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
辅国大将军，封县侯。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为之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讼之，帝乃迁镇国大将军。
译（王浚）被任命为辅国大将军，封为县侯。当时的人都认为王浚功劳重大而封赏太轻，为此感到愤懑不平，博士秦秀等人上奏章为他申诉，皇帝于是改任他为镇国大将军。
臣按：浑、浚争功，朝廷当俱下廷尉，一以诏书月日为断，其受节度之诏何日达浑所，浑下节度之符何日达浚所，若诏到浑军已旬日而不遣人达于浚，浚得符已旬日而不于浑，军受节制，则浑、浚二人各有当坐之罪；若浚军犹未抵石头，吴主犹未出降而浚得浑符而不少待，则惟罪浚可也，然亦当以功而折罪；若夫浑符实未到，及到之时而吴主已降，则浑有迟滞之罪，非浚不受诏旨；设浑受诏而即发其符，符未到而浚受吴主降矣，则彼此皆无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则两人者皆无辞矣，惜乎无人以此而告诸武帝也，武帝知罪刘颂之折法失理，而于所请征浚以槛车付廷尉顾乃置之不问，何也？无亦以浑子尚主，宗党强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状而明白布诸朝廷，使天下晓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顾不韪欤。
北魏孝文时，定州刺史陆睿等谋反，有司奏新兴公丕应从坐，孝文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初，丕及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孝文赐冲、烈诏曰：“睿之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听自死，免其孥戮。丕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司马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悖。及魏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使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臣按：命德、讨罪皆天也，人君当奉天意，不可违天理，而擅予夺。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诸己，有罪无罪惟其人。后世往往许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载杂犯者尔，事关宗社，得罪于天于祖宗者则否。”
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贲作乱，杀张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大赦以安之，识者知魏之将乱矣。高欢至洛阳，叹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无二道，彼此不可相无，而建议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则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听朝命可也，而元魏宿卫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杀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惩治，何以为国哉？用是建议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为之避讳，不敢明白建置，盖惧祸之及也，盖此叔季之世、衰乱之时。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宪，敢有蹈魏人覆辙者，坐其典领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隐忍，以启奸雄轻蔑之心，则祸乱无从而兴矣。
唐太宗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等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功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臣按：唐太宗之论房、杜，亦如汉高之论萧何，然汉之功臣以何为首，而唐功臣之首则长孙无忌也，无忌之功不见于史，岂非以除建成事为大功欤？夫开国承家，论功行封，当先社稷而后己私，顾以夺嫡之功而加诸建业之首，岂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论房、杜而不较无忌，意者有所回护
译臣按：浑瑊与王浚争功，朝廷应当将二人一并交付廷尉审理，以诏书下达的日期作为判断依据。那授予节度权的诏书是哪一天送达浑瑊处的？浑瑊下达节度符信又是哪一天送达王浚处的？如果诏书到达浑瑊军中已有十天，他却未派人将此事告知王浚，而王浚接到符信已有十天，却不听从浑瑊的节制，那么浑瑊、王浚二人各有应判的罪责；如果王浚的军队尚未抵达石头城，吴主尚未出降，而王浚接到浑瑊的符信却毫不等待，那么只应治王浚的罪，但也应当用他的功劳来折抵罪责；如果浑瑊的符信确实没有送到，等到送到时吴主已经投降，那么浑瑊有延误之罪，并非王浚不遵从诏旨；假如浑瑊接到诏书后立即发出符信，符信未到而王浚已接受吴主投降，那么双方都没有罪责。核对日期来判定他们的功过，那么这两个人就无话可说了。可惜没有人用这个道理告知武帝。武帝知道刘颂所提的折抵罪责之法不合情理，对于刘颂请求用囚车将王浚押解至廷尉审理的事，却置之不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浑瑊的儿子尚公主，家族势力强大而庇护他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写明他们的功过情况，明白地公布于朝廷，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是非曲直所在呢？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北魏孝文帝时，定州刺史陆睿等人谋反，有关部门上奏说新兴公陆叡应当连坐，孝文帝因为陆叡曾经接受过诏书许诺不杀，允许他免死贬为平民。起初，陆叡和陆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都接受过不杀的诏书，陆睿被杀后，孝文帝赐给李冲、于烈诏书说：“陆睿的反逆罪行与其他罪犯不同，虽然我想宽恕他，但怎么能做到呢？但还是允许他自杀，免除对其家属的连坐。陆叡连坐应死，特别宽恕他为民。我本期望他们始终如一，但他们自己背离断绝，所以特此区别对待，想必你们不会感到奇怪，谋反之外的事理如同白日般清楚。”司马光说：“爵禄的授予与废除、生杀予夺，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大权。先王的制度虽然有亲族、故旧、贤能、有功、尊贵、勤勉、宾客等情形，但如果他们有罪，也不直接赦免，一定要在朝廷上商议，可以赦免的就赦免，可以宽宥的就宽宥，可以刑罚的就刑罚，可以处死的就处死，轻重根据情理，宽严顺应时势，所以君主能够施恩而不丧失威严，臣下能够免罪而不敢自恃悖逆。到了北魏却不是这样，有功勋的权贵之臣往往预先许诺他们不死，使他们骄傲而触犯罪责，然后又杀了他们，这是用不可信的命令诱导他们陷入死地，刑罚政令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按：奖赏德行、讨伐罪过都是上天的意志，君主应当奉行天意，不可违背天理，而擅自决定赏罚。臣下也不可借天威而私自决定取舍，有罪无罪只在于那个人本身。后世往往许诺臣下不死，这不是天意，应当在法令中明确规定：“所许诺不死的，只是律文中所载的杂犯，如果事关宗庙社稷，得罪于天和祖宗的，则不在此列。”
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章，请求删减选拔官员的标准，排斥压制武人，不让他们参与清贵品级的选拔。于是街巷间充满喧哗诽谤，在大巷树立榜文，约定日期聚集，屠杀张彝全家，羽林军和虎贲军作乱，杀死了张彝父子。胡太后逮捕了羽林军和虎贲军中凶暴强悍的八人斩首，其余的不再深究，大赦以安抚他们，有识之士知道北魏将要动乱了。高欢到达洛阳，感叹说：“宿卫军相继焚烧大臣的宅第，朝廷害怕他们作乱而不加追究，执政如此，事情的结果可以预知了。”
臣按：文治武功本无二致，彼此不可偏废，而建议者却想压制武人，本来就不是大公至正的道理。然而所提建议不对，被压制的人应当明言指出其错误，以听从朝廷命令是可以的，而北魏的宿卫军竟然焚烧建议者的住宅并杀死其人，朝廷之上却不痛加惩治，这样如何治国呢？因此建议的臣子，凡事务涉及武人的，一切都为之避讳，不敢明白地建立制度，大概是害怕祸患波及自身吧，这大概是末世衰乱之时。如果是明盛之代，应当明确建立典章法度，敢有蹈北魏覆辙者，追究主管官员及主使者的罪责，不仅仅像北魏的女主那样有所隐忍，从而开启奸雄轻蔑之心，那么祸乱就没有兴起的余地了。
唐太宗当面确定长孙无忌等勋臣的爵位和封邑，命令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展示给他们，并且说：“朕评定你们的功勋赏赐或许有不恰当的地方，应当各自陈述。”于是众将领争功议论纷纷不止，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弄文墨，功劳排在我之上，我私下不服。”太宗说：“义旗初起时，叔父虽然首先倡导起兵，大概也是为了自营脱祸，等到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集结残余势力，叔父望风奔逃，房玄龄等人在帷幄之中运筹帷幄，坐定社稷，论功行赏，本来应当排在叔父之前。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确实没有什么吝惜的，只是不能因为私恩而滥加赏赐，与功臣同等对待罢了。”众将领于是互相说：“陛下极其公正，即使是淮安王尚且没有私心，我们怎敢不安守本分？”于是都心悦诚服。
臣按：唐太宗评价房玄龄、杜如晦，也像汉高祖评价萧何，然而汉朝的功臣以萧何为首位，而唐朝功臣的首位却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的功劳不见于史书，难道不是因为诛杀李建成这件事作为大功吗？开国承家，论功行封，应当先考虑社稷而后考虑私利，却把夺嫡之功加在建立基业的首功之上，这难道是大公之道吗？李神通只议论房玄龄、杜如晦而不计较长孙无忌，大概是有所回护吧。
太宗时，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夜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论功行赏，大凡用人皆当然。
肃宗至德元载，帝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以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颁爵禄于臣下，固为国家用人之计，亦不可不为其人之虑，其人年方少壮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将何官以报之？不报之则其人怨望而无以振起乎人心，报之则官位已极无容再加，使其人贤欤固无虑也，苟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无可赏之功而或挟之以震主，繇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玄宗开元四年，宋璟为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受郎将。
臣按：宋璟之不赏郝灵荃，与萧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进瓜果者，上欲与散试官，陆贽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惟功勋才德所宜处之，非此二途不在赏典，恒宜谨惜，理不可轻，起端虽微，流弊必大。所献瓜果量以钱帛为赐，馈献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试官以酬所献，则彼突铦锋而竭筋力者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彼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试官赏献瓜果之人，固为非宜，然犹肯以下问于侍从之臣，故陆贽得以进谏，其视夫任情直行，不复询访于人者，德宗犹为贤乎已。夫散试之官无俸禄之资、无摄管之柄、无见敬之贵、无免役之优，惟假空名以笼浮俗，犹不可以与人，况有俸禄之给、名位之荣，不徒身享之而子孙又世袭之者，不以军功而可轻以予人哉？
贽又言于德宗曰：“赏以懋庸，名以彰行，赏乖其庸则忠实之效废，名浮于行则渎冒之弊兴，一足以挠国权，一足以乱风俗，授受之际，岂容易哉？顷以驻跸奉天，迫于患难，竟攘凶逆，实赖武人，遂旌定难之勋、特赐功臣之目，名颇符实，事亦会时，所沾虽多，谁曰非允，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具臣，虽奔走恪居，各循厥职，而驱除剪伐谅匪所任，臣忝缙绅之列，又当受赐之科，窃自校量，犹知不可，而况于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谓陛下溺爱近习，故徇其苟得之情，泛讯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谤，怨不在大，衅皆自微，必将阻战士激厉之心、结勋臣愤恨之气，所悦者寡，所愠者多，所与者虚名，所失者实事。且名者众之所评也，是曰公器，亦为争端，当功而奖尚恐未孚，奖又非功，固宜见诮，傥有节效尤著，理当褒崇，实典甚多，何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赏皆不可以不公，而于军功尤当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盖战伐之功，以将士之性命易敌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而嬖幸富豪之徒乃以货贿私昵而得之，则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货贿私昵而得之，上之视我性命轻矣”，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将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货贿私昵也”，上之所为如此，后将何以用人乎？
译唐太宗时期，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臣中尚未升迁的人都在叹息抱怨，说我们侍奉陛下身边多少年了，如今任命官职反而排在原东宫和齐王府的人之后。”太宗说：“帝王最公正无私，所以能使天下人心服。我与你们日夜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拔贤才来任用，怎么能以新旧作为先后标准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无能，怎么能舍弃新人而任用旧人呢？现在不论贤能与否，只说叹息抱怨，这难道是治理政事的正道吗？”
臣按：太宗这番话不仅适用于论功行赏，大凡用人都是应当这样的。
唐肃宗至德元年，皇帝对李泌说：“现在郭子仪、李光弼担任宰相，如果收复两京，平定四海，就没有官职可以用来赏赐他们了，怎么办？”李泌回答说：“古代根据才能任命官职，唐朝初年尚未取得关东地区，所以封爵都设立虚名，那些享有实际封邑的只给予缯布而已，因此赏赐功臣大多用官职。用官职赏赐功臣有两个害处：没有才能就会荒废政务，权力过重就难以控制，所以功臣担任高官的都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假使安禄山拥有百里封国，也会爱惜它传给子孙而不反叛了。现在的计策，不如疏远爵位和土地来赏赐功臣，这样即使大国也不过一二百里，可以比作现在的小郡，难道还难以控制吗？”皇上说：“好。”
臣按：君主向臣下颁发爵位俸禄，固然出于国家用人的考虑，也不能不为那个人着想。那个人正值年轻力壮而功劳已经很高、地位已经显赫，一旦再有大功，我将用什么官职来报答他？不报答他，那么那个人会怨恨不满，无法振奋人心；报答他，那么官位已经到顶无法再增加。如果那个人贤能固然无需担忧，如果不是那样的人，或许会因此产生非分的奢望，否则，没有可赏赐的功劳却或许凭借它来震慑君主，由此产生的征兆，不能不知道。
唐玄宗开元四年，宋璟担任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从武则天时期就成为中国祸患，朝廷为此忧心如焚，倾尽天下之力也不能攻克，郝灵荃获得了他的首级，自认为是不世出的大功，宋璟因为天子喜好武功，担心好事的人竞相产生侥幸心理，极力抑制对他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接受郎将的任命。
臣按：宋璟不赏赐郝灵荃，与萧望之、匡衡的意思相同。
唐德宗前往梁州，有百姓进献瓜果的人，皇上想授予他散试官，陆贽上书说：“爵位是天下公有的器物和国家的大权柄，只有功勋才德适宜担任的人才应处于其中，不是这两类人不在赏赐典制之内，平时应当谨慎珍惜，按理不可轻率，开端虽然微小，流弊必然巨大。所进献的瓜果衡量给予钱帛作为赏赐，馈赠进献就酬以官职，恐怕不是好的典制。”又说：“现在或许捧着一器瓜果、提着一盛水果也授予试官来酬谢进献，那么那些冒着锋利兵刃而竭尽筋力的人一定会互相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而获得官职，他们进献瓜果而获得官职，这是国家把我们的生命等同于瓜果了。’瓜果是草木，把人看作草木，谁还愿意被任用呢？”
臣按：德宗想用散试官赏赐进献瓜果的人，固然不适宜，但他还肯向下询问侍从之臣，所以陆贽得以进谏，比起那些凭情任性直接行事，不再询问访求他人意见的君主，德宗还算贤明呢。散试官没有俸禄的资助、没有管辖的权柄、没有受人尊敬的尊贵、没有免除徭役的优待，只是借空名来笼络浮俗之人，尚且不可以给予别人，何况有俸禄的供给、名位的荣耀，不仅自身享受而且子孙又世代承袭的，不凭借军功而可以轻易给予别人吗？
陆贽又对德宗说：“赏赐用来勉励功业，名号用来彰显德行，赏赐违背功业那么忠实的效忠就会废弛，名号浮于德行那么轻慢冒犯的弊病就会兴起，一个足以扰乱国家权柄，一个足以败坏风俗，授予接受之际，岂能轻易呢？近来因为驻跸奉天，迫于患难，最终平定凶逆，确实依靠武人，于是表彰平定祸难的功勋、特别赐予功臣的名号，名号颇符实际，事情也合乎时宜，所沾恩惠虽然多，谁说不是公允，至于宫闱近侍班列具臣，虽然奔走恪尽职守，各自遵循职责，而驱除剪伐确实不是他们所胜任的，臣忝列缙绅之列，又当受赐之列，私下自我衡量，尚且知道不可，何况那些披甲戴盔的将士呢？人们的议论，无所不至，一定认为陛下溺爱亲近宠幸之人，所以顺从他们苟且求得的心情，广泛询问群臣来分担私昵的诽谤，怨恨不在于大，祸端都自微小处产生，必将阻碍战士激励之心、结下勋臣愤恨之气，所喜悦的人少，所恼怒的人多，所给予的是虚名，所失去的是实事。况且名号是众人所评议的，说是公器，也成为争端，当有功而奖赏恐怕尚且不能信服，奖赏又非有功，固然应当被讥笑，倘若有节操效验特别显著的，按理应当褒扬推崇，实在典制很多，何必在此？”
臣按：君主行赏都不能不公正，而对于军功尤其应当公正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为什么呢？因为战伐之功，是用将士的性命换取敌人的性命而得到的，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而宠幸富豪之徒却凭借贿赂私情而得到，那么那些立功的人会说“我用性命而得到，他们凭借贿赂私情而得到，皇上视我的性命轻了”，何况还有真正有功而得不到的人呢？他们会说“我的性命反而不如贿赂私情”，皇上这样做，以后将如何用人呢？
贽又言曰：“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聪明可炫，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弊一也。自顷权移于下，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有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体体也。”
译贽又进言说：“奖赏用来鼓励向善，刑罚用来警示惩戒，鼓励是为了勉励人们建立功业，惩戒是为了威慑那些不敬守法度的人。所以，奖罚在驾驭众人方面，就像绳墨对于辨别曲直、秤锤对于衡量轻重、车辕与车衡对于行车、马衔和马笼头对于驾驭马匹一样重要。驾驭众人如果不使用奖罚，那么善与恶就会混杂不分，能与不能也就没有区别；如果使用了奖罚却不与功过相称，那么奸邪妄为之徒就会受宠显贵，而忠诚老实之人反而被排斥压抑。像这样，即使君主聪明可炫耀，但法度没有章法，那么使用奖罚与不使用奖罚，其弊端是一样的。
近来权力下移，上下互相纵容包庇，只求混过岁月。想要奖赏一个有功之人，反而担心无功之人会心生不满、不安分；想要惩罚一个有罪之人，又顾虑其他有恶行的人会担忧恐惧。于是罪恶因为隐忍而得不到彰显，功劳因为嫌疑而得不到奖赏，致使那些舍身效忠、坚守节操的人遭到同辈的讥讽，率领众人率先登城的人招致士卒的怨恨，导致军队溃败、国家窘迫的人心中没有惭愧畏惧，救援迟缓、错过时机的人却自以为聪明能干。褒奖与贬斥既然缺失而不施行，赞誉与诋毁又纷纷扰扰地互相混淆，人们即使想要行善，又有谁去替他们宣扬呢？况且那些公正忠诚的人正直自身而不求取于他人，反而遭遇困厄；那些失败退缩的人徇私舞弊、苟且谄媚众人，却一律获得优厚的尊崇。这就是义士痛心疾首、勇士愤懑不平的原因。”
臣按：赏罚国家之大柄，所谓纪纲是也。为国不可无赏罚，至于出军命将，所以置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赏罚尤不可不明焉。盖明今日之赏虽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实所以为来日用人举事之地也。
贽又曰：“谨按命秩之载于甲令者，有职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勋官焉，有爵号焉。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于职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德，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以叙崇贵以甄功劳，此所谓假虚名以佐其实利者也。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铦锋、排患难者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为用也，可谓重矣。”
臣按：陆贽此疏可见有唐一代赏功之格，所谓爵号者如今公、侯、伯之类，所谓职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之类，所谓勋者如今柱国、骑都尉之类，所谓散官者如今光禄大夫、骠骑将军之类，在唐则分为四类，而今日则惟三类焉。盖在今之勋阶、散官随职事而有，非若唐别以授人也，我朝异姓无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无子男，岁锡以禄而无唐、宋食邑之虚名。盖自汉以后以古爵封功臣所仅见也。其职事之官皆以阶级相承，无不掌务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次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则以军功得官而子孙承袭者也，世世不绝，自指挥使以下至于镇抚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则终其本身而不得世袭，在内则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在外则都指挥及试官是也。贽谓轻重互相制而国不失权，我祖宗盖得此意矣，其报臣之功则赏延于世，因人之能则用尽其才，有唐人之实而无其虚焉。呜呼，三代以来所未有也，伏愿圣子神孙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祖宗之官爵，保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报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军功不授以武职，非异才不试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为难，则我国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为子孙计，则得之者尽职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如此，则维持之者既固，奋起者又继之，则凡吾心之所向无不如意，事之所举无不成功，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维立矣。伏惟圣神留意，毋轻以赏功之典以为施恩之具，而轻以授之嬖幸、技艺之流，则天下国家不胜大幸。
唐自天宝末安禄山反，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身但给空名告身，临时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事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复以官爵收散率。繇是官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仅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
臣按：陆贽谓：“天宝季年，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天下荡然，纪纲如紊，安、史乘衅，遂乱中原，遣戍岁增，策勋曰广，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银青杂遝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薰莸无辨，泾渭不分，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繇是观之，则有唐一代赏功之格其得失可见矣。大抵朝廷方创业之初，慎惜官爵不轻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为荣，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轻以与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异能，故人视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赏功，其轻贱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书之于册，足以为万世戒，有国者尚其鉴之慎之，毋蹈其故辙。
穆宗长庆二年，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诏：“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繇历、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奖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官。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
译臣按：赏罚是国家的大权柄，也就是所谓的纲纪。治理国家不能没有赏罚，至于出兵任命将领，是将人置于死地，等到取得成功时，对他们的赏罚尤其不能不明晰。大概明察今日的赏罚，虽然是为了纠正前日的功过，但实际上是为了日后用人办事奠定基础。
陆贽又说：“谨按记载在法令中的命秩，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虽然按类别分为四类，但掌管事务并授予俸禄的，只限于职事官这一类，用来排列才能、安顿贤德，这就是所谓施加实际利益而寄托于虚名；那勋、散、爵号三者所关联的，大体上只限于服饰颜色和子孙荫庇罢了，用来叙列尊贵、甄别功劳，这就是所谓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虚实相互滋养，所以人们不轻慢；赏赐轻重相互制约，所以国家不丧失权柄。现在的员外试官颇同于勋、散、爵号，虽然授予它们不耗费俸禄，接受它们不占用员额，然而那些冒着锋利兵刃、排除患难的人用它们来奖赏，那些竭尽筋力、展现勤效的人用它们来酬谢，它们的用处，可以说是很重的了。”
臣按：陆贽这篇奏疏可以看出唐代一代赏功的规格，所谓的爵号就像现在的公、侯、伯之类，所谓的职事官就像现在的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之类，所谓的勋官就像现在的柱国、骑都尉之类，所谓的散官就像现在的光禄大夫、骠骑将军之类，在唐代分为四类，而今天只有三类。大概现在的勋阶、散官随着职事官而有，不像唐代另外授予给人，我朝异姓没有活着就封王的，列爵只有公、侯、伯而没有子、男，每年赐予俸禄而没有唐、宋食邑的虚名。大概自汉代以后用古代爵位封赏功臣，这是很少见的。职事官都以阶级相承，没有不掌管事务而授予俸禄的，只是在其中又分为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是因为军功得到官职而子孙承袭的，世代不断，从指挥使以下直到镇抚都是这样；流官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提拔来任事，那么终其本人而不能世袭，在京城内则是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在京城外则是都指挥及试官。陆贽说轻重相互制约而国家不丧失权柄，我的祖宗大概得到了这个意思，他们报答臣子的功劳则赏赐延及子孙，根据人的才能则用尽其才，有唐代人的实际而没有其虚名。唉，三代以来所未有的，希望圣明的子孙念及祖宗得到天下不容易，爱惜祖宗的官爵，保全祖宗的功臣，追崇他们已经成就的以报答他们的功劳，振作他们尚未成就的以激励他们的志向，不是军功不授予武职，不是异才不试用流官，使天下的人得到官爵很难，那么我国家一旦有事，人人都想得到我的官爵以为子孙打算，那么得到的人尽职以保全他的家，没有得到的人竭力以求取我的俸禄，这样，那么维持的人既稳固，奋起的人又接续，那么凡是我心所向没有不称心的，事情所举没有不成功的，宗庙社稷的安定像泰山一样，而四维确立了。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不要轻率地把赏功的典章作为施恩的工具，而轻率地授予宠幸、技艺之类的人，那么天下国家不胜大幸。
唐代自天宝末年安禄山反叛，这时府库没有积蓄，朝廷专门用官爵赏功，各位将领出身只给空名的告身，临时填写名字，后来又听任用信牒授予人，官爵有达到异姓王的，各军只以职事相统辖，不再计较官爵的高低，又用官爵收编散卒。因此官爵轻贱而财物贵重，将军的告身一份仅能换一次醉，凡是应募入军的都穿金紫官服，甚至有朝廷士人的仆役穿金紫、称大官而做贱役的。
臣按：陆贽说：“天宝末年，宠幸倾覆国家，爵位按私情授予，赏赐按宠幸增加，天下动荡，纲纪紊乱，安禄山、史思明乘隙，于是扰乱中原，派遣戍守每年增加，策勋日益扩大，财赋不足以供给赏赐而职官的赏赐兴起，职员不足以容纳功劳而散试的称号实行，银青杂沓于胥吏，金紫普遍施予于车夫，香臭不分，清浊不辨，当今所担忧的，正在于爵位轻贱，设法尊重它尚且怕不重，如果又自己抛弃，将用什么劝勉人？”由此看来，那么唐代一代赏功的规格其得失可见了。大体上朝廷刚创业之初，谨慎爱惜官爵不轻率地给予人，所以官爵贵重而人得以以此为荣，等到末世，不知道祖宗立法的深意，往往轻率地给予人，因此人人都能得到，他们得到的未必都有奇功异能，所以人们视之如草芥。自古以来用官爵来赏功，其轻贱的弊端没有像唐代那么严重的，史臣记载在史册上，足以作为万世的警戒，有国家的人尚且要鉴戒它、谨慎它，不要蹈袭它的旧辙。
穆宗长庆二年，起初，皇上在东宫时，听说天下厌恶宪宗用兵，所以即位后务求优待将卒，以求安息，下诏：“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报履历、功绩，文书送中书省，酌情加以奖擢。那些各道大将久任及有功的都奏闻，授予官职。天下各军，各委托本道根据旧额，不得擅自减省。”于是商人、胥吏争相贿赂藩镇，文书补授列将而推荐他们，就升任朝官。奏章堆积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立为法制以遗子孙，未有不尽善尽美者，但事久而弊生，弊积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积弊之后，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乃诏神策六军及诸武官并诸道大将俾其内外各具事功，无故而加以奖擢，补官升朝，盖欲饵之使不生事也。呜呼，爵赏所以待有功令，无功而加以爵赏，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为如此，宜乎唐之不复振也。
五代唐庄宗许伶人欲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之矣，使吾惭见之。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遂以为刺史，时亲军有从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臣按：陆贽有言，爵位惟功勋功德所宜处之，苟非四者，虽公卿之世、华夏之胄，犹不可轻亵，况优伶乎？庄宗之不以令终，国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时，庞籍言：“纲纪者其要在赏罚，恩赏贵乎审当，法令贵乎齐一。伏见近年恩及侥幸，而典宪稍纵，夫赏所以劝功也，无功之人坐获殊宠，后有临敌效命立勋行陈者，将何赏以塞其望乎？顾陛下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务也。”
臣按：庞籍欲真宗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以为此最切务，臣于今日亦云然。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时，王令斌破蜀而归，功不细矣，犯法一贬十年不问，是时方讨江南，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太祖神武英断，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昨关西用兵四年矣，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裨将畏懦逗遛者皆当斩罪，或罚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皆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所谓赏不足劝、威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修所言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是知国家于将领有功者固所当赏，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罚，赏必足劝，罚必足惧，然后可以用人。
高宗时，邓肃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欲专立功赏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阵，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并置之法。”
臣按：自古最难得明实者军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繇于主帅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轻重任其所为，此将士所以不服而愤怨也。邓肃乞立功赏一司专主其事，然功赏之司但能考其功状耳，未必得其虚的也。臣愚以为，凡出师必择朝臣公明有风力者一人付以属吏，俾其专掌功赏，随军纪功，遇有功次即于军中核实详定焉。
高宗时，给事中金安节驳皇城司滥赏曰：“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亦必有功而后加爵，岂可以侥幸一时微劳而反过于亲临行阵、出入万死一生者乎？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比之立军功者劳逸异矣，遽以一官转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望爱惜名器，以待勋劳。”从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亲临行陈者然后为军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虽有年劳，当别甄叙。我朝立锦衣卫以掌宿卫官职之设，虽与列卫同，而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类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涂不得与焉，其选可谓重而严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幸、技艺进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艺之流旧制当属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杂流，俾专司其业，岂不名称其实哉？顾乃以赏功之官以为恩赐之具，彼得之而人讥之，固不足以为
译臣按：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建立法制留给子孙，没有不力求尽善尽美的，只是时间久远弊端便产生，弊端积累久了，弊端之中又生出新的弊端，古今都是一样的道理。唐穆宗承继唐朝长期积累的弊端之后，致力于宽纵优待将卒以求得安宁，于是下诏让神策六军及各位武官和各道大将，让他们内外各自陈述事功，没有功劳也加以奖赏提拔，补授官职升迁入朝，大概是想要用利禄引诱他们，使他们不制造事端。唉，爵位赏赐是用来等待有功之人的，如果没有功劳却给予爵位赏赐，一旦有人立下功劳，又用什么来酬谢他们呢？穆宗这样做，唐朝不再振兴是理所当然的。
五代后唐庄宗答应伶人想要任命他们为刺史，郭崇韬劝谏说：“陛下与之共同夺取天下的人，都是英豪忠勇之士，如今大功刚刚成就，封赏还没有轮到一个人，却先任命伶人为刺史，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心。”过了一年，伶人屡次为此进言，庄宗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否则我会觉得愧对他们。你的话虽然正确，但应当为我委屈心意去执行。”于是任命他们为刺史，当时亲军中有跟随征战百战而没有得到刺史职位的人，没有不愤慨叹息的。
臣按：陆贽曾说，爵位只有功勋功德才适宜占据，如果不是这四种情况，即使是公卿的后代、华夏的贵族，尚且不可以轻慢亵渎，何况是优伶呢？庄宗不得善终，国运不长久，是有原因的。
宋真宗时，庞籍说：“纲纪的关键在于赏罚，恩惠赏赐贵在审慎恰当，法令贵在整齐划一。我见近年恩惠波及侥幸之人，而法典宪令稍显松弛，赏赐是用来鼓励立功的，没有功劳的人坐享特殊恩宠，后来有临敌效命、建立功勋、在阵前行事的人，将用什么赏赐来满足他们的期望呢？希望陛下爱惜爵位俸禄，不施予侥幸之人，以等待立功之臣；申明严格宪法，不让其松弛，以威慑不恭敬之臣，这是最迫切的事务。”
臣按：庞籍希望真宗爱惜爵位俸禄，不施予侥幸之人，以等待立功之臣；申明严格宪法，不让其松弛，以威慑不恭敬之臣。认为这是最迫切的事务，臣在今天也认为如此。
欧阳修对仁宗说：“用人的方法不过在于赏罚，然而赏赐波及无功之人则恩惠不足以鼓励，惩罚遗漏有罪之人则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即使有人也无法使用了。太祖时，王令斌攻破蜀地归来，功劳不小，却因犯法被贬十年不问，当时正讨伐江南，所以罢黜全斌以向众将树立法度。太祖神武英明果断，之所以能平定天下，他的赏罚之法都是这样的。最近关西用兵四年了，大将以无功被罢免的依旧担任官职，军中看见没有功劳的人不妨能得到好官职，那么众将谁肯立功呢？副将畏缩懦弱、逗留不进的人都应当斩首，有的被处罚贬谪却很快升迁，有的不被贬谪却依旧任职，军中看见有罪的人不被诛杀，那么众将谁肯效命呢？所谓赏赐不足以鼓励、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赏罚像这样却想要用人，怎么可能做到呢？”
臣按：欧阳修所说军中看见有罪的人不被诛杀，那么众将谁肯效命，这说明国家对将领有功的人固然应当赏赐，而有罪的人也不可以不惩罚，赏赐必须足以鼓励，惩罚必须足以使人畏惧，然后才可以用人。
高宗时，邓肃说：“金人不足畏惧，但他们信守赏罚，不假借文书，所以人人各自效命。朝廷却不是这样，有同时立功而且功劳相等的人，有的已经转任数个官职，有的还是平民，轻重上下只在官吏手中，赏赐既然不明确，谁肯自我勉励呢？希望专门设立一个掌管立功赏赐的机构，使凡是立功的人得以自行陈述，如果功劳状况已经明确而赏赐不执行，或者功劳相同而赏赐有轻重先后之分，一并置于法办。”
臣按：自古最难明确核实的是军功，推究其不明确的原因，是由于主帅不得其人，一概委托给吏胥之手，出入轻重任由他们作为，这是将士不服且愤怨的原因。邓肃请求设立一个专门掌管立功赏赐的机构，然而掌管功赏的机构只能考核功劳状况罢了，未必能得知虚实。臣愚以为，凡是出兵必须选择朝臣中公正明达、有风骨魄力的人一人，付给他属吏，让他专门掌管功赏，跟随军队记录功劳，遇到有功绩的人就在军中核实详细评定。
高宗时，给事中金安节驳斥皇城司滥赏说：“凡是外部的将帅在边境效命，也必定是有功劳后才加封爵位，怎么可以因为侥幸一时的微小劳绩反而超过亲临战阵、出入万死一生的人呢？现在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期届满，比起建立军功的人来说劳逸不同了，竟然凭一个官职转任承宣使，难道凭借皇城任期届满就要转任节度使吗？私下担心实行下去将士就会离心，希望爱惜名器，以等待勋劳之人。”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按：朝廷设立武爵以等待有功之臣，必定是亲临战阵的人然后才算军功，那些出入禁军、左右侍奉的人虽然有年资劳绩，应当另外甄别叙用。我朝设立锦衣卫以掌管宿卫，官职的设置虽然与各卫相同，但其官员任用其才能而不任用世袭，大概是用来对待武臣中超出群类的人，然而也只是武臣的后代而其他途径不得参与，其选拔可以说是重视而严格了，现在世上却有不出自武臣后代而凭借宠幸、技艺进身的人，失去了祖宗的初衷了。技艺之流按旧制应当属于工部，现在因其才能而任用他们为杂流，让他们专门掌管其业务，难道不是名实相符吗？却把赏功的官职作为恩赐的工具，他们得到后被人讥笑，本来不足以作为
荣，彼何足惜，遂使国家失赏功之常典，而凡亲临行阵出万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体，其失岂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袭，可乎？彼技艺之流有异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岂亦有异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异能且不可，况实无异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孙乎？
译荣耀，那有什么值得吝惜的，竟然致使国家丧失了奖赏功臣的常规法度，而那些亲自上阵、冒着万死一生的危险立下战功的人，都因此感到心灰意冷、士气瓦解，这种过失难道只是轻微的吗？授予他这个官职本来就不对了，又让他世代承袭，可以吗？那些凭借技艺而拥有特殊才能的人，朝廷出于特别的恩宠授予官职是可以的，但他的儿子难道也拥有特殊才能，就让他继承官职吗？拥有特殊才能尚且不可以，何况实际上并没有特殊才能；在他本人身上尚且不可以，何况又延伸到他的子孙身上呢？
高宗论诸军使臣猥多，岁增俸廪，因曰：“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不惟无以劝有功，兼亦蠹国。朕尝谓行赏当先自下，行罚当先自上。”赵鼎曰：“圣虑高远，岂诸将所及。”
臣按：宋高宗谓“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诗亦云“死是军人死，功是将军功”，其弊之来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虑及此，遇有纪录功次者必加详审，毋俾将领专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异时复兴师旅，凡在戎行者皆奋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赏功之格。臣按：祖宗立为武职专以赏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孙，世其职而不迁，不计满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继，兄亡而弟及，官职简而阶级明，非若宋人遥授迁转，无定职且无定员也。今制，十军立一小旗，五十军一总旗，两总旗一百户，十百户一千户，千户有正有副，千户以上有指挥，指挥有司，有同知有佥事，此皆世袭之官也，至于都指挥、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挥之制，此则擢其有才能者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谓尽善尽美，后世虽有作者不可及已，奈何积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积者未销，后之来者日至，遂至军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禄，欲国计不屈，难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赉天下致仕武臣，论之曰“同立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无穷之天下，则尔子孙亦享无穷之爵禄”，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于永乐二年，因法司言征讨官有系狱者，请论功定罪，谕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一何义之尽也。仁之至所以报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禄之奉，以衍其家庆；义之尽所以励其节，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禄。大哉皇言，万世所当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义兼至如此，而又著之于法律以维持警饬之，使吾仁义之泽百世如一日焉。伏读律文，有曰“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纪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又曰“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呜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垂戒之言也，诚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垂戒之意，则武臣益知所惧，无有不尽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材质不能相同，其间固不能无不忠不谨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国法以递降之，消之以渐，日减月削，去者去而来者来，今之来者即所以补乎昔之去者焉，则人与官互相称矣，尚何军少官多之患哉？臣于此又有见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注云：“父子相继为一世，四世而缌服之穷也，六世则亲属竭矣。”夫以大贤君子，功业见乎一世，德泽被乎天下，其没世之后四世而后子孙尚废其祀，况彼一介武夫，乘时崛起，因人而成事，随众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胜之智、搴旗斩将之勇、定难拓土之功，锡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禄，终其身已为多矣，况及其子若孙乎，况无子及孙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且开国大臣封国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余封伯及继封者又不下数十人，今存者无几，大功多废，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泽不宄而小功之泽反延哉？今文武官犯入私罪律条久废，骤而用之，可骇物听，臣请敕兵部查内府贴黄，将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以来官职从军升授缘繇，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去处，通行造册，开具在任见在亲属若干、原籍户口若干、旧任遗下家属若干，要见其人是始初从军者的派子孙与否，明白详实，备具以闻，彼此对照无差，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一曰奉天启运，二曰奉天征讨，其他立功边庭及随大将平寇者居其次三焉。启运、征讨之功，已经五世之后，若不系从军人的派者，革去职任，其子孙附籍所在世世优
译高宗谈论各军使臣数量过多，每年增加俸禄和粮饷，于是说：“大将奏报战功，往往把所宠爱的偏将副将多提升官职，而出战士兵往往得不到晋升，这不仅无法勉励有功之人，同时也损害国家。我曾说过，施行奖赏应当先从下层开始，施行惩罚应当先从上层开始。”赵鼎说：“圣上的思虑高远，哪里是各位将领所能达到的。”
臣按：宋高宗说“大将奏报战功，往往把所宠爱的偏将副将多提升官职，而出战士兵往往得不到晋升”，这种弊端不只是宋人有，唐代人的诗也说“死的是军人死，功的是将军功”，这种弊端由来已久了。身居高位的人如果能考虑到这一点，遇到记录功劳次序时必定加以详细审查，不让将领独占功劳而导致士兵的叹息怨恨，将来再兴兵作战，所有在军中服役的人都会振奋勇气，而不担心上级不了解他们了。
以上是奖赏功劳的规格。臣按：祖宗设立武职专门用来奖赏有功之臣，并延及他们的子孙，世代承袭职务而不调动，不计满任期，不经过考核升迁，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兄长去世弟弟接替，官职简单而等级分明，不像宋人遥授官职、频繁调动，没有固定职务且没有固定员额。现在的制度，十名士兵设立一个小旗，五十名士兵设立一个总旗，两个总旗设立一百户，十个一百户设立一千户，千户有正职有副职，千户以上有指挥，指挥有司职，有同知有佥事，这些都是世袭的官职，至于都指挥、都督各分三等也像指挥的制度一样，这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使用他们的才能而不世袭官职。祖宗的制度可以说尽善尽美，后世虽然有创立制度的人也无法企及，无奈日子久了人越来越多，以前积累的未消除，后来来的每天增加，于是导致士兵少而官员多，所担任的是一人的工作而所享受的是高官的俸禄，想要国家财政不枯竭，难啊。
伏惟我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二十九年大赏天下退休的武臣，论及此事说：“共同经历艰难，才有今天，考虑到我子孙保卫无穷的天下，那么你们子孙也享受无穷的爵禄”，这是多么仁德到了极点啊；太宗文皇帝在永乐二年，因为法司说征讨官员有被关押的，请求论功定罪，谕示说：“朝廷大公至正的道理，有功就奖赏，有过就刑罚，刑罚奖赏是治理天下的大法，不因为功劳掩盖过错，不因为私情废弃公义”，这是多么义理尽到了啊。仁德到了极点用来报答他们的功劳，使他们世代享受爵禄的奉养，以延续他们的家庆；义理尽到了用来激励他们的节操，使他们世代奉行法度的公正，以保全他们的世禄。伟大的皇言，是万世应当铭记在心的。然而祖宗不仅在言语上仁义兼至如此，又著之于法律以维持警戒，使我们的仁义恩泽百世如一日。
伏读律文，有说：“凡是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的，明确立案，每年考核一次，记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轻重作为升降的依据”，又说：“如果军官犯私罪应受笞刑的，附过收赎，杖罪解除现任职务，降等叙用，应罢职不叙用的降充总旗，应徒刑流刑的按照距离远近发配各卫充军。”唉，太祖定律的本意，就是太宗垂戒的言语，如果能本着太祖立律的条文、运用太宗垂戒的意思，那么武臣更加知道畏惧，没有不竭尽忠诚遵守法律的。然而人的资质不能相同，其中固然不能没有不忠诚不谨慎的人，根据那个人所犯的罪用国法来逐步降级，逐渐消除，日减月削，离去的离去而来的到来，现在来的就是用来补充以前离去的，那么人与官就互相匹配了，还担心什么士兵少官员多呢？
臣在这里又有见解，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世就断绝”，注释说：“父子相继为一世，四世到缌服之穷，六世则亲属竭尽。”以大贤君子，功业显赫于一世，德泽遍及天下，他去世之后四世子孙尚且废掉祭祀，何况那些一介武夫，乘时崛起，依靠他人成事，跟随众人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胜的智慧、拔旗斩将的勇气、平定祸乱开拓疆土的功劳，赐给他们官爵，供给他们俸禄，终身已经很多了，何况到他们的子孙呢，何况没有子孙的又波及旁支别派呢？况且开国大臣封国公的六人、封侯的十五人，其余封伯及继封的又不止数十人，现在存在的没有几个，大功多废，小功多存，为什么大功的恩泽不延续而小功的恩泽反而延长呢？
现在文武官员犯私罪的律条久已废除，突然使用它，可以惊骇世人听闻，臣请求敕令兵部查核内府贴黄，将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以来官职从军升授的原因，以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去处，通行造册，开具在任现存的亲属多少、原籍户口多少、旧任遗下的家属多少，要看到那个人是起初从军者的派子孙与否，明白详实，备具上报，彼此对照无差，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一曰奉天启运，二曰奉天征讨，其他立功边庭及随大将平寇的居其次三。启运、征讨的功劳，已经五世之后，如果不属于从军人的派系，革去职任，其子孙附籍所在世世优
免杂差；五世之后仍系从军的派子孙者，遇有公私过犯，依律递降，不在赦原之数，无犯者照旧；其不系启运、征讨及各处立功者，三世之后子孙不系的派者革职，的派子孙三世之后有犯者递降，三世之后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则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后例该革任者，若其间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功者，又从此人起计其世数，以上皆优免其子孙。如此，则礼与律皆协，人知所劝勉而官不至于冗滥矣。臣愚见如此，非敢犯众怒而辄兴异议，以取张仲瑀之祸，念此乃国家大事，不于无事之时而预有以为之调停，一旦驯致于无可奈何之地，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伏望明主闵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观者得以起异议而生邪心。
译免除各种杂役；五代之后仍然属于从军派系子孙的，如果遇到公私罪过，依照律法逐级降职，不在赦免宽恕的范围之内，没有罪过的则照旧对待；那些不属于启运、征讨以及在各地立功的人，三代之后子孙不属于派系的，革去职务，确属派系子孙的，三代之后有罪过的逐级降职，三代之后又有额外功劳的不予革职，否则就革职；那些五代、三代之后按例应当革职的人，如果中间有一代因为王事以及再次立功的人，又从这个人开始计算世代数，以上都优待免除其子孙的职务。这样，礼制与法律都相协调，人们知道有所劝勉激励，而官员不至于冗杂泛滥。臣下愚昧的看法如此，不敢冒犯众人的愤怒而贸然提出不同意见，从而招致张仲瑀那样的灾祸，考虑到这是国家的大事，不在太平无事的时候预先进行调停安排，一旦逐渐发展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妥善处理后事了。恳请英明的君主怜悯我的愚昧而体察我的心意，不要让像高观那样的人得以提出不同意见而产生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