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成周盛时，关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非若后世以之供凡国用也。王之膳服，关市之所有王则用焉，不出关市之外而别有所求，是以当时之君所以为衣食者皆与民同，非若后世巧为制造，一服之费至用百夫之衣，一味之费至用百人之食也。
译成周兴盛时期，关卡和市场的税收只用来供给天子的饮食和服饰，不像后世那样用来供给国家的一切开支。天子的饮食和服饰，凡是关卡和市场有的，天子就使用，不超出关卡和市场之外另外寻求，因此当时君主的衣食都与百姓相同，不像后世巧立名目进行制造，一件衣服的费用竟要用掉一百人的衣料，一道菜肴的费用竟要用掉一百人的食物。
司关（关谓境上之门）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自外入者通之门与市，自内出者通之门与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征谓税而正之，廛谓舍而禁之），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设入）、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傅出之，国凶（荒年）札（疾疫死亡）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察也）。
臣按：关市有征税始此。我朝每府立税课司，州县各立为局，设官以征商税，凡商贾欲赍货贿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是即《周礼》节傅之遗制也。盖节以验其物，傅以书其数也。
《王制》：“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
朱熹曰：“廛，市宅也。市廛而不征，谓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赋，如今质赁铺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货之物。关谓道路之关，市谓都邑之市。讥，察也；征，税也。关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关市讥而不征。”又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张载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
臣按：古者于众途所会之地则立关以限其出入，于庶民所聚之地则立市以通其有无，所以兼济之而足其用度。凡若此者无非以利民而已，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朱熹曰：“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治之，谓治其争讼。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
臣按：孟子此言可见古人立为关市之本意，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之也。匹夫而私登龙断以罔利，既得此而又望彼，尚为士人之所贱，彼读圣贤书、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乃亦为贱丈夫之所为，其贻讥于天下后世而为人之贱也宜矣。后世君子以道事君者，尚其鉴诸。
汉高祖时，凡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经费。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叶梦得曰：“高祖禁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绮纻、罽（毛布也）、操兵乘骑马，其后又禁毋得为吏与名田，凡民一等，商贾独倍其贱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后世所不能行也。”
臣按：汉初去古未远，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为经费、商贾之服用不许其过侈可也，然捐市税以予封君、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贾。
马廷鸾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即位甫一纪耳，征利已至于此，然则府库之积其可恃哉。”臣按：后世税商贾车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毋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毋得擅改更增及创收。
陈傅良曰：“太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取旨行下。”太宗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载米入京粜者有力胜税，权蠲之。
苏轼曰：“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贵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废，窃为圣世病之。”
臣按：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我朝制税课司局，不许税五谷及书籍纸札，其事虽微
译司关（关，指国境上的城门）掌管国家货物的符节，以联结城门与市场（从外面进入的，通过城门与市场相通；从里面出去的，通过城门与关隘相通），掌管货物财货出入的官员，负责治理禁令以及征收赋税和收取廛舍之费（征，指征税并使之正当；廛，指提供房舍并加以监管）。凡是货物不通过关隘出口的，没收其货物（如果已经入境），并处罚其人；凡是所送达的货物财货，则凭借符节和凭证将其放行。国家遭遇荒年或瘟疫死亡时，则免除关门的赋税，但仍需稽查。
臣按：关市征税始于此时。本朝每府设立税课司，州县各设立税局，设置官员以征收商税，凡是商贾想要携带货物财货前往四方的人，必须先前往主管部门开具关券，这就是《周礼》中符节凭证制度的遗存。大概符节用来查验货物，凭证用来记录数量。
《王制》说：“对市场收取廛舍之费而不征税，对关隘进行稽查而不征税。”
朱熹说：“廛，是市场的房舍。对市场收取廛舍之费而不征税，是说让居住在市场房舍的人各自缴纳房舍赋税，就像现在租赁铺面一样，不再征收他们所贩卖货物的税。关，指道路上的关隘；市，指都邑中的市场。讥，是稽查；征，是征税。关市的官吏，稽查穿着奇异服饰、言语怪异的人，而不征收商贾的税。”
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时，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又说：“对市场收取廛舍之费而不征税，按照市场法规管理而不收取廛舍之费，那么天下的商贾都会喜悦并愿意将货物存放在那里。关隘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喜悦并愿意走那条路。”
张载说：“有的征收市场土地的廛舍之费而不征收货物税，有的用市场官员的法令治理而不征收廛舍之费，大概追逐末业的人多就用廛舍之费来抑制他们，少就不必征收廛舍之费了。”
臣按：古人在众路交汇的地方设立关隘以限制出入，在百姓聚集的地方设立市场以互通有无，以此来兼顾救济并满足他们的用度。凡是这些措施无非是为了便利百姓，后世却专门用来便利国家，这不是古人的本意了。
古代设立市场，是为了让人们用拥有的东西交换没有的东西，由官吏治理罢了。有个卑鄙的男人，一定要寻找高地登上去，向左右观望以网罗市场利益，人们都认为他卑鄙，所以跟着对他征税，征收商税就是从这卑鄙的男人开始的。
朱熹说：“龙断，是冈垄中断而高起的地方，孟子解释龙断的说法就是这样。治理，指治理他们的争讼。左右观望，是想得到这个又想取得那个。罔，指像网罗一样获取。跟着对他征税，是说人们厌恶他独占利益，所以就地征收他的税，后世沿袭这个做法于是开始征收商人的税。”
臣按：孟子这话可以看出古人设立关市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是厌恶人们追逐末业而独占利益，所以立法来抑制他们，并不是为了从中获利。一个普通人私自登上高地以网罗利益，既得到了这个又想取得那个，尚且被士人所鄙视，那些读圣贤书、穿着儒者衣冠如王安石之类的人，竟然也做卑鄙男人的事，他们被天下后世讥笑而被人们鄙视是理所当然的。后世以道事奉君主的君子，应当以此为鉴。
汉高祖时，凡是市场租税的收入，从天子到封君都各自作为私人供养，不列入国家经费。又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加重租税以困辱他们。
叶梦得说：“高祖禁止商人不得穿锦绣、绮縠、绮纻、罽（毛布），持兵器乘骑马，后来又禁止他们做官吏和拥有名田，百姓同等，商贾却加倍被鄙视，到了极点，敦本抑末，也是后世所不能实行的。”
臣按：汉初距离古代不远，实行抑制商人的政令还保留着古意。市场收入不用于经费，商人的服用不允许过于奢侈是可以的，然而将市场税收给予封君，加重商税以致困辱他们就过分了。
武帝元光六年，开始对商贾征收算赋。
马廷鸾说：“武帝继承文、景两代富庶之后，即位刚满一纪罢了，征敛利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府库的积蓄可以依赖吗？”臣按：后世对商贾的车船下令征收算赋始于此时。
宋太祖下诏所在地方不得苛留行旅，行装中没有货币应当征收算赋的，不得开箱搜索。又下诏将商税则例张贴在税务门，不得擅自更改增加以及新设征收。
陈傅良说：“太祖开国之年，首先确定商税则例，此后历代遵守为家法，凡是州县不敢专擅新设征收，动不动就奏报请示旨意再执行。”太宗下诏除了商旅的货币外，那些贩夫贩妇细碎的交易都不征收算赋。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载米入京出售的，有力胜税，暂时免除。
苏轼说：“谷物太贱则伤害农民，太贵则伤害末业，所以法令不征收五谷税，让丰收的地方商贾争购以抬高太贵的价格，受灾的地方舟车辐辏以压低太贵的价格，自从先王以来没有改变过。而近年法令开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得商贾不能通行，农业和末业都荒废，我私下为圣世感到忧虑。”
臣按：百姓种植五谷已经缴纳租税，没有理由再征收赋税，不同于其他竹木牲畜。竹木牲畜之类，原本没有征收算赋，所以商贾在关市贩卖时，官府可以征税，现在百姓已经向官仓缴纳租税，而关市又征收其税，难道不是重复征税吗？这不仅不符合王政，也不符合天理。本朝制定税课司局，不许征收五谷及书籍纸札的税，这件事虽然微小
《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沈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恶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书诰教之云。”
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戒谨）庶邦庶士越少正（官之副贰）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则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为大祭祀而已。”
文王诰教小子（少子之称）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职业者），无（毋同）彝（常也）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蔡沈曰：“小子血气未定，尤易纵酒丧德，故文王专诰教之，毋常于酒，其饮惟于祭祀之时，然亦必以德将之，无至于醉也。”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也。后以其能养阳也，故用之以奉亲养老，又以其能合欢也，故用之于冠昏宾客，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未尝过也。自禹饮仪狄之酒而疏之，宁不谓之太甚，已而亡国之君、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何莫由斯，然则文王之教不惟当明于妹邦，家写一通犹恐覆车之不戒也。”噫，兹言也，凡酒之为酒，所以为用及其所以为害皆具于此矣，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矧汝刚制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失也）。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未定辞）杀。”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为一国之视效者，可不谨于酒乎？故曰矧汝刚制于酒，刚果用力以制之也。群饮者，群聚而饮为奸恶者也。予其杀者，未必杀也，犹今法当斩者皆具狱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
臣按：苏轼有言：“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噫，由苏氏此言而推之，非但禁酒一事，凡国家有所兴事造役莫不皆然。
《周礼》：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谓材食曲蘗之类），凡为公酒者亦如之。
臣按：周人设官以掌酒，凡以为祭祀、养老、奉宾而已，非以为日用常食之物也。
酒人掌为五齐（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缇、五曰沈）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臣按：凡祭祀天地、宗庙、社稷诸神，皆有五齐三酒。
萍氏（比其浮于水上）掌国之水禁，几酒（察非时饮者）、谨酒（使民节用酒）。
臣按：几酒则于饮酒微察其不节，即《酒诰》所谓“德将无醉”，以文王几酒而庶国之饮酒者皆有节也；谨酒则于用酒谨制其无度，即《酒诰》所谓“越庶国，饮惟祀”者，以文王谨酒而庶国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呜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为物，起风波于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周礼》设官以萍人掌国之水禁，而并付之以几酒、谨酒之权，其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设官以几谨乎酒，又作诰以示戒乎人，其后子孙乃至于沈酒淫浚而天下化之，以底于乱亡，酒之沈溺于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虣（音暴）掌宪市之禁令，禁其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
臣按：司虣，市官之属；萍氏，刑官之属。成周既设刑官以几察其饮酒之人，然其所饮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严，乃至于搏而戮之。呜呼，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盖民不食五谷则死，而酒之为酒，无之不至伤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乱性禁之诚，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而又设为楼馆于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
梁惠王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译《酒诰》记载：周王这样说：“在妹邦宣告重大的命令。”
蔡沈说：“商纣王酗酒，天下受其影响而效仿。妹地是商朝的都邑，那里沾染恶习尤其严重，武王将那块土地封给康叔，所以作书诰来教导他。”
于是恭敬地考察文王，他在西土开创了国家。他告诫各邦国的众士、少正（官职的副手）以及办事人员，早晚都说：“祭祀时才用酒。”上天降下命令，开始教化我们的百姓，只用于重大的祭祀。
蔡沈说：“文王早晚告诫他们说：只有祭祀时才用这种酒。上天最初让百姓酿酒，只是为了重大的祭祀罢了。”
文王告诫教导年轻人、有官职的人和有职业的人，不要常饮酒；至于各邦国，饮酒只在祭祀时，要以德行节制，不要喝醉。
蔡沈说：“年轻人血气未定，尤其容易纵酒败德，所以文王专门告诫教导他们，不要常饮酒，饮酒只在祭祀的时候，但也必须用德行来节制，不要喝醉。”
臣按：先儒曾说：“古代造酒本是为了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追求与阴间沟通的意义。后来因为酒能养阳，所以用来奉养亲人、养老人；又因为酒能合欢，所以用于冠礼、婚礼和待客，但说宾主百拜而酒只行三巡，又说终日饮酒而不醉，从未有过分。自从禹喝了仪狄酿的酒而疏远他，难道不认为太过分了吗？然而后来亡国的君主、败家的子弟接踵而至，没有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文王的教诲不仅应当在妹邦阐明，每家抄写一份还恐怕不能引以为戒呢。”唉，这番话，凡是酒作为酒，它的用途以及它的危害都包含在这里了，有国家的人能不警惕吗？
何况你要坚决地节制饮酒。如果有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不要放纵。全部逮捕拘禁押送到周，我将处死他们。”
蔡沈说：“你身为国家的表率，能不谨慎对待酒吗？所以说何况你要坚决地节制饮酒，刚果用力来制约它。聚众饮酒的人，是聚集在一起饮酒作恶的人。我将处死他们，未必真的处死，就像现在法律规定当斩的人都定案等待命令，不一定真的处死。但必须立法，是想让人畏惧而不敢触犯。”
臣按：苏轼曾说：“自从汉武帝以来直到今天，都有禁酒令，严刑重赏但私酿始终不能绝迹，周公凭什么能禁止呢？回答说周公在酒上没有私利，只是为了端正百姓的德行罢了。甲乙都鞭打他们的儿子，甲的儿子服从，乙的儿子不服从，为什么呢？甲鞭打儿子并责令他学习，乙鞭打儿子并夺走他的食物，这就是周公能禁酒的原因。”唉，从苏轼这番话推而广之，不仅禁酒一事，凡是国家兴办事务、征发劳役没有不是这样的。
《周礼》记载：酒正掌管酒的政令，按照法式授予酿酒的材料（指粮食、曲蘗之类），凡是制作公酒的人也照此办理。
臣按：周朝设立官职来掌管酒，凡是用于祭祀、养老、待客罢了，不是作为日常饮食之物。
酒人掌管制作五齐（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缇、五曰沈）和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臣按：凡是祭祀天地、宗庙、社稷诸神，都有五齐三酒。
萍氏（因其浮于水上）掌管国家的禁水令，稽查饮酒（察非时饮者）、节制用酒（使民节用酒）。
臣按：稽查饮酒则对饮酒细微地察其不节制，就是《酒诰》所说的“以德节制不醉”，因为文王稽查饮酒，所以各邦国的饮酒者都有节制；节制用酒则对用酒严格限制其无度，就是《酒诰》所说的“各邦国，饮酒只在祭祀”的意思，因为文王节制用酒，所以各邦国的用酒者都有限度。唉，天下的事物中最使人沉溺的是水，而酒这种物品，在酒杯中掀起风波，它使人沉溺几乎比水更厉害。《周礼》设立官职由萍人掌管国家的禁水令，并赋予他稽查饮酒、节制用酒的权力，其用意深远啊。周朝的先王既设立官职来稽查节制酒，又作诰来警示世人，后来的子孙却沉溺于酒淫乱无度，天下受其影响，以至于乱亡，酒使人沉溺竟然如此。唉，可怕啊！
司虣（音暴）掌管市场的禁令，禁止那些在市场游荡饮食的人，如果禁止不了就搏斗并杀死他们。
臣按：司虣，是市场官员的属员；萍氏，是刑官的属员。成周既设立刑官来稽查饮酒的人，然而他们饮酒多在市场之中，又设立市场官员来禁戒他们，刑罚之严，竟然到了搏斗并杀死的地步。唉，古代的圣王难道是想以此来禁绝人的饮食吗？百姓不吃五谷就会死，而酒这种东西，没有它不至于伤害生命，有了它或许会导致疾病而扰乱本性，禁止它确实是正确的。后世不仅不禁酿，反而在市场设立楼馆来引诱人们饮酒以谋取利益，这难道是圣明时代所应该有的吗？
梁惠王在范台宴请诸侯，酒酣时请鲁君举杯，鲁君起身，避开席位选择言辞说：“从前帝女让仪狄酿酒而味美，献给禹，禹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仪狄，断绝美酒，说：‘后世一定有因为酒而亡国的。’”
臣按：大禹此言则酒乃亡国之物，而汉武帝顾用之以为兴国之利。噫，此圣狂之所以分欤。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文帝即位，赐民愊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愊。后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谷。”
臣按：愊之为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以为愊。自古以来皆有酒禁，而汉法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而又屡诏戒为酒醪以靡谷，民之得饮也盖鲜矣，故于时和岁丰或赐愊焉。夫禁其酿所以为义，赐之愊所以为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汉时去古未远，犹有古意存焉。后世纵民之饮非仁也，因而取利非义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臣按：酒酤之禁虽不能行于平世，若遇凶荒米谷不继而一举行酿酒造曲之禁，是亦赈荒之一策也。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吕祖谦曰：“周公作《酒诰》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渍、伤德败性，不过导迪民彝、防闲私欲之意。至于《周官》之禁酒、禹之恶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变如汉文为愊，景帝以岁旱禁民酤酒，与古人恐民伤德败性已自不同，恐有用为无用之物耗谷米，民食不足，此是再变，比之《酒诰》所谓非惟不敢，亦不暇，已无此意，然而犹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变，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设心大不同，不过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专其利耳。”
臣按：酒者以谷为之，县官既已取谷以为租税矣，及其造谷以为酒而又税之，则是一物而再税也，可乎？况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丧德、靡费以乏食耳，本无所利之也。汉武帝始为榷酤之法，谓之榷者，禁民酝酿，官自开置，独专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则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饮，后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饮也。呜呼，武帝其作俑者欤。
昭帝元始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谓隐度其实）租，卖酒升四钱。
刘攽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酿以卖也，至是以贤良文学言罢榷酤官，然犹听民自酿以卖，而官定其价，每升四钱，隐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此即胡氏所谓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也，后世税民酒始此。我朝于酒课不设务、不定额，民之开肆者即报官纳课，罢肆即已，姑为之禁而已，未尝借此以为经费如唐宋然也。
唐初无酒禁，肃宗乾元元年，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罢酒税。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军费。
胡寅曰：“善政建于古圣王者，后世鲜克遵之；不善之政兴于聚敛之臣者，后世多不肯改。德宗尽罢酒税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宋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之禁自钱氏始，京西禁自太平兴国二年，闽广至今无禁。
真宗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臣按：酒之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养老、宴宾，亦如笾豆之实，然非民生日用不可无之物也。仪狄始造酒，大禹饮之豫知后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国者，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杀之之刑，古之圣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犹然者，法不严则禁不绝故也。自桑弘羊为榷酒取利之法，纵民自造而自饮，呜呼，所得几何，乃使天下国家受无穷之祸，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乱、德以之败、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爱、夫妇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结怨，甚至家以之破、国以之亡，国家有所兴作，率因是以偾败者不可胜数，明君贤相何苦而不为之禁绝哉？且前代赖之以济国用，不禁尚
译臣按：大禹这番话说明酒是亡国的祸物，而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它当作兴国的利益。唉，这就是圣人与狂人区别所在吧。汉朝建立时，有禁止私自卖酒的禁令，法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罚金四两。
汉文帝即位，赐给百姓五天尽情饮酒的假期。十六年九月，下令天下大酺。后来（汉昭帝）元年下诏说：“禁止酿造酒醪，以免浪费粮食。”
臣按：酺的意思就是布施，王者将恩德布施于天下，并聚集饮食来举行酺礼。自古以来都有禁酒令，而汉法规定无故聚众饮酒罚金四两，又屡次下诏禁止酿造酒醪以浪费粮食，百姓能喝到酒的情况大概很少了，所以在时和岁丰的时候才赐酺。禁止酿酒是为了道义，赐酺是为了仁爱，一张一弛，这是文武之道。汉朝距离古代不远，还保留着古人的遗意。后世放纵百姓饮酒不是仁爱，趁机谋取利益也不是道义。
汉景帝中元三年夏天，发生旱灾，禁止卖酒。
臣按：禁止卖酒的禁令虽然在太平盛世难以实行，但如果遇到灾荒、粮食断绝时，一旦实行禁止酿酒造曲的禁令，这也是赈济灾荒的一种策略。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
吕祖谦说：“周公作《酒诰》来告诫康叔，刑罚之重甚至达到‘全部拘捕押解到周京，我要处死他们’的地步，这是最初禁酒，担心人们沉溺酗酒、伤害道德败坏本性，不过是引导百姓遵循常理、防范私欲的意思。至于《周官》中禁酒、大禹厌恶美酒，都是这个意思。等到第二次变化，如汉文帝赐酺，景帝因旱灾禁止百姓卖酒，与古人担心百姓伤害道德败坏本性已经不同了，是担心把有用的粮食变成无用的酒而耗费米粮，导致百姓食物不足，这是第二次变化，比起《酒诰》所说的‘不仅不敢，也没有空闲’，已经没有那种意思了，然而还有重视农业根本、抑制商业末流的心思。到了第三次变化，自从桑弘羊建立酒类专卖取利的制度，用心就大不相同了，不过是私家不能独占利益，公家却独自专享其利罢了。”
臣按：酒是用粮食酿造的，官府已经征收粮食作为租税了，等到把粮食酿成酒又再征税，那就是对同一物品征两次税，可以吗？况且古代有禁酒令，是担心百姓沉溺酗酒从而丧失道德、浪费粮食从而缺乏食物，本来不是为了谋取利益。汉武帝开始实行酒类专卖法，所谓专卖，就是禁止百姓酿酒，由官府开设酒坊，独占其利，就像渡口的垄断一样。那么，古代禁酒是唯恐百姓饮酒，后世禁酒是唯恐百姓不饮酒。唉，汉武帝大概是始作俑者吧。
汉昭帝元始六年，下诏让有关部门询问郡国所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百姓疾苦所在，于是罢免酒类专卖官，允许百姓按照法律自行估算（估算指暗中估量实际数量）缴纳租税，卖酒每升收四钱。
刘攽说：“罢免专卖、自行估算缴纳租税、卖酒收钱，这三者是一回事。按照法律自行估算缴纳租税，是指让百姓卖酒，把所得利润估算后缴纳租税，如果估算不实就按法律论处，租税就是卖酒的税，卖酒每升收四钱是为了限制百姓不能获取厚利。”
臣按：在此之前，酒类专卖由官府酿造出售，至此因为贤良文学之士的建议罢免了专卖官，但仍然允许百姓自行酿造出售，而官府规定价格，每升四钱，暗中估量他们卖酒的多寡来确定税额，这就是胡寅所说的让百姓自己经营而酌情收取其利润，后世向百姓征收酒税从此开始。我朝对于酒税不设专门机构、不规定定额，百姓开设酒肆就向官府申报缴纳酒税，停止经营就罢了，只是暂时禁止而已，不曾像唐宋那样借此作为国家经费。
唐朝初年没有禁酒令，唐肃宗乾元元年，因为军粮供应紧张，于是禁止京城卖酒。二年发生饥荒，再次禁止卖酒，除了光禄寺祭祀、宴请外邦宾客外，不饮酒。
唐德宗建中元年，罢免酒税。三年，禁止百姓卖酒，官府自己开设酒坊卖酒，收取利润以补助军费。
胡寅说：“良好的政治由古代圣王建立，后世很少能遵循；不好的政治由聚敛之臣兴起，后世大多不肯改正。德宗完全罢免酒税是好的，但后来牟利心最急迫，所以知道完全罢免不如不实行专卖而让利于民更好。”
宋朝初年，各路并没有完全禁酒，吴越地区的禁酒从钱氏开始，京西地区的禁酒从太平兴国二年开始，福建、广东至今没有禁酒。
宋真宗下诏说：“酒类专卖的法令向来有固定的规则，应当命令计司制定固定格式，从此内外不得再商议增加税课来谋求恩赏奖赏。”
臣按：酒这种东西，古人制造它是用来祭祀神灵、养老、宴请宾客，也像竹笾豆器中的食物一样，但它并不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仪狄开始造酒，大禹喝了之后预先知道后世一定有人因此亡国，武王作诰来告诫臣下，甚至想要施加死刑，古代的圣王一定不忍心因为饮食的小节而残害人性命，却仍然这样做，是因为法律不严禁令就不能彻底。自从桑弘羊实行酒类专卖取利的制度，放纵百姓自行酿造饮用，唉，所得利益有多少，却让天下国家遭受无穷的祸患，以至于愚昧的百姓嗜好它的甘甜、忘记自身的安危，本性因此混乱、道德因此败坏，父子因此不慈不孝、兄弟因此不友爱、夫妇因此反目成仇、朋友因此结怨，甚至家庭因此破败、国家因此灭亡，国家有所兴办，大多因此失败的情况不可胜数，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何必苦于不把它禁绝呢？况且前代依赖它来济助国家用度，不禁尚
有可诿者，况祖宗以仁义立国，不忍计民口食以为国用，如存其名，实无其利。臣愚以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务，莫先于复三代圣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严则不可行，法太宽则不能禁，况民以饮与食并嗜习已成性，甚乃有废食而专饮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额课，今后官吏军民之家并许私酿，然所酝酿者不许过五斗、相馈送者不许过二升、宴会不许过三巡、饮嗜不许至甚醉，开店以卖者有重刑，载酒以出者有严禁，凡民家所有甄窄之类尽行送官毁坏，不送者有罚，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烧甄之窑户，定为限制，违者治罪。如此，则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贫者无从以得酒，不畏法者虽欲纵情以自肆，而知礼守法者亦有所据依以节制之矣。若此者，虽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时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圣君贤辅相与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盖有阴受其赐者矣。
译如果有可以推诿的理由，何况祖宗凭借仁义建立国家，不忍心计算百姓的口粮作为国家用度，如果保留酒税的名义，实际上却得不到利益。臣愚昧地认为，当今教化百姓、淳厚风俗的紧急事务，没有比恢复夏商周三代圣王禁止卖酒的良法更优先的了。然而法律太严厉就无法实行，法律太宽松就不能禁止，况且百姓将饮酒与进食同等嗜好，习惯已经形成天性，甚至有人废食而专门饮酒，天性嗜好已久，一旦革除，确实不容易。请求命令有关部门阐明古代典制，革除定额税课，今后官吏军民之家都允许私自酿酒，然而所酿造的酒不得超过五斗，相互馈赠不得超过二升，宴会不得超过三巡，饮酒嗜好不得达到大醉，开设店铺卖酒的人处以重刑，运载酒出城的人有严格禁令，凡是百姓家中所有的酒瓮、酒窄之类全部送官毁坏，不送的有惩罚，并且禁止革除制造酒窄的木工、烧制酒瓮的窑户，制定限制，违者治罪。这样，酒就不是富家不能制造，而穷人无从得到酒，不畏法的人虽然想纵情自我放纵，而知礼守法的人也有依据来节制自己了。像这样，虽然不是古人立法的本意，然而也是因时制宜、使百姓富足、教化风俗的一个方面。迂腐儒生的言论，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恳请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臣共同权衡折中而施行，天下臣民大概会暗中受到恩赐了。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九年，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东京酒务三十五，元于大都总置提举司一，设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总计日费七百五十石、月费二万二千五百石、岁费二十七万石。今日京师一岁所费恐不止此，且酿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载车辇历数千万乃至于此。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犹恐其纵，乃设楼店以召致之使纵其欲，可乎？伦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废，词讼奸盗以之而兴，是乃一不仁不义之举，兴祸起乱之端。伏愿圣明天子奋发刚断，毅然禁之，以革自汉以来千载深痼之弊，使万世以下良史书之以为善政，岂不韪欤。虽然，千年之事、万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顿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请亦如元人置司开槽京师五城，每城各为五槽，每槽日酝不许过十石，官吏军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礼会，许其先期具辞告官酤买，官为之券，券用花栏，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礼会，临时填注，仍批其券曰“出本日不用”，每券不过一斗以下，价直必倍其本价，贵则酤者少矣，酤酒者执券为照，无券及多买多卖者各治以罪。（以上榷酤）
唐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务。
宋承五代之后，置诸州曲务。至道三年，再下酒曲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请罢榷醋。绍圣二年，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调度之余悉归常平。元太宗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
臣按：谷麦既已纳税，用谷以为酒又税之，造麦为曲以酝酒又税之，用米与糟以为醋又税之，是则谷麦一类，农耕以为食，官既取之，商籴于农以为酒、为曲、为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出税也。呜呼！此皆末世之事，隆盛之时所无有也，是岂上天生物养民，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我朝不立酒曲务而惟摊其课于税务之中，而醋则自来无禁，凡唐宋以来苛征酷敛一切革之，其取于民也可谓宽矣。夫天生五谷以为民食，民无食则死，少食则不饱，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饱，而可以终身而不醉，上之人何苦而必欲民之醉哉？乃至设务置官以司酒，至于所用为酒之曲亦司之焉，殊不思所以为醉之具即所以为饱之物也，去此以为彼，彼多则此少，必然之理也。太平无事之时，恐其败民之德，尚不可以不禁，兵荒凶札之岁，必至损民之食，乌可不严为之禁哉？禁酒之策，臣已具于前矣，若夫曲蘖之禁，民家自造不过斗者，请听民自为之，但不许其以交易货买。今天下造曲之处惟淮安一府靡麦为多，计其一年以石计者毋虑百万，且此府居两京之间、当南北之冲，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商贾之往来必由于此，一年之间般运于四方者不可胜计。呜呼，费民生日用之资以为醺酣荒亡之具，前代以国计故不得已而取其利，纵之可矣，而今日无所利之而亦莫之禁，臣不知其何故也。臣请敕所司严加禁约，于凡民间造曲器具悉令拆毁，与凡为之佣作者一切勒以归农，有犯以与私盐、伪钱同科。如此，则一年之间亦可存麦百余万石以资民食，民之所有即国之所有，是即古者所谓藏富于民者也。（以上曲醋）
《周礼》：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以烹者）刍（草）凡疏材（菜蔬之类）木材（可为宫室者）、凡畜聚之物。
臣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为宫室器用者；薪以供烹饪；刍以饲畜类。四者皆出于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时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后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税，其原盖出于此。
唐德宗时，始用户部侍郎赵赞税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
臣按：后世竹木之税始此，然唐时所税者取其利以为常平本，今世则用之以为宫宇什器耳。我朝于凡天下关津去处，设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按月给与禁军孤老等烧用，竹木等物堆垛在场，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数，遇有用
译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立了一百所酿酒作坊。大德九年，合并为三十所，规定每所每天酿酒的产量不得超过二十五石。
臣按：宋朝东京设有三十五处酒务，元朝在大都总共设置了一处提举司，下设三十所酿酒作坊，每所每天酿酒不得超过二十五石，总计每天消耗七百五十石，每月消耗二万二千五百石，每年消耗二十七万石。如今京师一年的耗费恐怕不止于此，况且酿酒的米粮都来自江南，通过船只和车辆运输，历经数千万里才运到这里。唉，百姓有欲望，禁止他们还怕他们放纵，竟然还设立酒楼店铺来招引他们，让他们放纵欲望，这可以吗？伦理因此败坏，政事因此荒废，诉讼、奸邪、盗窃因此兴起，这实在是不仁不义的行为，是招致祸乱的头端。希望圣明的天子奋发图强、果断决断，坚决禁止酿酒，以革除自汉朝以来千年根深蒂固的弊病，让千秋万代的良史记载为善政，难道不是正确的吗？虽然如此，千年的积习、万人的欲望，想要一天之内彻底去除，确实不容易。如果不得已而考虑次一等的办法，请也仿照元朝的做法，在京城五城设置官署开设酿酒作坊，每城各设五处作坊，每处每天酿酒不得超过十石。官吏、军民家中遇到公私祭奠、婚嫁冠礼等聚会，允许他们提前向官府申报购买，官府发给凭证，凭证使用花栏格式，中间盖有官印，留出月日及所行礼会的空白，临时填写，并在凭证上批注“当日使用，过期作废”，每张凭证不超过一斗，价格必须加倍于成本，价格高了购买的人就少了。买酒的人凭凭证作为凭证，没有凭证以及多买多卖的，都要依法治罪。（以上关于酒类专卖）
唐朝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专卖酒曲的机构。
宋朝继承五代制度，在各州设置酒曲专卖机构。至道三年，再次颁布酒曲禁令，凡是私自酿造的，根据情节轻重定罪。
宋朝各郡设有醋坊，元祐初年，臣僚请求取消醋的专卖。绍圣二年，翟思请求各郡醋坊每日盈余的收入全部归入常平仓。元太宗设立酒醋务坊场官，实行酒醋专卖以征收赋税。
臣按：谷麦已经缴纳了赋税，用谷麦酿酒又征税，用麦子制作酒曲来酿酒又征税，用米和酒糟制作醋又征税。这样，谷麦这一类作物，农民耕种作为食物，官府已经征收了赋税；商人从农民手中购买作为酒、曲、醋，官府又征收赋税，这是同一物品被征收三四次赋税。唉！这些都是末世的事情，盛世是没有的，这难道是上天生物养育百姓，君主代替天子养育百姓的本意吗？我朝不设立酒曲专卖机构，只是将酒税摊入税务之中，而醋向来没有禁令，凡是唐宋以来苛刻的征收和残酷的聚敛，一切予以革除，对百姓的索取可以说是宽厚了。上天生长五谷作为百姓的食物，百姓没有食物就会死亡，食物少就会吃不饱，百姓不可以一天不吃饱，却可以终身不喝醉，在上位的人何必一定要让百姓喝醉呢？以至于设立机构、任命官员来管理酒，甚至用来酿酒的酒曲也加以管理，完全不想明白用来让人喝醉的东西就是用来让人吃饱的东西，去掉这个作为那个，那个多了这个就少了，这是必然的道理。太平无事的时候，恐怕败坏百姓的道德，尚且不可以不禁止，在战争、荒年、瘟疫的岁月，必然损害百姓的食物，怎么能不严格禁止呢？禁止酒的策略，臣在前面已经陈述了。至于酒曲的禁令，百姓家中自制不超过一斗的，请允许百姓自行制作，但不允许他们进行交易买卖。如今天下制作酒曲的地方，只有淮安一府耗费麦子最多，估计一年以石计算不下百万石，况且这个府位于两京之间，处在南北交通要冲，漕运上下必经此地，商贾往来必由此地，一年之间运输到各地的数量不可胜计。唉，耗费百姓日常生活的资财来制造酗酒荒废的器具，前代因为国家财政的缘故不得已而取其利，放纵它还可以理解，而今天没有利益可图却也不禁止，臣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臣请求命令有关部门严格禁止，凡是民间制作酒曲的器具全部拆毁，凡是从事制作酒曲的佣工一律勒令回乡务农，有违反者按私盐、伪钱同罪论处。这样，一年之间也可以节省麦子百余万石来供给百姓食用，百姓拥有的就是国家拥有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藏富于民。（以上关于酒曲和醋）
《周礼》规定：委人掌管征收郊野的赋税，征收柴草（用于烹饪）、刍草（喂牲口的草）、各种疏材（蔬菜之类）、木材（可用于建造宫室的）、各种积蓄的物品。
臣按：疏材，是可以食用的草木；木材，是可以用于建造宫室和制作器物的木料；柴草用于烹饪；刍草用于喂养牲畜。这四样都出产于郊野，必须积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由委人掌管，后世对蔬果、竹木、柴薪征税，其源头大概就出于此。
唐德宗时期，开始由户部侍郎赵赞对天下的竹木征税，征收十分之一，作为常平仓的本钱。
臣按：后世对竹木征税始于此时，然而唐朝时所征的税取其利作为常平仓的本钱，当今世道却用来建造宫室和日常器具。我朝在天下所有的关津渡口，设置抽分竹木局，抽取客商贩卖的竹木、柴炭等物，在京城的令军卫自行设场分别收贮柴薪，按月供给禁军、孤老等烧用，竹木等物堆放在场，令各局按旬奏报数目，遇有
度，以凭计料、拣定度量支拨，在外场局则用各给所在之用。近年于太平之芜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径遣工部属官亲临其地抽分变卖，取其价直银两解京以供工部缮造之费，免以科征于民，是诚良策。然商贩无常，难为定数，后来者务逾前人之数以侥能名，岁增一岁，无有纪极，窃恐后来之难继，商贾、折阅兴贩者不至而官与民两失其利，乞量为中制，因地定额，多者不以为优、不及数者不以为劣，庶几可以久行。（此言竹木）
译估量，依据凭据计算、拣选确定度量支拨，在外地的场局则用于供给所在之地的需用。近年在太平府的芜湖、荆州的沙市、浙江的杭州，直接派遣工部属官亲临当地抽分变卖，获取其价值银两解送京城，以供工部修缮建造的经费，以免向百姓科征，这确实是良策。然而商贩流动不定，难以定为常数，后来者务必超过前人的数额以侥幸博取能干的名声，一年比一年增加，没有止境，私下担心后来难以持续，商贾、因亏损而兴贩的人不来，官府与百姓都失去利益，请求酌情制定适中的制度，根据地域确定定额，多的不认为优等、不及数额的不认为劣等，或许可以长久施行。（这是关于竹木的言论）
汉宣帝五凤中，耿寿昌白增海租，萧望之言：“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与民，鱼乃出。”
臣按：后世鱼课其原出于此。我朝凡有河泊之处皆立官以司鱼课，岁有定额，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广最多，一藩十二所四州共百四十余处而沔阳一州乃至有三十一处，岁纳课钞有定数，使钞法果行，所得亦不赀矣。今日非但鱼课，凡征商等课皆然，苟钞法通行则诸课皆得以资国之用，不然则是虚费官吏之俸，徒为下人之扰，而所得不足以偿所费也。（此言鱼课）
《元史》：额外之课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
臣按：《元史食货志》有所谓岁课山林川泽之产，若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碱、竹木之类，其利最广者盐法、茶法、商税、市舶四者，外此又有所谓额外课凡三十二，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呜呼，元有天下其取之民课额之名目乃至如此之多，当时之民其苦可知也。我朝一切削去，十存其一二，亦不闻国用之不足。臣意当时亦徒有此名目以为奸人之资而已，国家未必赖其用也，史书之以垂戒后世，以见其国脉之所以促有其因耳。呜呼，其尚永鉴之哉！
以上论征榷之课
卷三一
▲傅算之籍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朱熹曰：“征赋之法，岁有常数，力役取之于冬。”
臣按：孟子此章举布缕、粟米与力役并言而皆谓之征，征也者上取于下之名也。布缕粟米专取其物，而力役之征盖兼乎人力也。
小司徒之职，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冢宰职出九赋者之人数），以辨（别也）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读为弛）舍。
贾公彦曰：“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辨其贵贱、老幼、废疾者，谓别其贵贱、老幼、废疾，合科役者科役之。征谓税之，役谓繇役。施舍者，贵与老幼废疾者不科役，故言弛也。”
吴澂曰：“夫谓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举其凡也。家谓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别其目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饶也）。
吴澂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有夫有妇然后为家也。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余则为老弱也。”
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给公上也），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作文书入于司徒）。
吴澂曰：“国中，城郭中也。晚赋税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复多役少也；野则早赋税而晚免之，以其复少役多也。征之者，给公上之事也。舍者，谓有复除而不收役事也。”
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
章氏（失其名）曰：“三代役法莫详于周，《周礼》伍两、军师之法，此兵役也；师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闾、族、党之相保，此乡役也。有司徒焉则因地之美恶而均役，有族师焉则校民之众寡以起役，有乡大夫焉则辨民之老少以从役，有均人焉则论岁之丰凶以行复役之法。”
臣按：凡有天下国家者不
译汉宣帝五凤年间，耿寿昌建议增加海租，萧望之说：“朝廷曾经自己捕鱼，海里的鱼就不见了；后来又把捕鱼权还给百姓，鱼才又出现了。”
臣按：后世的鱼税，其源头就出于此。我朝凡是有河流湖泊的地方，都设立官员来掌管鱼税，每年有固定的数额。河流湖泊遍布天下，而湖广地区最多，一个藩镇有十二所、四个州，共一百四十多处，其中沔阳一个州就有三十一处，每年缴纳的税钞有固定数目。如果钞法真的能推行，所得也不计其数了。如今不只是鱼税，凡是征收商税等税目都是如此，如果钞法通行，那么各种税目都可以资助国家之用；如果不通行，那就是白白浪费官吏的俸禄，徒然扰民，而所得不足以弥补所费。（这是关于鱼税的论述）
《元史》记载：额外的税目共有三十二种，其一叫历日税，其二叫契本税，其三叫河泊税，其四叫山场税，其五叫窑冶税，其六叫房地租，其七叫门摊税，其八叫池塘税，其九叫蒲苇税，其十叫食羊税，其十一叫荻苇税，其十二叫煤炭税，其十三叫撞岸税，其十四叫山查税，其十五叫曲税，其十六叫鱼税，其十七叫漆税，其十八叫酵税，其十九叫山泽税，其二十叫荡税，其二十一叫柳税，其二十二叫牙例税，其二十三叫乳牛税，其二十四叫抽分税，其二十五叫蒲税，其二十六叫鱼苗税，其二十七叫柴税，其二十八叫羊皮税，其二十九叫磁税，其三十叫竹苇税，其三十一叫姜税，其三十二叫白药税。
臣按：《元史食货志》中有所谓每年征收山林川泽的产物，如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碧甸子、铅锡、矾碱、竹木之类，其中获利最广的是盐法、茶法、商税、市舶这四种，除此之外又有所谓的额外税目共三十二种。之所以称为额外，是因为每年的正税都有定额，而这些税目不在正税的定额之中。唉，元朝统治天下，向百姓征收的税目名称竟然如此之多，当时百姓的痛苦可想而知。我朝将这些全部废除，只保留了十分之一二，也没听说国家用度不足。臣认为当时这些名目不过是给奸人牟利的资本罢了，国家未必依靠它们来用度。史书记载这些以警示后世，以显示元朝国运短促是有原因的。唉，希望后世永远以此为鉴啊！
以上论述征榷之税
卷三一
▲傅算之籍
孟子说：“有劳役的征发。”朱熹说：“征赋的法度，每年有固定的数额，劳役在冬天征发。”
臣按：孟子这一章将布缕、粟米与劳役并列提及，都称之为征，征是上级向下级索取的名称。布缕粟米专门索取物品，而劳役的征发则兼及人力。
小司徒的职责，核查国都及四郊都鄙的夫家九比的人数（冢宰职出九赋者之人数），以辨别他们的贵贱、老幼、废疾，凡是征役的施行与免除。
贾公彦说：“司徒是主管土地的官员，所以也兼管采地的法度。辨别贵贱、老幼、废疾，是说分别贵贱、老幼、废疾，符合科役规定的就科以劳役。征指征税，役指徭役。施舍，是说贵者与老幼废疾者不科以劳役，所以说弛免。”
吴澂说：“夫指上地、中地、下地都为一廛，是举其大概。家指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是分别其条目。”
于是平均土地以核查其人民而周知他们的数目，上地一家七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三人；中地一家六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五人；下地一家五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二人。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以其余的为富余。
吴澂说：“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予上地，所供养的人多；五人以下授予下地，所供养的人少。只以七人、六人、五人为标准，是因为有夫有妇然后才称为家。可任指丁壮能承担劳役事务的人，其余的就是老弱。”
乡大夫按岁时登记夫家的多少，辨别可以服役的人，国都中从七尺到六十岁、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发他们（供给公家），免除的人，国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都免除，按岁时将文书（写成文书）上报给司徒。
吴澂说：“国中，指城郭之中。晚征赋税而早免除，是因为那里所居的人多而劳役少；野外则早征赋税而晚免除，是因为那里所居的人少而劳役多。征发他们，是供给公家的事务。免除，是说有复除而不收劳役事务。”
遂大夫按岁时核查夫家的多少、六畜和田野，辨别可以服役的人与可以免除的人。
章氏（失其名）说：“三代役法没有比周朝更详细的，《周礼》伍两、军师之法，这是兵役；师田、追胥之法，这是徒役；府、史、胥、徒有其人，这是胥役；比闾、族、党相互保结，这是乡役。有司徒就根据土地的美恶来平均劳役，有族师就考核民户的多少来征发劳役，有乡大夫就辨别民户的老少来服从劳役，有均人就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实行复役的法度。”
臣按：凡是有天下国家的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