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二
示之而已。象之循度则有吉之兆，象之失度则有凶之形，圣人者心与天通，目睹乎天所见之象，心悟夫天所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之修于身敏德而迁善，繇是而形之天下国家，使之趋吉而避凶、去恶而从善，无非因天之象以神道而设教者也。
译展示出来罢了。卦象遵循法度就有吉祥的征兆，卦象失去法度就有凶险的形态，圣人内心与天道相通，亲眼目睹上天所显现的卦象，内心领悟上天所昭示的意旨，依据上天的卦象来模拟效法，不仅用来修养自身、增进美德并改过向善，由此推及天下国家，使人们趋向吉祥而避开凶险、摒弃恶行而遵从善道，没有不是依据上天的卦象，以神道的名义来设立教化的。
《书》：乃命羲和，钦若（顺也）昊（广大之意）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朱熹曰：“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历所以纪数之书，象所以观天之器。日，阳精，一日而绕地一周；月，阴精，一月而与日一会；星，二十八宿，众星为经，金、木、水、火、土五星为纬；辰，以日月所会分周天之度为十二次也。人时谓耕获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关也。”
臣按：先儒谓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万事莫不本于此。盖为治之道在岁，周于上而天道以明，统正于下而人纪以立，苟天道不明则时序错乱、岁月无纪，官府修为失其先后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于羲和，而羲和之职掌必先于历数，有历以纪其数、有象以观其运，则日月之运行、星辰之次舍，运于天者有常行，验于人者有常法，则官政民庸无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岂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朱熹曰：“期犹周也。岁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岁之常数也，故日与天会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为气盈，月与日会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为朔虚。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故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有九岁七闰则气朔分齐，是为一章也。”
臣按：先儒谓岁无定日、闰有定法，期、闰、岁三字为此一节之大要。期者一岁之足日也，岁者一岁之省日也，闰者补三岁之省日凑为三岁之足日也。盖无闰则时不定，时不定则岁不成，三年不闰则差一月而以正月为二月，九年不闰则差三月而以春时为夏时，寒暑反易，岁序不成矣，此治历之法所以以定闰为先也。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专省德政，故历政修明）。
朱熹曰：“在，察也。美珠谓之璇，玑，机也。以璇饰机，所以象天体之转运也。衡，横也，谓横箫也。以玉为管横而设之，所以窥玑而齐七政之运行，犹今之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运行于天，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摄位，首察玑衡以齐七政，盖历象授时所当先也。”
臣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日月星辰运行于天，所谓天文也，然其行也，有迟有速、有顺有逆，岂非其变乎？然其变之不齐，非有器以察之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则亦不可得而齐也，是以帝世有玑衡之设焉。以璇为机而用以运转，是之谓玑；以玉为管而横置其中，是之谓衡。运其机轴而使之转动，窥其箫管而用以测度，则天文之齐不齐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皆循其轨，五星不失其次，则吾德政之修于此可见矣；日月之或有薄蚀，五星之或有变动，则吾德政之阙于此可见矣。因在器之天而观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则天人合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洪范》：四曰协用五纪。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孔颖达曰：“五者为天之经纪也。”
蔡沈曰：“五纪曰协，所以合天也。岁者序四时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缠度也，星，经星、纬星也，辰者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历数者占步之法，所以纪岁、月、日、星辰也。”
唐仲友曰：“协用五纪，所以钦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人不天不成岁，月、日、时、星辰，天之所为而人所不能违也；天不人不因历数，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违也，天与人合而五纪可得而用矣，故曰协用五纪。一寒一暑以为岁，春夏秋冬之四时，统乎岁者也；一盈一亏以为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统乎月者也；一昼一夜以为日，朝夕昼夜之四时，统乎日者也；一经一纬以为星辰，寒暑之所繇推迁、日月之所繇交会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数以为历，则圣人之所以治人事也。盖圣人之协用五纪有三义焉，步其数以授时、观其文以察变、法其序以分职，三者备则协用五纪之道尽矣。《尧典》之历象授时之事
译《尚书》说：于是任命羲和，恭敬地顺从广大的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慎重地授予人们农时。
朱熹说：“羲氏、和氏，是主管观测天象、颁布历法的官员。历，是用来记录天体运行周期的书籍；象，是用来观测天象的仪器。日，是阳气的精华，一天绕地球一周；月，是阴气的精华，一个月与太阳会合一次；星，指二十八宿，众星作为经线，金、木、水、火、土五星作为纬线；辰，是指日月交会之处，将周天度数分为十二次。人时，指的是耕种收获的时节，凡是民间事务早晚都与之相关。”
臣按：先代儒者认为，事情中最大且最先的，在于推测天道，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万事万物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大概治理国家的道理在于年岁，周流于上则天道得以彰显，统正于下则人伦纲纪得以确立。如果天道不明，那么时序就会错乱，岁月没有纪年，官府修缮事务就会失去先后的顺序，田间耕作就会违背应有的次第。所以帝王时代任命官员，必定首先任命羲和，而羲和的职责必定首先在于历法推算，有历法来记录其数目，有仪器来观测其运行，那么日月星辰的运行就有固定的规律，验证于人事就有固定的法则，那么官方的政令与民众的劳作就没有不遵循其顺序而得其道理的，天下难道会有治理不好的吗？
帝说：“咨，你们羲和。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季以成岁。”
朱熹说：“期，就是周的意思。一年有十二个月，每月有三十天，三百六十天是一年的常数，所以太阳与天会合而多出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这叫做气盈；月亮与太阳会合而少五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这叫做朔虚。合并气盈和朔虚，闰月就产生了，所以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那么气朔就整齐了，这叫做一章。”
臣按：先代儒者认为，一年没有固定的天数，闰月有固定的法则，期、闰、岁三个字是这一节的大要。期，是一年的足日；岁，是一年的省日；闰，是补足三年的省日凑成三年的足日。大概没有闰月则时节不能确定，时节不能确定则年岁不能成立，三年不闰就相差一个月，把正月当作二月；九年不闰就相差三个月，把春季当作夏季，寒暑颠倒，年岁次序不能成立，这就是治理历法的法则之所以以定闰为先的原因。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专门省察德政，所以历政修明）。
朱熹说：“在，是察的意思。美玉叫做璇，玑，是机枢。用璇装饰机枢，用来象征天体的运转。衡，是横的意思，指横箫。用玉做成管子横着设置，用来窥视机枢并齐正七政的运行，就像现在的浑天仪一样。七政，是日、月、五星。这七者在天上运行，有快有慢，有顺行有逆行，就像君主有政事一样。舜刚摄位，首先察视玑衡以齐正七政，大概这是历象授时应当先做的。”
臣按：《易经》说“观察天文，以察知时变。”日月星辰在天上运行，所谓的天文，然而它们的运行，有快有慢，有顺行有逆行，难道不是它们的变吗？然而它们的变化不齐，没有仪器来察视就无法知道，无法知道也就无法齐正，所以帝王时代设有玑衡。用璇做机枢而用来运转，这叫做玑；用玉做管子而横置其中，这叫做衡。运转其机轴而使之转动，窥视其箫管而用来测度，那么天文齐不齐就可以知道了。因此日月都遵循其轨道，五星不失去其次序，那么我们德政的修明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日月有时发生日食月食，五星有时发生变动，那么我们德政的缺失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因为器中的天而观察天上的天，因为天上的天而遵循人间的天，那么天人合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了。
《洪范》：第四是协用五纪。四，五纪：一是岁，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数。孔颖达说：“这五者是天的经纪。”
蔡沈说：“五纪说协，是用来合于天道的。岁，是序四时的；月，是定晦朔的；日，是正缠度的；星，是经星、纬星；辰，是日月所会的十二次；历数，是占步的方法，用来纪岁、月、日、星辰。”
唐仲友说：“协用五纪，是用来钦敬天道而治理人事的。人不依天就不能成岁，月、日、时、星辰，是天所作为而人不能违背的；天不依人就不因历数，是人所推演而天不能违背的，天与人合而五纪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说协用五纪。一寒一暑以为岁，春夏秋冬的四时，统属于岁；一盈一亏以为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统属于月；一昼一夜以为日，朝夕昼夜的四时，统属于日；一经一纬以为星辰，寒暑所由推迁、日月所由交会。合并这四者而推步其数目以为历，这就是圣人用来治理人事的。大概圣人协用五纪有三层含义，推步其数以授时，观察其文以察变，效法其序以分职，三者具备则协用五纪的道理就尽了。《尧典》中历象授时的事情
也，《周官》之冯相实掌之；《舜典》之玑衡察变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实掌之；《洪范》之庶征分职之事也，《周官》之司会实掌之，故曰圣人作则，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五纪之谓也。乾坤之策所当，卦气之所直，五纪之数该于《易》矣。《贲》观天文以察时变，《革》以治历明时，五纪之义，《易》备之矣。夫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惟大人能之，则协用五纪岂可忽哉？”
译《周官》中的冯相氏实际掌管着《周官》中关于冯相的职责；《舜典》中通过玑衡观测天象变化的事务，由《周官》中的保章氏实际掌管；《洪范》中关于各种征兆分职管理的事务，由《周官》中的司会实际掌管。所以说圣人制定法则，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开端，以四季为权柄，以日月星辰为纲纪，这就是所谓的五纪。乾坤卦策所对应的数，卦气所直应的时位，五纪的数理都包含在《易经》之中了。《贲》卦说观察天文以审察时运的变化，《革》卦说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五纪的意义，《易经》已经完备地体现了。所谓先于天意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而动而顺奉天时，只有大德之人才能做到，那么协调运用五纪难道可以忽视吗？
吴澂曰：“岁自冬至至来岁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启闭定岁之四时，是为一岁之纪。月自合朔至来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与日一会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为一月之纪。日自日出至来日日出，历十二辰，日绕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没定昼夜长短，是为一日之纪。星谓二十八宿众经星，辰谓天之壤因日月所会分经星之度为十二次，观象测候以验天之体也，是为星辰之纪。历谓日月五纬所历之度数，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七政行度各有盈缩疾徐，立数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为历数之纪。”
臣按：先儒谓五纪即《尧典》羲和所掌者，纪者如纲之有纪，天时所以相维者也。五者之纪，其中四者皆系于天，最后一者乃成乎人，盖所谓历者，岁月日星辰所历者皆于此乎稽，所谓数者岁月日星辰所行者皆于此乎算，使四时以定而岁无不成，晦朔以辩而月无或亏，甲乙以审而日无不正，经纬以彰而星辰无或，紊是历与数又所以纪岁月日星辰，以人而合于天者也。谓之曰协用五纪者，则天运于上，人为于下，皆有以合而一之矣。
《诗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月日交会，谓晦朔之间也。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昼一夜则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于日而与之会。一岁凡十二会，方会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已会则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而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揜日而日为之食；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对者，所以当食而不食也。若国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
臣按：历数之作所以纪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常度，其间有差忒无繇知之，惟于日月之食验焉。星官纪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时刻不忒则知其历数之纪无不当矣。苟书之于历者如此，及仰于天而验其象则有不如此者，则可以知其失职矣。今观朱熹解《诗》谓“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食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对者，所以当食而不食焉。若国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其为说深切着明，后世人主所当服膺儆省者也。然臣于此窃有见焉，自古明睿之君正身修德，虽无变异而所以兢惕者，固未尝敢有所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适己自文，遇有变异一切委之天数，而于日月薄蚀尤慢忽焉，诿曰此天数一定之常数，于我何预焉。未食之前星官固已预奏其期，时刻秒忽必具，既而颁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礼救护，一有不应则御史劾之，坐以旷职之罪，何以见其当食不食哉，当食不食安知非推算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生其慢忽之心者，往往以此。臣尝窃观日者之推禄命而有取焉，推禄命者谓灾眚之来，人能修德即可变灾为祥，有国者遇日月之薄蚀亦犹有身者遇禄命之弗顺也，因天运必然之数，尽人道当然之理，一遇日食之变则预思所以修德而正事、任贤而去奸，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妇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陵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国，则吾之阳盛而天之阳亦从而盛矣，尚何阴盛阳微之
译吴澂说：“从冬至到下一年的冬至，总共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太阳运行一周天，用节气和昼夜长短的变化来确定一年的四季，这是一年的纲纪。从新月到下一个新月，总共二十九日又六个时辰多一点，月亮与太阳相会一次，用月末、月初、上弦、满月来确定月份的大小，这是一个月的纲纪。从日出到次日日出，经历十二个时辰，太阳绕地球一圈，用早晚太阳出没来确定昼夜的长短，这是一天的纲纪。星指二十八宿和众多恒星，辰指天空的区域，因为日月交会而将恒星的度数划分为十二次，通过观察天象、测量气候来验证天体的结构，这是星辰的纲纪。历指日月五星所运行的度数，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七政运行的度数各有盈缩、疾徐，建立数值进行推算以用于观测天象，这是历数的纲纪。”
臣按：前代儒者说五纪就是《尧典》中羲和所掌管的内容，纪就像网纲上的总绳，是天时相互维系的东西。这五者之中，其中四者都系于天，最后一者则由人完成。所谓历，岁月日星辰所运行的情况都在这里考察；所谓数，岁月日星辰所运行的情况都在这里计算。使得四季得以确定而年份没有不成的，晦朔得以辨别而月份没有亏损的，干支得以审察而日子没有不正的，经纬得以彰显而星辰没有混乱的。历与数又是用来纲纪岁月日星辰，以人的努力来契合天道的。称之为协用五纪，那么天运于上，人为于下，都有办法使之合一。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第一章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发生日食，非常凶险。那月亮昏暗，这太阳也昏暗。如今这些下民，也非常悲哀。
朱熹说：“十月，按夏历来说，是建亥之月。交，指日月交会，即晦朔之间。历法规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天体向左旋转于地上，一昼一夜则运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都向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太阳行一度、月亮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月亮二十九日多一点运行一周天，又逐渐追上太阳而与它相会。一年总共十二次相会，刚相会时月光完全消失而为晦，相会之后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而为望。晦朔时日月相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亮遮住太阳而发生日食；望时日月相对，同度、同道则月亮挡住太阳而发生月食，这些都有固定的度数。然而君王修德行政，任用贤人、去除奸佞，能使阳气旺盛足以胜过阴气，阴气衰弱不能侵扰阳气，那么日月运行虽然有时应当发生食象而月亮常避开太阳，所以它们的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好相合、不正好相对，因此应当发生食象而没有发生。如果国家没有政令、不任用善人，使得臣子背叛君父、妾妇压制丈夫、小人欺凌君子、夷狄侵犯中国，那么阴气旺盛阳气微弱，应当发生食象就一定会发生，虽然说运行有固定度数，但实际上是非常之变。”
臣按：历数的制作是为了纲纪日月星辰的运行，然而运行有固定度数，其中的差错无从知晓，只能通过日月食来验证。星官记录日月食，分秒不差、时刻不谬，就知道历数的纲纪没有不当之处。如果历书上记载如此，而仰望天空验证天象却不像这样，就可以知道星官失职了。现在看朱熹解释《诗经》说“君王修德行政，任用贤人、去除奸佞，能使阳气旺盛足以胜过阴气，阴气衰弱不能侵扰阳气，那么日月食虽然有时应当发生而月亮常避开太阳，所以它们的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好相合、不正好相对，因此应当发生食象而没有发生。如果国家没有政令、不任用善人，使得臣子背叛君父、妾妇压制丈夫、小人欺凌君子、夷狄侵犯中国，那么阴气旺盛阳气微弱，应当发生食象就一定会发生，虽然说运行有固定度数但实际上是非常之变。”他的说法深切明确，是后世君主应当铭记警惕的。然而臣对此私下有所见解，自古明智的君主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即使没有灾异，所以兢兢业业警惕的，本来就不敢有所懈怠疏忽，只有中等才能的君主文过饰非，遇到灾异一切都归咎于天命，对日月薄蚀尤其怠慢疏忽，推托说这是天命一定的常数，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未发生食象之前星官本来已经预先奏报日期，时刻秒忽必定具备，随后颁布天下，让到那天行礼救护，一旦不应验就御史弹劾，以旷职之罪定罪，怎么见得应当发生食象而没有发生呢，应当发生食象而没有发生怎么知道不是推算者的差错呢？世俗君主之所以不信而产生怠慢疏忽之心，往往因为这个原因。臣曾经私下观察占卜者推算禄命而有所取法，推算禄命的人说灾祸的到来，人能修德就可以变灾为祥，有国家的人遇到日月薄蚀就像有身体的人遇到禄命不顺一样，顺应天运必然的常数，尽人道当然的道理，一遇到日食之变就预先思考如何修德正事、任用贤人去除奸佞，使得臣子不至于背叛君父、妾妇不至于压制丈夫、小人不至于欺凌君子、夷狄不至于侵犯中国，那么我的阳气旺盛而天的阳气也从而旺盛了，还怕什么阴气旺盛阳气微弱呢
足虑乎？是则先儒之论欲销变于未然，而臣为此说欲应变于将然，销未然之变，非上知不能应将然之变，虽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数，圣人于《春秋》必书者，欲人君因此恐惧修省者。”其此意欤。
译值得忧虑吗？这是先前儒者的议论，旨在将灾变消弭于尚未发生之时；而臣提出此说，旨在应对灾变即将发生之际。消弭尚未发生的灾变，若非上等智慧之人不能做到；应对即将发生的灾变，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勉力而为。程子说：“日食有固定的规律，圣人在《春秋》中必定记载，是希望君主因此产生恐惧之心，从而修身反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郑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凡日景于地十里而差一寸。”
贾公彦曰：“案土人职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以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土之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者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臣按：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以正日景，专以求地中也，而冯相氏致日以辨四时之叙始，专以考天象焉。大抵天道运行如环无端，治历者苟不即其阴消阳息之际以为立法之始，则何从而见其消息之机乎？惟于其日晷进退之际而候之，则其机将有不可遁者矣。候之之法在植表测景，以究其气之始至而用以合其所布之算，两无差异则历之本立矣。夫自周立表于阳城，汉人造历必先定东西立晷仪，唐诏太史测天下之晷凡十三处，宋测景则于浚仪之岳台，元人测景之所二十有七。旧说表八尺长，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尝驳议八尺之表表痹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元郭守敬所谓表五倍其旧，悬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符窍夹测横梁之景，折取中数，又随所至之处而立表测景，考北极出地高下、夏至晷景长短、昼夜刻数多寡，然后用之以推验，其法可谓精密矣。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序。
郑玄曰：“冯，乘也；相，视也。言登高台以视天文之次序也。”
吴澂曰：“岁谓岁星所在，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辰曰执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协洽、申曰滩、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渊献、子曰困敦、丑曰赤奋，若岁星左行于地，凡历十二舍而为一纪，则有十二岁之位。月谓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历十二朔而为一岁，则有十二月之位。辰谓日月所会，子曰玄枵、亥曰梱訾、戌曰降娄、酉曰大梁、申曰实沈、未曰鹑首、午曰鹑火、巳曰鹑尾、辰曰寿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纪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日之位。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奎、娄、胃、卯、毕、觜、参，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为二十八宿之位。盖天象有定位则人事有定序，辨其叙事而会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东作，厥民析，则知月之建卯、日月会于降娄而为奎娄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讹，厥民因，则知其月之建午、日月会于鹑首而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则知其月之建酉、日月会于寿星而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则知其月之建子、日月会于星纪而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岁、十有二月所会天位皆仿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盖冬至日在牵牛，景长丈有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长尺有五寸，此长短之极，极则气至，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娄，月上弦于东井，下弦于牵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牵牛、下弦于东井，此长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于冬夏，致月必于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时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经，正在分至为天度之中，分至之气正则四时之序亦正矣。”
臣按：吴氏谓分至之气正则四时之序亦正，时序正于上则人事定于下，此为治必先治历明时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记也）星（谓五星）、辰（谓二十八宿为十二次也）、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谓变动），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译《周礼》记载：大司徒运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校正日影以求得大地中心。太阳在南边，日影就短，气候多炎热；太阳在北边，日影就长，气候多寒冷；太阳在东边，傍晚的日影多风；太阳在西边，早晨的日影多阴。夏至时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这就叫做大地中心。
郑玄说：“土圭是用来测定四季日月影子的工具。大凡日影投射在地面上，相距十里就会相差一寸。”
贾公彦说：“查考《土人》的职掌说‘土圭长一尺五寸’，周公想要寻求大地中心来营建王城，所以用土圭测量日影的方法来测定土地的深浅，这里说的‘深’是指日影长短的程度。校正日影，是指在夏至那天白天漏刻过半时，圭表北边的影子长一尺五寸，影子正好与土圭长度相等，这就是大地中心，所以说校正日影以求得大地中心。从前周公测量日影时设置了五根表，这五根表是：在颍川阳城设置一根表作为中表，中表以南千里处又设置一根表，中表以北千里处又设置一根表，中表以东千里处又设置一根表，中表以西千里处又设置一根表。”
臣按：大司徒运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深浅以校正日影，专门是为了求得大地中心；而冯相氏测定日月运行以辨别四季的次序开端，专门是为了考察天象。大抵天道运行像圆环一样没有尽头，制定历法的人如果不从阴阳消长的节点作为立法的开始，那么从哪里能看到阴阳变化的契机呢？只有在日影进退的时候去观测它，那么其中的契机就会有无法隐藏的了。观测的方法在于树立圭表测量日影，以探究气候的最初到来，并用来符合所推演的历法计算，两者没有差异，那么历法的根本就确立了。自从周代在阳城树立圭表，汉代制定历法必定先确定东西方向树立晷仪，唐代诏令太史在全国测量日影共十三处，宋代测量日影则在浚仪的岳台，元代测量日影的地方有二十七处。旧说圭表长八尺，夏至的日影长一尺五寸，相距千里相差一寸，唐代一行曾经驳议八尺的圭表因为表身过细导致日影急促，古今沿袭使用未曾改革，元代郭守敬所说的圭表是旧制的五倍，悬挂横梁，每到正午用符窍夹测横梁的日影，折取中间数值，又随着所到的地方树立圭表测量日影，考察北极星高出地平线的高低、夏至日影的长短、昼夜刻数的多少，然后用来推演验证，他的方法可以说是精密了。
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宿的位置，辨别它们的次序以会合天位，冬季和夏季测定太阳，春季和秋季测定月亮，以辨别四季的次序。
郑玄说：“冯，是登上的意思；相，是观察的意思。说的是登上高台来观察天文的次序。”
吴澂说：“岁是指岁星所在的位置，寅年叫摄提格、卯年叫单阏、辰年叫执徐、巳年叫大荒落、午年叫敦牂、未年叫协洽、申年叫滩、酉年叫作噩、戌年叫掩茂、亥年叫大渊献、子年叫困敦、丑年叫赤奋，如果岁星在地面左侧运行，总共经历十二个宿位为一个纪，就有十二岁的位置。月是指北斗斗柄所指的方位，从正月建寅到十二月建丑，总共经历十二个朔望月为一年，就有十二月的位置。辰是指日月相会的地点，子位叫玄枵、亥位叫梱訾、戌位叫降娄、酉位叫大梁、申位叫实沈、未位叫鹑首、午位叫鹑火、巳位叫鹑尾、辰位叫寿星、卯位叫大火、寅位叫析木、丑位叫星纪，这是十二辰的位置。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十日的位置。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奎、娄、胃、卯、毕、觜、参，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这是二十八宿的位置。大抵天象有固定的位置，那么人事就有固定的次序，辨别它们的次序而会合它们，比如仲春之月平定东方农事，百姓分散劳作，就知道月份建卯、日月会合于降娄而成为奎娄之次；仲夏之月平定南方政事，百姓因循劳作，就知道月份建午、日月会合于鹑首而成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定西方收成，百姓平定劳作，就知道月份建酉、日月会合于寿星而成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定朔易政事，百姓室内劳作，就知道月份建子、日月会合于星纪而成为斗牛之次，以至于十二岁、十二月所会合的天位都仿照这个规律。冬季和夏季测定太阳，春季和秋季测定月亮，大抵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宿，日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时太阳在东井宿，日影长一尺五寸，这是日影长短的极限，达到极限则气候到来，冬天没有违逆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所以用来测定太阳；春分时太阳在娄宿，月亮上弦在东井宿，下弦在牵牛宿，秋分时太阳在角宿，月亮上弦在牵牛宿、下弦在东井宿，这是日影长短的中间，所以用来测定月亮。然而测定太阳必定在冬夏，测定月亮必定在春秋，为什么呢？天度一个月改变一个位置，一个季节改变一个方位，推演到日月所经过的地方，正好在二分二至是天度的中间，二分二至的气候正常，那么四季的次序也就正常了。”
臣按：吴氏说二分二至的气候正常，那么四季的次序也就正常，时序在上面正常，那么人事在下面也就安定，这说明治理天下必须先治理历法。
保章氏掌管天星以记录五星、二十八宿作为十二次、日月运行的变动，以此观察天下的变迁，辨别它们的吉凶；根据星土辨别九州之地所封的疆域，都有划分
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色也）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事也）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译通过观察星象来察知妖异和祥瑞；通过观察十二年的岁星方位来察知天下的妖异和祥瑞；通过观察五种云气的形态（颜色）来辨别吉凶、水旱、丰歉的灾异征兆；通过观察十二种风向来察知天地是否和谐，以及违背常理的妖异和祥瑞。这五类事物，用来告谏补救政令，访查并安排事务。
郑玄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变。”
吴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经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见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纬天右转而日有薄（蚀不朔望）蚀（蚀在朔望）晕（日旁气）珥（形点黑也）之变、月有亏盈朓（晦而月见西方）肭（朔而月见东方）之变、五星有赢（早出为赢）缩（晚出为缩）圜（有围绕者）角（生芒角）之变，故总言日、月、星、辰之变动。变动即所谓迁也，顺则为吉、逆则为凶，以天象言则为变动，以人事言则为迁，二者相参辨之矣（以上解”天星以志日月星辰变动“至”辨其吉凶“）。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书虽亡所考者，十二国之分载诸传记，灾祥所应亦皆可证。昭十年，有星出于嫠女，郑谿灶曰‘今兹岁在颛顼之墟，姜氏、任氏实守其地’，此玄枵为齐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吴伐越，晋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释者曰岁在星纪，此星纪为越之分星而扬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郑子产曰‘成王灭唐而封弟叔焉，故参为晋星、实沈为参神’，此实沈为晋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晋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汉，申须曰‘汉，水祥也。卫颛顼之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此梱訾为卫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郑语》周史曰‘楚，重黎之后也，黎为高辛氏火正’，此鹑尾为楚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尔雅》曰‘析木为之津’，释者谓天汉之津梁为燕，此析木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鹑火、秦之鹑首、赵之大梁、鲁之降娄，无非以其州之星土而为其国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灾祥，其应有可征矣（以上解”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至”以观妖祥“）。岁星在木则水为相之类，五星顺度为祥，流逆失度为妖。襄二十八年，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是谓蛇乘龙，梓慎以为宋、郑必饥，则言其所属；谿灶以为周楚所恶，则言其所冲。其岁星乖次之应乎？昭三十二年，岁在星纪而吴伐越，史墨谓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以岁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数不过三纪，非岁星顺次之应乎？以类求之则岁星、太岁皆可参决妖祥之事（以上解”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与视祲十辉同义，左氏所谓凡至分启闭必书云物。占法，青为虫，赤为兵荒，白为丧，黄为丰，黑为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丰荒之祲象，则亦视祲叙降之意。盖水旱之降为荒年，荒年之降为丰年，其叙如此（以上解”以五云“至”丰荒之祲象“）。十二风者，艮为条风，从大吕、太蔟之律；震为明庶风，从夹钟之律；巽为清明风，从姑洗、仲吕之律；离为景风，从蕤宾之律；坤为凉风，从林钟、夷则之律；兑为阊阖风，从南吕之律；干为不周风，从无射、应钟之律；坎为广莫风，从黄钟之律，传所谓八风从律是也。又法于缇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浅深，月气至则葭灰飞，以此察天地之和气。然左氏载师旷歌北风又歌南风，而知晋楚之胜负，妖祥之应可决于此。乖则异，别则离，此天地之不和而为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趋避（以上解”以十二风“至”乖别之妖祥“）。上文五事即救政叙事之所从出也，政者国之本，诏救政于上则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职，访叙事于下则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修厥德，政事举而天降祥矣（以上解”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叙事“）。”
臣按：所谓五物者，日、月、星、辰之变动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岁也，五云之物也，十有二风也。保章氏之职，用此五物以测阴阳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顺，上以诏之人君，使其因灾咎而救其政事之乖别，下以访之臣下，使其叙宜事而知其缓急之次第，吴氏论之详矣。凡世之星官所推步、占验者，皆具于是焉。
《
译郑玄说：“保，就是守，世代守护天文的变化。”
吴澂说：“天星，就是天文星度。推步占候的方法以星为主，所以称为天星。十二辰经天向左旋转，常度不变，不足以显现吉凶，只有日、月、五星运行在十二辰的次序中，纬天向右旋转，并且日有薄（日食不在朔望时发生）、蚀（日食在朔望时发生）、晕（日旁的气）、珥（形状像黑点）的变化，月有亏盈、朓（晦日月亮出现在西方）、肭（朔日月亮出现在东方）的变化，五星有赢（早出为赢）、缩（晚出为缩）、圜（有围绕的现象）、角（生出芒角）的变化，所以总说日、月、星、辰的变动。变动就是所谓的迁，顺则为吉，逆则为凶，从天象来说称为变动，从人事来说称为迁，二者相互参照辨别（以上解释‘天星以志日月星辰变动’到‘辨其吉凶’）。星土，就是十二土，合起来说叫九州，九州星土的书籍虽然亡佚无法考证，但十二国的分野记载在传记中，灾祥所应的情况也都可以证明。昭公十年，有星出现在嫠女座，郑国谿灶说‘今年岁星在颛顼的墟地，姜氏、任氏实际守护那片土地’，这是玄枵作为齐的分星，也就是青州的星土；昭公三十二年，吴国攻打越国，晋国史墨说‘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攻打它，必定承受凶险’，解释的人说岁星在星纪，这是星纪作为越的分星，也就是扬州的星土；昭公元年，郑国子产说‘成王灭掉唐国而封给弟弟叔虞，所以参星是晋的星，实沈是参神’，这是实沈作为晋的分星，也就是并州的星土；襄公九年，晋国士弱说‘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相土沿袭他，所以商主大火’，这是大火作为宋的分星，也就是豫州的星土；昭公十七年，星孛到达银河，申须说‘银河，是水祥。卫国是颛顼的墟地所以称为帝丘，它的星是大水’，这是梱訾作为卫的分星，也就是冀州的星土；《郑语》中周史说‘楚国，是重黎的后代，黎是高辛氏的火正’，这是鹑尾作为楚的分星，也就是荆州的星土；《尔雅》说‘析木为之津’，解释的人认为天汉的津梁是燕，这是析木作为燕的分星，也就是幽州的星土。至于周的鹑火、秦的鹑首、赵的大梁、鲁的降娄，没有不是以其州的星土作为其国的分星，以星土来占测灾祥，其应验是有据可查的（以上解释‘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到‘以观妖祥’）。岁星在木则水为相之类，五星顺度为祥，流逆失度为妖。襄公二十八年，岁星在星纪而淫于玄枵，这叫蛇乘龙，梓慎认为宋、郑必定饥荒，这是说其所属；谿灶认为这是周楚所厌恶的，这是说其所冲。这是岁星乖离次序的应验吗？昭公三十二年，岁星在星纪而吴国攻打越国，史墨说不到四十年越国会有吴国吗，因为岁星十二年一周，存亡的数目不过三纪，这不是岁星顺次运行的应验吗？以类推求，则岁星、太岁都可以参决妖祥之事（以上解释‘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物，就是色，看日旁云气的颜色与看祲十辉同义，左氏所说的凡是到分、启、闭必定书写云物。占法，青色为虫灾，赤色为兵荒，白色为丧事，黄色为丰收，黑色为水灾。既然说了辨别吉凶水旱，又说降下丰荒的祲象，那也是视祲叙降的意思。大概水旱的降下为荒年，荒年的降下为丰年，其叙述如此（以上解释‘以五云’到‘丰荒之祲象’）。十二风，艮为条风，从大吕、太蔟的律；震为明庶风，从夹钟的律；巽为清明风，从姑洗、仲吕的律；离为景风，从蕤宾的律；坤为凉风，从林钟、夷则的律；兑为阊阖风，从南吕的律；干为不周风，从无射、应钟的律；坎为广莫风，从黄钟的律，传所说的八风从律就是这样。又法于缇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的浅深，月气至则葭灰飞，以此察天地之和气。然而左氏记载师旷歌北风又歌南风，而知晋楚的胜负，妖祥的应验可决于此。乖则异，别则离，这是天地不和而为妖祥，所以命令他使知道所趋避（以上解释‘以十二风’到‘乖别之妖祥’）。上文五事即救政叙事之所从出也，政者国之本，诏救政于上则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职，访叙事于下则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修厥德，政事举而天降祥矣（以上解释‘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叙事’）。”
臣按：所谓五物，就是日、月、星、辰的变动，星土辨别九州，十二岁，五云之物，十二风。保章氏的职责，用这五物来测度阴阳的和否，察验天地的逆顺，上以诏告人君，使其因灾咎而救其政事的乖别，下以访求臣下，使其叙述宜事而知其缓急的次第，吴氏论述得很详细了。凡是世之星官所推步、占验的，都具备在这里了。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忒），毋失经纪，以初为常。郑玄曰：“经纪，谓天文进退度数。”
译《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于是命令太史恪守典章、奉行法度，观测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星宿偏离没有差错，不要失去天文运行的度数规律，以初始的状态作为常态。郑玄说：“经纪，指的是天文进退的度数。”
方悫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书》，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进退者也，月应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宿言宿于此，离言离于彼。日、月、星、辰之宿离有定数，不可忒，忒则司天者之过矣。”
吴澂曰：“宿谓所居，离谓所丽。日月所居所丽在何辰何星之第几度，推算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经纪。初谓初始，常谓不变，当依初始以求算历之法而不改变也。”
臣按：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即《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也。历象有一定之法，当夫国家创业之初已为之定制常法，然每岁日、月、星、辰之行则不能无变动焉，然其变动也，或宿或离，其躔次亦不甚相远而不能出始初常法之外，是以先王之世每遇岁事更端之初，即申命太史考其行之宿离，或进或退皆不可失其常而必合于初焉。后世惟听司历者之所自为，而孟春乃命之制不复讲矣，此亦一阙典也。
《春秋》：隐公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安国曰：“经书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余岁而精历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书，示后世治历明时之法也。有常度则灾而非异矣，每食必书，示后世遇灾而惧之意也。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灾咎象也。克谨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弗克畏天灾，咎之来必矣。凡经所书者，或妾妇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权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国，皆阳微阴盛之证也。是故《十月之交》，诗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书，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臣按：先儒谓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阳，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也。噫，天上之日月有以食之，则天下之君亦将有以灾之者矣，是故人君遇此变也则反诸己，乃自咎曰：“吾德毋乃有失欤？吾行毋乃有亏欤？吾之左右毋乃有窃威柄者欤？吾之臣子毋乃有背君父者欤？或者盗贼无乃将于此而窃发欤？夷狄无乃将于此而侵陵欤？”有一于此皆思所以反其事而顺于道，寻其绪而折其萌，究其归而闭其途，使之必不至于如此也。夫然，则其过也人皆仰之如日月之复明矣。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安国曰：“穀梁曰：‘既，尽也。’言日言朔，日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则其为变大矣。”
《左传》文公元年曰：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杜预曰：“于历法，闰当在僖公末年，误于今年三月置闰，故曰非礼也。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迟速而必分为十二月，举中气以正月，有余日则归之于终，积而为闰，故言归余于终。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无疑惑，四时得所则事无悖礼。”
孔颖达曰：“闰后之月中气在朔，则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闰前之月中气在晦，则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月之正在于中气，则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臣按：古今论置闰之法，不出乎此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三言。
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杜预曰：“四时渐差则置闰以正之，顺时命事，事不失时则年丰。”
臣按：四时渐差则置闰以正之，斯言也治历明时之要。闰正则寒暑不失，而民知耕艺之候而有有秋之望矣。食者民之天，民得其食则生养，遂而祸乱不作矣。生民之道，岂外是哉？
昭公七年，晋平公曰：“何谓六物？”伯瑕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
译方悫说：“在人间的六典、八法，在天上的日、月、星、辰，没有不记载在《尚书》中的，所以用来命令太史。太阳是遵循星辰的规律而进退的，月亮是应和太阳而盈亏生死的，星是太阳停留的地方，辰是星辰排列的次序，宿是说停留在这里，离是说离开那里。日、月、星、辰的停留和离开有固定的度数，不可差错，差错就是掌管天文者的过错了。”
吴澂说：“宿是指所居住的地方，离是指所依附的地方。日月所居住和依附的地方在哪个辰、哪颗星的第几度，推算不可有差错，不要让它们失去运行次序的条理。初是指初始，常是指不变，应当依照初始的方法来推算历法而不改变。”
臣按：太史掌管天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就是《尧典》所说的观测日、月、星、辰的历象。历象有一定的法则，在国家创业之初就已经制定了恒常的法度，然而每年日、月、星、辰的运行却不能没有变动，然而它们的变动，无论是停留还是离开，其运行次序也不相去太远，不能超出初始恒常法度的范围，所以先王时代每逢岁事更替之初，就命令太史考察它们运行的停留和离开，无论是进还是退都不可失去恒常而必须符合初始的法度。后世只听任掌管历法的人自行其是，而孟春时节命令制定历法的制度不再推行了，这也是一个缺失的典制。
《春秋》记载：隐公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胡安国说：“《春秋》经文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距离现在一千多年，精通历算的人尚能考证，说明它们的运行有恒定的法度。然而每次日食都必定记载，是向后世展示制定历法、明确时令的方法。有恒定的法度，日食就是灾异而不是怪异了；每次日食都必定记载，是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异应当畏惧的意思。太阳是众阳之首、人君的表率，发生日食，是灾祸的征兆。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那么即使有这种征兆而没有相应的灾祸；不能畏惧上天的灾异，灾祸的到来就必然了。凡是经文中记载的，或者是妾妇凌驾于丈夫之上，或者是臣子背叛君父，或者是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或者是夷狄侵犯中国，都是阳气微弱、阴气盛行的证据。所以《十月之交》这首诗，诗人用来讽刺；日食，《春秋》必定记载，是告诫人君不可忽视天象。”
臣按：先儒说“日有食之”，是有东西遮蔽了太阳。太阳象征君主，被遮蔽侵食，是君主之道所忌讳的。唉，天上的日月有东西遮蔽它们，那么天下的君主也将有灾祸降临了，所以人君遇到这种变故就反省自己，于是自我责备说：“我的德行难道有缺失吗？我的行为难道有亏缺吗？我的左右近臣难道有窃取威权的人吗？我的臣子难道有背叛君父的人吗？或者盗贼难道将在此时兴起吗？夷狄难道将在此时侵犯吗？”只要其中有这一条，都要思考如何扭转事态以顺应正道，寻找头绪以遏制萌芽，探究归宿以堵塞途径，使之必定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像这样，那么他的过错人们都会仰视他如同日月重新光明一样。
桓公三年秋天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食，全食。
胡安国说：“《穀梁传》说：‘既，是尽的意思。’说日又说朔，是日正朔；说朔不说日，是食既朔；说日不说朔，是食晦日；不说日也不说朔，是夜食。太阳是众阳之首、人君的表象，发生日食且全食，那么这种变故就很大了。”
《左传》文公元年说：这一年闰三月，是不合礼制的。先王校正时间，在年初确立开端，在年中确立正朔，把多余的日子归到年终。在年初确立开端，时序就不会差错；在年中确立正朔，百姓就不会迷惑；把多余的日子归到年终，政事就不会违背常理。
杜预说：“按照历法，闰月应当在僖公末年，错误地在今年的三月置闰，所以说是不合礼制的。推算历法的开始作为术数的端首，周期定为三百六十六天，日月运行又有快慢而必须分为十二月，选取中气来校正月份，有多余的日子就归到年终，积累成为闰月，所以说把多余的日子归到年终。北斗星的指向不失去次序，寒暑不失去常态，所以没有疑惑，四时得当则政事不违背礼制。”
孔颖达说：“闰月之后的月份中气在初一，那么北斗星的柄在月初就已经指向所建之辰；闰月之前的月份中气在月底，那么北斗星的柄在月底才指向所建之辰。所以月份的正朔在于中气，那么北斗星的柄常不失去它所指向的次序，这样就能使寒暑不失去常态。”
臣按：古今论述置闰的方法，不出“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这三句话。
六年，闰月，不告朔，是不合礼制的。闰月用来校正时间，时间用来安排政事，政事用来使百姓富足，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不告闰月的初一，是抛弃时政，怎么能治理百姓呢？
杜预说：“四时逐渐出现偏差就置闰来校正它，顺应时令命令政事，政事不失去时节则年成丰收。”
臣按：四时逐渐出现偏差就置闰来校正它，这话是制定历法、明确时令的关键。闰月校正了，寒暑就不会失去常态，百姓就知道耕种的时节而有丰收的希望了。食物是百姓的天，百姓得到食物就能生存养育，祸乱就不会发生了。养育百姓的道理，难道超出这个范围吗？
昭公七年，晋平公说：“什么是六物？”伯瑕回答说：“岁、时、日、月、星、辰就是六物。”晋平公说：“你多次对我说辰，但说法不同，什么是辰？”回答说：“日月之
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孔颖达曰：“《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周曰年’，李巡曰：‘载，一岁莫不覆载也。’孙炎曰：‘四时一终曰岁，取岁星行一次也，年取年谷一熟。’是年、岁即年也。时谓四时，春、夏、秋、冬也。日谓十日，从甲至癸也。月，从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谓日月所会，一岁十二会，从子至亥也。配日，言辰无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干配之，明非一所也。”
译“会”就是“辰”，所以用它来配合“日”。
孔颖达说：“《尔雅·释天》说：‘载，就是岁。夏代称为岁，周代称为年。’李巡说：‘载，是一年中无不被覆盖承载的意思。’孙炎说：‘四季循环一次称为岁，取意于岁星运行一次；年取意于谷物一年成熟一次。’这说明年、岁就是年的意思。时指的是四时，即春、夏、秋、冬。日指的是十日，从甲到癸。月，是从正月到十二月。星，是二十八宿。辰指的是日月相会之处，一年有十二次相会，从子到亥。配日，是说辰没有固定的位置，分布在十二个方位，用十天干来配合它，表明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臣按：历象所推步者不过此六物而已。
以上历象之法（上）
卷九三
▲历象之法（下）
《扬子》：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几（近也）乎莫之能违也。”请问盖天，曰：“盖哉盖哉，应难未几也。”
李轨曰：“几，近也。落下闳为武帝经营之，鲜于妄人为武帝算度之，耿寿昌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谈天者无能违也。再言盖哉者应难，以事未有近其理也。”
朱熹曰：“浑天仪，古必有其法，遭秦而灭，至汉武帝时落下闳始经营之，鲜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时耿寿昌始铸铜而为之象。宋钱乐又铸铜作浑天仪，衡长八尺，孔径一寸，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强转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璇玑玉衡之遗法也。历代以来其法渐密，宋朝因之为仪三重，其在外曰六合仪，平置黑单环，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准地面而定四方，侧立黑双环，背刻去极度数以中分天脊，直跨地上，使其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子午以为天经，斜倚赤单环，背刻赤道度数以平分天腹、横绕天经，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卯酉以为天纬三环，表里相结不动，其天经之环则南北二极皆为圆轴，虚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环，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仪，侧立黑双环，亦刻去极度数，外贯天经之轴，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则为赤单环，外依天纬，亦刻宿度而结于黑双环之卯酉，其黄道则为黄单环，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结于卯酉，而半入其内以为春分后之日轨，半出其外以为秋分后之日轨，又为白单环以承其交，使不倾垫，下设机轮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随天东西运转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游仪，亦为黑双环如三辰仪之制，以贯天经之轴，其环之内则两面当中各施直距外指两轴而当其要（平声），中之内面又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轴使衡，既得随环东西运转，又可随处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窥焉，以其东西南北无不周遍，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
沈括曰：“旧法规环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银钉，盖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则以手切之也。古人有璇饰玑，疑亦为此。今太史局秘书省铜仪制极精致，亦以铜钉为之。”
臣按：自落下闳造浑天之后，魏晋以来率因之以为仪，至宋朝熙宁沈括之仪、宣和玑衡之制始详密精致，有出于淳风、令瓒之表者。靖康之乱，仪象之器尽归于金，元人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郭守敬乃创为简仪、仰仪及诸仪表，其说以谓昔人以管窥天，宿度余分约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线推测于余分，纤微皆有可考，而又当时四海测宾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皆古人所未及为者，其法俱载《元史》，而其仪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尧历象之后而有舜之玑衡，所谓玑衡盖尧之象也，舜玑衡之后而有汉之浑天仪象，所谓仪象盖舜之玑衡也，后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历代相因、千载相承，未尝有改也，而改之始自于此。盖天欲启中国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于数千载之前，而创为一代观天之器，以待圣人之生，夫岂偶然之故哉？
《史记》：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嘉谷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依也）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
译臣按：历象所推步的不过这六样东西罢了。
以上历象之法（上）
卷九三
▲历象之法（下）
《扬子》：有人问浑天说，回答说：“落下闳规划它，鲜于妄人测算它，耿中丞制作模型来象征它，几乎没有人能违背它。”请问盖天说，回答说：“盖天说啊盖天说，应对疑难之处没有多少（道理）。”
李轨说：“几，是近的意思。落下闳为汉武帝规划它，鲜于妄人为汉武帝测算它，耿寿昌为汉宣帝考察天象制作模型，说它接近天理了，谈论天象的人没有能违背的。再次说‘盖天说啊盖天说’来应对疑难，是因为事情没有接近天理的。”
朱熹说：“浑天仪，古代一定有这种方法，遭遇秦朝而毁灭，到汉武帝时落下闳才开始规划它，鲜于妄人又测量它，到汉宣帝时耿寿昌才开始铸造铜器来制作它的模型。宋代钱乐又铸造铜器制作浑天仪，衡长八尺，孔径一寸，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用力转动它并观察它来知道日月星辰的位置，这就是璇玑玉衡遗留的方法。历代以来这种方法逐渐精密，宋朝因此制作仪器有三重，最外面的一重叫六合仪，平放一个黑色的单环，上面刻着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上的位置来对准地面而确定四方，侧立两个黑色的双环，背面刻着去极度数来平分天脊，直跨在地上，让它一半进入地下而结于子午线作为天经，斜倚一个红色的单环，背面刻着赤道度数来平分天腹、横绕天经，也让它一半露出地上、一半进入地下而结于卯酉线作为天纬，三个环，内外相互连接不动，那天经的环则南北两极都作为圆轴，中间空虚而向内，用来提挈三辰四游的环，因为上下四方在这里可以考察，所以叫六合；其次在里面的一重叫三辰仪，侧立两个黑色的双环，也刻着去极度数，外面贯穿天经的轴，里面提挈黄道和赤道，其中赤道作为红色的单环，外面依靠天纬，也刻着宿度而结于黑色双环的卯酉，其中黄道作为黄色的单环，也刻着宿度而又斜倚在赤道的腹部，来交结于卯酉，而一半进入里面作为春分后的日轨，一半露出外面作为秋分后的日轨，又制作白色的单环来承托它们的交点，使它们不倾斜塌陷，下面设置机轮用水力推动它，让它日夜随着天东西运转来象征天的运行，因为日月星辰在这里可以考察，所以叫三辰；最里面的一重叫四游仪，也制作两个黑色的双环像三辰仪的制度，用来贯穿天经的轴，环的里面则两面当中各施直距向外指着两个轴而对着它的腰部（平声），腰部的内面又制作小孔来容纳玉衡的腰部，腰部的小轴让衡，既能够随着环东西运转，又可以随处南北高低，以等待观测者仰视观察，因为东西南北无不周遍，所以叫四游。这是这种方法的大概。”
沈括说：“旧法规定环的一面刻着周天度数、一面加上银钉，大概是因为夜间观测天象，昏暗不能目视就用手指触摸它。古人有璇饰玑，怀疑也是为此。现在太史局秘书省的铜仪制作极其精致，也用铜钉制作。”
臣按：自从落下闳制造浑天仪之后，魏晋以来大都沿用它来制作仪器，到宋朝熙宁年间沈括的仪器、宣和年间玑衡的制度才开始详细精密，有超出李淳风、李令瓒之上的。靖康之乱，仪器象器全部归于金朝，元人沿袭金朝旧制而规环不协调，难以恢复施用，于是郭守敬就创制了简仪、仰仪及各种仪表，他的说法认为过去的人用管窥天，宿度余分大约为大半，少的没有得其准确，就用两条线推测余分，细微之处都有可考察的，而又当时四海测量宾位的地方共二十七个，东边极远到高丽、西边极远到滇池、南边越过朱崖、北边尽于铁勒，都是古人所未曾做到的，这些方法都记载在《元史》中，而它的仪表至今遵行使用。自从尧历象之后而有舜的玑衡，所谓玑衡大概是尧的象，舜玑衡之后而有汉朝的浑天仪象，所谓仪象大概是舜的玑衡，后世加上六合、三辰、四游，越精密越详细，然而历代相沿、千年相承，未曾有改变的，而改变的开始就在此。大概上天想要开启中国文明的治理，必定预先在数千载之前产生有知巧的人，而创制一代观天的器具，以等待圣人的出生，这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
《史记》：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尚且久远，大概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的官，这叫五官。各自掌管它们的次序，不相混乱，百姓因此能有信用，神明因此能有明德。百姓和神明职业不同，恭敬而不亵渎，所以神明降下嘉谷，百姓用物品献祭，灾祸不产生，所求不匮乏。少昊氏衰落时，九黎扰乱德行，百姓和神明混杂扰乱，不能依从万物，祸灾接连到来，不能尽其气。颛顼接受它，就命令南正重掌管天以属于神，命令火正黎掌管地以属于民，使恢复旧常，不相侵渎。其后三苗又恢复九黎的德行，所以两个官都废弃了职守，而闰余违背次序，孟陬灭绝，摄提没有纪，历数失序。尧又于是重黎的后代，不忘旧制的，使恢复掌管它而立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