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一
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得尽其智能。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三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遣之。由此言之，陛下虽有颇、牧不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译回国后向皇上奏报。这并非虚言，李牧担任赵国将领驻守边境时，军营市场的租税全部由他自行支配用来犒劳士兵，奖赏决定于边境前线，不受朝廷从中干扰，朝廷充分信任并委任他，只要求他取得战功，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如今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守，他把军营市场的租税全部用来犒劳士兵，拿出自己的俸禄，每三天杀一头牛，亲自犒劳宾客、军官和门客，因此匈奴远远避开，不敢靠近云中郡的边塞。敌寇曾经一次入侵，魏尚率军抗击，杀敌众多。士兵们从田间应征入伍，哪里懂得军籍名册和伍符信符这些文书细节，他们整天奋力作战，斩首擒获敌人，将战功上报幕府，只要有一句话与文书不符，文官就依法惩处他们，他们的奖赏无法兑现，而官吏奉行法律必定严格执行。况且魏尚因上报战功时首级和俘虏数目相差六级，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罚他服役。由此说来，陛下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无法任用。”皇上听了很高兴，当天就让唐雎拿着符节赦免魏尚，重新任命他为云中郡守，同时任命唐雎为车骑都尉。
臣按：文帝叹不得颇、牧之为将，而冯唐对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举古人遣将之礼及李牧守边之事以为言，末以魏尚事实之，此非但当时之弊，而后世拘文法以绳边将，其弊至今犹然。明主之任将帅，专其委任，责其成功，惟以兵政修举、寇盗息灭为效，不必区区于簿书文法之拘可也。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营、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材，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其赏者不以为滥，当其罚者无得而辞，付受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勣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为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选任将帅之方，贽此疏尽之矣，后之人主所当遵行者也。
贽又曰：“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难，则不可也。夫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敢出师，逗遛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啬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臣按：贽之此奏备述用师遥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谓虽有所惩亦有所失，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谓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以成千，此又边防陈功告捷之通弊也。
宪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
臣按：晋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谋于寺人勃鞮，以畀赵衰，说者谓守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貂以败，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晋文公谋守原之人于勃鞮，知治体者犹以为羞当时陷后代，况亲用其人以统军旅、任阃寄乎？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触类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稍息矣。
臣按：韩
译臣按：汉文帝叹息得不到廉颇、李牧那样的将领，而冯唐回答说皇帝即使得到了也不能任用，并且列举古人派遣将领的礼仪以及李牧镇守边境的事迹来说明，最后用魏尚的事实来证实，这不仅是当时的弊病，而后世拘泥于文书法令来约束边将，这种弊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英明的君主任用将帅，要专门委任他们，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只以军事政务修明、寇盗平息作为成效，不必在簿册文书和法令细节上过分拘泥就可以了。
唐代陆贽对唐德宗说：“凡是想要选拔任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然后指示他驻守的地方，告诉他所委托的事务，让他自己揣度是否可行，自己陈述规划，需要什么样的甲兵、借用什么人做参佐、需要多少兵马、使用多少资粮、在哪里设置营寨、什么时候取得成绩，从头到尾的关键要点都让他筹划，于是观察他的计谋、核实他的名声与实际。如果认为他才能不足取、言论不可行，就应当在开始时退却他，不应当在事后留下忧虑；如果认为他志气足以胜任、方略可以施行，就应当在最终要求他成功，不应当在中间掣肘。像这样，那么怀疑的人就不让他去，让他去的人就不怀疑他，在选拔人才上耗费心神，在委任上端正安坐，既然委托了事务，既然满足了他的请求，必然可以核查他的好坏、实行赏罚，受到赏赐的人不认为滥赏，受到惩罚的人没有借口推辞，交付和接受的权力既然专一，苟且偷安的心思自然平息。所以古代派遣将帅，君主亲自推毂任命他说‘国门以外由将军裁决’，又赐给他斧钺表示让他专断，所以军容不进入国内，国容不进入军中，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所不接受，这确实是时机适宜的事情不可以由远处决断，号令不可以两从，从来没有委任不专一而希望他战胜敌人取得成功的。”
臣按：古今选拔任用将帅的方法，陆贽这篇奏疏已经说尽了，这是后世的君主应当遵循实行的。
陆贽又说：“近来边境军队的进退裁断大多出自皇帝的内心，选拔安置武官首先寻求容易控制的，增加他们的部属来分散他们的力量，减轻他们的责任来削弱他们的心志，虽然有所惩戒也有所损失，于是使得分守边境、责成其事的道义废弛，死战救急、承担罪责的志向衰微，一方面听命，另一方面也听命，违背军情也听命，违背事宜也听命，如果所安置的将帅一定选取顺从没有违抗的，那么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有意平定凶恶、安定祸难，那么就不行了。两强相对，两军相持，事机到来之间不容喘息，积蓄谋略等待还恐怕失去，临时才开始谋划本来就疏漏了，何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难以明了，听取阅览不统一，想要事情没有遗漏的策略，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假设谋虑能够周全，但权变来不及，戎虏奔驰突击迅疾如风飙，驿马文书上报要一个月才报告，守土的人因为兵少不敢抵抗敌人，分镇的人因为没有诏令不敢出兵，犹豫拖延之间敌人已经逼近，借口救援未到，各自关闭营垒保全自己，放牧的马匹屯积的牛只都被抢劫，小吏砍柴的妇女都成了俘虏，虽然诏令各镇发兵，只以虚声应援，互相观望，不敢拦截邀击，敌人已经纵情掠夺退归，这才陈述功劳报告胜利，他们的丧败就减少百倍而说成一倍，他们的斩获就夸大百倍而说成一千，将帅既然庆幸于总制在朝廷，不担忧罪责连累，陛下又认为大权由自己掌握，不追究事情真相，用兵像这样，可以说是时机失于远程控制了。”
臣按：陆贽这篇奏疏详细叙述了远程控制用兵的过失，古今是一致的。其中所说的虽然有所惩戒也有所损失，将帅既然庆幸于总制在朝廷，不担忧罪责连累，陛下又认为大权由自己掌握，不追究事情真相，切中古今实情。至于所说的只以虚声应援，互相观望，不敢拦截邀击，敌人已经纵情掠夺退归，这才陈述功劳报告胜利，他们的丧败就减少百倍而说成一倍，他们的斩获就夸大百倍而说成一千，这又是边防陈述功劳报告胜利的普遍弊病。
唐宪宗元和四年，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认为：“国家征伐应当责成将帅，近年才开始让中使担任监军，从古到今没有征调天下兵马专门让中使统领的，臣担心四方听到了一定轻视朝廷，四夷听到了一定嘲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代相传说以宦官担任制将、都统是从陛下开始的吗？”
臣按：晋文公想要得到人镇守原邑而向寺人勃鞮谋划，把原邑交给赵衰，评论的人说镇守原邑是为了承奉天子、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不应当向亲近的宦官谋划以玷污王命，失政的开端由此滋生了。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貂而败亡，其后景监得以推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王望之，误导他们的是晋文公。唉，晋文公向勃鞮谋划镇守原邑的人，懂得治国大体的人尚且认为当时是羞耻，陷后代于困境，何况亲自用这样的人来统领军队、担任边境重任呢？有志于帝王治理的人，应当触类旁通来反省自己。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在铁城大败，仅以身免，当时讨伐淮西的各将领胜利就虚张斩获，失败就隐瞒，至此大败无法掩盖，才上报，朝廷内外骇愕，宰相入见，将要劝皇上罢兵，皇上说：“胜负是兵家常事，现在只应当讨论用兵方略，考察将帅中不胜任的更换他，兵粮不足的援助他罢了，怎么能因为一个将领失利，就商议罢兵呢？”于是只采用裴度的话，其他说罢兵的人渐渐停止了。
臣按：韩
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断之”一言，诚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于天理之正、协于人谋之公而又刚断以主之于中，则天下无难为之事，人主无不成之功矣。史言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此衰世将帅蒙蔽之常态，非独唐之征淮西也，有国家者不可不知。
译韩愈说：“凡是这些平定蔡州的功劳，只有果断才能成功。”“果断”这一句话，确实是君主处理事务的根本。如果事情符合天理的正道、契合人谋的公正，并且内心刚毅果断地主导它，那么天下就没有难以办成的事情，君主也没有不能成就的功业了。史书记载讨伐淮西的将领，胜利时就虚报杀敌俘获的数量，失败时就隐瞒不报，这是衰败时代将帅蒙蔽君主的常态，不只是唐代征讨淮西如此，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
穆宗时，招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诣京师，悟不时奉诏，穆宗问裴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穆宗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卿更思其次。”度请流之。
臣按：刘承偕以骄纵激变刘悟，为彼所囚，裴度请罪之是也，而乃令刘悟集众斩之，欲以此收藩镇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镇之心，无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窃以谓，承偕果有罪，朝廷当下诏数其罪恶，俾刘悟遣人送诣京师，明正其罪，如此，则得之矣。虽然，承偕，太后之养子也，诛之则伤母后意，奈何？曰帝举承偕罪恶反复为太后言之，曰不诛之恐激成祸乱，为宗社忧，言之至再至三，必从之而后已。
武宗会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策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武宗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谓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岂但当时之弊哉？德裕此举善矣，然非二枢密与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枢密使亦宦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为国而不为其党，吁，贤矣哉！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贬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
唐末时，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诸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弱者就战，故每战多败。
臣按：既用为将帅而又以中使监之者，疑之也，中使将帅同为臣子，何用分疑信于其间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监军以中使，适使之挠将权、坏军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谁欤？将帅也。将帅不能肃其下，则有仁而不能施，有义而不能振，号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辞及其授剑之意，可见其仁义之兼尽矣。
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李汉超等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赐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之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谓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则其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挠权，则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才能奋，久其任则事体熟，自古用将之方不易于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养士少而蓄材多、操术简而收功博
译唐穆宗时期，昭义监军刘承偕倚仗皇恩，欺凌凌驾于节度使刘悟之上，暗中与磁州刺史张汶谋划捆绑刘悟送往京城，让张汶取代刘悟。刘悟得知后，暗示军士作乱杀死张汶，包围刘承偕想要杀他。幕僚贾直言入内责备刘悟，刘悟免去了刘承偕的死罪，将他囚禁在府舍中。穆宗召见刘悟，命令他送刘承偕到京城，刘悟没有及时奉诏。穆宗问裴度应当如何处置，裴度回答说：“刘承偕在昭义骄横放纵、不守法度，臣全都清楚。陛下如果一定要收服天下人心，只需下达半张诏书，详细陈述刘承偕骄横放纵的罪行，命令刘悟召集将士将他斩首，那么藩镇的臣子谁不想为陛下效死？”穆宗低头沉思了很久，说：“我不吝惜刘承偕，但太后把他当作养子，你再想想其他办法。”裴度请求将他流放。
臣按：刘承偕因为骄横放纵激怒了刘悟，被刘悟囚禁，裴度请求治他的罪是对的，但却让刘悟召集众人将他斩首，想以此来收服藩镇的心。这样做固然可以得到藩镇的心，恐怕会失去朝廷的威严吧。臣私下认为，刘承偕如果真的有罪，朝廷应当下诏列举他的罪恶，让刘悟派人将他送到京城，公开公正地治他的罪，这样就对了。虽然如此，刘承偕是太后的养子，杀了他会伤害太后的心意，怎么办呢？回答说：皇帝应当反复向太后陈述刘承偕的罪恶，说不杀他恐怕会激成祸乱，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反复陈述多次，直到太后听从才停止。
唐武宗会昌四年，起初，李德裕认为自从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次失败，弊端有三：一是诏令下到军前的时候，一天有三四次，宰相大多不参与知晓；二是监军各自凭自己的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能专断进退；三是每支军队都有宦官担任监使，全都挑选军中数百名骁勇之士作为牙队，而在阵前战斗的都是怯弱的人。每次作战，监使自己有信旗，登上高处骑马，用牙队自卫，看到军势稍有退却就举起旗帜先逃跑，阵势随之崩溃。李德裕于是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议，约定策略限制监军不得干预军政，每出兵千人允许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则按惯例给予赏赐，两位枢密使都认为可行，禀报武宗实行。自从抵御回鹘直到泽潞罢兵，都遵守这个制度，除非中书省进呈诏书的本意，再没有其他诏书从宫中发出的了。号令既简洁，将帅得以施展他们的谋略，所以所向披靡都有战功。
臣按：李德裕说将帅出征屡次失败，弊端有三，这难道只是当时的弊端吗？李德裕此举很好，然而如果没有两位枢密使与他同心，就不能去除这个弊端而成就这个功业。两位枢密使也是宦官，却能顺从道理而不顺从私欲，为国家而不为私党，唉，真是贤良啊！
大中九年，浙东军队作乱，驱逐观察使李讷，李讷被贬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被杖责四十配隶恭陵，并下诏从今以后军事将领违犯军纪，监军一并治罪。
唐末时期，各节度使既然设有监军，那些统领偏师的人也设置中使监阵，主将不能专断号令，作战稍有胜利就飞马驿站奏报捷报自以为有功，不胜就胁迫诸将把罪责归咎于他们，全都挑选军中骁勇之士来自卫，派遣老弱病残的人去作战，所以每次作战大多失败。
臣按：既然任用他们为将帅，却又用中使去监督他们，这是怀疑他们。中使和将帅同为臣子，为什么要在这中间区分怀疑和信任呢？怀疑的人不用，用人不怀疑。用中使作为监军，恰好让他们扰乱将帅的权力、败坏军政而松懈士卒的心，未必有益处。
宋太祖想要讨伐江南，曹彬与诸将入宫辞行，太祖对曹彬说：“南方的事情全部委托给你，千万不要掠夺百姓，务必广布威信，使他们自行归顺，不需要急于攻击。”并且把匣中的剑授予曹彬说：“副将以下，不听从命令的就斩首。”
臣按：王者的军队是代替上天来施行大道的，代替王者来施行上天大道的是谁呢？是将帅。将帅不能整肃他的部下，就有仁爱而不能施行，有正义而不能振奋，号令不能推行而事功不能建立了。宋太祖命令曹彬的话以及授予剑的意思，可以看出他仁义兼备了。
宋太祖关注将帅，分别命令李汉超等人控制西北，他们的家族在京师的，对待他们非常优厚，所管辖州县的专卖利润全都给他们，任由他们周转图谋，贸易免除所经过地方的征税，允许他们招募骁勇之士作为爪牙，凡是军中事务都听凭他们酌情处置。每次来朝见，必定召见对答并赐坐，赐给饮食，赏赐特别丰厚后遣返。因此边将都富有钱财，得以供养士卒、使用间谍，透彻了解外族的情况，有时有侵犯掠夺也能预先知道并准备，设伏袭击，大多取得胜利。所以终太祖之世没有西北的忧患，各叛乱依次削平，武功盖世，这就是得到壮士来守卫四方，推诚置腹所致。
臣按：古人说太祖设置将帅，用恩宠尊崇他们，用真诚厚待他们，用财富富裕他们，降低他们的名分而抬高他们的权势，忽略他们的细节而追求他们的大局，长久他们的任期而要求他们的成效。用非同寻常的恩宠宠幸他们，那么他们的感激就深；用赤诚之心对待他们，那么他们的意志就坚定；用非同寻常的恩惠富裕他们，那么他们供养士卒足以得到死力、使用间谍足以得到敌情，以至于降低他们的名分而不扰乱权力，那么地位低的人有赴功之心而勇智的人得以施展，忽略他们的过错那么才能就振奋，长久他们的任期那么事情就熟悉，自古用将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而宋太祖能够使用它，这就是他供养士卒少而积蓄人才多、手段简单而收效广博的原因。
也欤。
太宗太平兴国中，以杨业为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屯边者多疾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译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任命杨业为云州观察使，主管代州事务。杨业自从雁门之战后，契丹人畏惧他，每当望见杨业的旗帜就撤退离开。驻守边疆的主将大多嫉妒他，有人暗中上书诽谤，指责他的短处，皇上都不予追究，将这些书信封存后交给杨业。
富弼曰：“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于杨业可谓合古人用将之道矣，虽然，将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岂不益长恶哉？是以君子贵明理而先觉。
太宗与寇准言及将帅，上曰：“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节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劳尽甄，下情必达，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嫌微劳尽甄则无觖望之衅，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悖乱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谓微劳尽甄、下情必达，此二言者用将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达为主，下情不能上达，虽大功巨庸亦或为人所蔽，况微劳乎？
孙何言于真宗曰：“谨按《史记》，汉高祖将定三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跪推毂；北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庙灼龟，授鼓旗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拜于太庙，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柄，将军既执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制。臣即授令，有旗鼓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将军以之’，将军就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门，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也’。臣伏见近边将授任赴镇之际，但授尺一之诏，前所谓筑坛告庙之礼皆阙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后世命将之礼久废，我文皇帝遣成国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圣驾幸龙江祃祭而亲谕能等，其仪注之详，具载于有司可考也，可为圣子神孙万世之法。
仁宗时，狄青自请击侬智高，韩绛言武人不可独任，上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号令不专，不如不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邀击，亦各听沔等指挥。
臣按：古者命将付以阃外之寄，固无俟乎文臣以为之副贰，然后世人心不古，为将者多用不知书之人，义多而仁少，勇有余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参之以文，行义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资其武艺，似不为过。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将帅之任，仍宜久于其职，祖宗任李汉超、郭进、贺惟宗等，远或二十年，近犹八九年，假之事权，略其细故，不为间言轻有移易，又不与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满，不怠于为善也。今则不然，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借之为发身之地，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不数年径至横行，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士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愿陛下鉴祖宗故事，重爵赏以待功劳，责久任以观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将帅，最可为后世法。夫汉唐以来，人主称善用将者首称宋太祖，虽汉高祖有所不及，盖汉祖能御将而宋太祖则善任将也。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宴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也。又闻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饷猪羊肉数千斤以给战士。”
臣按：将士御敌，将以其性命为国家卫民守土，苟当出战之时，而为将帅者徒以法令驱之而无犒劳之礼，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尽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报，而亦有以一蹯不及而致其怨者，饮食之物虽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区区餔啜之故也，田况之言岂无征之空言哉？
刘敞言于仁
译富弼说：“从前魏国将领乐羊征讨中山并平定了它，等到回来拜见君主时，呈上收到的三箱诽谤他的书信，这才知道将帅建立功勋并不难，只是君主信任他们很难罢了。将帅独揽关外的大权，擅自施行威福，人们难道没有嫉妒他们的吗？嫉妒就会产生诽谤，既然诽谤之言传到君主耳中，君主被迷惑就会怀疑将领，将领被怀疑，就没有能够建立功勋的，这就是乐羊感叹这件事的原因。自那以后，帝王如果不是聪明睿智的君主，很少有不被诽谤之言迷惑的，他们的明智不及魏国的君主。杨业本是河东的降将，太宗得到他后信任而不怀疑，每次收到诽谤他的书信都一一交给杨业，让边将安心去建立功业，这超过了魏国的君主。”
臣按：太宗对待杨业可以说符合古人使用将领的道理了，虽然如此，将领得到这样的人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不会更加助长恶行吗？因此君子贵在明理而先觉。
太宗与寇准谈论到将帅，皇上说：“将帅的才能谋略固然不要求他们完备，只要衡量他们的能力而使用他们。上自节度使，下至郡守，根据他们的功效而授予职位，微小的功劳都全部甄别，下情必定能够上达，下情必定上达就没有猜忌二心的嫌疑，微小的功劳都全部甄别就没有不满怨恨的祸端，所以各自致力于忠孝而巩固禄位，悖逆叛乱就不能萌生。”
臣按：太宗说微小的功劳都全部甄别、下情必定上达，这两句话是使用将领的要道，然而这两者之中又以“下情必定上达”为主，下情不能上达，即使是大功巨绩也可能被人遮蔽，何况微小的功劳呢？
孙何对真宗说：“谨查《史记》，汉高祖将要平定三秦时，选择吉日斋戒设立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诸将；魏国的旧例，派遣将领出征，符节郎授予节钺，跪着推动车轮；北齐任命将领，出征时太卜到庙里灼烧龟甲，在庙里授予鼓旗，皇帝陈列法驾穿着衮冕，在太庙拜祭，全部告知完毕，走下台阶引出上将，拿着斧钺授予柄，将军既然拿着斧钺，回答说：‘国家不可从外面治理，军队不可从内部制约。臣既然接受命令，有旗鼓斧钺的命令而没有一句话命令臣’，皇帝说：‘如果对社稷有利，将军就去做吧’，将军带着斧钺上车而出，皇帝推动车轮越过门，说：‘从此以外由将军制约’。臣看到近来边将授任赴镇的时候，只授予一尺见方的诏书，前面所说的筑坛告庙的礼仪都缺失而没有建立，实在可惜。”
臣按：后世任命将领的礼仪长久废弃，我文皇帝派遣成国公朱能征讨安南黎季犛，圣驾亲临龙江祃祭而亲自告诫朱能等人，其仪注的详细情况，都记载在有司可以考证，可以作为圣子神孙万世的法则。
仁宗时，狄青自请击退侬智高，韩绛说武人不可单独任用，皇上拿这件事问庞籍，庞籍说：“狄青出身行伍，如果任用文臣做他的副手，必定被他所制约，号令不专一，不如不派遣。”于是下诏广南的将佐都听从狄青的节制，如果孙沔、余靖分路拦截攻击，也各自听从孙沔等人的指挥。
臣按：古代任命将领赋予他们关外的重任，本来不需要等待文臣做他们的副贰，然而后世人心不古，做将领的多用不读书的人，义气多而仁爱少，勇气有余而智慧或许不足，任用武人而参用文人，施行义气而以仁爱为本，用智谋来资助他们的武艺，似乎不算过分。
张方平对仁宗说：“将帅的职务，仍然应该长久地担任，祖宗任用李汉超、郭进、贺惟宗等人，远的有二十年，近的也有八九年，假借给他们事权，忽略他们的细故，不因为谗言轻易地调动他们，又不给他们高官，常让他们志向有所未满，不怠于做善事。现在却不是这样，武臣指着边郡叫做边任，借它作为发迹的地方，经历边任的人曾没有寸许功劳微薄成效，没过几年径直升到横行，而又调动更换，地形山川来不及了解、军员士伍来不及认识、吏民士俗来不及熟悉，又离开了。希望陛下鉴察祖宗的旧例，重视爵赏来等待功劳，要求长久任职来观察能效。”
臣按：张方平说太祖长久任用将帅，最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汉唐以来，君主称善于使用将领的首推宋太祖，即使汉高祖也有所不及，大概汉高祖能驾驭将领而宋太祖则善于任用将领。
田况对仁宗说：“古代的良将以宴饮犒劳士卒为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锋刃之下死生只在顷刻之间，固然应该推尽恩义来安慰他们的心。李牧防备匈奴，市租都进入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赵充国抵御羌戎，也每天宴请军士。太祖任用姚全斌、董遵诲抵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抵挡北敌，每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的征租农赋，买牛酒犒劳军中，不过问他们的收支，所以得以戎寇屏息不敢窥探。又听说曹彬征讨江南时，和州逐次起饷猪羊肉数千斤来供给战士。”
臣按：将士抵御敌人，将领用他们的性命为国家卫民守土，如果应当出战的时候，而做将帅的徒以法令驱使他们而没有犒劳的礼仪，怎么感激他们的心而使他们竭力尽命呢？从前的人固然有因为一块烤肉而得到报答的，也有因为一只脚掌没吃到而招致怨恨的，饮食之物虽然微小而人的感激很快，不仅仅是因为区区吃喝的缘故，田况的话难道是没有证据的空话吗？
刘敞对仁
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将也，必为之设介贰参佐，非独司纪纲、广谋策而已，亦所以谨大事、备不然也。今拥数万人之众，连四路之广，节制万里，吉凶所系，而自行车临之、孤拱独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无所仗托、莫相维持，非计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而议不制副，臣以为不便。”
译宗说：“帝王派遣将领出使，必定为他设置副手和参佐，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持法纪、广纳谋略，也是为了谨慎对待大事、以防备意外。如今统领数万人的军队，连接四路的广阔地域，节制万里疆土，吉凶成败都系于此，却让将领独自乘车前往、孤立无援，如果突然遭遇疾病或意料之外的祸患，便没有可以依靠托付的人，没有人相互扶持，这不是周全的计策。朝廷因为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而讨论不设置副职，我认为这样不妥。”
臣按：人君之任将固不可以不专，而亦不可以独专也。盖人资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见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将所以必为之设参佐也，然此非独以辅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以敢于为非者，无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则潜消其非心，有异议之人则遏绝其恶念。
神宗元丰中，内臣李宪奏置保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用李舜举言罢深入攻取之策，舜举退诣执政，执政王圭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
臣按：李舜举之言盖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谓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则天下之名言也。内臣而能为此言，岂但贤于其类而已哉？
王岩叟言於哲宗曰：“朝廷进退大帅，固当重谨，不可轻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于爱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议，岂不损主上之明、误国家之事？果若可疑，自当令本路监司公共体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长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则其爱憎之情自已可见，夫有显效则不录而阴言则亟行，四方闻之，又谁为陛下尽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帅，元帅将人人畏惮，此曹有不自保之忧，此曹将人人侵侮其帅，有骄横之势，此风浸长，非朝廷美事。”
臣按：汉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尝召至京师，留邸一月而罢，布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以一人毁罢臣，臣恐天下闻之，有以窥陛下浅深也。”夫文帝之于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犹可以达，后世上下悬绝，殿陛之间如在万里，况边将真在万里者哉？人君进退将臣，当以岩叟此言为鉴。
胡寅言于高宗曰：“将帅之才智必能谋、勇必能战、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后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者，乃任将之实也。庸驽不材，本无智勇，见敌辄溃，与之亲厚等威不立，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其妄诞张大之语，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此任将之虚文也。”
臣按：寅进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务实效去虚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实有虚，务其实则有其功，骛乎虚则无其效，非但用将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
以上论将帅之任（下）
卷一三二
▲出师之律
《易师》之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程颐曰：“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正道止于是也。二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夫师旅之兴，无不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
朱熹曰：“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惟能以众正而后可以王也。盖兵凶战危，所谓险道也，非正不兴师，非顺不用众，是谓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之惨、供需之费，兵戎所至毒害随之，故兴师动众如用毒药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症、瘕之癖，决不可轻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颐曰：“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
译臣按：君主任用将领固然不能不专一，但也不能独自专断。因为人的资质不同，才智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不如两个人周全，这就是任命将领时必须为他设置参佐的原因。然而，这不仅仅是为了辅助他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也是为了遏制他不敢做的坏事。人之所以敢于做坏事，是因为没有人制约他；有同心之人，就能暗中消除他的坏心思；有异议之人，就能遏止他的恶念。
神宗元丰年间，宦官李宪上奏设置保障作为驻兵讨贼的地方，朝廷采纳李舜举的建议，取消了深入敌境攻取的策略。李舜举退朝后去见执政大臣，执政王圭迎接慰劳他说：“朝廷把边防大事托付给押班和李留后，没有西顾之忧了。”李舜举说：“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相公主持国政，却把边防大事托付给两个宦官，可以吗？这两个臣子只适合在宫廷内做洒扫的工作，怎么能担当将帅的重任呢？”
臣按：李舜举的话大概是被激怒才说的，未必是他的本意。但他说宦官只适合在宫廷内做洒扫的工作，怎么能担当将帅的重任，这却是天下的名言。宦官能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只是比他的同类贤明而已吗？
王岩叟对哲宗说：“朝廷任免大将，本来应当慎重，不能轻易听信一个人的话就实行。如果那人的话出于爱憎喜怒的私意而欺骗蒙蔽公议，岂不是损害君主的英明、误了国家的大事吗？如果确实可疑，自然应当让本路的监司共同考察，确实如他所说，再实行也不晚。现在进言的人往往隐瞒对方的长处而不报告，只摘取对方的短处而揭露，那么他的爱憎之情已经显而易见了。如果有显赫的功劳却不记录，而有阴私的谗言却立即实行，四方听到后，还有谁为陛下尽心呢？既然凭一个人的话就更换元帅，元帅们将人人都畏惧忌惮，这些人会有不能自保的忧虑，这些人将人人都侵侮他们的元帅，形成骄横的气势，这种风气逐渐滋长，不是朝廷的美事。”
臣按：汉文帝时，季布担任河东太守，曾被召到京城，留在官邸一个月后罢免。季布说：“我在河东任职，陛下无故召我，这人一定有欺骗陛下说我坏话的。现在我到了，没有接受任务就回去，这人一定有毁谤我的。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召我，因为一个人的毁谤罢免我，我担心天下人听到后，会借此窥探陛下的深浅。”文帝对待季布，君臣之情相通，有言论还可以传达；后世上下隔绝，殿陛之间如同相隔万里，何况边将真的在万里之外呢？君主任免将臣，应当以王岩叟的话为鉴戒。
胡寅对高宗说：“将帅的才智必须能谋划，勇敢必须能作战，仁爱必须能防守，忠诚必须不欺骗，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然后用恩惠对待他，用威严驾驭他，用诚信结交他，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才是任用将领的实质。平庸无能的人，本来没有智勇，见到敌人就溃败，对他亲近厚待，等级威严不立，赏赐过度，官职超越限度，本想收买他的心，却足以导致他的轻慢；听信他狂妄夸大之语，指望他朴实服从命令的功劳，这是任用将领的虚文。”
臣按：胡寅进献这道奏疏共有七条策略，其中第三条是务求实效去除虚文，其条目也有七项，这是七项之一。事情有实有虚，务求其实就有功效，追求虚名就没有效果，不只是任用将领这一件事如此。（以上讲委任）
以上论述将帅的任用（下）
卷一三二
▲出师的纪律
《易经·师卦》的彖辞说：“师，是众的意思。贞，是正的意思。能够使众人归于正道，就可以称王了。刚健居中而得到应和，行险道而顺从人心，以此毒害天下而民众顺从，吉祥又有什么过失呢？”
程颐说：“能够使众人都归于正道，就可以统治天下了。得到众人的心服从而归向正道，正道只在于此。九二以刚健处于中位，刚健而得中，是正道。六五的君主端正，应和信任专一，虽然行险道但以顺动。这就是所谓的义兵，王者之师。军队兴起，无不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顺从它，是因为它因义而动。”
朱熹说：“这是以卦体解释师贞的意义，认为能够左右众人。一阳在下卦之中，五阴都作为它的辅助，能够使众人归于正道就是王者之师了。刚中指的是九二，应指的是六五，应和行险指的是行危道，顺指的是顺从人心，这不是有老成之德的人不能做到的。毒，是害的意思。军队兴起不无对天下有害，然而因为拥有这样的才德，所以民众喜悦而顺从。”
臣按：王者的军队，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所以只有能够使众人归于正道而后才可以称王。战争凶险，所谓险道，不正不兴师，不顺不用众，这就是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的惨状、供需的费用，兵戎所到之处毒害随之，所以兴师动众如同用毒药攻病，如果不是真有沉疴之疾、积聚之癖，决不可轻用。毒这一个字，《易经》的垂戒很深啊。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辞说：“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颐说：“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就是以律法。指以禁乱诛暴而动，如果行动不以义，那么即使善也是凶道。善指的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