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九
郑玄曰：“大寝，路寝也，其门外则内朝之中。穷，谓穷冤失职，以达于王。遽，传也。”
王安石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无所不达。大寝之门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则欲其闻之速也。”
臣按：吏治不能以皆善，民情未易以上达，是以成周盛时，思所以通幽隐之情、防壅隔之患，于是有肺石、路鼓之设焉。民之穷困者则俾之立肺石之上，使人人得而见焉，见之斯知其为穷矣；民之冤抑者则俾之击路门之鼓，使人人得而闻焉，闻之斯知其为冤矣。肺石设于外朝，大司寇掌之，而听之者朝士也，朝士见有立肺石者则以达司寇，司寇以复诸王；路鼓在寝门之外，大仆主之，而守之者御仆也，御仆闻有击鼓声者则以达大仆，大仆以闻诸王。瑀然其人立于朝着之间无不见者，朝士虽欲不达司寇、司寇虽欲不达诸王，不可也；填然其声鸣诸路寝之中无不闻者，仆御虽欲不闻大仆、大仆虽欲不闻天子，不能也。是以闾阎之幽悉达于殿陛之上，庶之贱咸通乎冕旒之前，民无穷而不达，士无冤而不伸，此和气所以畅达而天地以之而交，治道以之而泰也欤。
汉明帝时，穷治楚王英谋逆狱者累年，系狱者数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尝相见者，侍御史寒朗上书言其诬，帝曰：“即如是，何故引之？”对曰：“其人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怒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曰：“臣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及公卿相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冤，无敢为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诚死无悔。”帝意解，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
臣按：寒朗所言囚人多引贵显者冀以自明，及出之不如入，可无后责，与夫公卿相会口不言而归仰屋窃叹，非但汉时为然，而后世典狱之吏、执事之臣往往皆然，明主所宜深鉴也。
唐高宗时，唐临为大理卿，帝常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高宗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高宗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耶？”
臣按：前代帝王皆躬自录囚，盖以人命至重故也，虽以高宗之昏制于悍后，犹不废此制。后世一惟法司是信，而有冤者无由得见上而诉之，此狱所以不清，冤气郁而和气为之感伤，有由然也。
武后时，告密者诱人奴告主以求功赏，窦德妃父孝谌妻庞有奴妄为妖异，恐之，请夜祠祷解，奴因发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诬奏以为德妃同祝诅庞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付法司，法司处有功罪当绞，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邪？”既食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由是庞氏得减死。
臣按：武后虽称好杀，然独容徐有功，后世人主，其臣一拂其意即不知其善矣。有功谓“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可为人主断刑之鉴。又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可为人臣陷人之戒。
以上伸冤抑之情
▲慎眚灾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程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为解也。赦释之，宥宽之。过失则赦之可也，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故宽之而已。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宽释也。”
张子清曰：“雷雨交作则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泽，威中有泽，刑狱之有赦宥也。有过者赦而不问，有罪者宥而从轻，此君子所以推广天地之仁心也。”
臣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盖言《易》卦之象如此尔，人君于人之有过者而赦
译郑玄说：“大寝，就是路寝，它门外就是内朝的中部。穷，是指穷困冤屈、失职的人，借此向国王申诉。遽，是传车。”
王安石说：“路鼓四面都有，表示想要四方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大寝的门外，从外面来的人没有比这里更近的了，就是想要让人迅速听到。”
臣按：官吏的治理不能全都良好，百姓的民情不容易向上通达，因此周朝兴盛的时候，思考用来沟通幽隐之情、防止壅塞隔绝之患的方法，于是设立了肺石、路鼓。百姓中穷困的人就让他们站在肺石上，使人人都能看见，看见了就知道他是穷困的；百姓中冤屈压抑的人就让他们敲击路门的大鼓，使人人都能听见，听见了就知道他是冤屈的。肺石设立在外朝，由大司寇掌管，而审理的是朝士，朝士看见有站在肺石上的人就向大司寇报告，大司寇向国王复命；路鼓在寝门之外，由大仆主管，而看守的是御仆，御仆听见有击鼓声就向大仆报告，大仆向国王禀报。那人站在朝廷之中没有看不见的，朝士即使想不向大司寇报告、大司寇即使想不向国王报告，也不可能；那声音在路寝之中鸣响没有听不到的，御仆即使想不向大仆报告、大仆即使想不向天子报告，也不能。因此里巷的幽隐之情都通达于殿堂之上，庶民的卑贱之人都能沟通于帝王之前，百姓没有穷困而不能上达的，士人没有冤屈而不能伸雪的，这就是和气之所以畅达、天地因此而交泰、治道因此而安定的原因吧。
汉明帝时，穷究楚王英谋反案件的人连年不断，关在监狱里的有几千人，这些人大多牵连列侯，都是未曾见过面的，侍御史寒朗上书说这是诬陷，皇帝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牵连他们？”回答说：“这些人自己知道所犯的罪行不合道义，所以大多虚妄牵连，希望以此表明自己的清白。”皇帝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早点上奏？”愤怒地鞭打他，左右的人正要拉他离开，寒朗说：“希望说一句话再死。”皇帝说：“臣下审问囚犯的人，都共同说妖邪邪恶是大祸患，臣子所共同痛恨的，现在释放他们不如收捕他们，可以没有后患。因此审问一个牵连十个，审问十个牵连一百个。等到公卿相会，陛下询问得失，他们都长跪说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只止于本人，天下非常幸运。等到他们回到住处，嘴上虽然不说，却仰望着屋顶偷偷叹息，没有不知道他们是冤屈的，但没有敢为陛下说话的人。臣下现在所说的，确实死而无憾。”皇帝心意消解，两天后，皇帝亲自到洛阳监狱审录囚犯，释放了一千多人。
臣按：寒朗所说的囚犯大多牵连贵显的人希望以此表明自己的清白，以及释放他们不如收捕他们，可以没有后患，以及公卿相会嘴上不说而回去仰屋窃叹，不仅仅是汉朝时如此，而后世掌管监狱的官吏、执掌事务的大臣往往都是这样，英明的君主应该深刻鉴戒。
唐高宗时，唐临担任大理卿，皇帝常常审录囚犯，前代大理卿处理的囚犯大多号哭喊冤，唐临处理的囚犯唯独没有说话，高宗奇怪地询问原因，囚犯说：“唐卿处理的本来就没有冤屈。”高宗叹息了很久，说：“审理案件的人不应当这样吗？”
臣按：前代帝王都亲自审录囚犯，大概是因为人命至为重要，即使是高宗昏庸受制于悍妇，也不废除这个制度。后世只信任司法部门，而有冤屈的人没有机会见到皇上申诉，这就是案件不清、冤气郁结而和气受到感伤的原因。
武则天时期，告密的人引诱奴仆控告主人以求取功赏，窦德妃父亲窦孝谌妻子庞氏有奴仆妄造妖异之事，恐吓她，请求夜间祭祀祈祷化解，奴仆于是揭发这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诬告说德妃一同诅咒庞氏，应当斩首她的儿子。希瑊到侍御史徐有功处申诉冤屈，徐有功上奏论辩认为无罪，薛季昶上奏说徐有功包庇恶逆，交给司法部门，司法部门判处徐有功绞刑，徐有功叹息说：“难道只有我死，其他人都不会死吗？”吃完饭后熟睡，太后召见徐有功，迎上前对他说：“你近来审理案件，失出太多了。”回答说：“失出，是臣下的小过错；好生，是圣人的大德。”因此庞氏得以减死。
臣按：武则天虽然号称好杀，但唯独宽容徐有功，后世君主，他的臣子一旦违背他的心意就不了解他的善行了。徐有功说“失出，是臣下的小过错；好生，是圣人的大德”，可以作为君主断刑的鉴戒。又说“难道只有我死，其他人都不会死”，可以作为臣子陷害他人的警戒。
以上伸张冤屈压抑之情
▲谨慎对待灾祸赦免
《易经·解卦》大象辞说：“雷雨兴起，是解卦。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宥罪行。”
程颐说：“天地解散而形成雷雨，所以雷雨兴起就是解卦。赦免释放，宽宥宽容。有过失的可以赦免，有罪恶的赦免就不合道义了，所以只是宽宥而已。君子观察雷雨兴起解散的卦象，体悟其生长发育就施予恩仁，体悟其解散就实行宽释。”
张子清说：“雷雨交作就是解卦，雷是天之威，雨是天之泽，威中有泽，就是刑狱中有赦宥。有过失的赦免而不追究，有罪恶的宽宥而从轻，这就是君子推广天地仁心的原因。”
臣按：“雷雨兴起，是解卦。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宥罪行”，大概是说《易经》卦象如此，君主对于有过失的人而赦免
之，有罪者而宥之，亦犹《易》之有是象也。然过有小大，过失之小者固不必问，若事虽过失而事体所关则大，如失火延烧陵庙、射箭误中亲长之类，其罪有不可释者，原其情则非故也，故因时赦其罪以宥之。宥如“流宥五刑”之宥也，所谓罪者过失而入于罪者耳。若夫大憝极恶之罪，杀人不死则死者何辜？攫财不罪则失者何苦？雷雨作解，岂为如是之人哉？
译对于有罪的人予以宽恕，这也正如同《易经》中存在这样的卦象一样。然而过错有大有小，轻微的过失固然不必追究，如果事情虽然是过失，但所涉及的性质重大，比如失火蔓延烧毁了陵墓宗庙、射箭误伤了尊长之类，其罪行本是不可赦免的，推究其本意则并非故意，所以顺应时势赦免其罪以宽恕他。这里的“宥”如同“流宥五刑”中的“宥”，所说的“罪”是指因过失而陷入罪责的人。至于那些大奸大恶之徒，杀人而不处死，那么死者有何罪过？掠夺财物而不治罪，那么受害者有何冤苦？雷雨兴起以解除郁结，难道是为此类人而发生的吗？
《舜典》曰：眚灾肆赦。
朱熹曰：“眚灾肆赦，言不幸而触罪者则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
臣按：此万世言赦罪者之始。夫帝舜之世，所谓赦者，盖因其所犯之罪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非其本心固欲为是事也，而适有如是之罪焉，非特不可以入常刑，则虽流宥金赎亦不可也，故直赦之。盖就一人一事而言耳，非若后世概为一札，并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也。
《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孔颖达曰：“五刑之疑有赦，赦从罚也；五罚之疑有赦，赦从过也，过则赦之矣。”蔡沈曰：“疑于刑则质于罚也，疑于罚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
臣按：此所谓有赦者，赦其有疑者耳，非若后世不问有疑无疑一概蠲除之也。
《周礼》：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臣按：赦有二者之义，程子谓赦释之宥，惟宽之而已，盖就其所犯之人品，原其所犯之情实而赦之宥之也，其与后世所颁之赦异矣。《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啖助曰：“肆者放也，眚者过也。”
胡安国曰：“肆眚者，荡涤瑕垢之称也。《舜典》曰‘眚灾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闻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轨、贼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讥失刑也。”
臣按：后世大赦天下，其原盖出于此。夫鲁所肆者一国之中，而谓之眚则其所赦者过失焉耳，眚而谓之大，意者鲁国向有所肆，皆小眚也，今则并其大者而肆之，然于罪恶犹未赦也，圣人书之以垂戒万世，以此为防。后世赦文乃至遍赦天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惠奸宄、贼良民，怙终得志，善良喑哑，失天讨之公，纵人欲之私，皆《春秋》之罪人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无一赦。赦者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人之仇仇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盗贼不胜则良人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烦，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
马端临曰：“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赦之，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于是遂为偏枯之物、长奸之门。今观管仲所言，及《史记》所载陶朱公救子之事，则知春秋战国之时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
臣按：赦之为言，始见于《虞书》，然所肆赦者眚灾而已，未尝泛及于有罪者焉。《管子》之书虽云赦者小利而大害，然仅行于其国中，未遍及于天下。赦而加之以大，始见于史，后世遂以为故事，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则形于王言，颁之天下，不问情之故误、罪之当否，一切施以旷荡之恩。呜呼，是何三代之后，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胤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僻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
译《舜典》说：“因过失或灾祸犯罪者，予以宽恕赦免。”
朱熹说：“‘眚灾肆赦’的意思是，那些不幸触犯刑律的人，就宽恕并赦免他们，这是法律条文之外的仁慈之意。”
臣按：这是万世以来谈论赦免罪人的开端。在帝舜的时代，所谓的赦免，大概是因为所犯的罪行或是出于过失错误，或是出于不幸，并非其本心原本就想做这种事，却恰好有了这样的罪行，不仅不能按常规刑罚处理，即使是流放、宽宥或罚金赎罪也不适用，所以直接赦免。这仅仅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言罢了，不像后世那样一概发布一道赦令，将天下所有的罪人，不论其是过失还是故意犯罪，全部予以免除。
《吕刑》说：“五刑中有疑问的予以赦免，五罚中有疑问的予以赦免，要仔细审查核实。”
孔颖达说：“五刑中有疑问的予以赦免，是指赦免后降等处以罚金；五罚中有疑问的予以赦免，是指赦免后降等予以宽宥，如果是过失就赦免了。”蔡沈说：“对刑罚有怀疑的就质询后改为罚金，对罚金有怀疑的就质询后予以宽宥免除。”
臣按：这里所说的有赦免，只是赦免那些案情有疑点的，不像后世不问有疑点无疑点一概免除。
《周礼》说：司刺掌管赦宥，第一种宽宥叫‘不识’（不认识），第二种宽宥叫‘过失’，第三种宽宥叫‘遗忘’；第一种赦免叫‘幼弱’，第二种赦免叫‘老旄’（年老），第三种赦免叫‘蠢愚’。
臣按：赦宥有两种含义，程子说赦免宽宥，只是宽容罢了，这是根据犯罪者的身份人品，推究其犯罪的实际情况而予以赦免宽宥的，这与后世颁布的赦令不同。《春秋》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大规模赦免过失。
啖助说：“肆是放免的意思，眚是过失的意思。”
胡安国说：“肆眚，是荡涤污秽的称呼。《舜典》说‘眚灾肆赦’，《易经》在《解》卦中说‘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说‘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中司刺掌管赦宥的法度，从未听说过‘肆大眚’，如果大的过失都予以放免，就会废弃天道的讨伐，损害国家的法典，纵容有罪之人，虐待无辜百姓，恶人侥幸得以脱罪。后世有姑息养奸的政令，频繁施行恩赦，惠及奸邪之人，残害良善百姓，其弊端更加滋长，大概就源于此。诸葛孔明说‘治理国家依靠大德，不依靠小恩小惠’，他在蜀地执政，虽然多次兴兵打仗，但从不随意下达赦令，这符合《春秋》的宗旨。肆眚而称为‘大眚’，是讥讽刑罚失当。”
臣按：后世大赦天下，其源头大概就出于此。鲁国所放免的只是一国之中，而称为‘眚’，那么所赦免的只是过失罢了，‘眚’而称为‘大’，意思是鲁国以前所放免的，都是小的过失，现在连大的过失也一并放免，然而对于罪恶并没有赦免，圣人记载此事以垂戒万世，以此作为防范。后世的赦令甚至遍及天下，不论已发觉未发觉、已判决未判决，罪行无论大小都予以赦免，甚至十恶不赦、常规赦令所不原谅的罪行也予以赦免，惠及奸邪之人，残害良善百姓，怙恶不悛者得志，善良之人沉默无言，丧失了天道讨伐的公正，放纵了人的私欲，这些都是《春秋》所谴责的罪人。
管仲说：“文治有三种情况，武治没有一种赦免。赦免是先容易后困难，长久下去不能承受其祸患；法律是先困难后容易，长久下去不能承受其福泽。所以恩惠是人的仇敌，法律是人的父母，凡是赦免都是小利而大害，没有赦免是小害而大利。盗贼不能战胜则良民危险，法禁不确立则奸邪繁多，所以赦免就像奔马手中松开的缰绳。”
马端临说：“唐尧虞舜三代所谓的赦免，或者因为其情状可怜，或者因为其事情可疑，属于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才予以赦免，大概是临时根据事情进行斟酌，所谓‘议事以制’。到了后世就有了大赦的法令，不问情状的深浅、罪行的轻重，凡是所犯在赦令之前的，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追究，于是这就成了偏枯之物、长奸之门。现在看管仲所说的，以及《史记》所载陶朱公救子的事，就知道春秋战国之时已有大赦的法令了。”
秦二世刚即位，大赦天下。
臣按：赦免这个词，开始见于《虞书》，然而所放免赦免的只是过失灾祸罢了，未曾泛泛地涉及有罪之人。《管子》一书虽然说赦免是小利而大害，但仅施行于其国内，未曾遍及天下。赦免而加上‘大’字，开始见于史书，后世遂将其作为惯例，一遇到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就形成王命，颁布于天下，不问情状的故意过失、罪行是否应当，一切施以旷荡之恩。唉，为什么三代之后，君子常常不幸而小人常常多幸呢？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共十次大赦，匡胤上疏说：“陛下躬行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民触犯法律禁令，连年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非常幸运。臣私下看见大赦之后，奸邪之人并不因此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犯法，相继入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没有抓住关键。大概保护百姓要陈说德义、显示好恶，观察其过失而制定适宜的措施，所以动员他们就和顺，安抚他们就安定。现在天下风俗贪财轻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浪费，廉耻的节操淡薄，淫邪僻陋的心意放纵，纲纪失序，疏远的人逾越亲近的人，
戚之恩薄，昏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译亲戚之间的恩义淡薄，姻亲结党的势力强盛，人们苟且迎合以求侥幸，将自身置于利益之中。如果不改变这种根本状况，即使每年施行赦免，刑罚仍然难以搁置而不用。
臣按：西汉之世赦令最频数，高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盖汉初得天下，人之染秦俗者深，事之袭秦弊者久，不可不赦，赦之所以与民更始也。文帝在位者二十三年凡四赦，文帝承吕后之后，盖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景帝之十六年而五赦，武帝五十五年而十八赦，昭帝十三年而七赦，宣帝二十五年而十赦，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哀帝六年而四赦，大约计之未有过三年而不赦者，数赦如此，何其为良民计也，恒不足而为奸民地也，恒有余哉？
光武建武二十年，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
臣按：吴汉，武将也，犹欲其君以慎无赦，赦不可以轻而数也明矣。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系囚在赦前减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郭躬奏曰：“圣恩所以减死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毋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恩宥，死罪以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罪死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帝善之，即下诏赦焉。
臣按：赦固非国家之美事，然死罪既赦而独不及亡命，不可也。盖自古所以起祸乱者多犯罪亡命之徒也，朝廷一持以法而无所贷，彼固无辞而甘心焉，苟施旷荡之恩而彼独不与焉，能无觖望乎？郭躬之虑可谓远矣。
王符曰：“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谨饬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疆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至阙庭自明，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十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犯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赃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物，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大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赦以解散之’，此不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臣按：此王符《述赦论》也，观此则赦之无益于治可见矣。
荀悦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臣按：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荀氏谓赦为权时之宜，而后世乃以之为常典，何哉？
汉帝禅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责费諲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轨之恶。”諲谢之。初，丞相亮为相十四年才两赦，时有言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陈寿曰：“诸葛亮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胡寅曰：“赦之无益于治道也，前贤言之多矣，而终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于其间有吉庆、克捷、祥瑞、祈祷之事则又颁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后世之制，
译臣按：西汉时期赦令最为频繁，高帝在位十九年共颁布九次赦令，大概是因为汉朝初年刚取得天下，百姓深受秦朝风俗的影响，沿袭秦朝弊政的时间已久，不得不赦免，赦免是为了让百姓重新开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共颁布四次赦令，文帝继承吕后之后的局面，大概也有不得已的原因。至于景帝在位十六年颁布五次赦令，武帝在位五十五年颁布十八次赦令，昭帝在位十三年颁布七次赦令，宣帝在位二十五年颁布十次赦令，成帝在位二十六年颁布九次赦令，哀帝在位六年颁布四次赦令，大致计算一下，没有超过三年而不赦免的情况，如此频繁地赦免，哪里是为良民着想呢，总是对良民不够，而对奸民却总是有余呢？
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吴汉病重，皇帝亲自前往探视询问他想说什么，吴汉回答说：“臣愚笨没有见识，只希望陛下谨慎不要赦免罢了。”
臣按：吴汉是武将，尚且希望他的君主谨慎不要赦免，赦免不可以轻易且频繁的道理就明白了。
章帝元和二年，因为祭祀明堂而大赦天下，囚犯在赦令前减罪一等，不施鞭刑，前往金城戍边，但诏令没有涉及逃亡犯罪尚未被发觉的人。郭躬上奏说：“圣上的恩德之所以减死罪让囚犯去戍边，是重视人命。如今死罪逃亡的人大概有一万人，又自从赦令以来抓捕到的很多，而诏令没有涉及，都应当从重论处。恳请恩赐宽恕，死罪以下的都蒙受重生的恩泽，而逃亡被抓到的唯独不沾恩泽。臣认为赦令前犯罪判死而囚禁在赦令后的人，都可以不施鞭刑，前往金城以保全人命，对边防有益。”皇帝认为他说得好，立即下诏赦免。
臣按：赦免本来就不是国家的美事，然而死罪既已赦免却唯独不涉及逃亡者，是不可以的。大概自古以来引发祸乱的，多是犯罪逃亡的人，朝廷一旦坚持法律而不宽贷，他们本来没有借口而甘心接受，如果施予宽大的恩德而他们唯独不给予，能不产生不满吗？郭躬的考虑可谓深远了。
王符说：“伤害良民最严重的，没有比频繁赦免和赎罪更甚的了。赦免和赎罪频繁，恶人就昌盛而善人就受到伤害了，用什么来证明呢？谨慎守法的人自身不犯过错，又有做官正直不回避强权的人，而奸猾的党羽横加诬陷他们，这都是因为知道赦免不久就会到来。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到朝廷自辩的，万个人中没有几个，这几个当中得到省察询问的百个中不过一个，既已对答尚书而空手被遣返的又占十分之六七了。那些轻薄奸邪的人，既然犯罪触犯法律，怨恨毒害他们的家庭希望他们被处死以解除积蓄的愤怒，反而一概都蒙受赦免释放，让恶人高会而夸耀，老盗贼带着赃物从门前经过，孝子见到仇人而不能讨伐，遭遇盗贼的人看到财物而不能取回，痛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养育稂莠伤害禾稼，恩惠奸邪伤害良民，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好伤害人的肌肤、断绝人的寿命，而是重视威慑奸邪惩戒恶行，除去人的祸害。古代只有刚接受天命君主，承受大乱的极点，寇贼奸邪，难以用法律禁止，所以不得不有一次赦免，与他们更新，养育万物，以成就大的教化。不是用来养育奸邪活命罪人，放纵大贼的。那些本性邪恶的百姓，是百姓中的豺狼，虽然得到放免的恩泽，终究没有改悔的心，早上脱去重枷，晚上又回到监狱。议论的人大多说‘长久不赦免则奸邪猖獗而官吏不能控制，应该频繁赦免以解散他们’，这是不明了政治混乱的根本，不考察祸福产生的原因。”
臣按：这是王符的《述赦论》，看这篇论述就可以看出赦免对治理没有益处了。
荀悦说：“赦免是权宜之计，不是正常的法典。汉朝兴起，继承秦朝战乱之后，家家户户都可判刑，所以设立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污秽，与百姓重新开始，时势使然。后世继承基业沿袭而不改革，就失去了时宜了。惠帝文帝时期没有赦免，如果像孝景帝时期，七国都叛乱，异心并起，奸诈不一；等到武帝末年，赋役繁多兴起，群盗并起，加上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处依托；以及光武帝时期，平定混乱之后，像这样的情况，适宜赦免。”
臣按：在太平盛世赦免不可以有，有了则奸邪得志而良民不安，在危难疑惑之时，赦免不可以没有，没有则不安定的人不安而祸乱不能解除，荀氏说赦免是权宜之计，而后世却把它当作正常的法典，为什么呢？
汉后主刘禅延熙六年立皇后，大赦，孟光责备费諲说：“赦免是偏枯之物，不是清明盛世所应该有的，衰败穷极，不得已，然后才可以权宜施行。如今主上仁贤，百官称职，有什么早晚的急迫而频繁施予非常之恩，来恩惠奸邪的恶人。”费諲谢罪。起初，丞相诸葛亮做丞相十四年才两次赦免，当时有人说丞相太吝惜赦免，诸葛亮回答说：“治理盛世靠大德，不靠小恩惠，所以匡衡、吴汉不愿赦免。先帝也说：‘周旋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次见他们启告治乱之道都详尽，不曾谈论赦免。如果刘景升父子年年赦免，对治理有什么益处？’”
陈寿说：“诸葛亮军旅频繁兴起而赦免不随意下达，不也很卓越吗。”
胡寅说：“赦免对治道没有益处，前贤论述很多，而终究不能革除，至于按照常典施行，其间有吉庆、克捷、祥瑞、祈祷之事又颁布，不相信二帝三王的法度而沿袭后世的制度，
是何也？始受命则赦，改年号则赦，获珍禽奇兽则赦，河水清则赦，刻章玺则赦，立皇后则赦，建太子则赦，生皇孙则赦，平叛乱则赦，开境土则赦，遇灾异则赦，有疾病则赦，郊祀天地则赦，行大典礼则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负者蠲之，有滞者通之，或得以荫补子孙，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尽去也，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己也，实者有罪必除、有负必蠲也，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
译这是什么原因呢？起初接受天命就大赦，更改年号就大赦，捕获珍禽奇兽就大赦，河水变清就大赦，刻制玉玺就大赦，册立皇后就大赦，册立太子就大赦，诞生皇孙就大赦，平定叛乱就大赦，开拓疆土就大赦，遭遇灾异就大赦，皇帝患病就大赦，在郊外祭祀天地就大赦，举行重大典礼就大赦，有的三年大赦一次，有的每年大赦一次，有的每年大赦两次甚至三次。大赦令颁布之后，有罪的人被免除刑罚，有债务的人被免除债务，有滞留未决的案件被疏通处理，有的人得以荫庇子孙入仕，有的人得以追封祖辈爵位，不过如此罢了。英明圣哲的君主大赦稀少而切实，昏庸混乱的时代大赦频繁而虚浮，稀少的尚且依照旧例而不能全部免除，频繁的则是意在祈求福报而将恩惠归于自己，切实的意味着有罪必定免除、有债必定豁免，虚浮的则是虽然有这样的言辞，但百姓却不能蒙受其恩泽。
臣按：赦之为言释其罪之谓也，后世之赦乃以蠲逋负、举隐逸、荫子孙、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灾肆赦、赦过宥罪之意矣。臣愚以为，赦令之颁，宥罪之外，蠲逋减税、省刑已责、弛工罢役、宽征招亡，凡宽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属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条件之初拟也，必须会集执政大臣各拟所司合行条贯，从公计议，必于律例无碍，必于事体无违，必于人情不拂，断然必可行，的然必无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后决不至于复追，如宽征也，其事必可已后决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两通，其前后必不至言而相戾，既处置其事宜，复讲解其文理，明白切当，然后著于赦文，行于天下，则上之所颁者无虚文，下之所沾者皆实惠矣。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曰：“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唐太宗尝谓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数赦即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臣按：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必曰唐太宗，太宗之于赦也，其慎也如此，则赦无益于治道也明矣。
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含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是则诛罪录奸或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
臣按：五代晋天福中，张允进《驳赦论》曰：“以水旱降德音，宥过放囚，冀感天心以救灾，非也。假有二人讼，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是则天助恶人也。”观于此言，则赦无益于救灾明矣。
五代时，温韬发唐诸陵，唐庄宗时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韬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旬日遣还，郭宗韬曰：“温韬发唐山陵殆遍，其罪与朱温相埒耳，何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谓我何？”庄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诛，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将何处？必于未赦之前，揆情法、审轻重而区别之，使预赦者无可诛之罪，被刑者无可恕之人，则一举而两得矣。”
臣按：事几多端，变故不一，人之所为所犯，赦文所条具者，岂能一一该尽之哉？然闾阎之幽、郡邑之远，事出于一时，或有反常殊异者，上之人固无由周知而豫料之，若夫干纪乱常之事，关于人伦，入于大恶，昭昭于天下耳目者，岂应用事秉笔之人无一人知哉？如温韬发诸帝陵以窃取宝玉，虽妇人走卒亦或知之，若是者宜于群臣计议诏条之前，明举某人某事决不可赦，豫有以处之，使吾诏条颁布天下，有司奉行之无有妨碍，不至犯万世之义、失一时之信，则得之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兵兴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奉天之祀则当体天之心，以惠天之民，天之民不得已而误入于罪，赦之可也，不幸而为人所害焉，为天子者不能恭行天讨，使天之民冤苦莫伸，岂天意所欲哉？盖赦之初设为眚灾也，后世相承既久，不能复古，然旷荡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时而作，使人莫可测知可
译臣按：赦的含义是宽释罪过，后世的赦令却用来免除拖欠的赋税、举荐隐居的人才、荫庇子孙、封赠祖先，甚至制定法律、颁布禁令都在赦令中实行，这背离了古人因灾祸而赦免、宽恕过错的原意。臣愚以为，颁布赦令时，除了宽恕罪过之外，免除拖欠、减轻赋税、减少刑罚、免除劳役、放宽征召、招抚逃亡者，凡是宽待百姓、恩惠下属的措施，可以借着赦令来实行；不属于这些范畴的，全部交由有关部门去执行。凡是起草赦文、拟定条款时，必须召集执政大臣，各自拟定所属部门应执行的条文，出于公心商议，务必不违背法律条例，不违背事理常情，不违背人情世故，确定必然可行，确实没有弊端。比如免除拖欠，所免之物必须能彻底免除，日后决不至于再追缴；比如放宽征召，所宽之事必须能停止，日后决不至于再征发。文字含义必须不至于产生两种解释，前后内容必须不至于相互矛盾。既处理好了具体事宜，又讲解清楚了文字义理，明白恰当，然后才写入赦文，颁布天下，那么上面颁布的就不是空文，下面百姓得到的都是实惠了。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祭祀南郊，实行大赦。裴子野说：“祭祀天地，是修习每年的常规事务，赦免那些有罪的人，有什么意义呢？”
唐太宗曾经对侍臣说：“古人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善良的人就会沉默不语。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于犯罪者不予赦免，小恩小惠是大仁义的祸害，所以我拥有天下以来不太轻易赦免。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如果多次赦免，愚昧的人就会常存侥幸心理，只想犯法而不能改过，应当慎重对待赦免。”
臣按：三代以下被称为贤明君主的，必定说是唐太宗，太宗对于赦免如此慎重，那么赦免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就很明显了。
宣宗大中元年，因为旱灾，命令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梳理京城囚犯，大理卿马植上奏说：“卢商等人务求宽恕，凡是判处极刑的人一律免死，那些官员犯赃以及故意杀人的，平时在大赦时也不免死，现在因为梳理囚犯而原谅他们，使贪官污吏没有惩戒畏惧，死者含冤无处申诉，恐怕这不是消除旱灾、招致祥和之气的方法。从前周朝饥荒，攻克殷商后年成丰收；卫国旱灾，讨伐邢国后降雨，这说明诛杀罪人、记录奸恶或许符合天意，洗雪冤屈、决断积案才符合圣心。”
臣按：五代晋天福年间，张允进在《驳赦论》中说：“因为水旱灾害颁布德音，宽恕过错、释放囚犯，希望感动天心以救灾，这是不对的。假设有两人诉讼，遇到赦免，有罪者侥幸免罪，无罪者含冤，冤气上达天庭，这才是导致灾害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灾害。天道福佑善人、降祸淫邪，如果因为赦免恶人而将灾害变为福气，那就是天帮助恶人了。”看这番话，那么赦免对救灾没有益处就很明显了。
五代时，温韬发掘唐朝诸帝陵墓，唐庄宗时入朝，赐姓名叫李绍冲，温韬多携带金银布帛贿赂刘夫人及权贵，十天后被遣返回去，郭宗韬说：“温韬发掘唐朝山陵几乎遍尽，他的罪行与朱温相当，怎么能让他再担任方镇，天下的义士会怎么看我们？”庄宗说：“进入汴京之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过。”最终还是派遣他回去了。
胡寅说：“罪人不可不诛杀，赦令不可不遵守，这两者将如何处理？必须在赦免之前，衡量情理与法律，审慎轻重而加以区别，使预先赦免的人没有可诛杀的罪行，受刑的人没有可宽恕的理由，这样就一举两得了。”
臣按：事端繁多，变故不一，人的所作所为和所犯之罪，赦文中列举的，怎么能一一涵盖呢？然而民间的幽微、郡县的偏远，事情出于一时，或许有反常奇异的情况，上面的人固然无法周知并预先料到。至于违背纲纪、扰乱常伦的事情，关乎人伦，属于大恶，昭昭显现在天下人耳目之中的，难道执掌事务、提笔起草诏令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吗？像温韬发掘诸帝陵墓以窃取宝玉，即使是妇女、差役也可能知道，像这样的事，应当在群臣商议诏条之前，明确举出某人某事决不可赦，预先有所处置，使我们的诏条颁布天下，有关部门执行时没有妨碍，不至于触犯万世的道义、失去一时的信用，这样就对了。
宋朝自祖宗以来，每三年遇到郊祀就赦免，这是常制。世人说三年一赦，古代没有这种制度，景祐年间进言的人认为：“三王每年祭祀圜丘，不曾轻易赦免，自从唐朝战乱兴起以后，事奉天帝的礼仪不常举行，因此有大赦来荡涤混乱的刑狱，而且有罪的人被宽恕未必能改过自新，被害的人被压抑未必没有怨恨，不能改过自新将再次作恶，不能消除怨恨将后悔行善，一次赦免就使百姓后悔行善、助长作恶，这是政教的大患。希望废除三年一赦的制度，使良民感怀恩惠，凶恶的人知道禁令。有人说不能完全废除，那就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在郊祀前三天梳理罪人，有过失错误的人引出来赦免，州县必须等诏书到达后仿照此例办理。”
臣按：人君是天帝的儿子，奉行天帝的祭祀就应当体察天帝的心意，以恩惠天帝的百姓，天帝的百姓不得已而误入罪过，赦免他们是可行的，不幸而被人所害，作为天子不能恭敬地执行天帝的讨伐，使天帝的百姓冤苦无法伸张，这难道是天帝所愿意的吗？大概赦免最初设立是为了应对灾祸，后世相承既久，不能恢复古制，然而旷荡的恩泽如同雷雨的施予，不定时而作，使人无法测知。
也。宋人为之常制而有定时，则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译这样。宋人把它作为常规制度并规定了固定的时间，那么人们就可以揣测，以等待那个期限，这不仅刑罚不足以使人畏惧，而且赦令也不足以使人感激。
仁宗嘉祐中，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数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减，快一时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类此者以故违制书坐之。”御史吕诲亦以为言，乃下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外视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罚，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讯之。”
臣按：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盖国宝于民，民宝于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
元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
臣按：赦宥出于上，识治体者犹以为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辄纵罪囚，以希福报，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善良抱冤屈而莫诉。异端所为无足责也，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
以上慎眚灾之赦
卷一一○
▲明复仇之义
《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谓相与为仇仇）而谐（谐犹调也）和之，凡过（谓无本意也）而杀伤人者，以民成（平也）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郑玄曰：“一说，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
吴澂曰：“为亲复仇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无公法则已，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协也，如其不从教，则不睦之刑从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属乃掌万民之难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复可行于世，与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从人之私情，则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辟诸海外亦未为得，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后可也。”又曰：“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果如是，殆将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无有已时，圣王令典决不若此之缪。”
臣按：调人之和难，盖谓过而杀伤人者也，如律文所谓误杀、戏杀、过失杀之类，以其本无意而杀人而或致其人于死事，虽可恶而情则可矜。然死者不可复生，孝子、弟弟、忠臣、义士其于父兄、师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虽无故杀之心，而其父兄、师主实因之而死，其心有不能忘者，然其人或在十议之辟及有益于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调人之官以和其难，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郑氏谓“过，无本意也。成，平也。以乡里之民共和之”，盖以谓报仇天下之公义，宥过圣人之微权，若施之以法则伤孝子之心，姑避之于他，少舒报者之愤。先王治世不专以法，法之中有情，不专以仁，仁之中有义如此。夫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示闾里，有曰：“民间除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呜呼，圣祖之意，其与《周礼》调人“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者不约而同也。
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郑玄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谓同国之相辟者将报之，必先言之于士。”
臣按：所谓士者非谓朝士也，凡书于乡士、县士、方士皆是也，既书于士而上于朝士而掌之。
典礼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
译宋仁宗嘉祐年间，学士张方平进言说：“朝廷内外的官员大多揭发他人多年前的罪状，多次追究他人赦免前的事情以及曾经奏劾过的事，竟然请求不依赦令予以宽恕减免，只为发泄一时的小忿，却丧失了天下的大信。从今以后，有类似这种情况的，以故意违反制书的罪名治罪。”御史吕诲也为此进言，于是皇帝下诏说：“近来朝廷内外大多上奏章揭发他人的过失，对外假借公论，对内出于私怨，诋毁欺瞒暧昧之事，苟且陷害善良之人。况且赦令是用来让天下人重新开始生活的，而有关部门大多追究赦免前的事情，这大概不符合慎重命令、重视刑罚，使人们欣然改过自新的本意。从今以后，有上奏章告发他人罪状以及谈论赦免前事情的，要审讯他们。”
臣按：没有灾异而大赦，固然不是国家的美事；有灾异而大赦却又不能坚守，致使失信于人，尤其不是国家良好的治理。因为国家的宝贝是百姓，百姓的宝贝是信用，君主发出的命令一旦对百姓失信，将来再有所言说，百姓就不会相信了。所以善于治理的人一定不轻易发布命令，命令一旦发出就必定用信用来坚守，不仅是为了让命令必定执行，更是为了让事情可以延续下去。
元代西域僧人每年举行佛事，有时放纵囚犯以谋取奸邪之利，致使善良之人哑口无言而含恨。
臣按：赦免宽宥出于君主，懂得治国体统的人尚且认为不妥，元人信奉胡僧的话，每次举行佛事就放纵罪囚，以祈求福报，恩惠不是出于君主而是出于臣下，百姓不感激帝王的恩德却感激僧人，所以每逢将要举行佛事之前，有罪在押的人就贿赂僧人以求免罪，于是凶恶顽劣之人凭借僧人的势力而作恶多端，善良之人怀抱冤屈而无法申诉。异端邪说所为不值得责备，中国的治理怎么可以效法他们呢？
以上关于慎重对待灾异赦免的内容。
卷一一○
▲阐明复仇的道义
《周礼》规定：调人掌管调解万民的仇难（指互相结仇）并调和它，凡是因过失（指没有本意）而杀伤人的，由民众来调解（平息）它，对待鸟兽也是如此。凡是调解仇难，父亲的仇敌要放逐到海外，兄弟的仇敌要放逐到千里之外，堂兄弟的仇敌不能同处一国，君主的仇敌视同父亲，师长的仇敌视同兄弟，主君和朋友的仇敌视同堂兄弟，如果不放逐就给他符节并逮捕他。凡是杀人而有被反杀的，让邦国互相仇视。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不能同处一国，命令不得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凡是有争斗愤怒的，调解它，不能调解的则记录下来，先动手的人诛杀他。
郑玄说：“一种说法，是由乡里的民众共同调解。”
吴澂说：“为亲人复仇是人的私情，拘禁囚犯处以刑罚是君主的公法，如果天下没有公法也就罢了，如果有公法，私情就不能实行了。司徒掌管教化，用六德来教化民众使之和谐，又用六行来教化民众使之和睦，只希望这些民众和谐协调，如果他们不听从教化，那么不和睦的刑罚就随之施加，在所不赦免，而他的官属却掌管万民的仇难让他们互相回避，这是让天下人得以放纵他们的私情而君主的公法不再能在世上施行，与大司徒的教化相反。如果一定要说顺从人的私情，那么父亲的仇敌不与共戴天，放逐到海外也不算得当，何不让他不与共戴天然后才可以呢？”又说：“凡是杀人而有被反杀的，让邦国互相仇视，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不能同处一国，命令不得报仇，报仇就处死。果真如此，恐怕是让天下人凭武力互相欺凌，互相屠杀，往来报复，没有止境，圣王的法令典章绝不会如此荒谬。”
臣按：调人调解仇难，大概是指因过失而杀伤人的情况，如律文中所说的误杀、戏杀、过失杀之类，因为他们本无意杀人却导致他人死亡，虽然可恶但情理上值得怜悯。然而死者不能复生，孝子、悌弟、忠臣、义士对于父兄、师主的死并非因为寿终正寝，他们虽然没有无故杀人的心思，但他们的父兄、师主确实因此而死，他们心中不能忘记。然而那个人或许在十议的赦免范围内或对世道有益，推究他所犯的罪不至死，所以先王设立调人的官职来调解仇难，凡是因过失而杀伤人的由民众来调解，郑氏说“过，是没有本意。成，是平息。由乡里的民众共同调解”，大概是说报仇是天下的公义，宽恕过失是圣人的微妙权变，如果施加法律就伤害了孝子的心，姑且让他们回避到别处，稍微舒缓报仇者的愤恨。先王治理天下不专靠法律，法律之中有情理，不专靠仁爱，仁爱之中有道义，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圣祖制定教民榜文，颁布给乡里，其中有说：“民间除了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如果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案件，本乡本里内自己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牵连受苦，被告伏罪，也免得自身遭受刑祸，只在老人处决断的听任。”唉，圣祖的意思，与《周礼》调人“凡是因过失而杀伤人的由民众来调解”不约而同。
朝士规定，凡是报仇杀仇人的，登记在士官那里，杀人不治罪。
郑玄说：“凡是报仇杀仇人的，登记在士官那里，杀人不治罪，是指同国互相回避的人将要报仇，必须先在士官那里报告。”
臣按：所谓的士不是指朝士，凡是登记在乡士、县士、方士那里都是，既登记在士官那里又上报给朝士掌管。
典礼说：父亲的仇敌不与共戴天，兄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