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三
朱熹曰：“北犹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顽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当忧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内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顽而弗率者则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谓苗之凶顽，六师征之犹且逆命，岂皋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圣人兵刑之叙与帝舜治苗之本末也。盖威以象刑而苗犹不服，然后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来格然后分背之也。”
《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蔡沈曰：“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
吕祖谦曰：“三苗有罪自当窜逐，发政施仁自当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后世以为投之四裔若弃之者，非圣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外蕃之总名，而经史所谓蛮则多指南方之夷也，夷之见于经者始于三苗，所谓苗民者《舜典》《禹谟》《益稷》《禹贡》《吕刑》皆具焉。帝舜授禅之初，既首窜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时，其窜者既丕叙，其留者犹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犹逆命，及禹班师而后来格，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盖有虞之世，西北之戎狄未炽，所虑者南方之蛮耳，故舜命皋陶为士，首举“蛮夷猾夏”为言。所谓蛮者盖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极恶者而窜徙之，既窜之后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与恶者焉，善者则奖之而加以恩，恶者则惩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则彼知所慕而兴于为善，施以威则彼知所畏而不敢为恶，是则圣人之微权也。今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贵数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类凡十数种，皆所谓蛮也，其间最轻捷者曰猫，说者谓此即三苗之后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习不常，无有伦纪礼义，观禹誓辞数苗之罪，谓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是时之苗盖有国都、官属，但其用舍颠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也。国初于湖北、川东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顺、曰保靖、曰贵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抚司、安抚司及招讨司、长官司之设，外此所谓军民府及军民指挥使司者，又兼设土官以辖其夷人，随其地而设其官，因其俗而为之治，善者授以职，恶者分其势，是盖得有虞分背之义、《禹贡》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谓賨布。臣按：汉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击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臣按：秦并百粤，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盖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然自秦汉以来，所谓于越、东越、瓯闽之类皆已久入中国，与齐、鲁、宋、卫无异，惟所谓南越者，其地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险，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时时为郡邑居民害。盖今日湖南北、广东西其郡邑皆错列山岭之间，与蛮夷杂居，但有险易之异耳，时或窃发，难于备御，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隔也。
汉武帝时，欲伐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言：“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噆也，音壑）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
译朱熹说：“北就是背的意思，其中善良的就留下来，其中不善良的就放逐迁徙他们，使他们分道背向而去。”
《尚书·益稷》记载：三苗顽固不肯服从政令，帝舜应当忧虑挂念他们。帝舜说：“引导他们遵循我的德政，这时你们的功劳，就在于使秩序井然。皋陶正恭敬地遵循这种秩序，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务必明察。”
蔡沈说：“内部诸侯和州长，外部藩属和夷狄，都遵循德政而有功绩，只有三苗顽固怠慢不遵从，不肯服从政令，帝舜应当忧虑挂念他们。帝舜说：‘四海之内遵循我德教的人，是你们的功劳，只在于使秩序井然，所以那些顽固不遵从的人，皋陶正恭敬地承接你们维持秩序的功效，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务必明察。’有人却认为三苗凶恶顽固，即使出动六军征讨他们仍然违抗命令，难道是皋陶施行象征性刑罚所能达到的吗？这是不了解圣人用兵和用刑的次序，以及帝舜治理三苗的根本和末节。大概是用象征性的刑罚威慑，三苗仍然不服从，然后才命令大禹征讨他们；征讨后仍然不服从，又进一步修明德政教化，等到他们来归顺后，才将他们分道背向处置。”
《尚书·禹贡》记载：三危之地已经安置妥当，三苗也大为有序。蔡沈说：“三危就是舜放逐三苗的地方。”
吕祖谦说：“三苗有罪自然应当放逐，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自然应当惠及他们，所以大禹治水到达三危，也让他们安居，大大地恢复了秩序，后世认为把他们投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就像抛弃他们一样，这不是圣人的本心。”
臣按：夷是外部藩属的总称，而经史中所说的蛮大多指南方的夷人。夷在经典中最早出现的是三苗，所谓苗民在《舜典》《禹谟》《益稷》《禹贡》《吕刑》中都有记载。帝舜接受禅让之初，首先将他们放逐到三危，到了大禹治水时，那些被放逐的人已经大为有序，但留下来的人仍然不肯服从政令，所以帝舜命令大禹前往征讨，然而他们仍然违抗命令，等到大禹撤军后他们才来归顺，于是考察他们的善恶而分道背向处置他们。大概在有虞氏的时代，西北的戎狄尚未兴盛，所担忧的只是南方的蛮夷，所以舜任命皋陶为士，首先提出“蛮夷扰乱华夏”的说法。所谓蛮大概就是指三苗，起初将他们中最极恶的人放逐迁徙，放逐之后又在留下来的人中区分善恶，善良的就奖赏他们并施加恩惠，邪恶的就惩罚他们并施加威严，施加恩惠他们就懂得向往而兴起善行，施加威严他们就懂得畏惧而不敢作恶，这就是圣人的微妙权谋。如今从巴蜀以东，经过湖南北、桂岭、云贵数千里溪涧山箐之中，有称为犵、狑、獠、猺、獞等十几种人，都是所谓的蛮，其中行动最轻捷的称为猫，解说的人认为这就是三苗的后代。然而现在的猫依山而居，习性不常，没有伦理纲常和礼义，看大禹誓师时列举苗人的罪状，说他们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那么当时的苗人大概有国都、官属，只是用人颠倒罢了，不像现在的猫像猿猴一样，没有定居、没有常业，不相统属。建国初期在湖北、川东设立宣慰司五个，叫永顺、保靖、贵州、思州、播州，又有宣抚司、安抚司以及招讨司、长官司的设置，此外所谓的军民府及军民指挥使司，又兼设土官来管辖夷人，根据他们的地域设置官员，依据他们的风俗进行治理，善良的人授予职位，邪恶的人分散他们的势力，这大概是得到了有虞氏分道背向处置的意义、《禹贡》大为有序的意旨。
秦昭王派遣白起攻打楚国，攻占蛮夷之地，设置黔中郡。汉朝兴起，改为武陵郡，每年命令成年男子缴纳一匹布、儿童缴纳二尺布，这叫做賨布。臣按：汉朝的武陵郡就是现在的常德、澧州、辰州、沅州等州郡。
秦始皇三十三年，征发曾经逃亡的人、赘婿、商人攻打南越，夺取他们的土地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闽越王无诸和越东海王摇，他们的祖先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姓驺，秦已经统一天下，都废除了他们的王位只保留君长，将他们的土地设置为闽中郡。
臣按：秦统一百越，岭南有三个郡，桂林是现在广西的地方，南海是现在广东的地方，象郡是现在安南的地方。大概越地的种类实在很多，所以有百越的名称，叫南越、瓯越、闽越、东越、于越，他们的地域不在一处，他们的人种不是一种。然而自从秦汉以来，所谓的于越、东越、瓯闽之类都已经很久融入中原，与齐、鲁、宋、卫没有区别，只有所谓的南越，他们的地域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巂的境界，山深地险，还有没有完全归顺王化的人时时危害郡邑居民。大概今天湖南北、广东西的郡邑都交错排列在山岭之间，与蛮夷杂居，只是有险峻和平易的区别罢了，时常有暗中发动的叛乱，难以防备抵御，不像西北边塞那样有界限阻隔。
汉武帝时，想要攻打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越，是方外之地，剪发文身的人，不能用冠带之国的法度来治理，自从三代盛世，胡越不参与接受正朔，不是强力不能使他们服从、威严不能使他们制服，认为是不居住的地方、不统治的人民，不值得烦扰中原。南方暑湿，接近夏天炎热，暴露在水边居住，蝮蛇（咬人，音壑）滋生，疾病多发生，兵器还没有沾血而病死的人占十分之二三，即使举国俘虏越人也不足以补偿所损失的。现在派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域，他们必定像雉鸡兔子一样逃入山林险阻，背向离去。”
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兵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犹言雁行，谓在前），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
译于是他们又互相聚集，停留下来守卫，经过一年两年，士兵疲惫困倦，军粮匮乏断绝，百姓苦于战争，盗贼必定兴起。战争是凶险之事，一方有紧急战事，四面八方都会惊恐震动，臣担心变故的发生、奸邪之人的作乱，将从这里开始。臣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讨而没有交战，是说没有人敢与之对抗。如果让越人侥幸抵挡住我军的前锋，随军的杂役士兵有一个没有防备而逃回的，即使得到越王的头颅，臣仍然私下为汉朝感到羞耻。
臣按：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夷梗化，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之境，如安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至是诸县叛，连年不定，上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圣之盛，禹入圣域而不优，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殷周之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人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赋役烦重，寇贼并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困，流离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正，此社稷之忧也。骆越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饥馑、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事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大臣，丞相于定国以为：“前击珠厓兴兵连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苏轼曰：“扬雄有言，珠厓之弃，捐之力也，否则鳞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当时可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其可复言弃乎？”
臣按：捐之谓非冠裳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为。臣窃以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则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其可以与人乎？况本中国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轻言弃也。
顺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其费。”
臣按：帝王之驭外蕃，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旧有者不取，则彼敢于恣肆；旧无者取之，则彼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旧而已，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不责其备，不逆其诈。
永和中，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岁余不克，帝召百官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荆扬盗贼盘结不散，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兖、豫之人远赴万里，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有四五，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军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
译臣按：闽越即今天的福建地区，其地纳入职方管辖已久，已非汉代旧貌。然而刘安所说的南方潮湿毒瘴，军队进入其地，不等兵刃相接便先因病死亡，以及敌军到来就潜藏起来，敌军退去就再次聚集，持久作战则士兵疲倦，百姓苦于战事。如今湖南、广右、云贵等地，山箐中的瘴疠之气，猫獠等部族的情形，省民所受的祸害，实在与汉代没有两样。圣明的君主在上，以天地为度量，以宇宙为疆界，遇到远方夷狄抗拒教化，便如刘安所说，用一方寸大小的印信、丈二长的丝绶去镇抚边远之地，不耗费一个士兵、不折断一支戟，而威德并行，用一个使者的使命代替十万大军，不让中原百姓遭受蝮蛇猛兽的毒害，染上呕吐腹泻霍乱的疾病，不让老人流泪哭泣，孤儿啼哭哀号，在千里之外迎接尸骨，在无人之境抛弃骸骨，如刘安所忧虑的那样，这不仅是远方夷狄的幸运，实在是中原百姓的幸运。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每隔几年就反叛一次，杀害官吏，汉朝随即发兵讨伐平定。到这时各县叛乱，连年不能平定，皇上向群臣商议，想要大规模发兵，待诏贾捐之说：“我听说尧舜是圣人的极致，禹进入圣人的境界却不优越，凭借三位圣人的德行，土地方圆不过数千里，西边延伸到流沙，东边到达大海，北边南边都涵盖，声威教化遍及四海，说的是愿意接受声威教化的就治理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不强行治理。殷周的土地，东边不超过长江、黄河，西边不超过氐羌，南边不超过蛮荆，北边不超过朔方，因此颂歌并作，人们乐于生活，越裳氏经过九次翻译来进献，这不是兵器所能达到的。至于秦朝，兴兵远攻，贪图外境而空虚内部，导致天下崩溃背叛；孝武皇帝厉兵秣马以抵御四方夷狄，赋税徭役繁重，盗贼并起，这都是扩张土地太大、征伐不止的缘故。如今关东百姓困苦，流离失所，甚至嫁妻卖子，法律不能禁止，道义不能纠正，这是国家的忧患。骆越之地抛弃它不值得可惜，不攻打也不损害威信，如今陛下不忍心中微小的愤怒，想要驱使士兵将他们推入大海之中，在幽冥之地快意，这不是用来救济饥荒、保全百姓的办法。况且以从前羌人的事情来说，暴露军队不到一年，出兵不超过千里，耗费四十多亿，大司农的钱用尽，于是用少府的禁钱接续，一方之地行为不善，耗费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攻，损失士兵而无功呢？臣愚以为，不是戴冠系带的国家，《禹贡》所到达、《春秋》所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去治理，希望最终抛弃珠厓，专门以体恤关东为忧患。”皇上拿此询问大臣，丞相于定国认为：“以前攻打珠厓兴兵连年，校尉及丞共十一人，回来的只有两人，士兵及转运物资死亡的一万人以上，费用三万多亿，还不能全部降服，如今关东困乏，百姓难以动摇，捐之的意见是对的。”下诏珠厓百姓有仰慕道义想要内属的就安置他们，不愿意的不强迫。
苏轼说：“扬雄有言，抛弃珠厓，是贾捐之的主意，否则鱼鳖之类将取代我们的衣冠礼乐，这话在当时适用，但从汉末到五代，中原避乱的人大多安家于此，如今衣冠礼乐已经井然有序，怎么还能再说抛弃呢？”
臣按：贾捐之说不是戴冠系带的国家，《禹贡》所到达、《春秋》所治理的地方，都不要去治理。臣私下认为，凡是今天疆土不是祖宗所拥有的，就可以采用贾捐之的策略，如果是祖宗初得天下就纳入版图的，怎么可以送给别人呢？况且本是中原肥沃之地、要害关塞，古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地方，除非到了非常不得已而存亡安危的决定在此，不可轻易说抛弃。
顺帝永和初年，武陵太守上书说蛮夷都顺服了，可以比照汉人增加他们的租赋，议论者都认为可以，尚书令虞诩独自上奏说：“自古圣王不把穿异服的人当作臣属，不是德行不能到达、威势不能施加，而是他们兽性贪婪，难以用礼法统率，所以羁縻而安抚他们，归附就接受而不拒绝，叛离就抛弃而不追赶。先帝旧典贡税多少，由来已久了，如今随意增加必定会有怨恨叛乱，计算所得，抵偿不了所费。”
臣按：帝王驾驭外藩，只以道义取胜而不计较利益，旧有的不索取，那么他们敢于恣意妄为；旧没有的索取，那么他们必定会怨恨。我们只遵循旧例而已，旧例之外丝毫都不增加，然而又一定要趁着他们灾患匮乏之时有时宽纵舍弃，不要求他们完备，不拒绝他们的欺诈。
永和中，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伐区怜等人，一年多不能攻克，皇帝召集百官询问方略，都议论派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前往，李固驳斥说：“荆扬盗贼盘结不散，长沙、桂阳多次被征发，如果再次扰动，必定再生祸患，兖、豫之人远赴万里，诏书催促紧迫，必定导致叛逃，南州温暖潮湿，加上有瘴气，导致死亡的十有四五，远涉万里，士兵疲劳，等到到达岭南，不再能战斗，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而兖豫距离日南九千多里，三百天才到，每人每天口粮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的粮食，假设军队所在死亡必定众多，既然不足以抵御敌人，应当再次发兵，这是刻割心腹来补四肢。九真、日南相距千里，征发他们的官吏士兵尚且不堪，何况苦累四州的士兵去奔赴万里之
艰哉？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张乔前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从固议，即拜良为九真太守、乔为交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自行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岭外复平。
译困难吗？前中郎将尹就讨伐益州叛乱的羌人，益州有谚语说：“敌寇来犯尚可忍受，尹就一来就要杀我。”后来尹就征召还朝，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张乔依靠他的将领官吏，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歼灭了敌寇，这是派遣将领没有益处的明证，也是州郡可以胜任的验证。应当重新选拔有勇略、仁惠且能担任将帅的人作为刺史、太守，迁移日南的官吏百姓向北依附交阯，再招募蛮夷，让他们互相攻杀，转运金帛作为他们的资财，有能施行反间计招致敌方首领的，许诺给予封侯裂土的重赏。原来的并州刺史祝良，性格多勇猛果决，张乔先前有破敌的功劳，都可以任用。”四府都听从了固的建议，随即任命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州刺史。张乔到达后，开导示谕、安慰诱导，敌寇全都投降解散。祝良到达九真，亲自乘车进入贼寇之中，制定策略，以威信招降，投降的有数万人，都替祝良修筑官府，岭外地区再次平定。
臣按：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后世读史者至此，灼然如亲在行间目击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谓发将无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后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随即罢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后来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虽暂服而复叛也。请以今广西左右两江言之，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今设为府者四、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故今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为州县害者，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错杂州县间者，其间虽或亦有有司带管及设土官巡检者，然流官无权，彼知其不久而轻玩之，而所谓土巡检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钤制。臣愚以为，今日制驭驯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请用左右两江之例而微寓夫设立军卫之意，盖左右两江府州之设，专以其地属之一姓，臣所谓微寓设立军卫之意者，众建官而分其权也。凡今猺獞与编民杂居州县之间，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临其地，召集其酋豪，谕以朝廷恩威，将授以官，如左右两江土官例，俾其子孙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种类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数，亦如卫所之制，既授其投词，不须勘实，官给以冠服，遣部属以驺从鼓乐送归所居，徐俾其择地立为治所，合众力成之，既成具奏请印，俾推其中一人为众所信服者掌印，则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类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国威并力除之不难矣，积久成俗，彼皆慕华风、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况众设其官，势分力敌，自足相制，不能为乱，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须至申上司奏朝廷，则国家之势益尊，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虑为后日患者，地界不明，异时不能无争耳，宜乘其初即遣官会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涧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为识，大书深刻于上，曰某至某为有司界、至某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无征者与民易之，随其广狭，不复丈量，其土酋所领地就俾其认纳税粮，定为额数，日后不得有所加增，如此处置，庶几其永无患乎。
唐贞元中，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钦、横、贵等州，屡服屡叛。长庆初，经略使严公素复请讨之，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并是夷獠，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杨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约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臣按：韩愈所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此言非独当时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远，举古可以知今，惟圣明留意，遇有远方捷报，以此言验之，洞见其真伪矣。至其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此语诚古今处治南蛮之良策。大抵蛮性阴柔，倚山为势，军来则入山远避，军去则外出虏掠，如蝇蚋然，挥扇则飞散，收扇则复集，剿灭之甚难，且其地多瘴疠，中原之人惮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气候不齐，蒸湿特甚，往往不战而死，既不可速战，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蛮者也。虽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闭其涂
译臣按：李固这篇奏议，论述南方用兵的弊端，切中时弊。使后世读史的人看到此处，清晰地如同亲身在军队行列中目睹其事，千古以来情况都如同一天一样。至于他所说的“派遣将领没有益处，州郡官员可以胜任”，这都是已经验证的明显成效。然而后世的藩镇和郡守，任用时间不长，随即就被罢免，夷獠知道他们去职很快，不可倚仗，而后来接任的官吏又未必一定可靠，往往怀疑与信任各占一半，所以虽然暂时臣服却又再次反叛。请以当今广西左、右两江的情况来说，两江地域方圆二三千里，其所辖的狼兵大概有十多万，现在设立为府的有四个，设立为州的有三十七个，这些府州的长官都由当地人担任，而副职和幕僚则参用流官，所以如今一百多年间没有听说有屯聚侵掠的事情，而为州县带来祸害的，都是那些不属于土官管束、混杂居住在州县之间的人。其中虽然有时也有官府带管以及设立土官巡检的情况，然而流官没有实权，他们知道流官任期不久而轻视玩忽，而所谓的土巡检官职低微、力量薄弱，不足以相互制约。臣愚以为，当今制服驯服他们的策略，没有比设立土官更紧迫的了。请采用左、右两江的例子，并略微寓含设立军卫的意思。大概左、右两江府州的设立，专门将该地归属于一个姓氏，臣所说的略微寓含设立军卫的意思，就是多设官员而分散他们的权力。凡是如今猺獞与编户齐民混杂居住在州县之间的，只是他们依靠山林居住罢了，现在应当特别命令内外大臣亲自到达那里，召集他们的酋长豪强，晓谕朝廷的恩威，将授予他们官职，如同左、右两江土官的例子，让他们的子孙世代享受，如果有能率领其部众五百人以上归附的，就授予知州的职位，四百人以下酌情授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职，这些官职不限制名额，也如同卫所的体制。既然授予他们委任状，就不需要核实，官府供给冠服，派遣部属带着仪仗鼓乐送他们回到居住地，慢慢让他们选择地点建立治所，集合众人的力量建成，建成后上奏请求印信，让他们推举其中一人被众人信服者掌管印信，那么他们接受朝廷的爵位任命，必定知道感激仰慕，而他们的同类都尊敬他，有不顺从的，他们凭借国威合力铲除并不难。时间久了形成习俗，他们都会仰慕华夏风气、习礼仪教化，而知道杀掠是错误的。况且多设官员，势力分散力量相当，自然足以相互制约，不能作乱，而其中没有不互相争讼的，必须上申上司奏报朝廷，那么国家的威势更加尊崇，不劳兵戈而一方安宁了。然而所担忧成为日后祸患的，是地界不明确，将来不能没有争端罢了。应当趁他们刚归附时就派遣官员会同土酋分别划定地界，或者以溪涧或者以山丘，就在边界上立石作为标记，在上面大字深刻，写着某处到某处为官府地界、到某处为土官地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内的，就用外地没有征税的土地与民交换，随其广狭，不再丈量，土酋所领有的土地就让他们认纳税粮，定为定额，日后不得有所增加，这样处置，大概就永远没有祸患了吧。
唐贞元年间，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攻打邕管并攻陷钦、横、贵等州，屡次臣服又屡次反叛。长庆初年，经略使严公素又请求讨伐他，兵部侍郎韩愈进言：“黄贼都是夷獠，没有城郭可以居住，依靠山势凭借险要，平时也各自谋生，危急时就屯聚互相保护，近来因为邕管经略使大多不得其人，恩德既不能安抚怀柔，威势又不能临驾控制，侵欺虏掠以致产生怨恨，蛮夷的性情容易激动难以安定，于是导致攻劫州县，侵暴平民，有的为了报复私仇，有的贪图小利，有时聚集有时分散，终究也不能成事。近来征讨本来起于裴行立、杨旻，这两个人本来没有深远的谋略，意在邀功求赏，也因为他们看到贼人没有屯聚的时候，以为单独约战立刻可以摧毁，争相献计，惟恐落后，朝廷相信了他们，于是批准他们的请求。自从用兵以来，已经两年，前后所奏报杀获的贼人计不下十几万人，倘若都不是虚报，贼人所在的地方又更加荒僻，假如杀尽他们的人、占尽他们的地，对于国家大计并没有益处，宽容借贷羁縻，比起禽兽，来就抵御，去就不追，也没有损害朝廷的事势，请求选拔有才能、威信、熟悉岭南事务的人担任经略使，处理得当，自然永远没有侵叛的事情。”
臣按：韩愈所说自从用兵以来已经两年，前后所奏报杀获十几万人，倘若都不是虚报，贼人已经杀尽，这话不只是当时的弊端，古今人情相差不远，举古可以知今，希望圣明君主留意，遇到有远方的捷报，用这话来验证，就能洞见其真伪了。至于他请求选拔有才能、威信、熟悉岭南事务的人担任经略使，处理得当，自然永远没有侵叛的事情，这话确实是古今治理南蛮的良策。大抵蛮性阴柔，依靠山势为凭借，军队来了就入山远避，军队走了就外出虏掠，如同苍蝇蚊子一样，挥扇就飞散，收扇就复聚，剿灭他们很难，而且他们的地方多瘴疠，中原的人害怕进入他们的地方，未到就已经胆怯畏惧，一进入他们的地方，气候不齐，蒸湿特别严重，往往不战而死，既然不能速战，又不能持久，所以自古以来用兵没有在南蛮身上大得志的。虽然如此，天下的祸患都有所以然的原因，知道其原因而预先堵塞其途径
，绝其根则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谓猺獞者，非有强宗豪族，亦无深谋远虑，非欲争城邑，非欲收人心，不过欲虏掠财物而已，其所处深山大箐之中，不为宫室之奉，不为妻妾之用，不为子孙之计，所得之财将何所用，而用之将何所贸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与之交通，则彼所得财无所用，而欲用之亦无所于售。为今之计，宜敕镇守都宪督责藩臬、帅阃及守令、将领，严束所部军民，不许与贼交通，凡军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许其赴官告知，赍载某物赴某山峒货卖，官司给与印帖为照，无帖者不许，责令供结不敢将带违禁器物，惟许取其生口、米谷、土物，不许受其银两及其地所不产之物，违者枷号示众，没入其财物，亲属，邻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给以其财物三之一，如此，则彼得物无所售，而不劫质以求财而杀人以立威矣。又闻近年以来，其间城邑暮夜多有为贼所窃入者，非杀死官员掠去印信，辄避罪不以闻，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无备也，宜令守镇、都宪、总兵等官规画城池守备之法，行下军卫有司，俾其遵守则永无失矣。盖尝推求其所以窃入之故，多因军卫有司互相推调，夜间失于觉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盖非内无粮饷、外无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后凡有城池去处，责令军卫有司正佐官僚写立领状，责其与城相为存亡，有失陷者决不轻恕，则彼知罪责深重，不敢轻忽，则贼不能盗入矣。所谓规画守备之法者，每城必为内垣，荐棘树栅总为一门，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复下，必至黎明然后开门，彼知无可生路，则寝不安席矣，又预蓄乳犬驯伏之，每五垛间用木为匮，悬一吠犬，微有风声，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盗入之计无所施矣。
译断绝他们的根源，那么祸患自然就会平息。况且现在所谓的猺獞，并没有强大的宗族豪强，也没有深远的谋略，他们不是想争夺城邑，也不是想收买人心，不过是想要抢劫掠夺财物罢了。他们居住在深山大箐之中，不用于宫室的供奉，不用于妻妾的享用，不为子孙做打算，所得的财物将用来做什么呢？而使用这些财物又到哪里去交易呢？如果让我们内地的人不与他们往来，那么他们所得的财物就没有用处，而想要使用这些财物也没有地方可以出售。现在的计策，应当命令镇守都御史督促责成藩司、臬司、帅府以及守令、将领，严格约束所属的军民，不许与贼寇往来。凡是军民人等有进入山峒谋生的，允许他们到官府报告，携带某物前往某山峒贩卖，官府给予印帖作为凭证，没有印帖的不允许，责令他们供认保证不敢携带违禁器物，只允许他们换取生口、米谷、土产，不许接受他们的银两以及当地不出产的物品，违者枷号示众，没收他们的财物，亲属、邻居知情不报的罪责相同，有首告的人给予其财物的三分之一，这样，那么他们得到的物品就没有地方出售，就不会通过劫持人来索取财物，也不会通过杀人来树立威势了。又听说近年来，其中城邑在夜晚多有被贼寇偷偷进入的情况，不是杀死官员掠走印信，就是逃避罪责不上报，推究其中的缘故，不是他们有能力，而是我们没有防备。应当命令守镇、都御史、总兵等官员规划城池守备的方法，下达给军卫有司，让他们遵守，那么永远就不会有失陷了。我曾经推究他们之所以能偷偷进入的缘故，大多是因为军卫有司互相推诿，夜间失去觉察，城邑往往导致失陷，大概不是因为内部没有粮饷、外部没有救援，力量穷尽而不能支撑，今后凡是有城池的地方，责令军卫有司的正佐官员写立领状，责成他们与城池共存亡，有失陷的决不会轻易宽恕，那么他们知道罪责深重，不敢轻忽，那么贼寇就不能盗入了。所谓规划守备的方法，每座城必须修筑内墙，层层荆棘树栅总共设一个门，黄昏夜晚登上城墙守备后，就不允许再下来，必须等到黎明然后开门，他们知道没有活路，就会寝食难安了。又预先蓄养驯服的乳犬，每五个垛口之间用木头做柜子，悬挂一只吠叫的狗，稍有风声，狗先知道警戒，他们不能架设梯子登上城墙，那么盗入的计谋就无法施展了。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民，诚何益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东、西、北三边之夷皆不经见，而首见于经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临边，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则夷人错居王土之中，与居民相杂，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边之寇，其来有时，其侵有处，其行有程，先时可以为备，临时不至于苍茫失措。
仁宗时，狄青请击侬智高，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枢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驱破之，必胜之道也。”青卒用骑兵破贼。
臣按：蕃落之兵以骑射名天下，南夷闻之自然胆落，然臣以为用之于有事之时，不若无事之时遇有羌胡内附者，即优加养给安置此方，不徒今日徼南赖其用，亦可以销异时内地之祸。
宋初言于仁宗曰：“岭南外区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发兵则粮乏，少则事不集，急责功则蛮遁逃不肯出，缓则复来扰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闻发北兵逾万人戍岭外，下湿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蛮势不久屯，击之必散，臣谓不如选一二健将，岁才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处，得善吏十数人分置诸州，募土人为乡军，复其租调，视州大小、户多少为之数，统以部伍，教以进退，皆以彼所长技与相追逐，率百人给北兵三十以劲弩利兵佐之，冬春则使深入扰其居，夏秋则使谨守防其略，彼虽能诱纳中国亡命，要之食尽必出虏掠，若其来也，大大斩获则终身创矣，威已立后可议招来，与之盟则固，许之臣则久，远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无事矣。”
臣按：说者谓征蛮无全胜之策，盖以其地炎燠卑湿，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虽有百万之兵，亦无所施故也。臣窃以为，瘴疠之灾特以加诸贫弱及不善调摄者尔，若夫为将帅居显要者则罕焉，请命彼处守土重臣，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详稽备述，刻梓以颁示士卒，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有不遵条示而自恣不检者必加以罪，其所当备药饵、器具令有司给之。
张栻知静江府，奏：“本部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幅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然邕之戍兵不满千人，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峒共八千余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余三百里，远者近千里，所恃以维持抚治之者，惟提举盗贼都巡检四人，各以戍兵百余为溪峒纲领，其职任可谓不轻矣，可不遴选其人，谨护其土，以为远方久远之计哉。”
臣按：唐分岭南地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属岭南西道，在于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属广东而广西实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宁府，其地控制左右两江，实为安南咽喉之地，国初因前代之旧，设太平、田州、思明、镇安四府，龙州等七州，正统初，又升思恩州为府，用其土人为守长，佐贰幕职则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属州仍其旧俗，凡此羁縻州郡面内岁久，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发亦赖其用，但今控制之戍仅有南宁驯象二卫、太平一所，似乎单弱，请如张栻所言，及今无事时，于此地屯兵以为重镇，遴选守将，谨护其土，以为久远之计，用以销变于未然。
安南，古交也。秦并天下，于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
译《宋史》记载：古代帝王致力于远略，向四方边远地区炫耀武力，不过是为了安定内部而抵御外部，并非为了逞强好胜。西南各地的蛮夷，重山叠岭，杂居在荆楚、巴巫、黔中之间，四周都是大王的土地，却想耗尽肥沃土地的赋税去夺取不长草木的荒地，使容易使唤的民众疲惫不堪，却得到难以教化的百姓，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树立他们的酋长，让他们自行镇守安抚，始终用对待蛮夷的方式对待他们，这才是正确的策略。然而如果没有长远的策略来控制驾驭他们，像猿猴一样善于跳跃的本性就便于他们兴风作浪，有的因为仇怨互相寻找，有的因为饥荒所迫，长啸而起，出来就冲击州县，回去就凭借险固的山林，导致朝廷烦扰兴兵讨伐捕捉，虽然能够消灭他们，但百姓遭受的毒害已经很深了。
臣按：唐尧虞舜的时代，东、西、北三边的夷人都不曾见于记载，首先见于经书的是南方的苗族，然而三方夷人都只有一面与边境相接，夷人居住在外，其中间是大王的土地，只有南方边境之地则是夷人交错居住在大王土地之中，与居民混杂，所以他们的祸害波及百姓尤其容易，不像三边的寇贼，他们来犯有时间规律，侵扰有固定地点，行动有既定行程，事先可以做好准备，临时不至于茫然失措。
宋仁宗时，狄青请求讨伐侬智高，希望能带领西边的蕃落兵跟随自己，有人说南方不适合骑兵作战，枢密使高若讷说：“蕃部善于射箭，能忍受艰苦，上下山如同在平地，应当在瘴气未发作时快速驱驰攻破他们，这是必胜的方法。”狄青最终使用骑兵打败了贼寇。
臣按：蕃落的军队以骑射闻名天下，南方的夷人听到这个消息自然胆战心惊，然而臣认为，在有事之时使用他们，不如在无事之时遇到有羌胡归附的，就优厚地供给安置他们在此地，不仅今天南方边境依赖他们的作用，也可以消除将来内地的祸患。
宋初有人对仁宗说：“岭南外域瘴气熏蒸，北方戍守的人前往的十死一生，多发兵则粮食缺乏，少发兵则事情办不成，急于求成则蛮人逃跑不肯出来，迟缓则他们又来侵扰百姓，这是应该有办法制约他们的。现在听说派遣北兵超过万人戍守岭南，下面潮湿上面蒸腾，病死的人一定很多，预料群蛮的势力不会长久屯驻，攻打他们一定会溃散，臣认为不如挑选一两个勇健的将领，每年只留下北兵五千人，分别屯驻在要害之处，选派十几个好的官吏分别安置在各州，招募当地人为乡军，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根据州的大小、户数的多少来确定人数，编成部伍，教导他们进退，都用他们擅长的技艺与之追逐，每百人配备北兵三十人，用强劲的弩箭和锋利的兵器辅助他们，冬春季节让他们深入扰乱蛮人的居所，夏秋季节让他们谨慎防守以防备蛮人的掠夺，他们虽然能诱纳中原的亡命之徒，总之粮食吃完必定出来掠夺，如果他们来犯，大大斩获他们，他们就会终身受创，威势已经建立后可以商议招抚他们，与他们结盟则稳固，允许他们称臣则长久，远期五年、近期一年，南方就无事可忧了。”
臣按：有人说征讨蛮夷没有全胜的策略，大概是因为那里炎热潮湿，瘴气特别严重，中原的士兵不服水土，不等兵器相交、箭石互射，就自己因疾病瘟疫而死，虽然有百万军队，也无从施展的缘故。臣私下认为，瘴气的灾害只是加在贫弱以及不善于调养的人身上罢了，至于作为将帅身居显要的人则很少受害，请命令那里的守土重臣，多方询问考察长期被贬谪在那里却长寿健康的人，询问他们起居调养的方术，详细考察并完备叙述，刻版印刷以颁布给士卒，每个队伍中选拔一人专门负责此事，有不遵守条令而放纵不检点的人必定加以惩罚，应当准备的药物、器具命令有关部门供给。
张栻任静江府知府，上奏说：“本部防备边境的郡有九个，而邕州、管州最为重要，邕州管辖的范围方圆数千里，而左右两江最为重要，从邕州的西北有牂牁、罗甸，从这里往西南有安南各国，都是应当防备的，然而邕州的戍兵不满千人，所依靠作为屏障的只有左右两江溪峒共八千多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人各自为战，如同古代诸侯民兵的制度，他们距离邕管近的三百多里，远的近千里，所依靠来维持抚治的，只有提举盗贼都巡检四人，各自以戍兵一百多人为溪峒的纲领，他们的职责可以说很重大了，能不精心挑选人选，谨慎守护他们的土地，作为远方长远的计策吗？”
臣按：唐代将岭南地区分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属岭南西道，在本朝，割让容管迤西的土地归属广东，而广西实际上完全得到了桂、邕二管以及容管的一小部分。邕州即今天的南宁府，其地控制左右两江，实在是安南的咽喉之地，建国初期沿袭前代的旧制，设置太平、田州、思明、镇安四府，龙州等七州，正统初年，又提升思恩州为府，任用当地土人作为守长，佐贰幕职则任用流官，只有太平府完全任用流官而其属州仍保留旧俗，凡是这些羁縻州郡面向内地多年，首领世袭，人人各自为战，如同古代诸侯民兵的制度，遇到征发也依赖他们的作用，但如今控制的戍兵仅有南宁驯象二卫、太平一所，似乎单薄薄弱，请像张栻所说的那样，趁现在无事之时，在此地屯兵作为重镇，遴选守将，谨慎守护其土地，作为长远的计策，用来在祸变发生之前消除它。
安南，古代称为交趾。秦朝统一天下，在这里设置象郡。秦朝灭亡，南海尉赵佗击并
之，汉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为交地，后女子征侧反，遣马援平之，立铜柱为汉界。唐始分岭南为东、西二道，置节度，立五管官南隶焉。五代刘隐并其地以为交阯节度使，其后管内大乱，有丁部领者定之，其子琏内附，宋封为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传子璇，为黎桓所夺，淳化四年封桓为王，桓卒，子龙钺立，其弟龙廷杀钺而代之，龙廷欲修贡，安抚使邵晔以闻，真宗曰：“遐荒异俗，不晓事体，何可怪也。”仍封为王，赐名至忠，为其下李公蕴所夺，即封公蕴为王。李氏传八世，至昊旵，闽人陈日煚为其婿，遂有其国。
译汉时设置九郡，其中九真、日南、象郡三郡属于交州之地。后来女子征侧反叛，朝廷派遣马援平定叛乱，树立铜柱作为汉朝的边界。唐朝开始将岭南分为东、西两道，设置节度使，设立五管，南方隶属于此。五代时期，刘隐合并此地，担任交阯节度使。此后管内发生大乱，有个人叫丁部领平定了局势，他的儿子丁琏向中原王朝内附，宋朝封他为交阯郡王（交州人受封为王从此开始）。传到儿子丁璇时，被黎桓夺取政权，淳化四年，宋朝封黎桓为王。黎桓死后，他的儿子黎龙钺继位，黎龙钺的弟弟黎龙廷杀死了黎龙钺并取而代之。黎龙廷想要进贡，安抚使邵晔将此事上报，宋真宗说：“边远荒僻之地风俗不同，不懂得事理体统，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仍然封他为王，赐名至忠。后来黎至忠被其部下李公蕴夺取政权，宋朝随即封李公蕴为王。李氏家族传了八代，到李昊旵时，福建人陈日煚是他的女婿，于是占据了该国。
臣按：交阯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焜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篸，诈称陈氏绝嗣，奆为甥，求权署国事，我太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犛乃表请迎添平还以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犛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祇，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犛杀之尽，无可继承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后有黎利者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呜呼，自秦并百郡，交阯之地已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阯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顽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为侏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礼乐以为声明文物之乡，一何不幸哉！其间宋人虽一逐其王，元人虽再入其国都，而终不能有。我太祖皇帝开国之初，陈氏首先纳款，太祖著之《祖训》，不许后人伐其国。陈氏为贼犛所戕，太宗皇帝体高皇之意，不绝陈氏之嗣，遣使送还其国，贼犛乃杀之，并及使者，不得已兴师平之，求陈氏后不可得，乃用汉、唐故事，复立郡县。而守臣不谨，遂至夷獠复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陈氏后为词，宣宗皇帝体文皇之心，俾复继陈氏之绝，不逆黎利之诈，遂为所蔽，群臣屡请兴兵讨之，章皇帝念圣祖之垂训，因置不问，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汉以来之遗民，既得见天日而又沦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窃惟今日疆域远过有宋，并于唐而不及汉者，以失岭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训而不愆不忘，此继述之大孝、守成之大体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汉为三郡地，今其地东起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左江，至云南之临安、元江为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钦之西乃南宁府界，南宁之东南，思明府所属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诸州，太平府所属龙英、太平、安平、上下冻诸州皆与之接境，而龙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凭祥县则其要害也。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峒，亦与接境，二峒迤西则云南界矣。临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县则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卷一五四
▲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薰鬻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与骡同）、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騊駼（生北海）、驒奚（駏驉也）。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铁杷小矛也）
译臣按：交阯本是秦汉以来中国郡县的土地，五代时被刘隐兼并，到宋朝初年才封为郡王，然而仍然授予中国的官爵勋阶，比如所谓的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观察使等，以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都像内地的臣子一样，从未以国家自称。后来封为南平王，奏章公文仍称安南道，孝宗时才封王并称为国，于是天下便像看待高丽、真腊那样看待它，不再知道它是中国郡县了。李氏传了八代，陈氏传了十二代，到日焜时被黎季犛篡位，黎季犛上表将姓名改为胡一元，儿子苍改名为篸，诈称陈氏绝嗣，奆是外甥，请求暂代国事，我太宗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过了一年，陈氏孙子名叫添平的才逃到京城，诉说实情，黎季犛于是上表请求迎接添平回国，朝廷没有识破他的欺诈，派使者送添平回去，到达边境时，黎季犛埋伏军队杀死了他，连同使者一起杀害。事情上报后，太宗向天地神祇宣告罪行，声讨罪状，派遣征夷将军朱能等人征讨，朱能在途中去世，命令副将张辅统领军队，活捉了黎季犛及其子苍澄，献俘到京城，下诏寻找陈氏后裔立为君主，国人一致称黎季犛将陈氏杀尽，没有可以继承的人，共同请求恢复旧制设立郡县，于是像现在这样设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等机构，完全像内地一样。后来有个叫黎利的，被宦官庇护，于是导致猖獗放肆，上表请求立陈氏后裔，宣宗皇帝说这是皇祖的意思，于是听从了他，就放弃那块土地，让他恢复为国家。唉，自从秦朝兼并百郡，交阯之地已与南海、桂林一同纳入中国，汉武帝设立岭南九郡，九真、日南、交阯都在其中，在唐朝中期，江南人在中国做官显贵的还很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在朝廷做学士宰相，与中原士人相抗衡了，为什么历经五代，被土豪占据，宋朝兴起不能讨伐，致使这块土地沦为蛮夷风俗三百多年，而不能与南海、桂林等六郡，整齐地以衣冠礼乐成为文明昌盛之乡，是多么不幸啊！其间宋朝人虽然曾驱逐其王，元朝人虽然曾两次进入其国都，但最终都不能占有。我太祖皇帝开国之初，陈氏首先归顺，太祖将其载入《祖训》，不许后人讨伐其国。陈氏被贼黎季犛杀害，太宗皇帝体察高皇的意思，不灭绝陈氏的后嗣，派使者送还其国，贼黎季犛却杀死了他，连同使者一起杀害，不得已兴师平定，寻找陈氏后裔找不到，于是沿用汉、唐旧例，重新设立郡县。而守臣不谨慎，于是导致夷獠再次放肆，而黎利以寻找陈氏后裔为借口，宣宗皇帝体察文皇的心意，让他恢复陈氏的绝嗣，没有识破黎利的欺诈，于是被他蒙蔽，群臣屡次请求兴兵讨伐，章皇帝念及圣祖的垂训，因此置之不问，而九真、日南之地，秦汉以来的遗民，既已见到天日却又沦落到幽谷之中，是多么重重不幸啊。私下认为今日疆域远超过宋朝，合并了唐朝而不及汉朝，是因为失去了岭外这三郡，有幸得到却又失去，似乎可惜，然而遵守祖宗的训诫而不违背不忘记，这是继承发扬的大孝、守成的大体，可惜的是一方百姓重重不幸罢了（安南疆域在秦汉为三郡地，现在其地东起广东的钦州，向西经过广西的左江，到云南的临安、元江为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钦之西是南宁府界，南宁的东南，思明府所属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诸州，太平府所属龙英、太平、安平、上下冻诸州都与它接壤，而龙州是它必经之路，而凭祥县则是它的要害。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峒，也与它接壤，二峒向西则是云南界了。临安的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长官司都是它的近界，元江有水路相通，而蒙自县则是它必经之路了。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经过龙州及凭祥县到达它的谅山府，到它所称东都的约七天路程；在广东则从钦州西南一天到它的永安州，由玉山等处到它的东都约五天路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过蒙自县河底的莲花滩到它的东都约四五天的路程，这是中国与交南边境的大概情况。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卷一五四
▲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祖是夏后氏的后代，叫淳维。唐虞以前，有山戎、猃狁、薰鬻居住在北边，随着水草放牧而迁徙。他们牲畜中多的是马牛羊，奇异的牲畜则有骆驼、驴、骡（与骡同）、駃騠（生三天就能跳过母亲）、騊駼（生于北海）、驒奚（即駏驉）。追逐水草迁徙，没有城郭常居耕田的产业，然而也各有分地。没有文书，以言语作为约束。孩子能骑羊，拉弓射鸟鼠，稍大则射狐兔，吃肉。士兵有力能拉弓的，都成为骑兵。他们的习俗，宽裕时跟随牲畜，依靠猎取禽兽为生业，紧急时人们习惯战攻以侵伐，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的长兵器是弓矢，短兵器是刀鋋（铁杷小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