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
昭上帝，迄（至也）用康年（丰年也）。命我众人（甸徒），庤（具也）乃钱（铫也）镈（锄也，二者皆田器），奄观铚（获禾短镰）艾（获也）。
译昭示上帝，终于获得丰年。命令我的众位农夫，准备好你们的铫和锄，全面观察收割禾苗的情景。
严粲曰：“既嗟叹而告臣工，又嗟叹而戒保介，皆以重农之意告之也。”
臣按：此周成王戒农官之诗，凡命他官皆无诗，而命农官独有者，盖以农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开国，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时，其播时百谷之事具有成法，群臣百官容或有不尽知者，故于戒饬之际致其深叹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辞，俾其详考夫先王之成法以为三农之劝相，既不可失其时，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种以至于收获无一不循其序，凡旧田与夫新田无一不得其宜，官则尽其劝相之功，民则致其耕治之力，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呜呼，先王之世尽心于农事者如此，秦、汉以来岂复有事哉？
《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其诗曰：噫嘻（叹辞）成王，既昭（明也）假（格也）尔（田官也）。率时（是也）农夫，播厥百谷。骏（大也）发（耕也）尔私（私田），终三十里（万夫之田内方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两人并耕）。
臣按：我朝学士朱善谓此诗举成王之谥，则成王以后之诗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后王复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时农夫，农官之职也。播厥百谷，农夫之事也。终三十里，欲其地之无遗利也。十千维耦，欲其人之无遗力也。吁，古之帝王致力于农事也如此，后世之君听民自耕自获，所以命官以治之者征租赋、督力役而已，能勿扰之使其得以尽力南亩已为幸矣，况求其戒敕农官劝相农民勤勤恳恳如是夫？
《周礼》：遂师巡其稼穑（春种曰稼，秋敛曰穑），而移用其民（谓此遂之民移用于彼遂也），以救其时事（谓如水潦暴至之类合力救之）。
遂大夫正岁简（阅也）稼器（耒耜之类），修稼政。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举民之贤者能者），明其有功者（农功之修者则明之），属其地治者（属，聚也。地事之治者）。
县正趣（催促也）其稼事（谓耕耘、收敛之事）而赏罚之（勤者赏之，怠者罚之）。长趣其耕耨，稽其女功（劝织事也）。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耦并耕也），以治稼穑趣其耕耨，行其秩叙（秩谓多寡，叙谓先后）。
司稼掌巡（行视）邦野之稼而辨穜（先种后熟）稑（后种先熟）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所宜种之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
臣按：《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也。周家自后稷以来以农为国，故周公于《书》既作《无逸》以为其君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于《诗》作《豳颂》以为其君诵，使其知王业之所起而不敢荒宁。及其作《周官》也，一书之间设官分职，其间为农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穑，或以简稼器，趋其耕耨，辨其种类，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叙，悬其法式，又于三岁大比以兴其治田之，亦如大比之兴贤能焉，或诛或赏、或兴或废，无非以为农事而已。噫，周公之辅成王，陈言以献忠于上者，惓惓以稼穑为言；建官以分治于下者，谆谆以农事为急，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也）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郊后吉日也），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参乘之人）保介（衣甲也）之御（御，车也）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执耒而进谓之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农事，命田（田畯也）舍（居也）东郊，皆修封疆（田之限域），审端径术（术与遂通，田间沟洫也），善相（视也）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亩，收其谷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谓之籍者，借也，天子执耒而进，然后借民力以终之也。古之天子非无人可耕也，而必躬为之者，岂专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为天下之农民帅先尔。天子既身为之帅先，又必命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修其封疆以防其交争，审端径术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险、原隰以相其地势高下、险易、燥湿，土地
译严粲说：“既然感叹着告诫臣下百官，又感叹着告诫保介，都是怀着重视农业的意图来告知他们。”
臣按：这是周成王告诫农官的诗篇。凡是任命其他官员都没有诗，唯独任命农官有诗，大概是因为农业是王政的根本，周朝凭借这个开创基业，所以重视这件事。成周兴盛时期，播种各类谷物这件事都有现成的法则，群臣百官或许有人不完全了解，所以在告诫的时候发出深深的感叹，并且加上“敬”这个词，使他们详细考察先王的成法，以此作为对农业的劝勉和互助。既不能错过农时，又不能违背法度，从耕种到收获没有一项不遵循次序，无论是旧田还是新田没有一处不得到适宜的处理。官员竭尽劝勉互助的功劳，百姓竭尽耕作的力量，一切都依照先王的成法就可以了。唉，先王时代在农事上如此尽心，秦、汉以来难道还有这样的作为吗？
《噫嘻》，是在春夏季节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诗中说：噫嘻（感叹词）成王，已经昭示（明白地）格致（到达）你们（田官）。率领这些农夫，播种各类谷物。大力耕作你们的私田，方圆三十里（万夫之田内方三十里）。也从事你们的耕作，一万对两人并耕。
臣按：我朝学士朱善说这首诗提到了成王的谥号，那么是成王之后的诗。成王设置田官并告诫命令他们，后来的君王又遵循他的法则再次告诫。率领这些农夫，是农官的职责。播种各类谷物，是农夫的事情。方圆三十里，是想让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一万对两人并耕，是想让人力没有遗留的力气。唉，古代的帝王在农事上如此致力，后世的君主听任百姓自己耕种收获，用来治理的官员只是征收租赋、督促劳役罢了，能不扰乱他们使他们得以尽力于田间就已经是幸运了，何况要求他们告诫农官、劝勉农民勤勤恳恳像这样呢？
《周礼》：遂师巡视庄稼的种植和收获（春天播种叫稼，秋天收割叫穑），并调动使用那里的百姓（指这个遂的百姓调动去那个遂），以救助当时的急事（指像水涝突然到来之类合力救助）。
遂大夫在年初检阅农具（耒耜之类），修治农政。每三年举行大比，就率领他的官吏举荐贤能的人，表彰有功的人（农事修治得好就表彰），聚集治理土地的人（属，聚集。治理土地事务的人）。
县正催促农事（指耕耘、收割的事情）并赏罚他们（勤勉的赏赐，懈怠的惩罚）。长官催促耕种锄草，考核妇女的纺织工作（劝勉织布的事）。
里宰按照时节组织两人并耕（耦，两人并耕），以治理庄稼的种植和收获，催促耕种锄草，执行次序（秩指多寡，叙指先后）。
司稼掌管巡视邦国郊野的庄稼，辨别先种后熟和后种先熟的种子，全面知道它们的名称和适宜种植的土地，制定法规并悬挂在乡里。
臣按：《周礼》是周公实现太平的书。周朝自从后稷以来以农业立国，所以周公在《尚书》中作《无逸》来告诫君主，让他知道小民所依赖的而不敢安逸享乐；又在《诗经》中作《豳颂》让君主诵读，让他知道王业所起的地方而不敢荒废安宁。等到他作《周官》时，在一本书中设置官职分工，其中关于农事的不止一处，有的巡视庄稼种植和收获，有的检阅农具，催促耕种锄草，辨别种子种类，组织两人并耕以互相帮助，调动使用以互相救助，执行次序，悬挂法规，又在每三年大比时举荐治理田地的人，也像大比举荐贤能一样，有的诛杀有的赏赐，有的举荐有的废除，无非都是为了农事。唉，周公辅佐成王，陈述言论向上献忠的，念念不忘以农事为言；建立官职向下分治的，谆谆以农事为急，他懂得根本啊！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在元日（上辛日）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于是选择吉日（郊祭后的吉日），天子亲自拿着耒耜，放在参乘的人和保介（穿铠甲的人）的御者（御，车）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籍，天子推三次（拿着耒耜前进叫推），三公推五次，卿和诸侯推九次。
又说：君王命令发布农事，命令田官居住东郊，都修治田界，审察田间沟洫，善于观察丘陵、险坡、高地、低地土地所适宜的、五谷所种植的，以此教导百姓，一定要亲自去做。农事已经整顿，先确定标准，农夫才不迷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亩，收获谷物作为祭祀的供品，所以叫帝籍。叫籍的原因，是借的意思，天子拿着耒耜前进，然后借百姓的力量来完成。古代的天子不是没有人可以耕种，而一定要亲自做，难道只是为了供给上帝的祭品吗？也是作为天下农民的表率。天子既然亲自作为表率，又一定命令田官居住在郊野之外以督促耕作，修治田界以防备争执，审察田间沟洫以疏通水道，善于观察丘陵、险坡、高地、低地以考察地势高低、险易、燥湿，土地
各有所宜，五谷各有所殖，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达其理，皆须田畯躬亲教饬之以定其准，使得其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则农民无所疑惑也。吁，以九重之上、万乘之尊犹且躬为之耕，则夫闾阎小民岂有不兴起也哉？
译万物各有其适宜之处，五谷各有其生长的特性，教导百姓使他们能够胜任农事，引导他们使他们通晓其中的道理，这些都需要农官亲自教导训诫，以确立标准，使度量公平、使价格公正、使法度端正，这样农民就不会产生疑惑了。唉，连身处九重宫阙之上、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尚且亲自耕作，那么那些乡野平民难道会有不奋发兴起的吗？
季春之月，天子乃荐鞠衣（色如鞠花之黄）于先帝（荐衣以祈蚕）。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簿也）植（槌也）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四者皆蚕具），后妃齐戒亲东乡（去）躬桑，禁妇女毋观（使不得为容观之饰），省妇使（咸省其他役）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蚕事毕，后妃献茧（后妃受内命妇之献），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茧之多寡以叶为均齐）。
《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岁既单（尽也）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缫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读作缁）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
张栻曰：“周家建国，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其室家则躬织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咏歌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见于《诗》有若《七月》，皆言农桑之候也；其见于《书》有若《无逸》，则欲其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每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之事，则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后幽王惑褒姒而废正后，以召犬戎之祸，而诗人刺之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盖推其祸端，良由稼穑、织之事不闻于耳、不动于心，以至于此。故诵《葛覃》‘服之无斁’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岂不较著乎？”
臣按：天子之尊，非无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供宗庙之粢盛；后妃之贵，非无可织之人也，而必躬蚕以为祭祀之服饰。所以然者，非但身致其诚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将以其身为天下农夫蚕妇之帅先也。由是畎亩之间、闾阎之下，闻其风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贵犹不废耒耜、机杼之业，况吾侪小人乎？夫然将见田里无不耕之夫、室家无不织之女，人人有业、家家务本，自然无游手之民、末作之技，家给而人足，盗息而讼简，民所以为生者益固，国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张栻以为王业之根本于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则又在乎朝廷之上、宫闱之间，其言深至切要，所谓“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诚非虚语也。伏望明主于燕闲之暇留神垂览，天下人民不胜大愿。
《国语》：周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繁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于中），日月底于天庙（营室），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阳气俱烝，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灾也），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春官）以命我司事（主农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祓除），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藉，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齐宫，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乃行，百吏、庶人毕从。及藉，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藉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垡，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
译季春之月，天子于是将鞠衣（颜色像鞠花那样的黄色）献给先帝（献衣是为了祈求蚕事顺利）。命令掌管野地的官员不要砍伐桑树和柘树，准备好曲（簿子）、植（槌子）、籧（粗席）、筐（方形的竹器，这四种都是养蚕的工具），后妃斋戒后亲自面向东方采桑，禁止妇女们观看（使她们不能为了观赏而打扮），减少妇女的其他劳役，以此来鼓励养蚕之事。养蚕之事成功后，分开蚕茧称量蚕丝，考核功效以供给郊庙祭祀的服饰，没有人敢懈怠。
孟夏之月，养蚕之事完毕，后妃献上蚕茧（后妃接受内命妇的进献），于是征收蚕茧税，以桑叶的多少作为平均的标准（茧的多少以桑叶的多少来均衡）。
《祭义》说：古时候天子、诸侯一定有公桑和蚕室，君主穿着皮弁、素积，占卜选出三宫中夫人和世妇中吉利的人，让她们进入蚕室养蚕。一年快要结束了，世妇完成养蚕，捧着蚕茧给君主看，于是将蚕茧献给夫人，夫人缫丝做成黼黻等花纹。衣服制成后，君主穿着它来祭祀先王、先公，这是极致的恭敬。
《祭统》说：天子在南郊亲自耕种以供给斋盛的祭品，王后在北郊养蚕以供给黑色的祭服。天子、诸侯不是没有耕种的人，王后、夫人不是没有养蚕的人。
张栻说：“周朝建国，自从后稷以来就以农事为要务，历代相传，其中的君子重视耕种之事，其中的室家亲身从事纺织的勤劳，互相感叹叹息，习惯于艰难，吟咏劳苦，这实在是王业的根本。比如周公告诫成王，在《诗经》中像《七月》这样的篇章，都讲的是农桑的时令；在《尚书》中像《无逸》这样的篇章，则是希望他知道耕种的艰难、知道百姓的依靠，帝王所传承的心法要旨就在这里。治理常常产生于敬畏而混乱常常起于骄纵放肆，假使治国的人常常想到耕种的辛劳，而后妃又不忘记纺织之事，那么心中没有敬畏的人就很少了，为什么呢？他们必定早晚严肃恭敬而不敢懈怠，必定安抚保护百姓而不敢安逸，必定想到天下的饥寒就像自己的饥寒一样，这种心常存，骄矜放肆从哪里产生呢，这难道不是治理得以兴盛的原因吗？美啊，周朝的家法。后来幽王被褒姒迷惑而废黜正后，招致犬戎的祸患，而诗人讽刺他说‘妇女没有公事，停止她们的蚕织’，大概推究祸端的根源，确实是因为耕种、纺织之事不闻于耳、不动于心，才导致这样。所以诵读《葛覃》‘服之无斁’的章节就知道周朝兴盛的原因，诵读‘休其蚕织’的章节就知道周朝衰败的原因，其得失的根源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臣按：天子的尊贵，不是没有可以耕种的人，却一定要亲自耕种来供给宗庙的祭品；后妃的尊贵，不是没有可以纺织的人，却一定要亲自养蚕来制作祭祀的服饰。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亲身表达诚信来侍奉神明而已，也将以自身作为天下农夫蚕妇的表率。因此田间地头、民间百姓，听到这种风化教化的没有不说的：以天子的尊贵、后妃的尊贵尚且不废弃耕种、纺织的事业，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呢？这样的话，将会看到田野中没有不耕种的男子，家庭中沒有不纺织的女子，人人有职业，家家务本，自然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从事末业的技巧，家家用度充足，盗贼平息而诉讼减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更加稳固，国家储藏财富的基础更加雄厚了。张栻认为王业的根本就在这里，然而推究根本之所以确立又在于朝廷之上、宫闱之间，他的话深刻切中要害，所谓“帝王所传承的心法要旨就在这里”，确实不是空话。希望明主在闲暇之时留心垂览，天下百姓不胜感激。
《国语》说：周宣王即位，不举行千亩藉田礼，虢文公劝谏说：“不可以。百姓的大事在于农业，上天的祭品从这里出产，百姓的繁衍从这里产生，事务的供给从这里存在，和睦协调从这里兴起，财用繁殖从这里开始，敦厚纯固从这里成就，所以稷被尊为大官。古时候太史顺应时令观察土地，阳气深厚积聚充盈，土气震动发散，农祥（房星）早晨正位（立春之日早晨位于正中），日月到达天庙（营室），土地于是脉动发散。先于农时九日，太史告诉稷说：‘从现在到初吉（二月朔日），阳气一起蒸腾，土膏开始活动。如果不震动不改变，脉动充满灾祸，谷物就不能生长。’稷告诉王说：‘太史率领阳官（春官）命令我主管农事说：距今九日，土地一起活动，王应当恭敬祓除，监督农事不可懈怠。’王于是命令司徒全面告诫公卿、百官、百姓，司空在藉田清理坛场，命令农大夫全面告诫农具。先于农时五日，乐师报告有和风到来，王就住在斋宫，百官办事，各自斋戒三日。王于是沐浴洁净享用甜酒，到了日期，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甜酒，王用鬯酒灌地，然后出行，百官、百姓全部跟随。到了藉田，后稷监督，膳夫、农正陈列藉田礼仪，太史辅助王，王恭敬地遵从。王耕种一垡，分给三人，百姓最终耕完千亩。之后后稷省视功效，太史监督；司徒省视百姓，太师监督。完毕，宰夫陈列宴席，膳宰监督。膳夫辅助王，王品尝大牢，分尝给众人，百姓最终进食。”
是日也，瞽率、音官以省风土。廪于藉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于农。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众也）曰：‘徇（行也），农师一之（先往），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枿，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
译这一天，盲人乐官和音律官员去考察风土情况。在藉田的东南角设置粮仓，敲钟收藏种子，并按时分发给农夫。后稷则普遍告诫百姓，记录农事，协调劳力，说：“阴阳之气分布，震雷发出，驱散滞气。”土地没有充分开垦，罪责在于司寇。于是命令他的部众说：“巡行督促，农师走在最前，农正第二，后稷第三，司空第四，司徒第五，太保第六，太师第七，太史第八，宗伯第九，君王则进行大规模巡行。除草收割时也这样。”百姓无不震动，恭敬地从事农事，修整田界，每天砍伐枯枝，不违农时，财物用度不缺乏，百姓和睦同心。这时，君王的事务只专注于农业，没有官员为了谋取私利而干扰农事。
臣按：《诗序》“《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笺言：“藉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藉。”疏谓：“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芓终之，是借民者借此甸师之徒也。”《汉书》注韦昭亦以借民力为言，臣瓒谓：“帝躬耕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为称。藉谓蹈藉也。”颜师古是瓒说，引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为证明其非假借也。以臣观之，二说相须其义始备。夫以千亩之田，非一人一日所能尽，意其始也蹈藉田亩以躬三推之仪，终也假借民力以终千亩之制尔。自周以后迄于唐、宋，此礼不废，然耕藉田者必祀先农。我列圣躬祀先农行藉田礼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庙之粢盛，实所以重农事以劝相天下之民，使兴起农功也。
汉文帝二年正月，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九月，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又诏皇后亲桑以奉祭服，为天下先。
景帝后二年，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工也）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大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
臣按：成周之后，最重农者莫如汉，文、景二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虚文也，而减租之诏岁下，虽以武帝之穷奢好武，下至舟车皆有算，而于田租则未尝有加焉，兹则所谓诚于悯农之实惠也。自是而后，君非不耕藉田，后非不亲蚕，非不下悯农之诏，非不敕守令以劝相，然皆尚虚文而已，非实惠也，是故农不必劝也，能无扰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缲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愿仁圣在上，思王业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游惰则为之者众，省繇役则不夺其时，减租赋则不罄所有，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有悯念之心，不设劝农之官而人皆受其劝相之惠，田里小民不胜多幸。”
晁错言于文帝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则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又曰：“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臣按：晁错以此告于文帝，欲其为民开资财之道，所以开之之要在于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而已。而其末又言“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务农在于贵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人君诚贵五谷而贱金玉，民知人君所贵在此，则咸知所贵重矣。九重之上诚躬行节俭而捐弃金玉，切切焉劝农桑、抑末作，则天下之民咸趋于南亩而惟农之是务矣。
景帝后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取其资以雇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臣按：“农，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诏凡三见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于诏之先，汉人去古
译臣按：《诗经序》说：“《载芟》这首诗，是春天在藉田耕作以祈求社稷神保佑。”郑玄笺注说：“藉田，由甸师氏掌管。天子带着耒耜去耕种，天子耕种千亩，诸侯耕种百亩。‘藉’的意思是‘借’，借民力来治理，所以称为藉。”孔颖达疏解释说：“天子耕一下，然后让庶民除草耕种直到完成，这是借民力，所借的是甸师这类人。”《汉书》注中韦昭也以借民力来解释，臣瓒说：“皇帝亲自耕种为天下人做表率，不能用‘假借’来称呼。‘藉’的意思是踩踏。”颜师古赞同臣瓒的说法，引用宣王不耕千亩藉田、虢文公进谏的事例，证明这不是假借。在我看来，两种说法相辅相成，意义才完备。那千亩田地，不是一个人一天能耕完的，大概开始时踩踏田亩以举行天子三推的礼仪，结束时借民力来完成千亩耕种的制度罢了。从周朝以后直到唐、宋，这个礼仪没有废除，然而耕种藉田必定要祭祀先农。我们历代圣君亲自祭祀先农，举行藉田礼如同古制，不只是用来供给宗庙祭祀的谷物，实在是为了重视农事以鼓励天下的百姓，使他们兴起农功。
汉文帝二年正月，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要开辟藉田，我亲自率领耕种以供给宗庙祭祀的谷物。”
九月，又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可是百姓有的不从事根本行业而去从事末业，所以生活不能顺遂。我担忧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耕种来鼓励他们，赐给天下百姓今年田租的一半。”
文帝又下诏让皇后亲自采桑以供奉祭祀用的礼服，为天下人做表率。
景帝后二年，下诏说：“雕刻花纹，损害农事；织造锦绣，妨害女工。农事受损是饥荒的根本，女工受妨害是寒冷的原因，饥寒交迫还能不做坏事的，很少了。我亲自耕种、皇后亲自采桑以供奉宗庙祭祀的谷物和礼服，为天下人做表率，不接受进献，减少太官的开支，节省徭役赋税，希望天下人致力于农桑，平时有积蓄以防备灾害。”
臣按：成周之后，最重视农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朝，文帝、景帝两位皇帝尤其恳切，不只是有这些虚文，而且每年下减免租税的诏书，即使是武帝那样穷奢极欲、喜好武功，下至舟车都要征税，但对于田租却从未增加过，这就是所谓真诚怜悯农民的实惠。从此以后，君主不是不耕种藉田，皇后不是不亲自采桑，不是不下怜悯农民的诏书，不是不命令守令来鼓励，但都只是崇尚虚文罢了，不是实惠，所以农民不一定需要鼓励，能不扰乱他们就足够了。柳宗元的话说得好：“治理百姓的人喜欢频繁发布命令，好像很怜悯他们，最终却给他们带来祸患，早晚官吏来呼喊说：官府命令催促你们耕种、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点缫丝、早点织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猪，敲鼓聚集你们，击木召唤你们，小百姓停止吃饭来慰劳官吏，官吏尚且不得空闲，又怎么能繁衍他们的生活而安定他们的性情呢？我希望仁圣的君主在上，思考王业的根本，念及小百姓的依靠，禁止游手好闲那么做事的人就多，节省徭役那么不耽误他们的农时，减少租赋那么不耗尽他们所有的财物，这样即使不下怜悯农民的诏书，人们都知道君主有怜悯之心，不设劝农的官职，人们都受到鼓励的恩惠，田里的百姓不胜庆幸。”
晁错对文帝说：“圣明的君主在上而百姓不挨冻受饿，不是因为君主能耕种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取财富的途径。百姓贫穷就会产生奸邪，贫穷产生于不足，不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就不安于土地，不安于土地就离开家乡轻视家庭，百姓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百姓是君主用来牧养的，追求利益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分方向，没有选择。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众人珍视它们，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粟米布帛生长在地里，顺应时节，聚集人力，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一天得不到就会饥寒交迫，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又说：“当今的急务，没有比让百姓致力于农业更重要的了。要让百姓致力于农业在于重视粮食，粮食是君主的大用、政治的根本任务。”
臣按：晁错以此告诉文帝，想为百姓开辟获取财富的途径，开辟的关键在于让百姓致力于农桑，减轻赋税，广积储备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罢了。而他最后又说“当今的急务，没有比让百姓致力于农业更重要的。致力于农业在于重视粮食，粮食是君主的大用、政治的根本任务”，君主如果真正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百姓知道君主所重视的在这里，那么都知道什么是贵重了。君主如果在高位真正躬行节俭而抛弃金玉，切切实实地鼓励农桑、抑制末业，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趋向农田而只致力于农业了。
景帝后三年，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把它们当作货币使用，不知其终始。近年有时收成不好，认为是从事末业的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少。命令郡国务必鼓励农桑，多种植树木，可以得到衣食物品，官吏发动百姓或者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以赃罪论处，二千石官员知情同罪。”
臣按：“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这一句话，在文帝的诏书中出现了三次，而景帝、武帝也都用这句话作为诏书的开头，汉代人距离古代
未远，犹知所重也。后世往往重珠玉而轻谷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诏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译距离（上古）尚不远，还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后世往往看重珠玉而轻视粮食，这是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景帝这道诏令要求郡国务必鼓励农桑、增加种植，以获取衣食之物，他难道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吗。
以上论重民之事
▲宽民之力
《易兑》之彖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程颐曰：“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说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说道之大，民莫不知劝，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
臣按：此《兑》卦之彖辞。兑之义，说也。兑上为君，兑下为民，有君、民相说之象。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说服为本，有事而欲与民趋之，则思曰此民所说乎不说乎？苟民心说也则先以趋之，则民知上之劳我所以逸我也，咸忘其为劳矣；有难而欲与民犯之，则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咸忘其为死矣。人君之欲用民力，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体夫民之心而同其欲，必为天下而不为一家，必为众人而不为一己，然后为之则民无不劝勉顺从者矣。
《节》之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程颐曰：“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
臣按：此《节》卦之彖。节之为言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圣人体节之义则立为制度，量入为出，无过取，无泛用，宁损己而益人，不厉民以适己，则必不至于伤财，不伤财则不至于害民矣。
《诗灵台》之一章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趋父事，不召自来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此之谓也。”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以兴土木之工，必若文王之作灵台将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然后为之，是其所以为此台者非专以适己，盖不得已、不得不为者也。故其虽用民力，民反欢乐之，若秦之阿房、汉之长杨、五柞则是劳民以奉己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则国不安，危亡之兆也。
《周礼》：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一夫受田百亩，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可任也者家三人（可任力役者每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二家共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正卒之外皆为羡卒），惟田与追胥竭作（惟田猎与逐捕、寇盗，则正卒、羡卒皆作）。
臣按：成周盛时，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定其力役之多寡，故其事力相称而其为役也适平，及其徒役之起，又不过家用一人，非田猎与追胥不至于并行也，非若后世不复考其人之数、不复量其人之产，一切征发，乃至于尽室而行焉。
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谓不征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旅师，凡新（新徙来者）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
臣按：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数，以辨其事力之任否，地近而役多者则征之迟而舍之早，地远而役少者则征之早而舍之迟，非若后世役民，往往劳近而宽远，政与古人相反也。是以自古明王尤轸念畿甸之民，无事之时常加宽恤，盖以有事之时必赖其用故也。然不独宽其国中之民而已，凡国之中贵而有爵者、贤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劳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复除之，与夫新之治则无征役，凶札之岁则无力政，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义而存仁民之心。
均人（凡均力役之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音均）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
译以上论述重视民众的事宜
▲宽缓民众的劳力
《易经·兑卦》的彖辞说：用喜悦的态度引导民众，民众就会忘记劳累；用喜悦的态度带领民众冒犯危难，民众就会忘记死亡。喜悦的作用真是伟大啊，民众因此受到勉励了。
程颐说：“君子之道在于使民众喜悦，就像天地施予恩泽一样，感动他们的心而使他们心悦诚服不知疲倦，所以用这种方式引导民众，民心就喜悦地跟随而忘记劳累；率领他们去冒犯危难，民心就因信服于道义而不顾惜死亡。喜悦之道如此伟大，民众没有不受到勉励的，‘劝’是指信任并勉力顺从君主之道。因为以人心心悦诚服为根本，所以圣人称赞它伟大。”
臣按：这是《兑卦》的彖辞。兑的含义是喜悦。兑卦上卦为君，下卦为民，有君民互相喜悦的意象。君主役使民力必须以使人信服为根本，有事想要与民众一同前往，就要思考：这是民众所喜悦的吗？还是不喜悦的呢？如果民心喜悦，就先前往，那么民众就知道上级劳苦我，是为了让我安逸，都忘记了那是劳累；有危难想要与民众一同面对，那么民众就知道上级为我赴死，是为了让我生存，都忘记了那是死亡。君主想要役使民力，考察事物的道理而得其正道，体察民众的心意而同其欲望，一定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家，一定是为了众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然后去做，那么民众就没有不勉励顺从的了。
《节卦》的彖辞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民众。
程颐说：“圣人建立制度作为节制，所以能不浪费财物、不伤害民众。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如果不是用制度来节制，就会奢侈放纵以至于浪费财物、伤害民众了。”
臣按：这是《节卦》的彖辞。节的意思是有限度而停止，这个卦下卦是兑，上卦是坎，泽上有水，它的容量有限，所以象征节制。圣人体会节制的意义就建立制度，量入为出，不过度索取，不泛泛使用，宁愿损害自己而利益他人，不苛待民众来适合自己，那么就一定不至于浪费财物，不浪费财物就不至于伤害民众了。
《诗经·灵台》的一章说：开始规划灵台，规划经营它。众民建造它，不用几天就建成了。开始规划不要急迫，众民像儿子奔向父亲一样前来。
朱熹说：“国家有台，是用来观察云气吉凶、察知灾祸祥瑞、适时观赏游乐、调节劳逸的。文王的台，正当他规划经营的时候，众民就已经来建造它，所以不到一天就建成了。虽然文王心里担心烦扰民众，告诫命令不要急迫，但民心乐于此，像儿子奔赴父亲的事务，不召唤就自己来了。孟子说：‘文王用民力建造台和沼，而民众欢乐它，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沼为灵沼。’说的就是这个。”
臣按：君主役使民力来兴建土木工程，一定要像文王建造灵台那样，是为了观察云气吉凶、察知灾祸祥瑞、适时观赏游乐、调节劳逸然后才做，这是他建造这个台的原因并非专门为了适合自己，实在是不得已、不得不做的。所以他虽然役使民力，民众反而欢乐它，像秦朝的阿房宫、汉朝的长杨宫、五柞宫那样，就是劳役民众来奉养自己，民众怎么能不怨恨呢？民众怨恨国家就不安定，这是危亡的征兆。
《周礼》：小司徒的职责，是平均土地，以核查人口而周知他们的数量。上等土地每家七口人（一个成年男子受田百亩，七口以上授予上等土地），可以承担力役的每家三人（可以承担力役的每家三人）；中等土地每家六口人，可以承担力役的二家五人（两家共五人）；下等土地每家五口人，可以承担力役的每家二人。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用其余的人作为预备役（正卒之外都作为预备役），只有田猎和追捕盗贼时才全力出动（只有田猎和追捕、寇盗，正卒、预备役都出动）。
臣按：成周盛世，役使民众根据他们受田的高低来定力役的多寡，所以事力相称而役使适中，等到征发徒役时，又不过每家出一人，不是田猎和追捕盗贼不至于同时征发，不像后世不再考察人口数量、不再衡量民众财产，一概征发，以至于全家都去服役。
乡大夫的职责，按时登记夫家人口的多少，辨别可以承担力役的人。国都内从七尺（七尺指二十岁）到六十岁，郊野从六尺（六尺指十五岁）到六十五岁都征发。那些免除的（指不征发的），国都内尊贵的人、贤能的人、有才能的人、服公事的人、年老的人、有病的人都免除。
旅师，凡是新迁来的人的治理都听凭他，让他们不服征役。
臣按：成周征发力役一定核查户籍的数量，以辨别他们是否能承担事力，地近而役多的人就征发得晚而免除得早，地远而役少的人就征发得早而免除得晚，不像后世役使民众，往往劳役近处而宽待远处，政令与古人相反。因此自古圣明的君王特别关怀京畿地区的民众，无事的时候常加宽恤，大概是因为有事的时候一定依赖他们的作用。然而不只是宽待国都内的民众，凡是国都内尊贵而有爵位的人、贤能而有德行的人、有才能的人、服劳公事的人、年老的人、有病的人都免除赋役，以及新迁来的人不服征役，灾荒疫病之年没有力役，这些都是先王施行役使民众的原则而存有仁爱民众之心。
均人（凡是平均力役的政令）根据年成的好坏，丰年则公家每十天用民力三天，中年则公家每十天用民力两天，荒年则公家每十天用民力一天
臣按：此即《王制》所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者也，然又因岁时之丰歉以定役数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时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于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间无一日而不自营其私也，所以为公者仅三日焉耳。后世驱民于锋镝，起民以繇戍，聚民以工作，盖有一岁之间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于终岁勤苦而无一日休者。呜呼，民亦不幸而不生于三代之前哉。虽然，万古此疆界、万古此人民也，上之人诚能清心省事，不穷奢而极欲，不好大而喜功，庶几人民享太平之福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盖君以养民为职，所以养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家家而给之也，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尽其力于私家，而有以为仰事俯育之资、养生送死之具，则君之职尽矣。孔子作《春秋》，于鲁僖之作泮宫则不书，复▯宫则不书，而于作南门则书之。不徒书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辞，以见泮宫、▯宫乃鲁国之旧制，有以举之则不可废，虽欲不修不可得也，如此而用民力亦不为过，若夫南门，鲁国旧所无也，虽不作之亦无所加损，何必劳民力以为此无益之事，此圣人所以讥之欤？
《左传》：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来，沈尹戍曰：“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在昭十三年），子旗请伐之，王（楚平王）曰吾未抚吾民，今（谓城州来也）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戍之侍者）曰：“王施（施恩德）舍（舍逋负）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戍曰：“吾闻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音疲）死转，忘寝与息，非抚之也。”
臣按：沈尹戍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抚之，所以抚之之道在乎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盖用不节则必美衣食、厚用度、营宫室、广庙宇，财费于内、力疲于外，而民不安其居、不遂其生，劳苦罢困、死亡转徙，而林林而生、总总而处者皆不得乐其性，而且为吾之寇仇矣，为人上者可不畏哉？
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政事）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丘十六井，是赋之常法）亦足矣。”
臣按：施取于厚即所谓食壮者之食也，事举其中即所谓任老者之事也，敛从其薄即所谓不厚敛于民也，此三言者圣人虽为季孙发而以告冉有，后世人主行事以礼、用民以宽，要当以是为法。
《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孔颖达曰：“《周礼》均人丰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无年旬用一日，年岁不同，虽丰不得过三日也。”
臣按：用民力如治城郭、涂巷、沟渠、宫庙之类，若师旅之事则不拘此制。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臣按：先儒谓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壮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虽少壮但责以老者之功程，虽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饮食，宽厚之至也。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从政谓给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欲去者）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已来者）家期不从政。
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衰于老，莫苦于疾，莫忧于丧，莫劳于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从政焉。如是，则老耄者得以终其天年，废疾者得以全其身体，居丧者尽送终之礼，迁徙者无失所之虞，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孔子曰：“张（张弓弦也）而不弛（落弓弦也），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按：此章孔子因子贡观蜡之问而以弓喻民以答之，谓弓之为器，久张而不弛则力必绝，如民久劳苦而不休
译臣按：这就是《王制》中所说的征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的意思，然而又根据年成的丰歉来确定役使人数的多少，因此三代盛世时的百姓，以一个人、八口之家，在三百六十六天之中没有一天不是经营自己的私事，所以为公家效力的仅仅三天罢了。后世驱使百姓奔赴战场，征发百姓服劳役戍边，聚集百姓从事工程，大概有一年之中在官府服役的日子多而在家里休息的日子少，严重的甚至整年勤苦而没有一天休息的。唉，百姓真是不幸而没有出生在三代之前啊。虽然如此，万古以来疆界相同、人民相同，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能清心寡欲、减少政事，不穷奢极欲，不好大喜功，或许百姓就能享有太平的福气了。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
胡安国说：“记载新建南门，是讥讽在不当的时候征用民力。《春秋》凡是征用民力符合时节制度的尚且记载在史册上，以显示劳民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何况轻率地在不当的时候征用民力呢？”
臣按：君主征用民力，不是不得已不可以使用。大概君主以养育百姓为职责，所以养育百姓的方法不一定是要人人给予食物、家家给予供给，而是爱惜民力，让他们能够把精力用在自家事务上，从而有供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资财，有养生送死的器具，那么君主的职责就尽到了。孔子作《春秋》，对于鲁僖公修建泮宫不记载，修复〇宫也不记载，而对于修建南门却记载了。不仅记载而且加上“新”字，以显示泮宫、〇宫是鲁国的旧制，有理由兴办就不能废除，即使想不修也不可得，这样征用民力也不算过分，至于南门，是鲁国旧时所没有的，即使不修建也没有什么增减，何必劳民伤财去做这种无益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圣人讥讽的原因吧？
《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国人修筑州来的城墙，沈尹戍说：“楚国人必定失败。从前吴国灭掉州来（在昭公十三年），子旗请求讨伐吴国，楚平王说我没有安抚好我的百姓，现在（指修筑州来城墙）也像从前一样却修筑州来以挑衅吴国，能不失败吗？”侍者（沈尹戍的侍者）说：“君王施恩德、免除债务不知疲倦，让百姓休息了五年，可以说已经安抚他们了。”沈尹戍说：“我听说百姓乐于安享本性而没有仇敌，现在宫室没有节制，百姓每天惊恐、劳累、疲乏，死亡流离，忘记睡眠和休息，这不是安抚他们。”
臣按：沈尹戍这番话是说君主想要征用民力必须先有安抚百姓的措施，所以安抚百姓的方法在于节制内部的用度而在外部树立德行。大概用度不节制就必定会美化衣食、增加开支、营造宫室、扩建庙宇，财物耗费在内部、民力疲于外部，而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不能顺遂生活，劳苦疲困、死亡流离，那些众多生存、聚集居住的人都不能安享本性，而且成为我们的仇敌了，在上位的人能不畏惧吗？
哀公十一年，季孙想要按田亩征收赋税，派冉有向孔子咨询，孔子没有回答而私下对冉有说：“君子处理政事，要合乎礼制，施予要丰厚，做事要适中，征收要微薄，像这样那么按丘征税（丘是十六井，是赋税的常法）也就足够了。”
臣按：施予丰厚就是所谓让壮年人吃壮年人的食物，做事适中就是所谓让老年人做老年人的事情，征收微薄就是所谓不向百姓厚征，这三句话圣人虽然是为季孙而说并告诉冉有，后世君主行事合乎礼制、宽厚地使用民力，应当以此为法则。
《王制》：征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
孔颖达说：“《周礼》均人规定丰年每十天征用三天、中年每十天征用两天、荒年每十天征用一天，年成不同，即使是丰年也不能超过三天。”
臣按：征用民力如治理城墙、道路、沟渠、宫庙之类，如果是军队征战的事情就不受这个制度的限制。又说：凡是役使百姓，让老年人做老年人的事情，让壮年人吃壮年人的食物。
臣按：先儒说老年人吃得少而功效也少、壮年人功效多而吃得也多，现在役使百姓即使是少壮也只要求他们完成老年人的工作量，即使是老年人也给予壮年人的饮食，这是极其宽厚的。
八十岁的人一个儿子不服劳役（服劳役指为公家效力），九十岁的人全家不服劳役，残疾不能自理需要人供养的人一个儿子不服劳役，父母去世守丧三年不服劳役，齐衰、大功等级的丧事守丧三个月不服劳役，将要迁徙到其他诸侯国的人三个月不服劳役，从其他诸侯国迁徙而来的人一年不服劳役。
臣按：从前有人说，人没有比衰老更衰弱的，没有比疾病更痛苦的，没有比丧事更忧愁的，没有比迁徙更劳累的，这些是王政应当体恤的，所以都不让他们服劳役。像这样，那么年老的人得以终享天年，残疾的人得以保全身体，守丧的人尽到送终的礼节，迁徙的人没有流离失所的忧虑，这也是仁政的一个方面。
孔子说：“拉紧弓弦而不放松，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能做到。放松弓弦而不拉紧，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这样做。一张一弛，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
臣按：这一章孔子因为子贡观看蜡祭的提问而用弓来比喻百姓来回答他，说弓这种器具，长期拉紧而不放松那么力量必定断绝，就像百姓长期劳苦而不休息
息则其力必惫；久弛而不张则体必变，如民久休息而不劳苦则其志必逸。弓必有时而张如民必有时而劳，弓必有时而弛如民必有时而息。一于劳苦，民将不堪，虽文王、武王有所不能治也；一于逸乐则民将废业，则文王、武王必不为此也。然则果如之何而可？曰不久张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义。
译如果一直放松，那么弓的力量必然疲惫；如果长期松弛而不拉紧，那么弓的形状必然改变，就像百姓长期休息而不劳苦，那么他们的意志必然安逸。弓必然有时需要拉紧，就像百姓必然有时需要劳作；弓必然有时需要放松，就像百姓必然有时需要休息。如果一味让百姓劳苦，百姓将无法承受，即使是周文王、周武王也无法治理；如果一味让百姓安逸享乐，那么百姓将会荒废事业，周文王、周武王必定不会这样做。那么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要长时间拉紧弓以彰显仁爱，不要长时间放松弓以彰显道义。
子曰：“使民以时。”朱熹曰：“时谓农隙之时也。”
臣按：朱熹解此章谓时为农隙之时，至《孟子》不违农时章则又解曰农时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凡有兴作不违此时，至冬乃役之也。臣窃以谓岁时有早晚，气候有寒暑，农事有剧易，事体有缓急，人君遇有兴作，必当顺天之时、量事之势、适民之愿，苟堕指裂肌之时、烁石流金之候，农务方殷、饥寒切体而欲有所营为，可乎？所谓时者非但谓农时，各随时而量其可否可也。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王安石曰：“改作劳民伤财，在于得已，则不如仍旧贯之善。”
臣按：古人必不得已而后改作，非甚不得已必不肯快一己之私意，废前人之成功。安石能为此言，至其为相乃变祖宗之法，何哉？
鲁定公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然其马将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对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升马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乎。”回曰：“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
臣按：《家语》此章，颜子谓舜不穷其民是以无佚民，由是推之，则桀纣穷其民所以有佚民，而致危亡之祸也可知已。后世人主，其尚无以苛政虐刑以穷其民哉。
汉高祖七年，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宣帝地节四年，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臣按：地节之诏即推广《王制》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岂非古人保胎息之遗意欤？汉世去古未远，爱养元元之心犹有三代余风，已死也而悯其丧，未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为政，则其国祚之长岂不宜哉。
以上论宽民之力
▲湣民之穷
《书大禹谟》：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真德秀曰：“易虐者不虐，易废者不废，皆自克艰一念为之。”
臣按：帝舜然禹克艰之言而及于无告困穷者，盖人君以一人而为亿兆人之父母，要必亿兆人皆得其所，然后一人克尽其道。君道厥惟艰哉，是以人君欲尽克艰之道、布德于有生之民非难，而施惠于无告之民为难也。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帝舜不敢谓其必能而归之于尧。孔子谓尧、舜以博施济众为病，亦此意欤？虽然，人君富有四海，苟恻然兴念则泽无不被矣，夫岂难事而必谓帝尧然后时克哉？噫！树艺者培其方长非难，而苏其枯槁为难；业医者已其疾病非难，而起其膏肓为难。后世帝王有志于尧、舜之治而思尽君道之难者，发政施仁乌可后此？
《无逸》：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蔡沈曰：“于小民则怀保之，于鳏寡则惠鲜之。惠鲜者，鳏寡之人垂首丧气，赉予周给之使有生意。”
臣按：昔帝舜告大禹以帝尧克艰之道，而以不虐无告、不废困穷为言；今周公告成王以文王无逸之实，而以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为言。是知自古帝王所以克艰、其君而所以无逸者，必先于发政施仁，而所以发政施仁者必先于天民之无告者，前圣、后圣其揆一也。
《诗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朱熹曰：“乱世富人犹或可胜茕独甚矣，此孟子所以言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也。”
臣按：民之生也有富有贫，其富者虽不幸而孤独鳏寡，然犹有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惟夫既孤独鳏寡矣而又贫窭乏绝焉，生无以为生，死无以为死，其尤可哀哉。是以帝王之施仁政也，又于其中较其浅深而为之赒恤，使之均得其所焉。
《周礼》曰：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三曰振穷。郑玄曰：“天民之穷者有四，曰鳏、曰寡、曰孤、曰独。”
臣按：民之生也，少者赖父母以鞠之，
译孔子说：“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朱熹说：“时，指的是农闲的时候。”
臣按：朱熹解释这一章，认为“时”是指农闲之时；到了《孟子》中“不违农时”一章，他又解释说“农时”是指春耕、夏耘、秋收的时候，凡是兴修工程不违背这些时节，到了冬天才役使百姓。臣私下认为，一年的时节有早晚，气候有寒暑，农事有繁忙和轻松，事情有缓急，君主遇到兴修工程，一定要顺应天时、估量事势、适合民心。如果在手指冻裂、肌肤皲裂的严寒时节，或者金石熔化、金属流淌的酷热时候，农事正忙，百姓饥寒交迫，却想要有所营建，可以吗？所谓的“时”，不仅仅指农时，而是根据各种情况随时衡量是否可行就可以了。
鲁国人改建长府，闵子骞说：“沿用旧制怎么样，何必重新改建呢？”王安石说：“重新改建会劳民伤财，如果情况允许，不如沿用旧制更好。”
臣按：古人一定是迫不得已才进行改建，如果不是非常迫不得已，绝不会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意，而废弃前人的功业。王安石能说出这样的话，等到他担任宰相时却改变了祖宗的法度，这是为什么呢？
鲁定公问颜回说：“你也听说过东野毕善于驾车吗？”颜回回答说：“善于驾车是善于驾车，但他的马一定会逃跑。”定公说：“你怎么知道的呢？”颜回回答说：“从政治的道理知道的。从前帝舜善于役使百姓，造父善于驾驭马匹，舜不耗尽百姓的力气，造父不耗尽马匹的力气，因此舜没有逃跑的百姓，造父没有逃跑的马匹。现在东野毕驾车，上马执缰，马具端正，步伐驰骋，礼仪完备，经历险阻到达远方，马的力气已经用尽了，然而他还不停地驱策马匹，我因此知道。”定公说：“你的话意义很大，愿意再深入讲讲吗？”颜回说：“鸟被逼到绝境就会啄人，兽被逼到绝境就会抓人，人被逼到绝境就会欺诈，马被逼到绝境就会逃跑，从古至今，没有耗尽下属力量而没有危险的情况。”
臣按：《孔子家语》这一章，颜回说舜不耗尽百姓的力气，所以没有逃跑的百姓，由此推论，那么夏桀、商纣耗尽百姓的力气，所以有逃跑的百姓，而导致危亡的祸患，也就可想而知了。后世的君主，还是不要用苛政和酷刑来耗尽百姓的力气吧。
汉高祖七年，百姓生了孩子，免除两年的徭役。
汉宣帝地节四年，凡是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人，免除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敛送终，尽到子女的本分。
臣按：地节的诏令，就是推广《王制》中父母丧事三年不服从政令的意思，高帝七年命令百姓生了孩子免除两年的徭役，这难道不是古人保养胎息的遗意吗？汉代距离古代不远，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还保留着三代的余风，已经死了的怜悯他们的丧事，还没有出生的保护他们的胎息，君主以此作为政令，那么国家的国运长久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以上论述宽缓百姓的劳力
▲怜悯百姓的穷困
《尚书·大禹谟》：不虐待无告之人，不废弃困穷之人，只有帝舜能够克制自己做到。真德秀说：“容易虐待的不去虐待，容易废弃的不去废弃，都是凭借克制艰难这一念头来做的。”
臣按：帝舜赞同禹关于克制艰难的说法，并扩展到无告和困穷的人，大概是因为君主以一人作为亿万百姓的父母，一定要让亿万百姓都得到安顿，然后一人才能尽到君道的责任。君道确实艰难啊，因此君主想要尽到克制艰难的道，把恩德布施给有生命的百姓并不难，而把恩惠施给无告的百姓却很难。不虐待无告之人，不废弃困穷之人，帝舜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做到，而把它归功于尧。孔子说尧、舜以广施恩惠救济众人作为担忧，也是这个意思吧？虽然如此，君主富有四海，如果心中产生怜悯的念头，那么恩泽没有不覆盖的，这难道是难事而一定要说是帝尧才能做到吗？唉！种植树木的人培养正在生长的树木并不难，而复苏枯槁的树木很难；从事医疗的人治愈疾病并不难，而起死回生很难。后世的帝王有志于尧、舜的治理，想要尽到君道的艰难，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怎么可以落后于这一点呢？
《无逸》：关怀保护小民，恩惠施予鳏寡。
蔡沈说：“对于小民就关怀保护他们，对于鳏寡就恩惠施予他们。恩惠施予，是指鳏寡之人垂头丧气，给予周济使他们有生机。”
臣按：从前帝舜告诉大禹帝尧克制艰难的道，以不虐待无告、不废弃困穷来说；现在周公告诫成王文王不安逸的实质，以关怀保护小民、恩惠施予鳏寡来说。由此可知，自古帝王之所以能克制艰难、作为君主而之所以不安逸的，一定要先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而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要先关注无告的百姓，前代的圣人、后代的圣人，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
《诗经·正月》篇：富人还算可以，可怜这些孤独无依的人。
朱熹说：“乱世中富人或许还能承受，孤独无依的人太可怜了，这就是孟子说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要先照顾鳏寡孤独的原因。”
臣按：百姓的生计有富有贫，那些富人虽然不幸成为孤独鳏寡，但还是有所养送死的器具，只有那些既孤独鳏寡又贫穷匮乏的人，活着没有赖以生存的东西，死了没有赖以安葬的东西，他们尤其可怜。因此帝王施行仁政，又在其中比较情况的深浅而给予救济，使他们都能得到安顿。
《周礼》说：大司徒用保息六法养育万民，第三条是救济穷困。郑玄说：“天底下穷困的人有四种，叫鳏、叫寡、叫孤、叫独。”
臣按：百姓的生计，年少的人依靠父母来抚养他们，
老者赖子孙以养之，生有衣食之资，死有葬祭之具，则其生遂而不穷矣。然其所以遂其生者，实赖上之人为之制产立法，使之相生养、相保爱而不相弃背焉。然物不能以皆齐，命不能以皆偶，其间不能无幼弱而失怙恃、衰老而无所依傍者焉，非上之人弘保息之，政举振救之，令则彼何所控告以全其身命而尽其天年也哉？
译老年人依靠子孙来奉养，活着有衣食的资财，死后有安葬祭祀的器具，那么他们的一生就能顺遂而不困顿了。然而，他们之所以能顺遂地生活，实际上依赖在上位的人为他们制定产业、设立法规，使他们能够互相供养、互相爱护而不互相抛弃。然而，万物不可能都整齐划一，命运不可能都成双成对，其中难免会有年幼体弱而失去父母、年老体衰而无依无靠的人。如果不是在上位的人大力推行保护繁衍的政策，施行救济的措施，那么这些人向谁去申诉控告，以保全自己的生命、终享天年呢？
《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臣按：大道之行谓唐虞之世也。当是之时，家给而人足，老安而少怀，乌有所谓无告废疾者哉？记礼者犹以此为言，以见天下为公之世无一人之不遂其生，则虽穷而无告、病而有疾者皆有所养焉，举隆古之盛以示后世之法，使凡有志于尧、舜之治者皆当以尧、舜之心为心。
《王制》：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皆有常饩。陈澔曰：“皆有常饩，谓君上养以饩廪有常制也。”
臣按：天下之民孰非天之所生，乃独于幼而无父、老而无子与夫无妻无夫者而谓之天民。吁，民固皆天生者也，而此四民者力不足以养其身、言不足以达其情，则是生于天而不能全天之生，尤天之所湣念者也。人君于此四等穷人而加惠焉，是乃所以补助天之所不逮者也。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臣按：人之生也，全理气之性、具骨肉之躯，其生也有所养，其死也有所藏，则人之始终毕矣。苟死而暴露其骼胔，必生而冻馁其身体者也，仁人君子见之宁不恻然于心乎？此三代盛时所以因时而有掩骼埋胔之令也。
孟子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熹曰：“先王养民之政，导其妻子使之养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鳏寡孤独之人无父母妻子之养，则尤宜怜恤，故必先之也。”
臣按：孟子此言即《无逸》所谓文王怀保惠鲜之实也。昔者明王制民之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其或不幸少而丧父、老而丧子、而无夫、而无妻焉，故其发之于政，施之于仁，汲汲然以此四者为先，惟恐后时而其人或阽于死亡，而吾之惠不得以及之也。
汉文帝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宣帝诏曰：“鳏寡孤独、高年贫苦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
章帝诏曰：“盖人君者视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爱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
臣按：汉世去古不远，其惠养斯民犹有古意。观文帝、宣帝、章帝兹三诏者，皆无上事而特下之，颛颛然以惠此无告之天民，其视魏晋以来因他事下诏而附列于条款之中者有间也。惟我圣祖登极之七年，特诏天下，其略曰：“曩因天下大乱，死者不可胜数，朕日夕虑上帝有责，思之再三，民间流离避乱，父南子北至今不能会聚，或子殁亲老而无养，亲殁子幼而无依，皆朕之过也。今诏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当惠居存养，使不失所。”噫，圣祖特下此诏，盖自汉帝三诏之后所仅有者也。
唐太宗贞观元年，赐民年八十以上有騑独鳏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三斛。宋崇宁元年，诏诸路置安济坊。绍兴二年，诏临安府置养济院。
淳祐七年，创慈幼局。应遗弃小儿民间有愿收养者，官为倩贫妇就局乳视，官给钱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于无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为院场以专惠之者，始见于此。我太祖开基之五年，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生者许入院，官为赡养，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给三分之二。寻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其初著之于令曰：“凡鳏寡孤独，每月给米，每岁给布，务在存恤，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体察。”既而著之于律，曰：“凡鳏寡孤独及废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不特乎此，其后也又申之以宪纲，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县所属，凡有鳏寡孤独、废疾无依之人俱收于
译《礼运》说：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老而无妻、老而无夫、幼而无父、老而无子以及残疾患病的人都能得到供养。
臣按：大道施行指的是唐尧虞舜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家家丰足，人人富足，老人安适，年轻人得到关怀，哪里还有所谓无依无靠、残疾患病的人呢？记录礼制的人仍然这样说，是为了表明在天下为公的时代，没有一个人不能顺利生存，即使是穷困无依、患病残疾的人也都得到供养，这是列举上古盛世的景象来为后世树立法则，让所有有志于实现尧舜那样治理的人，都应当以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
《王制》说：年幼失去父亲的人叫做孤，年老没有儿子的人叫做独，年老没有妻子的人叫做矜，年老没有丈夫的人叫做寡，这四类人是上天子民中穷困且无处申诉的人，都有固定的粮食供给。陈澔说：“都有固定的粮食供给，是说君主用常设的粮仓制度来供养他们。”
臣按：天下的百姓谁不是上天所生，却唯独对年幼失去父亲、年老没有儿子以及没有妻子、没有丈夫的人称之为天民。唉，百姓本来就是上天所生的，但这四类人力量不足以养活自己，言语不足以表达情感，这就是生于上天却不能保全上天赋予的生命，更是上天所怜悯挂念的。君主对这四种穷困的人施加恩惠，这正是用来补助上天所照顾不到的地方。
《月令》说：孟春正月，掩埋枯骨和腐烂的肉。
臣按：人的出生，具备完整的理气本性，拥有骨肉之躯，活着有所供养，死后有所安葬，那么人的始终就完备了。如果死后暴露枯骨腐肉，必定是生前冻饿身体的，仁人君子见到这种情况，难道心中不感到悲痛吗？这就是三代盛世之所以顺应时节而有掩埋枯骨腐肉命令的原因。
孟子说：“年老没有妻子叫鳏，年老没有丈夫叫寡，年老没有儿子叫独，年幼没有父亲叫孤，这四类人是天下穷困且无处申诉的百姓，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先照顾这四类人。”
朱熹说：“先王养育百姓的政策，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让他们赡养老人、抚恤幼儿，不幸有鳏寡孤独的人没有父母妻子的赡养，就尤其应该怜恤，所以必定先照顾他们。”
臣按：孟子的这些话就是《无逸》中所说的文王关怀保护、施恩惠泽的实际行动。从前圣明的君主制定百姓的产业，使得百姓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如果有不幸年少丧父、年老丧子、没有丈夫、没有妻子的情况，所以他们在政令中发布，在仁政中施行，急切地把这四类人放在首位，只怕延误时机导致这些人濒临死亡，而我的恩惠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
汉文帝下诏说：“正值春天和暖之时，草木群生之物都有各自快乐的地方，而我的百姓中鳏寡孤独穷困的人，有的濒临死亡却没有人省视担忧，作为百姓的父母将如何呢？大家商议救济借贷的办法。”
汉宣帝下诏说：“鳏寡孤独、高龄贫苦的百姓，是我所怜惜的。之前下诏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现在加赐鳏寡孤独、高龄者布匹。”
汉章帝下诏说：“大凡君主看待百姓如同父母，有悲痛怜爱的感情，有忠爱教导，像爬行救婴儿那样救助百姓，没有父母亲属以及有子女但不能养活的人，按照法律供给粮食。”
臣按：汉代距离上古不远，他们恩惠养育百姓还保留着古意。看文帝、宣帝、章帝这三道诏书，都是没有具体事务而特别下达的，专心致志地恩惠这些无处申诉的天民，这与魏晋以来因为其他事务下诏而附列在条款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只有我们圣祖登基的第七年，特别下诏天下，大意说：“过去因为天下大乱，死者不可胜数，我日夜忧虑上帝有责备，反复思考，民间流离躲避战乱，父亲在南儿子在北至今不能团聚，有的儿子去世亲人年老无人赡养，亲人去世儿子年幼无人依靠，这都是我的过错。现在诏令天下有关部门具名上报给我，应当恩惠居住者、供养存活者，使他们不失去依靠。”唉，圣祖特别下达这道诏书，大概是自汉代三位皇帝下诏之后仅见的了。
唐太宗贞观元年，赐给年满八十岁以上有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的人米三斛。宋崇宁元年，诏令各路设置安济坊。绍兴二年，诏令临安府设置养济院。
淳祐七年，创立慈幼局。对于被遗弃的小儿，民间有愿意收养的，官府雇佣贫苦妇女在局中哺乳照看，官府按照法令供给钱米。
臣按：此前惠及百姓的政策涉及无处申诉的人，往往是因事而行，设置专门的院场来专门恩惠他们的，开始见于此时。我们太祖开创基业第五年，诏令天下郡县设立孤老院，凡是百姓中孤独残疾不能自活的人允许入院，官府供养，每人每月给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各给布一匹，小孩给三分之二。不久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起初写在法令中说：“凡是鳏寡孤独，每月给米，每年给布，务必在于存恤，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要经常体察。”后来写入法律，说：“凡是鳏寡孤独以及残疾的人，贫穷没有亲属依靠，不能自活，所在官府应当收养而不收养的，杖责。如果应当供给衣粮而官吏克扣减少的，按监守自盗论处。”不仅如此，其后又用宪纲申明，说：“存恤孤老，是仁政的首要，仰仗府州县所属，凡有鳏寡孤独、残疾无依的人都要收
养济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粮依期按月支给，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医治疗。”噫，列圣相承发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颁诏条必申饬焉，可谓仁之至而义之尽矣。臣窃以谓，京城百万军民所聚，无告之民不可数计，有司拘于事例，必须赴告通政司，送户部下该管官司，取里邻结状，然后得与居养之列。文移上下，动经旬月，彼无告穷民岂能堪此？为今之计，乞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官，询其籍贯、居址，挨究有无亲属、产业，有产业者责之管业之人，有亲属者责之有服之亲，如果产业、亲属俱无，即发顺天府收入养济院居养。如此，则无告之民皆沾实惠，而衢路之间无悲号者矣。
译养济院要时常加以抚恤，应得的衣粮要按期按月发放，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遇到生病的，要督促医生进行治疗。”唉，历代圣君相继执政施仁，都首先关注这件事，凡是颁布诏令条文必定重申告诫，可以说是仁德达到极致而道义尽善尽美了。我私下认为，京城是百万军民聚集的地方，没有依靠的百姓数不胜数，有关部门拘泥于成例，必须到通政司告状，再送到户部下属的主管官府，取得邻里出具的证明文书，然后才能被列入收养的名单。公文往来上下，动不动就经过几十天，那些无依无靠的穷苦百姓怎么能承受得了这种折腾？现在的对策，请求命令巡城御史和兵马司官员，凡是遇到在街巷中悲呼乞讨的人，就立即拘集他们到官府，询问他们的籍贯、住址，逐一查究是否有亲属、产业，有产业的责令产业管理人负责，有亲属的责令服丧亲属负责，如果确实没有产业、亲属，就发给顺天府收入养济院收养。这样，无依无靠的百姓都能得到实惠，而街巷之间就没有悲号的人了。
绍兴十三年，诏下钱塘、仁和二县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济坊，籍定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钱十文，小儿半之。
臣按：宋自南渡后建都临安，既于京府立养济院，又于两赤县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贫乏、乞丐之食，日支米给钱以收养之。我朝于京府既立养济院，又于京城中东西就两僧寺官给薪米，爨熟以食贫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窃以谓，两寺之设日有所费，然两舍饭寺皆在僻静之地，易于作弊。臣请东寺移於崇文门大街、西寺移于宣武门大街人烟辏集处，每所差部属官一员专提调，光禄官一员司饭食，每当食时，兵马官兵沿街趣召给与木筹，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监视，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贫穷得食，亦使街道肃清。虽然此事关系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极，而使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丧气，匍匐于周道之傍，悲号于通衢之侧，辇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远之观瞻，岂不贻外夷之讥笑？伏乞圣明降赐敕谕，榜于通衢，付其责于巡城御史、兵马司官，今后有匍匐悲号于道路者，坐以违制之罪。
崇宁三年，诏诸州县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凡寺观寄留槥椟之无主者及暴露遗骸悉瘗其中，各置图籍、立记识，仍置屋以为祭奠之所，听亲属祭享，著为令。
臣按：先王之于民也，制为养生之法而使之得所养，有不得其养者则施之以惠鲜之政；制为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其藏者则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圣祖于洪武三年虑天下贫民多以水火葬，有伤风化，下礼部议，礼部奏民间死丧不许焚化，贫穷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空地设为义冢以为瘗藏之所。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废弛，乞敕有司举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以上论湣民之穷
卷一六
▲恤民之患
《书说命》：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蔡沈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备，有备故无患也。”
臣按：先儒谓简稼器、修稼政，事乎农事，则农有其备，故水旱不能为之害。是则水旱之备，莫先于事农之事可见矣。
《诗云汉》：倬彼云汉（天河也），昭回于天（回，转也。言其光随天转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与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举（求废祀而修之），靡爱斯牲。圭璧（礼神玉）既卒（尽也），宁莫我听。
朱熹曰：“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仍叔作此诗以美之。言云汉者，夜晴则天河明，故述王仰诉于天之词如此也。”
臣按：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于民莫得食，天旱则五谷不成，五谷不成则民无由得食，民无由得食则将趁食于四方，苟处处皆然则民不几于尽瘁乎？是故有志于为民之君，见天下之亢旱则豫忧之，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无所不用其情，是以《云汉》之诗既告于上天，又告于祖宗父母，又告于百官。索祭之礼既无所遗，礼神之物或至于尽，无所归咎，宁以己身而当其灾，无所控告，惟仰昊天而诉其忧，非徒自贬责于一己而又求助于群臣。宣王之忧民之忧如此，此其所以遇灾不灾而卒成中兴之业也欤。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救凶之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积），二曰薄征（轻租税），三曰缓刑（凶年犯法者多，缓之恐致变），四曰弛力（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泽之禁），六曰去几（关市不几察），七曰眚礼（凡有礼节皆从减省），八曰杀哀（凡行丧礼皆从降杀），九曰蕃乐（闭藏乐器），十曰多昏（不备礼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废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盗贼（饥馑盗贼多，严刑以除之）。
吕祖谦曰：“聚万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转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发公财之已藏者，薄征是减民租之未输者，此两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输者薄之
译绍兴十三年，皇帝下诏，命令钱塘、仁和两县查访靠近城里的寺院，将其充作安济坊，登记确定那些老幼贫乏无法自存的人以及乞讨的人，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钱十文，儿童减半。
臣按：宋朝自从南渡后建都临安，既在京府设立养济院，又在两赤县用靠近城里的寺院充作安置坊，登记确定老幼贫乏、乞丐的饭食，每天供给米和钱来收养他们。我朝在京府既设立养济院，又在京城东西两处，就在两座僧寺由官府供给柴米，煮熟后给贫穷乞讨的人吃，每座寺每天供给米三石，恩惠非常深厚。臣私下认为，两座寺院的设置每天有所耗费，然而两座施饭的寺院都在僻静之地，容易作弊。臣请求将东寺移到崇文门大街、西寺移到宣武门大街人烟聚集的地方，每处差派部属官一员专门提调，光禄官一员掌管饭食，每当吃饭时，兵马官兵沿街催促召集并给与木筹，依次分发食物，仍命令巡城御史监视，有不符合法度及作弊的人治罪。这样，不仅贫穷的人得到食物，也使街道肃清。虽然这件事关系不小，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归向的极点，却让疲癃残疾的人扶老携幼，垂头丧气，匍匐在大道旁边，在通衢路侧悲号，在皇帝车驾之下耳目所及之处竟然还像这样，拿什么来展示给四方观看，难道不会招致外夷的讥笑吗？恳请圣明下赐敕谕，张贴在通衢大路，把责任交给巡城御史、兵马司官员，今后有匍匐悲号在道路上的，以违制之罪论处。
崇宁三年，皇帝下诏各州县选择高旷不毛之地设置漏泽园，凡是寺观寄留的无主棺木以及暴露的遗骸都埋葬在其中，各自设置图籍、立标记，仍设置房屋作为祭奠的场所，允许亲属祭祀，定为法令。
臣按：先王对于百姓，制定养生的方法使他们得到供养，有得不到供养的就施行惠鲜的政策；制定安葬死者的器具使他们得到安葬，有得不到安葬的就施行掩埋的命令，不只是体恤他们的生而又体恤他们的死。圣祖在洪武三年担忧天下贫民大多用水火葬，有伤风化，下令礼部商议，礼部上奏民间死丧不许焚化，贫穷无地的人由所在官府选择靠近城里的空地设为义冢作为埋葬之所。祖宗良法美意现在都废弛了，请求敕令有司举行，这也是仁民政策中很大的。
以上论述怜悯百姓的穷困
卷一六
▲体恤百姓的祸患
《尚书·说命》：只有认真做事，才能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蔡沈说：“只有认真做事，才能有准备，有准备所以没有祸患。”
臣按：先儒说简省农具、修明农政，从事农事，那么农民就有准备，所以水旱不能造成危害。这样看来，水旱的准备，没有比从事农事更先的，由此可见。
《诗经·云汉》：那明亮的天河，光辉回转在天上。君王说唉，当今的人有什么罪过。上天降下丧乱，饥荒接连而至。没有不祭祀的神灵，没有吝惜的牺牲。圭璧已经用尽，难道上天不听我的。
朱熹说：“宣王继承厉王的恶业，内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行想要消除它，天下高兴于王化重新施行、百姓看到忧虑，所以仍叔作这首诗来赞美他。说云汉，是因为夜晚晴朗则天河明亮，所以叙述君王仰诉于天的言辞像这样。”
臣按：朝廷政治中最紧急的，没有比百姓得不到食物更紧急的，天旱则五谷不成，五谷不成则百姓没有途径得到食物，百姓没有途径得到食物就将到四方去谋食，如果处处都这样那么百姓不就几乎都困顿了吗？所以有志于为民的君主，看到天下大旱就预先担忧，凡是能够感动上天而降下雨水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云汉》这首诗既告于上天，又告于祖宗父母，又告于百官。索祭的礼仪既没有遗漏，礼神的物品甚至用尽，无处归咎，宁愿以自身来承担灾祸，无处控告，只仰视苍天诉说忧虑，不只是自我贬责而又求助于群臣。宣王忧虑百姓的忧虑像这样，这就是他遇到灾祸而不成为灾祸最终成就中兴大业的原因吧。
《周礼》：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聚集万民，一是散利（散发所积蓄的财物），二是薄征（减轻租税），三是缓刑（凶年犯法的人多，宽缓刑罚恐怕导致变乱），四是弛力（免除徭役），五是舍禁（解除山林川泽的禁令），六是去几（关市不稽查），七是眚礼（凡是有礼节都从减省），八是杀哀（凡行丧礼都从降杀），九是蕃乐（闭藏乐器），十是多昏（不备礼而婚娶），十一是索鬼神（寻求废祀而修之），十二是除盗贼（饥馑盗贼多，严刑以清除）。
吕祖谦说：“聚集万民，是因为札瘥凶荒，百姓都迁徙到四方，所以用政令聚集他们。散利是发放公财中已储藏的，薄征是减免民租中未缴纳的，这两者是荒政的开始。已储藏的散发它，未缴纳的减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