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四
、移风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风、雅、颂之正经常也。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夫妇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诗》之始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入兴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矣。”
译、移风易俗。
朱熹说：“先王是指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和周成王，这里指的是《国风》、《大雅》、《小雅》和《颂》中正统的常道。女子在家庭内部守正，男子在社会外部守正，这是夫妇之间的常道。孝是子女侍奉父亲的本分，敬是臣子侍奉君主的本分，《诗经》的创作，大多发端于男女之间，进而通达于父子、君臣的关系之中。因此先王用《诗经》来施行教化，使人们兴起善念并警戒过失，以此来引导夫妇之间的常道，成就父子、君臣之间的大道。三纲既已端正，那么人伦关系就会深厚，教化就会美好，风俗也就随之改变了。”
臣按：先儒谓夫妇之经者孝敬之成也，盖天下之道只从夫妇中出，而夫妇之道又只从中正中来，以此气象事亲则成孝，事君则成敬，由是而人伦厚、教化美、风俗移，皆出于《诗》之功用也。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朱熹曰：“此一条本出于《周礼》大师之官，盖三百篇之纲领管辖也。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风则十五《国风》，雅则大、小《雅》，颂则三《颂》也；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盖众作虽多而其声音之节、制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大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经而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讲说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朱熹曰：“风者，民俗歌谣之诗，如物被风而有声，又因其声以动物也。上以风化下者，《诗》之美恶其风皆出于上而被于下也。下以风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则在下之人又歌咏，其风之所自以讥其上也。凡以风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词，不以正谏而托意以谏，若风之被物，彼此无心而能有所动也。”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朱熹曰：“国异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统诸侯，故国国自为政；诸侯不能统大夫，故家家自为俗也。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动，而礼义者性之德也。动而不失其德，则以先王之泽入人者深，至是而犹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礼义固已多矣。”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体而象之之谓，《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则言王政之大体也。颂皆天子所制郊庙之乐歌，《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所谓四始也。《诗》之所以为《诗》者，至是无余蕴矣，后世虽有作者，其孰能加于此乎？邵子曰‘删《诗》之后，世不复有《诗》矣’，盖谓此也。”
臣按：先儒谓《诗》之作其来远矣，至夫子删《诗》则无余蕴，后世作者连篇累牍，学之者可以兴观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动天地、厚人伦、美教化乎？后人读之者又果可以达于政而专对乎？至于风云之状、月露之形则固无益于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导欲增悲则又非徒无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呜呼，后之有作者，当以三百篇为主而不为无实之虚言，虽其体制不皆尽合于古，而亦可以得古诗人之意之仿佛矣乎。
《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谓黄钟至无射六阳律也，大吕至应钟为六阴律，与之相间，故曰六间。”又曰：“六吕其为教之本末，犹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方悫曰：“诗所以言志，风所以从上，诗言之哀乐足以见民风之厚薄，民风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师陈诗焉。”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犹盖也）之，曰思无邪。”
朱熹曰：“《诗》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举大数也。思无邪，《鲁颂沄》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
译臣按：前代儒者说，夫妇之间的常道，是孝道与敬道的完成。因为天下的道理都从夫妇关系中产生，而夫妇之道又只从中正之道中产生。用这种中正的气象侍奉父母就成就了孝道，侍奉君主就成就了敬道。由此人伦关系变得深厚，教化变得美好，风俗得以移易，这都是出于《诗经》的功用。
所以《诗经》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
朱熹说：“这一条本出自《周礼》中大师的职官记载，是三百篇的纲领和统辖。风、雅、颂是声乐分类的名称，风指十五《国风》，雅指《大雅》和《小雅》，颂指三《颂》；赋、比、兴则是创作风、雅、颂的体式。赋是直接陈述其事，比是用彼物来比喻此物，兴是借托外物来引发辞意。虽然众作很多，但其声音的节拍、创作的体式不外乎这六者，所以大师教导国子，必定让他们用这六者作为经线和纬线交织起来，那么凡是《诗经》的节奏、旨趣，都将不需要讲解说明，直接吟咏就能领会了。”
上位者用风化来教化下位者，下位者用风来讽刺上位者，注重文辞而委婉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所以叫风。
朱熹说：“风是民俗歌谣的诗，就像物体被风吹动而发出声音，又因为它的声音来感动物体。上位者用风化下位者，是指《诗经》中的美刺，其风气都出自上位者而施加于下位者。下位者用风讽刺上位者，是指上位者的教化有不善之处，在下位的人就歌咏，借风气所自出的地方来讥讽上位者。凡是用风来讽刺上位者的，都不直接针对政事，而注重文辞，不直接正谏，而是寄托心意来劝谏，就像风吹拂物体，彼此无心而能有所感动。”
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弃、政教失当，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就产生了。
朱熹说：“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是指天子不能统辖诸侯，所以各国各自为政；诸侯不能统辖大夫，所以各家各自为俗。关于正变的说法，经文中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考证。”
所以变风抒发于情感，但止步于礼义。抒发于情感，是百姓的本性；止步于礼义，是先王的恩泽。
朱熹说：“情感是本性的发动，而礼义是本性的德行。发动而不丧失德行，是因为先王的恩泽深入人心，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人不忘。然而这话也只是大体如此，那些放纵逸乐而不止步于礼义的本来已经很多了。”
因此，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称为风；言说天下的事情，体现四方的风气，称为雅。雅就是正，是说王政之所以废兴的道理，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和《大雅》。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形容，用它来向神明报告成功，这叫做四始，是《诗经》的极致。
朱熹说：“形是体现和象征的意思，《小雅》都是王政的小事，《大雅》则言说王政的大体。颂都是天子制作的郊庙乐歌，《史记》说‘《关雎》的乱声作为风的开始，《鹿鸣》作为《小雅》的开始，《文王》作为《大雅》的开始，《清庙》作为颂的开始’，这就是所谓的四始。《诗经》之所以成为《诗经》，到这里就没有剩余的蕴意了，后世虽然有作者，谁能超过这个呢？邵雍说‘删定《诗经》之后，世间不再有《诗经》了’，大概就是指这个。”
臣按：前代儒者说，《诗经》的创作由来已久，到了孔子删定《诗经》就再也没有剩余的蕴意，后世作者连篇累牍，学习的人可以兴起、观览、群居、怨刺吗？使用的人可以端正得失、感动天地、厚植人伦、美化教化吗？后人读它又果真可以通达政事而专门应对吗？至于风云的状态、月露的形状，本来就对世事没有益处，如果是哀伤淫靡、愁怨之情，引导欲望、增加悲伤，那就不仅仅是没有益处了。邵雍的话，警示人很深啊。唉，后世有创作的人，应当以三百篇为主，而不说没有实质的虚言，虽然其体制不一定都完全符合古制，但也大致可以领会古诗人意旨的仿佛了。
《周礼》：大师教导六诗，叫风、叫赋、叫比、叫兴、叫雅、叫颂，以六德作为根本，以六律作为音律。
朱熹说：“六德，是中、和、祗、庸、孝、友。六律，是指黄钟到无射六个阳律，大吕到应钟为六个阴律，与阳律相间，所以叫六间。”又说：“六吕作为教化的根本和末节，还如同舜的心意。”
《王制》说：天子每五年巡视一次，命令大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
方悫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风是用来顺从上位的，诗中言语的哀乐足以看出民风的厚薄，民风的厚薄足以知道上位政令的得失，所以命令大师陈列诗歌。”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
朱熹说：“《诗经》三百十一篇，说三百，是举大数。思无邪，是《鲁颂·泮水》篇中的词句。凡是诗中言语善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恶的，可以惩创人的逸志，其作用归结于使人得到情性的正而已，然而其言语微妙婉转，且有时各自因一事而发，寻求直指全体的，没有比这个更明白且详尽的，所以孔子说《诗经》三百篇
臣按：“思无邪”一言虽足以尽盖一《诗》之义，然学者须于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义，使无一之不尽，然后蔽以此三言以为诵《诗》三百之要，则可以言《诗》矣。苟颛颛然曰吾思无邪，而于古人之旨趣训诂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经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好口辅也）兮，美目盼（目黑白分也）兮，素（扮地）以为绚（采色画之饰也）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朱熹曰：“此逸《诗》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起犹发也。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
谢良佐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
杨时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孔子曰‘绘事后素’，而子夏曰‘礼后乎’，可谓能继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
臣按：子贡因论贫富之道而知学问之功，子夏则因论《诗》之绘事后素而知礼后之说，二贤者圣人皆谓其始可以言《诗》。先儒谓始字不可轻放过，谓如此触类而长，方才可以读书。然圣人于子贡则先呼其名而继以告诸往而知来者，于子夏则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继焉，盖此理隐然见于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蕴于胸中，因彼而有以发此，非善学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学《诗》尤为亲切，故圣人于此皆呼其名而致其亲切之训，学《诗》者其尚以二贤为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朱熹曰：“《关雎》，《周南》国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谓《关雎》之诗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谓乐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贤才至于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所谓哀而不伤也。学者玩其辞语、审其声音而原其性情之际，则亦有以识其所存所发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洪兴祖曰：“王者迹熄而《诗》亡，其存者缪乱失次，孔子复得之他国以归，定着为三百五篇，于是雅、颂各得其所。”
臣按：《诗》有三经，风、雅、颂，此言雅、颂而不及风者，先儒谓列国各有不正之声，庙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乐止言雅、颂。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程颐曰：“须是未读《诗》者授以政不达、使不能专对，既读《诗》便达于政、便能专对，始是读《诗》。”又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专，独也。《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
臣按：《诗》与《易》《书》《春秋》《礼》并为五经，其四经皆出自圣贤之制作删述，所以纪载圣君贤相、大贤君子之言行事功，
译臣按：“思无邪”这一句话虽然足以概括整部《诗经》的宗旨，但治学的人必须对三百零五篇逐一考究其含义，做到没有一篇不详尽理解，然后用这三句话作为诵读《诗经》三百篇的纲领，这样才可以谈论《诗经》了。如果专一地只说“我的思想纯正无邪”，而对古人的旨趣和训诂略不关心，却说自己通晓经义，这可以吗？
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绘画的事，是先有素底，然后才施彩色。”子夏说：“那么礼也是后于质朴的吗？”孔子说：“商啊，你能启发我，现在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朱熹说：“这是逸《诗》中的句子。说人拥有这种美好的资质，又加以华丽的装饰，就像在素白的底子上施加彩色一样。子夏怀疑它反过来说以素白为装饰，所以问关于绘画的事。后素，就是后于素白，《考工记》说‘绘画的事，后于素白的功夫’，意思是先用粉白作为质地，然后施加五彩，就像人有了美好的资质然后才可以加以文饰，礼必定以忠信为质地，就像绘画必定以粉白为先。起，就是启发。起予，意思是能启发我的志意。”
谢良佐说：“子贡因为谈论学问而懂得《诗经》，子夏因为谈论《诗经》而懂得学问，所以都可以和他们谈论《诗经》。”
杨时说：“甘味能接受调和，白色能接受彩色，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如果没有这种资质，礼就不会凭空实行，这就是‘绘事后素’的道理。孔子说‘绘事后素’，而子夏说‘礼后乎’，可以说能继承他的志意了。如果不是在言语意思之外有所领悟，能做到这样吗？商、赐可以和他们谈论《诗经》，就是因为这个。至于那些沉溺于章句末节的人，他们对待《诗经》就只是固守而已，所谓‘起予’也就是互相促进的道理。”
臣按：子贡因为谈论贫富的道理而懂得学问的功效，子夏则因为谈论《诗经》中“绘事后素”而懂得礼后于质朴的道理，这两位贤人，圣人都说他们开始可以谈论《诗经》了。先儒说“始”字不可轻易放过，意思是像这样触类旁通，才可以读书。然而圣人对子贡是先呼唤他的名字，接着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对子夏则是先说“起予”，接着呼唤他的名字，大概这道理隐约见于言外，因此可以由这一头得到那一头，这道理充沛蕴藏在胸中，因为那一头而有所启发这一头，不是善于学习的人不能做到，而用这种方法来学习《诗经》尤为亲切，所以圣人在这里都呼唤他们的名字而给予亲切的教诲，学习《诗经》的人还是应当以这两位贤人为榜样。
孔子说：“《关雎》快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害。”
朱熹说：“《关雎》是《周南》国风诗的第一篇。淫，是快乐过度而失去正道；伤，是悲哀过度而损害和谐。《关雎》这首诗，说后妃的品德适宜匹配君子，追求而没有得到，就不能没有寤寐反侧的忧虑，追求而得到了，就适宜有琴瑟、钟鼓的快乐，大概它的忧虑虽然深重但不损害和谐，它的快乐虽然盛大但不失去正道，所以孔子这样称赞它，想要学习者玩味它的辞句、审察它的音律，从而认识其情性的正道。”
臣按：先儒说《关雎》这首诗快乐于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就是所谓的乐而不淫；哀叹窈窕淑女、思念贤才，以至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就是所谓的哀而不伤。学习者玩味它的辞语、审察它的声音，并推究其性情之际，那么也就能够认识其所存所发的正道了。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使音乐得到校正，雅、颂各归其位。”
朱熹说：“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这时周礼还在鲁国，但《诗经》的音乐也颇残缺失序，孔子周游四方，参互考订以知晓其说法，晚年知道道终究不能实行，所以回来校正它。”
洪兴祖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经》消亡，留存下来的错乱失序，孔子从其他国家重新得到它带回来，编定为三百零五篇，于是雅、颂各归其位。”
臣按：《诗经》有三经，风、雅、颂，这里只说雅、颂而没有提到风，先儒说列国各有不正的声音，庙朝所不演奏，二《南》也只在房中使用，所以正乐只说雅、颂。
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程颐说：“必须是没读《诗经》的人，把政事交给他不能通达、出使不能独立应对，读了《诗经》就通达政事、就能独立应对，这才算是读了《诗经》。”又说：“穷究经义是为了应用，世上诵读《诗经》的人果真能处理政事而独立应对吗？那么他们所学习的不过是章句的末节罢了，这是学习者的最大祸患。”
朱熹说：“专，就是独自。《诗经》本于人情、涵盖物理，可以检验风俗的盛衰，看见政治的得失，它的言辞温厚和平，擅长讽喻，所以诵读它的人必定通达政事而能言善辩。”
臣按：《诗经》与《易经》《尚书》《春秋》《礼记》并列为五经，这四部经书都出自圣贤的制作删述，用来记载圣君贤相、大贤君子的言行事功，
惟《诗》之为诗则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妇欢悲怨怒之言，甚至淫佚悖乱之事亦或有之，顾使羁臣贱妾之辞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训并列以为经，呜呼！夫岂无其故哉？盖以人之生也，性情具于中，志趣见于外，必假言以发之也，言以发其心之所蕴，志有所抑扬言不能无短长，心有所喜怒言不能无悲欢，动于心而发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响，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此《诗》之所以作也。《诗》之作也，原于天理之固，有出于天趣之自然，作之者应口而出，声赋之者随宜而应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己之情，或由之以发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难显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从而理顺，声和而韵协，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谓义例也，又恶用训诂为哉？昔孔子既删《诗》以为经，而又时时雅言以教学者，有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尝以教其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则是《诗》之为用可以达政事、备问对、资言谈可见也。今观三百五篇而律以诸儒之章旨、训解，其间言及于政事之施、专对之用、言谈之助政不多，有间有一二剟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圣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取凡三书所引《诗》言观之，而又旁及于《礼记》中《学记》《乐记》《表记》《坊记》《缁衣》等篇，与夫《左氏春秋》、刘向《说苑》、《韩诗外传》诸书一一参考，然后知孔门读《诗》之法与后世拘于义例而局以训诂者异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学》凡十引《诗》，子思得曾子之传作《中庸》凡十二引《诗》，孟子学于子思作书七篇凡十二三引《诗》，究其旨义，多与诸儒所训解之《诗》意不全合，由是以观圣门教人读《诗》，必有所授受而出于义例训诂之外者，三子者相传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赋、汉儒之所说，盖亦非无所因者矣。后之学《诗》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传，据《论》《学》《庸》《孟》之所引，以为诵《诗》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本朱子此言以为读《诗》之常法；《诗》因于事，不迁事以就《诗》，事寓于《诗》，不迁《诗》以就事，不铢铢而析之，不寸寸而较之，取吕氏此言以为用《诗》之活法，夫如此其于孔门学《诗》之法其庶矣乎。虽然，未也，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子以“敬止”为无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训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读《诗》之法在随文以寻意，用《诗》之妙又在断章而取义也。学者诚以是而求诸三百五篇，则雅无大、小，风无正、变，颂无商、周、鲁，苟意会于心，言契乎理，事适其机，或施之政事，或发于语言，或用之出使，与凡日用施为之间，无往而非《诗》之用矣，固不拘拘于义例、训诂之末也。
译只有《诗经》作为诗歌，其中多有乡野民间、普通男女欢乐悲伤怨恨愤怒的言语，甚至淫乱悖逆的事情也偶尔存在，然而却使被贬谪的臣子、地位低下的妾室的言辞，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格言大训并列而作为经典，唉！这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因为人的生存，性情蕴藏于内心，志趣表现于外，必须借助言语来抒发。言语用来抒发内心所蕴藏的情感，志趣有所抑扬，言语就不能没有长短；内心有所喜怒，言语就不能没有悲欢。情感触动内心而从口中发出，有自然的理趣，有自然的音响，天机自动，天籁自鸣，这就是《诗经》产生的原因。《诗经》的产生，源于天理的固有，出于天趣的自然，创作的人随口而出，配乐的人随宜而用，有时用来抒发我不得不表达的情感，有时用来表达我无法言说的意思，有时借用来阐明我难以显白的事情，篇章不必有固定的句子，句子不必有固定的字数，言语顺从而理路通畅，声音和谐而韵律协调，这样就达到了，本来没有什么所谓的义例，又哪里需要训诂呢？从前孔子删定《诗经》作为经典，又常常用雅正的语言来教导学者，曾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又曾用来教导他的儿子说“不学《诗经》，就无法说话”，那么《诗经》的用途可以通达政事、准备应对、辅助言谈，由此可见。现在看三百零五篇，用诸儒的章旨、训解来衡量，其中涉及政事的施行、应对的用途、言谈的帮助，并不多，偶尔有一两处摘取而运用，也自有限制，不知道圣人为什么这样说。等到考察《大学》《中庸》《孟子》的书，选取这三本书所引用的《诗经》语句来看，又旁及《礼记》中的《学记》《乐记》《表记》《坊记》《缁衣》等篇，以及《左氏春秋》、刘向《说苑》、《韩诗外传》等书一一参考，然后才知道孔门读《诗经》的方法与后世拘泥于义例而局限于训诂的不同。曾子阐述孔子的意思作《大学》，共十次引用《诗经》；子思继承曾子的传授作《中庸》，共十二次引用《诗经》；孟子师从子思作书七篇，共十二三次引用《诗经》，探究其旨义，大多与诸儒所训解的《诗经》意思不完全吻合，由此看来，圣门教人读《诗经》，必定有所传授而出于义例训诂之外，这三位先师相传必定有所本，而左氏所赋、汉儒所说，大概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后来学习《诗经》的人，一定要以孔、曾、思、孟所传授的为根本，依据《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引用的，作为诵读《诗经》三百篇的方法。因此，用章句来统领，用训诂来记录，用讽咏来发扬，用涵濡来体悟，在性情隐微之间观察，在言行枢机之初审视，以朱子这话作为读《诗经》的常法；《诗经》因事而作，不改变事情来迎合《诗经》，事情寓于《诗经》，不改变《诗经》来迎合事情，不逐字逐句地分析，不寸寸地比较，取吕氏这话作为用《诗经》的活法，像这样对于孔门学《诗经》的方法，大概差不多了吧。虽然如此，还不够，子贡因论学而知道《诗经》，子夏因论《诗经》而知道学，“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用来阐明上下一理的精微，《旱麓》的章旨果真如此吗？“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子以“敬止”为无不敬而安所止，后来的训解又为什么不如此呢？由此知道读《诗经》的方法在于随文以寻意，用《诗经》的妙处又在于断章取义。学者如果以此求索于三百零五篇，那么雅没有大、小之分，风没有正、变之别，颂没有商、周、鲁之异，只要心意领会于心，言语契合于理，事情适应其时机，或施行于政事，或发于语言，或用于出使，以及在一切日常施为之间，无处不是《诗经》的用途，本来不局限于义例、训诂的末节。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朱熹曰：“小子，弟子也。兴谓感发志，意观谓考见得失，群谓和而不流，怨谓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备，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
臣按：先儒谓《论语》之及《诗》者多矣，而惟此章为备，学者苟于此尽心焉，则有以感发其志意而为善不懈，有以考见其得失而于事无惑，和而不流以处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处人伦之变，孝父忠君而于人伦之大者无愧，博物洽闻而于一物之小者不遗。《诗》之为益不既多乎？其为益之多如此，学者所宜尽心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朱熹曰：“为犹学也。《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谓《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学《诗》者自此入，而修齐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与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夫《诗》，皆明穷经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蒙问曰：“《诗》云‘普（遍也）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循也）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字也）害辞（语也），不以辞害志，以意逆（迎也）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独立之貌）遗（脱也）’，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程颐曰：“举一字是文，成句是辞。”张载曰：“知《诗》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读《诗》之法也。”
朱熹曰：“《诗》，《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诗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为独使我以贤才而劳苦乎？非谓天子可臣其父也。《云汉》，《大雅》篇名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又曰：“意谓己意，志谓诗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迟速不敢自必而听于彼也。”
《史记》曰：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
孔颖达曰：“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间亦未必皆可施之礼义者，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
程颐曰：“古之人幼而闻歌颂之声，长而识美刺之意，故人之学田《诗》而兴。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之义，后学岂能兴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诗，盖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继之以文王之诗。”又曰：“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
张载曰：“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诗》，涵泳从容则忽不自知而自解颐矣。”又曰：“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无艰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则思远以广，愈艰则愈浅近矣。”
谢良佐曰：“学《诗》者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咏以得之。”
又曰：“君子之于《诗》，非徒诵其言，又将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将以考先王之泽。盖法度礼乐虽亡，于此犹能并得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又曰：“《诗》须讽咏以得之，古《诗》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
译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社会风俗的盛衰，可以合群相处，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朱熹说：“小子，指弟子。兴，指感发志意；观，指考察得失；群，指和而不随波逐流；怨，指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具备，其剩余部分又足以帮助增长见识，学习《诗》的方法，这一章已经说尽了，读这部经典的人应当尽心体会。”
臣按：前代儒者说《论语》中提及《诗》的地方很多，但只有这一章最为完备。学者如果在这里尽心体会，就能感发志意而向善不懈怠，能考察得失而对世事不迷惑，能和谐而不随波逐流以应对日常群居生活，能怨而不怒以应对人伦变故，能孝顺父亲、忠诚君主而对人伦大道无愧疚，能博学多闻而对细微事物不遗漏。《诗》的益处难道不是很多吗？它的益处如此之多，学者应当尽心体会。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
朱熹说：“为，就是学习的意思。《周南》《召南》，是《诗》开头篇章的名称，所说的都是修身齐家的事。正对着墙壁站立，是说即使在那最近的地方，也看不见一样东西，迈不出一步。”
臣按：前代儒者说《诗》有两《南》，就像《易经》有乾坤，学习《诗》的人从这里入门，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从这里产生。这一章与“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夫《诗》”，都阐明了穷究经义以应用于实际的大道。
《孟子》记载：咸丘蒙问道：“《诗》中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而舜既然已经是天子了，请问他的父亲瞽瞍不是天子的臣民，这怎么解释呢？”孟子说：“这首诗，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忙于王事而不能奉养父母，说‘这些莫非都是王事，唯独我贤能而劳苦’。所以解说《诗》的人，不因文字而损害词句的意思，不因词句而损害作者的志意，用自己的心意去迎取作者的志意，这才算是读懂了。如果只拘泥于词句，那么《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相信这话，那就是周朝没有遗留的百姓了。”
程颐说：“举一个字是文，构成一句是辞。”张载说：“了解《诗》没有人比得上孟子。以意逆志，是读《诗》的方法。”
朱熹说：“《诗》，是《小雅·北山》中的篇章。作诗的人自说天下都是天子的臣民，为什么唯独让我因为贤才而劳苦呢？不是说天子可以把父亲当作臣民。《云汉》，是《大雅》中的篇名。说读《诗》的方法，不可以因为一个字而损害一整句的意思，不可以因为一整句而损害设辞的志意，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迎取作者的志意，才能懂得。如果只拘泥于词句，那么就像《云汉》所说的，周朝的百姓真的没有遗留的种类了，只有以心意去迎取，才知道作诗者的志意在于忧虑旱灾而不是真的没有遗留的百姓。”又说：“意，指自己的心意；志，指诗人的志意。逆，是迎接的意思，其到来与否、快慢不敢自己肯定，而是听任于对方。”
《史记》说：古代《诗》原本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去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
孔颖达说：“按照《书传》所引用的诗，现存的很多，散佚的很少，那么孔子所收录的不可能删去十分之九，司马迁的话不可信。”
朱熹说：“三百零五篇其中也未必都可以施行于礼义，只是保存其真实情况作为鉴戒罢了。”
程颐说：“古人小时候听到歌颂的声音，长大后明白美刺的意思，所以人们学习《诗》而兴起。后世的老师宿儒尚且不知道《诗》的意思，后学怎么能兴起呢？”又说：“《周南》《召南》如同乾坤，两《南》的诗，大概是圣人选取它们作为天下国家的法则，使邦乡之人都能歌咏。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从齐家开始的，所以先说后妃，其次说夫人，再次说大夫之妻，而古人有能修身以教化在位者的，文王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接着说文王的诗。”又说：“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进一格。”
张载说：“心境平易然后才可以谈论《诗》，涵泳从容就会不知不觉地自己开颜解颐了。”又说：“寻求《诗》意贵在平易，不要崎岖。大概诗人的情性温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所以没有艰涩的语言，大率所说的都是眼前的事而义理存在于其中，以平易去寻求则思虑深远而广博，越艰涩就越浅近。”
谢良佐说：“学习《诗》的人必须先识别六义，体会其面貌而讽咏以得到它。”
又说：“君子对于《诗》，不只是诵读其言辞，还将要考察其情性，不只是考察其情性，还将要考察先王的恩泽。大概法度礼乐虽然亡失，在这里还能一并得到其深微的意思而传承下来。”又说：“《诗》必须讽咏以得到它，古《诗》就是现在的歌曲，现在的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
欧阳修曰：“《诗》述商周，自玄鸟生民，上陈稷契，下讫陈灵，千五百年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虫鱼之名，与其风俗、方言、训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
游酢曰：“学诗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如观《天保》之诗则君臣之义修矣，观《唐棣》之诗则兄弟之爱笃矣，观《伐木》之诗则朋友之交亲矣，观《关雎》《鹊巢》之风则夫妇之经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于废讲《蓼莪》，则《诗》之兴发善心，于此可见矣。”
朱熹曰：“《诗经》全体，大而天道精微，细而人事曲折，无不在其中。”又曰：“《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
刘瑾曰：“通三百篇而论其大义，则其喜不至渎、怒不至绝、怨不至乱、谏不至讦，天时日星之大，虫鱼草木之微，人伦纲常之道，风气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礼乐刑政之施，凡天人相与之理，莫不毕备于一经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诗》何以兴，朱熹曰：“读《诗》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见其美者令人兴起。”
又曰：“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务自立说也。”
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虽难晓，今诸老先生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复涵泳，真可以感发其性情，则所谓兴于《诗》者，未尝不存也。”臣窃以谓，古人教胄子率以乐，今世古乐不存，而所谓《诗》者固三代之遗音也，学校之中、闲居游息之时，俾其歌咏三百篇《诗》，虽其节奏无传，然即今乡饮所歌《鹿鸣》之音调稍谐协之，纵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仿佛其万一也，其于兴起感发、惩创之道不为无助。（以上论《诗》）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
卷七五
▲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见于唐玄宗所制《孝经序》，其言本何休《公羊传序》，序之言则出于纬经《孝经钩命决》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国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金履祥曰：“《春秋》起隐公元年己未之岁，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鲁旧自有《春秋》，东迁之后书法失周公制作典礼之意，善恶是非不明，虽弑逆之变亦多不书，其实使为臣者不知此义陷于弑逆之罪而不觉，为人君者不知此义前后有谗贼而不见，故孔子因鲁史之旧而修之，使是非褒贬昭然可见，因此而鉴戒明，乱臣贼子惧，致治之法可垂万世，故谓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则《春秋》一书诚圣人志向之所在也。圣人之志在于尊王，然有其德而无其位，虽欲尊王将何以行其志哉？于是假鲁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书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书者无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后之训释者不知圣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为一说，非圣人志矣。惟孟子受学孔子之孙，独得圣人之志于书法之中，而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书，圣人之志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矣，诸儒纷纷之说
译欧阳修说：“《诗经》记述商周的历史，从玄鸟生商始祖开始，上溯到稷、契，下至陈灵公，在千五百年的岁月里，广泛涉及列国君臣的世系、国家的疆域、山川地理、封地界限、图籍谱牒、鸟兽草木虫鱼的名称，以及各地的风俗、方言、训诂、国家的盛衰治乱、赞美与讽刺的原因，没有不记载的。”
游酢说：“学习《诗经》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比如观看《天保》这首诗，君臣之间的道义就得以修明；观看《唐棣》这首诗，兄弟之间的友爱就得以深厚；观看《伐木》这首诗，朋友之间的交往就得以亲近；观看《关雎》《鹊巢》的风诗，夫妇之间的纲常就得以端正。从前王裒有至孝的性情，而他的子弟以至于废除了讲授《蓼莪》，那么《诗经》感发善心的作用，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朱熹说：“《诗经》的整体内容，大到天道精微之处，小到人事曲折之端，没有不在其中的。”又说：“《诗经》作为经典，是因为人事在下得以透彻，天道在上得以完备，而没有一种道理不具备。”
刘瑾说：“通观三百篇来论述其大义，那么它的喜悦不至于轻慢，愤怒不至于决绝，怨恨不至于混乱，劝谏不至于揭短，上至天时日星之大，下至虫鱼草木之微，人伦纲常的道理，风气土地的适宜，神祇祖先的祭祀，礼乐刑政的实施，凡是天人相互作用的道理，没有不全部具备在这一部经典之中的。”
又说：“以二《南》为根本来探求其开端，参酌列国风诗来穷尽其中的变化，用雅诗来端正以扩大其规范，用颂诗来调和以归结其止境，这是学习《诗经》的大旨。于是用章句来提纲挈领，用训诂来记录整理，用讽咏来发扬光大，用涵泳来体会领悟，在情性隐微之间加以考察，在言行枢机之初加以审察，那么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必另求而可以从这里得到了。”
问《诗经》为什么能感发人心，朱熹说：“读《诗经》，看到不美好的事物使人产生羞恶之心，看到美好的事物使人振奋兴起。”
又说：“读《诗经》的方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中的妙处无法用言语表达，不必刻意安排布置，务必自立学说。”
臣按：真德秀有话说：“三百篇虽然难以理解，如今各位老先生阐明了其中的义理，清楚可知，如果能够反复涵泳，确实可以感发人的性情，那么所谓‘兴于诗’的道理，未曾不保存于此。”臣私下认为，古人教导贵族子弟大多用音乐，现在古代音乐已经不存，而所谓的《诗经》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的遗音。在学校之中、闲居休息之时，让他们歌咏三百篇《诗经》，虽然其节奏没有流传下来，但即使按照现在乡饮酒礼所歌《鹿鸣》的音调稍作协调，纵然不能都像古人那样完整，但也能够大概窥见其万一，这对于兴起感发、惩戒创制的道理，不是没有帮助的。（以上论述《诗经》）
以上以经术作为教化（上之中）
卷七五
▲以经术作为教化（上之下）
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
臣按：这句话见于唐玄宗所制的《孝经序》，其言论本于何休的《公羊传序》，序中的言论则出自纬书《孝经钩命决》。
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情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事情也有了，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
胡安国说：“仲尼作《春秋》来寄托王法，敦厚常典，遵循礼仪，任命德行，讨伐罪人，其大要都是天子之事。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的创作，遏制人欲于泛滥之时，保存天理于将灭之际，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天子的地位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南面称王的权力，使得乱臣贼子禁止其欲望而不能肆意妄为，因此感到哀戚。”
金履祥说：“《春秋》起始于隐公元年己未年，终止于哀公十四年庚申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又说：“鲁国本来就有《春秋》，东迁之后书法失去了周公制作典礼的本意，善恶是非不明，即使是弑君篡逆的变故也多不记载，实际上使得为臣的人不知道这个义理而陷入弑逆的罪过却不觉察，为人君的人不知道这个义理而前后有谗言贼害却看不见，所以孔子依据鲁史的旧文而加以修订，使得是非褒贬昭然可见，因此鉴戒明确，乱臣贼子畏惧，致治的方法可以垂范万世，所以称为‘作’。”
臣按：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那么《春秋》一书确实是圣人志向所在。圣人的志向在于尊王，然而他有尊王的德行却没有尊王的地位，虽然想要尊王，将凭借什么来实行他的志向呢？于是假借鲁史作《春秋》来伸展我的志向，因此在这一书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是所记载的没有不是寄托我尊王之志的，而后来的训释者不知道圣人志向所在，因一事而作一说，这不是圣人的志向了。只有孟子受学于孔子的孙子，独自在书法中得到了圣人的志向，并为此说“《春秋》是天子之事”，仅凭这一句话解释这一部书，圣人的志向就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了，诸儒纷纷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