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五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裏，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複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複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幹蔡，討其弑父與君之罪而在宮在官者鹹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奸亂，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僥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亂臣、安反側者之鑒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同），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範寧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眾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乃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為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嚐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眾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鬥，戰鬥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二、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製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征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公十一年）。
杜預曰：“不征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征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鬥。”
臣按：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
译鲁襄公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国设立三军。
胡安国说：“三军，是鲁国原有的制度。古代大国设三军，中等国家设两军，小国设一军。鲁侯封在曲阜，方圆数百里，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到僖公时能够恢复周公的疆域，史克作颂诗说‘公车千乘’，又说‘公徒三万’，所以知道三军是鲁国原有的制度。然而车称为公车，那么臣下就没有私人的车乘；徒众称为公徒，那么臣下就没有私属的民众。如果有征伐之事，各位卿大夫轮流率领军队出征，事情结束后将领回到朝廷、车马返回甸地、铠甲散存于丘邑、士兵回到城邑，将领都是公家的臣子，士兵都是公家的民众，彼此没有依附关系。从文公、宣公以来，政权落入私门，废除了公室的三军，而三家各自拥有一军，季氏完全征收赋税，旧法就灭亡了，所以称为‘作’（新设）。《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昭公失去国家、定公没有正统，而兵权不能离开公室，这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引以为鉴的。”
臣按：胡氏说兵权不能离开公室，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以鲁国为鉴。鲁国只是一个国家，尚且不能失去兵权，何况天下这样大的国家呢？
鲁昭公十一年夏四月，楚子虔引诱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
胡安国说：“楚子在申地，召来蔡侯，埋伏甲士逮捕并杀了他，楚子被贬称名，为什么呢？世子般杀了他的君主，诸侯与他通好会盟已经十三年了，这是中原地区变成了夷狄而没有人察觉。楚子如果以大义倡导天下，奉辞讨伐，逮捕般并进入蔡国，讨伐他弑杀父亲和君主的罪行，在宫廷和官府的人都没有赦免，残害他的身体，淹没他的宫室，与蔡国众人商议，安置君主后离开，即使是古代征讨暴乱的人也不会超过这个做法，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现在虔本心想要谋取蔡国，不是为了讨伐贼人，却又挟持欺诈、毁坏信义，用重礼甜言蜜语欺诈引诱他的君主，逮捕并杀了他，肆意横行无道，贪图一时之利，遗毒后世，弃疾因此杀戎蛮，商鞅因此欺骗魏将，秦人因此劫持怀王，倾覆危亡成为习俗，天下大乱，刘邦项羽之间死亡的人十分之九，圣人深深厌恶楚虔而称其名，他的考虑是很深远的。后世讨伐乱臣的人，有的畏惧他的强大，有的侥幸他弱小，不凭借大义兴师，以至于使用诡计诈力侥幸取胜，如果事情顺利，反侧之人都恐惧，如果不顺利，正好助长乱势，如唐代宗图谋李思明、唐宪宗欺骗王弁，都不明白《春秋》垂示警戒的宗旨了。”
臣按：《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君主想要兴师除奸乱，必须审慎时机形势以等待空隙和时机，仗着大义，用正言声罪致讨，而不使用诡计诈力，以侥幸取胜。胡氏所说的后世讨伐乱臣的人不凭借大义兴师，以至于使用诡计诈力侥幸取胜，如果事情顺利，反侧之人都恐惧，如果不顺利，正好助长乱势，这几句话可以作为世间君主讨伐乱臣、安抚反侧之人的鉴戒。
《穀梁传》说：善于治国的人不兴师，善于兴师的人不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交战，善于交战的人不死，善于死的人不亡。
范宁说：“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邻国盼望我像盼望亲戚一样欢喜，哪里需要兴师？军队平时严肃，不需要炫耀军队列阵，上等的用兵是伐谋，哪里会到列阵的地步？军阵严整，敌人望而生畏不敢交战，把兵器投放在胜地，避开实处攻击虚处，所以没有死者。民众尽忠效命，没有背叛散亡，见到危险献出生命，义气存在于君亲，虽然死了还存在。”
臣按：古代的圣王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治国只以德礼而不专门依赖武力，并不是没有军队，只是不用于师旅，虽然使用师旅之众，但不布于行阵，虽然有行阵之法，但不施于战斗，战斗有准备，遇到敌人可以不死，但最终不交战，死亡遵循其道，虽然死了可以不亡，但最终不死。解说的人用一句话作为一件事，各自援引古人的事迹来证实，臣不采纳这种说法。
《左氏传》：隐公十一年，鲁隐公会齐侯、郑伯讨伐许国。君子说：“郑庄公在这里有礼。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排列人民、利于后嗣的，许国没有法度而讨伐它，屈服了就放过它，衡量德行而处置它，衡量力量而实行它，观察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知道礼了。”
臣按：郑庄公会齐、鲁讨伐许国，已经进入许国，庄公命令许国大夫奉许叔，君子说他得到了讨伐叛乱、保存灭亡、延续断绝的礼。所谓没有法度而讨伐它、屈服了就放过它、衡量德行而处置它、衡量力量而实行它的这几句话，确实得到了圣人制定事情对待人的要领，而所谓观察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其考虑周全而谋划深远，尤其可以作为世间的法则。
息侯讨伐郑国，郑伯在边境与他交战，息师大败而还。君子因此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不衡量德行、不衡量力量、不亲近同姓（郑、息是同姓国家）、不征询言辞、不察明有罪，犯了五个不对而讨伐别人，他丧失军队不也是应该的吗（隐公十一年）。
杜预说：“不征询言辞，是说言语相恨，应当明确征询言辞以审察曲直，不应该轻易争斗。”
臣按：韙的意思是正确。人们兴师讨伐别人，都是因为看到别人有不对
之處耳，反求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動眾，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
译只是這個地方罷了，反而要反省自己，我所做的事難道就沒有不對的地方嗎？如果確實有違背正理之處，就應當立即停止。所謂正確，不過是符合道理罷了。順應道理就是正確，違背道理就是錯誤。像這樣，只是不輕易動用眾人，一旦動用就符合天道；只是不隨意征伐他人，一旦征伐就是奉行上天的討伐。
桓公十一年，鬥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臣按：所謂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猶與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複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偏、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為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答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曈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雲戰所畜也。士曈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複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瞆者之誤評宮角，遂欲並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嚐有毫發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
译桓公十一年，斗廉说：“军队取胜在于内部和谐，不在于人数众多。”臣按：所谓和谐，就是《孟子》中“地利不如人和”的那个和谐。
庄公十年，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进见，他的同乡说：“身居高位的人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身居高位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进见，问凭借什么作战，庄公说：“衣食这类安身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用，一定分给他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没有遍及百姓，百姓不会跟从您。”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虚报夸大，一定对神诚实。”曹刿回答说：“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神不会赐福。”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依据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尽心尽责的一类，可以凭借这个打一仗。作战时请让我跟随。”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作战。庄公准备击鼓进军，曹刿说：“不行。”齐军三次击鼓后，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准备驱车追击，曹刿说：“不行。”下车查看齐军车轮的痕迹，又登上车轼眺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后，庄公问其中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衰弱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耗尽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难以推测，担心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辙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
臣按：曹刿对鲁庄公说的话，既掌握了用兵的根本，又掌握了用兵的方法。所谓小恩惠没有遍及、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都不足以作战，只有依据实情审理案件才是尽心尽忠的表现，这样之后才可以作战，可以说是掌握了作战的根本。至于说三次击鼓后士气耗尽，担心有埋伏，一定要看到车辙混乱、旗帜倒下然后才追击，可以说是掌握了作战的方法。他回答同乡的问题，说身居高位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这确实是天下后世的通病。唉，吃着别人的俸禄却不能为别人谋划事情，这种人本来就可鄙了，那么任用这种人却不知道他们可鄙，不更是极其可鄙吗？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准备讨伐虢国，士会说：“不行。虢公骄傲，如果屡次战胜我们，一定会抛弃他的百姓，等到没有民众支持后再讨伐他，想要抵御我们，谁和他一起呢？礼乐慈爱，是作战所积蓄的。百姓谦让事务、乐于和谐、爱护亲人、哀悼丧事，然后才可以被使用。虢国没有积蓄这些，频繁作战将会导致饥荒。”
孔颖达说：“礼乐慈爱，是说国君教导百姓，民间积蓄了这四件事，然后才可以与人作战，所以说作战是依靠积蓄的。士会既说明了条目，又用大义来概括它：礼崇尚谦让，谦让事务就是礼；乐用来和谐亲近，乐于和谐就是乐；慈是爱得深厚，爱护亲人就是慈；爱到极致然后哀悼丧事，就是爱。民间有了这四件事，然后才可以用来作战。”
臣按：春秋时期距离古代不远，所以谈论作战常常以民心为根本，后世则只谈论敌情罢了。
僖公十九年，宋国人包围曹国，子鱼对宋公说：“周文王听说崇国德行混乱就讨伐它，军队驻扎三十天而不投降，文王退兵修明教化后再讨伐它，崇国就凭借原有的营垒投降了。《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用来治理家邦。’现在您的德行恐怕还有缺失却去讨伐别人，该怎么办？何不先反省自己的德行呢，没有缺失然后再行动。”
林尧叟说：“凭借原有的营垒投降，垒，是石垒。意思是不增加兵力，只是凭借原有的营垒，崇国就自己屈服了。”
臣按：一定要德行没有缺失然后才可以讨伐别人，世上君主有想要兴兵讨伐别人的，何不先自我反省说我的德行有缺失吗？如果还有缺失，正应当修省还来不及，庆幸别人不讨伐我也来不及，怎么可以讨伐别人呢？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和楚人在泓水作战。宋军已经排好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河，司马请求攻击，宋公说：“不行。”楚军已经渡过河但还没有排好阵势，又报告，宋公说：“还不行。”排好阵势后才攻击，宋军大败。宋公大腿受伤，门官被杀。国人都责怪宋公，宋公说：“君子不重伤，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古代作战不凭借险阻。我虽然是亡国之余，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
苏轼说：“古人有话说图谋王业不成，其弊端还足以称霸，襄公施行王者的军队，还足以抵挡桓公、文公的军队，一战之后，救死扶伤都来不及，这只是狂妄平庸罢了。齐桓公、晋文公得到管仲、子犯的辅佐而兴盛，襄公有一个子鱼却不能任用，怎么能同日而语呢？自古以来失道的君主像这样的很多，死后论定，没有像襄公这样欺骗后世的。”
吕祖谦说：“评论的人把宋襄公的失败归咎于古道，这就像盲人误评宫角音，就想一并废除大乐，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有的人又说宋襄公没有帝王的德行，却想效法帝王的军队，所以导致失败，也不对。假如帝王时代的人都服从他的德行，那么本来就不需要动用军队了，德行不能使人服从所以才有军队，那么军队产生于人们不服从。他们既然不服从，像野猪一样乱冲乱撞，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我们却要从容谦让地等待他们，正好把禽兽送给他们，我恐怕帝王的军队不像这样笨拙。古代誓师说消灭你们的仇敌、说夺取那些凶残的人，凛然不曾有丝毫宽贷，只是不攻击逃跑的人罢了，逃跑而回到我方，所以不攻击，如果挥动兵器和他们争夺一时的性命，为什么要放纵他们呢？这是放纵投降者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人者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跡，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可見惟禮可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剿（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伐鄭），不後（未為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製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曆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指楚莊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屍以為京觀（積屍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一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眾（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眾者皆必本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龐（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奸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雲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為言，後世則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範文子曰
译臣按：宋襄公的失败，《公羊传》说：“君子认为他不攻击未列阵的敌军是伟大的，面临大事而不忘记大礼，有君主而没有臣子，认为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这话虽然过分，但宋襄公的战争未必完全错误，只是拘泥于古法而不通晓变通，因此招致失败罢了。所以善于学习圣人的人应当效法他的本心，本心是什么呢？就是仁义罢了。至于那些已经形成的事迹，不必拘谨地按照步骤去模仿。
宣公四年，鲁宣公与齐侯调解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国人不肯接受，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了向地。这是不合礼的，调解国家争端应当用礼而不能用武力，攻打而不加以治理，就是动乱，用动乱来平息动乱，还有什么治理呢？没有治理，怎么施行礼制？杜预说：“指责鲁宣公不用礼制去治理，却动用武力攻打。”
臣按：《左传》论述征伐总是以礼为准则，可见只有礼可以止息动乱，如果攻打别人的国家而不依礼行事，那就是用动乱来平息动乱。
成公十二年，晋国军队救援郑国，荀林父率领中军。听说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桓子（即荀林父）想要撤军，说：“来不及救援郑国却劳苦百姓，有什么用呢。等楚国撤退后再行动，也不算晚。”随武子说：“好。我听说用兵要观察敌方的过失然后行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章、礼制这六项不改变，是不可抵挡的，不因为这几项而发动征伐。楚国军队讨伐郑国，愤怒于郑国的反复无常而怜悯其卑弱，叛乱就攻打它，服罪就放过它，德行和刑罚都确立了。攻打叛乱者，是刑罚；安抚服罪者，是德行，这两者都确立了。”又说：“德行确立刑罚施行，政令成功事务适时，典章顺从礼制，怎么能抵挡它呢？看见有利可图就前进，知道困难就撤退，这是军队的好政令；兼并弱国，攻击昏庸的国家，这是武力的好法则。”
孔颖达说：“既然说了观察过失然后行动，接着又说没有过失的情况。德、刑、政、事、典、礼，这六项实行起来不改变，是不可与之为敌的。圣王制定征伐是为了惩罚有罪的人，不是为了这六项不改变而发动征伐。”
臣按：这里列举了六项名目，下文逐一说明楚国这六项不改变来充实它。但是这六项中，德行和刑罚是最重要的，德行确立刑罚施行、政令成功事务适时、典章顺从礼制，这六项是治理的关键。治国而有这六项不可改变，那么在我方就有不可抵挡的条件，而在敌方就无法抵挡我们了。
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潘党说：“君王何不修建武军（修建军营以彰显武功）并收集晋国尸体堆成京观（堆积尸体并在上面封土）。我听说战胜敌人一定要向子孙展示，让他们不忘武功。”楚庄王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文’字，止戈为武。所谓武，是禁止暴乱（武的第一德）、收敛兵器（第二）、保全大业（第三）、确定功业（第四）、安定百姓（第五）、和睦众人（第六）、丰富财物（第七）的，所以让子孙不忘这些篇章（记载在篇章上使子孙不忘）。现在我让两国百姓曝尸荒野，这是暴乱。展示武力以威慑诸侯，兵器没有收敛，暴乱而不收敛，怎么能保全大业？还有晋国在，怎么能确定功业？违背民意的还很多，百姓怎么安定？没有德行而强行争夺诸侯，怎么和睦众人？利用别人的危难而安于别人的动乱作为自己的荣耀，怎么丰富财物？武有七德，我一项也没有，怎么向子孙展示？”（成公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庄王的话必定有所依据，大概是古语。假使天下所有兴兵动众的人都必定基于禁止暴乱、收敛兵器、保全大业、确定功业、安定百姓、和睦众人、丰富财物，不因为这七项就不行动，那么天下的人只怕上级不用武力，军队所到之处，百姓盼望它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
成公十三年，刘子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执膰（拿着祭肉），战争有受脤（接受祭肉）。”臣按：祭祀是为了与神明沟通，战争是为了保卫国家，这两者是国家的大事。
成公十六年，楚庄王救援郑国，子反进入拜见申叔时说：“军队情况怎么样？”申叔时回答说：“德行、刑罚、祥（与祥同）、义、礼、信，是战争的器具。德行用来施恩惠，刑罚用来纠正邪恶，祥用来侍奉神明，义用来建立利益，礼用来顺应时势，信用来守护事物。百姓生活富足而德行端正，使用有利而事务节制，时势顺从而事物成功，上下和睦，周旋不违背，需求无不具备，各自知道极限，所以《诗经》说：‘确立我的百姓，没有不是你的极限。’因此神明降下福泽，时运没有灾害，百姓生活敦厚宏大，和睦同心听从，无不尽力服从上级命令，拼死以弥补不足，这是战争之所以能胜利的原因。现在楚国对内抛弃百姓（指不施恩惠）而对外断绝友好（指不建立利益），亵渎盟约（指不侍奉神明）而违背诺言（指不守护事物），违背时势而行动（指不顺应时势）而劳苦百姓以逞强，百姓不知道信用，进退都是罪过，人们忧虑所到达的地方，谁会拼死？”
孔颖达说：“申叔时这个回答首尾呼应，先列举六项名称说是战争的器具，意思是有了这六项才能战争，就像器具一样。”
臣按：春秋时期，先王的礼义恩泽还存在，所以谈论军事的人还知道以德行和道义为准则，后世则舍弃德行和道义而只谈论兵甲士马的多寡强弱，他们的战争相同但战争的原因不同。这没有别的，是因为他们的器具不同，器具不同，所以用途也各不相同。
范文子曰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译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都没有祸患，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必定会有内部的忧患，何不放过楚国来作为外部的威胁呢？（十六年）
臣按：範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之與小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並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興，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名），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遊（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遊、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製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製小，由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製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虻▯雍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尚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台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嚐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禦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地土之廣狹、車
译臣按：范文子这番话，就是《孟子》所说“国家如果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忧患，往往就会灭亡”的意思。因为中等资质的人，受到警示就会产生畏惧，有了畏惧就能自我反省，知道如何反省就不敢放纵恣肆，这样国家就可以保全了。
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左师向戍请求赏赐，宋平公赐给他城邑，子罕说：“凡是诸侯中的小国，晋国和楚国用武力威慑它们，小国因畏惧而后上下慈爱和顺，慈爱和顺而后能安定其国家以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得以生存的原因；如果没有威慑就会骄傲，骄傲就会生出祸乱，祸乱生出就会灭亡，这是小国灭亡的原因。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共同使用它们，废弃一种都不行，谁能去掉兵器呢？兵器的设置由来已久，是用来威慑不守法度的人而彰显文德的，圣人凭借它兴盛，乱人凭借它衰败，衰败兴盛、生存灭亡、昏庸明智的方法都取决于兵器，而你却要求去掉它，不也是荒谬吗？”
林尧叟说：“宋国向戍凭借弭兵（停止战争）的功劳，想要宋君给予厚赏，宋君打算赏赐他城邑，以示给子罕看。子罕说，凡是诸侯与小国，晋楚之所以用兵威慑它们，是因为有所畏惧而后大小上下慈爱和顺，慈爱和顺而后国家赖以安定，从而听任大国的政令，这是它们常常安定生存的原因；没有威慑就会容易滋生骄傲放纵，骄傲放纵则祸乱必然到来，祸乱则灭亡随之而来，这是小国大国以至于灭亡的原因。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天下百姓并举用它们，五者不可缺少一种，兵器是五材中的金，难道可以去掉吗？古人设置兵器由来已久，用来威慑不遵法度的人而昭明国家文德的盛大，商汤、周武王慰问百姓讨伐罪人，凭借兵威而兴盛；夏桀、商纣被杀国亡，凭借兵威而衰败。大概明君善于用兵，就凭借它兴盛、凭借它生存，这是方法得当；昏君不善于用兵，就凭借它衰败、凭借它灭亡，这是方法不当。之所以如此，都是由用兵导致的，而向戍要求去掉兵器以安定诸侯，不也是极其荒谬欺罔吗？”
臣按：国家有六典（六种治国大法）而不可没有兵器，就像天有五种材料而不可没有金一样。因为建立国家有文治必有武功，施行治理有赏赐必有惩罚，只有文治而没有武功，威严就不能树立而国势衰弱；只有赏赐而没有惩罚，法令就不能推行而人心放纵。
鲁昭公十一年，楚昭公修筑陈、蔡、不羹（地名）的城墙，任命弃疾为蔡公，楚王询问申无宇，申无宇回答说：“选择儿子没有比父亲更合适的，选择臣子没有比君主更合适的。郑庄公修筑櫟邑而安置公子元在那里，致使郑昭公不能即位；齐桓公修筑穀邑而安置管仲在那里，直到今天还依赖他。我听说五大（指五官之长）不在边境，五细（指细微之人）不在朝廷，亲近的人不在外面，疏远的人不在里面，现在弃疾在外面，郑丹在里面，君王您应当稍微警戒。”楚王说：“国家有大臣，怎么样？”申无宇回答说：“郑国的京、櫟两地实际杀死了曼伯，宋国的萧、亳两地实际杀死了子游（发生在鲁庄公十二年），齐国的渠丘实际杀死了无知（发生在鲁庄公九年），卫国的蒲、戚两地实际驱逐了献公（发生在鲁襄公四年），如果由此看来，这对国家有害。末端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不能摇动，这是君王您所知道的。”
杜预说：“五大指五官之长，权势盛大超过节制就不能居于边境，细微之人不能胜任也不能居于朝廷。”
孔颖达说：“宋国杀死子游、齐国杀死无知，实际上是依靠大邑来讨伐篡位的贼人，而说它们对国家有害，是因为它们能够专断废立，这就是国家的祸害。天子分封诸侯，是希望他们作为藩屏保卫王室，诸侯拥有城邑，是希望他们指挥服从自己，不能让小邑控制国都，所以大城是国家祸害。末端太大必然折断，是用树木作比喻；尾巴太大不能摇动，是用牲畜作比喻。”
臣按：末端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不能摇动，这两个比喻实在切中要害，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居重驭轻，必须以大制小，由于上下之势顺从、小大之分确定，就像心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不仅上面能安守其位，下面的人也不敢萌生非分之想、抗拒成命。考察《楚语》中有说：“公侯制定城邑如同制作牺牲（祭祀用的牲畜）一样，有头领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的能摇动小的，所以变化而不劳苦。边境是国家尾巴，比作牛马，处暑已经到来，虻虫已经很多，而不摇动尾巴，臣下对此感到恐惧。”这个比喻尤为详尽，谋划国家而考虑到长远的人，应当谋划此事。
鲁哀公元年，吴国军队驻扎在陈国，楚国大夫都恐惧地说：“阖闾只因为能使用他的百姓而在柏举打败我们，现在听说他的继承人（夫差）更加厉害，将怎么办呢？”子西说：“你们几位担忧彼此不相和睦，不要担忧吴国了。从前阖闾吃饭不吃两种美味，睡觉不铺两层席子，房屋不增高台基，器物不彩绘雕刻，宫室不建台榭，舟车不装饰，衣服财用选择而不取费（不崇尚细靡）。在国内，天有灾害疫病，亲自巡视孤寡而供给他们的匮乏；在军中，熟食者分给他人而后才敢吃，他所尝过的食物分给士兵。勤勉体恤百姓而与他们同劳同逸，因此百姓不疲乏，战死知道不被抛弃。我们已故的大夫子常轻视他，所以被他打败。现在听说夫差，驻扎时有台榭陂池，住宿时有妃嫔侍御，一天的行程，想要的必定实现，玩好必定顺从，聚集珍奇异物，致力于观赏享乐，看待百姓如同仇敌而使用他们日益频繁，他先自己败坏了，怎么能打败我们？”
臣按：楚国子西推测吴国，不推测其土地之广狭、车
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修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強兵之要，孰有先於修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译士兵的多少、士卒的强弱、甲兵的精良与否，都可以根据君主所修养的德行和所采取的行动来预测胜负。既然如此，那么拥有国家的君主，强兵的要务，哪有比修养德行更优先的呢？治理军队则是次要的。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又安有爭鬥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也）德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也）其財求（不障壅也）而利其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兵也）於商牧（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誌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乃無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胡安國曰：“古者覿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勤兵於遠也。所以然者，豈非文不可覿、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複有誌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誌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葉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誌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穀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嚐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讚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況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輕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朱熹曰：“先王之製，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幹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
译鲁定公七年，季康子想要讨伐邾国，于是设宴款待大夫来商议此事。子服景伯说：“小国侍奉大国，靠的是诚信；大国保护小国，靠的是仁爱。背弃大国是不讲诚信，讨伐小国是不施仁爱。百姓依靠城池来保全，城池依靠德行来保全。失去了诚信和仁爱这两种德行就会陷入危险，那将依靠什么来保全呢？”
臣按：景伯说百姓依靠城池保全，城池依靠德行保全，所谓的德行，不过是诚信与仁爱罢了。国家无论大小，都能以忠恕为心，遵循推己及人的原则，自己厌恶下属做的事，不用来侍奉上级；自己厌恶上级做的事，不用来驱使下属，又怎么会有争斗侵夺的祸患呢？
《国语》记载：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先王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武力，应当收敛起来而在适当的时候动用，动用则显威严，炫耀则使人轻慢，轻慢则不再令人畏惧。先王对于百姓，勉励他们端正德行而淳厚他们的本性，丰富他们的财货而不阻塞其流通，便利他们的兵器使用（如耒耜等农具），指明利害的方向，用礼乐来修饰教化，使他们致力于趋利避害，感怀恩德而畏惧威严，所以能够保全世道而日益壮大。周武王发扬前代的光明并加以慈爱和善，侍奉神灵、保护百姓，没有人不欣喜拥护。商王帝辛对百姓作恶多端，百姓无法忍受，欣然拥戴武王，从而在牧野之战中讨伐商朝。这说明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勤于体恤百姓的疾苦并消除祸害。先王的训诫是：有不祭祀的，就反省自己的意志；有不祭祀的，就反省自己的号令；有不进献的，就反省自己的典章法度；有不纳贡的，就反省自己的名分等级；有不称臣的，就反省自己的文德。这五项次序确立后，如果仍有不遵从的，就施行刑罚。于是有了刑罚的法令，有了攻伐的军队，有了征讨的防备，有了威严责备的命令，有了文告的辞令。颁布命令、陈述辞令后仍然不遵从，就再进一步修明德行，不劳役百姓去远征，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犬戎按照职责来朝见天子，天子却说‘我一定要以不纳贡为由征讨它’，并且炫耀武力，这难道不是废弃了先王的训诫吗？”
周襄王从郑国回来，把阳樊赐给晋文公，阳樊人不服从，晋侯包围了阳樊。仓葛说：“武力不能显露，文德不能隐藏，显露武力没有功业，隐藏文德不显光明。”
胡安国说：“古人显露文德而隐藏武力，修明训诫典章，次序确立后仍有不遵从的，于是才动用攻伐的军队。”
臣按：先王只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对于不服从的人，必定先颁布威严责备的命令，陈述文告的辞令，如果仍然不遵从，也只是进一步修明德行罢了，不会劳役百姓去远征。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文德不能隐藏、武力不能显露，不应当崇尚武力而隐藏文德吗？
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队行列的阵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情，我没有学过。”
尹焞说：“卫灵公是无道的君主，又对战争讨伐之事有兴趣，所以孔子回答说没有学过就离开了。”
张栻说：“春秋时期，各国以强弱决定胜负，军队作战的事情似乎应该优先，而祭祀礼仪的事情似乎不急迫。却不知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天理伦常、自然秩序在维持它。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志在典礼，那么孝顺和睦的风气就会兴起，齐心协力，尊敬君主、亲近上级，这样的强大谁能抵御呢？如果不是这样，三纲沦丧废弃，百姓离心离德，国家靠谁立足呢？军队虽然精良，究竟有什么用呢？祭祀礼仪对于礼教，就像阵法对于军队一样，是道理寄托和教化兴起的地方。如果卫灵公有志于祭祀礼仪之间，推而广之，必定有不可停止的成效。”
黄干说：“孔子对卫灵公说军队作战的事情没有学过，回答孔文子说甲兵的事情没有听说过，但观察夹谷之会，孔子用武力威慑莱人而齐侯畏惧，费地发生叛乱，孔子命令将士讨伐而费人败退，又曾说‘我出战就能取胜’。孔子难道有没学过、没听说过的吗？只是军队作战的事情不是用来作为训诫罢了。”
臣按：文治与武功并非两条不同的道路，益赞颂尧帝说“既武且文”，孔子道德完备，本来无所不能，又怎么会有不知道的呢？却说“没有学过”，大概是因为战国时代崇尚武力而不崇尚文治，列国君臣只知道军队作战而不知道祭祀礼仪，况且他们所谓的武力是以权谋诡诈相尚，穷兵黩武耗费财力而毒害百姓，轻敌少谋而祸延宗庙社稷，所以借卫君询问阵法而回答说没有学过，大概是不值得学，也不屑于学。
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起；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发起。”朱熹说：“先王的制度，诸侯不得改变礼乐、专断征伐。”
张栻说：“礼乐征伐，是天子的事情。天下有道，礼乐征伐就由天子发起，因为天子掌握了道，权柄在自己手中，而在下的人不敢干预，所谓由天子发起，天子难道敢凭自己的私意专断而夹杂私心吗？只是奉行天理罢了。这就叫掌握了道，如果上位者失去了道，纲纪松弛，诸侯得以窃取权柄，礼乐征伐就会专断施行而无人顾惜了。”
臣按：先儒说先王之时，五礼六乐由宗
伯，九伐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幹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幹戈日以相尋，訖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鹹自己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译“伯”这一爵位，九伐之法由司马掌管，礼乐征伐的权力在于君主，臣下不敢僭越。周王室衰微，夷王走下殿堂去接见诸侯，鲁国的三家大夫用《雍》诗撤去祭品，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之舞，礼乐的权力已经丧失，因此各国纷争，战争接连不断，没有安宁的岁月，天下无道到了极点。圣人讲这些话是为了给万世留下训诫，让身居高位的人始终以正道自处，端正自身、严明法度，务必使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威福不致下移，那么礼乐征伐都出自君主，就成为有道的世道了。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中）
卷一一六
▲总论威武之道（下）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治也）耨（耘也），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国也，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矣。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义，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乐归于我，则谁与我为敌哉？仁者无敌，盖古语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阔，故勉使勿疑也。”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孟子之论在于救民，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盖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问孟子，意欲强兵以报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于民，以为天下莫敌之策。徐观其策，不过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则可以制梃而挞秦楚之兵，夫车徒之众、兵刃之利不足以当秦楚之强，乃欲制梃以挞之，岂不大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哉？然观战国之时其国有六，其后皆亡于秦，固以秦之强而有坚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过起于折竿斩木之匹夫，当是时也，天下一家、万国一君，岂无坚甲利兵哉？然而无救于秦之亡，由是观之，坚甲利兵虽可以张国威于一时，而孝弟忠信终可以结民心于悠久也，孰谓孟子之言迂阔哉？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怒目而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怒貌）斯怒，爰（于也）整其旅（众也），以遏（止也）徂（往也）莒（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以笃（厚也）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遏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谓作乱也）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诗》，《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书》，《周书泰誓》之篇也，言武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为，则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乱而拯己于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大以交邻国能养大勇，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张栻曰：“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礼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义之怒不可无，知此则可以见性情之正而识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与喜对，圣人之情发皆中节，其喜也则为庆赏，天下莫不仰其泽，其怒也则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二国之人涂炭极矣，文王一怒而二国之人得其安；商辛横行于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则当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汉武帝之出师塞北，隋炀帝之渡海征辽，元世祖之兴师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间，大业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后世人君尚知所鉴戒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译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中）
卷一一六
▲总论威武之道（下）
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等到我即位时，向东在齐国战败，长子战死在那里；向西被秦国夺去七百里土地；向南受楚国侮辱，我对此感到羞耻。希望替死者报仇雪恨，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大王如果向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降低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强壮的人在闲暇时修养孝悌忠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尊长，就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抗击秦楚那些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剥夺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耘耨来供养父母，父母挨冻受饿，兄弟妻儿离散，他们使百姓陷入苦难之中，大王前去征讨他们，谁会与您为敌呢？所以说仁者无敌，大王请不要怀疑。”
朱熹说：“百里，是小国，然而能施行仁政，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附它。减轻刑罚、降低赋税，这两项是仁政的大纲。君主施行仁政，百姓就能在农田中尽力耕作，又有闲暇时间修养礼义，因此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乐于为国效死。用那些残暴虐待百姓的国家，率领我们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百姓去讨伐他们的罪行，那些百姓正怨恨他们的君主而乐于归附我们，那么谁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仁者无敌，这是古语。百里之地可以称王，就是凭借这个，恐怕大王怀疑这过于迂阔，所以勉励他不要怀疑。”
孔文子说：“惠王的志向在于报怨，孟子的论述在于救民，所谓只有天吏才可以讨伐他们，这正是孟子的本意。”
臣按：惠王向孟子提问，意图想要强兵来报怨，孟子却教导他向百姓施行仁政，作为天下无敌的策略。慢慢观察他的策略，不过是让百姓深耕细作、修养孝悌忠信，就可以拿着木棒去抗击秦楚的军队。车马士兵众多、兵器锋利不足以抵挡秦楚的强大，却想用木棒去抗击他们，难道不是太迂阔而不切合实际情况吗？然而观察战国时期有六个国家，后来都灭亡于秦国，固然因为秦国强大而有坚甲利兵，等到秦国灭亡，不过是起于折竿斩木的平民百姓。当时天下统一、万国共尊一君，难道没有坚甲利兵吗？然而无法挽救秦国的灭亡。由此看来，坚甲利兵虽然可以在一时扩张国家的威势，而孝悌忠信终究可以在长久中凝聚民心，谁说孟子的话迂阔呢？
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回答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那种按着剑瞪着眼睛说‘他怎敢抵挡我’的，这是匹夫之勇，只能抵挡一个人，大王请把它扩大。《诗经》说：‘文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以阻止侵犯莒国的密国人，以巩固周朝的福运，以回应天下。’这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定。《尚书》说：‘上天降生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是说他们要帮助上帝，恩宠四方。无论有罪无罪，只有我在天下阻止那些敢于超越本分的人？’有一人在天下横行作乱，武王对此感到羞耻，这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定。现在大王也是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安定，百姓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武。”
朱熹说：“小勇是血气所为，大勇是义理所发。《诗经》，是《大雅·皇矣》篇，这是文王的大勇；《尚书》，是《周书·泰誓》篇，说武王也是大勇。大王如果能像文王、武王那样做，那么天下的百姓盼望他发怒来铲除暴乱，把自己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只怕大王不喜欢勇武罢了。”
又说：“这一章说人君能够克制小的忿怒，就能体恤小事；大方面交往邻国能够培养大勇，就能铲除暴政、拯救百姓以安定天下。”
张栻说：“小勇是血气的愤怒，大勇是礼义的愤怒。血气的愤怒不应该有，礼义的愤怒不应该没有，知道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性情的正当，从而识别天理与人欲的区别了。”
臣按：愤怒是七情之一，愤怒与喜悦相对，圣人的情感抒发都合乎节度，他的喜悦表现为庆赏，天下没有不仰慕他的恩泽的；他的愤怒表现为刑戮，天下没有不畏惧他的威严的。密国人侵犯阮国和共国，两国百姓遭受的苦难极深，文王一发怒，两国百姓就得到了安宁；商纣王在天下横行，天下百姓遭受的毒害极深，武王一发怒，天下百姓就除去了祸害，这就是当时的百姓只怕我们的君主不发怒。至于汉武帝出兵塞北，隋炀帝渡海征讨辽东，元世祖兴师征伐日本，那些生活在元狩、太初年间，大业至元时代的百姓，多么不幸而遭遇他们君主的愤怒啊。唉，文王武王的愤怒，上面愤怒而下面喜悦；三位君主的愤怒，上面愤怒而下面怨恨，后世的君主应当知道以此为鉴戒啊！
齐国人攻打燕国并战胜了，宣王问孟子说：“有人说我不应该夺取燕国，有人说我应该夺取燕国。用万辆兵车的国家去攻打万辆兵车的国家，五十天就攻下了它，人力达不到这个程度，不夺取必定会有天降灾祸，夺取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夺取它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夺取它，古时候有人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