》只阐发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那么许多理都没有安顿的地方。”
又说：“有人说《礼记》是汉儒的解说，恐怕不对。汉儒最纯正的没有谁比得上董仲舒，仲舒的文章最纯正的没有谁比得上三策，何曾有《礼记》中的说话呢？如《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必定是古来流传得到这样的文字。”
臣按：《礼记》一书杂出于汉儒，然而不是汉儒所能作的，而是他们所传记的。《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月令》是吕不韦所作，《王制》是文帝时博士刺经所作。臣私下认为，《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