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七
”
臣按：掌固之职，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盖尽人力以固王畿于内者也，《易》所谓“王公设险”者此也；司险之职，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盖因地势以为险阻于外者也，《易》所谓地险者，此也。夫人君为治，固当本乎内治之修而亦不可不为外患之御，内焉者既本城郭、沟池以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泽以为险，因其自然之势则易为力，豫为未然之防则无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险之设也。虽然，古人所以守其国者则又不专在是，是故远而有关塞则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则守在九畿，有六官为守国之人，有六典为守国之法，而其险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则又在乎德礼仁义焉。不然，虽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译臣按：掌固的职责，是掌管修缮城墙、护城河以及种植树木、开凿沟渠等防御工事，这是竭尽人力来巩固王畿内部的防御，《易经》所说的“王公设险”就是指这种情况；司险的职责，是掌管九州地图以全面了解山林、河流、沼泽等地形的险阻，这是凭借地势来在外围设置险阻，《易经》所说的“地险”，就是指这种情况。
大凡君主治理国家，固然应当以修好内部治理为根本，但也不可不防备外患。内部既然以城墙、护城河作为坚固的屏障，外部又凭借丘陵、河流、沼泽作为险要的地势，顺应自然的地势就容易省力，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做好预防就不会有外患，这就是《周官》设置掌固、司险这两个官职的原因。
虽然如此，古人用来保卫国家的方法并不仅仅在于这些。因此，远方有关塞，就依靠四方蛮夷来守卫；近处有甸服，就依靠九畿来守卫；有六官作为守卫国家的人，有六典作为守卫国家的法规。而那些险阻之所以不可攀登、坚固之所以不可攻克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德礼仁义。如果不这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也会弃守而离去。
《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去声）己，大人世（父传子为世）及（兄传弟为及）以为礼，城（内城）郭（外郭）沟池（堑也）以为固。
孔颖达曰：“私力独财，不免争夺，故设险以自卫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后不争，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沟池是也。四者皆出于人力之所为，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国曰：“程氏谓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矣，虽时且义亦书，见劳民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者创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心也。”
吴澂曰：“君之资于民者资其力也，民之报其君者报以力也，故无事则资其力以用之于农，以足食生财，有事则资其力而用之于兵，以敌忾御侮，非礼非兵而劳民之力，必以其时、以其礼而不敢妄兴，不得已而役之亦必节其力而不尽也。《春秋》凡力役必书，重民力也。或问《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讥’，啖子曰：‘凡城，国之急务，但问时与不时，不应一切是讥。《易》曰设险以守其国，礼曰城池以为固，则《春秋》书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国曰：“城者，御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邑无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毕，时也。隐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则妨农务而非时矣。城不逾制，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板、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揣厚薄、仞沟洫、具糇粮、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之可也，况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无爱养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轻重见矣。”
臣按：有国者城池之设固不可无，然非为民生则不可轻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为也，况可非其时乎？是以善为国者，恒于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备，筹之必于其早，为之必以其渐，成之必缓其期，不至急遽仓卒，苟且为之，此所以务不妨农、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
庄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国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臣按：因地险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国者不可废也，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殷隙，方事势稍缓、农务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废农时也。
二十八年冬，筑剉。
胡安国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剉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谓《春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无，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国曰：“楚丘，卫邑。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不书桓公，不与诸侯专封也。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其有功于中华甚大，为利于卫人甚博，宜有美辞发扬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小惠存大节，《春秋》之法也。”
臣按：诸侯不得专封，封国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请于天子，况迁国筑城乎？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缓则不及事，决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国曰：“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
译《礼运》说：如今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私产，人们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抚养自己的子女，财物和劳力都为了自己，贵族们实行父传子、兄传弟的世袭制度作为礼制，修筑内城和外郭、挖掘壕沟作为坚固的防御。
孔颖达说：“私有财力和独占财物，难免发生争夺，所以设置险阻来保卫自己、巩固自身。”
臣按：人生而有欲望，必须有分辨界限的东西然后才不争夺，用来划分界限的就是城郭、沟池。这四者都是人力所为，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是最切近且最重要的事情。
《春秋》记载：隐公七年夏天，修筑中丘的城墙。
胡安国说：“程氏认为，为人民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劳力充足，那么生养就能顺利，教化就能推行，风俗就能美好，所以为政以百姓的劳力为重。《春秋》凡是动用民力，必定记载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违背道义固然有罪，即使合乎时宜且符合道义也加以记载，表明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君主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在动用民力时要慎重了。凡是记载‘城’字，是修缮旧有的城墙；记载‘筑’字，是新建工程。修筑中丘的城墙，役使百姓不合时宜，这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
吴澂说：“君主依靠百姓，是依靠他们的劳力；百姓报答君主，是用劳力来报答。所以没有战事时，依靠他们的劳力用于农业，以充足粮食、产生财富；有战事时，依靠他们的劳力用于军事，以抵御愤怒的敌人和侵略者。如果不是为了礼仪或军事而劳役百姓，一定要合乎时宜、合乎礼制，不敢随意兴作；不得已而役使百姓，也一定要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使其耗尽。《春秋》凡是力役必定记载，这是重视民力。有人问，《穀梁传》说‘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讥讽’，啖助说：‘凡是修筑城墙，是国家紧急的事务，只问是否合乎时宜，不应该一概讥讽。《易经》说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礼记》说城池作为坚固的防御，那么《春秋》记载修筑城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隐公九年夏天，修筑郎邑的城墙。
胡安国说：“城墙，是抵御暴乱、保护百姓的地方，但城墙有制度的限制，劳役有时令的规定。大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小城没有百雉的城墙，这是制度；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准备事务，大火星出现时开始使用，水星昏时正位时开始施工，冬至时完工，这是时令。隐公修筑中丘、郎邑的城墙都在夏天，这就妨碍了农事且不合时令。城墙不超越制度，劳役不违背时令，还应当分配财物、平整土地、称量畚箕和土筐、估量土石数量、商议远近、规划地基、揣测厚度、测量沟渠、准备干粮、估量官吏，估量工程并规定日期，不违背平时的计划，然后才可以动工，何况是违背时令和制度，随意兴作大工程，没有爱惜养育百姓的心意，其罪行的轻重就显而易见了。”
臣按：有国家的人，设置城池固然不可没有，但如果不是为了百姓的生计，就不能轻易动用民力，除非非常不得已才这样做，何况可以不合时令吗？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常在无事的时候预先做准备，筹划一定要早，实施一定要循序渐进，完成一定要放宽期限，不至于急迫仓促、苟且行事，这就是为了务必不妨碍农事，百姓不知道劳累，劳役也不会再次兴起。
庄公九年冬天，疏浚洙水。
胡安国说：“巩固国家以保护百姓为根本，轻易动用民力，随意兴作大工程，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长江大河环绕疆域，有洞庭、彭蠡、黄河、汉水等险阻，也不足以凭借，何况是洙水呢？记载‘浚洙’，表明在守卫国家的次要事务上劳役百姓而不知根本，作为后世的警戒。”
臣按：凭借地势险要的河流，疏浚加深以限制外敌入侵，有国家的人不可废弃，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繁忙和空闲的时候，当事势稍缓、农务正忙时，能停止就停止吧，如果不是事势紧迫而不得已，不可荒废农时。
庄公二十八年冬天，修筑剉邑。
胡安国说：“剉，是邑名。凡是动用劳力，大的叫‘城’，小的叫‘筑’，所以馆舍记载为‘筑’，台基记载为‘筑’，园囿记载为‘筑’，剉邑记载为‘筑’，是因为新建邑城。其意图不看年成的丰歉而轻易动用民力去做不必要的事情，这就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了。”
臣按：先儒认为，《春秋》凡是工程劳役多的记载为‘城’，工程劳役小的记载为‘筑’，圣人对一个小邑也必定谨慎记载，以表明民力虽小也不可轻易动用，以此警示后世身为百姓上位者，使其动用民力如果不是必不可已、不是必不可无，即使是一人一役，也决不可在不合时令的时候轻易耗费民力于无用且不紧急的地方。
僖公二年，修筑楚丘的城墙。
胡安国说：“楚丘，是卫国的邑。齐桓公率领诸侯修筑它并封给卫国。不记载桓公，是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桓公封给卫国，使卫国忘记了亡国的耻辱，他对中华的功劳很大，对卫人的利益很广，应该有美好的言辞来发扬这件事，现在却这样隐晦，正是为了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劳、忽略小恩惠而保全大节，这是《春秋》的法则。”
臣按：诸侯不得擅自封国，封国是天子的事情，臣子在奉命出外，凡事必须请示天子，何况是迁国筑城呢？如果不是奉有专制的命令以及非常重大的不得已，而存亡安危的关键决于此，迟缓就来不及了，是决不可行的。
成公九年，修筑中城的城墙。
胡安国说：“治理天下、安定百姓，要看道义的得失，不依赖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御。
，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其说是矣。莒虽恃陋不设备，至使楚人入郓，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寇亦岂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贵，而书城中城，其为儆守益微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设险之大端也，谨于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
译《谷梁传》认为凡是记载筑城之事都是讥讽，这种说法是对的。莒国虽然倚仗地狭陋而不设防备，以至于让楚国人攻入郓地，但如果施行善政使百姓愿意效死力而不溃散，敌人又怎么能攻入呢？筑城并不是《春秋》所推崇的，而书中记载筑城之事，其作为警戒守备的意义就更加微弱了。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百雉高的城墙、七里宽的外城，是设置险阻的主要方面；谨慎地遵循礼制来治理国家，辨别尊卑、区分贵贱、明确等级威严、区分器物服饰的色彩，所有用来杜绝僭越、限制隔绝上下等级的措施，才是体现险阻的根本作用，难道仅仅依靠城墙、护城河就足以依赖吗？
臣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谓之设也，人为之也。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盗贼也、敌国也，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御敌国，城于中所以御盗贼，皆不可无者也，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非通论天下之势也。盍观人家之备盗乎，藩篱、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而缄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国家之备寇盗，曷异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国曰：“虎牢，郑地，故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浚水县，岩险闻于天下，犹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汉乐（今成固），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城郭、沟池以为固，亦君子之所谨也；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夫狡焉思启封疆，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战杀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贵，守天子之土，继先君之世，不能设险守国，将至于迁溃灭亡，亦非圣人之所与。”
臣按：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画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介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费。
胡安国曰：“费，季氏邑也。书城费，乃履霜坚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贤惟其世，岂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与其下私营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坚冰至，所宜深戒。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惧齐也。”哀公四年，城西郛。杜预曰：“鲁西郛，备晋也。”
臣按：先儒谓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实国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为惧齐，后城杜氏以为备晋，不知果一地欤而或异地也，无所于考，然以今地势观之，则齐境在鲁之东、晋境在鲁之西，杜氏之说似为是焉。说者多咎鲁安于不竞，疲民以为城，避难而城其国之郛，则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虽然此以一事而论也，若夫守国之要，必先从近始而后及于远，近者耳目所及且尔，况于郊野之外、封疆之远乎？信如说者之论，则守家者专用力于藩垣，而门扃四壁皆可以废矣。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艾猎（孙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筑城者）虑事（谋虑计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数），分财用（筑用之具），平板（在两旁障土者）（两头立木），称（量轻重）畚（盛土器）筑（实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为作程限），议远迩（议远察迩均其劳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糇（干食）粮，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预曰：“不愆于素，不过素所虑之期也，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孔颖达曰：“虑事者谋虑城筑之事，谓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兴作修筑，必先谋虑于其前，其所谋虑之事，分财用、平板纻以下数事是也。既谋虑矣，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启功至于某日当讫也，凡其所成之功计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无过举而治有成功。
汉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
吕祖谦曰：“始皇并诸侯而隳坏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县邑城，心量之广狭、世祚之长短
译臣按：《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称为“设”，这是人为的。自古以来成为天下国家祸患的，是盗贼和敌国。君主设置险阻作为国家的屏障，在外筑城用来抵御敌国，在内筑城用来抵御盗贼，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胡氏所说的不依赖城墙、护城河作为坚固的防御，大概是讥讽各国诸侯不致力于德政，只凭借筑城来劳役百姓罢了，这并不是通晓天下大势的论断。何不看看人家防备盗贼呢？藩篱、围墙用来防止外寇的抢夺固然急切，而绳索、门闩用来防止家人偷窃也不可缺少，国家防备寇盗，有什么不同呢？
襄公二年，修筑虎牢城。
胡安国说：“虎牢是郑国的地方，所以称为制邑，到汉代叫成皋，现在叫浚水县，其险峻闻名天下，就像虞国的下阳、赵国的上党、魏国的安邑、燕国的榆关、吴国的西陵（现在的夷陵）、蜀国的汉乐（现在的成固），这些地方是必须占据、城池是必须守卫而不能放弃的。有这样的险要却不能守卫，所以不归属于郑国。那么占据土地设置险阻也是被重视的吗？天险不可攀登，地险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是《大易》的训诫；用城墙、护城河作为坚固的防御，也是君子所谨慎的；挖掘这样的护城河、修筑这样的城墙与百姓共同坚守，这是孟子对滕君所说的话。那些狡猾地想要开拓疆界，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战杀人满城，以战争杀人满城的，固然不是《春秋》所推崇的；守卫天子的土地，继承先君的基业，不能设置险阻守卫国家，以至于迁徙溃败灭亡，也不是圣人所赞同的。”
臣按：古代各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占据它们作为守卫，现在天下一统，守卫在四方蛮夷，应当以边塞作为守卫，固然不需要内地的险阻。然而天造地设，划分疆界各有界限，凡是界限之处必有天然的险阻，那些不足的地方人力顺势修筑城池，这是自然的趋势，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朝将天下分为两京十三藩，在凡是交界的地方祖宗各自设置卫所来城守，比如潼关是河南、陕西的交界，就设置潼关卫来守卫，然而卫城位于华山、陕西之间，距离京城很远，却不隶属于河南、陕西两都司而直接隶属于京城，圣祖的意旨深远啊。
七年，修筑费城。
胡安国说：“费是季氏的封邑。记载修筑费城，这是履霜坚冰的警戒，是强私家弱公室的萌芽，用人不只看贤能只看世袭，难道不危险吗？”
臣按：修筑城池是天下的重大事情，守卫藩属的人如果不奉天子的命令而与其下属私自修筑，可以吗？这是王法所必定不宽恕的，履霜坚冰将至，应当深深警戒。十九年，修筑西郛。
左氏说：“是畏惧齐国。”哀公四年，修筑西郛。杜预说：“鲁国的西郛，是防备晋国。”
臣按：先儒说郛是外城，这里说西郛，实际上是国都外城的西郛。郛在西边，是同一块地方。前次修筑左氏认为是畏惧齐国，后次修筑杜氏认为是防备晋国，不知道究竟是一块地方还是不同的地方，没有地方考证，然而以现在的地势来看，齐境在鲁国的东边，晋境在鲁国的西边，杜氏的说法似乎是对的。议论的人多责备鲁国安于不争，疲敝百姓来修筑城池，避难而修筑国家的郛，那么郛之外的郊野都不可保全了。虽然如此，这是就一件事而论的，至于守卫国家的要领，必定先从近处开始然后才及于远处，近处耳目所及尚且如此，何况郊野之外、疆界之远呢？如果相信议论者的论断，那么守卫家宅的人只专用力于藩垣，而门闩四壁都可以废除了。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国令尹艾猎（孙叔敖）修筑沂城（楚国的邑），派封人（主管筑城的人）考虑事情（谋划计算功效），交给司徒（掌管役使的人），估量功效规定日期（规定作工的日数），分配财物用具（筑城用的器具），准备平板（在两旁挡土的木板）（两头立木），称量（估量轻重）畚（盛土的器具）筑（实土的器具），规定土物（取土用的物品，作为作工的限度），商议远近（商议远察近均其劳力），巡视（行走）基址（城脚），准备糇（干粮）粮，估量有司，事情三十天（三十天）完成，不违背预先的计划。
杜预说：“不违背预先的计划，不超过预先考虑的期限，传文说叔敖能使民。”孔颖达说：“考虑事情是谋划修筑城池的事情，意思是揣度前事。”
臣按：古人凡有兴作修筑，必定先在前头谋划考虑，所谋划考虑的事情，分财用、平板纻以下数件事就是。既然谋划考虑了，就估量其功效而选择日期开始动工直到某日应当完工，凡所完成的功效估量其限度，都不超过预先确定的，凡今天所成就的都是前日所期望的，所以先王的事没有过举而治理有成功。
汉高祖六年冬十月，命令天下县邑修筑城池。
吕祖谦说：“秦始皇兼并诸侯而毁坏城郭，高祖平定天下而命令县邑修筑城池，心量的广狭、世祚的长短”
，于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众寡，皆不可无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为敌国，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则以天下吏民为一家，惟恐其无所捍蔽而或以丧生，此其心公私之异而存亡所以分也欤。
译，于是就可以占卜吉凶了。”
臣认为：郡县有大有小，百姓有多有少，但都不能没有保障，这是第一点。用来保障和护卫百姓的，不就是城墙吗？秦始皇把天下的官吏和百姓当作敌国，只担心他们有所护卫而能够抗拒我；汉高祖则把天下的官吏和百姓当作一家人，只担心他们没有什么护卫而因此丧失生命。这大概是他们心中公私观念的不同，而导致国家存亡分化的原因吧。
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复发里中民城长安，三十日而罢。
吕祖谦曰：“萧何建都长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乱既平，始板筑焉。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后间一岁乃兴役，凡三调发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发长安五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地近则赍送弗后，人众则大事易集，罢速则农事不违，虽当曹参为相，实何之规模。”
臣按：国家凡有大役，皆如汉人此法为之，用近地之民，不劳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则事成而民不知劳矣。凡事皆然，非但筑城一事也，而于筑城尤为切要。
五代周世宗显宗二年，世宗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春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臣按：世宗此举可为后世开展城池之法，盖为之以渐，立之以准，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营缮皆可准此以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议，吕夷简谓：“敌畏壮侮怯，遽城洛阳无以示威，必长其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弗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夷简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敌之长驱也，夷简之欲城大名为敌之镇遏也，二议皆是也。当敌势方张之时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冲，则亦虚声而已，无益实事也。仲淹之议当于无事之时以渐而为之，随时而增补之，譬则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备寇盗也，亦以为障蔽焉耳。夫然，则己既得以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庆历四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和、战、守、攻四策，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谏官余靖言：“大臣建议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愿陛下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
臣按：范仲淹建议修京城，所谓远图无过此也，余靖言于仁宗，愿舍此策别议远图之术，其意盖与吕夷简同也。其后靖康之祸，金人长驱越过河北城镇而不之顾，直抵京师，宋遂不支，所谓远图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卷八八
▲宫阙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壮固之意）。
司马光曰：“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建于下，《大壮》之象也。”
蔡渊曰：“栋，屋脊檩也；宇，椽也。栋直承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栋取四刚义，宇取二柔义。”臣按：此人生有宫室之始。
《诗序》曰：《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楚丘之宫）。揆（度也）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虚（故城）矣，以望楚（楚丘）矣。望楚与堂（旁邑），景（测景）山与京（高丘），降观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国人悦之而作是诗以美之。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楚宫，楚丘之宫也。揆，度也。树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东西，又参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又曰：“本其始之望景观卜而言，以至于终而果获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顺天时、察地势、审土宜，不徒尽夫人事也，而又质之鬼神焉。盖宫室之建不免于劳民伤财，可已未尝不已也，
译孝惠元年，开始修筑长安城的西北方。三年，征发诸侯王、列侯的刑徒二万人修筑长安城墙。五年，再次征发乡里的百姓修筑长安城墙，三十天后停止。
吕祖谦说：“萧何定都长安，战争尚未平息，来不及修筑城墙，到这时叛乱已经平定，才开始用版筑法修筑。从西北方开始，是因为那里最紧急。此后每隔一年才征发劳役，总共征发三次城墙才建成，这是为了休养生息民力。根据三年、五年的记载推算，征发长安五百里内的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墙，三十天后停止，因为地方近所以运送物资不会滞后，因为人多所以大事容易完成，因为停止得快所以农事不会耽误，虽然当时曹参担任丞相，这实际上是萧何的规划。”
臣按：国家凡有大的工程，都应当像汉人这样做法，使用近地的百姓，不让他们长期服劳役，不急于追求眼前的成效，那么事情成功而百姓不知道劳累。凡事都是这样，不仅仅是修筑城墙这一件事，而在修筑城墙方面尤其重要。
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世宗下诏扩建外城，先设立标志，等到今年冬天农闲时开始版筑，春天农事开始就停止，再等到第二年，逐渐完成。并且命令从今以后埋葬死者都要在标志七里之外，标志以内等县官划分街道、仓库、军营官署之外，允许百姓随意建造房屋。
臣按：世宗这种做法可以作为后世扩建城池的方法，因为它是逐渐进行，确立标准，使百姓不疲于用力，并且预先知道如何避开或靠近。凡有营建修缮都可以以此为法，不仅仅是扩建城池这一件事。
宋仁宗庆历二年，将大名府建为北京。景祐年间，范仲淹建议修筑洛阳城墙以防备急难，等到契丹违背盟约，议论政事的人请求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吕夷简说：“敌人畏惧强壮而欺侮怯弱，立即修筑洛阳城墙不足以显示威势，必定助长敌人的气势，景德年间的战事如果不是皇帝渡河亲征恐怕不容易使敌人屈服，应当在大名建都显示将要亲征以挫败敌人的计谋。”诏书已经下达，范仲淹又说这只能张扬虚声罢了，不足以依靠，修筑洛阳城墙既然来不及，请求迅速修筑京城。议论的人多附和范仲淹的意见，吕夷简说：“这是囊瓦修筑郢都的计策，如果让敌人渡过黄河而固守京师，天下就危险了，所以设防应当在河北。”最终建都北京。
臣按：范仲淹想要修筑京城是担心敌人长驱直入，吕夷简想要修筑大名是作为对敌人的镇遏，两种意见都是对的。在敌人势力正盛的时候修筑京城，似乎像是显示怯弱，然而修筑外城却不足以扼住敌人的要冲，那么也只是虚声罢了，对实事没有益处。范仲淹的意见应当在无事的时候逐渐进行，随时增补，比如人家修缮围墙，不仅仅是防备寇盗，也作为遮蔽。这样，自己既得以巩固，也不向人显示怯弱。
庆历四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一起在崇政殿回答皇帝询问，皇上提出和、战、守、攻四策，请求朝廷力行七件事以防备大患，第六件是修筑京城。谏官余靖说：“大臣建议修筑京城，过去魏文侯依仗险要，吴起认为这是失言，希望陛下舍弃这个策略另外商议长远的谋划。”
臣按：范仲淹建议修筑京城，所谓长远的谋划没有超过这个的，余靖对仁宗说，希望舍弃这个策略另外商议长远的谋划，他的意思大概与吕夷简相同。后来靖康之祸，金人长驱直入越过河北城镇而不顾，直接抵达京师，宋朝于是无法支撑，所谓长远的谋划究竟在哪里呢？
以上关于城池的防守
卷八八
▲宫阙的居住
《易经》说：上古时代人们穴居野外，后世的圣人用宫室来改变它，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檐以抵挡风雨，大概取自《大壮》卦（壮固的意思）。
司马光说：“风雨，是动物。风雨在上面动，栋梁屋檐在下面建立，这是《大壮》卦的象。”
蔡渊说：“栋，是屋脊檩；宇，是椽子。栋梁直承而上，所以叫上栋；屋檐两垂而下，所以叫下宇。栋梁取四刚的意义，屋檐取二柔的意义。”臣按：这是人生有宫室的开始。
《诗经序》说：《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卫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开始建立城市而营造宫室，符合时节制度，百姓喜悦，国家殷实富裕。它的首章说：定星正中的时候，在楚丘建造宫室。用日影来测量，在楚丘建造房屋。它的第二章说：登上那座故城啊，来眺望楚丘啊。眺望楚丘和旁邑，测量山和高丘，下来观看桑树。占卜说吉利，最终确实美好。
朱熹说：“卫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营造建立宫室，国人喜悦而作这首诗来赞美他。定，是北方的星宿，营室星。这颗星黄昏时正中天，是夏历十月，在这个时候可以营造宫室，所以叫营室。楚宫，是楚丘的宫室。揆，是测量。树立八尺的标杆，而测量太阳出入的影子以确定东西，又参考正午的影子以校正南北。”又说：“根据开始观察日影占卜来说，一直到最终果然获得善果。”
臣按：古人做事必定顺应天时、观察地势、审查土壤适宜，不仅仅尽人事，又向鬼神质询。大概宫室的建造不免劳民伤财，可以停止的未曾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