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七
也；小国一军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地有限则人有限，人有限则军有限，虽欲僭侈其人，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王纲上举，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军有常军，虽欲如晋之僭，岂可得哉？”
译小国只有一支军队，国土纵横五十里，其人口仅仅足够凑齐一支军队。土地有限则人口有限，人口有限则军队有限，即使想要僭越礼制扩充军队，也会因缺乏人力而受困，无法施展。如果王室的纲纪在上得以推行，诸侯的法度在下得以修明，大国不侵犯小国，强国不欺凌弱国，土地有固定的疆界，人口有固定的数量，军队有固定的编制，即使想要像晋国那样僭越礼制，又怎么可能做到呢？
吴澂曰：“伍一比也，两一闾也，卒一旅也，旅一党也，师一州也，军一乡也，家所出一人，将、帅、长、司马其师史者也。成周寓兵于农，方其无事为农，则万二千五百家而为一乡，乡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为兵，则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军将皆命卿，即乡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则属之大司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则皆前日之农也，士不待迁皆吾民，将不改置即吾吏，居则联其家而为比、闾、旅、党，出则联其人以为伍、两、卒、旅，六乡之官皆折冲御侮之人，六乡之人皆敌忾伏节之士，有事则驱之于行陈，事已则归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继，无招收之繁而数不阙，自耕而自食，无廪给之费而食自饱，兵无屯戍之劳，将无握兵之患。先王之时，所以守则固、战则克，内足卫中国、外足威四夷，岂非制军之得其道欤？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国曰：“作丘甲，益兵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备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刘敞曰：“鲁不务德而务广，力不务益义而务益，兵以王者之制论之，则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诸侯不得擅赋税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为准，必乱之道也，是以圣人禁之。”
臣按：先儒谓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袭效尤，鲁遂作丘甲，厥后楚为乘广、魏为武士、秦为戎卒，古制亡矣，兵农遂分，更历千载，永不可复。《春秋》作丘甲之书，其垂戒后世，意深切矣。
班固《汉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税为田租）有赋（赋谓发赋敛之财），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六军七万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家，家之一夫为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众而供万乘之赋，是为七家而赋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给军，则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赋，故有乘马之法，后世骑战不复用车，姑备其制于此。说者谓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时，百年之中兵不三四举，是以其兵虽设而其人老死而不试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虑患远，固未尝好战，亦未尝忘战，制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给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谓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逸，不欲穷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国语》：齐桓公任管仲作内政以寓军令，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同）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
译吴澂说：“伍是一比，两是一闾，卒是一旅，旅是一党，师是一州，军是一乡，每家出一人，将、帅、长、司马都是统率军队的人。成周时期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当没有战事时从事农业，那么一万二千五百家组成一乡，乡大夫由一位卿担任；当有战事时作为军队，那么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军，军将都是受命的卿，也就是担任乡大夫的卿。”
臣按：成周的制度，兵籍登记在大司徒那里，出征作战则归属大司马统领。凡是因战事而征发徒役，都是以前的农民；士兵不需要迁徙都是我们的百姓，将领不需要改换就是我们的官吏。平时联合他们的家庭组成比、闾、旅、党，出战时联合他们的人组成伍、两、卒、旅。六乡的官员都是能够抵御外侮的人，六乡的百姓都是同仇敌忾、坚守节操的士人。有战事时把他们驱赶到阵前，战事结束后让他们回归田间家园。父亲去世儿子继承，没有招募的繁杂而人数不缺；自己耕种自己食用，没有粮饷供给的费用而食物自足。士兵没有屯驻戍守的劳苦，将领没有掌握兵权的祸患。先王时代，之所以防守坚固、作战胜利，对内足以保卫中原，对外足以威慑四方蛮夷，难道不是制定军制得其道吗？
《春秋》记载：鲁成公元年，制作丘甲。
胡安国说：“制作丘甲，是增加兵力。因为齐国的威胁而制作丘甲，增加兵力防备敌人，严重困扰农民，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说‘作’，是不应该制作的。”
刘敞说：“鲁国不致力于德行而致力于扩张，不致力于增加道义而致力于增加兵力。用王者的制度来衡量，那么制作丘甲的罪过就大了。王者的制度，诸侯不得擅自向百姓征收赋税，现在不遵循先王的制度而以个人意志为标准，这一定是导致混乱的道路，所以圣人禁止它。”
臣按：先儒认为兵制的败坏开始于齐国的内政，每家出一人；接着败坏于晋国的州兵，每家出五人。长勺之战，齐桓公自称带甲十万、战车五千乘，叔向也说寡君有战车四千乘，那么兵制比古代增加就可以知道了。沿袭效仿，鲁国于是制作丘甲，后来楚国设立乘广，魏国设立武士，秦国设立戎卒，古代的制度就消亡了，兵与农于是分离，经历千年，永远无法恢复。《春秋》记载制作丘甲这件事，它对后世的警戒，用意深切啊。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殷周用武力平定天下，天下平定后，收藏兵器，用文德教化，仍然设立司马的官职、设置六军的军队，依据井田制来制定军赋。面积一里的地方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畿方圆千里，有税（税是田租）有赋（赋指征收赋敛的财物），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兵力。所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丘是十六井，有战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甸是六十四井，有战马四匹、战车一乘、牛十二头、披甲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干戈齐备，这叫作乘马之法。天子畿方圆千里，总共有百万井，确定出赋的六十四万井，战马四万匹、战车一万乘，所以称为万乘之主。战马、车徒、干戈平时就具备，五国为一属，属有长官，十国为一连，连有统帅，三十国为一卒，卒有正官，二百一十国为一州，州有州牧，这是先王为国家建立武备、充足兵力的大概情况。
薛氏（名字失传）说：“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六军共七万五千人，方圆千里的王畿，总共有百万井，确定出赋的六十四万井，一井田地由八家耕种，总计六十四万井的田地是五百一十二万家，每家一个成年男子是五百一十二万夫，用这些夫众来供应万乘的赋税，这是七家出一兵，从夫众的比例来看，七家轮流供给军队，那么王畿之内总共征发七次役务才轮遍一次。”
臣按：夏商周三代依据井田制来制定兵赋，所以有乘马之法，后世骑兵作战不再用车，姑且在这里备录其制度。有人说王畿的军队总共征发七次才轮遍一次役务，在成周兴盛时期，百年之中战争不过三四次，因此他们的军队虽然设立但很多人老死都没有被使用。然而先王立法周全而考虑祸患深远，固然不喜好战争，也没有忘记战争，制定建立武备、充足兵力的方法，凡是七家供给一兵，征发七次才服役一次，先儒说先王极其忠厚，更替劳役使劳逸均等，不想耗尽兵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国语》记载：齐桓公任用管仲制定内政以寓含军令，治理国家：“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官；十轨为一里，里设里司；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乡设良人。作为军令，五家为一轨，所以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设一帅，所以一万人组成一军，由五乡的帅率领。三军，所以有中军的鼓，有国子的鼓，有高子的鼓。春天通过蒐礼整顿军队，秋天通过狝礼治理军队，因此卒伍在里中整齐，军旅在郊外整齐。内政教化已经成功，命令不要让他们迁徙，同伍的人祭祀共享福分，死亡……”
丧同恤，福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匹也），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犹横也）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
译丧葬之事共同抚恤，福祸灾难以至共同承担，人与人之间互为配偶，家庭与家庭之间互为匹配，世代居住在一起，年少时一同嬉戏游玩。因此，夜间作战时声音互相听闻，足以不使队伍离散；白天作战时目光互相注视，足以彼此辨认，他们之间的欢欣足以让人为之赴死。居住时共享欢乐，出行时和谐一致，死亡时共同哀悼，所以防守时能共同坚固，作战时能共同强大。君主拥有这三万名这样的士兵，足以横行于天下，去讨伐无道之人，去保卫周王室，天下大国的君主没有谁能抵挡他们。”
苏轼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
李觏曰：“管仲相桓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福祸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然则军之法固尝试之矣。”
臣按：管仲内政谓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天下大国莫能敌。后世之兵动以十百万计，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败，此无他，所以什伍之者无定制，所以教养之者无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卫者无常心，此其所以虽多而不得其用也。内政之作，犹有三代乡兵之遗意，后有作者于兵农既分之后，略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汉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官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
林駉曰：“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侯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如八校、胡骑则是募兵而卫，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见于《周官》者可考也。自迁、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数言者附见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谓兵乃刑之大者，如《虞书》“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掌于皋陶之刑之意。虽然帝世纯用德化而汉以战争得天下，岂其伦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无所于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朝后市而王宫在南，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宫城之军既谓之南则京城之军谓之北，所以别也。本朝设锦衣旗手等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即汉南军卫宫之意；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即汉北军卫京之意。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迭为之，一月一更，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践更者以钱雇直代行者也，过更者亦以钱雇直，不行者输之县官以给代者也。”臣按：以上汉一代军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广骑，广骑又废为方镇之兵，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
臣按：唐一代军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既而复之，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贞观十年，总置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
杜牧曰：“为国者不能无兵也，居外则叛，韩、黥、七国、禄山、仆固是也；居内则篡，卓、莽、曹、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离伍，无自焚之患，将保颈领，无烹狗之谕。古今已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
欧阳修曰：“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趋利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
译苏轼说：“君王的军队出于不得已而使用，并非为了求胜敌人，所以其军法的关键在于不可战败罢了。管仲想要用较短的时间使天下臣服，所以改变古代司马法而采用这种简略速胜的军队。”
李觏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内政而寓含军令，所以卒伍在乡里确定，军政在郊外完成，连接什伍，居住相处同享欢乐，生死同担忧，福祸共同承担，所以夜间作战声音能互相听到，白天作战目光能互相看见，危急时刻足以互相效死。这种教化已经形成，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尊崇天子，从而安定中原各国，那么军法确实已经尝试过了。”
臣按：管仲的内政，是说得到这三万士兵从而横行天下，天下的大国没有能抵挡的。后世的军队动辄以十万百万计算，却往往不能成功反而招致失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编制什伍没有固定的制度，教养士兵没有成法，沟通融合使他们互相保卫没有恒常的心，这就是虽然人多却不能发挥作用的缘故。内政的建立，还保留着三代乡兵的遗意，后世在兵农分离之后，有人略仿其意来制定军制，这也足以充实兵力了。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天下平定后，沿袭秦朝在郡国设置材官，京城有南北军的屯驻。到汉武帝平定百越，对内增加七校，对外有楼船，都按时节讲习操练，修治武备。到汉元帝时，因为贡禹的建议开始废除角抵戏，却没有整顿治兵振旅的事务。
易祓说：“汉朝的兵制没有比京城南北军屯驻更详细的了，虽然东西两京沿革不常，但都居重驭轻而内外足以互相制约，是兵制中好的。当时兵农尚未分离，南北两军征调百姓，还保留着古代井田制的遗意，北军轮班服役，与南军相同，南军卫士征调自郡国，而北军兵卒征调自左右京辅地区。”
林駉说：“汉朝制度，南军保卫宫殿，由卫尉主管；北军保卫京城，由中尉主管。南军则有郎卫、兵卫的区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都是郎卫；如卫士令丞、诸屯卫侯都是兵卫。这些卫士，不就是南军守卫宫殿的卫士吗？北军则有调兵、募兵的区别，如三辅兵卒，是调兵而守卫，如八校、胡骑则是募兵而守卫，这些卫士不就是北军保卫京城的卫士吗？这就是汉朝南北军的制度。”
臣按：三代的军队有固定的制度，在《周官》中可以考证。自从司马迁、班固的史书都不记载兵制，而这几句话附见于班固《汉书·刑法志》中，班固的意思认为兵是刑罚中最大的，如《虞书》所说“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而由皋陶掌管刑罚的意思。虽然帝世纯用德化而汉朝以战争得天下，难道能相提并论吗？于是使一代的兵制无处考证，令人感慨。再考证古代制度，王前朝后市而王宫在南，所以汉朝守卫宫殿的军队在城内称为南军，宫城的军队既然称为南军，那么京城的军队就称为北军，这是为了区别。本朝设置锦衣、旗手等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就是汉朝南军守卫宫殿的意思；设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就是汉朝北军保卫京城的意思。
汉朝征调士兵的制度，百姓年满二十三岁为正卒，一年担任卫士，两年担任材官骑士，练习射箭、驾驭、驰射、战阵；年满六十五岁衰老才得以免除成为平民，回到乡里从事农业。
还有三种更役，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代正卒没有固定的人，人人都轮流担任，一个月一换，称为更卒。
如淳说：“卒更是指亲身供给正役，践更是指出钱雇佣代替服役的人，过更也是出钱雇佣，不亲自服役的人将钱交给县官用来供给代替服役的人。”臣按：以上汉朝一代军制的大概都具备于此。
《唐书·兵志》说：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而军队的大势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盛世时有府兵，府兵后来废除变为广骑，广骑又废除变为方镇的军队，到了末期，强臣悍将的军队遍布天下，而天子也在京城自置军队，称为禁军。
臣按：唐朝一代军制的大概都具备于此。
府兵制度，起自西魏、后周而在隋朝完备，唐朝兴起沿袭它。武德初年，开始设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统领，将关中分为十二道，每道都设置府，三年后改道为军，每军设置将、副各一人，由车骑府统领，六年废除十二军，不久又恢复，每军设置将军一人，每军有坊设置主一人。太宗贞观十年，总共设置折冲府，天下十道，设置府六百三十四，都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一个，都隶属于诸卫。
杜牧说：“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军队，驻扎在外则叛乱，韩信、黥布、七国、安禄山、仆固怀恩就是这样；驻扎在内则篡位，董卓、王莽、曹操、司马懿就是这样。要使外不叛乱、内不篡位，军队不离散，没有自焚的祸患，将领保全颈领，没有烹狗的谕令。古今以来，法术最长久的，就是设置府兵建立卫所吧？”
欧阳修说：“古代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其兴亡治乱未尝不以德行为根本，而从战国、秦汉以来，很少不以兵力取胜，军队难道不是重大的事情吗？然而他们因时制宜变化，为了苟且趋利图便，以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察其
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蓄财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译法律制度虽然可以在一时适用，但不足以施行于后世的却很多，只有唐朝建立的府兵制度颇有值得称赞之处。大概古代的兵法起源于井田制，自从周朝衰微、王制崩坏且不再恢复，直到府兵制才将军事寓于农业之中，其居住、教育、积蓄财物以备战事、行动休息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代的制度，但大体上把握住了其主旨，这正是唐高祖、唐太宗之所以昌盛的原因。
臣按：史谓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源也。呜呼，太宗远矣，而子孙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后之世主其于祖宗之法固不可轻改，而于兵尤当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号“长从宿卫”，明年更号曰“广骑”。
臣按：欧阳修谓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盖以唐之子孙骄弱，不能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屡变其制，驯致于天子弱而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以为措置之势使然。呜呼，兹岂独势之使哉，盖亦人谋之不臧也。
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渐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为之。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诱戍卒以缯帛寄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戍卒还者十无一二，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张说募长征兵谓之广骑，李林甫为相，又奏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见府兵之善，三代以后所仅见者也。盖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所顾惜者，然后不敢恣肆，有所系累者然后不肯弃舍，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废而兵农遂分而不可复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废，李泌当上陵下替之时，思欲复之，然终不能复，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两河略定，萧俯、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兵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无兵备，宁备而无用，不可欲用而无人，此国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炼，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且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班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而无所施于其间。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剌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神宗更制，联比其民以为保甲，崇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群盗，其初兵不满万，光、宁以后募兵虽众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军制具于此。臣尝因汉、唐、宋之军制而论之，汉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鉴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师，然亦多因其旧，本朝虽接元之后，而未尝因元之旧，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简略，不可为法故也。我
译臣按：史书说府兵制的设立，是在太平无事时让士兵在田野耕作，轮到值勤的士兵只是宿卫京城罢了。如果四方有战事，就任命将领出征，战事解除就立即罢兵，士兵散归各府，将领返回朝廷，所以士兵不脱离生产，将领没有掌握重兵的权力，这是用来防微杜渐、断绝祸乱根源的方法。唉，太宗的时代已经远去了，而子孙不能坚守，唐朝于是因此衰败以至于灭亡，后世的君主对于祖宗的法度固然不可轻易更改，而对于兵制尤其应当更加慎重。
凡是百姓年满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除兵役，其中能骑马射箭的称为越骑，其余的分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自从高宗、武后时期天下长久不用兵，府兵的法度逐渐败坏，轮值服役更替大多不按时令，卫士渐渐逃亡隐匿，到这时更加耗散，宿卫兵力不足，宰相张说于是请求全部招募士兵宿卫。十一年，选取京兆、蒲、同、岐、华五地的府兵以及平民，并增加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人，号称“长从宿卫”，第二年改称为“广骑”。
臣按：欧阳修说设置军队是为了制止动乱，等到弊端出现时反而足以造成动乱，更严重的甚至困竭天下财力来供养动乱，于是导致灭亡。这是因为唐朝的子孙骄纵软弱，不能谨慎遵守高祖、太宗的法度，屡次变更制度，逐渐导致天子衰弱而藩镇强大，唐朝于是因此灭亡，认为是因为处置形势造成的。唉，这难道仅仅是形势造成的吗？大概也是人的谋划不善的缘故。
德宗与李泌商议恢复府兵制，李泌于是向皇上历数府兵兴起和废弛的原因，并且说：“府兵平时都安心于农田，每府有折冲都尉统领，折冲都尉在农闲时教习战阵，国家有战事征发时就用符契下达给州和府参验，征发到约定的地方后由将帅检阅，有教习不精通的处罚折冲都尉，严重的处罚刺史。军队回来赐予勋位增加赏赐，就近道解散，出发的人近的不过时，远的不超过一年。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谋吐蕃，于是开始有长期戍守的差役。武后以来太平日子长久，府兵逐渐堕落，被人轻视，百姓以当兵为耻。又牛仙客靠积聚财富得到宰相之位，边将效仿他，诱导戍卒把缯帛寄存在府库，白天让他们苦役，晚上把他们关在地牢里，贪图他们死后没收他们的财产，戍卒回来的人十中不到一二，其残虐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不曾有外叛内侮、杀害主帅擅自专权的人，实在是因为留恋田园，害怕连累宗族的缘故。自从张说招募长征兵称为广骑，李林甫做宰相，又奏请招募人为兵，士兵不固定居住在土地，又没有宗族，不自我珍惜，忘身追求利益，祸乱由此产生，至今成为祸患。假使府兵的法度常存不废，哪有如此上凌下替的祸患呢？陛下想恢复府兵，是国家的福气，太平的日子就要到了。”皇上说：“等平定河中后再和你商议。”
臣按：李泌这番话可以看出府兵制度的好处，是夏商周三代以后很少见的。大概有固定产业的人有恒心，有所顾惜的人，然后才不敢肆意妄为，有所牵挂的人然后才不肯抛弃，凡是百姓都这样，而士兵尤其如此。自从井田制废除后兵农就分离而不能再复合，只有唐朝府兵制度稍微接近古代，然而实行不久就废除了，李泌在上凌下替的时候，想要恢复它，然而终究不能恢复，真是令人感慨啊。
穆宗刚即位时，两河地区大致平定，萧俯、段文昌认为天下已经太平，逐渐应该裁减军队，请求秘密诏令天下兵镇，有兵的地方每年一百人中限定八人逃亡或死亡。穆宗正沉溺于宴乐，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军士脱离名册的很多，都聚集在山泽中做强盗，等到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召逃亡的士兵都聚集起来，诏令各道军队讨伐他们，各道军队既然少了，都临时招募乌合之众。
臣按：平安时不忘记危险，天下不可一天没有军事防备，宁可防备而不用，不可想用却没有人，这是国家的大戒律。
宋朝的兵制大概有三种，天子的卫兵用来守卫京城、准备征伐戍守，叫做禁军；各州的镇兵用来分配差役，叫做厢军；从户籍中挑选或招募，让他们团结训练，用来在所在地防守，就叫做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度始于建国初期，并且登记塞下之人，团结作为藩篱之兵，后来分队伍，给旗帜，修缮营堡，准备器械，一律按照乡兵的法度。
太祖从军队中起家，拥有天下，收取四方精锐士兵列营在京畿，以备宿卫，分班屯戍，以捍卫边疆。当时将帅之臣入朝奉命，凶暴之民收编入军籍，虽然有桀骜不驯的人也没有地方施展。咸平以后，太平日子长久，武备逐渐宽松，仁宗时期，西部士兵招募太多，将领骄横士兵懒惰，白白耗费国家费用。神宗更改制度，联合百姓作为保甲，崇宁、大观年间增加名额日益广泛而缺乏精锐。建炎南渡，收编士兵、招抚群盗，起初士兵不满一万，光州、宁州以后招募士兵虽然众多而领土日益缩小。
臣按：宋朝一代军制都在这里了。臣曾经根据汉、唐、宋的军制来论述，汉朝的材官沿袭秦朝设置，唐朝的府兵沿袭隋朝建立，宋朝人鉴于五代的过失而集中兵力于京城，然而也多沿袭旧制，本朝虽然承接元朝之后，却未曾沿袭元朝的旧制，为什么呢？元朝兴起于北方沙漠，兵制简略，不可作为法度所以如此。我
祖宗得国之初，在内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番上宿卫，无所隶属，而京城之卫分属五军都督府，遇有征行则调发之。今天下都指挥使司凡十六处而为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广添一行司为五焉，内外卫凡若干处，其所设军士俱有定数，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一百十二名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卫分军数或有多寡，而千百户所统则一，每一百户内总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领钤束以成队伍，此则本朝军伍之制也。窃考历代兵制，前后多有变更加减，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盖前代之制多因胜国之旧，或临时制宜，或因时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处置、臣子之建请，惟我圣祖久历戎行，洞烛古今之利病，断自宸衷，制为画一之法，可以经久，遵行万世无弊。故自开国至今百有余年矣，圣子神孙恪守成规，以为宗社不拔之基，其间固有军伍悬空之处、将领积多之患，惟在设法填补调停之则尽善矣。
译祖宗在取得天下之初，在京城内部设立锦衣卫等上十二卫来保卫皇宫禁地，设立留守卫等四十八卫来保卫京城。上十二卫属于亲军指挥使司，轮流值班宿卫，不隶属于其他机构；而京城的各卫则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遇到需要出征时便调发他们。如今天下的都指挥使司共有十六处，其中作为行都司的有四处，最近又在湖广增设一处行都司，共为五处；内外的卫所共有若干处，所设置的军士都有固定数额，大抵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卫所分辖的军人数目或多或少，但千户所和百户所的统辖编制则是一致的，每一百户内设有总旗二名、小旗十名，负责管领约束以组成队伍，这就是本朝军队的制度。我私下考察历代兵制，前后多有变更增减，只有今日确立的制度一定下来，百世不变，这是因为前代的制度大多沿袭前朝的旧制，或者临时制宜，或者因时补救弊端，往往都是出于有关部门的处置、臣子的建议，只有我圣祖长久经历军旅生涯，透彻洞察古今利弊，独自决断，制定为统一划一的法规，可以经久适用，遵行万世没有弊端。所以自从开国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圣明的子孙恪守成规，将其作为国家不可动摇的基础，其间固然有军额空缺之处、将领过多的隐患，只要设法填补调停，那就尽善尽美了。
苏轼应诏作策，别其一曰定军制：“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恐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是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且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馈运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
臣按：苏轼此策于汉、唐、宋军制之得失了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论之，宋之禁军不如汉之践更，汉之践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复，必欲复古之渐以壮国势、以省国费，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变者，何也？盖府兵之制，无事则番上宿卫京师，有事则调发出征四远，虽曰寓兵于农，暇则耕稼，然军府杂郡县之中，士卒混编民之内，其他徭役科征未能尽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废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时，非法征求分外驱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终不能以无弊也。设使当时知其弊之所在，补其罅、举其偏而振其所废坠，虽至今存可也。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盖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耐辛苦、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者，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唐自天宝末失此地，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营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有敢窥者。必欲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由牧此言观之，则今日京畿之形胜、物力，天下莫敌焉可知已。彼区区叛将以逆犯顺，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师，况居万乘之尊、有万方之众而又据形势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余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备不无少弛，往时一卫以五千六百名为率，今一卫有仅及其半者，甚则什无二三焉，朝廷非不时加整饬，岁遣御史分部清句，而法司亦往往谪有罪者戍边，然终不能复国初之旧。臣愚过为远虑，窃恐自兹以后日甚一日，失今不图，恐后愈难于今矣。请于国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别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变其常制，不识可乎，请试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实居辇毂之下，所辖十七州八十九县，若见丁尽以为兵，可得四五十万，使今日京辅之间有此劲兵，则国势自尊、国威自壮，视彼列屯坐食之众、游手豢养之徒盖有间矣，万一臣言有可采者，请敕大臣集议，若于旧制无碍、治体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计知治体之臣专主其事，讲求利害，的然有利而无害，然后见之施行。
译苏轼应诏撰写策论，其中有一条题为“定军制”，说道：“过去汉朝的制度，有践更的士兵而没有屯田的军队，虽然都出自农夫，但当他们当兵时，却不知道农夫的事，因此郡县没有常设驻屯的军队，而京城也不过只有南北军、期门、羽林罢了。边境发生战事，诸侯出现变故，都用虎符调动郡国的军队，等到事情平息、军队休整后，就涣然各自恢复原状，所以他们的军队虽然不懂农业，但天下不至于衰败，是因为军队不曾聚集。唐朝拥有天下，设置十六卫府兵，天下的军府有八百多处，而屯驻在关中的多达五百处，然而这些军队在无事时就努力耕种并积蓄粮食，不仅足以自给自养，而且足以增加官府的储备，所以军队虽然聚集在京城，但天下也不至于衰败，是因为军队不曾无事而白吃。现在天下的军队不耕种而聚集在京城附近的有数十万，都依赖官府供给，有汉唐的弊端而没有汉唐的好处，选取两者的偏颇之处兼而用之，因此同时承受两者的弊端而无法区分。天下的财富，近从淮甸远到吴楚，凡是舟车能到、人力能及的地方，没有不全部取来归于京城的，天下太平无事而赋税征收之厚已经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而三司的开支还担心不够用，这些弊端都起因于不耕种的军队聚集在内地而消耗四方缴纳的赋税。不仅如此，还有循环往来屯驻戍守在郡县的军队，都出自禁军，大的从藩镇府衙小到县镇，往往都有京城的军队，由此看来，这就是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由天子亲自守卫。况且费用没有比养兵更大的，养兵的费用没有比出征行军更大的，现在派出禁军戍守郡县，远的有数千里，除了每月的口粮和每年的供给外，又每天供应他们的草料粮食，三年轮换一次，去的人纷纷，来的人累累，虽然不过数百人为一批，但归结起来与数十万军队三年出征一次没有不同，农夫的力气怎能不枯竭，运送粮草的士兵怎能不疲惫。况且现在天下不曾有战斗的事，武夫悍卒没有功劳可以邀赏上级，然而都不能成为休息闲居无用的士兵，他们的想法是以为为天子出戍，因此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丰盛的食物，打开府库，搬运金帛，好像有所亏欠，一旦违背他们的意愿就想群起喧哗，这是为什么呢？”
臣按：苏轼这条策论对汉、唐、宋军制的得失了然明白，就这三者而论，宋朝的禁军不如汉朝的践更，汉朝的践更不如唐朝的府兵，三代的制度不能立即恢复，一定要逐步恢复古制以壮大国势、节省国费，都没有唐朝府兵那样尽善尽美。然而唐朝实行不到百年就中途改变，为什么呢？大概府兵制度，无事时轮班入京宿卫，有事时调发出征四方，虽然说寓兵于农，闲暇时耕种，但军府混杂在郡县之中，士卒混编在平民之内，其他的徭役科征未能完全免除，况且又承平日久，兵政废弛，轮班更替多不按时，非法征收额外驱役，这是制度设立并非不好，但实行久了终究不能没有弊端。假使当时知道弊病所在，弥补漏洞、纠正偏颇并振兴废弛的方面，虽然至今存在也可以。只有现在圣朝建国在幽燕直隶八府之地，大概是古代幽冀的区域，杜牧所说的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的地方，那里的人深沉鸷猛，多材力、重承诺、耐辛苦、重视五谷、根本在于兵矢，其他不能荡平的地方，又出产健马，劣等的马每天也能跑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唐朝自天宝末年失去此地，后来用尽天下的力量去经营它也不能得到尺寸之地，人们望着它像回鹘、吐蕃一样，没有敢窥探的。一定要使百姓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这是兵杀人没有止境。”从杜牧这话看来，那么今天京畿的形胜、物力，天下没有能敌对的可知了。那些小小的叛将以逆犯顺，如果得到地形的便利尚敢抗拒王师，何况居于万乘之尊、拥有万方之众而又占据形势便利的人呢？文皇建都于此六十多年了，承平日久，百姓不懂军事，武备不免稍有松弛，过去一卫以五千六百名为标准，现在一卫有的仅达到其一半，严重的甚至十中没有二三，朝廷不是不时加以整饬，每年派遣御史分部清查，而法司也往往贬谪有罪的人戍边，然而终究不能恢复建国之初的旧貌。臣愚昧地过于长远考虑，私下担心从此以后一天比一天严重，失去现在不谋划，恐怕以后比现在更难了。请在国家常制之外，在京畿之中另外设立寓兵之法，采用唐朝人的意图而不拘泥其旧迹，顺应今天的便利而不改变常制，不知道可以吗，请试着说说。现在京畿八府，其中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实在位于辇毂之下，所辖十七州八十九县，如果现有的丁男都作为士兵，可以得到四五十万，让今天京辅之间有这样的劲兵，那么国势自然尊贵、国威自然壮大，看待那些列屯坐食的众多、游手好闲豢养的徒众大概有区别了，万一臣的话有可采纳的，请敕令大臣集议，如果对旧制没有妨碍、对治体有益、民情不违背，就委派有心计知治体的大臣专门主持此事，讲求利害，确实有利而无害，然后付诸施行。
每县因其原设里社制为队伍，一以所居就产为定，里社丁户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数，每一里百户分为二队，队五十名，立二总甲（视军卫总旗），每队分为五小甲，甲十名（视军卫小旗），又合十队为一都甲（视军卫千百户）而属之州县，州县属之府，其十年轮当之，里甲咸仍旧焉。凡民差役如皂隶、柴夫等类，科派如岁办、和买等类，一切蠲除之，岁惟养焉、纳粮二事，他赋役皆无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旧例，其兵籍每岁季秋一造籍，不以户而以丁，丁以二为一，单丁则合诸他，每丁自备军装器械如军伍制，有司岁时阅视，有不如度及顿坏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尪羸笃废者除其名，秋粮量减其额，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调运，岁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谓顺天等五府）之兵分属五军，州县各为教场，月一点操之，每府又辟平衍地为一大教场，孟冬农隙，兵部奏遣该府都督一员带领将率于此召集民兵，依京场操练，分命御史监督之而纠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马政，工部遣官阅兵器，事竣各具实开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调（又见“京辅之屯”条）。所谓养马之政，计村庄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马厩，不及数者合诸其邻，每三丁备一种马（俗所谓骡马），并力养之，昼则分牧，夜则合饲，择其中有物力材干之人立为群长，每春种时督其民计丁种粟取秆、种豆取料，至秋成时按亩以收，预为仓场，积草料于近厩之地，以为牧养之费，民无地者官给之，凡境中原额草场为势家奏取为庄田者一切查理还官，分给于民，非但养马兼蓄驴骡以为驾车运递之用，孳生之马有壮健者，印烙毕即俵散壮丁，俾其骑操，官时点视，有疲损者罪其人。如此，则国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马矣（详见“牧马之政”条）。或曰五郡切近京师，应内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罢免，从何措注？请下各部查勘，顺天等五府每岁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计该费若干，然后行下户部，计算天下秋粮、夏税、盐钞、坑冶、课程等项名色之数，岁入凡几何，旧积凡几何，经费之外、预备之余，酌量多寡足以备用无阙，其有羡余者别为收贮，以为此五郡雇役之直、买物之费。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为计工定直，出此钱雇闲民以代之当（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钱于民，今取于官，凡雇民役必先使之当过，然后逐月予直，如当过正月于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岁各办物料，官为先事计算，出此钱随时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宽民力以足兵备，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实用，官吏不多科扰民矣。然则国计仅足不能有余，则如之何？曰设法措置，随时通融，损有余以补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约计顺天一府一岁所费不过用二十万，其余每府不过十万或五七万耳，土宇之广、民物之众，国家岁入夏秋税粮见今二千六百二十三万余，其他盐粮、课钞亦不下千万之数，捐此五六十万之赀以宽今日畿甸之民，以复古人府兵之制，以壮国势，以张国威，内以固京师、外以慑夷狄，其于国计亦无大损。或曰昔宋韩琦剌民兵于陕西，亦谓得唐府兵法，而司马光六上章以为不便，其后不十年果以之运粮戍边大为民害，皆如光所言，窃恐既籍民为兵之后，而州县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为此议，惟仍州县之旧，而不属之军卫，所谓点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频数也，农隙教战，朝委将帅，惟于冬月一行，必与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调运，惟于三时农事之隙开通沟洫、筑堤引水以备旱涝，或修筑京城以为急切之备，或干运京储以实近边之阙，除此之外不许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优闲，如出汤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国恩沦肌彻髓，其欢欣鼓舞、铭刻思报为何如哉？此法傥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费，内可以壮中国之势、
译各州县依据原有的里社制度编组队伍，一律以居民所在的产业所在地为准。若某里社的丁口户数不足，则从户数少的地方移补到户数多的地方，使其整齐有序、数目固定。每一里一百户分为两队，每队五十人，设立两名总甲（相当于军卫中的总旗）；每队又分为五个小甲，每个小甲十人（相当于军卫中的小旗）；再将十队合并为一个都甲（相当于军卫中的千百户），隶属于州县，州县隶属于府。实行十年轮换制，里甲制度仍沿袭旧例。凡是民差役如皂隶、柴夫等类，以及科派如岁办、和买等类，一律免除。每年只保留养马、纳粮两件事，其他赋役一概没有。民籍仍按旧例每十年造册一次，兵籍则每年秋季九月造册一次，不按户而以丁口计算，每两个丁口编为一组，单丁则与其他丁口合并。每个丁口自备军装器械，如同军队制度。官府每年定期检阅，凡是不符合标准或损坏严重的，予以更换。民年二十二岁入籍，五十八岁免除役务，体弱多病或残疾者除名。秋粮酌情减免额度，有的减三分之一，有的减五分之二。士兵不轮番戍守，粮食不调运，每年十月将兵籍上报兵部。五郡（指顺天等五府）的士兵分属五军，州县各自设立教场，每月进行一次操练。每府又开辟平坦开阔之地作为大教场，农历十月农闲时，兵部奏请派遣该府都督一人，带领将领在此召集民兵，按照京城教场的标准进行操练，分别命令御史监督并纠察不合规范者。兵部派遣官员校阅马政，工部派遣官员检阅兵器，事情结束后各自如实奏报。遇到征调出行，则按名册起调（另见“京辅之屯”条）。所谓养马的政策，计算村庄中民居五十家以上的设立一个马厩，不足此数的合并邻近村庄，每三个丁口配备一匹种马（俗称骡马），合力饲养。白天分散放牧，夜晚集中喂养。选择其中有财力才干的人担任群长，每年春耕时督促百姓按丁口种植粟米取秸秆、种植豆类取饲料，到秋收时按亩收割，预先设置仓场，将草料堆积在马厩附近，作为牧养的费用。百姓无地的，由官府提供。凡境内原额定的草场被权贵奏请改为庄田的，一律查究归还官府，分给百姓。不仅养马，还蓄养驴骡用于驾车运输。孳生的马中健壮者，烙印完毕后即分配给壮丁，让他们骑乘操练。官府时常点验，有疲弱损坏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样，国家不仅得到了士兵，而且拥有了战马（详见“牧马之政”条）。有人问：五郡紧邻京师，是内外各种需求物资的来源、各种劳役的汇聚之地，现在全部罢免，从哪里筹措费用？请下令各部查勘，顺天等五府每年夫役多少、物料多少，总计费用多少，然后行文户部，计算天下秋粮、夏税、盐钞、坑冶、课程等各项名目的数额，年收入总共多少，旧有积蓄总共多少，在经费之外、预备之余，酌情多寡足以备用而无短缺，若有盈余则另行收贮，作为这五郡雇佣役夫、购买物品的费用。凡是这五郡常年需要的夫役，官府计算工价，拿出这笔钱雇佣闲民代替服役（这就是宋代的雇役法，但宋代是从百姓那里取钱，现在是从官府取钱，凡是雇佣民役必须先让他们服役，然后逐月支付工钱，如正月服役则在二月朔日支付）；凡是这五郡每年各自办理的物料，官府事先计算，拿出这笔钱随时估价代替购买。这样，不仅宽缓民力以充实兵备，也可以收容市井游手好闲之人，而官府所需之物都能得到实用，官吏也不会多科扰民了。然而如果国家财政仅够使用而不能有余，那该怎么办？回答说：设法筹措，随时通融，损有余以补不足，捐弃不急之务以充实所需。大致计算顺天一府一年花费不过二十万，其余每府不过十万或五六万。国土广大、民物众多，国家每年夏秋税粮现在有两千六百二十三万余，其他盐粮、课钞也不下千万之数，捐出这五六十万的费用来宽缓今日京畿百姓，恢复古代府兵制度，壮大国势，张扬国威，对内巩固京师，对外震慑夷狄，对于国家财政也没有太大损失。有人说：从前宋代韩琦在陕西招募民兵，也称是效法唐代府兵制，而司马光六次上章认为不便，后来不到十年果然因此运粮戍边，成为百姓大害，都如司马光所言。我担心既然将百姓编入兵籍，而州县科差依旧，既承受官府的役务，又有征戍的痛苦，百姓更加难以忍受。我提出这个建议，只是沿袭州县旧制，而不隶属军卫，所谓点操每月只进行一次，不像宋代保甲那样频繁。农闲时教战，朝廷委派将帅，只在冬季进行一次，必定与御史一同前往。士兵不轮番上京，粮食不调运，只在春夏秋三季农事闲暇时开通沟渠、筑堤引水以防旱涝，或者修筑京城以作紧急防备，或者运输京城储备以充实近边缺口，除此之外不许其他役务，有其他役务的必定治罪。况且这五郡百姓差役繁重，生活困苦到了极点，一旦得到这种优闲，如同从汤火中逃出而进入清爽之地，上感激国恩深入骨髓，其欢欣鼓舞、铭刻思报的情景会怎样呢？此法如果施行，不仅可以充实兵源，也可以节省费用，对内可以壮大中国之势、
外可以慑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随时制宜、补偏起废，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贤辅焉。
译对外可以震慑外族之心，法令既定，施行日久便成为习俗，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纠正偏差、振兴废弛，还有待于日后的良臣贤辅来完成。
以上军伍之制
卷一一八
▲宫禁之卫
《周书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长）、常任（任事公卿）、准人（守法有司）、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
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皆任用之所当谨者。周公于是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恤者鲜矣。言五等官职之美，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蔡氏谓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盖侍御仆从中近臣之长也。周公戒成王，乃以之与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并称为官职之美，而叹夫知忧其得人为鲜，何也？先儒谓职重者有安危之寄，职亲者有习染之移，其系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观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辅弼、侍从之臣不可不得其人，则虽扈从、侍卫之人亦皆不可不得其人也，一不得人则知治体、赞王化者必深以为忧焉。
《周礼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四时也）比（校也）宫中之官府（谓官府之在宫者）次（次所以待直宿）舍（舍所以待休沐）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夕击柝（以两木为机以警夜）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时禁，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察也）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祭祀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
吴澂曰：“宫正，宫中长也。戒令纠禁者，戒其怠忽，纠其缓散，令之使有为，禁之使勿为也。宫正时比之法者，为之版以待，则籍其名之多少，夕击柝而比则计其人之在否，国有祭祀、兵戎、丧纪之故则其比亦然。王宫有内外，内外严密不可不辨，启闭之际以时而禁，然后为之稽其功之见于绪者，纠其德之见于行者，几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邪淫怠之人则斥而去之，然后会其人使之什伍相联，则勉于道艺而教成矣。”又曰：“季春、季秋，火星出入之时，以木铎警众，使修夫火政。跸，止人清道之具。出称警，入言跸，跸止行者，宫正则执烛以为明。”
又曰：“宫庭内事固非执政大臣所当与，而属之天官何耶？自古国家危亡之患，多生于房闼，否则生于阉寺，夏商之亡、汉唐之衰，其祸以此。夫妇人女子与夫刑余之人，敢肆其奸以败人之国者，以其无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轨之心，一旦祸变，孰得而剪除之哉？如汉之窦武、何进，唐之李训、郑注、元载之徒是也。果丽于冢宰，则小大受制于执政大臣，常有所忌惮而不敢肆其恶，诚可以销患于未萌也。”
臣按：澂又言：“周自文王以来，王政先内治，当时侍卫、仆从罔匪正人，虽缀衣虎贲趣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临之，宫壸朝廷均为一体，非若后世之疏外廷而亲内竖也。夫宫正则属于冢宰，所以兼制内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纠禁行乎其间，养成君德。”如此，王业岂有不盛也哉？
宫伯（亦长也）掌王宫之士（卫士也）庶子（国子之倅）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廪禄）叙（才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
郑玄曰：“王宫之士，卿大夫之适子，庶子其支庶也。八次、八舍，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
王安石曰：“士庶子非王族则功臣之世，则贤者之类，王以自近而卫焉。故君臣国家安危一体，休戚一心，上下亲而内外察也。”
吕祖谦曰：“古者执戈戟以宿卫王宫皆士大夫之职，无事而奉燕私，则从容养德有膏泽之润；有事而司御侮，则坚明守义无腹心之虞。下至秦汉，陛楯执戟尚余一二，此制既废，人主接士大夫者仅有视朝数刻，而周庐陛枑或环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复古者当深绎也。”
臣按：周制，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则是王朝宿卫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来，用功臣子弟以为勋卫，盖亦此意。臣窃以为，今日宜广此
译以上关于军队编制制度的内容
卷一百一十八
▲宫禁的警卫
《周书·立政》篇记载：周公告诫成王说：“大王左右的大臣（治理百姓的长官）、常任（担任事务的公卿）、准人（执法的官吏）、缀衣（掌管服饰器物的官员）、虎贲（负责射箭驾车保卫的勇士）。”周公说：“唉，这些官职虽然美好，但懂得忧虑并悉心考察选拔合适人选的人太少了。”
蔡沈说：“掌管服饰器物的人叫缀衣，负责射箭驾车保卫的人叫虎贲，这些都是任用时需要谨慎对待的职位。周公因此叹息，说：这些官职虽然美好，但懂得忧虑并悉心考察选拔合适人选的人太少了。这是说这五等官职虽然美好，但懂得忧虑并悉心考察选拔合适人选的人很少。”
臣按：蔡氏说掌管服饰器物的人叫缀衣，负责射箭驾车保卫的人叫虎贲，大概是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中的长官。周公告诫成王，竟然把他们与大王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并称为官职的美好，而感叹懂得忧虑并悉心考察选拔合适人选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先儒说职位重要的人寄托着国家的安危，职位亲近的人容易受到习染的影响，这两者关系到天下的根本是一样的。由此看来，君王的左右，不仅是辅佐、侍从的大臣不能不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扈从、侍卫的人也都不能不得到合适的人，一旦不得其人，那些了解治国大体、赞颂王道教化的人一定会深深为此担忧。
《周礼·天官》宫正：掌管王宫的警戒命令和纠察禁令，按时校核宫中的官府（指在宫中的官府）次（次是用来等待值班住宿的地方）舍（舍是用来等待休息沐浴的地方）的人数多少，制作名册以备查考，晚上敲击木梆报警并校核人数。国家有变故，就命令士兵宿卫，其校核方法也同往常一样。辨别内外并按时禁止通行，考核他们的功绩，纠察他们的德行，察验他们的出入，平均他们的俸禄，驱逐那些淫乱懈怠以及行为奇邪的人，集合他们的什伍编制并教导他们道艺。春秋两季用木铎宣布火禁，凡是国家祭祀之事，在宫中、庙中清道时则执烛照明。
吴澂说：“宫正，是宫中的长官。警戒命令和纠察禁令，是警戒他们的怠慢疏忽，纠察他们的松懈散漫，命令他们有所作为，禁止他们有所不为。宫正按时校核的方法，是制作名册以备查考，那么登记他们名字的多少，晚上敲击木梆校核则计算他们的人是否在位，国家有祭祀、战争、丧事等变故时其校核方法也同往常一样。王宫有内外，内外严密不可不辨别，开门关门之际按时禁止通行，然后为他们考核显见于绪事的功绩，纠察显见于行为的德行，察验人的出入，平均人的俸禄，如果有奇邪淫怠的人就斥退驱逐他们，然后集合这些人使他们什伍相连，那么勉励于道艺而教育就成功了。”又说：“季春、季秋，火星出入的时候，用木铎警示众人，让他们修明火政。跸，是止人清道的器具。出称警，入言跸，跸是制止行人，宫正则执烛以为照明。”
又说：“宫廷内事固然不是执政大臣应当参与的，而归属于天官为什么呢？自古国家危亡的祸患，多产生于后宫，否则产生于宦官，夏商灭亡、汉唐衰落，其祸患就在于此。妇女女子与那些受过宫刑的人，敢于放纵奸邪以败坏国家，是因为他们不受制约而得以逞其不轨之心，一旦祸变发生，谁能剪除他们呢？像汉朝的窦武、何进，唐朝的李训、郑注、元载之类就是这样。如果隶属于冢宰，那么大小都受制于执政大臣，常有所忌惮而不敢放纵其恶，确实可以消患于未萌之时。”
臣按：吴澂又说：“周自文王以来，王政先治理内廷，当时侍卫、仆从没有不是正人君子的，即使是缀衣虎贲趣马这样微小的职位，也只寻求吉士，由大宰以大臣的身份统辖他们，宫闱朝廷均为一体，不像后世疏远外廷而亲近内竖。宫正隶属于冢宰，所以兼制内廷的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的警戒命令和纠察禁令行乎其间，养成君王的德行。”这样，王业岂有不兴盛的呢？
宫伯（也是长官）掌管王宫的卫士（卫士）庶子（国子的副职）凡在名册（名籍）上的人，掌管他们的政令，执行他们的俸禄（廪禄）等级（才等），安排他们的徒役之事，授予八次、八舍的职事，如果国家有大事发动宫众就命令他们。
郑玄说：“王宫的卫士，是卿大夫的嫡子，庶子是其支庶。八次、八舍，是保卫王宫的，必定居于四角四中，在巡逻警戒方面方便。”
王安石说：“士庶子如果不是王族就是功臣的后代，或者是贤者之类，君王让他们亲近自己以保卫自己。所以君臣国家安危一体，休戚一心，上下亲近而内外明察。”
吕祖谦说：“古代手持戈戟宿卫王宫的都是士大夫的职责，无事时奉侍燕私，就从容养德有膏泽之润；有事时司御侮，就坚明守义无腹心之虞。下至秦汉，陛楯执戟尚余一二，此制既废，人主接见士大夫者仅有视朝数刻，而周庐陛枑或环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复古者当深绎也。”
臣按：周制，宫伯掌管王宫的卫士庶子凡在名册上的人，那么王朝宿卫之人都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祖宗以来，用功臣子弟以为勋卫，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臣私下认为，今日宜广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