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四

译……的。就像子时的前四刻属于前一天，正四刻属于后一天，这两天之间就是所谓的“始之始”、“中之中”。既然如此，那么声音自属阴以下，也应当默然存在十二正变半律的位置，作为中声的前段，如同子时前四刻那样，只是没有声音气息可以记录罢了。由此推论，那么审音的难点不在于声音而在于律吕，不在于宫声而在于黄钟，大概是因为如果不以十二律来节制，就无法彰显五声的实质；如果不能得到黄钟的正位，那么其余十一律也就没有依据来作为本律的宫声。现在有人极力论述宫声的妙处，却不提及黄钟，恐怕他们在声音法制的方面还有未尽之处。既然连声音法制这样粗浅的东西都有未尽之处，那么即使有黄帝、大舜这样的君主，伶伦、后夔这样的辅佐，又能如何呢？难道徒手就可以议论大乐的和谐吗？又有人主张宫声应当配属仁德，这是因为仁德处于四德之首，有包容四德的意义。然而，仁德属于木行，对应的是角声，如果用角声来配属宫声，那么仁德既不安居其位，信德也失去依据了。五行的次序以木为始、以水为终，而土居于中间，土是水、火所寄托的，也是金、木所依赖的，居于中央而应和四方，作为一个整体承载万物，这就是宫声统摄五声、仁德包容五常，两者并行而不相违背的道理，为什么要剥夺彼而给予此呢（以宫配仁，是五峰胡氏的说法）。

译朱熹又说：“古代音乐的消亡已经很久了，然而秦汉时期距离周朝还不算太远，其乐器与乐声还有留存，所以它的道理虽然不在当时实行，但作为法则还没有不同的议论。等到东汉末年连接西晋初年，就已经渐渐多有议论了，历经魏、周、齐、隋、唐、五代，议论的人越多而法则越不固定。到了宋朝，功业成就、治理安定，按理应当有所作为，建隆、皇祐、元丰年间大概也曾三次用心于此，而和岘、胡瑗、阮逸、李照、范镇、司马光、刘几、杨时诸位贤人的议论最终不能统一，更何况在崇宁、宣和末年、奸佞谄媚之人聚集（指蔡京等人）、受过黥刑的人（魏汉津）之中，能够谈论天地之和吗？建阳蔡元定广泛搜求、远取博采，巨细不遗漏，积累多年，似乎冥冥中契合，著成《律吕新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不做牵强附会的言论，他的话虽然多出于近世未曾讲论的，但确实没有一字不本于古人已经试验过的成法。”

蔡元定说：“律吕散失亡佚，其器物不能再见到，然而古人制作的本意还是可以考察的。太史公说‘细微如气，微妙如声，圣人凭借神妙而保存它，虽然精妙必定有效验’，是说黄钟始于声气的本源；班固所说的‘黄帝让伶伦取竹，截断两节之间吹奏作为黄钟的宫声’，又说‘天地之风气纯正而十二律确定’，刘昭所说的‘伏羲统摄阳气之初作为律法’，又说‘吹奏以考校声音，排列以候验节气，都是凭借声音的清浊、气节的先后寻求黄钟的’，这是古圣人制作的本意。律管长则声音浊而气先至，极长则不成声而气不应，律管短则声音清而气后至，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这是大致的情况。现在想要寻求声气的中道而没有适当的准则，不如多截竹管来模拟黄钟的律管，有的极短、有的极长，在长短之间，每相差一分作为一管，都即以其长度权当九寸而度量其围径，如同黄钟的方法一样，这样交替吹奏，就可以得到中声；深浅排列，就可以验明中气。如果声音和谐、气节相应，那么黄钟之所以为黄钟就确实了，黄钟确实，那么十一律与度量衡权就得到了。后世不知道出于此而只寻求尺，晋代以来则多在金石中寻求，梁隋以来又参用黍，下至王朴，刚愎自用，于是专门依赖参黍而金石也不再考校了。金石的真伪固然难以完全相信，至于黍则每年有凶年丰年、土地有肥沃贫瘠、种子有长短小大圆扁不同，尤其不可依赖，况且古人说子谷黍中者充实其龠，这是先得到黄钟而后用黍来度量，不足就换大的，有余就换小的，大约九十黍的长度、中间容纳一千二百黍的容量来显示周径的广度，从而生出度量权衡的数目罢了，并非律生于黍。百世之后想要寻求百世之前的律，也应当在声气的本源中寻求而不必一定在黍中寻求，就能得到了。”

又说：“律是达到中和的作用，止于至善的，从声音来说，大到雷霆、小到蠛蠓无非是声音；律则只写出黄钟一声罢了，虽然有十二律、六十调，但实在只是一个黄钟。这个理，在声音中是中声，在气中是中气，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这是圣人所以统一天人、赞化育的道理。”

臣按：蔡元定作《律吕新书》，朱熹为之作序说：“其中所说的黄钟围径的方法，那么汉斛的积分可以考校；寸以九分为法，那么淮南、太史、小司马的说法可以推究；五声二变的数目、变律半声的条例，那么杜氏的《通典》具备；变宫、变征的不能成为调，那么孔氏的《礼疏》也因此可见。”臣既然根据朱氏此序，而引用诸说，而附上元定所参定的，已经具备在各条之下，至此摘取序文，而继以元定截竹为管以求中声的说法，这就是朱氏所说的“先求声气的本源而后因律以生尺”，尤其所谓卓然不凡的。然而这只是寻求其声气罢了，而所谓均调节奏、被于管弦，蔡氏又想要另作乐书来探究其事业，现在世上没有，难道其后竟然没能完成吗？尚且庆幸此《新书》的留存以等待后世的圣君、贤相功成作乐的人。虽然，此书的作成虽然出于蔡氏，但都本于其老师的意旨，看朱氏给元定的信说：“只使用古书、古语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在下方，非常简约而极其周全，学者一览可得梗概，其他推说的泛滥、旁证的异同不完全记载。”现在即从其书来看，没有不如其老师所教的，所谓“非常简约而极其周全”的，一言以蔽之了。其后朱氏又与其门人考订礼书，又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都聚集古乐的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共七条，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

译关于先后次序，第五是变宫、变徵两种相生的方法，第六是十二律正声、变声及倍半相生的方法，第七是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的图表；其后篇共有六条，一是阐明五声的意义，二是阐明十二律的意义，三是律管长度的旧法，四是律管长度的新法，五是黄钟律管寸分数的算法，六是黄钟生出其余十一律的算法，这些大多采纳了元定的著作，相互推演，尤其明白深邃。其“乐制”归入王朝礼制，其“乐舞”归入祭祀礼仪。上溯下延数千年，广泛搜集、远承古法，昭示前代圣人的礼乐并非迂腐，以此作为后世制乐者的法则，后世若有著书者将这两部书合在一起探究，就能明白大半道理了。

译以上论述了乐律的制度。臣认为：礼乐的制作，其精微之处失传已久，而音乐尤为严重，并非其情感义理难以明了，而是所谓的制度失传罢了。在汉代，乐家有制氏，世代担任乐官，只能记录铿锵的鼓乐节奏，却不能阐明其义理，评论者对此感到惋惜。然而自唐宋以来，那些保存在古典中的精微义理，通晓经学、崇尚古道的学者尚能根据文字来探求义理，或许能在典籍中得其情义，至于所谓的铿锵鼓乐节奏，知道的人大概已经很少了。谈论礼制的人说，礼的数目可知，其义理难知，大概是因为当时度数详实明白，人们共同习知，难以知晓的是其玄微的义理，所以这样说。如果就后世而言，可以学习而得知的是义理，至于名物度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慧资质，怎能奋起于千年之下，而逆推千年之上的遗文坠绪呢？况且礼的实施，不过是文饰和器物罢了，然而音乐不只是文饰，还有其仪容；不只是器物，还有其声音。学习的人既已失传，创作的人又已失制，这大概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旦在简牍之中寻求，以未经实践的学习想要符合古人的制度，如果不是深知礼乐情理的圣人、有开物成务之才而妙达天人之理的人，谁能参与此事呢？三代的制度已经不可考证了，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所校正的，仅仅说是雅、颂，而没有涉及制度，在圣人时代，鲁国的乐工击磬鼓鼗的，渡河蹈海，孔门弟子都详细记载在所录的师说之中，并非没有深意。其深意在于，认为从此之后乐工散亡，不仅没有明晓乐义的圣贤，就连那些习练乐器的贱工也没有了，后来的创作者，凭借什么来遵循而恢复古制呢？汉初古乐还有存在的，文帝资质虽然接近道，但谦让来不及，武帝慨然有志于音乐，然而他所喜好的是世俗之乐，并非先王所制定的。魏代任用杜夔，隋代任用郑绎、何妥，宋代任用和岘、胡瑗、阮逸、范镇等人，并非不留意于钟律，然而最终一无所得，大概是因为将心力用于渺茫而没有入手之处的缘故。孟子说：“圣人既竭尽耳力，然后继之以五声六律”，程子也说：“有知音的人参酌上下声考校，自然得其正”，大概必须求之于我的心思，竭尽我的耳力，因其容易的而后及于困难的，因其习知的而后及于未达的，循序渐进，循方而行，深造其道。《礼记》说：“创作的人称为圣，阐述的人称为明。”现在世上古制不再存在，虽然是阐述，其与创作之功有何不同，我没有圣人的天资而想要承担圣人的创作，可以吗？既然不敢创作而想要阐述，又没有可依据的作为阐述的基础，不得已而就近而易的来寻求，寻求的方法先从自身开始。晋人有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是说逐渐接近自然罢了，黄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是有原因的。六经之中，论乐最早的莫过于《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四句话，这是万世论声乐的始祖。史书也称大禹声为律、身为度，孔子正乐也以雅、颂得所为先，古代的乐器没有留存，而留存的也多非古制，只有孔子所删的三百篇诗，乃是商周祭祀、宴享及房中所歌的，其篇章宛然三代之旧，无所欠缺。《大戴礼》说：“凡雅二十六篇，其中八篇可歌。”《晋志》也说：“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都是古声辞。”戴《记》颇有阙误，篇数不可考，汉末只存三篇而加上《文王》，不知其从何而来。其后改作新辞，旧曲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袴》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也听不到了。宋时有赵彦肃者，传此十二诗之谱，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吕，即开元遗声也。朱子既以载之《仪礼经传》中以为诗乐，且谓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叹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见声歌之仿佛，以俟后之知乐者。噫，朱子非知乐者哉，而姑为是谦退之辞耳。大贤若朱子而不任其责，后世之人又孰有过于朱子者哉？人人皆为是言，则此乐直至天地之戍会，永无可复之期矣。虽然，与其不能尽复天地之纯全，而略得以见古人之仿佛，犹贤乎已。夫有之而不

译全备，终究胜过完全没有。自汉、唐以来，郊祀宗庙、宴饮享祭未曾不使用音乐，但音乐的使用有时甚至用上了郑、卫的靡靡之音。如今我稍微保留古人的心意来仿制古人的音乐，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制，但还能大致相似于古乐，这难道不优于郑、卫之音吗？

程子说：古人的诗歌就像现在的歌曲，古人的诗歌其音调已经无法知道了，而现在的歌曲虽然出自时人之口，但也有沿袭之处。比如前面提到的十二首诗，在《鹿鸣》等六首诗中说“黄钟清宫”，注释说“俗称为正宫”；《关雎》等六首诗中说“无射清商”，注释说“俗称为越调”。所谓的黄钟清宫、无射清商，世俗固然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声音，而正宫、越调这类名称，宋代所谓的词（诗余）、金元以来所流传的南北曲，虽然不是古代的遗音，但还保留着这些名目。

人们能够演奏它，听的人也能辨别其是否正确，确实是因为从今世去探求古意，遵循世俗而进入雅正，以求得古人的大致相似之处。万一遇到天生精通音乐的人，如师旷、州鸠、信都芳、万宝常、王令言、张文收之类，必定能因这大致相似而得到纯全的古乐。通过声音来考证音律，校正音律来确定乐器，三代的音乐也可以恢复了。然而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

唉！一定要等待后夔才制作音乐，一定要等待师旷才聆听音律，这样的人不是每代都有，但天下的音乐不可一日没有，而音律难道可以不聆听吗？世上没有后夔、师旷，但后夔的心、师旷的耳朵，人人都有，万古皆同。

从前宋代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徐复嘲笑他们说：“圣人寄托声音于器物，不先寻求声音而更改器物，这能行得通吗？”后来果然没有成功，正如徐复所言。房庶也说古代音乐与当今音乐本末相去不远，他大致认为上古世道质朴，器物与声音朴实，后世稍有变化。金石钟磬，后世用方响代替；丝竹琴箫，后世用筝笛代替；笙是匏类，后世用斗攒聚；埙是土类，后世变为瓯；敔是木类，后世用板贯穿。凡是像这样的，都是八音的变化，也就像大车起源于推轮、龙舟生于落叶，其变化就是这样。

古代进食用俎豆，后世用杯盘代替；用簟席以求安适，后世改用榻案。假使圣人再生，也不能舍弃杯盘、榻案而恢复俎豆、簟席，八音的器物难道与此不同吗？孔子说“郑声淫”，难道是器物不像古代那样吗？也是痛恨其声音的变化罢了。试着让懂音乐的人用现在的器物寄托古代的声音，去除杂乱靡靡之音而归于中和雅正，那么感动人心、引导和气，不说是治世之音吗？

那么世上所谓的雅乐未必如古乐，而教坊所演奏的难道全是淫声吗？房庶的这些话虽然不是探究根本的论述，但不能说他不了解变化。《乐记》说“穷究根本、知晓变化，是音乐的情理”，音乐的根本相同而其变化不同，相同的是其精微之处，不同的是其粗浅之处，推究其不同而使之归于相同，举其粗浅而使之归于精微，那么其本体就凝一了。

臣请求明诏天下寻求知晓音律的人，内而朝廷、外而州郡，隐而草泽之士、贱而技艺之流，允许他们自我陈述以及臣僚荐举，聚集在一处，让他们各自根据所能，因其明白之处而各尽所知，用今世所演奏的音乐、今日所歌唱的歌词，度量其腔调，按察其节拍，先寻求世上所谓的正宫、越调之类，以探究古人清宫、清商的调式，依照俗法所移换的规律，寻找古调所抑扬的法则，然后施加于丝弦、吹奏于竹管、宣扬于金属、收敛于石磬，必定使俗器的调式与古器的调式相合，在殿堂之间制作而有和应之美，不仅协调演奏者的心，而且和谐听者的耳，不分贤愚、贵贱，一律同和。

然后按照古人钟律的方法，即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朱文公的《通解》“钟律”，依照其说法、按其方法而讲究其应当如此的法则，以及其所以然的原因，筑室布灰如同候气之法，截竹为管以求黄钟之声，如所谓“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以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量其围径如黄钟之法”，这是蔡氏截管候气的方法，至于所谓度量其围径，则没有确定的标准。

所列的管子既然已经应和节气，可以预先寻找中等大小的黍分为三等，先用一等填入这管子之中，必须一千二百粒恰好装满其中无欠无余然后使用，有余欠的则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另用，必定相同而后停止。所填的既相同，然后据此来确定尺、审察度量、谨慎权衡。由此来制定律吕、调和声音、制作乐器，先试用歌声齐整箫声，用箫声定下十六声，又用十六声来齐整八种乐器，声音高的则压低它，声音低的则提高它，过于激烈的平抑它，过于浓重的淡化它，逐器而调之，使其一器之中声律自然均调而无有参差错乱，合器而协之，使其众器之间自然融洽而无相夺伦，无一器不和谐，无一音不应和。

这样虽然不能完全尽善尽美如古人的纯全，但通其变化以穷究其根本，也可以得到古人的大致相似之处了，比起《章》《韶》

译《韶》《武》虽然无法企及，但比起后世那些因循守旧、敷衍了事的人，还是有区别的。臣对于钟律并不精通，暂且陈述所听到的，以等待当代掌握制作与传述大权的圣明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