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三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挽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裏而至；公侯地百裏，中之而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裏而至。輸者不苦其徭，徭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複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武帝作柏梁台，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並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籲，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
译臣按：秦朝从沿海地区运来粮食，不过是用来供给军队，而国都的漕运制度尚未建立。到了汉代张良所论述的，才开始通过漕运来供给国都。但那时凡事草创，供给中央各官署的粮食仅几十万石，也就足够了。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天子定都长安，却把淮南以东地区作为供奉之地，道路长达数千里，运输艰难，有的郡甚至越过诸侯国去远距离调拨征发，这是不合情理的。古时候天子疆域方圆千里，在中心建立都城，运输赋税和徭役征发，最远的也不超过五百里；公侯疆域方圆百里，在中心建立都城，运输赋税和徭役征发，最远的也不超过五十里。运输的人不苦于劳役，服役的人不耗费资财，所以远方的人安定。等到秦朝不能分封土地给他人，想全部据为己有，运输赋税从海边运来，一钱的赋税要耗费数十钱的运费，运输艰难。皇上得到的很少，百姓遭受的苦难却很多。”
臣按：贾谊这番话说明，汉代定都关中，本来就依靠淮南作为供奉之地，不只是唐宋以来如此。所谓一钱的赋税要耗费数十钱的运费才能运到，难道只是秦朝海运如此吗？凡是遥远地区的运输都是这样。君主看到这种情况，应当想到物资难以运到，对于赏赐给人，如果不是真有功劳的人，怎么能轻易给予呢？
汉武帝时开通西南夷，从事劳作的人数万人，背负运送粮食，大约十多万钟才能运到一石。后来向东灭掉朝鲜，征发的人数与开通西南夷时相当，又攻打匈奴夺取河南地（今朔方），再次征发十万余人修筑卫朔方，转运粮食路途遥远，从崤山以东都受到劳役之苦。
臣按：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灭掉朝鲜、攻打匈奴，却使中原百姓劳苦，用中原的粮食去争夺无用的土地，这就像用璀璨的珍珠去弹打啁啾的小鸟，追求虚名而遭受实害，抛弃有用的财物去换取无用的土地，难道是帝王盛德的事吗？
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说：“崤山以东运来的粮食通过渭水向上运输，过了六月就停止，而渭水河道九百多里，有时有难以通行的地方。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开始，沿着南山脚下，到达黄河三百多里，道路直且容易漕运，估计三个月就能完成，而且渠道下方的民田一万多顷又可以得到灌溉，这样既减少了漕运又节省了士兵。”皇上认为正确，征发士兵开凿渠道用于漕运，非常便利。
吕祖谦说：“汉初高后、文景时期，中央官署所用粮食较少，每年计算不过几十万石就足够了，这时漕运的方法也未加讲求。到了武帝时期，官员众多、徭役繁重，在关中的粮食四百万石还不足以供给，所以郑当时提议开凿漕渠引渭水入黄河，大概是因为这时用粮太多，漕运方法不得不讲求。”
臣按：吕祖谦说武帝时期官员众多、徭役繁重，用粮太多，漕运方法不得不讲求。所谓官员众多、徭役繁重，这两者是国粮耗费的原因。官员众多而不切合实用的人可以裁减冗员，徭役繁重而对事情无益的人可以节省冗卒，这样，吃粮食的人就少了，吃粮食的人少了就可以节省每年漕运的数量，漕运数量每天减少，国家用度就日益宽裕，民力就日益宽松了，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汉武帝建造柏梁台，宫室的修缮从此日益华丽。徒隶奴婢众多，向下河漕运粮食四百万石，等到官府自行购买粮食才够。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求让百姓缴纳粮食来补任官吏或赎罪。其他郡县各自向急需的地方输送，而各地农民各自运来粮食，崤山以东的漕运每年增加六百万石。
臣按：前人曾说，汉初从崤山以东运来粮食，每年几十万石罢了，到了汉武帝时每年达到六百万石，几乎增加了十倍，虽然征收苛烦，取之无度，也是因为河渠疏通便利，运输有方法。虽然如此，与其有方法地运输而让国家积存大量粮食，哪里比得上有节制地使用而让百姓多存粮食更好呢？粮食依靠民力种植，种成后百姓不能食用，却输送给官府作为他们的食物，官府食用自己获取的粮食是可以的，却又依靠民力来运输，制造舟车的费用、疏通沟渠的劳苦、跋涉河流的艰辛、鞭打赔偿的惨状千姿百态，才到达京城，如果让他们供养的人都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益，就不只是浪费，否则为什么要苦苦折磨我们有用的百姓去供养这些无用的人、做这些无益的事呢？唉，君主授予一个官职、兴起一项徭役、耗费一件物品，一定要以此作为念想而痛加节省，除非绝对不可停止，否则一定要停止，国家用度怎么会不足、百姓生活怎么会不安定呢？
汉昭帝元凤二年，下诏说：“前年减少漕运三百万石。”三年，又下诏说：“百姓遭受水灾，粮食颇为匮乏，停止四年的漕运。”
臣按：昭帝继承武帝每年漕运六百万石之后，一年减少了一半，又一年完全免除漕运。况且武帝末年天下空虚耗损，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听从贤良文学的建议，罢免盐铁专卖的税课，这时霍光辅政，知道时务的关键，减轻徭役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至此又免除漕运，国家用度靠什么维持呢？唉，国家用度的盈亏在于用度的奢侈与节俭，而不在于漕运的多少。
汉宣帝五凤年间，耿寿昌上奏：“按照旧例，每年从崤山以东漕运粮食四百万斛供给京城，动用士兵六万人。应该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粮食，足以供给京城，可以节省崤山以东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挽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複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餘裏。蓋昔河、汴堤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堤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複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穀口，治斜穀、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馬廷鸞曰：“邸閤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製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濬、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裏，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年。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創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複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
译赵充国陈述留兵屯田的十二项便利，其中第五条说：到了春天，减少士兵的铠甲装备，沿着黄河、湟水运输粮食到临羌，用来威慑羌族敌人，这是宣扬武力、挫败敌军的手段。臣认为：赵充国的这个建议，在边境没有战事、遇到年成丰收时也可以实行。
光武帝向北征讨，命令寇恂镇守河内，征收四百万斛粮食来供给军队，用牛车并驾运输，转运供给没有断绝。
臣认为：自古以来，运输都称为“转”，因此汉、唐、宋的漕运都是转相递送，而没有长途运输的，而长途运输的方法开始见于本朝。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刚刚修成，黄河与汴水分流，恢复了原来的河道。
胡寅说：“世人说隋炀帝开凿汴渠是为了去扬州游玩，根据这个记载，那么在明帝时就已经有汴渠了。”
臣认为：河就是黄河，汴就是汴渠。史书记载明帝时黄河、汴渠决口毁坏，长时间没有修缮，到这时明帝派遣王景征发数十万士卒修筑汴渠堤防，从荥阳向东到千乘（今青州乐安县）海口一千多里。大概过去黄河、汴渠堤防毁坏，那么汴水向东与黄河汇合，日益泛滥成为兖州、豫州百姓的祸害，现在堤防修成，那么黄河向东北流入大海，而汴水向东南流入泗水，这就是分流恢复了原来的河道。
诸葛亮在蜀地鼓励农耕、讲求武备，制造木牛流马运输粮食，聚集在斜谷口，修治斜谷、邸阁，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士兵休息，三十年后才使用。马廷鸾说：“邸阁，是仓库的别称。”
臣认为：木牛流马的形制无法考证。大概蜀地出褒斜道，不通舟船，诸葛亮不得已才这样做，这不是通行的方法。
魏正始四年，邓艾巡视陈、项以东到寿春，开凿拓宽漕渠。东南有战事，征发民众泛舟而下到达江、淮，物资粮食有储备而没有水灾。臣认为：凡是漕运都是从南运到北，而这个却是从北运到南。
后魏自从徐、扬二州归附之后，经营江、淮地区，转运中原的物资来充实边境镇守，有关部门请求在水运的沿途顺便设置仓库，于是在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这八个地方各自设立邸阁，每当军国需要就应机漕运。
臣认为：后魏在水运沿途顺便设置仓库，这也确实便利。
隋文帝开皇三年，因为京城仓库粮食尚且空虚，商议为水旱灾害做准备，下诏在蒲、陕、虢、熊、伊、洛、郑、怀、濬、卫、汴、许、汝等水运要道的十三个州招募运粮民夫，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设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以及汾、晋地区的粮食来供给京城。
臣认为：隋朝在蒲、陕等十三州招募运粮民夫，又在卫、陕等州设置仓库，转相灌注，漕运粮食来供给京城，大概是在所有经过的地方用民夫递运，在要害的地方设置仓库收贮，依次运送到京城。运粮民夫得以轮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途运输，而所漕运的粮食也能得以随宜处置，或者发放或者留存。
开皇四年，又下诏宇文恺率领水工开凿渠道，引渭水从大兴城向东到潼关三百多里，名叫广通渠，转运通畅便利，关内地区觉得方便。
隋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各郡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达黄河，又引黄河通到淮河、大海，从此天下利于转运。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各郡开凿永济渠，引沚水向南到达北河，通到涿郡。
臣认为：隋朝虽然无道，但是开凿这三条渠道来贯通天下的漕运，虽然一时劳役沉重百姓痛苦，但是百世之后依赖它来通达济用。隋炀帝又设置洛口仓、回洛仓，挖掘三千三百个窖，每个窖能容纳八年的粮食。
胡寅说：“隋炀帝积存的粮食多到二千六百余万石，还担心什么凶旱水涝呢？然而在宫内极度奢侈、在外穷兵黩武，耕种桑织失去生计，百姓无法生活，所谓江河的水不能填满漏水的瓮。”
臣认为：国家以得到民心为治理的根本，仓库粮食的积蓄虽然多也不足以依赖，那些多出的粮食正好足以成为盗贼的资财罢了。
唐朝定都关中，每年漕运东南地区的粮食。高祖、太宗的时候，用度有节制而容易供给，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认为：创业的君主用武力得到天下，与他共同成就王业的将是将帅、士兵，对他们的赏赐繁多、供给优厚，本来就是应该的。况且宫室没有完备、城池没有坚固，凡是车驾器物应当使用的物品都没有具备，必须一一创建经营，适宜用度广大。然而汉唐之初，每年漕运不过一二十万石，等到继位的君主往往每年漕运达到百倍的数量，为什么呢？史书所说的“用度有节制而容易供给”这一句话足以概括了，这句话难道难做到吗？继位而拥有天下的君主，如果能真心以祖宗的心为心，一切用度都从节省，恢复祖宗的治绩就不难了。
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请求在河口设置武牢仓、在巩县设置洛口仓，让江南的船只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只不进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各仓分级转运。水路通畅就行船，水浅就寄存在仓库等待，不滞留远来的船只，不担心短缺损耗，比起常年长途运输，便利超过一倍。
臣认为：裴耀卿的这个奏议玄宗
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译虽然当时并未实行，但其中所说的沿河设置粮仓，水路通畅时则行船运输，水位浅时则将粮食暂存于仓中等候，这种方法也确实十分便利。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裏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逾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鬥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鬥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鬥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巳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複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失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閼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鬥耗，自漢（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鬥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
译唐玄宗二十一年，裴耀卿请求停止陆路运输，改在河口设置粮仓，于是在河阴设置河阴仓，在河西设置柏崖仓，在三门峡东设置集津仓，在西设置盐仓，开凿山路十八里用于陆路转运。从江淮地区漕运来的粮食都输送到河阴仓，从河阴向西运到太原仓称为北运，从太原仓顺渭水浮运以充实京城，又增加漕运魏、濮等郡的租税，输送到各仓转运后进入渭水，三年间共漕运七百万石。
臣按：自从汉代以来直到今天，漕运的数量没有超过这个数字的。
唐代宗广德二年，刘晏主持漕运事务，刘晏就用盐利雇佣人员，分派官吏督管，根据江、汴、河、渭的水情适宜安排运输。以前转运船从润州陆路运到扬子，每斗米耗费钱十九文，刘晏命令用袋子装米然后装船运输，每斗米节省钱十五文。从扬州到河阴，每斗米耗费钱一百二十文。刘晏制造歇艎支江船两千艘，每艘船装载一千斛，十艘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从扬州派遣将领护送运送到河阴，经过三门峡，每斗米节省钱九十文。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河船不进入渭水，江南的运粮积聚在扬州，汴河的运粮积聚在河阴，河船的运粮积聚在渭口，渭船的运粮进入太仓，每年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一升一斗沉没损失的。
臣按：自古以来称赞善于理财的人首先提到刘晏，然而刘晏每年运输的数量只有一百一十万石罢了。然而当时运夫都是官府雇佣的，所用的雇佣钱都来自盐利，不像现在役使吃官粮的军队，还多加折兑作为费用。现在每石米加兑五六斗，这是百姓缴纳租税名义上一石，实际要出石五六斗，田地起科名义上三升，实际多加一升半。况且军队在卫所已经支取月粮，出运又有行粮的供给，而一个士兵一年运输不过三十石，通盘计算所加兑的以及所支给的，则多于所运输的数量了，大概是花费一石有余而得到一石，而舟船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又刘晏所制造的歇艎支江船两千艘，每艘船装载一千斛，十艘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那么就是三百五十人驾驶十艘船运输米一万石，比较今天十人驾驶一艘船，一艘船载米三百石，通共三十艘船运输米九千石，人数少五十人、米少一千石，相差不远。只有所谓用袋子装米的说法今天还没有实行，纲米之所以损耗、运卒之所以困苦死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史书说刘晏“每年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一斗一升沉没”，然而当时没听说有加兑，他所进行的漕运是大江大河，而且随处转运，不像现在这样在狭窄浅水的漕渠中长途运输，怎么能没有沉没损失呢？况且现在加兑超过所运数量的一半，而每年都有损失沉没，官军赔偿，举债卖产没有止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剥浅的费用多、挨次等待的日子长，不幸沉没，颗粒无存。为今天的计策，应该像刘晏的方法，所运的米都用袋子装，遇到河水浅涩暂时搬到岸上，过了浅处再搬回船上，或者分载小船以通过浅处，也有包裹封好不至于散失，不幸沉没，捞出来不至于全部损失，纵然有浸烂也可以他用。有人说如果用袋子装米恐怕船浅不能承受，既然装满船舱，应该加在船板之上，用竹席、芦苇席保护以遮蔽雨水，以后船毁再造，酌情加大船体也可以。那么米都用袋子装，如果费用将更多怎么办？袋子用布制作，可以使用几年，有山的地方可以用竹篾，近江的地方可以用蒲苇，所花费的比起所散失的也节省了。
唐德宗贞元初年，关中地区驻军米价每斗一千钱，太仓供给天子六宫的膳食不够十天，宫中不能酿酒，用飞龙驼负永丰仓的米供给禁军，江淮的米不到，六军在道路上脱帽表示不满，皇上担忧。恰逢韩滉运米到陕西，皇上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经到陕西，我们父子得以活命了。”摆设酒宴互相庆贺。
臣按：君主治理国家也应当像富人治理家庭，有富人住在城里，城外没有半亩田，只依赖远方的供给，其没有长远谋划可知了。一旦因为道路阻隔，将靠什么度日呢？因此君主在丰足的时候，常为断绝的忧虑，节约用度，一定要使有余，而在京城附近开垦田地务农，不专靠等待远方的漕运。唐德宗的事可以作为鉴戒，当时皇上用度都缺乏，六军、百姓又靠什么呢？
周世宗对侍臣说：“转运的物资，向来都给予斗耗，自从后汉以来不给支破，仓库所纳新物尚且扣除损耗，何况路途搬运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应该给予一斗损耗。”
胡寅说：“看世宗这话，就知道晋汉之间取耗不曾作为损耗使用，只是多取以充实仓库罢了，世宗给予损耗是好的。”
臣按：国家处理事情必须详细考察事理，穷尽物情，一件事的实施一定要思考其弊端必然到达的地方，一种物品的使用一定要思考其祸患由何而来。何况转运粮食，用车船装载，经历艰险，积累岁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间，霖雨风波、水火盗贼不能保证一定没有，立法以防奸不可不严，而体察情理以宽待下属也不可不尽，所以积粮者从唐明宗开始给予鼠雀耗，而运粮者也给斗耗，用这个缘故。既然名为损耗，而官府又取用，甚者计算
以上論漕挽之宜（上）
卷三四
▲漕挽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历曹、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汉唐建都于关中，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其运道所经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冲八达之地，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积为本，故置三转般仓于真（今仪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发运官董之。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即载官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往来折运无复留滞，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泗、楚转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罢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
雍熙中，转运使刘▯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开清江浦五十余里，置四闸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资灌注，引泉以备干涸，至今以为利。
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扬、楚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捡讨复修。
臣按：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险者有二所，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险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险则天也，天无常变，虽若非人力可为，然人力胜天亦有此
译以上论述漕运的适宜方法（上）
卷三四
▲漕运的适宜方法（下）
宋朝定都于汴京，漕运的方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浙西、荆南、河南北六路的粮食，从淮河进入汴河，运到京师；陕西的粮食，从三门、白波转运，经黄河进入汴河，运到京师；陈州、蔡州的粮食，从闵河（即惠民河）、蔡河进入汴河，运到京师；京东路的粮食，经过曹州、济州及郓州，进入五丈渠，运到京师。这四条河道中，只有汴河最为重要。
臣按：汉朝和唐朝建都于关中，汉朝的漕运依赖山东地区，唐朝的漕运依赖江淮地区，其运输道路所经过的仅限于黄河、渭水这一条路。宋朝定都汴梁，这里是四通八达的地方，所以其运输道路所到达的共有四条路。
宋朝每年从东南漕运米麦六百万斛，漕运以储备积蓄为根本，所以在真州（今仪真）、楚州（今淮安）、泗州（今泗州）三个州设置三座转般仓，由发运官负责管理。江南的船只将米运到这三座仓库卸纳，随即装载官盐返回，船只回到它们的郡县，士兵回到他们的家；汴河的船只前往转般仓漕运米粮输送到京师，往返转运没有滞留，而三座仓库常常有数年的储备。
臣按：前人曾说，宋朝人将东南六路的粮食装载到真州、泗州、楚州的转般仓，江船进入到这里就停止，没有滞留；汴船从这里出发，没有翻船溺亡的危险。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长江，这难道不是好方法吗？臣私下认为，宋朝定都汴京，漕运比汉朝和唐朝更为便利。前代运输的劳力都是民夫，只有本朝是用士兵运输；前代运输的粮食都是转递运输，只有本朝是长距离运输；唐宋时期的船只，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黄河船不进入渭水，而今天长江和黄河的船只各自从岭北、湖南直达京师；唐宋时期的漕运士兵还有轮休，现在则是年年不变。宋朝人的漕运方法便利到如此地步，而且他们的回船还有装载盐的利润。现在的漕运士兵比起宋朝人来，劳苦百倍，一年之中大半时间在路途上，没有家庭的快乐，有风浪的危险，在洪闸停留、船只冲撞，阴雨天气担心粮食受潮渗漏，水浅流涩则耗费力气推移，沿途被将领勒索，上仓时被官吏阻滞，等到回家的时候，席子还没坐暖，公文又催促兑粮了。运粮士兵的艰苦万状就是如此，吃这些粮食的人怎能不知道粮食来自哪里呢？臣在盐法条下已经历数陈述了宋朝人转船载盐的方法，恳请皇上注意在今天推行这种方法，稍微宽慰士兵一分，宽慰一分就受到一分恩赐，况且所受的恩赐不止一分呢？
宋真宗景德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从京东路分引广济河，由定陶到徐州，进入清河以通达江淮漕路。因为地势高亢而水势极浅，虽然设置堰埭，又经历吕梁滩碛的危险，于是废除了。
臣按：汴水流入黄河的旧迹，自从汉明帝时王景修筑汴渠而黄河与汴水分流，到晋安帝时刘裕讨伐后秦，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水军出石门从汴水进入黄河，隋炀帝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进入汴水，又从大梁的东边引汴水进入泗水到达淮河。大概汴河旧时从荥阳县东边经过开封府城内，又向东汇合蔡水，向东注入泗州，流入淮河。现在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汴河则从中牟县流入黄河。现在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的旧堤还有存在的，但河流早已断绝，所谓进入泗水到达淮河的现在没有了。这就是汉朝以来漕路所说的汴船进入黄河的，大抵是由蔡河经过泗州流入淮河，而吕梁的危险未曾把它作为运道，只有晋朝谢玄在肥水之战时堰吕梁水以利漕运，大概是蓄水以逐渐使用，并非通运。宋真宗时赵守伦提出这个建议，又因为经历吕梁的危险而最终废除，由此看来，吕梁的危险用来作为漕路，开始于本朝引沁水进入泗水，经过二洪下会合沂河，到清口以汇合淮河、合流黄河。沁水源出山西沁州的绵山，旧时从武陟县流入黄河，随黄河到达大海，自从黄河改道之后，沁水于是另从武陟县界向东流，经过原武、祥符、归德等地到徐州城东北，与泗水汇合，作为现在的运道。
宋太宗雍熙年间，转运使刘〇提议开凿沙河以避开淮水的危险，乔维岳接着开凿，从楚州（今淮安府）到淮阴共六十里，船只行驶便利。
臣按：沙河就是现在淮安府板闸到新庄一带。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为运船逆流而上淮水险恶，于是寻找乔维岳所开的旧道，开凿清江浦五十多里，设置四座闸门以通漕运，又在沿河一带增筑堰坝以防水流泄漏，蓄水以资灌注，引泉水以备干涸，至今认为有利。
宋徽宗重和元年，发运副使柳庭俊说真州、扬州、楚州及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制水势，常能保持水平，近来多已损坏，下诏检阅修复。
臣按：今天的运道从仪真直抵潞河，其间最危险的地方有两处，高邮湖堤及徐、吕二洪是也。然而二洪的危险在于地势，地势有固定的形状，人可以运用力量，湖堤的危险在于天灾，天灾没有固定的变化，虽然好像不是人力所能为，但人力胜天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