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

译管钥不能随意开启，所以说要谨慎。要塞，是边城的关键所在。徯径，是野兽往来的道路。陆佃说：“毁坏城郭而城门不戒备没有益处，修缮门闩锁钥而管钥不谨慎没有益处，巩固封疆而边境不防备没有益处，完善要塞、谨慎关梁而徯径不堵塞没有益处。”

译臣按：《月令》在孟冬之月，既已命令百官谨慎地覆盖储藏物品，命令有关官员巡视积聚的物资，没有不收敛的，同时又命令有关官员毁坏城郭的缺口、警戒门户、修理门闩锁钥、谨慎管理钥匙，这大概是兼顾内外而言的；至于巩固封疆、防备边境、完善要塞、谨慎关隘桥梁、堵塞小路，则是专门为边境而言的。然而边境之中也有城郭，而城郭之中则有门户，门户的开启或关闭则有门闩锁钥来掌管，所以既毁坏城郭的缺口使其坚固厚实，又警戒门户的出入，对于门闩锁钥则加以修理整治、谨慎守卫，以此来防备内部人员外出和外部人员进入。至于封疆的巩固、边境的防备，所防备的是内部恐怕盗贼突然发作，外部恐怕敌国侵凌，即使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也必定年年事先做好准备，对于要塞则加以完善以扼守要冲，对于关隘桥梁则加以谨慎以严格出入，然而不仅对人马可以通行的地方加以防备，凡是野兽往来的小路，只要足以容足，也没有不加以谨慎防备的，可见古人在封疆的守卫、边防的预备上，如此严密。后世执政者苟且应付眼前，对于边塞之地，无事时一概置之不问，一旦有事，在紧急仓促之际，惊慌失措的人就多了，更有甚者，因为堆积柴薪的缘故而砍伐遮蔽的草木，因为营造工程的缘故而砍伐屏障，因为游猎的缘故而废弃险隘，完全不想想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没有险阻尚且千方百计去营造，何况有险阻却自己去除，为敌人开辟道路呢？明智的人不会这样做，后来的君子应当思考如何事先防备，不要留下临时后悔莫及的遗憾。臣私下认为，如今京师紧邻边塞，所依赖作为险固的，内部是太行山从西来一带，重峦叠嶂，外部是浑、蔚等州的高山峻岭，小路狭隘，林木茂密，用来限制骑兵的冲击，不知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薪炭的缘故，营缮的需要，砍伐树木取材，折断树枝做柴薪，烧柴做成木炭，致使树木日益稀少，小路日益通畅，险隘日益平坦，假使国家常像今天这样无事固然用不上这些险阻，不幸一旦有战事警报，将凭什么扼守来路而拒绝敌人进入呢？如果不趁现在加以限制，臣担心日益严重，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臣请求下工部查考洪武、永乐年间以来，所使用的材木薪炭取自何处，由何人掌管，凡是其可以安排的方案、用度的数量，以及爱惜减省的细节，一一上报，必须无损于边关、无亏于国用，定为长久之计，这件事虽然小，所关系到的实际很大。查考《诸司职掌》，其中工部抽分条例只说“抽分竹木场如果遇到客商贩卖竹木柴炭等项，照例抽分，如果不够，定夺后奏报，给价收买，或派人砍伐办理”，那么是祖宗之时遇到营造不够，才进行买办，然而也只说营造而不知道当时大厨房的炊事、内臣的做饭从哪里取材？大概洪武初年，建都江南，沿江的芦苇自足以供应当时的需要。芦苇是容易生长的东西，割去又生，沿江千里，取用不尽，不像树木，不是经历十多年的时间不能燃烧，取之必须有尽时，生长必定等待积累很久，况且如今近郊别无大山茂林，不取自边关，将取自哪里呢？自从在易州设立柴厂以来，常常聚集山东西北直隶数州的民夫数千人在这里取柴炭以供应国用，又役使顺天府的民夫作为挑柴夫，府县增设佐贰官专门管理，又特别敕令侍郎或尚书一员来总督，这件事不仅今朝没有定制，前代也未曾听说。那么前代都不生火做饭吗？古人必定有妥善处理的办法，然而史籍不记载，无从查考，大概认为这不是紧要的事务，随时制宜，本来取足用即可，不必专门设官、拘泥督责，因为我们的口腹之奉而夺取百姓的衣食之资。为今之计，应当将易州柴厂迁移到近京之地，遣散民夫各自返回原籍，衡量州县的大小、人民的多少，定为薪炭的数量，分派输纳，内外衙门每年定为限期，使其依期运纳，一如户部粮草的条例，取纳足通关以凭查考，又必须痛加禁革，除去印烙，只要柴薪可以燃烧，就予以收贮，不必问来自何处、限制样式，像宋朝末世所取的炭，必定要像核桃纹、鸬鹚色，来困害百姓，这样，不仅可以为边关的巩固，而且京畿及山东西的百姓也可以稍微喘息了。虽然如此，树木生长在山林，年年取之没有止时，如果生长的接续不上，那么取用的就竭尽了，私下担心几十年之后，其物日益减少，其价日益增高，我们百姓的采办者更加不堪了。臣又私下有一个建议，请在边关一带，东起山海关，依次向西，在近边内地，随地形的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来以备柴炭之用，二来作为边塞的遮蔽，以此来限制敌人的骑兵，以此来作为官军的伏击之地，每在山阜之侧、平坦之地，随地势的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如果其地是民产，官府就在其附近拨给草场及官地如数归还。

译对于不愿获得土地的人，按照当时的价格给予补偿，免除他们的租税。又预先下达命令给司法部门，遇到犯罪按例应当罚赎的人，制定固定的条例：判处徒刑三年的，种植树木若干棵；判处徒刑二年的，种植若干棵；判处杖刑、笞刑以下的，依次递减。参照缮工司运送水和炭的先例，让专门从事种植的人向官府领取工价，认领种植某种树木若干棵，树木的长短大小都制定标准，以树木成活作为考核标准，如果有枯死损坏的，仍然责令其赔偿。所种植的树木必须相距一丈左右，行列交错，参差不齐，遮蔽亏缺，使得马匹不能直线奔驰，官军可以设伏。仍然委派所在地的军卫和有司设法看守，委派官员巡视，每年派遣一名御史督察，不允许践踏砍伐，违反者处以重罪。等到五七年树木茂盛之后，每年派遣官员一次采集其枝条作为薪炭使用。这样，国家的用度因此得以宽裕，百姓的困苦因此得以缓解，边疆也因此得以巩固。

如今京城军民百万人家都用石煤代替柴薪，除了大官之外，惜薪司应当供给柴薪的不过数千人的炊事，不到京城百姓的百分之一，难道不可以使用石煤吗？如果认为方便，请求下达给负责采购、挑运的州县，计算他们购买、雇佣工价所花费的多少，让他们将工价送给官府，酌情给予他们购买石煤用于炊事，这也是很好的办法。

译《左传》记载：昭公二十三年，楚国令尹囊瓦修筑郢都城墙，沈尹戍说：“古时候，天子的屏障在于四方蛮夷，天子地位尊贵，屏障就在诸侯；诸侯的屏障在于四方邻国，诸侯地位尊贵，屏障就在四境。谨慎地守卫四境，结交四方盟友，百姓安居于田野，春、夏、秋三季的农事得以成功，百姓没有内忧也没有外惧，国家哪里还需要城墙呢？确立疆界，整治田地，加固边境的壁垒，亲近百姓，明确部伍的侦察警戒，取信于邻国，谨慎地管理官吏职守，遵守交往礼仪，不越礼不贪婪，不懦弱不逞强，完善守备，以应对不测之事。”

臣按：楚国人畏惧吴国的强大而修筑郢都城墙，郢都是楚国的国都，不能远抚边境，只想要近守城郭，所以沈尹戍用这些话告诫他。诸侯的屏障固然在于四方邻国，天子的屏障固然在于四方蛮夷，然而近处的防备如果不完善，怎么能使远方臣服？内部的政事如果不修明，怎么能够抵御外患？宋朝范仲淹想要修筑京城，执政者引用囊瓦修筑郢都城墙的事情来阻挠他，这是拘泥于古人的陈词滥调而不知道当世事务适宜做法的人。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在西北驱逐匈奴，匈奴单于抵挡不住秦国向北迁徙，秦国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并将黄河以东地区归属阴山，凭借黄河作为边塞，修筑长城，沿着边山险要、沟谷可以修缮的地方进行治理，从临洮修筑到辽东，长达万余里。

臣按：长城的修筑，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余里，这个计划也是劳民伤财的，然而这难道只是秦始皇修筑的吗？秦昭王时已经在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了，也不是全部由秦国修筑的，赵国从代地沿着阴山下到高阙作为边塞，燕国从造阳到襄平也都修筑长城，这样看来，在秦国之前本来就有修筑长城的了，难道只是秦国吗？秦国之后如魏、北齐、隋也都修筑过。大概上天以山川作为险隘，有所不足加以增补，也不算过分，然而内部政事不修明却只专注于抵御外侮，以至于耗尽天下的财力来兴办无穷无尽的工程，这就是不知道所务为何了。虽然如此，长城的修筑，虽然说是劳民，然而也有为民的意图存在，假如汉朝继承秦国，凭借已经形成的局势加以修葺，魏国继承汉朝、晋国继承魏国，世代都这样，那么天下后世也将有所依赖了，为什么后来的人因为秦人征发闾左之役的失误、蒙恬断绝地脉的祸患而废弃已经成功的功业，难道不可惜吗？后世守卫边疆的人，在边塞之地没有山川险阻的限制，能够凭借险要狭窄的缺口、顺应形势的便利，修筑边墙，以遏制敌人的冲杀，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是不能求快而广泛扰民罢了。如果就使用守卫的人，限定三十年的长久时间，慢慢来做，虽然完成得迟，也胜过不做。

秦始皇又派蒙恬渡过黄河夺取高阙、陶山、北假，在中间修筑亭障以驱逐戎人，蒙恬驻守上郡十多年，威震匈奴。

《水经》说：“赵武灵王从代地沿着阴山下到高阙作为边塞，山下有长城，长城连接的山峰刺破青天，那山中间断开，两岸像门阙一样，从门阙向北出黄中关口有城，跨越山势结束，称为高阙，自古以来直到如今常设戍守，重兵防守以防备道路。”

臣按：所谓高阙，那山中间断开，两岸像门阙一样，现在的边关都是在万山连绵之间忽然断开，可以往来，所以历代设立重城，屯驻士兵以戍守，使外面的寇贼不能进入，里面的奸细不能出去。查考史书，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断开两峰都峻峭像城阙一样，朔方是古夏州，现在的地在黄河套中，世人不知道它在哪里，就以今日边关来说，最大而重要的有居庸、紫荆、松亭、雁门，前代关隘的设置都是为了守卫边疆，只有今日的边关则在神京咫尺之侧，不只是守卫边疆。大概开辟之初，上天造就这连绵的山作为内外的界限，又派遣巨灵劈开两山以通出入，大概是在亿万载之前预先等待我朝在亿万载之下开国。自古建都于燕的，前有召公奭，后有金元，然而王气的降临，正在于今日。汉朝继承秦国之后则以秦为鉴，唐朝继承隋朝之后则以隋为鉴，那秦与隋难道汉唐所能匹敌的吗，而以为鉴戒的，是因为儆戒生于不足。臣曾经观看元人进《金史》的表说：“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吭。”这是古今建都于燕者防患的明鉴，然而捣居庸而称为拊背，出紫荆而称为扼吭，那么其立言之间，轻重缓急不问可知，大概背是人身所倚负，而吭则是呼吸饮食所必经，系于死生，况且现在六军亿兆聚于京师，北倚居庸即为重镇，而紫荆是南出的道路，疾骑抵达我们的运道数日可到，这是尤其不可不加以注意的。议论的人往往急于居庸而后于紫荆，这是不知大势的话，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防患于未然，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汉书贾谊传》说：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

文颖说：“边方备胡寇，

译修筑高大的土制瞭望台，在瞭望台上设置桔皋，桔皋的头部用兜零盛放柴草，平时将其压低，一旦有敌寇入侵，就点燃柴草，举起它来互相通报，这叫做烽。又大量堆积柴草，敌寇到来时就点燃它，通过观察它的烟雾来报警，这叫做燧。

译颜师古说：“白天燃烧烽火，夜晚举起烽烟。”臣认为：烽火台制度，从汉朝就已经有了。

晁错对汉文帝说：“远方的士兵守卫边塞，一年轮换一次，不如挑选长期居住的人，让他们安家种田，以便防备敌人，并为他们修筑高城深沟，准备蔺石、布设铁蒺藜，再修筑一座内城，内外城之间相距一百五十步，在要害之处、交通要道，调拨人口建立城邑，不少于千家，作为外围的屏障。”

如淳说：“蔺石，是城上投掷的雷石。”

苏林说：“渠，是铁蒺藜。在边塞要冲之下设置铁蒺藜，在表面铺上沙子，早晨查看痕迹，以知道匈奴是否入侵。”

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昂，俘虏人口牲畜很多，于是到达彭阳，派骑兵进入烧毁回中宫，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的甘泉宫。皇帝下诏让中尉周舍、郎中张武担任将军，率领战车千辆、骑兵十万驻扎在长安，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无余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驻扎在这三个郡，皇帝亲自慰劳军队，整顿军队想要亲自征讨匈奴，群臣劝谏不听，皇太后坚决挽留，皇帝才作罢，任命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出击追逐匈奴出塞后返回。

臣认为：汉文帝一听到边境警报，就想整顿军队亲自征讨匈奴，皇帝的奋发精神是有的，但这不是帝王治理边境的常规做法。大概防备边境有其关键，不在于临时应对而在于平日准备；治理边境有其方法，不在于亲自行动而在于任用人才。因此自古圣明的帝王对于边疆的防守尤其尽心，所以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谋划安排，统计考核，凡是我国境内靠近边境的地方有多少处，其延伸范围多大，某处是总汇之地，某处是要害之地，哪支部队最为强悍，沿边的城堡有多少，戍守士兵有多少，侦察兵有多少，某处应当如何防守，哪支部队应当如何防备，某人可以担任将帅，某人可以担任副将，敌人侵犯某处应当用哪里的兵力来延缓其攻势，敌人如果深入内地应当在何处扼守其归路，某城与某城相接，某寨与某寨相连，里数的远近、山川的险易、人力的勇怯、储备的多寡，都绘制成地图，写成策略，放在座位旁边，那么君主虽然居住在九重宫阙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门而边寨城堡、将士营垒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反复思考在心中。一旦有警报，就按照地图谋划，根据时机产生智谋，随才能任命将领，集合众人的长处、聚集群策的关键，正不必亲自乘坐六马之车，亲临沙漠地区，亲自承受箭石之险，降低帝王的尊严去对付微小的敌人，战胜了不足以显示武勇，不幸失败了，岂不是助长了寇贼的威风而给中原带来耻辱吗？那么寇准劝宋真宗前往澶渊难道也是对的吗？回答说圣人处理事情遵循常规而不依靠侥幸，凭借汉高祖这样的英雄君主，当时名将众多，尚且在平城几乎陷入危险，真宗比起高祖如何，寇准比起陈平如何，高琼比起樊哙如何，一定有人能分辨清楚。

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侵上郡、云中，杀害掠夺的人很多，烽火传到甘泉、长安，派遣将军令免驻扎在飞狐、苏意驻扎在句注、张武驻扎在北地，周亚夫驻扎在细柳、刘礼驻扎在霸上，徐厉驻扎在棘门以防备匈奴，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达霸上。

臣认为：汉朝都城在长安，上郡、云中都是靠近边境的地方，烽火传到甘泉，大概是传递消息罢了，并不是敌人到达甘泉。飞狐、句注的驻扎是为了防备云中、北地，细柳、霸上、棘门的驻扎是为了防备上郡，大概古人防守边境，既在临近边塞的地方建立城寨、修筑亭障、驻扎戍卒，任命将领专门防守这些地方，遇到敌人来侵犯既自行抵御，又向朝廷通报，朝廷派遣将领驻扎在要害之地以作防备，以此来作为边将的声援，不必亲自到达那里。假使敌人听说后知道我们有防备，即使得以进入边塞，也不敢奔驰冲击，那塞垣的守御完全责成边将，如果不是他们的力量不能支撑，所派遣的将领不会轻易出动。大体上内地的军队与戍边的士兵不同，内地的士兵没有经过战阵，不了解地利，而且大多骄纵脆弱，只能作为声援罢了，不如生长在边陲的人习惯战斗而能吃苦，不仅为国家，而且也是各自为自己的家庭，一个士兵死亡就补充一个丁壮，知道这必然不能停止，所以肯舍身抵抗敌人。不然的话，一旦命令贵将统领内地军队去临阵，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不了解士兵，情况既然不通，训练又不是平时进行的，甚至到了未战之前就用边兵来供役使，临战之时就驱使边兵打头阵，遇到有功绩又抢夺占有，这就是戍边将士所以离心离德的原因。臣请求遇到边境警报，应当像汉文帝派遣将领屯军的故事那样而责成边将立功，彼此相互呼应作为声援，使敌人知道我们内外都有防备，那么自然就会退缩了。

汉武帝太初四年，派遣光禄勋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在外排列城寨数百里，远的达到千里，修筑城障亭台直到卢朐。

颜师古说：“汉朝制度，在每个边塞要冲另外修筑城，派人镇守，叫做候城，就是这里的障。”

汉昭帝时，匈奴攻击边塞外的亭障，掠夺官吏百姓离去，这时汉朝边郡的烽火侦察精明，匈奴作为边寇得到的利益少，很少再侵犯边塞。

汉元帝时

译单于上书表示愿意保卫上谷以西直至敦煌的边塞，希望这种关系能世代延续，请求撤除边境的防备和驻守的吏卒，以让天下的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天子下令让有关部门商议，商议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有利，郎中侯应熟悉边境事务，认为不能答应，皇上询问原因，侯应说：“自周秦以来，匈奴暴虐强悍，侵犯边境，汉朝建立后，尤其遭受其害。我听说北边边塞直到辽东，外面有阴山，那是匈奴的苑囿。到了汉武帝时出兵征伐，驱逐并夺取了这块土地，将其排斥到大漠以北，建立边塞界限，修筑亭隧，建造外城，设置屯兵戍守，然后边境才得以稍微安定。夷狄的本性，困顿时就卑微顺从，强盛时就骄傲叛逆，这是他们的天性。以前因为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隧，现在仅仅足以瞭望、传递烽火罢了。古人安居而不忘记危险，不可再撤除边防。中原地区有礼义的教化、刑罚的制裁，愚昧的百姓尚且还会触犯禁令，何况单于，能一定保证他的部众不违背约定吗？自从中原设立关卡桥梁来控制诸侯，这是为了断绝臣下非分的欲望。设置边塞界限、安置屯兵戍守，不仅仅是为了匈奴，也是为了那些附属国和投降的民众，他们原本是匈奴人，担心他们思念旧主而逃亡。近来羌人保卫边塞并与汉人交往，官吏百姓贪图利益，侵夺他们的牲畜财产和妻子儿女，因此产生怨恨，起来背叛，世代不断。现在如果撤除登守边塞的士兵，就会产生轻慢、争执的开端。过去从军的人很多死在那里没有回来，他们的子孙贫困，一旦逃亡出去，就会投奔他们的亲戚。又加上边境的奴婢愁苦想要逃跑的很多，每天听说匈奴百姓快乐，无奈瞭望防守太严。至于那些盗贼奸猾之徒，成群结伙犯法，如果陷入困境，向北逃亡就不可控制了。建立边塞以来一百多年，并不是都用土墙，有的借助山石岩石、木柴、枯倒的树木、溪谷、水门，逐渐加以平整，士兵修筑治理，功效耗费久远，不可胜数。商议的人不深入考虑事情的始终，想要一下子节省劳役戍守，十年之后、百年之内，突然发生其他变故，屏障边塞破坏，亭隧灭绝，再发动屯兵修缮治理，几代人的功绩不能立刻恢复。打开夷狄的缺口，损害中原的坚固，这不是永远保持绝对安全、威服百蛮的长久之策。”

译颜师古说：“隧是指深挖小道通行，以躲避敌人的劫掠。”

臣按：班固《汉书·武帝纪》所说的城障列亭，《匈奴传》所说的建立边塞、修筑亭隧，这是古人瞭望的地方，相当于当今所说的营堡、墩台之类；《贾谊传》所说的斥候、烽燧，晁错所说的蔺石、渠、虎落，这是古人瞭望的工具，相当于当今所说的烟火、信炮、礌石之类。大抵斥候以距离远为宜，以地势高为贵，以制度简为便，因为距离近则反应迟缓不及事，地势低则瞭望不到远处，制度繁杂则人手少而耗费多。臣请就当今边防事务来说，比如宣府一处，腹地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仅以此一处类推其余，其城塞的设置都应当在要害之处，本来无可争议，只是墩台之类恐怕设置得太多了。臣愚以为设置墩台是为了瞭望，它们之间距离的远近，应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限度，凭借方丈大小的土堆、十数个孤立的士兵，携带一两天的水米，处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程度很严重，如果不是地势险要且道路迂回、地势高且粮草充足，那些守边的人有多少，不成为敌人手中的首级像狄山那样呢？臣私下认为应当派遣巡视边疆的大臣，会同守卫边疆的将帅，亲自巡视边疆，考察形势，审察便利，对于凡是旧日的墩台可以省去的就省去，可以增建的增建，可以合并的合并，大抵以简略而距离远为主，声音能互相听到、目光能互相看到的地方就设立一个墩台，在众墩之间要害的地方设立一个堡垒，让它统领附近的各个墩台，有事时互相接应，墩台统属于堡垒，堡垒统属于城池，像手臂和手指那样互相驱使，像气血脉络那样周流全身；在外层墩台之内，每二三十里各设立几处总台，依次向城中通报，墩台的制度高度必须达到极目远眺，墩台之下在三四里范围内四周都修筑土墙，高四五尺、长七八尺左右，横斜错乱，彼此交错，人必须曲折绕行才能通过，使敌人的骑兵不能靠近，墩台之上除了瞭望士兵自带口粮外，常储备一个月的米水以防不测。至于烽燧的制度，古人白天烧柴，夜晚举火，偶尔遇到风大则烟斜而不能示警远处，遇到连绵大雨则火被压抑而不能明亮，适宜在墩台之上树立长竿，分为三等，上面悬挂红灯，以灯数的多少作为缓急、众寡的信号，所说的红灯，是用煆过的羊角和鱼鳔制成并染成红色，遇到夜晚就悬挂以示警远处，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上）

卷一五一

▲守边固圉之略（下）

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从云中郡出兵，向西到达高阙，于是到达陇西，捕杀俘获数千人，赶走白羊王和楼烦王，夺取河南地设立朔方郡。主父偃说：“河南地肥沃富饶，外部有黄河作为屏障，蒙恬修筑城墙以驱逐匈奴，节省转运戍守的漕运，扩大中原地区，是消灭胡人的根本。”公卿大臣都认为不便，皇上最终采用了主父偃的计策，设立朔方郡，招募民众迁徙者十万口，修筑城墙修缮营寨，凭借黄河作为坚固的防御，转运漕运非常遥远，从崤山以东都遭受其劳苦，耗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全部空虚。

臣按：汉朝设立朔方郡就是赫连勃勃命令叱干阿利蒸土筑城的地方，所说的夏州就是这里。后秦姚兴任命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镇守朔方，赫连勃勃僭越称天王，建国号为夏，命令他的臣下叱干阿利征发岭北夷夏十万人，在朔方永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号称为统万，命令他的秘书监胡义周作颂，说：“营建开启都城，开辟建立京邑，背靠名山而面向洪流，左边是河津而右边是重塞。”大概这个地方在汉朝已经有城，而赫连夏在这里建立都城。隋朝将朔方地分置为胜州榆林郡，唐开元年间设置朔方郡大总管，兼任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守此州，唐朝赐姓李，五代李仁福、李彝超相继统领节镇，号称为定难军。宋太平兴国八年，李继捧来朝见，愿意献出土地，他的弟弟李继迁不乐意归附，逃亡啸聚骚扰边境。淳化年间，太宗认为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借此窃取占据，想要毁掉它的城池，吕蒙正说：“自从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如果废除它，是万世的利益。”于是下诏废除它，迁徙其民众到银、绥，分配官地给他们，该州的士兵不迁徙，相聚设置营寨，仍然称为夏州。真宗咸平末年，李继迁死。景德年间，他的儿子李德明到寨内归附，朝廷授予他本道节制，开始从夏州迁到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住，就是今天的宁夏卫。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僭越称帝自称夏帝，史书记载他的疆域方圆一万里，黄河内外州郡共二十二个，黄河以南的州九个叫灵、洪、宥、银、夏、石、盐、南威、会，黄河以西的州九个叫兴、定、怀、永、凉、甘、肃、瓜、沙，熙秦黄河以外的州四个叫西宁、乐、廓、积石，他的土地五谷丰饶，尤其适宜种植稻麦。拿今天的州郡来考证，所说的兴就是今天的宁夏，黄河以西及黄河以外的州今天大多还存在，那黄河以南的九州，虽然其中一两个可以考证，但那七个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推测大概都在今天的河套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