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事，其决事比乃至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何禁网之密一至此哉？观吕步舒治一淮南狱，死者数万人，由是推之，则当时死者不知凡几千百万也。意其当世之民举手动足即陷刑辟，大者可诛，小者可论，其不聊生也甚矣，国之不亡盖亦幸尔。我朝自圣祖定律之后百有余年，条律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尝敢有擅增一条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我列圣有焉。
译关于案件，其判决的成例竟多达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为何法网竟严密到如此地步呢？看吕步舒审理一起淮南王案件，死者就有数万人，由此推想，当时死的人不知有几千万啊。想来当时百姓一举一动就会触犯刑律，重罪可被处死，轻罪也可被定罪，百姓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国家没有灭亡大概也是侥幸罢了。我朝自圣祖制定法律之后一百多年，律条中保留而不使用的也有，但从未敢擅自增加一条，《诗经》说“不犯错误不遗忘，全都遵循旧章”，我们的历代圣君正是如此。
宣帝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
臣按：圣人制刑以弼教辅治，而使之不至于衰乱。有虞之刑必得皋陶以为士，有周之刑必得苏公以敬狱，盖为政在人，人必与法而兼用也。郑昌乃谓刑法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明王垂听，不必置廷平；无律令而有廷平，政衰听怠，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是乃一偏之见也。夫治国而无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无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虽有聪明之资，亦无不用人用法而自垂听之理。
元帝初，下诏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惟是使安百姓而已。”
臣按：律令之设盖悬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非故欲为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人设网罗以待禽兽也。后世之律往往文深而义晦，比拟之际彼此可以旁通，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轻重其罪，诚有如此诏所谓“今律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者。所谓不逮者，解者谓不逮言意识所不及也。噫，蚩蚩之民不能皆读律令，及其读之又有所不逮者，则其不幸而陷于罪者，岂非上之人之过哉？然则后世有制律者当何如？亦曰浅易其语，显明其义，使人易晓，知所避而不犯可也。今之律文蒙唐之旧文，以时异，读者容或有所不逮者，伏乞圣明简命儒臣之通法意者为之解释，必使人人易晓，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于言意之表，则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卖法矣，斯世斯民不胜大幸。
成帝河平中，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
臣按：汉之律百有余万言，可谓烦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余条，视成周时盖数倍焉，元成之世奇请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诏，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省约者，可谓知所先务矣。所谓奇请它比者，奇请谓常文之外别有所谓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条，妄生端绪，舞弄文法，巧诋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轻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上不知其奸，下莫明其故，此民所以无所措手足，网密而奸不塞，刑繁而犯愈多也。我朝律文比前代为省约，其条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余百年于兹，其中固有不用者矣，未闻有所加增也。特所谓例者出于一时之建请、权宜以救时弊者也，岁月既久，积累日多，朝廷未闻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犹得以意为去取，伏乞特下明诏如汉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会三法司官，将洪武元年以来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会官集议，取其可为万世通行者，节其繁文，载其要语，分类条列，以为一书颁布中外，与《大明律》并行。其成化丁未以后有建请者，或救时弊或达民情，则别为一书，以俟他日之裁择。如此，则民知所遵守、吏不能为奸矣。
光武时，桓谭上疏曰：“今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冤滥矣。”
臣按：成帝之诏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议，桓谭之请亦欲令通义理、明法律者校定，盖博士，明经者也，经者礼义之所自出，人必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律令者刑法之所在也
译汉宣帝时期，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圣明的君王制定法律、明确刑罚，并不是为了治理天下，而是为了挽救衰败混乱局面的发生。如今圣明的君王亲自垂听政事，即使不设置廷平官，案件也会自然公正；如果为后代考虑，不如删订法律条文。法律条文一旦确定，愚昧的百姓就知道如何避开犯罪，奸诈的官吏也就没有可操纵的余地了。现在不纠正根本问题，却设置廷平官来治理末节，如果政治衰败、听政懈怠，那么廷平官将会招揽权柄而成为动乱的祸首。”
臣按：圣人制定刑罚来辅佐教化、辅助治理，从而使国家不至于衰败混乱。虞朝的刑罚必须依靠皋陶担任士官，周朝的刑罚必须依靠苏公来恭敬地审理案件，这是因为治理政事在于用人，人必须与法律兼用。郑昌却说刑法不是为了治理，而是为了挽救衰乱的发生；圣明的君王亲自垂听政事，不必设置廷平官；没有法律条文而有廷平官，政治衰败、听政懈怠，廷平官将会招揽权柄而成为动乱的祸首。这只是一面之词。治理国家而没有法律条文固然不行，有法律条文而没有掌管运用的人也不行，君主虽然有聪明的资质，也没有不用人、不依法而亲自垂听政事的道理。
汉元帝初年，下诏说：“法律条文，是用来抑制暴行、扶持弱者的，希望它难以触犯而又容易避开。如今法律繁杂众多而不简约，连掌管文书的人都不能分辨清楚，却想要罗织普通百姓的过失，这难道是刑罚的本意吗？请商议法律条文中可以废除、减轻的项目，分条奏报，只求使百姓安宁罢了。”
臣按：设置法律条文，大概是悬挂法律来昭示众人，使人们知道如何避开而不触犯，并不是故意这样做来等待天下的罪人，就像人设置网罗来等待禽兽一样。后世的法律往往文字深奥而含义晦涩，在类比定罪时彼此可以旁通，下层百姓不知道如何遵守，而玩弄智巧的官吏得以随意加重或减轻罪行，确实有如同此诏所说的“如今法律繁杂众多而不简约，连掌管文书的人都不能分辨清楚，却想要罗织普通百姓的过失”的情况。所谓“不逮”，解释者说是意识所不及。唉，愚昧的百姓不能都阅读法律条文，即使阅读了也有所不及之处，那么那些不幸陷入罪责的人，难道不是上位者的过错吗？既然如此，后世制定法律的人应当怎样呢？也就是使语言浅显易懂，含义显明，使人容易理解，知道如何避开而不触犯就可以了。如今的律文沿袭唐代的旧文，由于时代不同，阅读者或许有所不及，恳请圣明的君主简命通晓法律意旨的儒臣为之解释，务必使人人容易理解，不需要思索考究就能从言语含义之外领悟，那么愚昧的百姓就知道如何遵守，而执法官吏就不能徇私枉法了，当今的世道和百姓将不胜庆幸。
汉成帝河平年间，下诏说：“《甫刑》说‘五刑所属的条目有三千，死刑的处罚所属的条目有二百’，如今死刑的条目有一千多条，法律条文繁杂众多，有一百多万字，特殊的请求和其他类比，日益增多。请命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通晓法律条文的人商议减少死刑以及可以废除、简约的项目，分条奏报，使其明显易懂。《尚书》不也说吗，‘只有刑罚要慎重啊’，请审核它，务必符合古法，我将尽心阅览。”
臣按：汉代的法律有一百多万字，可以说繁杂众多了，而死刑的条目多达一千多条，比起成周时期大概增加了数倍，元帝、成帝时期特殊的请求和其他类比又日益增多，成帝下诏，命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通晓法律条文的人商议减少死刑以及可以废除、简约的项目，可以说是知道什么是首要任务了。所谓特殊的请求和其他类比，特殊的请求是指在常规条文之外另外有所谓的依据来定罪，其他类比是指引用其他类别来比附，不依据正律。分割破坏律条，妄生端绪，玩弄文法，巧言诋毁、罗织罪名，想要让人活命就援引轻判的类比，想要让人死就援引重判的例子，上面不知道其中的奸诈，下面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这就是百姓无所适从的原因，法网严密而奸邪不能堵塞，刑罚繁杂而犯罪反而更多。我朝律文比前代简约，条目只有四百六十条，死罪只有二百二十条，使用了一百多年，其中本来就有不使用的，未曾听说有所增加。只是所谓的“例”出于一时的建议、权宜之计以挽救时弊，岁月久远，积累日益增多，朝廷未曾公开折衷裁定，因此刑官仍然可以凭主观意见取舍，恳请特别下达明诏，如同汉人所言，命令在朝大臣及翰林儒臣会同三法司官员，将洪武元年以来直到成化丁未年以前的事例全面考查，会同官员集议，选取可以作为万世通行的，删减繁文，记载要语，分类条列，编成一书颁布内外，与《大明律》并行。成化丁未年以后有建议的，或是挽救时弊，或是通达民情，则另编为一书，以等待日后的裁择。这样，百姓就知道如何遵守，官吏就不能作奸犯科了。
光武帝时期，桓谭上疏说：“如今法令、判决案件的轻重不均衡，有时同一件事适用不同的法律，相同的罪行有不同的判决，奸诈的官吏得以借此牟利，想要让人活命就提出轻判的建议，想要陷害人就给予死刑的类比，这是为刑罚开了两扇门。如今可以命令通晓义理、熟悉法律的人校订类比，统一法度，颁布到各郡国，废除旧有条款，这样，天下人就知道方向，监狱中没有冤假错案了。”
臣按：成帝的诏令博士及通晓法律的人商议，桓谭的请求也是想要命令通晓义理、明晓法律的人校订，大概博士是通晓经书的人，经书是礼义的来源，人必定违背了礼义然后才进入刑法，律令是刑法所在的地方
，议而校定，必礼义、法律两无歉焉，本是以立天下之法，用是以酌生民之情，无间然矣。后世乃谓儒生迂拘，止通经术而不知法意，应有刑狱之事止任柱后惠文冠而冠章甫衣缝掖者无与焉。斯人也非独不知经意，而其所谓律意者盖有非先王之所谓者矣。汉世去古未远，犹有古意，此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译经过讨论并校勘审定，必定在礼义和法律两方面都没有缺憾，以此确立天下的法度，以此斟酌百姓的实情，就没有什么隔阂了。后世却认为儒生迂腐拘谨，只通晓经术而不懂得法律的本意，凡是涉及刑狱之事只委任佩戴柱后、惠文冠的执法官员，而戴章甫冠、穿缝掖衣的儒生则不予参与。这些人不仅不懂得经义，而且他们所理解的法律本意，大概也不是先王所说的法律本意。汉代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还保留着古人的意旨，这是后世应当效法的。
和帝时，廷尉陈宠汋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即《吕刑》）者除之，曰：“臣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罚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及宠免，其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汉去古未远，论事往往主于经义，而言刑者必与礼并，其原盖出于《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陈宠论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八百，并为三千以合于礼，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应经合义者，则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忠为决事比，请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死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盖有补于世教，可谓克肖其父矣。
晋武帝时，有邵广者坐盗官物当弃市，其二幼子宗、云挝登闻鼓乞恩，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议者欲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尚书右丞范坚驳之曰：“自淳朴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罪，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耶？今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颦笑之间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尔，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之，将来诉者何独匪人。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从之。
臣按：人君所举即以为例，故凡事谋始，事苟不可继于后，即必不可创于前也。
元康中，朝臣务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议，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狱讼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先因风落庙阙屋瓦数枚，免太常荀寓事轻责重，有违常典。其后主者惩惧前事，虽知小事而按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夫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恐奸吏因缘得为深浅。”刘颂上疏言：“近世法多门，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难以检其下，事同议异，犴狱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珣谓“刑书之文有限，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刘颂谓“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请人主权断，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法令从事”，二臣之言可以为后世议处刑狱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恶之条，多采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臣按：十恶之名非古也，起于齐而著于隋，唐因之。所谓谋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有犯于君臣之大义；所谓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者，有犯于人道之大伦；所谓不道、不义二者，有犯于生人之大义，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齿、王法之所必诛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
译和帝时期，廷尉陈宠校订律令条法，将超出《甫刑》（即《吕刑》）规定的部分予以删除，他说：“我听说礼仪有三百种，威仪有三千种，所以《甫刑》规定死刑二百种，五刑所属共三千种。礼仪所摒弃的，就是刑罚所采取的，违背礼仪就进入刑罚，二者互为表里。如今律令中死刑有六百一十种，罚金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种，赎罪以下的有两千六百八十一项，超出《甫刑》规定的有一千九百八十九项，其中死刑四百一十种、耐罪一千五百种、赎罪七十九种。应当命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符合经义道理的，可以使死刑二百种，耐罪、赎罪二千八百种，合计三千种，全部删除其余律令，使之与礼仪相应，以改变万民的视听，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好境界，流传后世无穷。”还没来得及施行，等到陈宠被免职，他的儿子陈忠大致依照陈宠的意思，奏上二十三条作为决断案件的判例，以节省请示、裁决的弊端。又奏请废除宫刑，解除贪污官吏三代不得做官的禁令，精神失常杀人得以减轻重判，母子、兄弟相互替代受刑予以准许，赦免被替代的人，这些事情都得以施行。
臣按：汉朝距离古代不远，议论政事往往以经义为主，谈论刑罚必定与礼仪并提，其本源大概出自《吕刑》中“伯夷降下法典，折中民情制定刑罚”。陈宠议论刑罚必定要使死刑二百种、耐罪以下二千八百种，合计三千种以符合礼仪，固然似乎拘泥，但他所平定的只是选取那些符合经义道理的，则是百世制定法律的至理要道。至于他的儿子陈忠制定决断案件的判例，请求废除宫刑、解除贪污官吏三代不得做官的禁令、精神失常杀人得以减轻死罪、母子兄弟相互替代受刑准许赦免被替代者，大概对世道教化有补益，可以说能像其父一样了。
晋武帝时，有个叫邵广的人因盗窃官物应当处死，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宗、云敲打登闻鼓请求恩赦，请求自己没入奚官为奴以赎父亲的命，议论的人想特别准许减轻邵广的死罪改为五年徒刑，宗等人交付奚官为奴，但不作为永久制度。尚书右丞范坚驳斥说：“自从淳朴风气消散，刑罚才加重，刑罚之所以制止刑罚，杀戮之所以制止杀戮，虽然有时有赦免过错、宽恕罪行、议论案件、延缓死刑的情况，但没有因为不忍心而轻易改变常法的。况且既然准许宗等人宽恕邵广的罪行，如果再有像宗这样的人而不请求赎父的，岂不是断绝人伦，等同于禽兽吗？现在准许宗等人但不作为永久制度，我认为君王的举动，关系到国家的盛衰，皱眉微笑之间尚且要谨慎对待，现在宽恕邵广正是因为宗等人，人们爱父亲谁不如宗？现在既然准许了，将来申诉的人难道只是非人吗？特别准许的意思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不把它作为例子会引发众人的怨恨，这是施予当今一份恩惠而在后世开启万种怨恨啊。”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臣按：君主所举行的事情就作为先例，所以凡事谋虑开始，事情如果不可在后继中延续，就必定不可在前头开创。
元康年间，朝臣务求以苛刻明察互相夸耀，每当有疑难争议，群臣各自树立私意，刑法不统一，诉讼繁多滋生，裴頠上表说：“先王刑罚奖赏相称，轻重没有两样，所以下级听从有常规，群吏安心任职。先前因为风吹落太庙阙屋瓦几片，免去太常荀寓的职务，事情轻微责任沉重，违背常规法典。此后主管官员惩戒恐惧前事，虽然知道是小事但检举弹劾难以预测，骚扰驱策，各自争着免除责任。刑法条文有限而违背的情况没有定规，所以有临时议论处理的制度，不能都遵循常规。至于这类情况，都过于恰当，恐怕奸吏借机制造深浅不一的判决。”刘颂上疏说：“近代法律门户众多，法令不统一，官吏不知道遵守什么，下级不知道躲避什么，奸伪的人借此施展他们的私情，居上位的人难以检举下级，事情相同议论不同，监狱不平。君臣的职分各有主管，法律想要必定奉行，所以命令主管官员遵守条文；道理有穷尽阻塞的地方，所以让大臣解释滞碍；事情有时宜变化，所以君主有权决断。主管官员遵守条文，就像张释之坚持触犯车驾禁令的判决一样；大臣解释滞碍，就像公孙弘判决郭解案件一样；君主有权决断，就像汉高祖诛杀丁公一样。天下万事，不是这类情况不得随意议论，都依照律令行事，然后法律在下级得到信任，人们听从不迷惑，官吏不容纳奸邪，才可以谈论政治了。”
臣按：裴頠说“刑法条文有限，违背的情况没有定规，所以有临时议论处理的制度”，刘颂说“法律想要必定奉行，命令主管官员遵守条文；道理有穷尽阻塞的地方，让大臣解释滞碍；事情有时宜变化，请君主有权决断，不是这类情况不得随意议论，都依照法令行事”，两位大臣的话可以作为后世议论处理刑狱的方法。
隋朝制定律令，设置十恶的条款，多采用南齐的制度而颇有增减，一是谋反，二是谋大逆，三是谋叛，四是恶逆，五是不道，六是大不敬，七是不孝，八是不睦，九是不义，十是内乱。十恶及故意杀人，案件定论的即使遇到赦免仍然除名。
臣按：十恶的名称不是古有的，起源于南齐而显赫于隋朝，唐朝沿袭它。所谓谋反、大逆及叛、大不敬，这四者有违犯君臣的大义；所谓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者，有违犯人道的大伦；所谓不道、不义二者，有违犯生人的大义，这些都是天理所不容、人道所不齿、王法所必诛的，所以常赦不在赦免之列。
自隋朝以前死刑有五种，叫磬、绞、斩
、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丱裂之酷。
译鞭刑、枭首、车裂，以及流放、徒刑，都同时使用鞭打和笞杖，次数都超过一百。到了隋朝，才确定笞刑分为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杖刑分为五等，从六十下到一百下；徒刑分为五等，从一年到三年；流刑分为三等，从一千里到三千里；死刑分为二等，即绞刑和斩刑，废除了鞭刑以及枭首、车裂这些酷刑。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后世之五刑也，始于隋而用于唐以至于今日，万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治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昏》、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棰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曰“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后诏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玄龄等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等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经》六篇，萧何加以三篇为九章，后世作律者本以为宗。刘劭衍汉律为魏，贾充参魏律为晋，唐长孙无忌等聚汉、魏、晋三家，择可行者定为十二篇，自《名例》至《断狱》是也。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重定诸律以协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资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辄缮写上奏，揭于西庑之壁，圣祖亲御翰墨为之裁定。明年书成，篇目一准于唐之旧，采用已颁旧律二百八十八条，读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十三卷，其间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其后，以其比类成篇，分合无统，复为厘正，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析十八篇以为二十九，约六百六条以为四百六十，析《户昏》以为《户役》《昏姻》，分《斗讼》以为《斗殴》《诉讼》，《厩库》一也则分厩牧于兵、仓库于户焉，《职制》一也则分公式于吏、受赃于刑焉，《名例》旧五十七条今止存其十有五，《贼盗》旧五十三条今止存其二十八，名虽沿于唐而实皆因时以定制、缘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准绳，为百王之宪度，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也。且又分为六部，各有攸司，备天下之事情，该朝廷之治典，统宗有纲，支节不紊，无比附之劳，有归一之体，吏知所守而不眩于烦文，民知所避而不犯于罪戾，诚一代之良法，圣子神孙所当遵守者也。然臣于此窃有见焉，盖刑法虽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则有世轻世重之异，方天下初定之时，人稀事简，因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今则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事久则弊生，世变则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岁改悬，三典之建随世轻重，盖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势，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尽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断罪者如彼，罪无定科，民心疑惑，请下明诏会官计议，本之经典，酌诸事情，揆之时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碍者明白详著于本文之下，若本无窒碍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为故事者则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时厥后，内外法司断狱一遵夫成宪，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许辄引前比，违者治以专擅之罪。如此，则法令画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高宗时
译臣按：笞、杖、徒、流、死，这是后世的五刑，始于隋朝，在唐朝使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千秋万代不可改变。
唐朝的刑书有四种，叫作律、令、格、式。令，是规定尊卑、贵贱等级的制度，以及治理国家的体制；格，是百官各司日常执行的事务；式，是他们日常遵守的法度。凡是国家的政务，必定依据这三者来办理，如果有违反以及人作恶而陷入罪过的，一律用律来审判。律这本书，沿袭隋朝的旧制分为十二篇，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昏》，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刑罚的使用有五种，一是笞，笞的意思是羞辱，凡是小的过错，用棍棒抽打使之感到羞耻，汉代使用竹板，后世改用荆条，《尚书》说“扑作教刑”就是这个意思；二是杖，杖的意思是持握，可以拿着它来击打，《尚书》说“鞭作官刑”就是这个意思；三是徒，徒的意思是奴役，大概是奴役羞辱他们，《周礼》说“那些奴仆，男子编入罪隶，让他们从事劳役，关进圜土来教化他们，衡量罪行的轻重，有年限就释放”；四是流，《尚书》说“流宥五刑”，是说忍心不杀，宽恕他们放逐到远方；五是死，这是古代的大辟之刑。唐朝沿袭隋朝的制度，高祖进入京城时，约法十二条，后来下诏让裴寂等人重新撰写律令，总共律五百条，其中适用五十三条，流罪三等都增加一千里，居作三年到二年半的全部改为一年，其余没有更改。太宗即位，下诏让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再次审定旧令，玄龄等人与司法官员增删隋律，将大辟改为流刑的九十二条、流刑改为徒刑的七十一条作为律，审定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作为令，又删减武德以来敕令三千多条为七百条作为格，又选取尚书省各曹及各类监十六卫的计帐作为式。
臣按：自从魏国李悝作《法经》六篇，萧何增加三篇成为九章，后世制定律法的人以此为根本。刘劭推演汉律成为魏律，贾充参酌魏律成为晋律，唐朝长孙无忌等人汇集汉、魏、晋三家的律法，选择可行的定为十二篇，从《名例》到《断狱》就是这些。本朝洪武六年，任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重新制定各种律法以符合中道，而近代繁多的类比、奸吏可借此出入法网的弊端都彻底革除，每一篇完成就抄写上奏，张贴在西厢的墙壁上，圣祖亲自挥毫裁定。第二年书成，篇目完全依据唐朝的旧制，采用已颁布的旧律二百八十八条，读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为律的三十六条，因事制定律的三十一条，选取唐律以补遗的一百二十三条，合计六百零六条，分为十三卷，其间有的减少有的增加，有的沿袭旧制，务必符合轻重的适宜。后来，因为这类比成篇，分合没有统绪，再次加以厘正，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将十八篇析分为二十九篇，将六百零六条精简为四百六十条，将《户昏》析分为《户役》《昏姻》，将《斗讼》析分为《斗殴》《诉讼》，《厩库》一篇则分厩牧于兵部、仓库于户部，《职制》一篇则分公式于吏部、受赃于刑部，《名例》旧有五十七条现在只保留十五条，《贼盗》旧有五十三条现在只保留二十八条，名称虽然沿袭唐朝但实际上都是根据时势制定制度、依据情理制定刑罚，上符合天理、中顺应时宜、下合乎人情，树立百世的准则，作为百王的法度，是自法律以来所未有的。而且又分为六部，各有主管，完备天下的事情，概括朝廷的治典，统宗有纲，支节不紊，没有附会的劳苦，有归一的体制，官吏知道遵守而不被繁杂的条文迷惑，百姓知道避忌而不触犯罪过，确实是一代的良法，圣明的子孙应当遵守的。然而臣对此私下有所见解，大概刑法虽然有一定的常道，但事情却有世轻世重的差异，当天下初定之时，人少事简，沿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现在则承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事久则弊端产生，世变则风俗改变，所以周人象魏之法每年改悬，三典的建立随世轻重，大概前日的要策乃是今日的刍狗，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自然的道理。现在司法官员在律文中往往有不全部使用的，律文如此而断罪却那样，罪没有定科，民心疑惑，请求下达明诏召集官员商议，依据经典，斟酌事情，衡量时宜，凡是律文对现在有窒碍的，在本文之下明白详细记载，如果本来没有窒碍而有关部门偶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成为惯例的，则改正它，仍然敕令司法官员，从这时起，内外司法官员断狱一律遵循成宪，如果事情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允许擅自引用前例，违者以专擅之罪论处。这样，则法令划一，情罪相当而民心不惑了。
唐朝自从房玄龄等人更定律、令、格、式，直到太宗世使用没有改变。高宗时
，又诏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后武后时有《垂拱格》，玄宗时有《开元格》，宪宗有《开元格后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
译又下诏让长孙无忌等人增删修改格敕，其中各官署日常事务的称为《留司格》，颁布天下的称为《散分格》。此后武则天时期有《垂拱格》，唐玄宗时期有《开元格》，唐宪宗有《开元格后敕》，唐文宗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唐宣宗又将刑律按类别分门并附以格敕，编成《大中刑律统类》。
欧阳修曰：“《书》曰‘慎乃出令’，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
臣按：我朝之律仅四百六十条，颁行中外，用之余百年于兹，列圣相承，未尝有所增损，而于律之外未尝他有所编类如唐宋格敕者，所谓简而明、久而信，真诚有如欧阳氏所云者，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高帝时，赵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夫爱憎。盖立法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请律、令、格、式直书其事，无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知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
臣按：冬曦之言谓立法贵乎下人尽知，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请更定科条，直书其事，毋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切中后世律文之弊。臣愚以为，今之律文多蒙于唐，唐之律则蒙隋也，冬曦所论者虽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切考今律为卷三十、为条四百六十，必欲不简其科条、不饰其文义，惟直书其事，显明其义，用世俗浅近之言，备委曲详尽之义，所谓以准加减等文皆即实以书，明白著其文曰该得某罪、该杖几十，所加者何罪、所减者几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见，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开卷即了其义，不待思索议拟而皆了然于心目之间，昭然于见闻之顷，则民知所趋避，不陷于机阱矣。说者若谓祖宗成宪不敢有所更变，臣非敢欲有所更变也，特欲于本文之下分书其所犯之罪、所当用之刑，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减皆定正名，皆着实数，所读律者不用讲解、用律者不致差误尔。傥以臣言为可采，乞命法官集会儒臣同加解释，标注其于四百六十之条，不敢一毫有所加减，惟于卷帙稍加增耳。夫制为一代之律，以司万人之命、垂万世之宪，非他书比，今天下书籍支辞蔓语，费楮何啻千万，顾于律书简约如此，无乃详于古而略于今、重乎词而轻乎法哉，迂儒过虑。死罪死罪，伏惟圣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谍、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我圣祖于登极之初洪武元年，即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烦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书》曰：‘刑期于无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难致。兹命颁行四方，惟尔臣庶体予至意。”斯令也盖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同一意也。至六年，始
译欧阳修说：“《尚书》说‘慎重地发布命令’，命令在于简约，简约就明白，实行在于长久，长久就使人信任，而中等才能的君主、平庸愚昧的官吏常常不能坚守，却喜欢进行变革，等到繁杂积弊，即使有精明的人士也不能全部熟悉，而官吏得以上下其手做奸邪之事，这就是刑法的弊端。”
臣按：我朝的律法仅四百六十条，颁布行用于国内国外，使用至今已超过百年，历代圣君相继继承，未曾有所增删，而在律法之外未曾另外编纂类似唐宋格敕之类的法规，所谓简约而明白、长久而可信，确实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是万世应当遵守的。
高帝时，赵冬曦评论隋朝制定的律法说：“犯罪而律法没有明确条款的，应当免除罪责的就举重罪来阐明轻罪，应当定罪的就举轻罪来阐明重罪，确立这一句话而废除了数百条律文，从此至今竟然没有修改，于是使得生死不由法律决定，轻重必定依据爱憎。大抵立法贵在让百姓都知道，这样天下人就不敢触犯，何必修饰文义、简化条款呢？条款少则百姓难以知晓，文义深奥则执法官吏得以方便。百姓难以知晓就会暗中陷入陷阱，哪里能不有犯法的人；执法官吏得以方便就会比照附会而使用，哪里能不有玩弄法律的大臣。请律、令、格、式直接书写事实，不借助文饰，那些以准加减、比附、量情以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之类都不使用，使愚夫愚妇听到就知道明白，就会相率远离它，又怎会明知故犯呢？所以说法律明白则百姓信任，法律统一则君主尊贵。”
臣按：赵冬曦的话说立法贵在让百姓都知道，何必修饰文义、简化条款，请求重新制定条款，直接书写事实，不借助文饰，那些以准加减、比附、量情都不使用，使愚夫愚妇听到就知道明白，切中后世律文的弊端。臣愚以为，现在的律文多沿袭唐朝，唐朝的律法则沿袭隋朝，赵冬曦所论述的虽然说是隋唐的过失，然而从隋朝直到今天，古今律法一致。仔细考察现在的律法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如果一定要不简化条款、不修饰文义，只直接书写事实，显明其意义，用世俗浅近的语言，完备详尽地阐述曲折细致的意义，所谓以准加减等文字都如实书写，明白地写明该得什么罪、该杖打几十下，所加的是什么罪、所减的有多少，使天下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有耳朵的人都能听见，粗略知道文义的人打开书卷就明白其意义，不需要思索议论而在心目之间都清楚明白，在见闻之际都昭然若揭，那么百姓就知道趋利避害，不陷入陷阱了。有人说祖宗成宪不敢有所更改，臣不是敢想要有所更改，只是想在原文下面分别书写所犯的罪、应当使用的刑罚，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减都确定正名，都确定实数，读律的人不用讲解，用律的人不致差错。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命令法官集会儒臣一同加以解释，标注在四百六十条之中，不敢丝毫有所增减，只是对卷帙稍加增加罢了。制定一代之律法，掌管万人之性命、垂范万世之宪章，不同于其他书籍，现在天下书籍支离蔓衍，耗费纸张何止千万，而在律书上却如此简约，难道是详于古代而略于现在、重乎文辞而轻乎法律吗？这是迂腐儒生的过度忧虑。死罪死罪，恳请圣明怜悯体察。
宋朝法制沿袭唐律、令、格、式而随时增减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另有敕，神宗认为律法不足以周全事情，凡是律法没有记载的一律以敕断案，于是更改其名称为敕、令、格、式，而律法常存在于敕之外，说禁止于未然叫做敕，禁止于已然叫做令，设于此以待彼叫做格，使彼效仿叫做式。凡是入笞、杖、徒、流、死，从《名例》以下到《断狱》十二门，涉及刑名轻重的都作为敕；从《品官》以下到《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的都作为令；命官的等级十七等，吏、庶人的赏赐等级七十七等，又有倍全分厘的等级共五等，有等级高下的都作为格，表奏、帐籍、关谍、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的作为式。
臣按：唐朝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朝初年沿袭它，到神宗更改其名称为敕、令、格、式，所谓敕兼有唐朝的律法。我圣祖在登基之初洪武元年，就制定《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行天下，制书说：“只有律令是治理天下的法律，令用来事先教化，律用来事后整齐。古代的律令极其简约，后世逐渐变得烦多，甚至有不能通晓其意义的，怎么能让百姓知道法意而不触犯呢？百姓既然难以知晓，这就开启了官吏的奸邪而陷百姓于法网，朕非常怜悯。现在所定的律令删繁就简，使之归一直接言说事实，希望人人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尚书》说：‘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没有刑罚’。天下果真能遵守令而不触犯律，刑罚搁置不用的效果也不难达到。现在命令颁行四方，希望你们臣民体察我的至意。”这令大概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同一用意。到六年，才开始
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礼制》《诸司职掌》之作，与夫《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等书，凡唐宋所谓律、令、格、式与其编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旧名尔。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则意寓乎其中，方草创之初未暇详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后，既已备其制度，故详载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读《祖训》训告之辞，有曰“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而不及令，而《诸司职掌》于刑部都官科下具载，死罪止载律与《大诰》中，所条者可见也。是《诰》与律乃朝廷所当世守、法司所当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据其文而援以为证，用以请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当知。
译命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编纂律文，又有《洪武礼制》《诸司职掌》等书的编撰，以及《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书，凡是唐宋时期所谓的律、令、格、式及其编敕，都包含在这些书中，只是没有沿用唐宋的旧称罢了。所谓律，是刑罚的法律；所谓令，是法律的精神意旨。法律条文完备了，其精神意旨便蕴含其中。在草创初期，来不及详尽考究其中的曲折细节，所以明确指示其意旨所在，这就是令；天下平定之后，既然已经完备了各项制度，所以详细记载法律条文的存在，这就是律。恭敬地阅读《祖训》中的训告之辞，其中有说“子孙做皇帝时，只遵守律与《大诰》”，而没有提及令，而《诸司职掌》在刑部都官科下详细记载，死刑只记载律与《大诰》中的内容，所列举的条目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大诰》与律是朝廷应当世代遵守、司法部门应当遵行的。如果有律中没有记载而详细记载于令中的事情，可以根据令的条文援引作为证据，用来向皇上请示也是可以的，这又是精通法律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徽宗崇宁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类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请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时之宜，法所不载而后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为？若夫其间世异势殊，人情所宜、土俗所异，因时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尽如法者，则引法与例取裁于上可也。宋之臣僚请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以上论定律令之制（下）
卷一○四
▲制刑狱之具
《易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吐活反）桎梏，以往吝。
程颐曰：“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
臣按：桎梏，刑具也。六经言刑具，始于《蒙》之初六。
《坎》：上六，系用徽（索三股曰徽）罝（两股曰釭），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程颐曰：“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狱为喻，如系缚之以徽罝，囚置于丛棘之中。阴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
臣按：坎为刑狱，荀《九家易》坎为丛棘，传曰“丛棘如今之棘寺”。《蒙》《坎》二卦，圣人作《易》皆取象于刑狱，是知圣人为治不能以不用刑，此盖天地自然之理，本诸阴阳，合诸爻象，非人为之私也，虽若不得已而为之，而为之亦自不容已。盖人生不能无欲，欲胜而理微，教之而不从，而不继之以刑则人欲肆矣。圣人作《易》以扶阳抑阴，而取象于刑狱，岂无意哉？
《噬嗑》：初九，屦校灭趾，无咎。
程颐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为受刑之人，当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轻。校，木械也。其过小，故屦之于足，以灭伤其趾。人有小过，校而灭其趾，则当惩惧不敢进于恶矣。”
上九，何（去声）校灭耳，凶。
程颐曰：“上过乎尊位，无位者也，故为受刑者，居卦之终，是其间大噬之极也，《系辞》所谓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灭其耳，凶可知矣。何负也？谓在颈也。”
丘富国曰：“初上无位为受刑之人，初过小而在下，为用狱之始，故以屦校灭趾为象；上恶极而怙终，为用狱之终，故以何校灭耳为象。”
臣按：《易》之作以道阴阳而于天下之事无不备，刑之用非为政之先务，而《易》之于刑屡屡言之，非徒言其理，而刑之具亦无不有焉。《蒙》之初六以桎梏，言械其手足者也；《坎》之上六以徽纆，言系缚其身者也；《噬嗑》之初与上以校，言械其颈与足者也。是知天下之物、人世之用，无一不出于阴阳之理，非但十三卦之制器尚象也。
《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孔颖达曰：“刑用鞭久矣，《周礼》条狼氏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左传》有鞭徒人费圉人荦，子玉使鞭七人，卫侯鞭师曹三百。治官事之刑，有不治者鞭之，量状加之，未必有数也。夏楚二物可以扑挞，重者鞭之，轻者挞之。”
《益稷》曰：挞以记之。
蔡沈曰：“挞，扑也，即‘扑作教刑’者。盖惩之使记而不忘也。”臣按：后世笞刑盖始于此。《学记》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曰：“夏，稻也；楚，刑也。”
《周礼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置也）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
郑玄曰：“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民不湣作劳，有似于罢。害人，谓其邪恶已有过失丽于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系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施职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书其罪恶于大方版，著于背。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乡里也，司圜职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
译宋徽宗崇宁元年，臣僚上言：“三省六部所遵守的是法律，法律没有记载的，然后才使用成例。如今却大量引用成例而破坏法律，这是什么道理呢？请求将前后所使用的成例分类编纂修订，与法律相抵触的予以删除。”
臣按：法律是祖宗制定的百代典章，成例是臣僚建立的临时适宜措施。法律没有记载而后使用成例是可以的，既然已有法律，为何还要使用成例呢？如果其间世道不同、形势特殊，人情所适宜、地方风俗所差异，因时制宜以挽救弊端，不得不如此，有不能完全依照法律的情况，那么引用法律和成例，由皇上裁决是可以的。宋朝臣僚请求将前后所使用的成例分类编纂修订，与法律有抵触的予以删除，在今天也应当如此。
以上论述制定律令的制度（下）
卷一百零四
▲制定刑狱的器具
《易经·蒙卦》：初六，启发蒙昧，利于惩治犯人，使用解脱桎梏，如果继续前进则有遗憾。
程颐说：“启发下层百姓的蒙昧，应当明确刑罚禁令来警示他们，使他们知道畏惧，然后进而教导他们。自古圣王治理天下，设立刑罚来整齐民众，阐明教化来改善风俗，刑罚确立而后教化才能推行，虽然圣人崇尚德治而不崇尚刑罚，但从未偏废任何一方。”
臣按：桎梏，是刑具。六经中提及刑具，始于《蒙卦》的初六爻。
《易经·坎卦》：上六，用徽索和罝绳捆绑，置于荆棘丛中，三年不得脱身，凶险。
程颐说：“上六以阴柔之质处于险境的极点，是陷落极深的人。以其陷落极深取牢狱为比喻，如同用徽索和罝绳捆绑，囚禁于荆棘丛中。阴柔而陷落极深，便无法脱身了。”
臣按：坎卦象征刑狱，荀爽《九家易》说坎卦象征荆棘丛，传文说“荆棘丛如同现在的棘寺（大理寺）”。《蒙卦》《坎卦》两卦，圣人作《易经》都取象于刑狱，由此可知圣人治理天下不能不用刑罚，这大概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本源于阴阳，契合于爻象，并非人为的私意，虽然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做起来也是不容停止的。大概人生不能没有欲望，欲望胜过而天理微弱，教导他们而不听从，如果不继之以刑罚，那么人欲就会放肆了。圣人作《易经》以扶阳抑阴，而取象于刑狱，难道没有深意吗？
《易经·噬嗑卦》：初九，脚戴刑具遮没了脚趾，没有灾祸。
程颐说：“九居初位，最在下，是无位的人，是下层百姓的象征，作为受刑的人，正当用刑的开始，罪行小而刑罚轻。校，是木制刑具。其过错小，所以戴在脚上，以遮没伤害他的脚趾。人有小过错，戴刑具遮没脚趾，那么应当惩戒畏惧不敢再进于恶行了。”
上九，颈戴刑具遮没了耳朵，凶险。
程颐说：“上九超过尊位，是无位的人，所以作为受刑者，居于卦的终结，这是其间大噬的极点，《系辞》所说的恶行积累而不可掩盖、罪行重大而不可解脱的人，所以颈戴刑具遮没耳朵，凶险可知了。何，是背负的意思，指戴在颈上。”
丘富国说：“初爻和上爻无位，作为受刑的人，初爻过错小而在下，作为用狱的开始，所以以脚戴刑具遮没脚趾为象；上爻恶行极深而坚持到底，作为用狱的终结，所以以颈戴刑具遮没耳朵为象。”
臣按：《易经》的创作以阐明阴阳，而对于天下的事情无不具备，刑罚的使用并非为政的首要事务，而《易经》对于刑罚屡屡提及，不仅仅是言说其道理，而且刑具也无不有所体现。《蒙卦》的初六以桎梏，言说束缚手脚的刑具；《坎卦》的上六以徽纆，言说捆绑身体的绳索；《噬嗑卦》的初爻与上爻以校，言说束缚颈与脚的刑具。由此可知天下的事物、人世的用途，没有一样不出于阴阳的道理，不仅仅是十三卦的制器尚象而已。
《尚书·舜典》说：用鞭子作为官刑，用扑挞作为教刑。
孔颖达说：“用鞭子作为刑罚已经很久了，《周礼》条狼氏誓大夫说‘敢不关，鞭五百’，《左传》有鞭打徒人费、圉人荦，子玉命令鞭打七人，卫侯鞭打师曹三百。治理官事的刑罚，有不治理的就鞭打，根据情况施加，未必有定数。夏楚两种物品可以扑挞，重的鞭打，轻的扑挞。”
《尚书·益稷》说：用扑挞来使他记住。
蔡沈说：“挞，就是扑，即‘扑作教刑’的意思。大概是惩戒他使他记住而不忘。”臣按：后世的笞刑大概始于此处。《礼记·学记》说：夏楚两种物品，是收敛威严的。郑玄说：“夏，是稻木；楚，是荆条。”
《周礼·大司寇》：用圜土聚集教育疲敝的百姓，凡是害人的人放置于圜土而让他们从事职事，用明确的刑罚使他们感到羞耻。能够改正的返回中原，三年内不予齿列，不能改正而逃出圜土的处死。
郑玄说：“圜土，是狱城。聚集疲敝的百姓其中，用困苦来教育他们行善。百姓不怜悯劳作，有类似疲敝的样子。害人，是说其邪恶已有过失触犯法律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犯法，放置于圜土系缚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困悔而能改正。施职事，是用他们所能做的役使。明刑，是将他们的罪恶书写在大方版上，挂在背上。反于中国，是说释放他们回到故乡里，司圜的职掌说：‘上等罪行三年后释放，中等罪行两年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