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译所选拔的人才，就推荐给大乐正，大乐正于是评定其中优秀杰出的人选并报告给君王，进而提拔他们到大司马那里，这就叫做“进士”。成为进士之后，大司马就辨别衡量他们才能的大小高下而授予官职，让他们推举贤能的人报告给君王。有了确定的评定之后，才授予他们官职，有的担任司、士，有的担任内史之类，这就是所说的“授官”；担任了官职之后，才给予他们爵位，有的封为士、大夫，进而晋升到卿，这就是所说的“封爵”。有了爵位就有相应的地位，地位确定之后，才发放俸禄，有的享用九人的俸禄，有的享用八人的俸禄，这就是所说的“给禄”。这是夏、商、周三代在乡里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而所谓“进士”，大概是因为他们已成材，将要进身朝廷加以任用，所以这样称呼。后世选拔人才不再沿用这种制度，但也用“进士”来命名，其渊源大概出于此。名称虽然相同，但选拔他们的实际做法却不同了。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自为劝勉，驾车遣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谓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发觉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计谓上计簿也，偕谓每岁郡国有上计之吏命与俱来也）。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适谓德其人），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谏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
译汉高祖下诏说：“帝王中没有比周文王更高的，霸主中没有比齐桓公更高的，他们都依靠贤人而成就功名。如今天下的贤者，他们的智慧才能难道只是古人有吗？问题在于君主不与他们交往的缘故。贤士大夫如果有愿意跟随我交往的，我能尊崇显贵他们。将我的意思公布于天下，使大家明确知晓。那些有意推崇美德的人，郡守必须亲自劝勉，驾车送他们前往相国府，登记他们的品行、义行和年龄。如果有贤者而不上报，一旦发觉就免去官职。”
文帝十五年，下诏让诸侯、王、公卿、郡守推举贤良且能直言极谏的人。臣按：贤良极谏这一科目始于此时。
汉武帝初年，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臣愚昧地认为，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择其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推荐两人，借以观察大臣的能力，所推荐的是贤者给予奖赏，所推荐的是不贤者给予惩罚。如果这样，诸侯、官吏、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求贤，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任用。”后来于是命令州郡推举茂才、孝廉，都源自董仲舒的建议。
臣按：乡举、里选的方法，后世之所以不能实行，大概是因为人情日益虚伪，敢于为私利而互相欺骗，公开结党而互相包庇。如果没有试验的方法、防范监察的政令、纠举揭发的法规，只是任用他人而不怀疑、相信言论而不迷惑，那么虚伪的情况就会日益滋生，贤与不贤就无法分辨了。董仲舒所说的每年推荐的方法，是推荐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现在所推荐的是学校中的士人，现在推荐的人如果考试不中，有罚俸之类的惩罚而没有奖赏，但也只是姑且应付旧例罢了。如果真的能振兴祖宗的法度，并加强学校教育的严格、提调惩罚的力度、考试方法的完善，也足以得到人才并加以任用。
元光元年，初次命令郡国推举孝、廉各一人。臣按：孝廉这一科目始于此时。
元光五年，征召官吏和百姓中明白当世事务、熟悉先圣学说的人，沿途供给饮食，命令他们与上计吏一同前来。
臣按：现在的科举考试，第一场用五经、四书测试士人，就是这里所说的熟悉先圣学说；最后一场用时政问题策问士人，就是这里所说的明白当世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时给予脚力费、粮食供给，就是这里所说的沿途供给饮食并与上计吏一同前来。
元朔元年，下诏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的老师，现在有的甚至整个郡都不推荐一人，这是教化没有深入到底层，而积德行善的君子被阻塞无法上达听闻。二千石官员长是纪纲人伦的，将用什么来辅佐我洞察幽隐、劝勉百姓、激励众人、推崇乡党的训导呢？况且举荐贤者接受上等的奖赏，遮蔽贤者遭受明显的杀戮，这是古来的道理。你们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商议，不推举孝廉的人治罪。”有关部门奏议说：“古时候诸侯推荐士人，一次合适称为好德，两次合适称为贤贤，三次合适称为有功，于是加赐九锡。不推荐士人，一次贬黜爵位，两次贬黜封地，三次就剥夺爵位和封地完毕了。现在诏书彰显先帝的圣德，命令二千石推举孝廉，用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推举孝，是不奉行诏令，应当以不敬论处；不考察廉，是不胜任职务，应当免职。”奏请获准。
臣按：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贤能之士都知道自重而不肯自我炫耀以求得官职，而君主对待他们既优厚，求取他们也很迫切。出仕的人，有关部门既亲自驾车送他们，又沿途供给饮食让他们与上计吏一同前来；那些不肯出仕的人，既悬赏招揽他人推荐，又用严法惩罚不推荐的人。虽然没有宾兴拜受的礼仪，仍然存有喜爱贤才、敬重士人的心意。后世有严厉惩罚谬误举荐并限制其途径的，却没有听说过有不举荐的惩罚而责备其推荐举荐的。
元朔五年，下诏补充博士弟子。郡国、县官中有喜好文学、尊敬长辈、严肃政教、顺从乡里，出入行为不违背所听闻的道理的，让相、长丞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仔细考察合格的人，命令他们与上计吏一同前往太常那里，得以像弟子一样接受学业。
臣按：汉代的制度，郡国举荐士人大概有三类，一是贤良方正，二是孝廉，三是博士弟子。贤良、孝廉举荐用来任用，类似现在的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类似现在的岁贡。他们考察举荐和考试的实际情况不同，但取士的大致原则是相似的。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设置科目进行射策考试。
臣按：射策是指提出疑难问题，写在简策上，想要射策的人随意抽取并解释它，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都凭借射策甲科成为郎官。汉宣帝本始元年，发生地震，下诏让内郡国推荐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这是因灾异举荐士人的开始，后来日食、星陨落时都实行这一做法。元康四年，下诏派遣大中大夫巡视天下，举荐茂才异伦之士。
臣按：这是派遣使者巡视天下举荐士人的开始，后来有时派遣谏议大夫、有时派遣博士、有时派遣光禄大夫举荐茂才、特立、淳厚、直言之士，名目不一。光武帝开始下诏让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每年举荐茂才。
臣按：以前举荐士人没有固定时间，从此开始每年举荐一次。汉代召信臣凭借明经甲科成为郎官。臣按：明经这一科目开始见于此处。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提议改革
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译察举制度规定，限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儒生考核经学，文吏考核章奏。臣认为：限定年龄的制度始于此时。魏国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在州郡都设置中正官来评定人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玄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未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
译臣按：魏朝开始设置中正官，州、郡、县都设有此职，并由本地人担任，让他们区分所管辖地区的人才，评定为九等，吏部依据这个等级来授予官职。等到这种制度产生弊端时，只依据门第资历，不辨别贤能与愚笨，所以刘毅说“下品中没有高门子弟，上品中没有寒门士子”。从晋朝、南北朝直到隋朝，选拔人才的制度都沿用此法，直到隋文帝开皇年间才废除。
晋武帝下诏让州郡举荐杰出特异的人才。刘宋时期，凡是州秀才、郡孝廉等到京，都要进行策问考试。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
臣按：这是后世进士科的开端，大概是开始专门用文章辞藻来考试士人了。夏商周三代以前，实行乡举里选的制度，选拔士人专门以德行为根本；汉朝的制度，孝廉、茂材等科目，都是命令公卿、大夫、州郡举荐有经术和德行的人，用治理国家的道理来考试他们，然后才授予官职；魏晋以后，所举荐的秀才、孝廉仍然考查经术，州郡都设置中正官来评定他们的品行才能，虽然这种立法未必完全完善，然而清正谨慎的士人还知道有所畏惧顾忌，不敢放纵恣意，担心有言行的瑕疵成为终身的累赘。到了隋朝设立进士科，才开始专门用文章辞藻来考试士人，士人都自己投递文书到州郡推荐自己，不再有察举的制度了。
唐朝的制度，选拔士人的科目大致有三类，从学校出来的叫生徒，从州县出来的叫乡贡，都升到有关部门去决定升降去留；科目的名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这是每年常设的选举；由皇帝亲自下诏的叫制举，用来等待非常杰出的人才。
臣按：唐朝的科目虽然名目繁多，但实行时间最长的是进士和明经。然而进士以声律韵调为学问，不根本于经术；明经以贴经背诵为能力，不穷究义理，所谓的德行不再过问了。武则天在天授元年，在洛阳殿策问贡士，在殿前考试士人从此开始。
臣按：这是后世皇帝在殿前策试士人的开端。唐玄宗开元年间，命令各州贡举，省试落第愿意入学的听任其便。臣按：这是落第举人入学的开端。
宋朝的科目有进士、明经，在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科录取的人才最多。宋神宗开始废除诸科，而分经义、诗赋来选拔士人。宋太宗对侍臣说：“我想在科举考试中广泛寻求杰出的人才，不敢指望拔十得五，只要得到一二人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开始分三甲，从此在琼林苑赐宴。皇上因此对近臣说：“我亲自选拔众多士人，几乎忘记了饥渴，召见当面询问，观察他们的才华提拔任用，希望使田野没有遗漏的贤才，而朝廷多有君子。”
臣按：历代科目中，宋朝选拔人才最为兴盛，大概是因为太宗留意科举，从此以后，天下士子争相趋向的缘故。
宋仁宗时，张方平主持贡举，说：“文章的变迁与政治相通，现在设立科目选拔人才专门取用辞藻技艺，士人只有道义积累在心中、英华发于外表，用文章选拔士人就是为了叩问外表来检验内心的蕴藏，言论没有法度那还看什么呢？近来文风日益失去旧貌，各自出新意以奇特相胜，朝廷屡次下诏书告诫，学者乐于放纵飘逸，很少能自己回归正途。”
嘉祐二年，亲自考试举人，凡是参加殿试的开始免于落选。当时进士习惯于奇僻，钩章棘句，逐渐失去浑厚，欧阳修主持贡举，大力裁抑，浇薄之士不被选中的大多诋毁欧阳修，然而从此文体也稍有改变。
臣按：文章关系到气运的盛衰，而科举的文章尤其如此。因为科举的文章是一世所崇尚的，上面以此选拔人才作为一代辅佐治理的工具，下面以此作为职业作为一生进用的阶梯，不仅仅是取用他们的能文而已。大概是要通过他们的文章来叩问他们内心所蕴藏的、才能所能达到的、见识所及的，从而任用他们，将借以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修明政治建立功业，不是随便如此的。从前朱熹曾和他的门人谈到科举文字的弊端，朱熹叹息说：“最可担忧的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大关系到世道的变迁。东晋末年，他们的文章一切都含糊不清，是非都不理会。东晋并没有用文章取士，所谓的文章出于众人的私作，未必人人相同，其祸患尚且到了不可支持的地步，何况科举的文章是国家用来取士的，士人用来作为职业的，它所关系到的难道不是更加重大吗？如果不是在上面屡次颁布告诫的诏书、慎重选择主试的人，指示他们趋向的方向，赋予他们扭转的权力，那么文辞日益流于卑弱而国势也随之衰落了。”唉，能不深思吗。
宋英宗因为隔年贡士的制度不便，下诏礼部三年一次贡举。臣按：这就是周朝三年一大比的制度，从此就成为常制，直到今天还在实行。
宋神宗时，王安石告诉他的君主说：“现在人才缺乏，而且他们的学术不统一，异论纷纷，不能统一道德的缘故。统一道德就要修治学校，想要修治学校那么贡举法不可不变，如果说这个科目常常多得人才，是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道路，其中不容没有贤人罢了。现在年轻人正当讲求天下正理的时候，却闭门学作诗赋，等到他们入官，世事都不熟悉，这种科法败坏人才，导致不如古代。”接着议论的人又说古代取士都根本于学校，道德统一于上，
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译风俗在下层社会形成，那里的人才都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现在想要追复古制，却担心缺乏循序渐进的过程，应当废除讲究声律对偶的文章，让求学的人专心致力于儒家经典。于是改革制度，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士人各自专攻《易》《诗》《书》《周礼》《礼记》，兼修《论语》《孟子》，中书省撰写经义答题的格式颁布施行，参加经义考试的人必须通晓经义且有文采才算合格，不仅仅像明经、墨义那样粗略解释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苏轼告神宗曰：“愿陛下明诏有司，试之以实学，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贡举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臣按：朱熹之义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
译臣按：这是后世经义考试的开端。在此之前，所谓“明经”，只是测试考生默写经文和帖经义，只取其记忆背诵而已，不曾考察其义理、追求其文采。王安石为人固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等到他亲自编撰三经，专门采用自己的学说，想以此统一天下士子，使他们遵从自己，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然而他所制定的经义考试格式，至今用来选拔士人，有百世不可改变之处，这本来是不可以因人废言的。他所说的士人在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的正理，却闭门学作诗赋，等到入仕做官，世事都不熟悉”，切中当今学者习科举的弊端。当今举子所学习的虽然是五经、濂洛的学说，但大多不本于义理、发扬文采，只是拼凑敷演来应付主考官的考试罢了。名义上虽是正理，实际上与前代所习的诗赋没有太大差别。想要革除这种弊端，在于选择师儒官员，一定要得到像胡瑗那样的人来教导国学；慎重选择主考官，一定要得到像欧阳修那样的人来主持文柄，那么士人都致力于实用作为学问、本于义理作为文章，而不说无益的空话了。他们日后出仕为国家所用，其补益大概也不小。
熙宁三年，皇帝亲自考试进士，开始专门用策论，规定字数限制为一千字。
臣按：在殿廷考试士人始于唐武后时，宋朝初年沿袭它，但都用诗赋考试，到这时神宗才开始用策论考试，至今沿用。当时，苏轼担任编排官，看到当时举人所考的策论大多阿谀顺旨，于是拟定一道策论进呈，大意是说科举的文章，关系到风俗，被录取的人天下没有不以此为法度的，被废弃的人天下没有不以此为警戒的，现在刚开始用策论选拔士人，而士人中在甲科的多数靠谄媚阿谀获得，天下观望，谁敢不这样？风俗一旦改变，不可再恢复，正人衰微则国家随之衰微。唉，看苏轼这番话，就知道朝廷用言论考试士人虽然好像虚文，而当时人心的邪正、国势的兴衰确实与此相关，识治体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
理宗御笔交给知贡举杜范说：“我选拔儒者俊才，让他们掌管文衡，凡是你所负责的，应当鉴戒旧弊。录取或舍弃，只公正只明察，经学希望它深纯，词章希望它典则，言论只合理，策论必须济时，不要以穿凿拼凑为能事，不要以浮薄险怪为风尚。参稽互考，优劣自然分明，希望使贤俊全部登科，以符合我新美治功的意思。”
臣按：宋朝文弊到理宗时极盛了，每逢大比，皇帝就下诏崇尚雅正黜除浮华，大概可以看出士习的美恶表现在文辞的浮雅上，文辞的浮雅而确实关系到气化的盛衰。苏轼告诉神宗说：“希望陛下明诏有司，用实学考试，博通经史的人虽然质朴也不废弃，稍涉浮诞的人虽然工巧也一定黜落，那么风俗稍厚，学术近正，或许能得到忠实之士，不至于蹈衰季之风。”臣在今天也是这样。
朱熹作贡举私议说：“古代学校选举的方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用德行道艺教育他们而兴起贤者、能者。大概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做官的方法没有不同，选拔的途径没有不同，所以士人有定志而没有其他羡慕，早晚孜孜不倦，只担心德业不修而不担忧爵禄未到。”又说：“古代大学的教育，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的方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大概天下的事都是学者所应当知道的，而其理载于经书的则各有所主，现在治经的人大多舍弃难的就容易的，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如果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概括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变化，都是不可缺少的，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如果合并所当读的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都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的人必守家法，答义的人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这样则士人无不通的经、无不习的史而都可用于世了。”
臣按：朱熹的议论虽然没有上闻而天下没有不称诵的，认为后世贡举的方法没有超过它的。我太祖皇帝在开国之初就诏告天下说：“从洪武三年开始特设科举以起用怀才抱德之士，务必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我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到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都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
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又加以陈澔《集说》焉。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本经四道，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初场及终场未能者，许减其二道。呜呼，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一切废绝；前代之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切不用，可谓简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谓明经、宏辞诸科一切革罢，惟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会试取百人，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开科，取人无额，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贵州、云南附）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而会试则加以半。景泰初，诏除科额以复洪武、永乐之旧，寻复镌定，比旧额稍增，礼部试则临期取旨，自是遂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至是三十余试矣，科场条贯日增日密，一切病弊尽革无余，惟程试之文气、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或气运之使然，习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场匀称者不取。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据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学者竭精神、穷目力有所不能给，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可叹也已。然以科额有定数，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风，策学殆废，间有一二有策学者，又以前场不称，略不经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岂不以是哉？其录出以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浅、拘泥缠绕，不厌士心，录一出议论纷然，其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缪，凡其所命之题专主一说谓之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所能尽，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谓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圣经贤传之旨旁求曲说、牵缀迁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独坏士习，其为圣经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题，士子主此以为文，今日为士子既以此进身，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谓缪种流传，今日时文之弊殆类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试为然，而提学宪臣之小试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用是经书题目愈多，学者资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学所以几废，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殊非设科之本意。若夫考试之官，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命，乡试则方面官先期访请，洪武以来惟有学者是用，不问是何官职，虽儒士亦在所聘。后乃有建言专用教官者，其所礼聘无非方面之亲私，率多新进，士少能持守，一惟监临官是听，内外之权悉归御史，凡科场中出题、刻
译《洽传》和《礼记》主要依据古注疏。于是我们太宗皇帝编纂《五经四书大全》，《易经》《诗经》《尚书》沿袭旧制，只有《春秋》推崇胡氏的学说，《礼记》则又增加了陈澔的《集说》。第一场在初九日考试四书义三道、本经义四道；第二场在十二日考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在十五日考试经史时务策五道。第一场和第三场如果未能完成，允许减少两道题目。唉，本朝考试士人的制度虽然不完全采用朱熹分年考试的提议，但是士人各自专攻一经，经学必须兼修四书，一以濂、洛、关、闽的学说为主来端正根本，又必须使他们兼通诸子百家和古今政务的要旨，并通过论、策来考试，考察他们的见识，做到根本与枝末兼顾，文辞与实质适中，虽然不完全符合朱熹的说法，实际上在数百年后得到了朱熹的本意。凡是前代的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全部废除；前代的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全部不用，可以说简明扼要、清晰切中要害，真可以推行千万年而没有弊端。本朝科举参酌前代的制度而取其适中，凡是所谓明经、宏辞等各科全部革除，只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令天下行省在这一年八月举行乡试，第二年二月礼部举行会试，录取名额以五百人为标准，会试录取一百人，而所考的文章仍然沿用元朝的制度。直到洪武十七年才确定现在的科举格式，十八年会试只记录士人的姓名、籍贯而没有刊刻考卷，刊刻考卷是从二十一年开始的。从此每三年开科一次，录取人数没有定额，只取优秀者。宣德改元开始确定名额，两京和十二个藩镇（贵州、云南附列）各自根据人才多寡在会试中按比例录取，如同洪武初年取士的数量，又因为北方学者文采不能充分展现，分为南、北、中三区按比例取人。正统壬戌年在各布政司原有名额上酌情增加，而会试名额则增加一半。景泰初年，诏令废除名额限制以恢复洪武、永乐旧制，不久又确定名额，比旧额稍多，礼部会试则临期请示圣意，从此成为定制。自从洪武甲子年定为三年开科一次，到这时已经三十多次考试了，科场条例日益增多严密，一切弊端全部革除无余，只有考卷的文气、任用的人才似乎不如从前，虽然或许是气运使然、习俗流弊，但不可不知其缘故。祖宗时代所出的题目都摘取经书中关乎人伦治道的大道理、大制度，然后出题，当时题目不多，所以士人专心于重大且紧要的内容，用功有次序，又能有余力旁及其他经书及诸子史籍，主考官也易于考核，不是三场成绩均衡的不录取。近年来，主持考试的人存心要用士人不知道的知识来困窘他们，以显示自己的才能，第一场出的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行截断句读、破碎经文，在不该连读的地方连读、不该断句的地方断句，于是使学者无所依据，把功夫用在不必用的地方，反而忽略了纲领体要之处。因此科场题目比从前多几倍，学者竭尽精神、穷尽目力也应付不过来，所以对于策场所说的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没有闲暇致力，甚至名列前列的人也有不知道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的，真是可叹。然而因为名额有定数，不得不录取以凑足人数，因此士人仿效成风，策论之学几乎废弃，偶尔有一两个懂策论的，又因为前场成绩不佳，略不经眼，人才之所以不如从前，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那些刊出作为范文的，又多萎靡粗浅、拘泥缠绕，不能令士人心服，范文一出议论纷纷，其中所谓“主意”的说法尤其荒谬，凡是所出的题目专主一种说法叫做“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不是一个人的见解所能穷尽的，道理如果通达就应当录取，何必一定要和自己相同呢？士人立志一定要考中，认为不符合主考官的意思就不能录取，往往将圣经贤传的旨意旁求曲解、牵强附会来迎合主考官所主张的意思，这不仅败坏士风，对圣经的危害也极大。有司以此出题，士人以此作文，今天士人以此进身，日后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说的谬种流传，今天的时文弊端大概类似于此。然而这不只是科举考试如此，提学宪臣的小考大概更加严重，他们到各处出题尤为琐碎，因此经书题目越来越多，学者资质有限，功夫不能遍及，这就是策论之学几乎废弃，而科举所得很少博古通今之士的原因。正统、景泰以前刊刻的范文，都是士人的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而已，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在其中没有一言，完全不符合设立科举的本意。至于考试官员，两京及会试都由朝廷任命，乡试则由方面官提前访求聘请，洪武以来只任用有学问的人，不问是什么官职，即使是儒士也在聘请之列。后来有人建议专门任用教官，他们所礼聘的无非是方面官的亲友私党，大多是新进之人，士人少有能坚持操守的，一切都听从监临官，内外权力都归于御史，凡是科场中出题、刊刻
文、阅卷、取人皆一人专之，所谓弥封、誊录殆成虚设。谨按科场旧例，分帘内外以隔绝交通之弊，自帘以内考试官主之，自帘以外监试官主之，而提调官则兼总内外焉。然惟莅其事尔，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预，所以用巡按、御史为监临官者，特以纠察其不如法者尔。今宜敕有司，凡科场条贯必复祖宗之旧，所命题必光明正大、切于人情物理、关于彝伦治道者。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不许代举子作，如有欠阙繁冗，稍加笔削可也。经书题目，无甚凶恶字面不必回避。初场经义四条以通三条、书义三条以通二条为合格，否则不取；五策问目通以十事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数，会试则本数不足取别数足之，乡试则此经不足足以他经。凡解额惟限之不许过数，苟无足取者宁欠无足，通场全无然后短中求长，取以备数。如此，则科目所得者皆通经学古之士而适于世用矣。更乞申明旧制，在外乡试俱照会试及两京例，不设监临官，其巡按、御史止于科场外严加纠察，士子欲入场者专委提学宪臣考验而亦不许他官小试，凡百执事不许用进士、举人出身人员，恐有夤缘作弊。临晚给烛虽唐宋故事，然今科场代笔换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给烛而取减场，先期聘考试官必详加询访，不许徇私滥举，许御史纠治，惟有学行誉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职见任致事，仍乞申严帘内、帘外之限，不许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礼惟送酒瑽，不必宴会。考试官阅卷去取既定，先将所取中卷用其字号编定名第，一样三本，封号印记，其一留以自备，其二以授提调、监试官，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后拆号，各照所编定字号填榜，不许更易。又于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参错，即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之。如此，庶几科场少弊，可以得人而复祖宗之旧矣。又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窃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窃考宋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谓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请下礼部议宽其日限而移殿试于三月望日，庶几考试者日力有余，得以尽其心力，精详文理，以为国家求才。（以上科举）
译撰写试题、阅卷、录取考生都由一人专管，所谓的弥封、誊录几乎成了虚设。谨按科举考试的旧例，分设帘内帘外以隔绝内外勾结的弊端，帘内由考试官主管，帘外由监试官主管，而提调官则兼管内外。然而他们只是到场主持事务罢了，录取考生、刊刻文章都不得参与。之所以任用巡按、御史担任监临官，特别是为了纠察那些不合法规的行为。现在应当敕令有关部门，凡是科举考试的规章制度必须恢复祖宗的旧制，所出的题目必须光明正大、切合人情事理、关乎伦理治道。小录所刊刻的文章称为程文，只是摘录出来作为士子的范文，并非用来献给上级。文章有可以作为范文的就刊刻，没有就不刊刻，数量多少不必相同，不允许代替考生写作，如果有缺漏或繁冗，稍加删改是可以的。经书题目，没有特别凶恶的字眼不必回避。第一场经义四条以通过三条、书义三条以通过两条为合格，否则不予录取；五道策问以通过十题为标准，如果不是通过五题以上不在录取名额内，会试则本经名额不足就用别经名额补足，乡试则此经名额不足就用其他经名额补足。凡是录取名额只限制不许超过，如果没有足够录取的人宁可空缺也不凑数，全场完全没有合格者然后才短中求长，录取以凑足名额。这样，那么科举所选拔的都是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士人，从而适应世用。再请求申明旧制，在外地的乡试都照例会试及两京的例子，不设监临官，巡按、御史只在科场外严格纠察，士子想要入场的专门委托提学宪臣考验，也不允许其他官员进行小试，所有办事人员不许使用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员，恐怕有攀附作弊。临晚发放蜡烛虽是唐宋旧例，但现在科场代笔换卷多在黄昏时分，应当革去发放蜡烛而改为减少场次，提前聘请考试官必须详细询访，不许徇私滥举，允许御史纠察治理，只有有学问品行和声望的人才被录用，不分是否有官职。教职现任或退休的，仍请求申明严格帘内、帘外的界限，不许互通出入，三日一宴的礼节只送酒食，不必宴会。考试官阅卷录取既定，先将所录取的试卷用其字号编定名次，一式三份，封号印记，一份留作备用，两份交给提调、监试官，到期比对朱卷墨卷相同然后拆号，各按照所编定的字号填写榜文，不许更改。又在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如果所录取的试卷有差错，就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上。这样，大概科举考试弊病会减少，可以选拔人才并恢复祖宗的旧制。又考察会试举人，以往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现在积累过多已超过四千人，私下担心几科之后日益增多，又不止这个数。私下考察宋代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说宋代制度考校五十天，现在制度从初八日入场到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天，试卷多日期少，恐怕不能没有遗漏的人才，请求下诏礼部商议放宽日期限制并将殿试移到三月十五日，大概考试者时间精力有余，得以尽其心力，精详文理，为国家求才。（以上关于科举）
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议，请太常博士置弟子，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臣按：此太学生入仕之始。夫自汉置博士弟子，试通一艺者补以官，其后唐人有学馆生徒之设，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岁贡生员，礼部奏于奉天门下，试中送国子监肄业，循资送吏部选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为重，亦多得人。（此学校岁贡）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五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六曰史（理文辞述事者），七曰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八曰徒（趋走以应呼召者）。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员也，所谓“庶人之在官者，与下士同禄”是已。是时未有进试之阶，至秦弃儒崇吏，汉因之，始有试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为县狱吏、丙吉为鲁狱吏、龚胜为郡吏、赵禹为佐史之类，则是吏员入官其来久矣。本朝入仕之途于科目、监生之外有吏员，凡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自辟举，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至部分拨，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依资格叙用。（此吏员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选举之制比汉、唐、宋为省，科举之外止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二途以为常选，其他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皆兴废不常，惟任子祖宗虽有定数，然皆出自恩典，或与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方有定例。故臣于入仕之路独详进士之科而兼及监生、吏员者，以当世之所重者在进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窃惟本朝虽大，封拜百官亦未尝具服拜贺，惟于策士传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是观之，则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诚莫先于进士一科，是以百年以来凡明治体、建功业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施设、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宋人亦言豪杰之士由之而进。夫唐宋取士以诗赋，多文而少实，尚足以得一时之豪杰以为名臣，况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经《语》《孟》之文，用濂、洛、关、闽之说，即汉人所谓经术、宋人所谓道学者也。为士者诚专心于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择而谨取之，必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得预斯选焉，其所得之人才当不止于唐、宋而已也。
卷一○
▲公铨选之法
《虞书》：禹曰：“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
蔡沈曰：“敷纳以言而观其蕴，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报。”
臣按：试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谓言者，《礼记》所谓“或以言扬”是也；所谓功者，《礼记》所谓“或以事举”是也。进人不以言则无以知其所有之蕴，试人不以功则无以验其所行之实，苏轼曰：“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是则以言功为用人之法，其来尚矣。
皋陶曰：“翕（合也）受敷（布也）施，九德（即上文”宽而栗“以下九事也）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相师法也），百工惟时（及时趋事）。”
蔡沈曰：“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人，其总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则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所以有多有寡也。人君则随其多寡合而受之，既受之矣，由是随其大小长短施而用之，因才授任，或以为大夫、或以为诸侯。如是，则一德有一德之用，有其三者为大夫，有其六者为诸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长，而咸
译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人商议，请求设置太常博士的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挑选民间十八岁以上、仪容端正的人充任博士弟子，各郡国、县、道、邑中有喜好文学、尊敬长辈、严肃政教、顺从乡里，出入行为不违背所听闻道理的人，让二千石官员仔细考察合格者，应当与计吏一同前往，到太常那里接受学业如同弟子。每年都要进行考试，能够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缺额，其中成绩优异可以担任郎中的，由太常登记奏报，如果有才能出众、与众不同的，立即以名字上报。
臣按：这是太学生入仕的开始。自从汉代设置博士弟子，考试通晓一门技艺的就补授官职，后来唐代设有学馆生徒，宋代有三舍法。当今世道每年贡举生员，礼部在奉天门下奏报，考试合格者送入国子监学习，按资历送吏部选用。本朝入仕的途径，除了科举科目之外，只有这一条最为重要，也多得人才。（这是学校岁贡）
《周礼》记载：宰夫掌管各官府的征召命令，第五类是府（主管储藏文书及器物的人），第六类是史（处理文辞叙述事务的人），第七类是胥（治理文书的次序，指才智为什长的人），第八类是徒（奔走以应呼召的人）。
臣按：《周官》中的府、史、胥、徒就是现在的吏员，所谓“在官府任职的平民，与下士享有相同的俸禄”就是这样。那时还没有通过考试晋升的途径，到了秦国抛弃儒学崇尚吏治，汉代沿袭这一做法，才开始有通过考试吏员入仕的途径。考察史书，像路温舒担任县狱吏、丙吉担任鲁狱吏、龚胜担任郡吏、赵禹担任佐史之类，那么吏员入官由来已久了。本朝入仕的途径，在科举科目、监生之外还有吏员，凡是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职的，自行辟举，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到部分拨任，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核，依资格叙用。（这是吏员出身）
以上是清朝入仕的道路。臣按：我朝选举的制度比汉、唐、宋更为简省，科举之外只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两条途径作为常选，其他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都是兴废不常，只有任子制度祖宗虽有定数，但都出自恩典，给或不给不定，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才有定例。所以臣在入仕之路上只详细论述进士科而兼及监生、吏员，因为当世所重视的是进士科，而这两条途径次之。私下认为本朝虽然广大，封拜百官也未尝具备礼服拜贺，只有在策士传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说：“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此看来，那么祖宗所依赖以求贤辅治的工具，确实没有比进士科更优先的，因此百年以来凡是明晓治体、建功立业的人，都从这条途径出来。《唐史》说，当它以辞章取士时，好像浮文而少实，等到他们临事施设、奋其事业，隐然成为国家名臣的人不可胜数，宋人也说豪杰之士由此而进。唐宋取士以诗赋，多文而少实，尚且足以得到一时的豪杰作为名臣，何况本朝取士的制度本于六经《论语》《孟子》的文章，采用濂、洛、关、闽的学说，就是汉人所说的经术、宋人所说的道学。做士人的如果真心专心于此而有所得，上面的人精心选择而谨慎取用，必定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才能入选，那么所得到的人才应当不止于唐、宋而已。
卷一○
▲公铨选之法
《虞书》记载：禹说：“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
蔡沈说：“敷纳以言而观其蕴，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报。”
臣按：测试人的方法有两种，叫言、叫功而已。所谓言，就是《礼记》所说的“或以言扬”；所谓功，就是《礼记》所说的“或以事举”。进人不以言就无法知道他的内在蕴藏，测试人不以功就无法验证他的实际行为，苏轼说：“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那么以言功为用人之法，其由来尚矣。
皋陶说：“翕（合也）受敷（布也）施，九德（即上文“宽而栗”以下九事也）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相师法也），百工惟时（及时趋事）。”
蔡沈说：“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人，其总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则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所以有多有寡。人君则随其多寡合而受之，既受之矣，由是随其大小长短施而用之，因才授任，或以为大夫、或以为诸侯。如是，则一德有一德之用，有其三者为大夫，有其六者为诸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长，而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