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九
又曰：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夫将，提鼓挥枹（音桴），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与凶反、顺与逆反、生与死反。所谓吉、顺、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恶也。于人所恶之事非不得已，乌可以用之哉？是故国不得已而后至于用兵，士不得已而后至于将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暂而不可常，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岂真无哉？甚言国之用将不可有制于中，而士之为将亦不可有所制于外耳。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臣按：将者三军之司命、国家之辅佐也，岂一剑之任哉？以一剑为任，史所谓剑客也。
《六韬》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臣按：古今论治者皆知相为国之辅而不知将亦国之辅也，盖国之有将相如人之有两手、鸟之有两翼，阙一不可，相得其人则国体正而安，将得其人则国势强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备，相之辅也；强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将之辅也。
《三略》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臣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人君择将当以无用之先详审征验，然后用之，既用之后，付以便宜之权，俾其随机制胜可也。苟进退皆从内制，非独将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劳矣。
《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
臣按：辅之为言夹车之木也，车非辅则无蔽，国非将则无威。然为将者必才智全而无欠阙，谋猷密而无罅隙，然后其国强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间而可入则威不立，威不立则势不振，势不振则日流于衰弱矣。
汉高祖为汉王时，初得韩信，欲以为大将，呼信拜之，萧何曰：“王素酺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臣按：古者豪杰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礼，然后肯尽忠竭力以为我用，苟待之以常调，则彼亦以常人自居，虽有奇才异能，曷以自见哉？
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将必问敌之将何人，先料彼之将与己之将相当否，然后遣之，因其所任则可以逆计其胜负，不待临战陈而后决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按：错言“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禀赋有强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编集为兵，精而择之、教而练之、作而起之，则皆良兵而可以取胜矣，然非求于林林之众而用其纠纠之良，虽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奋，虽多亦奚以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后可以成千
译又说：刑罚向上追究，奖赏向下普及，这是将领的武略，所以君主重视将领。将领击鼓挥槌，面临危难决战，两军交锋，如果击鼓得当，就能建立功勋和名声；如果击鼓不当，就会身死国亡。国家的存亡安危在于鼓槌的末端，怎么能不重视将领呢？
将领，上天不能制约他，大地不能制约他，中间的人也不能制约他。所以兵器是凶险的工具，争战是违背道德的行为，将领是掌管生死的官职，因此不得已才使用武力，做到上天不制约，大地不制约，君主在后面不制约，敌人前面不制约。
臣按：天下的道理只有两种，吉与凶相反，顺与逆相反，生与死相反。所谓的吉、顺、生，是人们所希望的；凶、逆、死，是人们所厌恶的。对于人们所厌恶的事情，如果不是不得已，怎么可以使用呢？所以国家不得已最后才用兵，士人不得已最后才带兵，可以一次但不能多次，可以暂时但不能长久。所谓上天不制约、大地不制约、君主在后面不制约，难道是真的没有吗？这是极言国家使用将领不能从中加以制约，而士人担任将领也不能从外部有所牵制罢了。
将领接受命令的那天就忘记自己的家，军队驻扎野外就忘记自己的亲人，拿起鼓槌击鼓就忘记自己。吴起临战时，左右的人递上剑，吴起说：“将领专门主管旗鼓，面临危难决断疑惑、指挥军队指向刀刃，这是将领的事，持剑作战不是将领的事。”
臣按：将领是三军的主宰、国家的辅佐，难道只是持剑作战的任务吗？以持剑作战为任务，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剑客。
《六韬》说：所以用兵是国家的大事，存亡的道理，命运在于将领。将领是国家的辅佐、先王所重视的人，所以设置将领不能不考察。
将领不仁厚，三军就不亲近；将领不勇敢，三军就不锐利；将领不智慧，三军就大大疑惑；将领不明察，三军就大大倾覆；将领不精微，三军就失去战机；将领不常警戒，三军就失去防备；将领不强力，三军就失职。所以将领是人的主宰，三军与他一起治理就安定，与他一起混乱就败乱，得到贤良将领的军队强大国家昌盛，得不到贤良将领的军队弱小国家灭亡。
臣按：古今谈论治国的人都知道宰相是国家的辅佐，却不知道将领也是国家的辅佐，大概国家有将相就像人有两只手、鸟有两翼，缺少一个都不行，宰相得到合适的人选国家体制就端正安定，将领得到合适的人选国家势力就强大稳固。所以治乱在于文治，文治之所以完备，是宰相的辅佐；强弱在于武备，武备之所以周全，是将领的辅佐。
《三略》说：出兵行军，将领要自行专断，进退如果从内部制约，功业就难以成就。
臣按：将领有能力而君主不制约就能取胜，君主选择将领应当在任用之前详细审查验证，然后任用他，任用之后，赋予他随机应变的权力，让他随时机制胜就可以了。如果进退都从内部制约，不仅将领的功业不能成就，君主的心也劳累。
《孙子》说：将领是国家的辅佐。辅佐周全国家就强大，辅佐有缝隙国家就弱小。
臣按：辅佐说的是夹在车轮两边的木头，车没有辅佐就没有遮蔽，国家没有将领就没有威严。然而担任将领的人必须才智齐全没有欠缺，谋略周密没有缝隙，然后国家就强大，不然，中间有空缺不齐全、外面有间隙可侵入，威严就不能树立，威严不树立势力就不能振奋，势力不振奋就日渐流于衰弱。
汉高祖做汉王时，刚得到韩信，想让他做大将，叫韩信来拜受，萧何说：“大王向来缺乏礼节，现在拜大将就像叫小孩一样，这就是韩信离去的原因。大王一定要拜他，选择吉日斋戒设置坛场，具备礼仪才可以。”汉王答应了他。众将领都高兴，人人各自以为得到大将，等到拜受才知道是韩信，全军都震惊。
臣按：古代的豪杰之士，上位的人一定要用特殊的礼节对待他，然后才肯尽忠竭力为我所用，如果用平常的礼节对待他，那么他也以常人自居，虽然有奇才异能，怎么能够显现呢？
汉王派郦食其去游说魏王豹并且召见他，魏豹不听，汉王问郦食其：“魏国的大将是谁？”回答说：“柏直。”汉王说：“这是嘴里还有奶腥味的人，怎么能抵挡韩信。骑兵将领是谁？”回答说：“冯敬。”汉王说：“这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然贤能，不能抵挡灌婴。步兵将领是谁？”回答说：“项它。”汉王说：“不能抵挡曹参。我没有忧患了。”
臣按：古代派遣将领一定要问敌方的将领是谁，先估量敌方的将领与己方的将领相当与否，然后派遣，根据他所任用的人就可以预先计算胜负，不必等到临战布阵后才决定。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侵犯狄道，当时匈奴多次成为边境的祸患，太子家令晁错上书谈论军事说：“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在于良将，不能不选择。”
臣按：晁错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民众”，众多的是民众，民众的禀赋有强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编集为兵，精心选择、教导训练、激励发动，那么都是良兵可以取胜，然而如果不从众多的人中选用那些勇武的良才，虽然有人却不能自我奋发，虽然人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必须得到一两个良才，然后可以成就千
万之胜。然千万人之中群居而混处，未易以识之也，然欲识而拔之，其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是故管仲射钩，齐桓任之以伯，孟明三败，秦穆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韩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邓艾以参军平蜀，李靖用于罪累，李杰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
译这是万人中选拔出的胜者。然而，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混杂居住，不容易识别他们。但是想要识别并提拔他们，就不能因为距离远而遗漏，不能因为地位低贱而抛弃，不能因为有仇怨而疏远，不能因为有罪过而废弃。因此，管仲曾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却任用他成就霸业；孟明视三次战败，秦穆公赦免他最终取得胜利；穰苴从寒微中被提拔，吴起在寄人篱下时被任用，乐毅出身疏远低贱，孙武出身卑微如瓦砾般聚合，韩信曾表现出怯懦，黥布曾是奴隶，卫青曾是家奴，霍去病曾是假子，诸葛亮未曾亲自穿戴戎装，杜预不擅长骑马，邓艾以参军身份平定蜀国，李靖在受罪牵连时被任用，李杰在投降归附时被收用，这难道是凭借形貌、门第来衡量他们之间的差别吗？
错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错谓器械利、卒可用、将知兵、君择将四者为兵之至要，臣愚以为，四要之中而君择将一者尤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盖将得其人，则士卒用命而器械无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则兵威振、国势强而四夷服矣。
光武敕冯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若。”
臣按：光武所谓“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兴师旅以征伐，所以除盗而安民也，然盗岂自外至哉？即民之为也，平定安集则民去盗而复为民矣。为将者必掠而屠之以张威立功，盗则除矣，而民亦从而损焉。光武之为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
献帝时，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若但任勇，一匹夫敌耳。”
臣按：为将之道不过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决其行，智以运其用，盖当夫受命决战之时，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奋发而刚强，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弱之时焉，则是智而已矣。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
戴溪曰：“所谓制者何？纪律是也。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贵有制，将贵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将之能否，是以君之择将必求其能，不能者决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无制耳，非谓将之可以无能也，将既无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观之，选将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盖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扩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尽合众人之能以为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将而统夫有制之兵，进退、分合、左右以之无敌于天下矣。
宋文帝与徐湛之等议伐魏，沈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状万变，自非素所更尝，虽使良、平处之，亦未能灼见其利害而逆断其成败。古者创业中兴之君，天下虽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将相与图回庙堂，彼于用兵皆身所涉历，不但耳闻目见而已，故谋必中机会而动必收成功。迨至后世承平，武事废弛，而天子左右前后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尝闻金鼓、目未尝见旌旗，兵之利害、成败何从知之？边陲卒有警急而资其发纵指示，是犹访织于奴、问耕于婢，岂不颠倒错乱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国家不可无老臣，而于将臣尤不可无，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语有之，“智如禹、汤，不如更尝”，又曰“百闻不如一见”，老将更尝军士多矣，虽其辩论计虑未必竦动众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论皆其所更尝，非无征者。故赵充国既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尝与参兵谋、问筹策，其后段会宗为乌孙所围，亦召陈汤问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强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夫德可以感义夫、恩可以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
译晁错又进言说：“兵器不锋利，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等于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军事，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挑选将领，等于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原则。”
臣按：晁错认为兵器锋利、士兵可用、将领懂军事、君主挑选将领这四者是军事上最重要的原则。臣愚昧地认为，在这四者之中，君主挑选将领这一项尤为四者中最关键的。因为将领选对了人，那么士兵就会听命效力，兵器没有不精良锋利的。凭借有才能的将领统领听命效力的士兵、使用精良锋利的兵器，那么军威就会振奋，国势就会强盛，四方蛮夷就会臣服了。
光武帝告诫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更始帝动乱的祸害，又加上赤眉军、延岑的残酷压迫，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处依靠申诉。现在的征伐，不一定非要掠夺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安抚聚集百姓罢了。各位将领并非不善于战斗，但喜欢掠夺抢掠。你本来就能约束官吏和士兵，要想着自我修养、整饬纪律，不要做出让郡县官吏所厌恶的事情。”
臣按：光武帝所说的“征伐不一定非要掠夺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安抚聚集百姓”，这话体现了天地父母般仁爱的心肠。君主兴兵打仗，是为了清除盗贼、安定百姓，然而盗贼难道是从外面来的吗？其实就是百姓变成了盗贼。平定局势、安抚聚集百姓，那么百姓就会脱离盗贼身份而重新成为良民了。将领如果一定要通过掠夺和屠杀来张扬威风、建立功业，盗贼虽然清除了，但百姓也受到了损害。光武帝说这番话，真是深知帝王用兵的宗旨啊。
汉献帝时期，夏侯渊虽然多次战胜，魏王曹操常常告诫他说：“做将领应当有怯弱谨慎的时候，不能只依赖勇敢。将领应当以勇敢为根本，用智谋来施行，如果只凭勇敢行事，那就只是一个匹夫之敌罢了。”
臣按：做将领的道理不过在于智和勇这两方面罢了，勇敢用来决断行动，智谋用来运筹运用。当接受命令决战的时候，前面没有敌人可挡，后面没有君主可退，奋发刚强，这固然是勇敢，但必须有怯弱谨慎的时候，这就是智谋了。
诸葛亮说：“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会失败；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有能，也不能取胜。”
李靖说：“士兵有纪律，即使是平庸的将领也不会失败；如果士兵自己混乱，即使是贤能的将领也会陷入危险。”
戴溪说：“所谓的纪律是什么？就是军纪。军队有了军纪，主帅的威严就能树立，命令就能执行，士兵的心志就能统一，力量就能齐一，勇敢的人不能独自前进，怯懦的人不能独自后退，左右前后像手足背腹一样相互配合，用来防守就坚固，用来进攻就夺取，用来作战就攻克，舍弃了这个，即使是姜太公也不能做到。”
臣按：军队贵在有纪律，将领贵在有才能，军队是否有纪律取决于将领是否有才能，因此君主挑选将领一定要寻求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人决不能使用。诸葛亮的言论，是极力强调军队不可没有纪律，并不是说将领可以没有才能，将领既然没有才能，又哪里用得着他呢？由此看来，挑选将领的关键在于任用有才能的人。因为人各有其才能，根据他的才能来任用他，他就能扩充自己的才能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大家都具备才能，而又能汇聚众人的才能成为自己的才能，任用这样的有才能的将领来统领有纪律的军队，进退、分合、左右调度，就能在天下无敌了。
宋文帝与徐湛之等人商议讨伐北魏，沈庆之说：“治理国家好比治理家庭，耕种应当问奴仆，织布应当问婢女，陛下现在想要讨伐国家，却与白面书生辈谋划，事情怎么能成功呢？”
戴溪说：“军事上的运用，情况千变万化，如果不是平时经历过，即使是张良、陈平处在其中，也不能明察利害关系而预先判断成败。古代开创基业或中兴的君主，天下虽然已经平定，一定要有老成持重的宿将共同在朝廷上谋划，他们对于用兵都是亲身经历过，不仅仅是耳闻目睹而已，所以谋划必定切合时机，行动必定收获成功。等到后世太平时期，武备废弛，而天子左右前后的大臣大多是不出都城就取得卿相职位的人，往往耳朵没听过金鼓声，眼睛没看过旌旗，军事的利害关系、成败从哪里得知呢？边疆突然有警急而依靠他们发号施令，这就像向奴仆问织布、向婢女问耕种，岂不是颠倒错乱而不知所措吗？”
臣按：国家不可没有老臣，而对于将领尤其不可没有，不能因为他们年老就忽视他们。古语说，“智慧像禹、汤那样，不如亲身经历过”，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老将亲身经历的军事事务很多，虽然他们的辩论计虑未必能惊动众人而超出表象，但他们的言论都是亲身经历的，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赵充国退休回家，朝廷每当有四方蛮夷的重大商议，常常让他参与军事谋划、询问策略，后来段会宗被乌孙围困，也召陈汤询问，就是这个意思。
北魏明帝孝昌年间，右民郎路思令上疏认为：“军队出征有功在于将领选对人，我私下认为近年来的将领多是宠贵之家的子孙，拿着酒杯跃马驰骋，志得意满、气浮心躁，扬眉捋袖，以攻战自许，等到面对大敌时，忧虑恐惧交织心中，雄心锐气一下子消失殆尽，于是让瘦弱的人在前抵挡敌人，强壮的人在后保卫自己，再加上兵器不精良、进退没有节制，去抵挡占据险要地形的敌军、多次作战的虏寇，想要他们不失败，怎么可能呢？德行可以感动义士，恩惠可以鼓励死士，现在如果明辨升降、赏罚善恶，先派遣辩士晓谕祸福，如果他们不悔改，就以顺讨逆，像这样……”
臣按：思令此疏虽言当世之弊，然后世世将之弊，惟取其官与世，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侥幸无事徒以备员，彼騃鲁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顾后患，固不足责矣，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所得之境土而付之呆童、庸竖，一旦有事，彼岂能支之哉？
唐太宗时，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杰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太宗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杰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臣按：秦筑长城以备虏，延长数万里、役死百万人，太宗以一人而当千万里之冲而卫千万人之命，其过于长城远矣。
唐太宗谓李靖曰：“当今将帅惟李杰、道宗、薛万彻，孰堪大用？”靖对曰：“陛下常言，杰、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贵乎有节制，彼幸而胜亦幸而不败，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节制以不败、有成算以取胜，是谓万全之师。
陆贽言于德宗曰：“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夫然，故军败则死众，战胜则策勋，不用刑而师律贞，不劳虑而武功立，其于委任之体岂不博大，责成之利岂不精核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断由己为大权；昧于责成，以指麾顺旨为良将。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失顺则挫君之严，失宜则败君之众，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其于分画之道岂不两伤，经纶之术岂不都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枢，当今事宜所系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言见重则君道尊，托以诚则人心感，尊则不严而众服感，则不令而事成，其势当令智者骋谋、勇者奋力，小大咸极其分，贤愚各适其怀，将自效忠，兵自乐战，与夫迫于驱制不得已而从之者，志气何啻百倍哉？”
臣按：贽所谓“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此可以为人主委任将臣之法，至谓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此可以为人主赐诏将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于顺物情，其契在于通时变”，此数语者非但用以制军驭将，凡处天下事皆所当然。
贽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扰驯惟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寇仇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获全，雍齿以积恨先赏（四者皆汉高祖所用），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齐桓用管仲），释斩袪之怨以免于难（晋文公用寺人被），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仇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能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君陈》曰‘无忿疾于顽’。”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之说，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过，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当有事之秋，尤不当责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苏洵曰：“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
译臣按：思令这篇奏疏虽然谈论的是当世的弊端，但后世世袭将领的弊端，只看重他们官职世代承袭，不再考察他们是否真正具备带兵的能力。侥幸无事时，他们只是空占职位；那些愚钝的人自己不知道，只求眼前痛快，不顾后患，本来不值得责备。然而拥有国家的君主，继承祖宗历经百战所得的疆土，却交给呆傻的孩童、平庸的仆役，一旦有事，他们怎么能支撑得住呢？
唐太宗时，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杰在并州任职十六年，政令畅通，禁令严明，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归附信服。太宗说：“隋炀帝劳役百姓，修筑长城来防备突厥，最终毫无益处。我只把李世杰安置在晋阳，边境就风平浪静，他作为长城难道不雄壮吗？”
臣按：秦朝修筑长城来防备敌人，延长数万里，役死百万人；太宗只用一人抵挡千万里的要冲，保卫千万人的性命，这比长城优越得远了。
唐太宗对李靖说：“当今的将帅中，只有李杰、李道宗、薛万彻，谁堪当大任？”李靖回答说：“陛下常说，李杰、李道宗用兵，不大胜也不大败；薛万彻如果不大胜，就必定大败。臣想，陛下所说的‘不求大胜也不大败’，是指挥有节制的军队；或大胜或大败，是侥幸成功的人。所以孙武说‘善于作战的人，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敌人败露的机会’，关键在于节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罢了。”
臣按：君王用兵贵在有所节制。那些侥幸取胜或侥幸不败的，都不是有既定谋划的。因此，有节制所以不败，有谋划所以取胜，这才叫万全之师。
陆贽对德宗说：“将领贵在专断谋略，军队靠奇兵取胜。军机如果由远处控制就会失去应变，主帅如果事事禀命就会没有威信。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选拔将领并任用，在国门之外誓师，不干预军事；授予斧钺，让他们专断。这样，军队战败就死守，战胜就记功，不用刑罚而军纪端正，不费心虑而武功建立。这种委任的体制难道不宏大吗？责成其功利的做法难道不精当吗？自古以来帝王之所以能平定大难、成就大业，就是依靠这种方法。如果怀疑委任，认为决断由自己才是大权；不明白责成，认为指挥顺从旨意才是良将。刀箭在野外交锋，决策却在深宫之中；战机在瞬息间变化，定计却在千里之外。违抗命令就失去顺从，顺从命令就失去适宜。失去顺从就挫伤君主的威严，失去适宜就败坏君主的军队。用人与不用人相互掣肘，好坏都导致凶险。上面有牵制的讥讽，下面没有死战的意志。这种分权的方法难道不是两败俱伤吗？治理的方法难道不是完全错误吗？自古以来帝王之所以长期动乱、刑罚繁多、军队丧败、国土缩小，就是依靠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得失，是军事的关键，当今事宜尤其切中要害。陛下应当顺从这种意见，从而委任他们，以付授的道义来敦厚，以亲信的恩德来巩固，给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用特殊的奖赏来对待，其余细碎的事情都不再开口过问。所赐的诏书务必简明扼要，谨慎言辞以显庄重，深厚托付以示诚意。言辞庄重则君道尊严，托付诚意则人心感动。尊严则不严厉而众人信服，感动则不命令而事情成功。这种形势应当让智者施展谋略，勇者奋力作战，大小官员都尽本分，贤愚各得其所。将领自然效忠，士兵自然乐于作战，这与被迫驱使、不得已而服从的人相比，志气何止相差百倍？”
臣按：陆贽所说的“以付授的道义来敦厚，以亲信的恩德来巩固，给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用特殊的奖赏来对待，其余细碎的事情都不再开口过问”，这可以作为君主委任将臣的方法。至于说所赐的诏书务必简明扼要、谨慎言辞以显庄重、深厚托付以示诚意，这可以作为君主赐诏将臣的方法，凡是代君主说话的人不可不知道。最后说“君上的权力与臣下不同，只有不独断专行才能任用他人，关键在于顺应物情，契合在于通达时变”，这几句话不仅用于治军驭将，凡是处理天下事务都应当如此。
陆贽又说：“自古以来能建立奇功或拯救危难的，未必都是品行端正、温和善良的人。驾驭和驯服，只在于如何管理。早上被称为凶恶悖逆，晚上被称为忠诚纯正；起初是仇敌，最终成为卿相。知道陈平品行不端而不抛弃，怨恨韩信自立为王却最终封赏，蒯通因为剖析事理而保全性命，雍齿因为积怨而先受赏赐（这四人都是汉高祖所用的人），这是汉高祖之所以能恢弘帝业的原因；任用射钩的贼人而发挥他的才能（齐桓公任用管仲），释放斩袪的怨恨以免于危难（晋文公任用寺人披），这是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弘扬霸业的原因。那么，当事务的关键时刻，即使有罪恶也不得不宽容；适应时宜，即使是仇敌也不得不任用。陛下如果一定要精细地寻求平日的品行，追究过去的瑕疵，那么改正过错不足以弥补罪愆，自我革新不足以赎罪。当今的将吏难道能完全没有瑕疵吗？人们都会反省思虑，谁能免除疑虑和畏惧？更何况那些违抗命令的人、被迫跟随的人，自知辜负恩德，怎么敢归顺？孔子说‘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过分，就会引发动乱’，《君陈》说‘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恨在心’。”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的说法，而用人者也说“使功不如使过”。何况使用兵戎之士，又正值多事之秋，尤其不应当要求完美而寻找他们的瑕疵。
宋朝苏洵说：“议论的人常说，将领和宰相地位相等，将领只不过是一个大的长官罢了，不能与宰相相比。国家有征伐，将领的权力才重；无论有无征伐，宰相都不可一日
轻，相贤邪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邪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译如果宰相贤能，那么众官署长官都贤能，将领也就贤能了；如果将领贤能，即使宰相不贤能，将领也不可替换。所以说：“将领只不过是一个大的官署长官罢了，不能与宰相相提并论。”
臣按：将相二者皆国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者也，洵谓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此攻战之将也，战必胜、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临事而后见其能，此诚不得与相侔，若夫折冲精神之将，侍夫环卫而奸盗自清，处夫朝廷而边鄙自靖，虽无攻战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而如此，其功岂下于相哉？
苏轼曰：“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轼谓“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见之言也。夫试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诚未见其必然也，惟试之以一官，使之临众而莅事则才否见矣，才则用之，否则否。
苏辙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苟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择其利多而无害者为之斯可矣，然所谓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谓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无祸害是也，是以君子贵乎讲学以明理，公心以处事。
辙又曰：“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
臣按：辙此言曲尽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
译臣按：将和相都是国家的大臣，天下的安危治乱都系于他们身上。确实有人说，有了征伐战争，将领的权力才重，这是指攻战的将领。战必胜、攻必取，这样的将领一定要等到临事时才能显现其才能，这确实不能与宰相相提并论。至于那种在精神上挫败敌人的将领，侍奉护卫皇帝时，奸邪盗贼自然清除；身处朝廷时，边境自然安定。虽然没有攻战之事，却自有廓清天下的功劳。将领如果像这样，他的功劳难道低于宰相吗？
苏轼说：“现在议论的人认为，武举、方略之类的选拔方式，只足以开启侥幸之门，而天下的真正人才却不可以由此求得，这两种看法都过于偏激。既然已经使用了天下的虚名而不以实际才能来考核，等到弊端出现时，又全部废除这些名目，使得天下的士人不再通过兵术进身，这也太过分了。天下的真正人才，既不能从言语中求得，也不能从武力中考核，只能从战争中看见。战争无法用来试验，所以只能从治军中来观察。子玉在蒍地治军，整天才完成，鞭打了七个人，穿了三个人的耳朵，蒍贾观察后认为他刚愎而无礼，知道他必定失败；孙武起初用妇人试验，却足以取得阖闾的信任，让他知道孙武可用。所以凡是想要观察将帅是否有才能，没有比治军更不可欺骗的了。现在新招募的士兵骄横而难以命令，勇悍而不懂得作战，这真正足以用来观察天下的人才。用武举、方略之类来招揽他们，用新兵来试验他们，观察他们神色温和平易，就足以看见他们的气度；约束严明，就足以看见他们的威严；坐起进退各得其所，就足以看见他们的才能。凡此种种，都是不能勉强做到的。所以说，先用无益的虚名来招揽，再用可见的实际来考核，大概就可以得到可用的人才了。”
臣按：苏轼说“想要观察将帅是否有才能，没有比治军更不可欺骗的了”，真是有见识的话。用空话来试验，用一项技能来较量，确实看不出必然的结果，只有用一个官职来试验，让他面对众人处理事务，才能与否就显现出来了，有才能就任用，没有就不任用。
苏辙说：“天下的事情，有这种利益就一定有这种危害，天下没有完美的利益，这是圣人也不能如何的。而圣人所能做到的，在于不穷尽这种利益，利益还没有穷尽就改变方法，使得危害还没有到来事情就已经改变，所以能够享受天下的利益而不承受它的危害。从前唐末五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对世人大有利吗，只是因为它把利益穷尽而不知道改变，所以危害随之产生。因此我朝太祖、太宗认为不能长久这样，就改变政策，为了暂时的安定，做将领的剥夺其兵权，做士兵的使他们不知道将领，凡此都是为了杜绝天下的私恩而打破私人的图谋，他们的意思认为足以改变五代豪将的风气，而不是认为后世可以长久使用。所以臣认为，当今的形势不改变制度就无法求得成功。现在想要让人成功，必须先舍弃军队交给别人，想要先舍弃军队交给别人，就必须先从事于选择将领。选择将领而得到了，如果确实知道他的忠诚，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不担忧，何况几万士兵呢？”
臣按：天下的事情没有完美的利益也没有完美的危害，选择利多而害少的去做就可以了。然而所说的利益，不是便于自己私利的意思，而是使天下的人都受到利益适宜而没有祸害，这才是利益。所以君子贵在讲学以明理，以公心来处理事务。
苏辙又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来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来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来防备西羌，都厚待他们，给予关市税收，丰富地给予金帛赏赐，他们在京师的家属依靠官府供给，在道路上贸易的不问商税。所以这十四个人都富裕有余，他们看待抛弃钱财如同抛弃粪土，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因此卖命之士贪图他们的金钱，舍弃性命、冒着患难，深入敌国，刺探他们的阴谋并效法他们，以至于饮食动静没有不全部看见的。每当敌人入侵，总是预先知道，所以他们防备的敌人少而兵力不分散，敌人到来的全部都没有收获而有损失。所以在这个时候，防备边境的士兵多的不过万人，少的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士兵足够使用。现在却不是这样，一钱以上都登记在三司，有敢擅自使用的称为自盗，而所谓的公使钱多的不过数千缗，各种需要都在其中，而监司又窥探他们的出入而用法律约束他们，至于使用间谍就说官府供给茶彩，一百饼茶、几束彩帛，不足以换取别人的性命是明显的。所以现在的间谍都不值得依靠，听信传闻的话、采集疑似的事情，他们的行动不过于出境，所询问的不过于熟户，如果有借口来欺骗将帅就停止了，没有能够知道敌人真实情况的人。敌人的真实情况既然不能知道，所以常常屯兵来防备不意的祸患，以百万的军队而常常担心不足，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前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平定天下，军旅的事情他思考得详细，计划得熟透了，所以臣希望陛下恢复修定他的成法，选择任用将帅而厚待他们以财物，使他们多培养间谍之士作为耳目，耳目既然清明，虽然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靠近。”
臣按：苏辙这些话详尽地阐述了用将的道理，朝廷任用将领而能
假之以权、丰之以财而不绳之以文法小故，则将得以尽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盖躬自为将者也，故知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尽其才而国赖其用也欤。（以上总论将帅）
译赋予他们权力，供给他们丰厚的财物，而不因细枝末节的法律条文去约束他们，那么他们就能充分发挥作用了。宋太祖从军队中崛起，大概是亲自做过将领的人，所以懂得用将的道理，一旦身居上位，便用指挥士兵的方法来指挥将领，这大概就是使将领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国家依赖其效力的原因吧。（以上总论将帅）
以上论将帅之任（上之下）
卷一三○
▲将帅之任（中）
《左传》：襄公三年，晋侯（悼也）之弟扬干乱行（乱行陈之次）于曲梁（晋地），魏绛戮其仆，公必杀魏绛。魏绛至，授仆人书，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使臣为此司马之官）。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会盟）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
臣按：此见魏绛能执法以肃军礼，而晋悼能容臣之执法以佐邦治。
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臣按：将兵者一夫之能，将将者万乘之智，君之于将犹将之于兵也，人君必能将将，然后将效其力，将必能将兵然后兵尽其技，将能将兵而君又能将其将，则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苟为不然，君之于将也，惟因其职而用之而无驾驭之方，是之为遣将而非所以将将也；将之于兵也，惟以其势而驱之而无节制之法，是之谓出兵而非所所以将兵也。驾驭之道奈何？杜甫诗曰“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高祖之驭韩信可谓驾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宽仁大度，性明达而好谋能听，知人善任使，则亦不能以驾驭之也。较之《易》所谓“神武不杀”，虽不及，然亦无庶几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命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相见甚欢。
臣按：昔人谓光武善将将，关辅之役不取诸将之健斗而独遣冯异，荆州之事以吴汉之不习舟师而独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于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权、结之以心。观贾复病伤而恤其妻子，祭遵杀舍中儿而戒饬诸将，及贾复之于寇恂有部将诛戮之耻，则又为之致礼极欢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济天下之难，其御将亦多术矣。
光武时，冯异专制关中，后人有章言其威权至重，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罪，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臣按：人君之于臣最不可用智数，而于武将尤不可，盖君臣上下当以诚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贰之心而怀机蓄智以相待，则君臣有不终者矣。光武于冯异，可以为万世人君推诚待下之法。
唐德宗时，以朱乱幸奉天，见其反迹渐露，李怀光以千里赴难不得朝，颇恚恨，屯兵不出战，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与之联屯，晟惧为所并，乃移屯，陆贽上状言：“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所邀，借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军御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
臣按：当是时李晟既徙屯东渭桥，后数日李怀光果并李建徽、杨惠元兵，惠元死之
译以上论述将帅的职责（上之下）
卷一百三十
▲将帅的职责（中）
《左传》记载：鲁襄公三年，晋侯（即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曲梁（晋国地名）扰乱军队行列（打乱军阵的次序），魏绛杀死了扬干的仆从，晋侯一定要杀死魏绛。魏绛来到，交给晋侯的仆从一封信，晋侯读信说：“近日君主缺乏使臣，派我担任司马（让我做这个司马的官职）。我听说军队众多以顺从为武，军事上宁死也不违犯军纪为敬，君主会盟诸侯，我怎敢不敬？君主的军队不武，办事的人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担心自己因死而连累扬干，无处逃避罪责，不能施行训导，以至于动用斧钺。我的罪很重，怎敢不听从君命来激怒君主的心？请让我回到司寇那里接受死刑。”晋侯光着脚走出来，说：“我说的话是出于亲爱之情，你执行的是军礼，我有弟弟而不能教训，使他触犯大刑，这是我的过错。”
臣按：这显示出魏绛能够执法以严肃军礼，而晋悼公能够容忍臣子执法以辅助国家治理。
汉高祖曾经从容地与韩信谈论各位将领能带多少兵，高祖问：“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兵。”高祖说：“那你呢？”韩信说：“我带兵越多越好。”高祖笑着说：“你带兵越多越好，为什么却被我擒获？”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之所以被陛下擒获的原因。”
臣按：带兵是一人的能力，驾驭将领是万乘之主的智慧，君主对于将领就像将领对于士兵一样，人君必须能驾驭将领，然后将领才会效力；将领必须能带兵，然后士兵才能尽其技能；将领能带兵而君主又能驾驭将领，那么任用得人，所到之处没有不成功的。如果不这样，君主对于将领，只是根据他的职位来使用而没有驾驭的方法，这叫派遣将领而不是驾驭将领；将领对于士兵，只是凭借威势来驱使他们而没有节制的方法，这叫出兵而不是带兵。驾驭的方法是怎样的？杜甫诗说“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高祖驾驭韩信可以说是驾驭英雄了，然而如果不是高祖宽仁大度，天性明达而好谋能听，知人善任，那么也不能驾驭他们。与《易经》所说的“神武不杀”相比，虽然不及，但也差不多了。
光武帝征讨河北时，祭遵担任军市令，光武帝身边的侍从犯法，祭遵将其格杀，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祭遵，主簿陈副劝谏说：“祭遵奉法不避权贵，这是教令得以推行的表现。”光武帝于是赦免了他，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对各位将领说：“应当防备祭遵，我身边的侍从犯法他都杀了，必定不会偏私你们。”
贾复与五校军在真定作战，大破敌军，贾复受伤很重，光武帝大惊说：“我不任命贾复为别将的原因，是因为他轻敌，果然失去了我的名将。听说他的妻子有孕，生女儿我就把儿子娶给他，生儿子我就把女儿嫁给他，不让他为妻子儿女担忧。”贾复的病很快好了，相见非常欢愉。
臣按：古人说光武帝善于驾驭将领，关辅的战事不选取诸将中善战的人而只派遣冯异，荆州的事任用不习水战的吴汉而只委任岑彭，都是平素了解他们的才略而明确地授予重任，又能以恩德感动他们、以权力假借给他们、以真心结交他们。看贾复病伤时体恤他的妻子儿女，祭遵杀了光武帝身边的侍从而告诫各位将领，以及贾复对于寇恂有部将被杀的耻辱，又为他致礼极欢以消除他的怒气，说“天下未定，两虎怎能私斗？今天由我来分开你们”，于是同心协力以成就天下的艰难事业，他驾驭将领的方法也很多。
光武帝时，冯异专权治理关中，后来有人上章说他的威权太重，皇帝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惶恐害怕上书谢罪，诏书回复说：“将军对于国家，义理上是君臣，恩情如同父子，有什么嫌疑猜忌而有恐惧之意呢？”
臣按：君主对于臣子最不可使用智谋权术，而对于武将尤其不可，因为君臣上下应当以诚心相互感动，如果有一丝怀疑贰心而怀着机心蓄意智谋来相待，那么君臣关系就不能善终了。光武帝对待冯异，可以作为万世君主推诚待下的法则。
唐德宗时，因朱泚作乱幸临奉天，见其反迹逐渐显露，李怀光从千里之外赴难却不得朝见，颇为怨恨，屯兵不出战，德宗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与他联合屯兵，李晟担心被李怀光吞并，于是移屯，陆贽上状说：“最高明的办法是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它，次一等的是在祸患刚显现时补救它，何况事情已经暴露、祸难即将形成，委任而不谋划，凭什么平定动乱？现在趁着李晟愿意行动，便派遣合军同往，借口说李晟的兵素来少，担心被贼兵拦截，借此两军互为掎角，仍然先传达旨意密令催促装束，诏书到达军营即日进发，李怀光虽然不想这样但也无计可施，这叫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至于制军御将，所贵在洞察实情，离合疾徐各有适宜，应当分离的却合拢就会招致动乱，应当合拢的却分离就会功效寡少，应当迅速却迟缓就会失去时机，应当迟缓却迅速就会泄露计策，得其要领、契合时机，然后举动没有失败的谋略，措置没有危险的局势。”
臣按：当时李晟既已移屯东渭桥，几天后李怀光果然吞并了李建徽、杨惠元的军队，杨惠元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