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六○
朱熹曰：“既无虚假，自无间断。久，常于中也；征，验于外也。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而言之，郑氏所谓‘至诚之德，著于四方’者是也。存于中者既久，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悠远，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博厚，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
臣按：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诚而又不息，然后能久，久故征验于外，悠远而无穷，悠远则自博厚，博厚则自高明，非有至诚之德而又有无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盖至诚之久于中，故其征验之发于外者，气势自然如此，从容不迫，宽缓自在，所以积而至于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远也又且至于久而无疆焉。彼夫虚伪妄诞，作辍无常，急迫而浅近，汲汲焉殚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于博厚、高明之域哉？观夫三代盛时积功累仁，功业盛大，而有道之长如此，秦、隋之君驾虚作伪，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给，而功业如彼之卑，运祚不延可验也矣。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朱熹曰：“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
或问于朱熹曰：“周之车轨书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异尚，其见于书传者详矣。轨者车之辙迹也，周人尚舆，而制作之法领于冬官，其舆之广六尺六寸，故其辙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近莫不齐同，凡为车者不合乎此，则不惟有司得以讨之，而其行于道路自将偏倚杌陧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为矣，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者，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文者书之点画形象也，《周礼》司徒教民道艺而书其一，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之法则又每九岁而一谕焉，则其制度之详如此，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必至于秦灭六国而其号令法制有以同于天下，然后车以六尺为度，书以小篆隶书为法，而周制始改尔，孰谓子思之时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盖王者之治大一统而无外也，有如此盖有法制以维持之，则世道虽降而不至于废坠，苟有兴起者，由是而循持之以复先王之旧不难矣。故成周盛时之车轨书文，至于春秋之时犹同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朱熹曰：“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而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条理也。密，详细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广阔也。渊泉，静深而有本也。出，发见也。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舟车所至’以下，盖极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见闻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著于物而后能哉？肫肫，恳至貌，以经纶而言也。
译朱熹说：“既然没有虚假，自然就不会有间断。‘久’，是长久地存于内心；‘征’，是显验于外。这都是从显验于外的方面来说的，正如郑氏所说的‘至诚的德行，显扬于四方’那样。存于内心的既长久，那么显验于外的就越发悠远而无穷尽了。因为悠远，所以它的积累就广博而深厚；因为广博深厚，所以它的发用就高大而光明。”
臣按：圣人长久地坚守其道，天下便教化而成。只有达到至诚而又不停息，然后才能长久；因为长久，所以显验于外，悠远而无穷；因为悠远，所以自然广博深厚；因为广博深厚，所以自然高大光明。如果没有至诚的德行而又具备不停息的功夫，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大概是因为至诚长久地存于内心，所以它显验发用于外的气势自然如此，从容不迫，宽缓自在，因此积累而达到像地一样广博深厚、像天一样高大光明，而且它的悠远又达到长久而没有边际的地步。那些虚伪妄诞、做事无常、急迫而浅近、汲汲于耗尽每日之力的人，他们怎么能达到广博深厚、高大光明的境界呢？看那夏商周三代盛世，积累功德、累积仁义，功业盛大，而有道之世如此长久；秦、隋的君主弄虚作假，朝令夕改而日不暇给，而功业像那样卑微，国运不长久是可以验证的了。
现在天下车辆轮距相同，文字相同，行为规范相同。
朱熹说：“‘今’，是子思自称当时的时代。‘轨’，是车轮轨迹的尺度。‘伦’，是次序的体制。这三者都相同，是说天下一统。”
有人问朱熹说：“周代的车辆轮距和文字，为什么能够如此必定相同呢？”朱熹回答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必定要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区别徽号，以刷新天下的耳目而统一人们的心志，像夏商周三代崇尚的不同，在书传中记载得很详细了。‘轨’是车辆留下的轨迹，周人崇尚车舆，而制作的方法由冬官统领，周代车舆的宽度是六尺六寸，所以车轮轨迹在地面上相距的宽窄完全一样，没有远近不齐的，凡是制造车辆的不符合这个标准，不仅主管官吏可以讨伐他，而且他在道路上行驶自然会偏斜不稳而半步也走不动，也不必等待禁令就自然不这样做了。古语所说的‘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大概是说法制相同，而《春秋传》所说的‘同轨毕至’，则是说四海之内政令所及的地方没有不来的。‘文’是书写点画的形象，《周礼》司徒教导百姓道艺，其中‘书’是其中之一，又有外史掌管将文字名称通达于四方，大行人的法则又是每九年就宣告一次，那么它的制度详细到如此程度，所以即使后来海内分裂，仍然不能改变。一定要等到秦灭六国，其号令法制统一于天下，然后车辆以六尺为尺度，文字以小篆隶书为法则，周代的制度才开始改变，谁说子思的时代就突然改变了呢？”
臣按：君主治理天下，车辆必须轮距相同，文字必须相同，行为规范必须相同，这是因为王者治理天下是大一统而没有外部的，像这样大概是有法制来维持它，那么世道虽然衰落也不会至于废坠，如果有兴起的人，由此遵循保持以恢复先王的旧制就不难了。所以成周盛世时的车辆轮距和文字，到了春秋时代仍然相同。
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才能聪明睿智，足以居高临下；宽厚温和，足以包容万物；奋发刚毅，足以坚持操守；端庄中正，足以令人敬畏；条理详密明辨，足以区分是非。广博深远而适时地表现出来，广博像天，深远像渊。现身而百姓没有不敬畏的，说话而百姓没有不相信的，行动而百姓没有不喜悦的，因此声名洋溢于中原，施及蛮夷，凡是舟车所到、人力所通，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尊敬亲近的，所以说他配得上天。
朱熹说：“聪明睿智，是生而知之的资质。‘临’，是说居上位而临视下位。下面四种，是仁义礼智的德行。‘文’，是文章；‘理’，是条理；‘密’，是详细；‘察’，是明辨。‘溥博’，是周遍而广阔；‘渊泉’，是静深而有本源。‘出’，是发见。是说这五种德行充积于内心而适时地发见于外，它的充积极其盛大而发见合乎时宜。‘舟车所至’以下，是极而言之。‘配天’，是说他的德行所及广大像天一样。”
只有天下最至诚的人，才能治理天下的大常道，确立天下的根本，知晓天地的化育。他有什么所依赖的呢？恳切至诚是他的仁德，深邃幽远是他的渊泉，浩大无边是他的天德，如果不具备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这些呢？
朱熹说：“‘经’、‘纶’都是治理丝线的事情，‘经’是理清头绪而分开，‘纶’是比类而合并。‘经’，是常道，‘大经’是五伦的人伦关系，‘大本’是性体的全体。只有圣人的德行极诚无妄，所以在人伦关系上各尽其当然的实质，而都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这就是所说的治理。他在性体的全体上没有丝毫人欲的虚伪混杂，而天下的道理千变万化都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说的确立。他在天地的化育上也与他极诚无妄的德行有默契，不仅仅是见闻的知识而已。这都是至诚无妄自然的功用，难道有所依赖外物然后才能做到吗？‘肫肫’，是恳切至诚的样子，是从治理的角度来说的。
渊渊，静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广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渊其天，则非特如之而已。固，犹实也。郑氏曰：‘唯圣人能知圣人也。’”
译渊渊，是静深之貌，是从确立根本的角度来说的。浩浩，是广大之貌，是从认知变化的角度来说的。其渊其天，则不仅仅是像这样而已。固，就是实的意思。郑氏说：“只有圣人才能了解圣人。”
臣按：朱嘉谓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可以当此者其惟尧、舜乎？夫尧舜与人同耳，有为者亦若是，况承帝王之统、居帝王之位者乎？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朱熹曰：“《诗》，《周颂烈文》之篇。不显，犹言岂不显也，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厚也。笃恭，言不显其敬也。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
胡仲虎曰：“笃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后致其和，此之谓笃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为己之功愈密则德愈深而效愈远如此。”
臣按：四书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学》经文与《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学》经文曾子之所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传，然《大学》有八条目，必自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可以至于天下，而《中庸》则惟一笃乎恭则可以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难易悬绝如此哉？盖《大学》圣人教人为学之道，《中庸》圣人教人守约之方。先儒谓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诚能存乎一敬字之约而用以尽夫八条目之详，则夫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谓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朱熹曰：“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则远且难而反失之，但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天下自平矣。”
张栻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义本之躬而达之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系乎此，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国之积也，一国者一家之积也，一家者一人之积也，人人有亲有长，一人有一人之亲长，各人有各人之亲长，各人亲各人之亲、长各人之长则一家之中无有不亲其亲、不长其长者矣，各家之亲之长皆有以亲之长之则一国之中为人亲者皆有以亲之、为人长者皆有以长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统乎国，国统乎家，家统乎人，人人皆亲其亲、长其长，天下之人不异乎国，国之人不异乎家，天下无一人不然，无一家不然，则天下岂有不平者哉？虽然，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众也，安得人人而教之、家家而晓之而使之皆然哉？故既正身齐家以为之表率，而又设官分职立教设政以劝化之，而不从者又有刑以弼之焉，必期于天下之大无一人一家之为人亲、为人长者不得人亲之长之，亦无一人一家之为人子、为人少者之不亲其亲、长其长也，有子谓“孝弟为行仁之本”，先儒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则天下平之之本端在此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朱熹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张载曰：“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颐曰：“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臣按：益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则知帝王之德莫盛于此者，后世言治者必曰法尧舜，非徒法其为治之迹，必先法其为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效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圣人之德生知安行，岂易至哉？一惟以之为标准
译臣按：朱熹说前章讲的是至圣的德行，这一章讲的是至诚的道理。然而，至诚的道理如果不是至圣之人就不能知晓，至圣的德行如果不是至诚之人就不能做到，那么它们也就不是两样东西了。天理在天上体现到极致就是至诚之道，天理在人身上体现到极致就是至圣之德。圣人出现，本着至诚之道来确立至圣之德，充盈积聚显现在外部的就像天一样高远、像深渊一样深邃，精妙功用蕴藏于其中的就是那如天如渊的境界，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德行，所以能知晓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如果不是本来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晓呢？”解说的人认为，这是说身居高位的大圣人，其圣德的全体大用如此，可以说是达到极致而无法再增加了，能够担当此任的，大概只有尧、舜吧？尧舜与常人是一样的，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们一样，何况是继承帝王统绪、居于帝王之位的人呢？
《诗经》说：“多么显赫的德行，诸侯们都效法它。”因此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太平了。
朱熹说：“《诗》，是《周颂·烈文》篇。不显，是说难道不显赫吗，这里借用来表达幽深玄远的意思。承接上文说天子有显赫的德行而诸侯效法他，那么他的德行就越深而效验就越远了。笃，是厚道的意思。笃恭，是说含蓄不露其恭敬。笃恭而天下太平，是圣人至德渊深微妙，自然产生的感应，是中庸的极致功效。”
胡仲虎说：“笃恭而天下太平，就是首章所说的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只是首章是先致其中而后致其和，这里所说的笃恭是已经致其和而更加致其中，修养自身的功夫越严密，德行就越深厚而效验就越远，就是这样。”
臣按：四书中讲到天下太平的共有四处，《大学》经文和《中庸》这一章是孔子的话。《大学》经文是曾子所记述的，《中庸》这一章是子思所传下来的，然而《大学》有八个条目，必须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而《中庸》却只要笃实恭敬就能达到天下太平，为什么难易相差如此悬殊呢？大概《大学》是圣人教导人们做学问的方法，《中庸》是圣人教导人们守约的方术。前代儒者说“敬”这一个字，是圣学所以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真能存守这一个“敬”字的简约，而用来穷尽八个条目的详细，那么所谓笃恭而天下太平，也就是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天下太平了。
孟子说：“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求，事在容易却到困难处去求，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朱熹说：“亲人、长辈在人为很近，亲爱他们、敬重他们在人为很容易，而道最初也不外乎这个，舍弃这个而到别处去求就远且难反而失掉了，只要人人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敬重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自然太平了。”
张栻说：“亲爱亲人，是仁；敬重长辈，是义。仁义从自身出发而推广到天下，天下所以太平完全系于此，体味这几句话，尧、舜、三王的治理就可以推知了。”
臣按：天下是一国的积累，一国是一家的积累，一家是一人的积累，人人有亲人有长辈，一人有一人的亲人长辈，各人有各人的亲人长辈，各人亲爱各人的亲人、敬重各人的长辈，那么一家之中就没有不亲爱亲人、不敬重长辈的了，各家的亲人长辈都有人亲爱敬重，那么一国之中作为亲人的人都有人亲爱、作为长辈的人都有人敬重了，推广到天下，天下统辖各国，各国统辖各家，各家统辖各人，人人都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天下的人不异于国，国的人不异于家，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这样，没有一家不这样，那么天下哪有不安定的呢？虽然如此，君主以一身居于天下之中，海宇如此广大，人民如此众多，怎么能人人去教导、家家去晓谕而使他们都这样呢？所以既端正自身、整顿家庭作为表率，又设立官职、分派职责、建立教化、制定政令来劝化他们，而不顺从的又有刑罚来辅助，必定期望天下之大没有一个人、一家作为亲人、长辈的人得不到别人的亲爱敬重，也没有一个人、一家作为子女、晚辈的人不亲爱亲人、敬重长辈，有子说“孝悌是实行仁的根本”，前代儒者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没有不从此推广实行的，那么天下太平的根本端绪就在这里了。
孟子说：“大而能化叫做圣，圣而不可知叫做神。”
朱熹说：“大而能化，使那大的方面泯然没有可见的痕迹，那么不思考不勉强，从容合于道，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了。”张载说：“大是可以做到的，化是不能做到的，在于熟练罢了。”
程颐说：“圣不可知，是说圣的至妙人所不能测度，并不是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
臣按：益赞美尧说“既圣且神”，就知道帝王的德行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后世谈论治理的人必定说效法尧舜，不只是效法他们治理的事迹，必须先效法他们治理的心，想要得到他们的心而效法他们的事迹，没有他们的德行是不行的，然而圣人的德行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哪里容易达到呢？只能把它作为标准
，其积渐以至之而已，积渐以至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而实有诸己焉，由是充实而美，而至于英华发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于不可测度，则圣神之德在我矣。
译这不过是逐渐积累从而达到罢了。既然说逐渐积累从而达到，那么它的途径究竟在哪里呢？在于有值得追求的善，并且实实在在地具备于自身；由此内心充实而美好，进而英华外显而宏大；宏大而能化育万物，以至于达到不可测度的境界，那么圣神的美德就存在于我身上了。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朱熹曰：“此所谓守约而施博也。”
张栻曰：“修身则本立，由是而家齐、国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修吾身于深宫之中，何预于天下，而天下平哉？盖天下之大，藩服都邑非止一处，百官庶尹非止一职，士农工商非止一民，蛮夷戎狄非止一类，有身者赖我以生，有家者赖我以养，我发一念之仁则彼无不得其所者矣，我兴一念之不仁则彼有不得其所者矣。人情不能无喜也，喜而省刑罚、薄税敛，是以一人之喜发而为千万人之喜也，喜而兴土木之功、求珍异之物，吾心则喜矣，如民忧何？人情不能无怒也，怒而除盗贼、去贪残，是以一人之怒形而为千万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兴穷黩之兵，吾心则快矣，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贵乎守也。然事几纷遝日至，果将何所守乎？亦曰修吾身而已。《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是知修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修身，则不好声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饰、不事异端之教、不为田猎之举、不作无益之事、不好珍异之物、不兴出境之师、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当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当为者皆不之为，如此，则不尽民之力、不尽民之财、不尽民之情，则无一人之不得其所、无一物之不遂其性、无一处之不得其安矣，孰谓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为治所以贵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格君心之非也。
周惇颐曰：“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朱熹曰：“圣人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也。天地、圣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义。”
臣按：天有五行而总之者曰阴阳，人有五德而兼之者曰仁义，是仁义者人君修己治人之正道要术也。人君体天之阳以育万物，使万物皆遂其自然之仁，体天之阴以正万民，使万民皆由乎当然之义，天下之大，无一人之不仁、无一事之非义，天下于是乎平矣。
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臣按：《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开之于万世者即其所以平之于一时者也。盖天地有形而无心，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圣人也，生民有命而不能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则有待于圣人焉。吁，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则然矣。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作为《大学》经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再绝，历汉魏、隋唐而不能振起，至于有宋，两程兄弟始表章之于《礼记》之中，朱熹又为之《章句》《或问》，真德秀又汇经传子史以填实之以为《衍义》，所以推而广之、扩而大之，使天下后世知《大学》之书无一理不该、无一事不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臣幼读此书，偶有所见，晚辑成帙，上尘圣聪，傥见施行，则臣虽死而生矣，无任恳悃愿效之至。
译孟子说：“君子的操守，在于修养自身，从而使天下太平。”朱熹说：“这就是所说的‘坚守简约而施予广博’。”
张栻说：“修养自身则根本确立，由此而家庭和睦、国家治理、天下太平，都是由此推演出来的。”
臣按：君主一人居于天下之中，自身极为渺小，天下极为广大。我在深宫之中修养自身，与天下何干，而能使天下太平呢？这是因为天下之大，藩属和都城不止一处，百官和众臣不止一职，士农工商不止一类，蛮夷戎狄不止一种。有生命的人依赖我而生存，有家庭的人依赖我而供养。我萌发一念仁爱，他们就没有不得到安顿的；我萌发一念不仁，他们就有不得到安顿的。人情不能没有喜悦，喜悦时减免刑罚、减轻赋税，这是将一人的喜悦化为千万人的喜悦；喜悦时大兴土木、搜求珍奇异物，我的心虽然喜悦，百姓的忧虑又如何消除呢？人情不能没有愤怒，愤怒时铲除盗贼、去除贪婪残暴，这是将一人的愤怒化为千万人的愤怒；愤怒时使用非法的刑罚、发动穷兵黩武的战争，我的心虽然痛快，百姓的痛苦又如何消除呢？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贵在有所操守的原因。然而世事纷杂，每日而至，究竟该坚守什么呢？也不过是修养自身罢了。《大学》说：“想要修养自身的人，首先要端正内心，内心端正然后自身才能修养好。”由此可知，修养自身的根本又在于端正内心。以端正内心来修养自身，那么就不喜好声色之奉养、不崇尚土木之装饰、不从事异端之教化、不进行田猎之举、不做无益之事、不喜好珍奇之物、不发动出境的战争、不使用非法的刑罚，凡是所不应当喜好的都不喜好，凡是所不应当做的都不做。这样，就不耗尽民力、不耗尽民财、不耗尽民情，那么就没有一人不得到安顿、没有一物不得以顺遂其本性、没有一处不得以安宁，谁说天下太平不取决于君主的一人之身呢？这就是君主治理国家之所以贵在端正内心，而大臣辅佐君主之所以必须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的原因。
周惇颐说：“天用阳气生养万物，用阴气成就万物。生养，是仁；成就，是义。所以圣人在上位，用仁来养育万物，用义来端正万民，天道施行而万物顺从，圣德修养而万民感化。大顺大化，看不见痕迹、不知道它为何如此，这就叫做神妙。所以天下的根本在于一人。道难道遥远吗？方法难道繁多吗？”
朱熹说：“圣人用仁来养育万物，用义来端正万民，这就是所说的用中正仁义来确立准则。天地与圣人，他们的道是一致的。天下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在于心，心的根本在于仁义。”
臣按：天有五行，总括它们的是阴阳；人有五德，兼有它们的是仁义。因此，仁义是君主修养自身、治理人民的正道和关键方法。君主效法天的阳气来养育万物，使万物都能顺遂其天然的仁爱；效法天的阴气来端正万民，使万民都能遵循当然的道义。天下之大，没有一人不仁、没有一事不义，天下于是就太平了。
张载说：“为天地确立精神，为百姓确立命运，为前代圣贤继承绝学，为万世开创太平。”
臣按：《大学》的道理，其纲领在于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其条目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外有以穷尽其规模的宏大，对内有以详尽其细节的周密，关键必须剖析它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它穷尽其宏大而无遗漏，这就是所谓的全体大用的学问，所谓的圣神功化的极致。从格物致知达到天下太平，那么学问的最高功效于此完备，圣人的能力于此终结。因此《大学》一经十传，在当时施行其道，就有以为一世建立太平；将书传给后世，就有以为万世开创太平。为万世开创太平的，就是当时平定一时的原因。大概天地有形而无心，所以为天地确立精神的是圣人；百姓有命运而不能自我实现，所以确立百姓的命运并使他们得以生存，就有待于圣人。唉，圣人阐明此道来确立天地的精神，推行此道来确立百姓的命运，从伏羲、尧、舜以来直到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如此。不幸中途断绝，孔子继承它，撰写《大学》经的一章，曾子又阐述其意写成十传，可惜他有德无位，不能建立一时的太平，但实际上垂范天下后世，有以开创万世的太平。不幸再次断绝，经历汉魏、隋唐而不能振兴，到了宋代，两程兄弟开始在《礼记》中表彰它，朱熹又为之作《章句》《或问》，真德秀又汇集经传子史来充实它，写成《衍义》，用来推广扩大它，使天下后世知道《大学》一书没有一理不涵盖、没有一事不包含，唐、虞、夏、商、周代的盛世治理居然可以达到了。臣幼年读此书，偶然有所见解，晚年辑录成书，呈上冒犯圣听，倘若得以施行，那么臣虽死犹生，不胜恳切希望效命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