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五
卷三五
▲屯营之田
汉文帝从晁错（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送也）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后世言屯耕边塞之始。盖中国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边防之扰，而边防所以无扰者，以守御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给与无人同。然边防之食未易给也，道路之远、输将之难，率数十倍而致其一，错谓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之急务者，此也。
武帝时，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言：“击虏以殄灭为期，愿罢骑兵屯田，计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以上田事出（谓春人出耕也），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骑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国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莫有过焉者也。盖地以生物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处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种人之所食，随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补助之，取给于他所可也，是故善为国计者，必因天时尽地力，不以其边塞之地、冱寒之天而辍其人为之功，此晁错、赵充国辈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议也。虽然，守边之议固当尽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宣帝问充国曰：“将军独不计虏闻兵罢，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充国复奏：“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堑垒木樵（与谯同楼也）校联不绝（用木相联实），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必先无扰田之害，然后收耕田之利，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力，若夫远外之地，地远而势孤，必如充国所谓乘塞列隧虏，大攻不能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有沟堑可以限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木以为谯望，联木以为沴棚，时出游兵以防寇钞，如是，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心有所恃而无内怨，得以尽力于畎亩之中，而享收获之利矣。请当边境无事之时，遣官循行边境，相视土宜，一如充国所言者，处置防护，分兵屯种，且耕且守，则充国之言不徒利于当时，而且利于今日矣。充国上议时有云“惟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臣于是亦云。
汉末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饿则寇掠，饱则弃余，民多相食，州里萧条。曹操从枣祗请，建置屯田，以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臣按：曹操从枣祗言，募民屯田许下，当乱离之余尚能致仓廪皆满，苟于太平无事之时，遣官遍踏州县以求闲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种，于各方最要害处积谷以助国计，少宽民租，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按堵，军无私焉。
臣按：兵无食则不成兵，善谋国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给于人，因粮于敌，是以所至成功。赵充国、诸葛亮二人者所处之地虽异，而所见之智则同。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伐吴，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昔破黄巾，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且佃且守，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得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以此乘吴无往不克。”懿从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西南、横
译卷三五
屯营之田
汉文帝采纳了晁错（音措）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居住，晁错又进言说：“陛下有幸招募百姓相互迁徙以充实边塞，使得驻守戍边的事务更加减少，运送粮草的费用更加节省，这是极大的恩惠。”
臣按：这是后世谈论在边塞屯田耕作的开端。大概中原之所以不能得到安宁，是因为外部有边防的侵扰；而边防之所以没有侵扰，是因为防守抵御的人选得当。有了合适的人选，如果粮食供应不上，那就和没有人一样。然而边防的粮食供应并不容易，路途遥远、运送艰难，往往耗费数十倍的代价才能运到一份粮食。晁错认为守卫边疆、防备要塞、鼓励农业、致力根本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务，原因就在这里。
汉武帝时期，从敦煌到盐泽，常常修筑亭障，而在轮台、渠犁都有数百名屯田的士兵，设置使者校尉统领护卫，用来供给出使外国的人。汉昭帝始元二年，征发熟悉战斗射箭的士兵，调派旧官吏率领他们在张掖郡屯田。
汉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率军攻打先零羌，赵充国进言说：“攻打敌人以彻底消灭为最终目标，希望罢免骑兵进行屯田，计算羌人原有的田地以及公田中百姓尚未开垦的可有约二千顷，趁着春耕时节人们出外耕作，每人分配二十亩，等到四月草木生长，派遣骑兵趁着草肥去放牧，作为屯田者的游动兵力，充实进入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巨大的费用。”并且分条上奏留在当地屯田的十二项便利措施。
臣按：赵充国实行屯田，内部有无须耗费国库的利益，外部有防守抵御的准备，古今守卫边疆、防备要塞的好方法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大概土地以生产万物为功效，凡是有土地的地方就有人民，有人居住的地方上天都会生产万物来供养他们，只是土地有适宜和不适宜的区别罢了。根据土地所适宜种植的作物来种出人们所吃的粮食，随处都有，如果有所不足再加以补助，从其他地方获取供给也是可以的。因此善于为国家谋划的人，必定顺应天时、竭尽地力，不因为那是边塞之地、严寒的天气就停止人为的努力，这就是晁错、赵充国等人提出在边塞屯田建议的原因。虽然如此，守卫边疆的议论固然应当充分利用屯田的利益，也不可不知道侵扰农田的危害。汉宣帝问赵充国说：“将军难道不考虑敌人听说军队罢退，青壮年聚集起来，攻打侵扰屯田的人以及道路上的驻军，再次杀掠百姓，将用什么办法制止他们吗？”赵充国又上奏说：“北方边疆从敦煌到辽东，沿着边塞排列的烽燧有官吏士兵数千人，敌人多次大规模攻打都不能造成伤害。现在留下步兵一万人屯田，地势平坦，多有高山便于远望，部队相互保护，壕沟堡垒木楼连绵不断（用木头相连并填实），便于使用兵器和弩箭，整顿战斗器具，烽火幸好能够通达，形势可以合力，以逸待劳，这是用兵的有利条件。”臣愚以为必须先没有侵扰农田的危害，然后才能收获耕种农田的利益。现在边塞可以耕种的土地，靠近城堡的固然容易用力，至于遥远的外围之地，地远而势孤，必定要像赵充国所说的那样，沿着边塞排列烽燧，敌人大规模攻打不能造成伤害，又有山丘可以远望，有沟堑可以阻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起木头作为瞭望楼，连接木头作为防御棚，时常派出游兵以防备敌人劫掠，这样，屯田的士兵身体有所遮蔽而没有外部的忧虑，内心有所依靠而没有内部的怨恨，得以在田间尽力耕作，而享受收获的利益。请在边境无事的时候，派遣官员巡视边境，考察土地适宜种植的情况，完全按照赵充国所说的话，处置防护，分兵屯种，一边耕种一边守卫，那么赵充国的言论不仅有利于当时，而且有利于今天。赵充国上奏时曾说“希望圣明的诏令广泛详细地让公卿议论臣下的意见供皇帝采择”，臣在这里也这样说。
汉末天下动乱离散，百姓抛弃农业，各路军队纷纷起事，大都缺乏粮食，没有长远的计划，饿了就抢劫掠夺，饱了就丢弃剩余，百姓大多互相残杀食用，州郡乡村萧条。曹操采纳了枣祗的请求，建立屯田制度，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昌屯田，获得谷物百万斛，于是各州郡都设置田官，各地积累谷物，粮仓都装满了，所以曹操征伐四方没有运送粮草的劳苦。
臣按：曹操采纳枣祗的话，招募百姓在许昌屯田，在动乱离散之后尚且能使粮仓装满，如果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派遣官员走遍州县寻找空闲田地，增设官田，招募百姓耕种，在各方最要害的地方积累谷物以辅助国家财政，稍微减轻百姓的租税，这也是满足国家用度的一种方法。
诸葛亮从斜谷讨伐魏国，因为以前几次出兵都因为运粮不继使得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展，于是分兵屯田作为长期驻扎的计划，耕种的人混杂在渭水边的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居不动，军队没有私取百姓财物的行为。
臣按：军队没有粮食就不能成为军队，善于谋划国家的人用兵时结合耕种，他们所吃的粮食就是他们所耕种的，自食其力而不依赖别人供给，在敌人那里获取粮食，所以所到之处都能成功。赵充国、诸葛亮两人所处的地方虽然不同，但所见的智慧却是相同的。
魏正始四年，司马懿督军讨伐吴国，想要广泛开垦田地积蓄谷物作为消灭敌人的资本，于是派邓艾巡视陈、项以东直到寿春。邓艾认为：“过去平定黄巾军时，在许昌屯田积谷以控制四方，现在三个方向已经平定，事情关键在于淮南。命令淮北屯田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一边耕种一边守卫，每年完成五百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间可以得到十万人的军队五年的粮食，凭借这个攻打吴国没有不胜利的。”司马懿听从了邓艾的计策，于是向北逼近淮水，从钟离西南、横
石以西尽泚（音脂）水，四百余里置一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于颍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农官兵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译石头以西直到泚水，每隔四百多里设置一个军营，六十人一边耕种一边守卫，同时修缮并拓宽淮阳、百尺两条渠道，向上引黄河水，向下连通淮河、颍河，在颍河南北大规模修建堤坝，开凿渠道三百多里，灌溉农田两万亩，淮南、淮北都相互连接，农民和士兵的田地阡陌相连，每当东南有战事，大军集结泛舟而下，粮食储备充足而没有水灾之患。
陈尧叟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菑之害又少于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天下田价比诸国初加数十倍，水田惟扬州最贱，陆田惟颍、寿为轻，且地在两京之间，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虽无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赖以少宽民力，省岁漕，其于国用不为无助。臣请于淮南一带，湖荡之间、沮洳之地、芦苇之场尽数以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势高下，测泥涂浅深，召江南无田之民，先度地势，因宜制便，先开为大河阔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开中河八九尺者以达于大河，又随处各开小河四五尺者以达于中河，使水有所泄，然后于其低洼不可耕作之处浚深以为湖荡，及于原近旧湖之处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为堤以限水，或为堰以蓄水，或为斗门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无力者给以食，田成之后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计其庸，田成之后依民田以出税，六七年间，其所得者恐不减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国，有外敌之患，犹能兼淮、颍而尽田之，其后果赖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尽四海以为疆，而此地介两京间，而又为运道经行之路，有鱼盐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谓扬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仅百里许，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为之奴隶，出者逐什一之利轻去田里，夫若此者，岂其所欲哉？无可以为仰事俯育之资，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无定见，傥朝廷颁方尺之诏，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徕之，无不成者。既成之后，又于颍寿之间召民开垦陆田，亦随地势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税，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阳湖置洪泽屯，于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俱在此地，遗迹可考也。
晋羊祜镇襄阳，垦田八百余顷。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储，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积。平吴之后，杜预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垦之田，其遗迹在今湖广之荆襄、河南之唐邓，古称洛阳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观之，则此三郡实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陆，今此三郡盖兼水陆而有之也，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臣请于两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择廷臣知稼穑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陆种之地则分疆定界，募北人种之。成熟之后按亩分租，随地储积，遇有急用，由汉入江，由江而达于金陵，稍省岁漕之数，多留郡县之储，或遇河洛、关陕荒歉，亦可用以救济。又于暇日讲求武关入秦之路、商于陆挽之故，万一三边有缺，亦或赖以济焉。
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
臣按：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发夕至，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其法视古为良。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其牛具、农器则总于屯曹，细粮、子粒则司于户部，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每军受田二十亩、纳租六石，而余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臣窃以为，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请如唐人，较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又得
译陈尧叟说：“旱田的收成取决于上天，人力虽然尽力耕种，如果遭遇水灾或旱灾不合时令，那么一年的劳动成果就都废弃了。水田的耕作制度依靠人力，如果人力尽力耕种，那么土地的优势就可以充分发挥，而且虫害灾害的危害也比旱田少。水田一旦修好，其收益加倍，与旱田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臣按：如今太平日子长久，人口日益繁衍，天下的田价比起建国初期增加了数十倍，水田只有扬州的最便宜，旱田只有颍州、寿州的较轻，况且这两地都在两京之间，距离大致相等。现在天下统一，虽然没有魏国南征的劳役，但采用他们的方法来施行于今天，也可以借此稍微宽缓民力，节省每年的漕运费用，这对于国家用度不是没有帮助的。臣请求在淮南一带，湖泊沼泽之间、低湿之地、芦苇丛生之处，全部用来设立屯田，派遣官员巡视当地，测量地势高低，探测淤泥深浅，召集江南没有土地的百姓，先测量地势，因地制宜，先开辟宽二三丈的大河直通大海，又各自开辟宽八九尺的中河通达大河，又随处开辟宽四五尺的小河通达中河，使水有地方排泄，然后在那些低洼不能耕作的地方深挖作为湖泊沼泽，以及在靠近旧湖的地方疏通水流，使水有地方蓄积，有的修筑堤坝来限制水流，有的修筑堰坝来蓄积水源，有的设置斗门来排放积水，都按照江南的制度办理，百姓中没有能力的供给粮食，田地修成之后按照官田的标准征收赋税，百姓中有能力的计算其劳役，田地修成之后按照民田的标准缴纳赋税，六七年间，所获得的利益恐怕不会少于魏国。魏国凭借偏安一隅的国家，有外敌的祸患，尚且能够兼并淮河、颍水流域而充分利用那里的田地，后来果然依靠这些用度而成就了功业，何况现在拥有四海作为疆域，而这块土地介于两京之间，又是漕运道路经过的地方，有鱼盐的利益，有蒲草的用途，是古人所说的“扬一”的地方，况且距离大江只有一百里左右，大江以南人口多而田地少，居住的人租种富人家的田地如同奴隶，外出的人追求微薄的利润轻易离开家乡，像这样的人，难道是他们愿意的吗？没有可以用来供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本，是不得已罢了。然而百姓性情愚昧而安于旧习，心思多变而没有定见，如果朝廷颁布一尺见方的诏书，派遣一名臣子，鼓舞并招引他们，没有不成功的。成功后，又在颍州、寿州之间召集百姓开垦旱田，也根据地势分配田地，根据民力确定赋税，其功效又比水田容易。考查唐史，上元年间在楚州（今淮安）古射阳湖设置洪泽屯，在寿州设置芍陂屯，那里的田地肥沃，大获其利，都在此地，遗迹可以考证。
晋朝羊祜镇守襄阳，开垦田地八百多顷。羊祜刚到的时候，军队没有百天的储备，到了他晚年，有了十年的积蓄。平定东吴之后，杜预修缮召信臣的遗迹，引滍水、淯水等灌溉平原田地一万多顷，划分疆界刻石立碑，使各有固定的份额，公私共同获利，百姓依赖它。
臣按：羊祜、杜预二人所开垦的田地，其遗迹在今天湖广的荆襄、河南的唐邓，古代称洛阳为天下的中心，臣以今天的疆域来看，那么这三个郡实际上是我们朝廷天下的中心。天下的田地，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田，现在这三个郡大概水田旱田兼有，南方人利于水耕，北方人利于旱种，而南北流民寄居在这里的比其他郡县多。臣请求在两藩交界之处设立一个官府，挑选朝廷中懂得农事的官员巡视当地，可以水耕的地方就引水立堰，招募南方人耕种，可以旱种的地方就划分疆界，招募北方人耕种。庄稼成熟之后按亩分配租税，随地储存积蓄，遇到紧急需要，从汉水进入长江，从长江到达金陵，稍微节省每年的漕运数量，多留下郡县的储备，或者遇到河洛、关陕地区荒歉，也可以用来救济。又在闲暇时讲求武关进入秦地的道路、商于陆路转运的旧例，万一三边有缺口，也许可以依靠它来救济。
唐朝开设军府以捍卫要冲，利用隙地设置营田，天下屯田总共九百九十二处，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田旱田的肥沃贫瘠、种植的地宜以及劳役的繁简、收成的多少，都由尚书省决定。
臣按：自古以来屯营的田地或用兵或用民，都是在军队之外各自分兵设置机构，只有我们朝廷的制度就在卫所所在地，有闲旷的土地，分派军队设立屯堡，让他们一边耕种一边守卫，大概以十分为比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到警戒紧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这是在守御之中而收获耕种的利益，其方法比古代更好。近代又在各道专门设置一名风宪官来提督，牛具、农器由屯曹总管，细粮、子粒由户部掌管，有卫所的地方就有屯营的田地，不像唐人专门设立农寺来统领，每军受田二十亩、纳租六石，而余丁所受所纳比起正军又减少一些。臣私下认为，民田中税例最轻的须收三石，那些田地大多肥沃，军队所屯种的田地多是百姓弃之不耕的田地，而所收的租税却是十倍，请求像唐人那样，比较其水田旱田的肥沃贫瘠、种植的地宜以及劳役的繁简、收成的多少，各根据那里的地利土宜制定征收的税例，使所有屯种的军队乐于前往，既能够充足军国的储备而没有欠负，又能够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一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
臣按：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余里，得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今国家烟火万里，卫所列峙，又值边圉安靖之时，虽时或有侵轶，未尝举大众入深地，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因其地势，相其土宜，立为营堡，开垦田畴，分军耕种。当夫耕耘收获之时，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壮尽室而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堑，为烽堠以瞭望之，出游骑以巡哨之，遇有寇盗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备，势可敌则拒之，不可敌则避之。如此，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年年皆有收获之入，边储自然给足，可以省内挽之劳，可以严外侮之备。
宋太宗端拱中，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兴河北营田。先是，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谷，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则恐变生不测。”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魏晋至唐皆行之，未尝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冱寒硗卤之地，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今宋之所谓边者，乃在中国，非边徼也，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呜呼，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不顾事体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从违，何以立国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分军耕种，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但使人人奋耕、家家有积，边城自然充足，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俾其赍价来籴，家积有余，市价自平，不独边用不亏，边军皆赡，而内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临津令黄懋上书，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小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于雄、莫、霸等州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定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众，武臣耻于营葺，群议益甚，几于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马端临曰：“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坏，然后兵农判而为二，不独农疲于养兵，而兵且耻于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几三千里，而又与契丹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当四方无事之时、人民繁庶之际，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诚无难者。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是亦足国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伏乞英断，一节勒归，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亦因之补
译唐宪宗元和年间，振武军发生饥荒，宰相李绛请求开辟营田，这样可以节省度支的漕运费用。于是任命韩重华为营田使，在代北地区开垦田地三百顷，拿出犯赃罪的官吏九百多人，供给他们农具、耕牛，借给种子和粮食，让他们偿还所欠的粟米，一年之后获得大丰收。于是招募人员设立十五个屯，每个屯一百三十人，每人耕种一百亩，在高处修筑堡垒，东起振武，西过云州，一直延伸到中受降城，总共六百余里，排列栅栏二十处，开垦田地三千八百多里，每年收获粟米二十万石，节省度支钱两千多万缗。
臣按：韩重华在代北开辟营田三千八百多里，获得粟米二十万石，节省度支钱两千多万缗，自从有屯田以来，没有见到获利像这样多的。当时沿边的土地都被藩镇独占，而实行屯田还能获得如此利益，如今国家疆域辽阔，卫所林立，又正值边境安宁之时，虽然偶尔有敌人侵扰，但未曾出动大军深入敌境，如果在无事之时寻找古人的遗迹，考察前人的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在所有边塞没有盐碱而适宜裁种的地方，根据地势，考察土壤适宜性，建立营堡，开垦田地，分派军队耕种。当耕耘收获的时候，除了老幼守城外，所有丁壮都全家前往，仍然在所耕种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堑，建立烽火台以瞭望，派出游骑以巡哨，遇到寇盗入境，在未到之前预先知道警戒防备，势力可以抵挡就抵抗，不可抵挡就避开。这样，那么处处都有屯种的地方，年年都有收获的进项，边储自然充足，可以节省内地转运的劳苦，可以严密抵御外侮的防备。
宋太宗端拱年间，任命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力兴办河北营田。在此之前，雄州东边濒临大海，多积水，戎人对此感到忧虑，不敢由此路入侵，顺安军到北平二百里地势平坦广阔没有阻隔，每年边骑多由此进入，议论的人认为应当测量地形高低，凭借水陆的便利，建立田界、疏通沟渠，多种五谷，用来充实边仓并限制戎马，所以派遣陈恕等人经营。陈恕秘密上奏：“戍卒都懒惰游荡仰食官府，一旦让他们冬天披甲兵、春天拿农具，恐怕会生出不可测度的变故。”于是停止。
臣按：天下的事情不是兴办困难，而是处置得当困难。自从汉代赵充国在边地建立屯田的提议，魏晋到唐朝都实行，未曾不派兵，而且他们所实行的都在穷边绝塞的地方、严寒贫瘠之地，未曾听说担心有不可测度的变故而不做的，如今宋朝所谓的边地，却在中国内部，不是边疆，而陈恕却担心有不可测度的变故而秘密上奏停止。唉，如果治理天下的人凡有兴办，不顾事理是否可行，只顺从人情的从违，怎么立国呢？古人不是说吗，“用安逸的方法役使百姓，虽然劳累也不怨恨”，臣请求在所有边塞设立屯田，分派军队耕种，不必征收租税，士卒能在本田之外多耕种的设立赏赐条例，只要让人人奋力耕种、家家有积蓄，边城自然充足，于是命令内地该运边粮的州郡，让他们带着钱来买粮，家中有积蓄，市价自然平稳，不仅边用不亏，边军都充足，而且内地百姓也节省了。
宋淳化年间，临津令黄懋上书，请求在河北诸州兴修水利田，自己说：“闽人在闽地种水田，顺着小渠引导泉水，加倍耗费功力，如今河北州军陂塘很多，引水灌溉田地，省力易成。”于是任命何承矩为屯田使，黄懋担任判官，在所有河北诸州水积聚的地方大垦田地，征发诸州士兵一万八千人供给劳役，在雄、莫、霸等州兴修堰坝六百里，设置斗门，引定水灌溉，初年种稻，遇到霜旱没有收成，次年才成熟。起初，何承矩建议，反对的人很多，武臣以营建为耻，群议更加激烈，几乎要罢免劳役，至此议论的人才平息。蒲草、蜃蛤的丰富，百姓依赖其利益。
马端临说：“兵与农是同样的百姓，所以无事就驱使他们为农而致力耕种，有事就调派他们为兵而承担征战，虽然唐朝府兵的法度也是这样，至于屯田则驱赶游民开辟荒地，且耕且戍，以节省军粮，尤为良法。自从府兵的法度败坏，然后兵农分裂为二，不仅农民疲于养兵，而且士兵以务农为耻，看陈恕所奏及反对何承矩屯田的议论可见，那么国力怎么不因为供养军队而疲弊呢？”
臣按：宋朝都城在汴梁，距离雄、霸等州几乎三千里，而又与契丹为界，如今此地却在京畿近地，当四方无事之时、人民繁庶之际，按照何承矩的遗迹而举其废坠，确实不难。万一此言被皇帝采纳，这也是足以增加国用、节省漕卒的一种帮助。
神宗熙宁元年，下诏在坊监牧马的余地设立田官，命令专门管理农业，以资助牧养之用。
臣按：如今京畿之地，在国初设立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如今太仆寺虽然废除但其监苑之地还在，多为亲幸请求作为私庄。恳请英明决断，一律勒令归还，也像宋人设立田官专门管理农业，不仅可以资助牧马之用，也借此补充
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罢之。臣以为，与其弃之，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后取其余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
臣按：凡前所陈屯营之策，非田不可耕，实恐耕田无其人，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臣窃以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为边境，岁有军旅之兴、防御之备，戎马蹂践，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而江右尤众。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付以招徕之，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俾自择其属，遍行天下，有间田处相地度势，立屯堡以聚游食，辟污莱以为畎亩，开渠堰以资灌溉，异时成效，补助非少。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方其举事之初，量度或未必当，及其施为之际，弊病或不能无，自觉失宜，许其陈首，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如是，则无宋人抑勒百姓、舍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凡天下事无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为翰林直学士，进言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东，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后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谋国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吁，亦已晚矣。今国家都于燕，京师之东皆濒大海，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当此全安极盛之时，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专任其事，仍令先行闽、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从行相视可否，讲求利害，处置既定，然后召募丁夫，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议之时，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然几会已失，事势巳去不可为矣。呜呼，岂非后世永鉴哉。臣尝闻闽浙人言，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必得河水以荡涤之，然后可以成田，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然后田可耕也。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观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处无如直沽，然其直泻入海，灌溉不多，请于将尽之地依《禹贡》逆河法，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带，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则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譬则富民之家，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集虽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
译宋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进言说：“荆襄地区屯田的弊端，并非田地不能耕种，而是没有耕种田地的人。官府担心工程不能完成，不免征发游民，游民不够，不免强迫百姓，舍弃自己熟稔的田地，去耕种官府的生荒地。私田既然荒芜，赋税却依然存在，占据百姓的田地作为官田，夺取百姓种植的谷物作为官粮，老人小孩无人供养，一方百姓骚动不安，主管官员知道这样不便，上奏朝廷请求废除。我认为，与其废弃这些田地，不如让两淮地区归附的百姓去耕种，这不仅可以免除他们流离失所，日后开垦的范围既广，田地既成，然后再征收剩余的部分上缴官府，确实对双方都有利。”
臣按：凡是前面所陈述的屯田策略，并非田地不可耕种，实在是担心耕田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专门使用军队，那么军额有限；如果专门使用百姓，那么百姓各自都有田地。其弊端确实像张阐所说的那样。我私下认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作为边境，每年都有军事行动和防御准备，战马践踏，荒地众多，不像我们今日承平已久，人口日益增多，土地产出不足以供给人口食用，因此南北百姓到处流浪谋生，而江西地区尤其众多。国家如果选择任命有魄力的大臣，托付他们招徕百姓，借给数万两官银作为购买粮食的本钱，让他们自行选择下属，走遍天下，在有闲田的地方考察地势，建立屯堡以聚集流浪谋生的人，开垦荒地成为农田，开挖渠堰以提供灌溉，将来取得的成效，对国家的补助绝非少量。虽然开垦土地的工程固然不容易，但预测事变的智慧更是人们难以做到的。在事情刚开始时，考量或许未必恰当，等到实施的时候，弊端或许无法避免，如果自觉处置不当，允许他们自首，只有那些粉饰虚功的人然后才加以责罚，像这样，就不会有宋朝强迫百姓、舍弃熟田去耕种生荒地的弊端了。然而这不仅仅在屯田一事上是如此，天下所有的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
元泰定年间，虞集担任翰林直学士，进言说：“京城以东濒临大海数千里，北到辽东，南到青州、齐州，都是芦苇丛生的地方，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为肥沃的土地，采用浙江人的方法，修筑堤坝抵御海水来造田，允许想要获得官职的富人聚集众人，分别接受土地，官府划定边界作为界限，能够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予万人的田地，担任万人的首领，千人、百人也是如此，考察懒惰的人并替换他们。三年后查看成效，根据土地的高低确定税额，依次逐渐征收，五年后有积蓄，任命官职，在储存的地方发放俸禄，十年不废弃，可以像军官一样世袭。”
臣按：虞集的这条策略在当时没有实行，等到元朝末世，海运不能到达而国家用度不足，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想起虞集的话，于是设立了海口万户，大致遵循他的策略，每年也能获得数十万石粮食来补助国家用度，唉，这也太晚了。如今国家建都于燕京，京城以东都濒临大海，烟火绵延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在这完全安定极盛的时候，正是居安思危的日子，请求将虞集的这条策略命令朝廷大臣商议，特别委派有心计的大臣巡视沿海一带，专门负责此事，仍然命令先在福建、浙江沿海州郡修筑堤坝抵御海水的地方，征召知道农田事务的士民前来，跟随巡视考察是否可行，讲求利弊，处置确定之后，然后招募丁壮，根据适宜的地势，划分疆界，根据人数多少授予官职，完全按照虞集的策略。虽然天下的事情，提出建议的人思考并非不周全，但执行的人实行未必尽力，在集议的时候，说话的人本来就说一旦有了这个制度，执行的人一定会因为贿赂而成功，因而不可行，事情于是停止，等到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采用他的策略，然而时机已经失去，事势已经离去，不可为矣。唉，这难道不是后世的永远鉴戒吗？我曾经听福建、浙江的人说，大凡濒临大海的地方多咸卤，必须得到河水来冲洗，然后才能成为田地，所以造海田的人必须修筑堤岸以阻挡咸水进入，疏通沟渠以引导淡水到来，然后田地可以耕种。我在东京一带海边虽然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曾经泛舟从漳御而下，经由白河直到潞渚，观察流入海的水，最大的地方无如直沽，然而它直接泻入大海，灌溉不多，请求在将要结束的地方依照《禹贡》逆河的方法，截断河流，横向开辟长河一带，收集水流并分配它，然后在低湿尽处修筑长堤，随处各设水门以掌管开启关闭，外面用来截断咸水使它不能进入，里面用来排泄淡水使它不至于漫溢，像这样，田地就可以成功了。在所有有淡水入海的地方，都依照这个方法实行，那么沿海数千里无非是良田，不仅百姓依靠它获得食物，官府也依靠它获得用度，像这样，国家坐享富盛，远近都有所依靠。好比富有的家庭，东南的运输是其别业所产出的，滨海的收获是其近郊所获得的，这对国家的利益难道细微吗？由此可以宽缓东南百姓的负担，由此可以壮大西北的势力，虞集的话在当时没有被采用而在今天得以实行，虞集虽然死了却如同不死。
元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进言说：“京城附近靠近水的地方招募江南人耕种，每年可以收获粟麦百万余石，不麻烦海运，京城粮食充足。”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西起西山，南到保定、河间，北抵檀州（今密云县）、顺州（今顺义县），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以及原来管辖的各
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由是岁乃大稔。
译屯田事务，全部遵从分司农司制定的法规，佃户耕种所需的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共发放钞五百万锭。任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祯共同担任大司农卿，又在江南招募善于耕种水田以及修筑围堰的人各一千名，担任农师，颁发空白委任状以增设官职，下达十二道敕牒，招募农民一百人的授予正九品官职、二百人的授予正八品官职、三百人的授予从七品官职，并让他们直接管辖所招募的人员，每位招募来的农夫发给钞十锭，因此当年庄稼获得大丰收。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尽人力、广地利，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国计不无少助。
以上屯营之田。臣按：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逮于我朝，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体宸极之尊居，受四方之环拱，始于此建极图治焉。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所费有不赀焉者，岁计何啻亿万，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沿边建阃，屯兵列戍，率资远以给近，取外以足内，调乎中以实之边，聚积固难而输，将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赋有限，国之用度无穷，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而欲其优裕丰瞻，难矣。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臣故于“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之下首举“贡赋之常”，而以“屯营之田”终焉，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用人之力，尽地之利，因天之时，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问于朱熹曰：“《大学》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时，留心于天下之大本，义以制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臣不胜惓惓。
卷三六
△明礼乐
▲总论礼乐之道（上）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礼。
朱熹曰：“律谓十二律，黄钟、太蔟（千候反）、姑洗（苏典反）、蕤宾、夷则、无射（音亦）、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也，六为律、六为吕。以之审度而度（入声）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去声）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五礼，吉、凶、军、宾、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风俗（十龠之十当作合）。”
臣按：礼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于律则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于礼则修之，修之恐其有废坠。则是礼乐之制作自古有之，天子既用之于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而又以时同之、修之，非但备其仪文、协其声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风俗也。后世惟于创国之初一颁其制，继世之君不闻有所谓同律、修礼之举，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此治所以不及古欤。
《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诈伪）而教之中（无过不及），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谓欲之动者）而教之和（无所乖戾）。
郑玄曰：“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五礼谓吉、凶、军、宾、嘉也。乐所以荡止民之情思使其心应和，六乐谓《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大武》也。”
吴澂曰：“人伪日胜则党偏反侧，流于不中；人情日滋则放僻邪侈，流于不和。惟以礼乐防之，则其教易入，礼乐也者，其教民之本也。”
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
真德秀曰：“此义在《周礼》为最难通者也。先郑氏以阴、阳德为男女之情，既未适当，而康成则曰：‘天产者动物，谓六牲之属；地产者植物，谓九谷之属。阴德，阴气在人者，阴气虚，纯之则劣，故食动物作之使动，过则伤性，制中礼以节之；阳德阳气在人者，阳气盈，纯之则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静，过则伤性，制和乐以节之。如此，然后
译臣按：如今京城附近地区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非常多，官府和百姓家中本来就有耕种收获的了。如果真能根据他们已耕种的情况，推广到那些尚未耕种的土地，使他们都能充分发挥人力、广泛利用地利，并且借此招募、劝勉和辅助，斟酌元朝的制度并大致仿照实行，这对于国家财政多少会有些帮助。
以上关于屯营田地的论述。臣按：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把都城建在幽燕地区的，从辽、金开始才相继作为都会，到了我们大明朝，居天下之中谋求大业，承受上天的新命，建立面向光明的宏大基业，体现至尊的地位，接受四方环绕拱卫，才开始在这里建立极权、治理天下。六宫妃嫔、文武百官、军队百姓都聚集在这里，所花费的不可估量，每年的开支何止亿万，况且疆域广阔，有汉唐所没有的，沿边设立军镇，屯兵驻守，大率用远方的资源供给近处，取外地的物资充实内地，从中央调拨以充实边疆，聚集积蓄固然困难，运输也将会有不易之处。百姓的租赋有限，国家的用度无穷，如果不是在每年常规赋税之外另有经营，而想要国家富裕充裕，那就难了。因此自古以来善于筹划国事的人，总是从有余的地力中获取充足，而不敢伤害容易失去的民心，这就是屯营田地兴起的原因。如今天下没有不纳税的田地，而我们寻求不纳税的土地去耕种；没有不耕种的农民，而我们借用不耕种的人去役使；没有不作战的士兵，而我们趁不作战的时候去使用他们。对内在京师常规开支之外充实储备，对外在常用物资之余充实边储，臣所以在“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措施——节制国家用度”之下，首先列举“贡赋的常规”，而以“屯营的田地”作为结尾，以此表明国家用度的来源虽然不止一条，但田地是根本，使用人的劳力，尽土地的利益，顺应天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道理不出于此了。有人问朱熹说：“《大学》论述治国平天下却谈到财利，为什么呢？”朱熹回答说：“天下之所以不能太平，都因为这个原因。”恳请皇上在清闲安适之时，留心天下的根本，用道义来节制天下的利益，天下就没有不能太平的了。臣不胜恳切之情。
卷三六
△明礼乐
▲总论礼乐之道（上）
《舜典》：统一律度量衡，修明五礼。
朱熹说：“律指十二律，即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个为律，六个为吕。用它来审度长短，就把黄钟的长度九十分之一作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用它来审量多少，黄钟的管所能容纳中等大小的谷黍一千二百粒作为一龠，而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用它来平衡轻重，黄钟龠所容纳的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个龠就是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就是黄钟之所以成为万事根本的原因，诸侯国如果有不统一的，就审察并使之统一。五礼，指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修明它们是为了统一天下的风俗。”
臣按：礼乐由天子制定而用于诸侯国，帝舜巡守到达四方山岳之下，对于律则使之统一，统一是担心它们有不一致；对于礼则加以修明，修明是担心它们有废弛坠失。这说明礼乐的制作自古以来就有，天子既在朝廷之上使用，又颁布给诸侯国，又按时使之统一、修明，不仅仅是具备礼仪形式、协调声音，更是为了统一天下的制度、同化天下的风俗。后世只有在建国之初颁布一次制度，继位的君主没有听说有所谓统一律度、修明礼仪的举措，详于政令刑罚而略于礼乐，这就是治理不如古代的原因吧。
《周礼》：大司徒用五礼防止万民的诈伪而教导他们适中，用六乐防止万民的情欲而教导他们和谐。
郑玄说：“礼是用来节制阻止百姓的奢侈诈伪，使他们的行为适中，五礼指吉、凶、军、宾、嘉。乐是用来荡涤阻止百姓的情思欲望，使他们的心意应和，六乐指《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吴澂说：“人的诈伪日益盛行就会偏向反侧，流于不中；人的情欲日益滋长就会放纵邪僻，流于不和。只有用礼乐来防范，那么教化就容易深入人心，礼乐是教化百姓的根本。”
大宗伯用天产来激发阴德，用中礼来防范；用地产来激发阳德，用和乐来防范；用礼乐来契合天地的化育、百物的生产，来侍奉鬼神，来协和万民，来招致百物。
真德秀说：“这个意思在《周礼》中是最难通晓的。郑玄以阴、阳德为男女之情，已经不太恰当，而康成则说：‘天产指动物，即六牲之类；地产指植物，即九谷之类。阴德是阴气在人身上的表现，阴气虚弱，纯粹则劣，所以吃动物来激发它使之活跃，过度则伤害本性，制定中礼来节制它；阳德是阳气在人身上的表现，阳气充盈，纯粹则躁动，所以吃植物来激发它使之安静，过度则伤害本性，制定和乐来节制它。这样，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