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四
？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译？固说：敌军来犯就惩罚并抵御他们，敌军撤退就防备并坚守阵地，这两句话可以说是治理军事的上等策略。至于“使理亏在对方”这一句话，则更是真正契合圣人秉持正义、阐明大道的本心，以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
惠帝时，成都王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自余王侯降门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说五部以赴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寻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莫若因其破亡之余，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
译班固又说：“西域各国与汉朝隔绝，道路遥远，得到它们没有益处，抛弃它们也没有损失，盛大的德行在于我方，不需要从那里获取什么，所以自建武年间以来，西域各国思念汉朝的威德，都乐于归附，圣人远观古今，顺应时势的适宜，保持联系而不中断，辞谢而未答应，即使是禹王安抚西戎、周公推辞白雉、唐太宗退回汗血马，也不过如此罢了。”
臣按：自古帝王都以能招致外族来归视为盛德，却不知德行在于华夏文明之地，而与那些荒凉不毛的地区无关，班固所说的得到它们没有益处、抛弃它们没有损失，盛大的德行在于我方不需要从那里获取什么，真是知言啊。
范晔说：“先王划定九州疆界，区分京畿与荒远之地，像两汉对待戎狄的方法，就失去了根本。为什么呢？先零侵犯边境，赵充国将他们迁到内地，当煎作乱，马援将他们迁到三辅，贪图暂时的安定，相信他们驯服的情态，计算日常权宜之计，忘记经世长远的谋略，这难道是识微者所为吗？”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说：“北部强悍，自古以来就是祸患。魏初人口稀少，西北各部都为戎狄居住，现在虽然服从，如果百年之后有战事警报，他们从平阳、上党不到三天就能到达孟津。应该趁着平定东吴的威势，谋臣、猛将的谋略，从北地、西河、安定迁出，恢复上郡，充实冯翊，在平阳以北各县招募死罪囚徒和三河、三魏的现成士兵四万户来充实它，逐渐迁移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的杂胡，严格内外出入的防备，明确先王荒服之制，这是万世的长策。”武帝不采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示朝廷，说：“汉朝建武年间，马援任陇西太守，讨伐叛羌，将他们的余部迁到关中，居住在冯翊、河东的空地。几年之后，族类繁衍，永初年间叛乱，夷夏都疲惫，从此之后，余烬未尽，稍有际遇就再次侵犯叛乱，魏武帝将武都氐族迁到秦川以抵御蜀汉，大概是权宜之计，现在已经受到它的弊病了。现在应该趁着兵威正盛，利用他们死亡流散与关中百姓结仇之际，迁移诸羌，安置在先零、罕幵、析支之地，迁移诸氐出关回到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之界，供给他们道路上的粮食，让他们足以自行到达，各自依附本族，返回故土，让属国、抚夷官去安抚安置他们。并州的胡人本是匈奴桀骜凶恶的寇贼，建安年间让右贤王去卑诱骗呼厨泉做人质，听任他们的部落散居六郡，现在分为五部，户数达到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如果有意外，那么并州之地可以让人寒心。正始年间，母丘俭讨伐句骊，将他们的余部迁到荥阳，户数现在以千计，几代之后必然兴盛。治理国家忧患不在人口少而在不安定，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难道需要这些人在内然后才满足吗？这些人都可以申谕遣返他们的本域，安慰他们的乡土之思，惠及中原，在计策上更为长远。”朝廷不能采用。
臣按：郭钦的疏、江统的论，是晋人心腹之病，却不能采用，后来刘、石相继兴起，都如他们所预料，自长淮以北不再有晋土，成为战争场所的几乎两百年。唉，后世的君主为国家长远考虑的人，应当为子孙计，预先有办法杜绝而消弭它。
惠帝时，成都王颖上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让他带兵，让他的儿子刘聪任积弩将军，他的右贤王刘宣对他的族人说：“自从汉朝灭亡以来，我们单于徒有虚名，其余王侯降门编户，现在我们的部众虽然衰微，还不少于二万，为什么束手受役，奄奄度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上天如果不想要匈奴生存，必定不会白白生出这个人，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恢复呼韩邪的事业，这是时候了。”于是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让他的党羽到邺城报告，刘渊告诉刘颖请求回去会葬，刘颖不答应，等到王浚和东嬴公腾起兵，刘渊对刘颖说：“现在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怕不是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抵御的，请让我回去率领五部以赴难。”刘颖高兴，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刘渊到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十天之间有众五万，不久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已经灭亡，其降唐的还有十万口，诏令群臣商议安置的适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应该全部迁到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他们耕织，永远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都安置在河北，分立酋长，统领他们的部落，那么永远没有祸患了。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然说是国家，然而他们的种类区分各有酋帅，现在应该趁着他们的离散，各自在本部设置君长，不相臣属，国家分裂就弱而易制，势力相当就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定不能抗衡中国，仍然请求在定襄设置都督府作为他们的节度，这是安边的长策。夏州都督窦静认为，安置在中国有损无益，不如趁着他们的破亡之余，假以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
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置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译他们的土地，分割他们的部落，使他们的权势削弱、势力分散，容易加以控制，可以让他们长期作为藩属臣子，永远保卫边疆。温彦博请求依照汉代建武年间的旧例，将匈奴安置在边塞之下，保全他们的部落，顺应他们的风俗，用来充实空虚的土地，让他们为中国充当屏障，这是上策。魏徵认为，突厥世代充当寇贼，是百姓的仇敌，如今幸而被打败灭亡，陛下因为他们的投降归附而不忍心杀尽，应当放他们回到原来的土地。温彦博说：“帝王对于万物，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无所遗漏，如今突厥走投无路来归附我们，怎么能抛弃他们而不接纳呢？孔子说‘教育不分种类’，如果拯救他们的死亡，给予他们生计，教导他们礼义，几年之后全部成为我们的百姓，挑选他们的酋长让他们入宫担任宿卫，畏惧威严、感怀恩德，还有什么后患呢？”太宗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策略，安置突厥投降的民众，东起幽州、西到灵州，划分突厥原来统辖的地区设置四个都督府来统领他们，其余到来的酋长都授予将军、中郎将的官职，分布在朝廷中，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几乎与朝臣数量相当，因此进入长安居住的将近一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颜师古欲置之河北，温彦博欲准汉建武故事，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与窦静之议略同，惟魏徵之议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用其酋长以为宿卫，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之叹。由是以观，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义，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思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狄步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归阴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
臣按：昔之忠臣，为国远虑者无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人小｝、契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远，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专用蕃将，遂成变乱。呜呼，可不戒哉！
天宝六载，李林甫为相，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杜边将入相之路，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岂无武臣乎？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辈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虑及此，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当贞观时，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乃为国家远虑于数百年之后，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翙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无忧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
译臣按：唐太宗时期，群臣奉诏商议安置突厥降众部落，朝中士人多主张将他们安置在河南兖、豫一带，颜师古主张安置在河北，温彦博主张依照汉代建武年间旧例，李百药主张让他们各自回到原居地并设置君长，这与窦静的意见大致相同，只有魏徵的意见是考虑防患于未然。太宗将突厥百姓分散安置到各州，任用他们的酋长担任宿卫，几年后果然发生了结社率的反叛，议论朝政的人多认为突厥留在河南不便，于是下诏让在各州的突厥人都渡河回到旧部，太宗发出了“朕没有采纳魏徵的话，几乎导致狼狈不堪”的感叹。由此看来，作为臣子不可不明白《春秋》的大义，而议论政事的人应当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这是非常明白的。
武则天时期，四方少数民族的质子大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都因为入京侍奉，看到中国法度废弛，等到回国后都成为边疆的祸害。薛登劝谏说：“戎狄与华夏不混杂，是古人所警戒的。所以让他们居住在塞外，有时来朝见，事情办完就回去，这是夏、商、周三王的法度。汉魏以来，改变他们的服饰，让他们在京师建造房屋，不让他们回国，比较其中的利害，三王是对的而汉魏是错的，拒绝他们靠近边疆是长策而扣留质子是短见。我见突厥、吐蕃、契丹因为前往入侍，都被赏赐官职，戎狄走进学校，窥探图史中的成败，熟悉山川的险易，国家虽然给他们冠带的名分，但他们狼子野心、忘恩负义，祸患必定在后头。从前申公奔逃到晋国，让儿子狐庸担任吴国的使者，教吴国作战布阵，使吴国背叛楚国；汉朝将五部匈奴迁徙到汾、晋地区，最终导致刘渊、石勒作乱。我私下计算，秦并吞天下以及刘邦、项羽用兵时，人士凋散，凭借冒顿的强盛，乘中国空虚，而高祖被困在平城，匈奴最终没有进入中国，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荒漠盐碱之地，认为穹庐优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然安于所习，所以没有窥视中国的心，不乐意归附汉朝的缘故。刘渊五部散亡却能自我振作，是因为他年少时居住在内地，熟悉汉法，鄙夷单于的简陋，窃取帝王的称号，假使他未曾内迁，不过是抢劫边境人的丝织品和酒曲，回到阴山罢了。我认为愿意充当侍子的人可以一概禁止，那么夷人就会保卫疆界，边境城邑就没有争战了。”
臣按：从前忠臣为国家深谋远虑，无所不至，薛登这番话也是思患而预防的。
唐朝自贞观以来，任用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何力都凭借忠诚勇力奋发有为，尚且不被任命为上将军，都由大臣总领节制，所以上面有余权来制约下面。
臣按：自古创业的君主经历的事情多而考虑祸患深远，他们所创立的制度法律都有深意，是后世子孙应当遵守的。唐玄宗不遵守太宗的法度，专用蕃将，于是造成变乱。唉，能不引以为戒吗！
天宝六年，李林甫担任宰相，想要杜绝边帅入朝为相的路，于是上奏说：“文臣做将领怯懦，不敢抵挡箭矢石块，不如用寒门出身的胡人，胡人则勇猛果决、熟悉战事，寒门出身则孤立无党。”皇上喜欢他的话，开始任用安禄山，至此各道节度使全部任用胡人，精兵都戍守北边，天下的形势偏重于一方，最终使安禄山倾覆天下，这都是出于李林甫专宠固位的谋算。
范祖禹说：“唐玄宗被吞灭四夷的私欲蒙蔽，想要追求一时的功绩，所以李林甫得以实行他的计谋，君主如果不能以道义制约欲望，迷途不知悔改，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臣按：李林甫想要专宠固位，杜绝边将入相的路，上奏说文臣做将领怯懦不敢抵挡箭矢石块而想要任用胡人，文臣固然怯懦不敢抵挡箭矢石块，难道没有武臣吗？当世如王忠嗣等人本来就不是文臣，为什么不任用他们呢？假使玄宗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李林甫的奸计就不能实行了。在贞观时，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是为国家在数百年之后做长远考虑，而李林甫区区只为自身在一年之间做打算，君子与小人的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的区别也就由此产生，作为君主能不谨慎选择宰相吗？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入朝奏事，请求用二十名蕃将代替汉将，韦见素对杨国忠说：“安禄山很久就有异心，现在又有这个请求，他谋反的意图明显了。”第二天入朝见驾，皇上迎上前说：“你们怀疑安禄山吗？”韦见素于是极力陈述安禄山谋反已有迹象，所请求的不可以答应。皇上不高兴，最终听从了安禄山的请求。有一天，杨国忠、韦见素对皇上说：“臣有计策可以坐消安禄山的阴谋，如果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召他到京城，让贾循、吕知诲、杨光翙分别统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那么势力就自然分散了。”皇上听从了，已经起草诏书而没有发出，又派遣中使辅璆琳带着珍果赏赐安禄山，暗中观察他的变化。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厚礼，回来极力说安禄山没有二心，皇上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他，必定没有异心，我自己担保他，你们不用担心。”
臣按：自古帝王用人不局限于世族类别，蕃将之中如汉朝的金日磾、唐朝的阿史那忠等不能说没有人，然而治理国家的道理应当遵循常规、顺从多数，不可以因为一两个人而废弃千百人，因为偶然现象就怀疑常规现象。为什么呢？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等到混杂相处久了就不知不觉
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联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强、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说、宋之郭药师，岂非后世之永鉴哉？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阿跌光颜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岂非万世之良法乎？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
译既然已经合为一体，正值太平无事之时，聚居在一起依托安身，彼此联络亲近，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是把并州当作故乡的人很多了。他们感恩图报之心、忠君尊上之念本来并非没有，不仅没有异心，指天誓日确实像金石那样坚固，生死不渝。一旦有战乱警报、边境变故，我方势力正强、士气正盛、根基正固，他们本来不敢有异心；不幸我方弱小他们强大、我方战败他们战胜，那么他们就会持观望态度，根据成败决定去留，这类事情不能没有。更严重的像汉代的中行说、宋代的郭药师，难道不是后世的永久鉴戒吗？然而唐代的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其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等人，都能明晓大义而刚毅坚定不改变，被《唐史》所称颂，其中功勋名声特别显著的则有浑瑊、阿跌光颜等人，难道可以因为不是华夏人就弃之不用吗？回想我祖宗朝，凡是归顺朝廷并建立功勋的人，往往赐予他们封爵，授予他们显要职务，只是对于五府诸卫的主帅、各边境统兵的大将等职位有所限制，不让他们专权，这大概符合唐代不任用蕃将担任上将的意思。在任用之中寓含制驭之意，不仅使上级对下级没有后顾之忧，也使下级能够保全自身直到终老，难道不是万世的良法吗？圣明的子孙应当遵循实行，万世不可轻易改变。
以上内外之限（下）
▲慎德怀远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柔（宽而抚之）远能（扰而习之）迩，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难（拒绝也）任人（包藏凶恶之人），蛮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顺治，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
孙觉曰：“夫以尧舜之时，圣贤相会，宜有长策成算以厌伏四夷，然其言专以难任人为本，盖任人处内则主听眩，主听眩则任使不明、忠邪杂进，虽有知勇安所施？任人放远则智者竭其智、勇者献其力，夫如是，则何蛮夷之足虑哉？”
《大禹谟》：益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见曰王。帝于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惧，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则治道益隆，四夷之远莫不归往矣。”
臣按：上文所谓“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不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是即“无怠无荒”之实也。夫人君儆戒于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国都之内，何预于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谨，万事为之废弛，一言有失，四方为之传播，是故自古镇服外国之道不在于边鄙而在于朝廷，虽以舜大圣人而伯益犹以怠荒为戒，良以一人无怠荒之失则四夷有归往之诚，外无边患则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荣之乐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犹切切儆戒如此，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为其臣者不敢辄出一言谏正，或者又从而从臾之，其臣可谓不忠矣，而其君亦岂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佐也）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至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还也）师振（整也）旅，帝乃诞（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两阶（宾主之阶），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师临之阅月，苗民犹不听服也，是时益盖从禹出征，以苗负固恃强，未可威服，故赞佐于禹以为惟德可以动天，其感通之妙无远不致，盖欲禹还兵而增修其德也。满损谦益，即《易》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也。诚感物曰諴，益又推极至诚之道，以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于苗民乎？言班师七旬而有苗来格也。史臣以禹班师而归，弛其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适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
陈栎曰：“益之赞禹，谓天道之远而德可动，神明之幽而诚可感，苗亦人耳，岂有德之盛、诚之至而不可动者？当不烦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赞禹，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者，若就战伐言之，小国若能制节谨度，不敢纵逸，则必得大国宾礼之益，不然，负其强固，侮慢自贤，则大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谋动干戈，所损大矣。大国若能包含遍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国宾贡之益，不然，恃其众大，非礼侵陵，则小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虿之毒，岂得无损哉？若是者即《易》所谓亏盈而益谦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体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则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兴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西方蛮夷国名）底贡厥獒（犬高四尺），大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服，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蛮，多之称也。武王克商之后，威德广被九州之外，蛮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盖蛮夷来王则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开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谓之慎者，盖必兢兢业业不敢有须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归之明王者，盖人心虚灵不昧，乃能知所谨，彼昏迷蔽塞者乌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谨，则虽宫禁之中左右
译以上为内外界限的下篇。
▲谨慎德行、怀柔远方的道理
《舜典》记载：舜咨询十二州的州牧（负责养育百姓的官员）说：“让百姓吃饱饭要顺应农时，对远方的人要宽厚安抚，对近处的人要柔顺教化，厚待仁厚之人，而拒绝任用奸邪之人，这样蛮夷各族就会全都顺服。”
朱熹说：“如果这五项措施都能处理得各得其宜，那么不仅中原地区会顺从治理，即使是蛮夷国家也会相继服从。”
孙觉说：“在尧舜那个时代，圣贤汇聚，理应有长远的策略和成熟的计划来使四方夷狄心服，然而他们的言论专门以拒绝任用奸邪之人为根本。这是因为奸邪之人如果在朝廷内部，就会使君主视听迷惑；君主视听迷惑，就会用人不明，忠臣与奸佞混杂进用，即使有智谋和勇力的人，又能施展到哪里去呢？如果把奸邪之人放逐到远方，那么有智慧的人会竭尽智谋，有勇力的人会贡献力量，像这样，还有什么蛮夷值得忧虑的呢？”
《大禹谟》记载：伯益说：“不怠慢不荒废，四方夷狄就会来朝见称王。”
朱熹说：“九州之外的地区，每隔一定时期来朝见一次称为‘王’。帝王在这时以上述八件事早晚告诫自己，心中不怠慢，事务不荒废，那么治理之道就会更加兴盛，远方夷狄没有不归附前往的。”
臣按：上文所说的“警惕戒备没有忧患，不丧失法度，不游荡安逸，不沉溺享乐，任用贤人不二心，去除奸邪不迟疑，可疑的计谋不施行，各种志向都显扬，不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不违背百姓意愿去顺从自己的私欲”，这就是“不怠慢不荒废”的实际内容。君主在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城国都之内警惕戒备，这与四方夷狄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一旦念头不谨慎，万事就会废弛；一句话有失误，四方就会传播。因此，自古以来镇服外国的道理不在于边疆，而在于朝廷。即使是像舜这样的大圣人，伯益仍然以怠慢荒废来告诫他，实在是因为君主没有怠慢荒废的过失，四方夷狄就会有归附的诚意；外部没有边患，内部就有良好的治理，我们的君主就能享受安定、富裕、尊贵、荣耀的乐趣了。唉，伯益侍奉的是舜，尚且如此急切地告诫，后世的君主没有舜万分之一的美德，却想要对四方夷狄挑起事端，而他的臣子不敢轻易进言劝谏纠正，有的人甚至反而怂恿他，这些臣子可以说是不忠了，而他们的君主又难道是明智的人吗？
过了三十天，三苗的百姓违背命令。伯益辅佐禹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无论多远没有不到的。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至诚能感动神明，何况是三苗呢？”禹拜谢这美好的言论说：“是的。”于是撤军整顿部队，帝舜于是大力推行文德教化，在两阶（宾主之阶）上跳起干羽之舞，七十天后三苗前来归顺。
朱熹说：“三旬，就是三十天。用军队压境过了一个月，三苗百姓仍然不听服。这时伯益大概跟随禹出征，因为三苗依仗坚固和强大，不能用武力征服，所以辅佐禹说只有德行可以感动上天，其感通的妙处没有远方不能到达，大概是希望禹撤军而增进修养德行。自满招损、谦虚受益，就是《易经》所说的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真诚感动事物称为‘諴’，伯益又推究至诚的道理，认为神明尚且能被感动，何况是三苗百姓呢？说撤军七十天后三苗前来归顺。史官因为禹撤军归来，放松了威武，专门崇尚德教，干羽之舞从容不迫，三苗的归顺正好发生在这个时间，所以作史的人就根据事实来形容有虞氏的德行。”
陈栎说：“伯益辅佐禹，说天道虽然深远但德行可以感动，神明虽然幽深但真诚可以感化，三苗也是人，哪有德行盛大、真诚至极而不能感动的呢？应当不烦劳用兵就自然顺服了。”
臣按：伯益辅佐禹所说的“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如果从战争征伐的角度来说，小国如果能够节制谨慎，不敢放纵逸乐，就一定能得到大国以宾客之礼相待的益处；如果不这样，依仗其强固，傲慢自以为是，那么大国有不能忍受的地方就会谋划动用武力，损失就大了。大国如果能够包容覆盖，嘉奖善行而怜悯无能者，一定能得到小国进贡的益处；如果不这样，依仗其人多势众，不依礼法侵犯欺凌，那么小国有不能忍受的地方，就会肆意发挥蜂虿般的毒害，难道能没有损失吗？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易经》所说的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这是天道的规律。在上位的人体察天道来爱护小国，在下位的人奉行天道来侍奉大国，那么上下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战争就不会兴起了。
《旅獒》记载：在战胜商朝之后，于是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旅（西方蛮夷的国家名）进献了他们的獒犬（身高四尺的犬），太保（召公奭）于是作了《旅獒》，用来训诫周王。说：“唉，贤明的君王谨慎德行，四方夷狄全都宾服，没有远近之分，全都进献地方特产。”
蔡沈说：“九夷八蛮，是表示多的说法。武王战胜商朝之后，威德广泛传播到九州之外，蛮夷戎狄没有不翻山越岭、航海而来朝见的。说开通道路，大概是蛮夷来朝见称王，道路自然就通了，并不是武王有意去开拓四方夷狄，扩大疆土。”
臣按：德行之所以称为谨慎，大概是因为必须兢兢业业，不敢有片刻的放纵。谨慎德行而一定要归结于贤明的君王，大概是因为人心虚灵不昧，才能知道所应谨慎的地方，那些昏昧闭塞的人哪里知道所应谨慎的呢？德行昏昧而不谨慎，那么即使在宫禁之中，左右……
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京辇之下百官庶姓之众，或有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远而能得其来宾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当何如而用功？《大学》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译服侍君主的人有时会引起怨恨，京城之内百官和百姓众多，有时也会激起愤怒，何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那样遥远的地方，又怎么能让他们前来朝见呢？所以君主的德行不可以不彰明，既然彰明了，尤其不可以不谨慎。因此，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应当怎样用功呢？《大学》说：“想要使意念真诚，首先要获得知识。”
《鲁颂》曰：翩彼飞鸮（恶声之鸟），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实），怀我好音。憬（觉悟也）彼淮夷，来献其琛（宝也），元（大也）龟（尺二寸）象齿，大赂（遗也）南金。
曹居贞曰：“传曰‘桑黮甘甜，鸱鸮革响’，是知鸮食桑黮则其音变而美也。泮林有黮，鸮来食之，归我好音，则淮夷被泮宫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诗，说者以为鲁侯与群臣燕饮泮宫而作。所谓淮夷之服，盖无此事，诗人颂祷愿望耳，虽然，学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则义理明，义理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王。
臣按：越裳重译来朝，可见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则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可见周之德格乎天矣。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训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谴责）不贡，告（以文辞告晓之）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戎之二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示也）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危也）顿（败也）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言其立性淳朴），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纯专固守而身不移），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无故兴万里之师，所费不知几何，而所得者仅四狼、四鹿而已。呜呼，损亿兆之财，弃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偿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轻我中国，不复朝贡，则并其先世以来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损又不但财而已。
《论语》：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朱熹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
臣按：所谓文德者，德即《虞书》“惟德动天”之德，文即《禹贡》“揆文教”之文也。文德与武功对，所谓文德之修即内治之有条理者是也。
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疏曰：“虏今人畜度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平声）在陛下，岂宜固守文德而隳其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平声）购赏，谕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匈奴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启中兴之运，悼斯民之涂炭，亲拯救而抚摩之，初遣冯异入关，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还定安集之耳。复遣岑彭击蜀，告以每一发兵发动皓白，常
译《鲁颂》说：那翩翩飞翔的鸮鸟，停落在泮水边的树林里，吃着我桑树的果实，却怀着美好的声音归来。那些淮夷之人觉悟过来，前来进献他们的珍宝，有大龟、象牙，以及大量的南金。
曹居贞说：“传文说‘桑实甘甜，鸱鸮改变鸣声’，由此可知鸮鸟吃了桑实后，它的声音就变得美好了。泮林里有桑实，鸮鸟来吃它，带给我美好的声音，那么淮夷受到泮宫教化的影响，难道有不改头换面而柔顺归服的吗？”
臣按：《泮水》这首诗，解说的人认为是鲁侯与群臣在泮宫宴饮时所作。所谓淮夷归服的事，大概并没有这回事，只是诗人颂祷的愿望罢了。虽然如此，学校是修崇教化的地方，教化修明则义理彰明，义理彰明则人心稳固，人心稳固则士气振奋，士气振奋则那些愚昧冥顽的人也将警惕感动，幡然归顺了。
交阯以南有越裳国，周公摄政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越裳国通过多次翻译献上了白雉，说：“道路遥远，山川险阻，使者言语不通，所以经过多次翻译来朝见。”成王把白雉归还给周公，周公说：“恩德没有施加于人，君子就不享用其贡品；政治没有施及于人，君子就不臣服其人，我凭什么得到这样的赏赐呢？”越裳使者请求说：“我接受我国老臣的命令说：‘很久以来，天上没有狂风暴雨，莫非中国有圣人吗？如果有，何不前往朝见呢？’”周公于是将白雉归还给成王。
臣按：越裳国经过多次翻译来朝见，可见周的恩德普及到百姓，而他们朝见的原因说是“很久以来，天上没有狂风暴雨”，可见周的恩德感动了上天。
《国语》记载：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先王的训诫是，有刑罚不祭祀，讨伐不祭祀，征讨不献享，谴责不朝贡，以文辞告晓不称王，于是就有刑罚的法令，有攻伐的军队，有征讨的准备，有威吓谴责的命令，有文辞告晓的话语。颁布命令陈述辞令而仍然不来，就再修明自己的德行，不要使百姓劳苦于远方，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归服的。现在自从大毕、伯士死后，犬戎按照职分来朝见天子，天子却说‘我一定要以不献享为由征讨他们’，并且展示武力，这恐怕是废弃先王的训诫而让君王陷入危险败亡吧！我听说犬戎立性淳朴，能够遵循旧有的德行而坚守纯固不变，他们有能力抵御我们。”穆王不听，于是征讨犬戎，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从此荒服之地的君长不再来朝见。
臣按：穆王征讨犬戎，无故发动万里之师，所费不知多少，而所得的仅仅是四只狼、四只鹿罢了。唉，损耗亿万百姓的财富，抛弃千万人的性命，所得抵不上所失，又使得荒服之地的君长从此轻视我们中国，不再朝贡，连祖先以来保世治国的器具都失去了，其损失又不只是钱财而已。
《论语》：孔子说：“大概平均就没有贫穷，和睦就没有人少，安定就没有倾覆，像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已经招致来了就使他们安定。”
朱熹说：“均指各得其分，安指上下相安。内部治理修明然后远方的人归服，有不归服的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也不应当使军队劳苦于远方。”
臣按：所谓文德，德就是《虞书》中“惟德动天”的德，文就是《禹贡》中“揆文教”的文。文德与武功相对，所谓修明文德就是内部治理有条理的意思。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请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疏说：“敌人现在人畜度过死亡，旱蝗赤地，疲困乏力，抵不上中国一个郡，万里死命悬在陛下手中，难道应该固守文德而荒废大事吗？现在任命将领临边，厚悬赏赐，告知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击其左，发动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的羌胡攻击其右，这样，匈奴的灭亡不过数年。”诏书回复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是德，刚是贼，弱是仁的辅助，强是怨恨的归宿。所以说有德的君主用所乐之事使百姓快乐，无德的君主用所乐之事使自己快乐，使百姓快乐的人他的快乐长久，使自己快乐的人不久就灭亡。舍弃近处谋划远处劳苦而无功，舍弃远处谋划近处安逸而有终，安逸的政治多忠臣，劳苦的政治多乱人，所以说致力于扩大土地的人荒废，致力于扩大恩德的人强大，拥有自己所有的人安定，贪图别人所有的人残暴。残暴毁灭的政治，虽然成功必定失败。’现在国家没有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能自保，又想要远事边外吗？孔子说：‘我担心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况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常多失实，如果真的能用天下的一半力量消灭大寇，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不是时候，不如休养生息。”从此将领们不敢再谈论兵事。
戴溪说：“光武帝开启中兴的运势，哀悼百姓遭受涂炭，亲自拯救抚摩他们，起初派遣冯异入关，告诫他征伐不一定屠城，关键在于还定安集罢了。又派遣岑彭击蜀，告诉他每次发兵发动皓白，常
欲置隗嚣、公孙述于度外。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务休息群黎而巩固汉业，其肯遵高祖颠沛之畏涂、蹈武帝虚耗之覆辙而舍近谋远，争胜负于夷狄乎？故二将抗章比伐，诏引黄石公刚强柔弱之说而报之，帝王之道然也。”
译打算将隗嚣、公孙述置之度外。自从陇蜀平定之后，除非有紧急军情，未曾再谈论军事，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并巩固汉朝基业，难道肯遵循汉高祖颠沛流离的险途、重蹈汉武帝虚耗民力的覆辙，而舍近求远，与夷狄争胜负吗？所以两位将领接连上奏章请求讨伐，皇帝引用黄石公关于刚强与柔弱的道理来答复他们，这是帝王之道应有的做法。”
臣按：光武此诏所谓“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又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与夫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凡此皆药石之格言，无间古今皆所同然也。后世人主有欲勤兵于远者，尚其鉴诸。
以上慎德怀远之道
▲译言宾待之礼
《周礼》：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郑玄曰：“怀，来也。远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谕德延誉以来之。”
王昭禹曰：“致方贡则远方所贡之物，若‘西旅底贡厥獒’是也；致远物则致远方所献之物，所谓‘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是也。远方之有贡，犹六服之贡，则世一见，各以其所贡之宝为挚是也；远方有所献之物，犹六服诸侯之献国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来以为之礼也。达之以节，达民以旌节，达贡物以玺节也。治其委积，所以备其用也；治其馆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饮食，所以顺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设官以待外夷之来朝贡者，达之以节则其往来关津道路之间无有留难淹滞之阻，即今给驿卷也；治其委积、馆舍、饮食则其日用居止、饩廪、刍秣而无饥寒困乏之忧，即今之馆驿廪给及有司馈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怀远人也，名官而谓之怀方氏，岂无意也？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谓蕃国之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
郑玄曰：“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摈相之，从来至去皆为相而诏侑其礼仪也。”
朱申曰：“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国遣使来朝贡，不晓中国言语，故象胥传王言而开谕解说之，如此，则远人之心和而不乖、亲而不疏也。若蕃国之君，世一见之，其礼不同于中国，象胥则教之使协于礼，其言不通于中国则传其言辞，出则送之，入则逆之，礼节以相接，币帛以致享，辞令以相与。接宾曰摈，赞礼曰相。”
臣按：外国之人其拜揖、进退、拜伏之礼不同于中国，象胥掌教之以中国之仪，用协于礼也，夫上有所言则象胥为之传导而开谕晓说之，然后从而译其言以达之于上焉。今制鸿胪寺设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郑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无朝贡之岁，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则蕃国之君无执玉瑞矣，所贵者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
《礼记》：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
方悫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周官》通谓之象胥，而世俗通谓之译也。”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蒙古、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其陈说、辨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我文皇帝始设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鞑、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缅甸、曰百夷，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蕃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
译臣按：光武帝这道诏书所说的“有德行的君主用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使百姓快乐，无德行的君主用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只让自己快乐；使百姓快乐的，他的快乐长久；只让自己快乐的，不久就会灭亡。舍弃近处而谋划远处，劳苦而没有功效；舍弃远处而谋划近处，安逸而有结果”，又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会使国家荒废，致力于广布德行的人会使国家强盛，拥有自己所有东西的人能安定，贪图别人所有东西的人会变得残忍”，以及人们连自身都保护不了却想要去远方侍奉边外地区，传闻的事情常常失实，凡此种种都是如药石般珍贵的格言，无论古今都是相同的道理。后世君主如果有想要到远方用兵的，应当以此为鉴。
以上讲的是谨慎德行、安抚远方的道理。
▲译言宾待之礼
《周礼》记载：怀方氏掌管招来远方的百姓，接收各地的贡品、远方的特产并负责送迎，用符节来通达往来，管理好他们的物资储备、馆舍和饮食。
郑玄说：“怀，就是招来的意思。远方的百姓，指四方夷狄的百姓，通过宣扬德行、延揽声誉来招致他们。”
王昭禹说：“接收各地贡品，指远方进贡的物品，就像‘西旅进贡他们的猛犬’那样；接收远方特产，指接收远方进献的物品，所谓‘无论远近，都进献当地特产’就是如此。远方有贡品，如同六服之地的贡品，是一代君主见一次天子，各自用他们所进贡的宝物作为见面礼；远方有所进献的物品，如同六服诸侯进献国家的珍宝。送迎他们，是送别离去者和迎接到来者，以此作为礼仪。用符节来通达，是用旌节来通达百姓，用玺节来通达贡物。管理物资储备，是为了准备他们的使用；管理馆舍，是为了让他们居住安定；管理饮食，是为了顺应他们的嗜好。”
臣按：成周时期设置官员来接待前来朝贡的外夷，用符节来通达往来，那么他们在关津道路之间往来就没有滞留阻碍，这就是现在的驿卷；管理他们的物资储备、馆舍、饮食，那么他们日常居住、粮食、草料就没有饥寒困乏的担忧，这就是现在的馆驿供给以及有关部门的馈赠。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安抚远方的人，将官职命名为怀方氏，难道没有深意吗？
象胥掌管蛮、夷、闽、貉、戎、狄等国的使者（指藩属国的使者），掌管传达天子的话语并开导解说，以此来和睦亲近他们。如果按时入朝为宾客，就协调他们的礼仪、协助他们的言辞、传达他们的话语，凡是他们出入送迎的礼节、币帛、辞令，都作为宾客的相礼协助他们。
郑玄说：“通晓外国语言的人叫象胥，凡是他们出入送迎的礼节、币帛、辞令，都由象胥作为相礼协助，从他们来到直到离去，都作为相礼来教导和辅助他们的礼仪。”
朱申说：“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国的使者前来朝贡，不懂中原的语言，所以象胥传达天子的话语并开导解说，这样，远方人的心就会和睦而不违逆、亲近而不疏远。如果藩属国的君主，一代见一次天子，他们的礼仪不同于中原，象胥就教导他们使符合礼仪，他们的言语不通于中原就传达他们的言辞，出去就送别，进来就迎接，用礼节来相接，用币帛来进献，用辞令来交往。接待宾客叫摈，赞导礼仪叫相。”
臣按：外国人的拜揖、进退、跪拜之礼不同于中原，象胥掌管教导他们中原的礼仪，用以符合礼制。天子有所言说，象胥就为之传导并开导解说，然后接着翻译他们的言语以传达给天子。现在的制度中鸿胪寺设有通事官，就是周代的象胥。
大行人，九州之外称为藩国，一代君主见一次天子，各自用他们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
郑玄说：“九州之外，是藩服之地。没有固定的朝贡年份，父亲去世儿子继位以及新王即位时才来一次，各自用他们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那么藩属国的君主就没有执持玉瑞的礼仪了，所珍视的宝物就像犬戎进献白狼、白鹿那样。”
《礼记》记载：中原、夷戎五方的百姓都有各自的性情，不可改变，五方的百姓言语不通、嗜好欲望不同，要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
郑玄说：“五方百姓的性情不可改变，是地气使然。”
方悫说：“因为言语不通，所以必须通达他们的志向；因为嗜好欲望不同，所以必须沟通他们的欲望。想要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没有寄、象、鞮、译就不行，所以先王设置官职来掌管。寄是说能在此寓含风俗的差异，象是说能仿照彼处风俗的差异，鞮是想辨别服饰的差异，译是想辨析言语的差异，《周官》通称为象胥，而世俗通称为译。”
臣按：翻译语言的官员自古就有，然而只是翻译他们的言语而已。那时外夷还没有文字，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有天竺文字，后来回回、女直、蒙古、缅甸等国中聪明的人各自根据本国习俗创造了一种文字，他们前来朝贡以及陈述、辩诉、求取时各自使用本国的文字，必须加以翻译然后才知道他们的意向所在。唐宋以来虽然有润文、译经使的官衔，但只是用来翻译佛经而已。我朝文皇帝开始设立八馆，叫西天馆、鞑鞑馆、回回馆、女直馆、高昌馆、西蕃馆、缅甸馆、百夷馆，起初用举人担任，他们在礼部考试时就用番书翻译他们所写的文章，经义稍通的人得以联名于进士榜，授予文学职务，而翻译书籍如故，后来又挑选俊才让他们专门从事这一行业，技艺
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盖此一事似缓而实急，似轻而实重，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或知之而未尽，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远情，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专设官以司之，其虑远哉。
译成化年间，六部大臣对通事进行考核，通晓者授予冠带，又过了三年授予官职，这是重视选拔的缘故。这件事看似缓慢实则紧急，看似轻微实则重要。一旦外夷有事上书陈述情况，如果人人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意思，或者知道了却不完全明白，那么我们应对他们的言辞岂不就会自相矛盾吗？这不仅会失去对远方情况的了解，甚至可能引发边境争端。我们的文皇帝专门设立官职来掌管此事，他的考虑真是深远啊。
《明堂位》：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
孔颖达曰：“按职方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数不同者，文异尔。九州之外，夷狄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来朝也。”
陆佃曰：“九采之国，所谓要服、荒服欤。四塞，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也。”
陈澔曰：“夷蛮戎狄各从其方之门而以右为尊，独南面东上者不然，方氏以为南面疑于君，故与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臣按：此古者蕃国君长来朝入门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八曰柔远人也。又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朱熹曰：“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又曰：“远人来至去时有节以授之，过所在为照，如汉之出入关者用繻，唐谓之给过所者是也。”
臣按：《周礼》秋官环人所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送逆及疆是则为之授节以送之也；地官遗人所掌邦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是则丰其委积以迎之也。旧注以柔远人为蕃国，朱注始以为无忘宾旅，盖以九经之次列于怀诸侯之上，以远先近非其序也。窃意成周盛时，环人、遗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间，非特为中国设也，则虽夷狄之经行者亦为之送迎焉，况九经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谓之人，意者凡远去其家乡而出于道途、以朝京阙者皆给之欤？
《汉志》：典客，秦官，掌归义蛮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此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载，臣以为汉大鸿胪即今鸿胪寺卿，译官即今通事之职，典属国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欤？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赞称臣而不名。”
荀悦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臣按：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说，其知内外之旨，明于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贡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视品给以衣冠裤褶，初至及辞设会参曰设食。
臣按：外夷而来朝给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谓之会而不以宴名，盖不备燕享之礼也，然惟主之以礼部之属，而未尝专命大臣，后世乃或有用武将待之者，臣窃以为非宜。盖礼仪非武臣所宜预，将乃吾国之爪牙，止可使敌闻其名，不可使敌识其面，设或有貌不扬如裴度者，中虽有智，彼恶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将相，关系亦不小也。吁，武将且不可，况内侍乎？昔童贯初使辽也，辽人以为宋无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启其轻
译《明堂位》记载：九夷的国家，位于东门之外，面朝西方，以北为尊；八蛮的国家，位于南门之外，面朝北方，以东为尊；六戎的国家，位于西门之外，面朝东方，以南为尊；五狄的国家，位于北门之外，面朝南方，以东为尊；九采的国家，位于应门之外，面朝北方，以东为尊。四方边塞的部族，每隔一世就来朝见。
孔颖达说：“按照《职方氏》的说法，有九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数目不同，是因为文献记载不同罢了。九州之外，夷狄作为四方边塞的屏障，每隔一世来朝见一次，或者新王即位以及君主嗣位时都来朝见。”
陆佃说：“九采的国家，大概就是所谓的要服、荒服吧。四塞，就是指九夷、八蛮、六戎、五狄。”
陈澔说：“夷、蛮、戎、狄各自从所在方位的门进入，并以右为尊，唯独南面以东为尊的情况不是这样，方氏认为南面疑似君主之位，所以与北面者一样以东为尊。四塞，就是九州之外的夷狄。”臣按：这是古代藩属国君长来朝见时，入门站立排列次序的制度。
《中庸》记载：孔子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其中第八条是安抚远方的人。又说：安抚远方的人，四方的人就会归附，送别远行的人，迎接到来的人，嘉奖善良的人，怜悯无能的人，这就是安抚远方的人的方法。
朱熹说：“送别时授予符节，迎接时丰厚地储备物资。”又说：“远方的人到来，离开时授予符节作为凭证，经过的地方予以关照，就像汉代出入关隘使用繻帛，唐代称为给过所一样。”
臣按：《周礼》中，秋官环人掌管送迎邦国通行的宾客，用路节通达四方，送迎到达边境，这就是授予符节送别他们；地官遗人掌管国家的物资储备以接待宾客，郊野的物资储备以接待羁旅之人，十里设有庐舍，庐舍中有饮食，三十里有住宿，住宿处有物资储备，五十里有市场，市场有候馆，候馆有积蓄，这就是丰厚储备物资以迎接他们。旧注认为柔远人是指藩属国，朱熹的注释开始认为是指不忘宾客旅人，大概是因为九经的次序列在怀柔诸侯之上，以远先近不符合次序。我私下认为，成周盛世时，环人、遗人所掌管的在道路之间，不仅仅为中国设立，那么即使是经过此地的夷狄也为其送迎，何况九经的名称，其中第八条各有指代，而这里通称为人，大概凡是远离家乡而出行在道路、前往京城朝见的人，都给予供给吧？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典客，是秦朝的官职，掌管归顺的蛮夷事务，景帝时改名为大行令，武帝时改名为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这是秦汉以来设立官职主管蛮夷事务的开始。所谓大行令，就是《周礼》中行人的职掌，译官就是《王制》所说的寄、译之类。考察史书，昭帝任用苏武为典属国，也是掌管夷狄事务的官职，而《百官表》没有记载，臣认为汉代的大鸿胪就是现在的鸿胪寺卿，译官就是现在的通事职务，典属国大概就是现在御前通事的武臣吧？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在五原塞表示归顺，愿意朝见。三年正月，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礼仪。丞相、御史说：“单于朝见祝贺，应该像诸侯王一样，位次排在下面。”萧望之认为：“单于不是正朔所加封的，所以称为敌国，应该用不臣属的礼节对待他，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上。外夷叩首称藩，中国谦让而不以臣属待之，这就是羁縻的情谊，谦让亨通的福分。《尚书》说‘戎狄属于荒服’，是说他们来归服时忽远忽近没有常度，如果匈奴的后代最终像鸟鼠一样逃窜潜伏，缺少朝见进贡，也不算是叛逆之臣，这是万世的长策。”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自称北藩，朝见正朔，用客礼对待他，让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拜见时赞称臣但不直呼其名。”
荀悦说：“《春秋》的大义，王者没有内外之分，想要统一天下。戎狄路途遥远，人迹隔绝，所以正朔不及，礼教不加，并不是尊重他们。《诗经》说‘从那氐羌之地，没有敢不来朝见的’，所以要服、荒服的君主必须奉行王命进贡，如果不供职就有辞让号令加在他们身上，并不是敌国的意思。萧望之的议论僭越失序，扰乱天常，不符合礼制。”
臣按：胡安国说荀氏这样说，他懂得内外的旨意，通晓驾驭戎狄的方法。
《唐书·百官志》记载：主客郎中，掌管各藩属国朝见的事务。不同风俗的人来进贡，刚到达的州，发给文书核实人数，称为边牒，藩州都督、刺史按照品级供给衣冠裤褶，刚到达以及辞别时设宴会见称为设食。
臣按：外夷来朝见供给衣冠、宴饮，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然而《唐志》只称为会而不称为宴，大概是不具备完整的燕享礼节，然而只是由礼部的属官主持，而没有专门任命大臣，后世有时有用武将接待的，臣私下认为不合适。大概礼仪不是武臣应该参与的，将领是我们国家的爪牙，只可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名声，不可以让他们认识我们的面貌，假使有相貌不扬如裴度的人，心中虽然有智慧，他们怎么知道呢？或许因此轻视我们的将相，关系也不小啊。唉，武将尚且不可以，何况内侍呢？从前童贯初次出使辽国，辽人认为宋朝无人，因此以此判断宋朝失政而开始轻视
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鉴也。
鸿胪寺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诸蕃封命则执册而往，凡献物皆各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其属有典客署令，掌四夷归化朝贡，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
译轻蔑之心，这是前代的明鉴啊。
鸿胪寺统领典客、司仪两个署，凡是四方少数民族的首领，按照其声望高低的簿册来朝见，辨别他们的等级位次，各少数民族的封授任命则拿着册命前往，凡是进献的物品都各自拿着来朝见，骆驼和马则陈列在朝堂上，不够资格进献的由州县留下。其下属有典客署令，掌管四方少数民族归顺教化、朝贡，酋长首领来朝见的供给粮食，生病就派遣医生供给汤药，去世就供给所需物品，返回部落赏赐物品就协助他们接收，教导拜谢的礼节。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既有宴赐资给，其不幸而病及丧者亦有给赐焉。
宋设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
臣按：唐、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
四夷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北阿，又设其诸官位于后。所司引其国君，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御位，典仪赞拜，国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仪。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元丰八年，夏使来，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辞诣垂拱殿。
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蛮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盖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固非一视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前者文泰之来，缘道供亿甚苦，若诸国皆来，将不胜其弊，姑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蛮夷慕义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既不为所欺绐，而又不失其礼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
臣按：诸蕃初入贡者，前此未有体例，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欺无失矣。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虽与朝贡者不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为生民扰害，亦往往有类此者。汲黯论匈奴来降，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况后世人心不古，非独中国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为之制，随其地远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所遣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许一贡，期限不及者不许，如此，，则朝廷既得怀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
译臣按：唐朝对待前来朝贡的藩属和夷狄，既有宴饮赏赐和资助供给，对于不幸患病或去世的，也有赏赐抚恤。
宋朝设立鸿胪寺，掌管四方夷狄朝贡时的宴饮慰劳、赏赐供给、送迎接待等事务。凡是四方夷狄的君长使者前来朝见，辨别其等级位次，以宾客之礼相待，安排馆舍并颁布觐见辞别、赏赐宴饮的仪制，告诫有关部门提前筹备。如果有贡品，则统计数量上报四方馆，引见进献；对于各藩属国的册封，则执行相应的礼仪命令。
臣按：唐、宋两朝都有对各藩属国进行册封的礼仪。
四方夷狄的君长前来朝见，先派遣使者到候馆迎接慰劳。第二天，在乾元殿奉见，设置黄麾仪仗和宫悬大乐典仪，将君长的位置设在悬南道西的北角，又将其属官的位置设在后面。有关部门引导该国君主，穿着本国服饰，到达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导就位，皇帝穿着通天冠、绛纱袍登上御位，典仪赞颂拜礼，国君行拜稽首礼，侍中传达皇帝旨意降阶慰劳，都再拜稽首，然后回到原位。引导该国属官依次入位，拜礼如仪。至于赐宴和接受各国使者的表章及币帛，都有仪制，详细记载在《开宝通礼》中。元丰八年，西夏使者前来，诏令西夏使者觐见辞别的仪制依照嘉祐八年的规定，在皇仪殿门外觐见，辞别时前往垂拱殿。
凡是藩属使者同一天觐见和辞别的，先排西夏，其次高丽，其次交阯，其次海外藩客，最后才是蛮夷。
臣按：接待外夷朝见都在别殿，不在常朝的地方，同一天辞见也有先后次序，大概朝廷对待外夷不能没有厚薄之分，同时接待却区别对待其礼仪，固然不是一视同仁的做法，也恐怕因此激起他们愤愤不平之心。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西域各国都借曲文泰之便请求朝见，皇上命令曲文泰派人去迎接他们，魏徵劝谏说：“从前光武帝不听从西域送人质、设置都护的建议，认为不应该让蛮夷劳累中国。先前曲文泰前来，沿途供应非常辛苦，如果各国都来，将承受不了这种弊端，暂且听任他们商人往来与边民交易就可以了，如果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不是中国的利益。”当时所派使者已经出发，皇上急忙制止。
臣按：君主行事应当务实，不可追求虚名，蛮夷仰慕道义前来朝见，固然是美事，但其中也有贪图中国货物而假借朝贡名义的，不可不知道。所以对待他们，关键在于掌握轻重适宜，既不被他们欺骗，又不失礼节就可以了。
宋哲宗元祐年间，学士院上言：“对于初次前来进贡的各藩属国，请求命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调查其国家距离远近、大小，与目前进贡的国家相比，核实清楚后上报，以便待遇之礼不至于失当。”
臣按：对于初次进贡的各藩属国，此前没有先例，根据他们的说法制定礼节，就不会有失误了。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率领部众来投降，汉朝调发两万辆车去迎接，官府没有钱，向百姓赊借马匹，百姓有的藏匿马匹，马匹不够，皇上发怒，想要斩首长安令，右内史汲黯说：“长安令无罪，只斩我汲黯，百姓才肯拿出马匹。况且匈奴背叛其君主投降汉朝，汉朝慢慢按县次传递他们，何至于让天下骚动，使中国百姓疲敝呢？”皇上沉默不语。等到浑邪王到达，与商人做买卖的坐罪当死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请求单独进见说：“匈奴攻打当路的关塞，断绝和亲，中国兴兵讨伐他们，死伤的人不可胜计，费用以巨万百数。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得到胡人，都把他们当作奴婢，赐给从军死事者的家属，现在反而空虚府库赏赐他们，征发良民侍奉供养，好比奉养骄纵的儿子，愚民哪里知道在长安城中买卖物品，而文吏却以非法将财物带出边关的罪名绳之以法！陛下即使得不到匈奴的资助来答谢天下，又用细微的条文杀害五百多个无知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庇护叶子而伤害枝条，臣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
臣按：这是以外夷来降导致中国疲敝，虽然与朝贡者不同，但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给百姓带来扰害，也往往有类似的情况。汲黯论述匈奴来降，说是庇护叶子而伤害枝条，臣私下认为外夷朝贡而不加以节制，就是追求虚名而遭受实害，况且后世人心不古，不仅中国如此，外夷尤其严重，他们之所以跋山涉水而来，仰慕中华向往道义之心固然有，但也有很多贪图中国货物想要转运他国以获取厚利的，这也不可不知道。现在应当制定制度，根据其距离远近确定年限，也如宋朝制定回赐于阗国信分物的方法，所派遣的使者虽多，只加赐一次，又命令于阗国使者带着表章来则隔年允许一次入贡，其余令其在熙、秦州贸易，以及元丰年间规定西南五姓蕃每年允许一次进贡，期限未到者不许，这样，朝廷既得到了怀柔外夷的方法，而我们的百姓也不会疲敝于道路了。
宋哲宗元祐年间，礼部尚书苏轼上言：“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赏赐馈送宴劳的费用大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扰市场、调发人船的费用不在其中，除了官吏得到少许馈赠外，毫无丝毫利益，所得贡献都是玩赏无用之物，
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也。今来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册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谨按《汉书》，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诏从之。臣窃以为，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译而所耗费的都是国库仓库里的实物、百姓的脂膏鲜血。现在直接发文给国子监收购各种书籍，其中包含《册府元龟》、历代史书以及朝廷的法令格式，国子监知道这样不妥当，便上报都省，都省又下达给礼部审看详查。谨查《汉书》记载，东平王来朝见，上疏请求各种诸子著作及《太史公书》，当时的大臣认为诸子书有的违背经术、背离圣人之道，有的宣扬鬼神、相信物怪，《太史公书》中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权谋诡诈、汉朝初年谋臣的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险阻等内容，都不适宜让诸侯王拥有，因此不能赐予。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臣私下认为，东平王是骨肉至亲，只是作为藩臣备位而已，尚且不能赐予，何况海外的夷狄呢？臣听说河北榷场禁止输出文书，法律非常严厉，只是因为契丹的缘故，现在高丽与契丹有什么不同呢？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
以上译言宾待之礼
卷一四六
▲征讨绥和之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不可轻动之意。”郑汝谐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犹三年而后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内治而幸边功者，皆小人启之也。”
臣按：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高宗，商中兴之君，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虽久用而处之者有道，不至于罢敝中国，师虽远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变。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必须事出乎万全，非万全不可举也，是故于未济之初，审几而缓进，于既济之后，择人而任用。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臣按：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盖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苗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责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呜呼，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貌），戎车（兵车）既饬（整也）。四牧冘（强貌），载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狁孔（甚也）炽（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狁见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谢枋得曰：“戎车曰既饬，则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冘，则无一马不精强矣。曰载是常服，则无一衣一裳不经点检矣。”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之者，许之先发而后闻，其急如此。今▯狁内侵，不得已而应之，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盖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获（地名）。侵镐（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阳（言其深入为寇）。织（帜同）文鸟章（鸟隼之章），白旆（继）央央（鲜明貌）。元戎（戎车）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启行犹言发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选锋锐进，声其罪而致讨焉。直
译臣按：如今喜爱书籍的四方夷狄，只有安南和朝鲜。朝鲜恭敬顺从朝廷，按时节朝见聘问，礼节没有缺失，所经过的郡县不多，购买货物只限于京城；安南入贡虽然稀疏，然而经过的道路几乎达到万里，沿途随处可以买卖，况且宋朝的书籍版本都在国子监，如今书籍到处都有。请求从今以后，外夷有来朝贡的，没有圣旨不得与之交易，而在书籍这一件事上尤其应当严禁，他们想要得到，允许他们具报数目上报，下达翰林院审看是否可行，然后才给予他们。
以上翻译接待宾客的礼仪
卷一四六
▲征讨绥和的意义（上）
《周易既济卦》：九三爻，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它，小人不可任用。
程颐说：“高宗，是商朝的高宗。天下的事情已经成功而远征暴乱，威武可以到达而以救民为心，这才是王者所做的事。只有圣贤的君主才可以，如果逞强威武、愤恨不服、贪图土地，那就是残害百姓放纵欲望了。三年才攻克它，可见其劳苦疲惫到了极点。”
朱熹说：“三年才攻克它，是说历时很久才攻克，告诫不可轻举妄动的意思。”郑汝谐说：“凭借高宗的强盛，讨伐鬼方还要三年才攻克，难道可以任用小人而开启多事的源头吗？太平无事的时代，舍弃内部治理而侥幸追求边境战功的，都是小人挑起的。”
臣按：先儒说威武可以到达而以救民为心，这才是王者所做的事，只有圣贤的君主才可以。高宗，是商朝中兴的君主，虽然达不到圣人的地步，也不能不称为贤君，他所讨伐的鬼方，想来那人一定有可讨伐的罪过，不得已才兴师吊唁百姓，然而不急于求取近功，不任用非人，所以军队虽然长久使用而处理者有法度，不至于使中原疲敝，军队虽然远出而委任者得人，不至于另外生出变故。后世以帝王的军队作为吊伐之举的，必须事情出于万全，不是万全不可举兵，所以在未济之初，审慎观察时机而缓慢进军，在既济之后，选择人才而任用。
《虞书》：帝说：“啊，禹。现在有苗不遵循正道，你去征讨。”禹于是会合诸侯，在军队中誓师说：“众多的将士，都听我的命令。蠢动的有苗，昏昧不恭敬，侮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被抛弃得不到保护，上天降下灾祸，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奉行天意讨伐罪人。你们还要统一心力，才能建立功勋。”
臣按：这是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的开始。大概夷狄有四种而居住在南方的是苗，苗民不遵循正道，所以帝舜派遣禹征讨他们，从这件事来看，可见唐虞时代不仅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也与后世不同。为什么呢？后世的征伐四夷都是因为其侵犯我的边境、残害我的百姓，所以兴师讨伐，而帝舜命令禹、大禹誓师众将，只是列举有苗的罪过。所谓昏昧不恭敬、侮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是责备其行为不遵循正道；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是责备其用人不遵循正道；百姓被抛弃得不到保护，是责备其不遵循正道以体恤百姓而导致怨恨；上天降下灾祸，是责备其不遵循正道以侍奉上天而招致愤怒。大概是用他们自己的道来治理他们，不曾有一句话涉及国家疆界的事情，唉，这就是所谓帝王的军队吧。
《诗序》：《六月》，是宣王北伐的诗。其首章说：六月奔波忙碌，兵车已经整治。四方的牧官强壮，穿着戎事的常服。猃狁非常强盛，我因此紧急。王于是出征，以匡正王国。
朱熹说：“六月，是建未之月。成王康王死后，周室逐渐衰微，八代而猃狁侵犯，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令尹吉甫率领军队讨伐，有功而回，诗人作诗以叙述其事如此。《司马法》说冬夏不兴师，如今却在六月出师，是因为猃狁非常强盛，事情危急，所以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匡正王国。”
谢枋得说：“戎车说已经整治，那么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没有一样不整齐的；四牧说强壮，那么没有一匹马不精强的；说穿着常服，那么没有一件衣服一件衣裳不经过检查的。”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说：“先王的法度，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伐的，允许先发而后报告，其紧急如此。如今猃狁内侵，不得已而应对，虽然六月出师而人不认为暴虐，是因为知道过错不在于君上，大概认为所以劳苦我的就是所以安定我的。”
其第四章说：猃狁不自量力，驻扎在焦获。侵犯镐京及朔方，到达泾阳（说其深入为寇）。织有鸟隼纹章的旗帜，白旆鲜明。大车十辆，以先开道。
朱熹说：“说猃狁不自量力，深入为寇如此，所以建立这些旌旗，选拔精锐前进，声讨其罪而致讨。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