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八
典刑，当鞭扑者则坐以鞭扑，知其有心而故犯也，非过也。世之谳刑者以圣经二言为权度，则谳狱道尽而所处无不当之罪，而人自以为不冤矣。
译执行刑罚时，应当受鞭打杖责的就判处鞭打杖责，这是因为他明知故犯，并非过失。世间审理案件的人，如果以经典中的这两句话作为权衡标准，那么审理案件的道理就完备了，所判处的罪行就没有不恰当的，人们也就自己觉得没有冤屈了。
《大禹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孔安国曰：“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刑疑从轻，赏轻从重，忠厚之至。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也。”
臣按：“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二言即《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也，后世谳疑狱者以《舜典》二言及《大禹谟》此六言为主以权度天下之疑狱，而又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一言恒存诸心焉，则天下无冤狱矣。夫所谓不可杀者不辜者尔，而其有辜者亦自不苟免也，盖以人有罪犯在乎可杀不可杀之间，杀之则若无罪，不杀则失常刑，皋陶立为此言，盖探大舜之心而代为之辞也。夫子删《书》，存之以示万世，使断疑狱者以此为予夺轻重之权度，虽曰一时之言，然万世之下人赖之以全其生者多矣，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者也，谁谓皋陶无后哉？
《君陈》：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狃（习也）于奸宄，败常（典常）乱俗（风俗），三细不宥。”
蔡沈曰：“刑期无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狃于奸宄与夫毁败典常、坏乱风俗，人犯此三者，虽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关者大也。”
臣按：圣人之制为刑辟，非故用此以张其威、罔其民也，盖立为刑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则无犯刑辟者矣，此所谓“辟以止辟”也。详谳之际，人之真有所犯者则必决然而不宥焉，其罪虽小不可不为之惩，不为之惩则必有仿而为者于其后矣。吁，惩之于细则大者不作，戒之于先则后者不继，惩一人以惧千万人，戒一事以遏千万事，圣人之虑远矣，圣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为仁者，真不仁者也。
《吕刑》：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
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适轻则服下刑，舜之宥过无大，《康诰》所谓‘大罪非终’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适重则服上刑，舜之刑故无小，《康诰》所谓‘小罪非眚’者是也。”
臣按：穆王训刑，此二句远宗乎虞廷之典，近法乎武王之诰，非无征之言也。先儒以为罪莫大乎杀人，然所杀奴婢也，非适轻乎？罪莫轻于骂詈，然所詈父祖也，非适重乎？是故原情以定罪而不拘于一定之法。
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蔡沈曰：“‘其刑上备，有并两刑’者，言及其断狱之书当备情节，一人而犯两事，罪虽从重亦并两刑而上之，言谳狱者当备其辞也。”
臣按：两刑，谓一人有两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听命于上，不敢专也。
《周礼》：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问也）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耄同）、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
郑玄曰：“不识谓不审也，若今报仇，当报甲见乙误以为甲而杀之之类。过失谓举刃欲斫伐而误轶人之类。遗忘谓若间帷幕而忘有人在焉，以兵矢误投射之之类。幼弱、老耄，今律年未满八岁及八十以上非手杀人者，他皆不坐。蠢愚谓生而痴呆童昏者。”
吴澂曰：“上服，情重者，墨劓及死刑是也；下服，情轻者，宫刑是也。”
臣按：三刺之讯群臣、群吏、万民，即孟子所谓“左右、诸大夫、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之意也，讯于群臣、群吏、万民皆曰可杀，则罪有可杀之辟矣，而犹原之以三宥，恐其所以犯此者其不识乎，或过失、遗忘乎，三者皆无之，然犹审之以三赦，若其人果幼弱、老耄、蠢愚也，则又在所释焉。以此三法参酌民情而求其实，断制罪狱而折其中，情之重者服以上刑，轻者服以下刑，然后刑之杀之，则所刑者乃求其所以免不可得而后刑之，所杀者乃求其所以生不可得而后杀之，则刑与不刑、杀与不杀皆合乎中道矣。谳狱恒以是存心，则死者与我俱无憾，而朝廷无冤狱、天下无冤民矣。
《王制》：附从轻，赦从重。
译《大禹谟》说：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赏赐。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规法度。
孔安国说：“因过失误犯，即使罪行重大也必须宽恕；不忌惮故意犯罪，即使罪行轻微也必须惩罚。刑罚有疑问时从轻，赏赐有疑问时从重，这是忠厚到了极点。宁可失掉不合常规法度的罪行，也不冤枉无辜的善人，这是仁爱之道。”
臣按：“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这两句话就是《舜典》中“因过失灾祸而犯罪予以赦免，依仗终始作恶予以刑罚”的意思。后世审理疑难案件的人，以《舜典》这两句话以及《大禹谟》这六句话作为权衡天下疑难案件的主要依据，并且将“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规法度”这句话常存心中，那么天下就没有冤案了。所谓不可杀的人，就是无辜的人罢了；而那些有罪的人，自然也不会苟且求免。大概是因为人有犯罪，处在可杀与不可杀之间，杀了他似乎像无罪，不杀他则违背了常规刑罚。皋陶提出这句话，大概是探知大舜的心意而代为表达的。孔子删定《尚书》，保留这句话来昭示万世，让审理疑难案件的人以此作为决定取舍轻重的权衡标准。虽然这是一时所说的话，然而万世之下的人依靠它保全性命的很多，这就是所说的仁人的言论利益广博啊，谁说皋陶没有后代呢？
《君陈》说：君王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这才是刑罚。习惯于奸邪违法，败坏典常，扰乱风俗，这三种细微罪行不予宽恕。”
蔡沈说：“刑罚的期望是没有刑罚，刑罚能够制止刑罚的才是刑罚。习惯于奸邪违法以及毁坏典常、败坏风俗，人犯了这三种罪行，即使罪行轻微也不可宽恕，因为它们关系重大。”
臣按：圣人制定刑罚，不是故意用它来张扬威势、欺骗百姓，而是设立刑罚让人知道避开而不触犯，那么就没有触犯刑罚的人了，这就是所说的“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在详细审理案件时，人真正有罪行的，就一定果断判决而不宽恕，罪行虽然轻微不可不加以惩戒，不加以惩戒那么后面一定会有模仿的人。唉，在细微处加以惩戒那么大的罪行就不会发生，在事先加以警戒那么后来的人就不会相继犯罪，惩戒一个人来使千万人畏惧，警戒一件事来遏制千万件事，圣人的思虑深远啊，圣人的心仁爱啊，那些把姑息当作仁爱的人，真是最不仁爱的人啊。
《吕刑》说：本应判处重刑但情节适宜从轻的，就服轻刑；本应判处轻刑但情节适宜从重处理的，就服重刑。
蔡沈说：“事情属于重刑但情节适宜从轻的就服轻刑，这是舜‘宽恕过失无论多大’的意思，《康诰》所说的‘大罪不是故意’就是这种情况；事情属于轻刑但情节适宜从重处理的就服重刑，这是舜‘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的意思，《康诰》所说的‘小罪不是过失’就是这种情况。”
臣按：穆王训诫刑罚，这两句话远宗虞朝的典章，近法武王的诰命，不是没有根据的话。先儒认为罪行没有比杀人更大的，然而所杀的是奴婢，难道不是适宜从轻吗？罪行没有比辱骂更轻的，然而所辱骂的是父祖，难道不是适宜从重吗？因此推究情理来定罪而不拘泥于固定的法律。
刑罚在上位完备，有合并两种刑罚的情况。
蔡沈说：“‘刑罚在上位完备，有合并两种刑罚’，是说等到断狱的文书应当完备情节，一个人犯了两种罪行，罪行虽然从重也合并两种刑罚上报，是说审理案件的人应当完备言辞。”
臣按：两刑，是指一个人有两种罪行、一种罪行有两种法律，一并具备上报以听候上级命令，不敢专断。
《周礼》说：司刺掌管三刺、三宥、三赦的法令来辅助司寇审理狱讼，一刺是询问群臣，再刺是询问群吏，三刺是询问万民；一宥是不识，再宥是过失，三宥是遗忘；一赦是幼弱，再赦是老耄，三赦是蠢愚。用这三种方法来探求民情、断定民心的中正而施加重刑或轻刑，然后才执行刑罚杀戮。
郑玄说：“不识是指不审慎，就像现在报仇，应当报甲却看见乙误以为是甲而杀了他这类情况。过失是指举起刀斧想要砍伐却误伤他人这类情况。遗忘是指隔着帷幕而忘记有人在里面，用兵器箭矢误射中这类情况。幼弱、老耄，现在的法律年龄未满八岁及八十岁以上非亲手杀人者，其他都不治罪。蠢愚是指生来痴呆童昏的人。”
吴澂说：“上服，是情节重的，墨刑、劓刑及死刑就是；下服，是情节轻的，宫刑就是。”
臣按：三刺中询问群臣、群吏、万民，就是孟子所说的“左右、诸大夫、国人都说可以杀然后才杀”的意思，询问群臣、群吏、万民都说可以杀，那么罪行就有可杀的刑罚了，然而还要推究三宥，担心他犯此罪是因为不识呢，还是过失、遗忘呢，这三种情况都没有，然而还要审慎三赦，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幼弱、老耄、蠢愚，那么又在释放之列了。用这三种方法参酌民情而探求事实，断制罪狱而折中，情节重的服重刑，轻的服轻刑，然后才刑罚他、杀戮他，那么所刑罚的是探求他免除的理由不可得而后刑罚他，所杀戮的是探求他生存的理由不可得而后杀戮他，那么刑罚与不刑罚、杀戮与不杀戮都合乎中道了。审理案件常以此存心，那么死者与我都没有遗憾，而朝廷没有冤案、天下没有冤民了。
《王制》说：附从轻，赦从重。
孔颖达曰：“附从轻者，施刑之时，此人所犯之罪在轻重之间，可轻可重，则当求可轻之刑而附之罪，疑惟轻是也。赦从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意故为而入重罪，放赦之时从重罪之，上而赦之，《书》‘眚灾肆赦’是也。”
译孔颖达说：“附从轻，是指在施加刑罚时，此人所犯的罪行处于轻重之间，可轻可重，就应当寻求较轻的刑罚来附会定罪，因为存疑时只以从轻为宜。赦从重，是指所犯的罪行原本并非故意而为却构成了重罪，在施行赦免时，从重罪的角度向上推求而予以赦免，《尚书》中‘眚灾肆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臣按：犯罪者有重有轻，定罪者或附或赦，附入者当从其轻，赦出者当从其重。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方悫曰：“泛与泛爱之泛同。可信则断之以己，可疑则资之于众也。众疑赦之者，又不以偏爱而有所释，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则比于大辟以成其狱，察其罪之在小辟则比于小辟以成其狱。”
臣按：疑狱与众共之，《吕刑》所谓“胥占”是也；众疑赦之，《吕刑》所谓“刑罚之疑有赦”是也。
梁人有取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孔季彦过梁，梁相曰：“此子当以大逆论，礼继母如母，是杀母也。”季彦曰：“昔文姜杀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曰：‘绝不为亲，礼也。’绝不为亲，即凡人尔，且夫手杀重于知情，知情犹不得为亲，则此下手之时母名绝矣。方之古义，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得以杀母而论为逆也。”梁相从其言。
臣按：此事与汉武帝为太子时所论访年杀继母之狱同，武帝谓：“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其言与季彦同，季彦又谓“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后世遇有狱如此比者，宜以为准。
汉高帝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谓处断也），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臣按：此汉人谳狱之制。
景帝中五年，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服也）者，辄谳之。”
臣按：文致于法，谓原情定罪，本不至于死，而以律文傅致之也。傅致于法而于人心有不服者，则必谳之，使必服于人心而后加之以刑，否则从轻典焉。
后元年，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疑狱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臣按：治狱者必先宽，此一语古帝王之存心也。
武帝时，儿宽为廷尉史，以古法义决疑狱，张汤甚重之。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
臣按：汉人去古未远，其断大狱犹必傅古义，不颛颛于律也。后世但知有律令尔，不复有言及古义者矣。宣帝置廷平，季秋后请谳，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
臣按：宣帝于季秋后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盖知狱事乃死生之所系，不敢轻也。斋居则心清而虑专，烛理明而情伪易见。
成帝时，淳于长坐大逆诛，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翟方进等议欲坐之，廷尉孔光驳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自未知当罪大逆而乃始等弃去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臣按：妇人，从夫者也。在室之女当从父母，已醮之妇则当从夫家，况夫婢妾之属，事未发前已离主家，岂有从坐之理哉？孔光之议诚是也。
哀帝时，丞相薛宣不持后母服，给事中申咸毁之，不得封侯，宣子况令杨明斫伤咸，事下有司议，御史中丞众等议奏曰：“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当弃市。”廷尉直驳议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他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非法意，不可施行。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以其官爵减罪），完为城旦。”帝以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
臣按：汉人有疑狱既下法官议，议上又以问公卿大臣，此疑狱所以卒无疑也，狱不疑则人不冤矣。
章帝时，有兄弟共杀人者，帝以兄不训弟
译臣按：犯罪有重有轻，定罪时有的连坐，有的赦免。连坐入罪的应当从轻处理，赦免出罪的应当从重考量。疑难案件要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怀疑的就予以赦免，一定要考察罪行轻重比例来定案。
方悫说：“‘泛’与‘泛爱’的‘泛’字相同。可以确信的就由自己决断，可疑的就借助众人的意见。众人怀疑而赦免的，又不因偏爱而有所宽释，一定要考察其罪行属于大辟就比照大辟来定案，考察其罪行属于小辟就比照小辟来定案。”
臣按：疑难案件与众人共同商议，就是《吕刑》所说的“胥占”；众人怀疑而赦免，就是《吕刑》所说的“刑罚之疑有赦”。
梁国有个人娶了后妻，后妻杀了丈夫，他的儿子又杀了后妻。孔季彦路过梁国，梁相说：“这个儿子应当以大逆罪论处，礼制上继母如同母亲，这是杀母。”季彦说：“从前文姜杀了鲁桓公，《春秋》去掉了她的姜氏，传文说：‘断绝亲属关系，是礼制。’断绝亲属关系，就是普通人罢了，况且亲手杀人重于知情，知情尚且不能视为亲属，那么动手杀人的时候，母亲的名分就断绝了。比照古义，这个儿子适宜以非司寇而擅自杀人来定罪，不能以杀母论为大逆。”梁相听从了他的话。
臣按：这件事与汉武帝做太子时所论访的“年杀继母”案件相同，汉武帝说：“继母行为恶劣，亲手杀了她的父亲，动手之日，母恩就断绝了。”他的话与季彦相同，季彦又说“比照古义，适宜以非司寇而擅自杀人来定罪”，后世遇到类似这样的案件，应当以此为准则。
汉高帝下诏给御史：“案件有疑问的，官吏有的不敢决断，有罪的人长久不被论处，无罪的人长久被拘押不决。从今以后，县道官对疑难案件，各自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根据罪名应当上报（指处断），所不能决断的都移交廷尉，也应当上报，廷尉所不能决断的，谨慎地详细上奏，附上应当比照的律令来报告。”
臣按：这是汉代上报疑难案件的制度。
景帝中元五年，下诏：“各种疑难案件，或者虽然依据法律条文定罪但人心不服的，就上报审议。”
臣按：依据法律条文定罪，是说推究情理定罪，本来不至于死，却用律文牵强附会来定罪。牵强附会于法律而人心不服的，就一定要上报审议，使人信服于心然后施加刑罚，否则就从轻处理。
后元年，下诏说：“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疑难案件上报主管官员，主管官员所不能决断的移交廷尉，有命令上报审议而后不当的，上报审议的人不算失误。”想要让审理案件的人务必先宽厚。
臣按：审理案件的人务必先宽厚，这一句话体现了古代帝王存心。
武帝时，儿宽担任廷尉史，用古代法义决断疑难案件，张汤非常看重他。当时皇上正崇尚文学，张汤决断大案，想要附会古义，于是请求博士弟子学习《尚书》《春秋》来补充廷尉史。张汤虽然文辞深奥、心意忌刻不专于公平，然而得到这样的声誉，那些深刻苛刻的官吏作为爪牙使用的，都依附于文学之士。
臣按：汉代人距离古代不远，他们决断大案仍然一定要附会古义，不专断于律令。后世只知道有律令罢了，不再有人提及古义了。宣帝设置廷平，季秋之后请奏审议，常常驾临宣室斋戒居住而决断事情。
臣按：宣帝在季秋之后驾临宣室斋戒居住而决断事情，大概知道狱事关系到生死，不敢轻率。斋戒居住则心思清明而思虑专一，烛照事理明白而真情假意容易显现。
成帝时，淳于长因大逆罪被诛杀，小妻乃始等六人都因为在罪行未发觉时离开或改嫁，等到淳于长罪行暴露，丞相翟方进等人议论想连坐他们，廷尉孔光驳议，认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论老少都弃市，是为了惩戒后来犯法的人。夫妇之道，有义就结合，无义就分离，淳于长自己不知道应当犯大逆罪而乃始等人离开或改嫁，情义已经断绝却想以淳于长妻子的身份论杀她们，名分不正，不应当连坐。有诏令，孔光的议论是对的。
臣按：妇人，是跟随丈夫的。在室的女儿应当跟随父母，已出嫁的妇人则应当跟随夫家，何况是丈夫的婢妾之类，在事情未发生前已经离开主家，哪有连坐的道理呢？孔光的议论确实是对的。
哀帝时，丞相薛宣不为后母服丧，给事中申咸诋毁他，使他不能封侯，薛宣的儿子薛况命令杨明砍伤申咸，事情下达给主管官员议论，御史中丞众等人议论上奏说：“薛况首先作恶，杨明亲手伤人，功劳和意图都恶，都应当弃市。”廷尉直驳议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古今通行的道理，三代所不改变的。《春秋》的道义，推究本心定罪，推究薛况因为父亲被诽谤而发怒，没有其他大恶，加上诋毁欺瞒，积累小过，造成死刑，陷入死刑，违背明诏，不符合法律意旨，不可施行。杨明应当以贼伤人而不直定罪，薛况与谋者都因官爵减罪，完为城旦。”皇帝以此询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认为中丞的议论是对的。
臣按：汉人有疑难案件既下达法官议论，议论上报后又询问公卿大臣，这就是疑难案件最终没有疑问的原因，案件没有疑问那么人就不会冤枉了。
章帝时，有兄弟共同杀人的，皇帝认为兄长没有教导弟弟
，故报（论也）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问郭躬，躬对曰：“法令有故误，章传令之谬，于是为误，误者于文则轻，当罚金。”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译因此，判决（论定）兄长罪重而减免弟弟死刑，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说两人都判重刑。尚书上奏孙章假托皇帝诏命，罪当腰斩。皇帝询问郭躬，郭躬回答说：“法令中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孙章传达命令的错误，属于过失，过失在律文中处罚较轻，应当罚金。”皇帝说：“孙章与囚犯同县，我怀疑他是故意的。”郭躬说：“‘周朝的大道平坦如磨石，笔直如箭’，君子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况且王法是天定的刑罚，不能因为曲折而随意生发私意。”皇帝认为他说得好。
臣按：郭躬谓“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斯言也可以为谳狱者之格式。
魏夷母丘俭族俭孙女适刘氏，当死，以孕系廷尉，司隶主簿程咸议曰：“女适人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原，于情则伤孝子之思，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则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著于律令。
臣按：有虞之世，罪人不孥，矧女之适异姓者乎？程咸之议，魏人著于律令，后世宜准以为法。
晋元帝为左丞相时，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
臣按：熊远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此可以为后世法官驳正谳疑者之法。又谓“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此言深明于君臣之义。盖人臣当官处事，凡有所见，自当敷陈上闻以须进止，不可任意直行，非但驳疑狱一事然也。
唐制，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奏报。
臣按：唐制，凡大理寺所不能决之疑狱，尚书省会众议定，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秘书省者文学侍从之臣所聚之处，欲其引古义质经史以证之，因一时之疑立百世之法，本一人之事为众人之则。臣请自今遇三法司有疑狱，会众详谳，有可为法者亦乞送翰林院纂集为帙，以示天下。
贞观中，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太宗曰：“其间有可矜者，岂宜以一律断？”因诏，凡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
臣按：罪至大辟，罪之大者也，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今凭一吏之见，据一简之书，致一人于不可复生之地，安能保其皆当罪而无冤哉？太宗诏凡大辟罪不以一律断，而必令尚书、九卿同谳之，重人命也。
太宗尝因录囚，见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谓侍臣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
臣按：此言后世断反逆狱者宜以为准。
太宗欲止奸，遣人以财物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上怒，将杀之，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于死，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上纳其言。
臣按：太宗饵人以物而坐以赃罪，非人君以诚待人之道，然裴矩谏之而即纳其言，其亦异诸偏执不回者欤。
太宗以为，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臣按：今制令文武大臣议死囚与此同，然当秋后会议之时，大臣一时会集，法司承行官吏虽即其犯由，当众先读然成案，或有文致具成文理，一时猝急，未易详究。乞为明制，每岁会议重囚，先期法司备将会议罪囚所犯事由及其招拟通行知会，中间若有可疑可矜者，详具明白，当众辨诘，联名以闻，如此，则会议不为虚应故事，而民之犯罪死者无冤矣。
玄宗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十匹，上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犯乞赃罪不至死，其曾祖寂缔构元勋，其家曾陷非辜诛夷，惟景仙独存，宜入议条，且一门绝祀，情或可矜，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诏不许。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据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
臣按：今律有枉法赃求，索赃受财虽同，其所以得财者则异，此罪所以有轻重也。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州民莫诚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准律以他物殴伤在辜内死者依杀
译臣按：郭躬说“王法是天下的刑罚，不可以用委曲的方式随意制造生机”，这话可以作为审理案件者的准则。
魏国夷母丘俭被灭族，丘俭的孙女已嫁刘氏，应当处死，因怀孕被关押在廷尉府，司隶主簿程咸议论说：“女子已嫁人的，如果已经生育，就成为别人家的母亲，从防范的角度不足以惩戒奸邪混乱的根源，从情理的角度则伤害孝子的思念，男子不在其他家族获罪，而女子独自在两家受戮，这不是哀怜女子柔弱、均平法制大义的做法。臣认为在家的女儿可以跟随父母的刑罚，已出嫁的妇人则跟随夫家的杀戮。”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著入律令。
臣按：有虞氏的时代，罪人不株连妻儿，何况女子已嫁到异姓家族呢？程咸的议论，魏人著入律令，后世应当以此为准则。
晋元帝任左丞相时，熊远上书，认为：“军兴以来，处理事情不依据律令，竞相出新意，临事制定制度，早上制定晚上更改，以至于主管官员不敢依法行事，每次都关涉咨询，这不是为政的体统。我认为凡是提出驳议的人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不能直接以情理言论，没有依据标准，从而损害旧典。如果开塞随宜，权变制物，这是君主可以实行的，不是臣子应当专断的。”
臣按：熊远说“凡是提出驳议的人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不能直接以情理言论”，这可以作为后世法官驳正疑难案件的方法。又说“开塞随宜，权变制物，是君主可以实行的，不是臣子应当专断的”，这话深明君臣之义。大概人臣当官处事，凡有所见，自然应当陈述上报等待进止，不可任意直行，不只是驳正疑难案件一事如此。
唐制，天下疑难案件上报大理寺，不能决断，尚书省众人议论，记录可以作为准则的送秘书省奏报。
臣按：唐制，凡是大理寺不能决断的疑难案件，尚书省会集众人议定，记录可以作为准则的送秘书省，秘书省是文学侍从之臣聚集的地方，想要他们引用古义质经史以证明，因一时的疑难确立百世的法则，以一人之事为众人的准则。臣请求自今遇三法司有疑难案件，会集众人详细审理，有可以作为准则的也请求送翰林院编纂成册，以昭示天下。
贞观年间，大理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犯账目，太宗说：“其中有可怜悯的，岂能一律断罪？”于是下诏，凡死刑罪，令尚书、九卿审理。
臣按：罪至死刑，是罪中最大的，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现在凭一吏之见，据一简之书，致一人于不可复生之地，怎能保证都当罪而无冤呢？太宗下诏凡死刑罪不以一律断，而必令尚书、九卿同审，是重视人命。
太宗曾因录囚，见同州人房强因弟弟谋反当从坐，对侍臣说：“反逆有两种，兴师动众是一种，恶言犯法是另一种。轻重固然不同，而都称为反，连坐都死，岂是定法呢？”
臣按：这话后世断反逆案件者应当以此为准则。
太宗想制止奸邪，派人以财物试探贿赂有司，门令史收受馈绢一匹，皇上愤怒，将杀之，裴矩谏曰：“此人受赂确实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探，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于死，恐怕不符合道德齐礼之义。”皇上采纳了他的话。
臣按：太宗以物饵人而坐以赃罪，不是人君以诚待人的道理，但裴矩谏之而即纳其言，这也不同于偏执不回的人吧。
太宗认为，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于是下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臣按：今制令文武大臣议死囚与此同，但当秋后会议之时，大臣一时会集，法司承行官吏虽即其犯由，当众先读然成案，或有文致具成文理，一时猝急，未易详究。乞为明制，每岁会议重囚，先期法司备将会议罪囚所犯事由及其招拟通行知会，中间若有可疑可矜者，详具明白，当众辨诘，联名以闻，如此，则会议不为虚应故事，而民之犯罪死者无冤矣。
玄宗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十匹，皇上愤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犯乞赃罪不至死，其曾祖寂缔构元勋，其家曾陷非辜诛夷，惟景仙独存，宜入议条，且一门绝祀，情或可矜，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诏不许。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据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
臣按：今律有枉法赃求，索赃受财虽同，其所以得财者则异，此罪所以有轻重也。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州民莫诚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准律以他物殴伤在辜内死者依杀
人论，宗元上状桂管观察府，谓：“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怜，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
译人们议论说，柳宗元向桂管观察府呈上状文，说：“莫诚因赴救急难而行动，事情出于一时，以解除危难为心，哪里会想到其他东西，拯救兄长有急难的悲痛，中臂并非必死的创伤，不幸导致死亡，揣测并非本意，依照法律固然应当严格遵守，体察事情似乎可以哀怜，按律法应当不予赦免，但使司秉持公正之心，情理上或许难以心安，守吏恳切希望从轻处理。”
臣按：部民犯法，情有可矜，为守令者不为之伸理则非所以为父母矣。宗元上状帅府，请轻莫诚之罪，亦刺史职分之所当为也。
穆宗长庆中，羽林官骑康宪男买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能角抵有力之人）人张莅所拉气将绝，持木锸击其首，见血死，有司当以死刑，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买得救父难，非暴击，《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今买得幼孝，宜在哀矜，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臣按：论罪者必原情，原情二字实古今谳狱之要道也。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至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
臣按：刑以弼教论罪者，必当以教为主。
五代晋天福中，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却令坐罪，事理相背，请今后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
马端临曰：“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闵。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
臣按：人之至恶者盗贼也，大则害人之命，小则攫人之财，诚无足矜闵者，而古之制法律者推勘盗贼不见本赃而死者尚为故与无故之刑，非邂逅身死者必论焉。此无他，盗贼之名天下之至恶者也，一旦用以加诸其人，非真有实情显迹者不可也，欲知其实情显迹，必须穷其党与、索其赃仗焉。盖为劫盗必有党与，必持器仗、必得货财，货财物同也，器仗家家有也，党与人人可指也，今获盗焉并与其党与器械、货财而得之，其真耶伪耶，吾不得而知也，欲加人以恶名而致之于死地，乌可以轻易乎哉？是故不可以盛怒临之，俾之得以输其情也，不可以严刑加之，俾之得以久其生也，输其情则真伪可得而见，久其生则是非可因而知，是以验其党与必历审其家世、居止、性习之异，离合、聚散、图谋之由，验其赃仗，必详究其制造、物色、形状之殊，小大、新陈、利钝之实，某物因某而得，某人因某而来，某执某器械，某得某货财，所经由也何处，所证见也何人，既访诸其邻保，又质诸其亲属，及其追赃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其形状如何、其色样如何，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新或陈，某物乃某工所制，某物从某人而得，所失之物与所得之赃较勘皆同，必须无一之参错互异，然后坐以罪焉，则我心尽而彼心服矣。仰惟我祖宗朝仪最为严肃，虽犯反逆大罪亦不当朝引见，惟于所获强盗则连赃仗引赴御前，非无意也，盖恐不逞之徒诬执平人以希升赏，使有冤者得以对天吁告，不至为人所隔绝也。呜呼，圣祖之心，天地之心也，为臣子者所当深体。
宋太宗端拱中，广安军民安崇绪告其继母冯为父知逸所离，今冯夺父资产，欲与己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泚固执前断，遂下台省议，徐铉议谓崇绪词理虽繁，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右仆射李昉等议曰：“崇绪为冯强占田业，亲母阿蒲衣食不充，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而绝嗣，阿蒲无地而托身。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亦不乏养。”诏从昉等议，泚等各罚一月俸。
臣按：徐铉谓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断此狱者当以此言为主，若是冯氏已离异则与安氏义绝，不当得其田业
译臣按：部属百姓触犯法律，若情有可悯，作为地方长官却不为他们伸张正义，就不配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了。柳宗元向帅府上呈文书，请求减轻莫诚的罪责，这也是刺史职务分内应当做的事。
唐穆宗长庆年间，羽林军官骑康宪的儿子买得，年仅十四岁，因其父被有力气的张莅拉拽导致气息奄奄，便手持木锸击打张莅头部，见血后张莅死亡。有关部门判处买得死刑，刑部员外郎孙革上奏说：“买得为救父难，并非蓄意暴杀，《王制》中说五刑的道理必须推究父子亲情，《春秋》大义主张推究本心来定罪，如今买得年幼孝顺，应当予以怜悯，恳请下交中书门下商议。”皇帝敕旨说：“买得尚在童年，能懂得孝道，虽然杀人当死，但为了父亲值得哀怜，如果按照沉命法（指因逃避责任而加重处罚的法律）论处，恐怕违背了推究情理的正义，应当交付司法部门减死罪一等处理。”
臣按：论定罪责必须推究情理，“原情”二字确实是古今审理案件的要道。
唐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婆婆鞭打媳妇致死的案件，奏请判处婆婆偿命，刑部尚书柳公绰议论说：“尊长殴打卑幼，不属于斗殴。况且婆婆的儿子还在，因为妻子而处死母亲，不符合教化。”于是减死罪论处。
臣按：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论定罪责的人，必须以教化为主。
五代晋天福年间，刑部员外郎李象上奏说：“根据刑法，盗贼没有查获赃物，在推究审问过程中导致囚犯死亡的，故意致死的按故意杀人论处，非故意致死的减一等处罚。又根据断狱律规定，如果依法使用杖刑，按次数拷打而偶然导致死亡的不予论罪，‘邂逅’是指不期望致死却死了。既然拷打致死尚且允许不予论罪，这里说非故意却要求定罪，事理相悖，请求今后推究审问时导致囚犯死亡的，如果确实非故意，请依照偶然致死不予论罪的原则处理。”
马端临说：“有罪的人被拘禁在监狱中，官府不及时判决而让他们病死，这确实是治国者应当怜悯的。然而既然称为盗贼，那么罪大者可杀，罪小者可刑，那些推究审问拖延时间而不立即招供的，都是大奸大恶之徒，偶然致死却按故意杀人论处，太过分了。”
臣按：人中最恶劣的是盗贼，大的危害人命，小的掠夺财物，确实不值得怜悯。而古代制定法律的人，推究审问盗贼没有查获赃物而致死的，还区分故意与非故意的刑罚，除非是偶然死亡，否则必定论罪。这没有别的原因，盗贼之名是天下最恶劣的，一旦加诸于人，如果不是真有确凿的实情和明显的证据，是不可以的。想要知道确凿的实情和明显的证据，必须穷究其同伙、搜求其赃物武器。大概抢劫盗窃必定有同伙，必定持有武器，必定获得财物，财物是相同的，武器家家都有，同伙人人可以指认，如今抓获盗贼，连同其同伙、器械、财物一起抓获，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无法得知，想要加人以恶名而置之于死地，怎么可以轻易呢？因此不能用盛怒对待他们，使他们能够陈述实情；不能用严刑拷打他们，使他们能够长久生存。陈述实情则真假可以显现，长久生存则是非可以知晓。因此查验其同伙，必须详细审察其家世、住所、习性之差异，离合、聚散、图谋之缘由；查验其赃物武器，必须详究其制造、颜色、形状之不同，大小、新旧、利钝之实质，某物因何而得，某人因何而来，某执某器械，某得某财物，所经由的是何处，所见证的是何人，既询问其邻居保甲，又质问其亲属，以及追缴赃物时，必须让失主先具列其所失之物，其形状如何、其颜色样式如何，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新或旧，某物乃某工匠所制，某物从某人而得，所失之物与所得之赃物比较勘验都相同，必须没有一丝参差错互不同，然后才定罪，这样我的心尽而彼心服了。仰惟我祖宗朝仪最为严肃，即使犯反逆大罪也不当朝引见，只有抓获强盗才连同赃物武器引到御前，这不是没有用意的，大概是担心不法之徒诬陷平民以希求升赏，使有冤者得以对天呼告，不至于被人隔绝。呜呼，圣祖之心，就是天地之心，作为臣子的人应当深切体察。
宋太宗端拱年间，广安军百姓安崇绪控告其继母冯氏被父亲安知逸休弃，现在冯氏夺取父亲资产，想给自己的儿子，大理寺判定安崇绪控告母亲罪当处死，太宗怀疑此案，判大理寺张泚固执前判，于是下交台省商议，徐铉议论说安崇绪言辞道理虽然繁杂，但只应判定其母冯氏曾被休弃还是不曾被休弃。右仆射李昉等议论说：“安崇绪因为冯氏强占田业，亲生母亲阿蒲衣食不充足，所以论诉，如果听从大理寺判处死刑，那么安知逸何辜而断绝后嗣，阿蒲无地而安身。臣等参详田业都应归安崇绪，冯氏也应与阿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缺漏，冯氏不得擅自买卖庄田，本家亲族也不得来主持安崇绪家务。这样，儿子虽是庶子有父业可安身，女儿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也不缺乏供养。”皇帝下诏听从李昉等议论，张泚等各罚一月俸禄。
臣按：徐铉说只应判定其母冯氏曾被休弃还是不曾被休弃，断此狱的人应当以此言为主，如果是冯氏已离异则与安氏义绝，不应当得到其田业
，况其所生之子乎？崇绪讼之宜也。若本不曾离异，则是崇绪以庶子而讼嫡母，当以死罪又何可疑？观崇绪讼冯占父资产，欲与己子，而李昉等亦谓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不乏养，不知所谓己子者果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知逸死后而阿冯再嫁所生乎？审是前子则固不当得安氏田业，若是再嫁有所生则冯于安氏决无可复归之理，允若兹则泚与昉所议皆未必为得，然则断是狱也奈何？曰若安知逸本不曾离阿冯而崇绪妄以为离，非但得罪于母，且得罪于父，以子告母，伦理何在？坐以死宜也。官司原情定罪，闵知逸之绝祀而崇绪为亲母乏养而诉嫡母，情非为己，亦有可矜，闻之于上，姑从轻减可也。
译何况他所生的儿子呢？崇绪提起诉讼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原本并没有离异，那么就是崇绪以庶子的身份控告嫡母，应当判处死罪，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看崇绪控告冯占父的财产，想要给自己的儿子，而李昉等人也说女儿虽然出嫁，但有娘家可以回归，阿冯终身不愁供养，不知道所谓的“自己的儿子”究竟是知逸所生的，还是前夫的儿子，或者是知逸死后阿冯再嫁所生的？如果是前夫的儿子，本来就不应当得到安氏的田产；如果是再嫁后所生的，那么冯氏对于安氏就绝对没有再回归的道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泚和昉的议论都未必恰当。那么，审判这个案件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如果安知逸原本并没有与阿冯离异，而崇绪错误地认为已经离异，这不仅得罪了母亲，而且得罪了父亲，儿子控告母亲，伦理何在？判处死罪是适宜的。官府推究情理来定罪，怜悯知逸断绝祭祀，而崇绪因为亲生母亲缺乏供养而控告嫡母，动机并非为了自己，也有值得怜悯的地方，上报给上级，暂且从轻减刑是可以的。
仁宗天圣四年，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勿得举驳。”其后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率以恩释为例，名曰贴放。吏始无所牵制，谳者多得减死。
臣按：罪而至于死，死则不可复生矣。法官明知其人之不应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遂加以死刑焉，是何也？拘于文而恐为有司举驳故也。仁宗此诏可为后世法。
神宗熙宁初，登州有妇阿云，母服中嫁韦氏（一作“聘”），恶其夫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遵不服，请下两制详，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请再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诏曰“可”。法官齐恢等皆以公著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恢等益坚其说。明年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判。”刑部刘述奏诏书未尽，封还中书，王安石时为参知政事，又奏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
司马光曰：“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狱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今议论岁余而后成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致耶？”
臣按：宋朝制刑有律有敕，阿云之狱既经大理审刑刑部，又经翰林、中书、枢密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公弼、文彦博、唐介，法官如刘述、吕诲、刘琦、钱鋋、齐恢、王师元、蔡冠卿议论纷纭，迄无定说，推原所自，皆是争律敕之文，谋与杀为一事为二事，有所因无所因而已。由是以观，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其立文之初当须斟酌稳当，必不可以移易，然后著于简牍，使执其文而施之用者如持衡量然，轻重多寡不可因人而上下，斯为得矣。然则阿云之狱何以处之？曰司马氏固云分争辨讼，非礼不决，臣请决之以礼。夫夫妇三纲之一，天伦之大者，阿云既嫁与韦，则韦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韦有恶逆之罪尚在所容隐，今徒以其貌之丑陋之故而欲谋杀之，其得罪于天而悖于礼也甚矣，且妻之于夫存其将之之心固不可，况又有伤之之迹乎？诸人之论未有及此者，司马氏始是刑部，其后有弃常典、悖三纲之说，然隐而未彰也，臣故推衍其义以断斯狱。
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其死，上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法冒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
臣按：刑者弼教之具，教以天理人伦为本，苟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则得罪于名教大矣，置之于死夫复何疑？神宗而为此言可谓至明也已矣。
寿州民有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者，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刑部驳之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是谋杀，不当坐其妻。”
又，莆田民杨讼其子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父为人殴死，杨
译仁宗天圣四年，下诏说：“我想到人口繁衍众多，触犯法律的人很多，法律有轻重之分，案情有轻重之别，而官府却巧避细微的条文，一律处以死刑，这哪里符合我爱惜生命的意愿呢？命令天下死罪中情理值得怜悯以及刑名存在疑虑的案件，都要详细上报，官府不得随意驳斥。”此后，即使按照法律不应上报、官吏应当治罪的案件，审刑院也附议上奏，通常以施恩赦免为例，称为“贴放”。官吏起初不再受到牵制，审理案件的人大多得以减死。
臣按：罪行到了死刑的地步，死了就不能复生了。法官明知那人不应处死，但他所犯的罪却属于死刑的范畴，于是判处他死刑，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拘泥于条文，害怕被官府驳斥的缘故。仁宗这道诏书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神宗熙宁初年，登州有个妇女阿云，在母亲丧期内嫁给韦氏（一说“聘”），厌恶丈夫丑陋，谋杀未遂，在审讯即将揭发时自首。审刑院、大理寺判处死刑，依据违律为婚奏请裁决，皇帝下敕书赦免她的死罪。知登州许遵上奏引用律条，因犯杀伤而自首可以免罪，所因的罪行仍按故意杀伤法处理，以谋作为所因，应当适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裁定同审刑院、大理寺的意见，许遵不服，请求交给两制详议，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商议。两人意见不同，于是各自上奏，司马光赞同刑部的意见，王安石赞同许遵的意见，皇帝下诏采纳王安石的意见，而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再次商议，皇帝下诏送给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钱公辅重新裁定。吕公著等人的意见同王安石，皇帝下诏说“可以”。法官齐恢等都认为吕公著的意见不当，又下诏让王安石与法官集议，齐恢等人更加坚持他们的说法。第二年二月，皇帝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一律奏请听候敕书裁判。”刑部刘述上奏说诏书未尽事宜，封还中书，王安石当时任参知政事，又上奏与唐介等人在皇帝面前多次争论，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刘述等人又请求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都请求按照刘述的奏议，交给两府，文彦博认为杀伤者是想杀而伤了，既然已经杀了就不能自首。吕公弼认为杀伤在律法上不能自首，请求从今以后已杀伤的依照律法，那些从而加功自首的就奏请裁决。陈升之、韩绛的意见与王安石大致相同。
司马光说：“执持条文依据成例是官府的职责，推究情理制定判决是君主宰相的事。争论诉讼，没有礼义就不能决断，礼义所摒弃的，就是刑法所采取的。阿云这件事，从礼义来看，难道是难以决断的案件吗？那谋杀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是所因还是不是所因，这些苛细纠缠的议论，是文法俗吏之争，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现在议论了一年多才形成法令，最终抛弃了百代的常典，违背了三纲的大义，使良善之人无处申诉，奸恶之人得逞，难道是顺从枝叶而忘记根本导致的吗？”
臣按：宋朝制定刑罚有律有敕，阿云的案件既经过大理寺、审刑院、刑部，又经过翰林、中书、枢密的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吕公弼、文彦博、唐介，法官如刘述、吕诲、刘琦、钱鋋、齐恢、王师元、蔡冠卿议论纷纷，始终没有定论，推究根源，都是争论律敕的文字，谋与杀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有所因还是无所因罢了。由此看来，国家制定刑书应当有一定的制度，其立文的初始应当斟酌稳妥，必定不能随意更改，然后记载在简牍上，使执行条文应用它的人像手持衡量器具一样，轻重多寡不能因人而上下变动，这才算是得当。那么阿云的案件该如何处理呢？回答说司马光固然说争论诉讼，没有礼义就不能决断，臣请求用礼义来决断。夫妻是三纲之一，天伦中最大的关系，阿云既然嫁给韦氏，那么韦氏就是阿云的天，天可以背离吗？即使韦氏有恶逆的罪行尚且应当包容隐瞒，现在仅仅因为相貌丑陋的缘故就想谋杀他，得罪于天而违背礼义太严重了，况且妻子对丈夫存有将害之心本来就不可以，何况又有伤害的痕迹呢？众人的议论没有涉及这一点的，司马光起初赞同刑部，后来有抛弃常典、违背三纲的说法，然而隐含而没有彰显，臣因此推衍其义理来断决此案。
元丰年间，宣州百姓叶元因为同居的哥哥奸淫他的妻子而杀了他，又杀了哥哥的儿子并强迫父亲与嫂子订立契约，不告官，邻里揭发此事，州府以情理可悯向上级请示，审刑院上奏想要赦免他的死罪，皇帝说：“罪犯已经先死了，奸乱的事只是出自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况且百姓虽然无知触犯法律冒犯禁令，固然应当哀怜，然而因为对妻子的爱，既杀了哥哥，又杀害侄子，又欺骗父亲，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应当按殴打哥哥至死的律法论处。”
臣按：刑罚是辅助教化的工具，教化以天理人伦为本，如果背逆天理、伤害人伦，那么得罪于名教就太严重了，把他置于死地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神宗说这话可谓极其明察了。
寿州有个杀害妻子父母兄弟数口的百姓，州府以不道罪连坐他的妻子儿女，刑部驳斥说：“殴打妻子的父母就是义绝，何况是谋杀，不应当连坐他的妻子。”
又，莆田百姓杨氏控告他的儿媳不孝，官府逮捕审问，却发现儿媳的父亲被人殴打致死，杨氏
亦与焉，坐狱未竟遇赦免，妇仍在其家，判官姚瑶以为，妇虽有父仇，然既仍为妇，则当尽妇礼，欲并科罪。摄守陈振孙谓：“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在法，诸离异皆许还合，独于义绝不许者，谓此类也。况两下相杀，尤义绝之大者乎？初问杨罪时合勒其妇休离，当离不离则是违法，且律文违律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并同凡人。今此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
译也参与其中，因案件审理尚未完结而遇赦免，妇人仍留在其家中。判官姚瑶认为，妇人虽然有杀父之仇，但既然仍然是妻子，就应当尽到妻子的礼数，想要一并定罪。代理太守陈振孙说：“父子是天生的结合，夫妇是人为的结合。人为的结合如果恩义有亏，就已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各种离异都允许重新结合，唯独对恩义断绝的情况不允许，说的就是这类情形。况且双方互相杀害，更是恩义断绝的重大情形了？当初审问杨氏罪行时，应当强制其休妻，应当休离而不休离就是违法，况且律文规定违背律令结婚，既然婚姻不成立，如果有相互侵犯就按普通人处理。现在这个妇人应当比照这条规定，不应当收监定罪。”
臣按：刑以弼教，刑言其法，教言其理，一惟制之以义而已。义所不当然则入于法，义所当然则原于理，故法虽有明禁，然原其情而于理不悖，则当制之以义而不可泥于法焉。夫父子、夫妇皆人伦之大纲，然原其初，终是生身之恩重于伉俪之义。盖女子受命于父母后有夫，因夫而有舅姑，异姓所以相合者义也，义既绝矣，恩从而亡，无恩无义，人理安在哉？此法所以必原于理，而所以为理法之权者，义而已矣。
哲宗元符中，刑部言：“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绍圣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则是一岁之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即抵重谴。夫失出，臣子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间，务令忠恕从之。”
臣按：宋朝重深入之罪而失出者不罪焉，此《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也。后世失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问以为赃，是以为刑官者宁失入而不敢失出，盖一犯赃罪则终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无后患故也。
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诏申严州郡妄奏出入人死罪之禁，右正言凌哲上疏言：“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实居首焉。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致治。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为可悯奏裁，无他，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事，贷死愈众，杀人愈多，非辟以止辟之道也。欲望特降睿旨，应今后州军大辟，若情犯委实疑虑，方得具奏，若将别无疑虑情非可悯奏案，辄引例减贷以破正条，并许台官弹劾，严置宪典。”上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
臣按：洪迈有言，州郡疑狱许奏谳，盖朝廷之仁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一切纵之，则为坏法。虽然人心所见不同，而其所议拟之狱未必皆当，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苟非取裁于上焉能决断，必欲立为一定之法，不许轻易奏谳，则所失入者多矣。高宗曰“但恐诸路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仁者之言哉。
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民命莫重于大辟，方锻炼时，何可尽察，独在聚录之际，官吏聚于一堂，引囚而读，示之死生之分，决于顷刻，而狱吏惮于平反，摘纸疾读，离绝其文，嘈其语，故为不可晓之音，造次而毕，呼囚书字，茫然引去，指日听刑，人命所干轻忽若此。臣请于聚录时，委长吏点无干碍吏人，先附囚口占，责状一通，覆视狱案，果无差殊，然后亦点无干碍吏人，依句宣读，务要详明，令囚通晓，庶几无辜者无憾，冤枉者获伸。”
臣按：民之有罪固有明知而故犯者，然而愚呆不审而冒抵刑禁者亦往往有之，鞫问之际，彼既不能自直，聚录之顷而官司又不与之辨明，则含冤于地下矣。
以上谨详谳之议
卷一○九
▲伸冤抑之情
《周礼》：大司寇以肺石（赤石）达穷民，凡远近騑（无兄弟）独（无子孙）、老幼之欲有复（犹报也）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郑玄曰：“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
王安石曰：“立三日然后听之，则又恶民之渎其上，则上瞆毛而不渫，虽诚无告，反不暇治矣。”
臣按：先儒谓肺者气之府而外达乎皮毛，惸独、老幼，天民之穷无告者其微弱也犹国之皮毛焉，心之气靡不通之也，不通则疾病生焉，故用之达穷民，其有取于是乎？立于肺石三日者，审究考核得其情实，然后以其辞告于上，罪其长焉。先王之时，民之穷困无告者皆得达于上，牧长不敢遏，左右不能蔽，尽天下之▯独、老幼，无一人不得自言其情，又岂有无罪而罹于深文密网者哉？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赤石）达穷民焉。
朱申曰：“嘉石设于左，平罢急之民，使之自强于善；肺石设于右，达穷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大仆建路鼓于
译臣按：刑罚用来辅助教化，刑说的是法律，教说的是道理，一切都只在于用义来裁制罢了。义认为不应当这样，就归入法律；义认为应当这样，就源于道理。所以法律虽然有明确的禁令，但如果推究其情而在道理上不违背，就应当用义来裁制，而不可拘泥于法律。父子、夫妇都是人伦的大纲，但推究其本源，终究是生养之恩重于夫妻之义。女子受命于父母之后才有丈夫，因为丈夫才有公婆，不同姓氏之所以能结合是因为义，义既然断绝了，恩也就随之消亡，没有恩也没有义，人的情理在哪里呢？这就是法律必须源于道理，而成为理法权衡标准的，只是义罢了。
哲宗元符年间，刑部说：“自祖宗以来，重视错判入罪的罪责，以此来宽恤刑罚。绍圣年间的法律，把错放三人等同于错判一人，那么一年之中偶然错放三个死罪之人就要抵受重谴。错放，是臣子的小过错，好生，是圣人的大德，请求免除司法官员错放的责任，让有关部门在审理案件时，务必遵循忠恕之道。”
臣按：宋朝重视错判入罪的罪责而对错放者不加以惩罚，这是《尚书》中“与其杀害无辜，宁可错放不合常法之人”的意思。后世错判入罪者按公罪论处，而错放者往往被问罪为贪赃，因此担任刑官的人宁可错判入罪也不敢错放，大概是因为一旦犯下贪赃罪就终身除名，而犯公罪的人可以洗刷干净而没有后患的缘故。
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诏令重申严禁州郡妄自奏报出入人死罪的禁令，右正言凌哲上疏说：“汉高祖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条，杀人者确实排在首位。司马光曾说，杀人者不处死，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实现大治。我私下看到各路州军勘验到死刑案件，即使刑法相当，也大多认为可怜而奏请裁决，没有其他原因，做官的人没有错判入罪的担忧，做吏的人有放纵心意买卖狱讼之事，宽贷死刑的人越多，杀人的人越多，这不是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道理。希望特别降下圣旨，应当今后州军死刑案件，如果情犯确实可疑，才允许具奏，如果将别无疑虑、情理不可怜悯的奏案，擅自援引成例减免以破坏正条，都允许台官弹劾，严厉置于宪典之中。”皇上看了奏疏说：“只怕各路草率从事，确实有可疑、情理可怜悯的人一概不奏，有失钦恤之意。”
臣按：洪迈曾说，州郡疑难案件允许奏请裁决，大概是朝廷的仁恩，但不问所犯罪行的轻重以及情理的危害，一切放纵，就是败坏法律。虽然人心所见不同，而他们所议拟的案件未必都恰当，有的似是而非，有的似非而是，如果不取裁于上级，怎么能决断呢？一定要立为一定之法，不许轻易奏请裁决，那么错判入罪的人就多了。高宗说“只怕各路确实有可疑、情理可怜悯的人一概不奏，有失钦恤之意”，这是仁者的言论啊。
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说：“百姓的生命没有比死刑更重的，在审讯时，怎么能够全部查清，唯独在聚录之际，官吏聚集在一堂，引出囚犯宣读，展示生死的分别，在顷刻间决定，而狱吏畏惧平反，快速摘读文书，割裂文意，使声音嘈杂，故意发出不可理解的声音，仓促间结束，呼喊囚犯画押，茫然地引去，指日听候行刑，人命所关轻忽到如此地步。臣请求在聚录时，委派长官点选没有牵累的吏人，先让囚犯口述，责成写状一通，复核狱案，果然没有差错，然后也点选没有牵累的吏人，依句宣读，务必要详细明白，让囚犯通晓，大概无辜的人没有遗憾，冤枉的人得以伸雪。”
臣按：百姓有罪固然有明知而故意犯法的，然而愚笨不明而冒犯刑禁的也往往有之，审讯之际，他们既然不能自我辩白，聚录之时而官司又不与他们辩明，那就含冤于地下了。
以上谨详谳之议
卷一○九
▲伸冤抑之情
《周礼》：大司寇用肺石（赤石）传达穷民的声音，凡是远近无兄弟、无子孙、老幼想要向上申诉而其长官不传达的，就站在肺石上，三天后士听取他们的言辞，报告给上级并惩罚其长官。
郑玄说：“穷民，是天底下穷困而无告的人。”
王安石说：“站立三天然后才听取，这是厌恶百姓轻慢上级，那么上级耳目闭塞而不通达，即使确实无告，反而无暇治理了。”
臣按：先儒说肺是气的府库而外达于皮毛，惸独、老幼，天底下穷困无告的人其微弱就像国家的皮毛一样，心的气息没有不通达的，不通达就产生疾病，所以用它来传达穷民的声音，大概有取义于此吧？站在肺石上三天，是审究考核得到情实，然后以其言辞报告给上级，惩罚其长官。先王的时候，百姓穷困无告的都能通达于上级，牧长不敢遏止，左右不能遮蔽，尽天下的惸独、老幼，没有一个人不能自己陈述情由，又怎么会有无罪而遭受深文密网陷害的人呢？
朝士掌管外朝的法律，左边设嘉石（文石）平定罢民，右边设肺石（赤石）传达穷民。
朱申说：“嘉石设在左边，平定急迫的百姓，使他们自强于善；肺石设在右边，传达穷困的百姓，使他们申述情由。”
大仆建路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