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九
不轻自弃也欤。
《文王世子》：凡学（以下皆音效），世子及学士，必时（四时各有所教）。春夏学干（盾也）戈（句，子戟也），秋冬学羽（翟雉之羽）龠（笛之属），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相助）之；龠师学戈，龠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如字）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译难道不轻视地自我放弃吗？
《文王世子》记载：凡是教学（以下均为音律效果），世子以及学士，必定按照时节（四季各自有所教导）。春夏学习盾牌和戈戟，秋冬学习羽舞和龠舞，都在东序进行。小乐正教授盾牌，大胥协助他；龠师教授戈戟，龠师丞协助他，胥敲击《南》乐；春季诵读、夏季弹琴，由大师在瞽宗教导；秋季学习礼仪，由执掌礼仪的人教导；冬季研读《尚书》，由掌管书籍的人教导，礼仪在瞽宗、《尚书》在上庠。
陈澔曰：“干戈为武舞，羽龠为文舞。小乐正、大胥、龠师丞、胥四人皆乐官之属。诵，口诵歌乐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诗》章之音节也，皆大师诏教之。瞽宗，殷学名；上庠，虞学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之学也。”
吴澂曰：“《诗》云‘以雅以南’，谓《诗》之二雅二南。胥鼓《南》者，亦谓大胥以鼓而节二南之乐歌。”
臣按：《王制》主于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元士之适子亦与焉；《文王世子》主于教世子而国之学士亦及焉。盖古者大学之设以教胄子，而必及于俊选，以其位虽有贵贱，而他日并皆将有辅世长民之责，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半页＞宫，周学也。孔颖达曰：“此明鲁得立四代之学。”
陈澔曰：“鲁之米廪即虞氏之庠，谓藏此米于学宫也，亦教孝之义。序者射也，射以观德，有先后之次焉。乐师，瞽朦之所宗，故谓之瞽宗。＜半页＞，半也，诸侯曰＜半页＞宫，以其半辟雍之制也。”
《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古之王者建（立也）国君（长也）民，教（立教）学（立学）为先。”
陈澔曰：“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于变时雍乃为至耳，然则舍学何以哉？此学乃《大学》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吴澂曰：“古者建王国，天子自君其畿内之民，又建侯国，命诸侯各君其封内之民。其民饱暖逸居而无以教之，则近于禽兽，故天子、诸侯之国皆必建学立师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礼义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郑玄曰：“术当为遂，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
孔颖达曰：“古，谓上代也。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年老退归者为之师。庠、序皆学名，于党中立学教闾中所升也，于遂中立学教党学所升也。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弥数，故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民朝夕处焉；四闾为族，则岁之读法十有四士。生斯时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学、有师，敬敏任恤则闾胥书之，孝弟睦姻则族师书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纳诸至善之域，礼熔乐冶以成其德、达其材。古者教人之功盖如此，今之世，里于民最近而无学，士尝轻去土著而事远游，行之修窳无所乎考，至其设教以琢辞锼句为巧、诡圣僻说为能，非惟无以淑其人，抑且重斫丧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汉以来教学之弊。我圣祖慨然欲复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国子学，洪武二年诏天下立序州县学，八年诏立社学，上谕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乐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窃观三代以后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缓于文事，汉历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学；宋历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学。我圣祖立国子学于未登极前之三年，立郡县学于登极后之二年，至于八年即立社学，其与古人家塾、党、庠、术、序之名虽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则一也。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离绝经书句读）辨志（别其趋向邪正），三年视敬业（于所习无怠忽）乐群（于朋徒无睽），五年视博习（不以程度为限制）亲师（于训诲知嗜好），七年视论学（讲求学问蕴奥）取友（择取益者），谓之小成，九年知类（知其类聚）通达（明通义理），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澔曰：“每岁皆有入学之人。中年，间一年也，每间一年而考校其艺之进否也，七年是学之小成。至于九年则理明义精，
译陈澔说：“干戈是武舞所用的器具，羽龠是文舞所用的器具。小乐正、大胥、龠师丞、胥这四人都是乐官的属员。诵，是用口诵读歌乐的篇章；弦，是用琴瑟弹奏《诗经》篇章的音节，这些都是由大师教导的。瞽宗，是殷代学校的名称；上庠，是虞代学校的名称，周朝拥有天下后，兼立了虞、夏、殷、周四代的学校。”
吴澂说：“《诗经》中说‘以雅以南’，指的是《诗经》中的二雅和二南。大胥击鼓伴奏《南》乐，也是说大胥用鼓来节制二南乐歌的节奏。”
臣按：《王制》主要在于教育造就士人，而王的太子、王子、各国诸侯的太子、元士的嫡子也都参与其中；《文王世子》主要在于教育世子，而国家的学士也波及其中。大概古代设立大学是为了教育贵族子弟，但一定要惠及俊秀选拔的人才，因为他们的地位虽然有贵贱之分，但将来都将有辅佐世道、治理百姓的责任，都不可以不教育。
《明堂位》说：“米廪，是有虞氏的庠；序，是夏后氏的序；瞽宗，是殷代的学校；泮宫，是周代的学校。”孔颖达说：“这是说明鲁国得以设立四代的学校。”
陈澔说：“鲁国的米廪就是虞氏的庠，意思是把米储存在学宫里，这也含有教育孝道的意义。序是射箭的地方，通过射箭来观察德行，有先后的次序。乐师，是盲人乐官所尊崇的，所以称为瞽宗。泮，是半的意思，诸侯称为泮宫，是因为它采用了一半辟雍的制度。”
《学记》说：“君子如果想要教化百姓、形成良俗，一定要通过教育吗？”又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把建立教化、设立学校放在首位。”
陈澔说：“教化百姓、形成良俗，一定要像唐尧虞舜那样使时世变得和睦融洽才算是极致，那么除了教育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教育就是《大学》中弘扬光明德行、使百姓更新的事务。”
吴澂说：“古代建立王畿之国，天子亲自统治其京畿之内的百姓，又建立诸侯之国，命令诸侯各自统治其封地之内的百姓。如果百姓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育他们，那就接近于禽兽了，所以天子、诸侯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学校、设立老师来教育百姓，使他们懂得礼义。”
古代的教育，家里设有塾，党设有庠，遂设有序，国家设有学。郑玄说：“‘术’应当是‘遂’，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
孔颖达说：“古，指的是上古时代。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处一条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百姓在家的时候，早晚出入常在塾中接受教育，里中那些有道德、做官年老退居在家的人担任老师。庠、序都是学校的名称，在党中设立学校教育从闾中升上来的人，在遂中设立学校教育从党学中升上来的人。国，指的是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
臣按：真德秀说：“古代的制度，越是接近百姓的地方教育越密集，所以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百姓早晚在那里；四闾为族，那么每年诵读法令的有十四位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不需要离开家乡就有学校、有老师，恭敬勤勉、仁爱互助就由闾胥记录，孝顺悌敬、和睦姻亲就由族师记录，他们用来教育的方法都是顺应本性引导百姓而纳入至善的境界，用礼来熔铸、用乐来陶冶以成就他们的德行、发挥他们的才能。古代教育人的功效大概就是这样，现在的世道，里是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却没有学校，士人常常轻视土著而从事远游，行为的优劣无处考核，至于设立教育以雕琢辞藻、推敲句读为巧，以诡辩圣道、偏僻言论为能，不仅不能使百姓向善，反而更加严重地摧残败坏了他们。”真氏这番话，切中秦汉以来教学的弊端。我圣祖感慨地想要恢复古代庠序的制度，在未即帝位之前就已建立国子学，洪武二年诏令天下设立州县学，八年诏令设立社学，上谕中书省臣说：“昔日成周之时，家有塾、党有庠，所以百姓没有不知道学习的，因此教化推行而风俗美好。现在京师及郡县都有学校，而乡社的百姓乐于看到教化，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再设置社学，聘请老师儒生来教育民间子弟，或许可以引导百姓向善、改善风俗。”私下观察三代以后的君主中，以武功平定天下的，往往对文教之事迟缓，汉朝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到武帝，五代才开始设立大学；宋朝历经太祖、太宗、真宗到仁宗，四代州郡才开始有学校。我圣祖在未登极前三年就设立国子学，登极后二年设立郡县学，到八年就设立社学，它们与古代家塾、党、庠、遂、序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就地教育人的原则是一致的。
每年都有入学的学生，每隔一年考核一次，第一年考察能否断句经书、辨别志向，第三年考察是否敬业、乐于合群，第五年考察是否博学、亲近师长，第七年考察是否研讨学问、择取益友，这叫做小成，第九年考察是否知类、通达，坚强自立而不违背正道，这叫做大成。这样之后才足以教化百姓、改变风俗，使近处的人信服而远处的人归附，这就是大学的道理。
陈澔说：“每年都有入学的人。中年，是隔一年，每隔一年就考核他们技艺的进步与否，七年是学业的小成。到了九年则道理明了、义理精微，
吴澂曰：“自一年至七年之岁终察视之，以上皆小学之事。九年则十五入大学之次年，自始入小学之年而通数之为九年也。若比而教则可化其民，使之为贤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故近而被其教者既皆心悦而服，远而闻其风者亦且怀而慕之也。”
臣按：此古者学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学始教（入学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頠藻之菜），示敬道也（示之以尊敬道艺）；宵雅（《小雅》）肄（习也）三（释菜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官其始也（三诗取居官受任之美，诱其初志）；入学鼓箧（入学时击鼓，发箧出其书），孙其业也（以逊顺之心进其德业）；夏楚二物（夏，榎也；楚荆也），收其威也（收敛威仪）；未卜禘（五年大祭）不视学，游其志也（不五年不视学，优游学者之心志）；时观而不语（春秋视学，无有言说），存其心也（存其心思）；幼者听而弗问（听受师说无有问难），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
吴澂曰：“禘者时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蒐。视学谓考试学者经业，或君亲往，或有司为之，非天子大视学之礼也。待时祭后乃视学，不欲急迫，使学者得以优游其志而学也。”
臣按：此古者学校示教之法。
大学之教也，时（春夏秋冬）教（四时之教）必有正业，退息（退而燕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操弄琴瑟之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广求物理之所依附）不能安《诗》，不学杂服（冕弁衣裳之类）不能安礼，不兴其艺（即三者之学）不能乐（好也）学。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陈澔曰：“凡学之道，贵于能安，安则心与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于安，则在乎为之不厌而不可有作辍也。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之时必有正业，则所习者专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际必有居学，则所养者纯而艺愈熟，故其学易成也。”
吴澂曰：“藏谓入学受业时，藏其身于所学之宫，若东序、瞽宗等处也。修谓治其正业，息谓退息私居。游者，玩物适情之谓。”
臣按：《学记》此章可见古人教学者无一时一处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学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者本末兼该，精粗通贯，无一而或遗焉者也。虽然，一弛一张，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学固不可无藏修之处，亦不可无游息之时。盖喜说生于时习，自得由于深造，成其功于进德修业之际，养其心于玩物适情之余，学者如此，此则未得之而不苦其难，既得之而去之不速矣。
今之教者，呻（吟讽之声）其烝（视也）毕（简也），多其讯（问也）言及于数（所言不止一端），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犹责也）之也佛（弗），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张载曰：“人未安之又进之，未喻之又造之，徒使人生此节目，不尽其材，不顾其安，不由其诚，皆施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乃告之，故使人必由其诚，教人必尽其材。人之材足以有为，但以其不由于诚则不尽其材，若曰勉率而为之，则岂有由其诚哉？”
吴澂曰：“今之师诵其所视之简，多其所告之辞，学者未可以进而又进之，不顾其所学已安与否也。实知此一理而后使之别穷一理，是谓由其诚；能行此一事而后教之别为一事，是谓尽其材，否则，使之不由其实、教之不尽其能也。不观其已知已能而进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于人也先后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责于人也浅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则莫能明其所受于师之学，不愿亲其师而反疾其师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则苦其难，进之以其所未可，虽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纵使强抑俾终受其业，然所知非久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遗失，故
译吴澂说：“从第一年到第七年的年终进行考察，以上都是小学阶段的事情。九年是指十五岁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从开始进入小学的年份算起，总共是九年。如果按照次序进行教育，就可以教化百姓，使他们成为贤能之人并改变风俗，人人都具备士君子的品行。所以，近处受到教化的人都已经心悦诚服，远处听到这种风气的人也会心怀向往。”
臣按：这是古代学校逐年考核比较的方法。
大学开始教学（入学之初），学生穿着皮弁礼服，用蘋藻等菜蔬祭祀，这是表示对道艺的尊敬；在夜晚演习《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这是确立他们做官任职的初始志向（这三首诗取的是居官受任的美好意义，以诱导他们的初志）；入学时击鼓，打开书箱取出书籍，这是让他们以谦逊顺从的心态进修德业；夏楚两种刑具（夏是榎木，楚是荆条），是用来收敛威仪的；没有举行禘祭（五年一次的大祭）时不视察学校，这是让学者的心志得以优游从容；按时视察但不多说话，这是让学者存养心思；年幼的学生只听受而不提问，这是学习不超越等级，这七点是教学的大纲。
吴澂说：“禘是时祭的名称，不是五年大禘的蒐祭。视察学校是指考核学者的经业，或者是君主亲自前往，或者由有司代为执行，并非天子大视察学校的礼仪。等到时祭之后才视察学校，是不想急迫，让学者得以优游其心志而学习。”
臣按：这是古代学校展示教法的方法。
大学的教学，四季的教学必定有正式的课程，休息闲暇时必定有日常的学习。不学习操弄琴瑟的弦法，就不能安于弦乐；不广泛探究事物所依附的道理，就不能安于《诗经》；不学习各种服饰礼仪，就不能安于礼制；不兴起这些技艺（即上述三者的学习），就不能喜爱学习。所以君子的学习，在藏身修业时、休息时、游玩时都不离开学问，因此他们安于学习而亲近师长，喜爱朋友而信奉道义，所以即使离开师长和辅佐，也不会背离正道。
陈澔说：“大凡学习的道理，贵在能够安顿，安顿则心与理融合而成熟。然而如果没有达到安顿的境界，就在于做而不厌倦，不可以有间断。君子学习时，在藏身修业的时候必定有正式课程，那么所习练的就专一而志向不分散；在休息游玩的时候必定有日常学习，那么所涵养的就纯粹而技艺更加熟练，所以他们的学业容易成功。”
吴澂说：“藏是指入学受业时，将身体藏于所学的学校，如东序、瞽宗等地方。修是指处理正式课程，息是指退息私居。游是指玩物适情。”
臣按：《学记》这一章可以看出古人教学没有一时一处不运用功夫的，这就是他们的学业容易成功的原因，而成功的原因在于本末兼该，精粗通贯，没有一样遗漏。虽然如此，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所以君子的学习固然不可以没有藏身修业的地方，也不可以没有游玩休息的时候。大概喜悦产生于时常温习，自得来源于深造，在进德修业之际成就其功夫，在玩物适情之余涵养其心志，学者如此，那么没有得到时不觉得困难，已经得到后也不会很快失去。
现在的教育者，吟诵他们看到的简册，多问多言涉及多方面，推进而不顾学生是否安顿，使人不遵循真诚，教人不尽其材，他们的施行违背常理，他们的要求违背情理，因此学生隐藏所学而厌恶老师，以困难为苦而不知道益处。即使完成了学业，他们离开也必定很快，教育不能成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张载说：“人还没有安顿就推进他，还没有明白就造就他，只是让人产生这些节目，不尽其材，不顾其安，不遵循其诚，都是施行的妄为。教人最难，必须尽人的材才不误导人，观察可以达到的地方才告诉他，所以使人必定遵循其诚，教人必定尽其材。人的材足以有为，但因为不遵循其诚所以不尽其材，如果说勉强率性而为，那么哪有遵循其诚的呢？”
吴澂说：“现在的老师诵读他们所看到的简册，多言他们所告诉的言辞，学者不可以推进却又推进他，不顾他所学习的已经安顿与否。确实知道这一理然后让他另外穷究一理，这叫做遵循其诚；能够实行这一事然后教他另外做一事，这叫做尽其材，否则，让他不遵循其实、教之不尽其能。不观察他已知已能而推进他以未知未能，这是施教于人先后失宜，所以说悖；不等待他自知自能而强求他必知必能，这是求责于人浅深莫辨，所以说佛。这样，就不能明白所受于师的学问，不愿亲近老师反而厌恶老师。已知已行的未能安顿则苦其难，推进他以所未可，虽然想要益之而他不能知其益，即使强行抑制使他终受其业，然而所知不久必又昏忘，所行不久必又遗失，所以
臣按：此章论教之不成，切中后世教人之弊。祖宗以来，设立学校惟立师儒以教导之，命有司以提调之，未尝有提督、宪臣之设。至正统中，以学政多废弛，乃用建议者，每道添设风宪官一员以专督学政，设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颓堕者耳，非使其人各自为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学者。夫圣人施教各因其材，虽以孔门弟子犹分四科，顾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见，而欲尽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己，多见其不知量也。凡其所为所行尽堕在《学记》此章中，《记》谓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于前，政由于此，非独不能成其不成之才，并与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堕其业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岁不能遍历，所至之处又不能浃旬即去，固有九年而仅一至者，彼岂圣人而能过化存神哉？臣窃以为今两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须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复祖宗之旧，必欲设置，乞敕内阁儒臣，将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朝命省台部官会议定拟格式立碑在天下学校者，及宪纲等书，一一斟酌详议，参以圣贤教学之法，以中人以下为准，立为学校教养法式，命礼部颁行天下，俾其遵依。为师儒者必依此式为教，为生徒者必依此式为学，为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调，而提学宪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验其所以教学提调者，必合此式，否则有罚。大抵学校之教，德行为先，然德行难于考验，必先考其艺业。所谓艺业有三，读书、作文、写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为则，每日背书不过二百字，习字亦然，作课则随其学力所至以为数，本经、《四书》、史鉴、经义、策论其正业也，有志及于子、集及作诗辞者听，不以是为正业而试之，其出题不许裁截破碎经文及出偏僻之书课，必文从理顺，不许奇怪尖新，以是为准，每月学校将所出题目申提学宪臣，宪臣以其所出题目申礼部转行翰林院、国子监看详。如此，则进人顾其安，使人由其诚，教人尽其才，而施之不悖于正理，而求之不拂于常情矣。此非独有以成就人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逾犯也）节（言分限所在）而施之谓孙（顺也），相观而善之谓摩（相厉并进），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拒扞也）格（如地之坚冻难入）而不胜（不能承当其教），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谓躐等陵节）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陈澔曰：“豫者先事之谓，时者不先不后之期也。不陵节而施，谓不教幼者以长者之业也。相观而善，如称甲之善则乙者观而效之，乙有善可称甲亦如之。燕私之朋必不责善，或相与以慢其师；燕游邪僻必惑外诱，得不废其业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于发然后禁。以下四者之失，皆与上文四者相反也。”
臣按：教之所由兴者有四，先儒谓三属于师、一属于友，臣则以为所由废者有六，其前三者属于师、其后三者属于友也。由是观之，可见师之为教止于大纲，若夫切磋琢磨、薰陶渐染，而朋友有讲习之益、观感之化尤为多焉。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才有余者），或失则寡（才不足者），或失则易（俊快者），或失则止（钝滞者），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吕祖谦曰：“四者心之所由莫同，病各有别，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譬如医者，要识他病处方始随证用药。”
陈祥道曰：“古之教者观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约之以礼，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强，此长善救失之道也。”
臣按：人之生也性无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气禀所拘、物欲所蔽，不能无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无而今有者拯救补塞之，如是，则师之教道立而天下无不成之才矣。
《尚书大传》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适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
译臣按：这一章论述教育之所以失败，切中后世教育人的弊端。自祖宗以来，设立学校只是任命师儒来教导学生，命令有关部门官员来提调管理，从未设置过提督、宪臣这样的职位。到了正统年间，因为学政大多废弛，于是采纳建议者的意见，每道增设一名风宪官专门督管学政，设置官员的本意只是想振作那些颓废堕落的状况罢了，并不是让这些人各自创立一套方法来统管一方求学的人。圣人施行教育都是根据学生的资质，即使是孔门的弟子也分为四科，却用中等以下人的私见，想要完全约束一方的人才使他们像自己一样，这大多是自不量力啊。凡是他们所做的所为，全都落入《学记》这一章所批评的范畴，《学记》说教育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天的人才不如从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不仅不能成就那些原本不成才的人，反而使那些可以成才的人分散了志向、荒废了学业。况且他们督管的地方多的有三四千里，一年不能全部巡视，所到的地方又不能停留十天就离开，甚至有九年才去一次的，他们难道是圣人能够感化存神吗？臣私下认为现在两京畿及十三藩所用的人员需要十四人，这样的人不容易得到，不如恢复祖宗的旧制，如果一定要设置，请求敕令内阁儒臣，将洪武初年侍御史睢稼建言朝廷命令省台部官员会议拟定格式立碑在天下学校的规定，以及《宪纲》等书，一一斟酌详细商议，参照圣贤教学的方法，以中等以下的人为标准，确立为学校教养的法式，命令礼部颁行天下，让他们遵守。做师儒的一定要按照这个法式来教导，做学生的必须按照这个法式来学习，做地方长官的一定要按照这个法式来提调，而提学宪臣所到的地方一律用这个法式来考验他们教学提调的情况，必须符合这个法式，否则就有惩罚。大抵学校的教育，以德行为先，然而德行难以考验，必须先考核他们的学业。所谓学业有三项，读书、作文、写字，凡这三项一律以中等以下的人为标准，每天背书不超过二百字，习字也是这样，作课则根据他们的学力所达到的程度来确定数量，本经、《四书》、史鉴、经义、策论是正业，有志于子、集以及作诗赋的听便，不把那些作为正业来考试，出题不允许裁截破碎经文以及出偏僻书籍的课目，必须文从理顺，不允许奇怪尖新，以此为标准，每月学校将所出的题目申报提学宪臣，宪臣将他们出的题目申报礼部转交翰林院、国子监审阅。这样，那么进人考虑他们的安定，使人遵循他们的诚意，教人尽其才能，而施行不违背正理，而追求不违背常情。这不仅有助于成就人才，这也是统一道德的大端啊。
《大学》的法度，在毛病未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叫做豫，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教育叫做时，不超越阶段而施教叫做孙，互相观摩而向善叫做摩，这四种是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毛病发生之后才去禁止就会抵触抗拒而难以承受，时机过了才去学习就会勤苦而难以成功，杂乱施教而不顺就会败坏，混乱而不修习、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结交不好的朋友会违背师道，沉溺于邪僻会荒废学业，这六种是教育之所以废弛的原因。
陈澔说：“豫是指在事情发生之前，时是指不早不晚的时机。不陵节而施，是指不教年幼的人学习年长者的学业。相观而善，比如称赞甲的善行，乙就会观察并效仿，乙有善行可称，甲也是这样。燕私之朋必定不会责善，或许会一起怠慢老师；燕游邪僻必定会被外诱迷惑，能不荒废学业吗？这燕朋、燕辟的危害，都由于毛病发生之后才去禁止。以下四种过失，都与上文四种原因相反。”
臣按：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有四种，先儒说三种属于老师，一种属于朋友，臣则认为教育之所以废弛的原因有六种，其中前三种属于老师，后三种属于朋友。由此看来，可见老师对于教育只限于大纲，至于切磋琢磨、熏陶渐染，而朋友有讲习的益处、观感的教化尤为多啊。
学习的人有四种过失，教导的人必须知道：人的学习，有的过失在于贪多（才有余者），有的过失在于贪少（才不足者），有的过失在于轻率（俊快者），有的过失在于止步（钝滞者），这四种是心的不同，知道他们的心然后才能挽救他们的过失，教育就是发扬善行而挽救过失的。
吕祖谦说：“这四种是心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毛病各有区别，知道他们的心然后才能挽救他们的过失，譬如医生，要识别他的病处方才随证用药。”
陈祥道说：“古代的教育者观察本性以了解心，根据心来挽救过失。贪多的用礼来约束，贪少的用文来广博，轻率的用自省来抑制，止步的用自强来勉励，这是发扬善行挽救过失的方法。”
臣按：人的生来本性无不善，所以人人都有这种善，然而气禀所拘束、物欲所蒙蔽，不能没有过失，所以教育者必须根据他们本来没有而现在有的过失来拯救补塞，这样，那么老师的教育之道就确立了，而天下就没有不成才的人了。
《尚书大传》说：公卿的长子、大夫元士的嫡子，十三岁开始进入小学，见到小节
，践小义焉；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故入小学知父子之道、长幼之节，入大学知君臣之义、上下之位，故为君则君、为臣则臣、为父则父、为子则子。
译践行小义；二十岁进入大学，见识大节，践行大义。所以进入小学，懂得父子的道理、长幼的礼节；进入大学，懂得君臣的道义、上下的名分。因此，做君主就尽君主的本分，做臣子就尽臣子的本分，做父亲就尽父亲的责任，做儿子就尽儿子的义务。
臣按：《白虎通》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学、二十入大学，说者谓八岁、十五岁天子世子之礼，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适子入学之期。臣窃以为，八岁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学，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学，大约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为期限也。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序也）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朱熹曰：“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
臣按：三代学校之制，其乡学之名虽有不同，而国学之名则无或异，然其所以教之者无间小大，壹是皆以明伦为本焉。所谓养老、教民、习射，其义虽殊而同归于阐明伦理以为教本、养育人才以为治具而已。盖今日教之于学校，俾其讲明义理，异日则将用之于政治，使其推平日学校之所讲明者，以施政行教而辅君善俗焉。
以上设学校以立教（中）
卷七○
▲设学校以立教（下）
汉武帝初，董仲舒对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又曰：“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对，亡应书者（谓无应举贤良文学之诏书），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汉兴，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元年，公孙弘为学官，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才’。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以及外。今陛下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孙弘请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谓兴太学者，此也。汉以后有太学始此，而史不明书其事，说者谓武帝未尝筑宫以居之，然考《三辅黄图》，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则太学实建于此。
班固曰：“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县学生岁贡而进学于大学，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学建师，非但以教诲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备四代之学，后世既有太学、国子监，而又有四门学，似不为过。而又置书、算等博士，书、算乃六艺之一，成周叙之于六德、六行之后，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本末不备何以为学，岂可颛颛设官而教以艺哉？若夫屯营之士、蕃夷之子弟，其来入学者亦当杂之于多士之中，从师讲解，使之薰陶渐染，相观而善，不必各给以博士也。
唐制，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
译臣按：《白虎通》说：“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这里说十三岁才开始进入小学、二十岁进入大学，解说的人认为，八岁、十五岁是天子世子的礼仪，十三岁、二十岁才是公卿、大夫、元士嫡长子入学的期限。我私下认为，八岁到十三岁都可以进入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都可以进入大学，这不过是大概的说法，并不是截然划定这些作为期限。
孟子说：“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庠’的意思是养老，‘校’的意思是教育，‘序’的意思是习射，夏朝叫校，殷朝叫序，周朝叫庠，‘学’则是三代共同使用的名称，都是为了阐明人伦（秩序）。人伦在上层得以阐明，小民在下层就会相亲相爱。”
朱熹说：“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这些都是乡学。‘学’是国学，三代共用而没有不同的名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的大伦常，庠、序、学、校都是为了阐明这些罢了。”
臣按：三代的学校制度，乡学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国学的名称却没有差异，然而它们用来教育的内容，无论大小，一概都以阐明伦常为根本。所谓养老、教民、习射，它们的意义虽然不同，但都归结于阐明伦理作为教育的根本、养育人才作为治理的工具。大概今天在学校里教育他们，使他们讲明义理，日后就将应用于政治，让他们推演平日在学校所讲明的道理，来施政行教，辅助君主、改善风俗。
以上设学校以立教（中）
卷七十
▲设学校以立教（下）
汉武帝初年，董仲舒对策说：“君王面南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最大任务的，设立太学以教育国人，设置庠序以教化邑人。”
又说：“培养士人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所关注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以一郡一国来应对，没有响应诏书的人（指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的诏书），这是王道往往断绝了，我希望陛下兴办大学、安置明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多次考核询问以尽其才，那么英俊之才就应当可以得到。”
臣按：汉朝兴起，高祖来不及顾及庠序之事，到武帝才开始设立学校的官职，都是从董仲舒发起的。
元朔元年，公孙弘担任学官，请求说：“丞相御史说，皇帝制诏说：‘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乐来教化他们，现在礼坏乐崩，我很怜悯，所以广泛延揽天下方正博闻的士人。太常与博士弟子商议，推崇乡里的教化以广纳贤才’。恭敬地与太常臧、博士等人商议说：三代的道，乡里有教育，夏朝叫校，殷朝叫序，周朝叫庠，他们劝善就在朝廷上彰显，他们惩恶就施加刑罚，所以教化的推行，建立首善从京师开始，由内而外。现在陛下本着人伦，劝学修礼，推崇教化激励贤才，以教化四方，这是太平的根本。古代政教未洽，礼仪不完备，请求沿袭旧官职而兴办，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役，太常选择百姓中十八岁以上仪容端正的人补充为博士弟子。”
臣按：在此之前，博士虽然各自以经学授徒，但没有考察试用的方法，到这时武帝因为公孙弘的请求为博士官设置弟子，史书说武帝所谓兴办太学的，就是这件事。汉朝以后有太学是从这时开始的，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这件事，解说的人说武帝不曾建造宫室来安置他们，然而考察《三辅黄图》，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那么太学实际上是建于此时。
班固说：“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五方、书写计算之事，开始知道室家长幼的礼节。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而知朝廷君臣的礼节，其中有优秀特异的人从乡学移到庠序，庠序中特异的人从国学移到少学。诸侯每年向天子贡举少学中特异的人，在太学学习，称为造士，行为相同能力相当的就用射礼来区分，然后授予爵位。”
臣按：现在世上由郡县学生每年贡举而进入大学，三代以前已经有这种制度了。
唐太宗增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也增加学生名额，其中书、算各设置博士共三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也给予博士，教授经业。高丽、百济、高昌、吐蕃等国的酋长也派遣子弟请求进入国学，国学的兴盛近古未有。
臣按：建立学校设置老师，不仅是为了教诲学生，也是为了统一道德。周人具备四代的学校，后世既有太学、国子监，又有四门学，似乎不算过分。而又设置书、算等博士，书、算是六艺之一，成周将其列在六德、六行之后，德行是根本，文艺是末节，根本和末节不兼备怎么能称为学，难道可以专门设置官职而只教以技艺吗？至于屯营的士兵、蕃夷的子弟，他们来入学的也应当混杂在多士之中，跟随老师讲解，使他们熏陶渐染，互相观摩而向善，不必各自给予博士。
唐制，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