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明，裨益大政。”又曰：“臣屡曾上言乞诏侍从近臣每日轮直宿，以备非时宣召，已蒙开纳，将谓即时施行。自后迁延日久，窃意内外之臣必有欺惑天听而沮难之者，其意盖欲陛下常居禁中，不与群下相接，以壅蔽聪明而固其权宠，此岂忠臣之所为而陛下之福邪？臣愿陛下断自圣意，使之更直，听政余暇特赐召对，与之从容讲论古今治体、民间情伪，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择，是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进之，邪者黜之，如此则下情尽达而圣德日新矣。”
译这将对国家大政大有裨益。”又说：“臣曾多次上奏，请求下诏让侍从近臣每日轮流值班住宿，以备陛下在非正常时间宣召，已经蒙受陛下采纳，本以为会立即施行。此后拖延日久，私下揣测，朝廷内外的臣子中一定有欺骗蒙蔽圣听、阻挠此事的人，他们的用意大概是想要陛下常居深宫之中，不与群臣接触，以此蒙蔽陛下的耳目、巩固他们的权位宠幸，这难道是忠臣所为、陛下的福分吗？臣希望陛下决断于圣意，让他们更换值班，在听政之余特别赐召对答，与他们从容探讨古今治国的根本、民间的真实情况，使他们各自竭尽心中所想，而陛下再加以采择，正确的采纳，错误的舍弃，忠诚的提拔，奸邪的罢黜，这样就能使下情完全上达，而圣德日益更新。”
臣按：侍从之臣固当朝夕人主左右，无间昼夜者也。若惟进见有时，第于视朝行礼之时暂尔侍立，则又与群臣无异，乌在其为侍从哉？是以昼则更直，夜则入宿，非但以备不时宣召，万一宫禁有不测之变，亦必得人以筹度处置、属笔命辞。不然，仓卒之间何以应变哉？
范纯仁言于其君（神宗）曰：“本朝设侍从之官，自待制、谏议已上，学士、舍人，皆是古来九卿之职。朝廷待之恩礼既异，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论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择易舍难，只将主判司局便为己之职事，人情既务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间乃有优游缄默，养望待迁，无爱君忧国之言，乏尽忠补过之义，或有时政得失，唯能退有后言，处之不惭，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禄。盖因习以成风，伏望明降诏旨，督责近侍，凡是朝廷阙失并须论列奏陈，所上封章其尽心论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进，其持禄不言或言而无取者量行黜责。如此，则庶职修举，朝廷获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讥。”
臣按：侍从之臣非止一类，凡在代言讲读之属，与夫给事左右之臣皆是也。虽其执事各有主判司局，然于供职之外，皆当蓄见闻以备顾问，进言说以尽规益，不可但缄默而已也。（以上总论侍从之臣）
《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枋（与柄同）之法以诏王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策，简也）命之。吴澂曰：“内史犹今之内制翰林之职也。”
臣按：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盖史官公论之所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笔以书之。吴澂谓内史为翰林之职，盖以其命诸侯、公、卿、大夫则策命之，犹今学士院之草制诏也。然谓之史，乃掌文书赞治之名，今制并史馆于翰林，其亦此意欤？我太祖皇帝于吴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为翰林学士，于是设承旨学士、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及待制、应奉等官。洪武九年诏定百官品级，承旨与六部尚书俱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之名，设学士二员，秩五品；讲、读学士各一员，从五品，其属则有侍讲、侍读、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外此又设修撰、编修、检讨以为史官，皆属之翰林院焉。夫学士代言之官，讲读经筵之职，五经博士、典籍则前代秘书之属，侍书、待诏则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谓史官者则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则并属于翰林，则是今代翰林一司实兼前代诸职，其职任尤非他司比也。永乐初，太宗皇帝又柬七人者入内阁，专知制诰，备顾问，参预机务，然其秩犹止五品也。至仁宗皇帝又于本官上加以卿、佐、师、保，其任用尤为重焉。历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渊阁大学士、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大学士云。
《唐书》：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等草诸文词，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诏，以张说、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后又改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天子私人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
臣按：此设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设，三代以前无有也，然《汤诰》《微子之命》之类，其体制言辞类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当时无代言之臣哉？但其名制不见于经典，无可考耳。汉制，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虽无代言之名，其端已见于此矣。至唐以后始设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
译臣按：侍从之臣本来应当早晚在君主身边，不分昼夜地侍奉。如果只有定时进见，仅在朝会行礼时暂时侍立，那就与群臣没有区别，怎么能算是侍从呢？因此白天轮流值班，夜晚入宫住宿，不仅是为了防备随时宣召，万一宫禁发生不测变故，也必定有人能筹谋处置、起草诏令。否则，在仓促之间如何应对变故呢？
范纯仁对他的君主（神宗）说：“本朝设置侍从官员，从待制、谏议大夫以上，学士、舍人，都是古代九卿的职位。朝廷给予他们的恩礼不同，士人百姓仰望他们的地位声望也很尊崇，这应当早晚议论思考，共同承担休戚。现在却舍本逐末，选择容易的舍弃困难的，只把主管司局当作自己的职事，人情既致力于因循守旧，朝廷又不加考核，其中竟然有悠闲缄默、养望待迁的人，没有爱君忧国的言论，缺乏尽忠补过的道义，有时政得失，只能退后发议论，处之无愧，几乎如同胡越般疏远，未必人人都苟且求禄。大概是因为习以为常形成风气，恳请明确下达诏旨，督责近侍，凡是朝廷的缺失都必须议论陈述，所上奏章中尽心议论且多合乎情理者稍加褒奖晋升，那些持禄不言或言论无取者酌情贬斥责罚。这样，那么各种职务都能修举，朝廷获得众多士人的帮助，近臣免除尸位素餐的讥讽。”
臣按：侍从之臣不止一类，凡是代言讲读一类，以及侍奉左右的臣子都是。虽然他们执掌事务各有主管的司局，但在供职之外，都应当积累见闻以备顾问，进言陈说以尽规劝补益，不可以只是缄默而已。（以上总论侍从之臣）
《周礼》：内史掌管君主的八柄（与“柄”同）之法以诏告君主治理，凡是任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就用简策任命他们。吴澂说：“内史相当于现在的内制翰林之职。”
臣按：八柄由冢宰诏告，内史又掌管以诏告君主，大概是因为史官是公论之所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的权柄若有不公，史官直笔记录。吴澂说内史是翰林之职，大概是因为任命诸侯、公、卿、大夫就用简策任命，如同现在学士院起草制诏。然而称为史，是掌管文书赞治的名称，现在制度将史馆并入翰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我太祖皇帝在吴元年已设置翰林院，以陶安为翰林学士，于是设置承旨学士、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及待制、应奉等官。洪武九年诏定百官品级，承旨与六部尚书都是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十八年三月才确定翰林官制，而革除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的名称，设置学士二员，秩五品；讲、读学士各一员，从五品，其属官则有侍讲、侍读、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此外又设置修撰、编修、检讨作为史官，都隶属于翰林院。学士是代言之官，讲读是经筵之职，五经博士、典籍则是前代秘书之属，侍书、待诏则是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谓史官则是前代著作、起居之任，现在都隶属于翰林，那么现在翰林一司实际上兼有前代诸职，其职责尤其不是其他司所能比的。永乐初年，太宗皇帝又挑选七人入内阁，专门掌管制诰，备顾问，参预机务，然而其品秩仍止于五品。到仁宗皇帝又在本官上加授卿、佐、师、保，其任用尤为重视。任职既久，又改本官为文渊阁大学士、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大学士等。
《唐书》：学士之职本来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而得以参谋议、纳谏诤，其礼遇尤其优宠，而翰林院是待诏之所。唐制，皇帝所在之处必有文词经学之士，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用来起草制诏，然而还没有名号。乾封以后，才召文士元万顷等起草各种文词，常在北门等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玄宗初年，设置翰林待诏，以张说、张九龄等担任，掌管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不久又因为中书事务繁杂，文书多壅滞，于是选拔文学之士号称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后来又改供奉为学士，另设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都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天子私人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
臣按：这是设立翰林院的开始。翰林之设，三代以前没有，然而《汤诰》《微子之命》之类，其体制言辞似乎不是君主自己所说的，怎么知道当时没有代言之臣呢？只是其名制不见于经典，无可考罢了。汉制，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虽无代言之名，其端已见于此了。至唐以后始设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
严之地，为天子亲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为，欲有所谋猷于庙堂，欲有所施设于朝廷，欲有所播告于天下，喜其人欲有所奖之，怒其人欲有以责之，皆假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传其意，必得夫颖敏开通之士、谙练该博之才，授旨即得其心，听言即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文又能以成章，举理而不遗其事，通今而不悖乎古，必得如是之人然后足以当是任。苟为不然，徒以其才藻之艳丽、言辞之捷给，而于治道、民情罔有所知，君德、治体略无所补，又焉用彼为哉？
译严是天子亲信之臣的职位。君主心中想要说什么、想要做什么，想要在庙堂之上谋划策略，想要在朝廷之上施行措施，想要向天下发布告示，高兴时想要奖赏某人，愤怒时想要责备某人，都要借助于他的手，让他代替君王说话以宣扬君主的心意、传达君主的旨意，一定要得到那种聪慧敏捷、通达事理的人，熟悉政务、学识渊博的人才，接受旨意就能领会君主的心意，听取言语就能明白君主的意思，而且言语足以形成文章，文章又能合乎法度，列举道理而不遗漏具体事务，通晓当今而不违背古代准则，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人才然后才足以担当这个职位。如果不是这样，仅仅凭借他们辞藻的艳丽、言辞的敏捷，而对于治国之道、百姓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君主的德行、治国的根本毫无补益，又哪里用得着他们呢？
宋翰林学士掌内制、制诰、赦敕、国书及宫禁所用之文辞，凡后妃、亲王、公主、宰相除拜则草词，赦降德音则先进草，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对或奏对。
臣按：学士之职不止于代王言，而又以备顾问、资献纳焉。夫然则所用者不独以其能文辞而已，非道足以贯天人、学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适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选也。
太祖谓宰相曰：“北门深严，当择审重士处之。”范质曰：“窦仪清介谨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迁端明，今又迁兵部尚书，难于复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当谕朕意，勉再赴职。”
太宗时，张洎欲迁翰林，上曰：“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
臣按：宋欧阳修尝举钱惟演，言朝廷之官，虽宰相亦可杂以他才为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之士不可。夫学士之职，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此名也，然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韩愈亦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夫所谓文学之士，必得有道德仁义之人以处清切贵重之地，庶几可以华国尔，苟非其人而轻授之，岂不污是选哉？（以上言翰林学士）
唐玄宗开元三年，始召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班次翰林学士。臣按：此翰林置侍读及侍读学士之始。
汉明帝时，张酺数侍讲于御前；灵帝时，杨赐、刘宽俱侍讲于华光殿，虽有侍讲之号而未以名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始置侍讲。宋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讲及侍讲学士之始。
唐玄宗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宋太宗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
真宗视朝之暇即令讲说，尝曰：“朕听政之余，惟文史是乐，讲论经义宁有倦耶？”
臣按：设官以讲读名，将资之以讲明经义，质正疑滞，非备其员以美观听也。官而谓之读、谓之讲，必执经以侍左右，讲道以明义理，然后足以称其名焉。（以上讲读学士）
唐制，史馆修撰掌修国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见于此，然考之史书，又有所谓北门修撰、集贤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谓史官者也。
宋置会要所以修纂国史，置修国史、同修国史、修撰、同修撰、编修官、检讨官。
臣按：编修、检讨专以修史始见于此，前此固有所谓编修官者，盖专以修《经武要略》为职，属之枢密院，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然编修、检讨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称编修、检讨云，臣尝因是而通论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周礼》宰夫八职有史以赞治，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汉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属，皆所谓史官也。我朝开国之初犹设起居注，其后革之，而惟以修撰、编修、检讨当国史焉，遇有纂修则以大臣为之监修、学士为之总裁，其法制可谓简而要矣。然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禹不能褒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纪善恶以志鉴戒，自非得人如刘知几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足以称是任也。虽然，此犹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以上史官）
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
臣按：此五经博士之始。夫五经之在汉，有专门之学，故当时各设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训诂名义而已。于凡
译宋代的翰林学士掌管内廷诏令、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禁内所需的文辞。凡是后妃、亲王、公主、宰相的任命，都由他们起草诏词；皇帝颁布赦令德音，则先由他们起草草稿；皇帝出行巡幸，则随侍在侧以备咨询；有建议或意见要进献，则请求面圣或上奏对答。
臣按：学士的职责不仅仅是代替皇帝发言，还要以备咨询、提供建议。既然这样，那么被任用的人不仅仅因为擅长文辞，如果不是道德足以贯通天人、学问足以通晓古今、才能足以适应世事需要的人，就不配担任这个职位。
宋太祖对宰相说：“北门（翰林院）深严重要，应当选择审慎稳重的人去担任。”范质说：“窦仪清廉耿介、谨慎忠厚，但他在前朝已经从翰林院升任端明殿学士，现在又升任兵部尚书，很难再召他回来。”皇上说：“禁中非此人不可，你应当传达我的意思，勉励他再次赴任。”
宋太宗时，张洎想升任翰林学士，皇上说：“学士的职位清要切近、尊贵重要，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的。”
臣按：宋代欧阳修曾经举荐钱惟演，说朝廷的官员，即使是宰相也可以杂用其他才能的人来担任，唯独翰林学士非文章之士不可。学士的职位，没有文章之士固然不能冒领这个名号，然而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韩愈也说“仁义的人他的言语和蔼可亲”。所谓文学之士，必须是有道德仁义的人去担任清要切近、尊贵重要的职位，才差不多可以光耀国家，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而轻易授予，岂不是玷污了这个选拔吗？（以上讲翰林学士）
唐玄宗开元三年，开始召马怀素、褚无量轮流入宫侍读。
宋真宗咸平二年，任命杨徽之、夏侯峤同为翰林侍读学士，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下。臣按：这是翰林院设置侍读及侍读学士的开始。
汉明帝时，张酺多次在御前侍讲；汉灵帝时，杨赐、刘宽都在华光殿侍讲，虽然有侍讲的称号，但没有以此命名官职。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开始设置侍讲。宋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担任侍讲学士。
臣按：这是翰林院设置侍讲及侍讲学士的开始。
唐玄宗对宰相说：“我每次读书有疑惑停滞之处无从质问，可以选拔儒学之士让他们入内侍读。”宋太宗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寓居直宿禁中以备咨询。
宋真宗在视朝之余就让人讲说，曾说：“我处理政务之余，只以文史为乐，讲论经义难道会有疲倦吗？”
臣按：设置以讲读命名的官职，是为了借助他们讲明经义，质正疑惑，不是为了凑足人数以美观听。官职称为读、称为讲，必须拿着经书侍奉在左右，讲说道理以阐明义理，然后才足以称得起这个名号。（以上讲读学士）
唐代制度，史馆修撰掌管修撰国史。
臣按：修撰这个名称开始见于此，然而考察史书，又有所谓北门修撰、集贤修撰、右文殿修撰的，都是所谓的史官。
宋代设置会要以便修纂国史，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修撰、同修撰、编修官、检讨官。
臣按：编修、检讨专门用于修史开始见于此，此前固然有所谓编修官的，大概是专门以修《经武要略》为职责，隶属于枢密院，名称虽然相同但实际不同。然而前代的编修、检讨都以官名命名，我朝只称编修、检讨，臣曾经因此通论古今的史官。天下不能一天没有史书，也不能一天没有史官。百官所担任的是一时的事务，史官所担任的是万世的事务。《周礼》中宰夫的八项职责中有史官以辅助治理，汉代制度太史公地位在丞相之上，天下的计簿先上报太史公，副本上报丞相，唐代及宋代的宰相都兼任史官，其重视程度像这样。自从周代有左、右史，汉代有起居注，唐代、宋代的起居舍人、著作郎之类，都是所谓的史官。我朝开国之初还设置起居注，后来废除了，而只以修撰、编修、检讨担任国史，遇到有纂修任务就以大臣担任监修、学士担任总裁，其法制可以说是简练而扼要。但是这个职位，是衡量是非的权衡，是公议所系的地方，大禹不能褒扬鲧，管叔、蔡叔不能贬低周公，赵盾不能更改董狐的史书，崔氏不能夺走南史氏的竹简，公正的是非，记录善恶以作为鉴戒，如果不是得到像刘知几所说兼具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说智慧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道德足以适应天下的需要、智慧足以知道难以知晓的意思、文辞足以抒发难以显现的情感的合适人选，不足以称得起这个重任。虽然如此，这还不是根本，如果推究根本，必须得到像元代揭徯斯所说有学问文章、懂得史事而心术端正的人，然后任用他，那么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成为一代之良史了。朝廷如果真的得到这样的人托付以纂述的任务，储存在馆阁之中作为日后大用的阶梯，其所关系难道是小事情吗？（以上讲史官）
汉武帝建元五年，初次设置五经博士。
臣按：这是五经博士的开始。五经在汉代，有专门的学问，所以当时各自设置博士来掌管，然而不仅仅用来训诂名义而已。对于凡是
朝廷政事之有更张，事体之有疑义，议论之际，博士皆得与焉，辄问以经义何当，汉之政尚经术犹为近古也如此。后世虽设此官，姑备其名焉尔，诚能复汉之故事，遇国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学经术之士皆得以议论，其间考古引经以为可否之决，其于明廷议政未必无所补。
译朝廷政事如果有变革，事情如果有疑义，在议论的时候，博士都可以参与，随即询问应当依据何种经义，汉代政治崇尚经术，还比较接近古制，就是这样的。后世虽然也设置了这个官职，不过是空有其名罢了，如果真能恢复汉代的旧例，遇到国家政事中有可疑之处，让通晓文学经术的人都能参与议论，其中通过考证古事、引用经义来决定可行与否，这对于朝廷明辨政事未必没有补益。
《周礼》：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
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
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考合同异。
唐制，秘书省掌经籍图书之事，秘书郎掌四部图籍，校书郎掌仇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书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官有监、少监、丞，属有著作郎、秘书郎、校书、正字，各以其职隶于长贰。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昭文、集贤置大学士、直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亦置直馆，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
谢绛曰：“太宗肇造三馆，立秘阁。真宗景德中，图书浸广，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数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
欧阳修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材能之士；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讲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学之臣岂在材臣之后哉？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盖馆阁之职号为储材之地，两府阙人则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取于馆阁，馆阁者储辅相之地也。材既难得而又难知，故尝博采广求而多蓄之，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其余中人优游养育以成之，亦不失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艺、长一事者，莫不蓄之馆阁而长养之，其杰然而出者皆为贤辅相，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也。”
吕公著曰：“馆阁之职乃朝廷之华选，前世将相名臣多出其间，得人之盛难以遽数。比来虽有简拔，其数不多，其中又多外补，朝廷平日艰于收采，缓急必乏使令。古人有言，士不素养无以重国。”
臣按：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今代图籍皆藏内阁，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盖本朝翰林之官虽有异名，实无异职，其所储书非独以存前代之旧，盖将以资儒臣之考阅讲究，以开发其聪明以为异时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开基，既设翰林院置学士等官，又虑人才非储养作兴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编修张唯等十人入禁中文华堂肄业，诏宋濂为之师，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给冬、夏衣，时赐白金、鞍马。太宗永乐甲申，命学士解缙选新进士中材质英敏者，得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为二十九人，俾就文渊阁进其学，且谕之曰：“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下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皆得尔用。”命司礼监给笔札，光禄寺供饮馔，分钞以市膏烛，赐第以为居止。列圣相承按为故事，每遇开科间，于进士中选其俊异者如甲申制，读书中秘以储养之。前后得人比诸他进士为多，用之当时有得贤之效，书之史册为儒者之荣，是诚一代盛举也。臣伏读文皇帝谕棨等有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未有无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班、马、韩、欧之间，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致也。”一时诸贤服膺圣训，莫不奋发立志，勉进学业，皆大有所成就，留者擅文学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誉。大哉皇言，其所以主张文教，作兴人才，为世道虑
译《周礼》规定：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又有外史掌管四方志书以及三皇五帝的典籍。
汉代图籍收藏之处，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等储存在外府，又有御史居于殿中，掌管兰台秘书以及麒麟、天禄两阁，收藏在内禁之中。
东汉图书收藏在东观，桓帝延禧二年才设置秘书监一人，掌管典籍图书，考核比对以统一异同。
唐代制度，秘书省掌管经籍图书事务，秘书郎掌管四部图籍，校书郎掌管校对典籍、刊正文章。
宋代设有秘书监，掌管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等事务，官员有监、少监、丞，属官有著作郎、秘书郎、校书、正字，各自按其职责隶属于长官和副长官。
宋太宗因袭唐制，在禁中建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昭文馆和集贤院设置大学士、直学士，史馆设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馆也设置直馆，集贤院又有修撰、校理等职，名称数量虽然不同，但职务大致相同。
谢绛说：“太宗创立三馆，设立秘阁。真宗景德年间，图书逐渐增多，广泛招揽天下英俊之士，多次亲临巡视，亲自慰劳询问，轮流在广内值班，随时有召见。人们努力钻研道术、探究艺文，知道天子尊崇礼遇非常勤勉，而名臣高位由此选拔。”
欧阳修说：“用人不止一种途径，所以取士不局限于一条路。那些懂得钱粮赋税、通晓刑狱诉讼、熟悉民事、精通吏治，以办事集成为功绩的，称为材能之士；那些通晓仁义礼乐，贯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断疑难、制定策略、论道治国的，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必定让材能之士分布在内朝外朝，分管各种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事务；让儒学之臣置于身边，与他们日夜谋划商议，探求要领并施行，又在儒学之士中挑选特别优秀者置于朝廷高位并托付以大政，这是用人的大致方略。由此说来，儒学之臣难道在材能之士之后吗？前代英明君主没有不以尊崇儒学、向往学问为先的，而名臣贤辅出自儒学者的十有八九。大概馆阁之职号称储备人才的地方，两府缺人就从两制选拔，两制缺人就从馆阁选拔，馆阁是储备辅相的地方。人才既难得又难知，所以曾经广泛采求而大量蓄养，希望偶尔从中得到一人，就能杰出地成为名臣。其余中等人才优游养育以成就他们，也不失为佳士。祖宗用人，凡是有文章、有才能、有德行，或者精通一艺、擅长一事的人，无不蓄养在馆阁中加以培养，其中杰出而出任者都成为贤良的辅相，其余虽未成为辅相而成为当时名臣的，也数不胜数。”
吕公著说：“馆阁之职是朝廷的优缺，前代将相名臣多出自其中，得人之盛难以尽数。近来虽然也有选拔，但数量不多，其中又多外放补官，朝廷平时难以收罗采择，紧急时必定缺乏使令之人。古人有言，士人不平时培养就无法使国家重视。”
臣按：前代藏书之所不止一处，而掌书之官不止一职，名称数量虽然不同，但职务大致相同。本朝图籍都收藏在内阁，所设之官只有一位典籍。大概本朝翰林之官虽有不同名称，实际上并无不同职务，其所储书籍不仅是为了保存前代的旧籍，更是为了资助儒臣考阅讲究，以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作为日后大用的工具。仰惟太祖开创基业，既设立翰林院置学士等官，又担心人才若不储备培养、振作兴起就不能有所成就，于是洪武癸丑年命编修张唯等十人进入禁中文华堂学习，诏令宋濂担任老师，皇上听政之余就驾临堂中取他们的文章亲自评定优劣，命光禄寺供给酒食，每次吃饭由皇太子、亲王轮流担任主人，供给冬夏衣物，时常赏赐白金、鞍马。太宗永乐甲申年，命学士解缙从新进士中选拔材质英敏者，得到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加周忱为二十九人，让他们在文渊阁进修学业，并且告诫他们说：“文渊阁是古今载籍荟萃之地，你们各自享用俸禄，每天在阁下随意玩索，务必切实获得于己，希望国家都能得到你们的任用。”命司礼监供给笔墨纸砚，光禄寺供给饮食，分发钞币以购买膏烛，赐给宅第作为居所。历代圣君相承作为惯例，每逢开科年间，从进士中选拔俊异者如甲申年制度，在秘阁读书以储备培养。前后得到的人才比其他进士为多，在当时任用有得贤的效果，记载在史册中为儒者的荣耀，这确实是一代的盛举。臣伏读文皇帝告诫曾棨等人的话说道：“人必须立志，志立则功成，没有无志而建功成事的。你们都是当今的英俊，应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做学问必须达到道德的精微，必须具备体用的全面，写文章必须驾驭班固、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间，古代的文学之士难道都是天生？也是积累功夫所致。”一时诸贤信服圣训，无不奋发立志，勉力增进学业，都大有所成就，留任者享有文学之名，外放者传播政事之誉。伟大的皇言，其所以主张文教，振作人才，为世道考虑
也一何远哉，三代以下所仅见也。嗟乎，贤才不易得，亦不易知，必随时而取之不限一时，必多方以试之不拘一艺，然后贤才毕用而无遗。苟惟取之于此时而他时则否，试之以一艺而他艺则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难矣。臣请著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简择之余乃分诸司观政，待新进士诣大学行释菜礼毕，即敕礼部谕俾各录平日所作文字投献（所作如诗赋、序记、铭颂、书论、拟古评史之类），封送翰林考订，其中有辞采文理其学可进者，别出题试之，其所试之文与所投之卷相称，即取以预选，不问年之长幼、质之强弱，苟有器识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辞钩棘而意诡异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后随其材器而任使之。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如此，则国家储材以待用者无非通经学古、明体适用之儒，布诸庶位、列于内外者又皆得夫文学博雅之士，以错杂于政事、法理之间以润饰之，臣见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吏，凡其制作以华国、施为以辅世者，咸有可称述者矣。为治要务、用人要术莫先于此。（以上馆阁）
译这距离三代（夏商周）的盛世何其遥远啊，是三代以下极少见到的。唉，贤才不容易得到，也不容易被识别，必须随时选拔而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必须用多种方式考验而不局限于某一种技艺，这样贤才才能全部得到任用而没有遗漏。如果只在这个时期选拔而在其他时期不选拔，只用一种技艺考验而不用其他技艺考验，却希望所用的人都能得当，那就太难了。臣请求将此定为制度，每次开科考试就进行一次选拔，经过筛选后分配到各衙门观政，等新进士到太学举行释菜礼完毕后，立即命令礼部告知他们各自抄录平日所写的文章投献（文章如诗赋、序记、铭颂、书论、拟古评史之类），密封后送往翰林院考订，其中辞采文理优美、学问可以进一步深造的，另外出题进行考试，如果所考的文章与所投献的文章水平相当，就录取进入预选，不论年龄大小、体质强弱，只要有器识才思的，就依照旧例任命官职加以教育以等待其成才，如果文辞艰涩、立意怪异的就不在录取之列，三年之后根据其才能任用。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超过二十人；每次不必多留，所留不超过三五人。这样，国家储备以备任用的人才无非是通晓经学、研习古事、明白根本且能实际应用的儒生，遍布各个职位、位列朝廷内外的人又都是文学博雅之士，让他们交错参与政事、法理之间以润饰完善，臣看到天下文雅之士众多，儒生都是真正的儒生，官吏不是庸俗的官吏，凡是他们的制度用来美化国家、行为用来辅佐世道的，都值得称颂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用人权术的重要方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以上馆阁）
唐武德二年，改内史舍人为中书舍人。
臣按：此中书舍人设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隶于中书省，故以中书舍人为名。我朝罢中书省，尚仍其旧名，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盖前代之中书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制诰以为两制，盖属文之官也。我朝之中书舍人则专以书写为职耳。书者六艺之一，汉人谓之小学，以试学童为吏者也。夫人能之无庸设官，设之始自今日，盖以王言所系之重，前代乃属笔于吏胥，殊无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设官盖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经术、深明六书之义，心正笔正如柳公权所云者，居之庶不污王言耳。苟粗识偏旁而学术无素者，尚不足以当此，况又粗率侧媚而流品非清者哉？（以上中书舍人）
以上简侍从之臣。臣按：翰林之职以备顾问、参议论、侍讲读，谓之侍从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系之侍从者，盖以今制皆属于翰林故也。中书舍人之职虽有专科，然所书者学士所草之制，况今内阁亦有舍人别书诏敕云。
卷八
▲重台谏之任
《周礼》：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之名始见于此，然其所职者乃邦国都鄙之治令以赞冢宰者也，汉因秦制而设此官，则专以司纠察之任，名虽同而其制则异也。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盖掌赞书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战国时亦有御史，秦、赵渑池之会各命书其事，又淳于髡谓齐王曰“御史在前”，则皆记事之职也，至秦、汉为纠察之任。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此御史称台之始），后汉以来谓之御史台，亦谓之兰台寺，隋及唐皆曰御史台，龙朔二年改为宪台，咸亨元年复旧。门北辟，主阴杀也，故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台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书省而御史台之职专掌纠察，不得与之并列，我朝罢中书省而以政权分属六部，而都察院之设品级与六部同，其权视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职，中丞即今左、右副佥都御史之职。唐有三院，今并其三于察院。祖宗设都御史六员，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属有十三道，各设监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湖广、曰山东、曰河南、曰山西、曰陕西、曰广东、曰广西、曰四川、曰云南、曰贵州，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卫并直隶府卫则分隶焉。御史之职在纠劾百司，照刷文卷，问拟刑名，巡按郡县，是则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肃纪纲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职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见闻，不系职司，皆得以纠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礼乎？”御史萧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弹事，不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
臣按：今六部官属皆书其部，如吏部属则曰吏部文选清吏司、兵部属则曰兵部武选清吏司之类是也，惟都察院则书其道而不系于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群下，许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
胡寅曰：“武后使谏官、御史以风闻言事，其兴奸慝、来谗谮、害忠良、伤公道之符契乎？朝廷者，众正之原，是非所仰以决，谮诉所望以明，毁誉所赖以公，人心服与不服一在是焉。彼风闻者，得于道听途说或两怒溢恶，岂皆真实？遽然按之以施刑罚，其差失多矣。既以风闻多不审谛，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冤结无告，伤平明之政亦甚矣。”
臣按：后世台谏风闻言事始此，前此未有也，有之始自武氏。宋人因按以为故事，而说者遂以此为委任台
译唐武德二年，将内史舍人改称为中书舍人。
臣按：这是中书舍人设置官职的开始。然而这个官职本来隶属于中书省，所以以中书舍人为名。我朝废除了中书省，仍然沿用它的旧名，名称虽然相同但实际内容却不同。前代的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分别掌管内制和外制诰，称为两制，属于撰写文章的官职。我朝的中书舍人则专门以书写为职责。书写是六艺之一，汉人称之为小学，是用来测试学童以便任命为吏的。一般人能够做这件事，没有必要专门设置官职，设置这个官职始于今天，大概是因为王言关系重大，前代竟然把起草诏令的工作交给吏胥，完全没有慎重之意，祖宗因此设置这个官职大概有深意，必须得到平时通晓经术、深明六书义理，心地正直笔迹端正如柳公权所说的人，担任这个职位才不至于玷污王言。如果只是粗略认识偏旁而学术没有素养的人，尚且不足以担当这个职位，何况又是粗率侧媚而流品不清高的人呢？（以上是关于中书舍人的内容）
以上简略叙述侍从之臣。臣按：翰林院的职责是备顾问、参议论、侍讲读，称之为侍从是可以的，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职也归属于侍从，大概是因为现在的制度都隶属于翰林院所以如此。中书舍人的职责虽然有专门科目，然而所书写的是学士所起草的制诰，况且现在内阁也有舍人另外书写诏敕。
卷八
▲重视台谏的职责
《周礼》：御史掌管邦国都鄙及万民的治令，以辅佐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的名称开始见于此处，然而他所职掌的是邦国都鄙的治令以辅佐冢宰，汉代沿袭秦代的制度而设置这个官职，则专门以司纠察为职责，名称虽然相同但制度却不同。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的名称，《周官》中有，大概掌管赞书而授予法令，不是现在的职责。战国时也有御史，秦、赵渑池之会各自命令记录事情，又淳于髡对齐王说“御史在前”，则都是记事的职责，到秦、汉成为纠察的职责。所居住的官署，汉代称之为御史府，也称之为御史大夫寺，也称之为宪台（这是御史称台的开始），后汉以来称之为御史台，也称之为兰台寺，隋及唐都叫御史台，龙朔二年改为宪台，咸亨元年恢复旧称。门向北开，主阴杀，所以御史担任风霜之任，弹劾纠举不法，百官震恐，官职的雄峻没有能比得上的。
臣按：御史台就是现在的都察院。前代有中书省而御史台的职责专门掌管纠察，不能与之并列，我朝废除中书省而将政权分属六部，而都察院的设置品级与六部相同，其权力比前代更加重要。
唐代的制度，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下属有三院：一是台院，侍御史隶属于它；二是殿院，殿中侍御史隶属于它；三是察院，监察御史隶属于它。大事奏请裁决，小事专门直达，凡是有弹劾，御史向御史大夫禀报。
臣按：御史大夫就是现在的左、右都御史的职责，中丞就是现在的左、右副佥都御史的职责。唐代有三院，现在将其三院合并于察院。祖宗设置都御史六员，职责专门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凡是事情不公不法的都在其审理范围内。其下属有十三道，各设监察御史，叫浙江、叫江西、叫福建、叫湖广、叫山东、叫河南、叫山西、叫陕西、叫广东、叫广西、叫四川、叫云南、叫贵州，分别掌管其各布政司的事务，其京卫并直隶府卫则分别隶属于它们。御史的职责任在于纠劾百官，照刷文卷，问拟刑名，巡按郡县，这就是朝廷耳目的职责，所以振肃纪纲而防止邪恶革除弊端。六部的职责各有主管，而都察院只凭所见所闻，不隶属于职司，都可以纠察。
御史大夫李承嘉曾经召集各位御史责备说：“近日御史言事不咨询御史大夫，合乎礼吗？”御史萧至忠说：“御史，是君主的耳目，并肩侍奉君主，得以自行弹劾事情，不相互禀报。如果先禀报御史大夫而允许弹劾事情，如弹劾御史大夫不知禀报谁！”
臣按：现在六部的官属都书写其部，如吏部属则叫吏部文选清吏司、兵部属则叫兵部武选清吏司之类，只有都察院则书写其道而不隶属于都察院，这也是唐代人的意思。
武后以法制约束群下，允许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
胡寅说：“武后让谏官、御史以风闻言事，这是兴起奸邪、招来谗言、陷害忠良、伤害公道的征兆吗？朝廷，是众正的原泉，是非所仰仗以决断，谮诉所期望以明辨，毁誉所赖以公正，人心服与不服全在于此。那些风闻的，得于道听途说或两怒溢恶，难道都是真实的？急忙按此施加刑罚，其差失多矣。既然以风闻多不审谛，被言者又沉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冤结无告，伤害平明之政也甚矣。”
臣按：后世台谏风闻言事开始于此，前此没有，有的开始自武氏。宋人沿袭作为故事，而说者遂以此为委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