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八
错又言曰：“臣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古侧字），且驰且射，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驺（矢之善者）发，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然兵，凶器；战，危事。以大为小，以疆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帅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衡（横也）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臣按：错谓兵凶战危，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臣愚以为，用兵之变，岂但大小、强弱之间可易置而已哉？生死兴亡在呼吸顷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必先事而深思，不临事而后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诸羌解仇交质，上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扬雄上书谏曰：“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大也，又坚固也）画（计策）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风雷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不得高枕安寝也。至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匍匐）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匈奴真中国之坚敌，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臣按：扬雄此书，前汉所以处匈奴者备于此矣，但其所谓单于归义，陈见于前，以为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则过矣。夫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带以列位、稽颡而
译晁错又进言说：“我听说小国与大国的形态不同，弱国与强国的形势不同，险要之地与平易之地的防备也不同。降低身份去侍奉强国，是小国的形态；联合小国去攻打大国，是敌对国家的形态；利用蛮夷去攻打蛮夷，是中原国家的形态。如今匈奴的地形、技艺与中原不同，他们上下山坡，出入溪涧，在险峻倾斜的道路上，边奔驰边射箭，风雨交加、疲惫困顿，饥渴交迫也不感到困倦，这是匈奴的长处；至于在平坦开阔的地带，使用轻车突骑，强弩长戟，射击稀疏目标且射程远，穿着坚固的铠甲、拿着锋利的刀刃，长兵器与短兵器交错配合，游动弩手往来射击，什伍编制齐头并进，材官（擅长射箭的士兵）发射，箭矢射向同一目标，下马在地面格斗，剑戟相接，进退相迫，这是中原的长处。然而，兵器是凶险的工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就在瞬息之间罢了。用人的死亡去争夺胜利，一旦跌倒无法振作，后悔就来不及了。帝王的大道在于万无一失，如今投降的胡人、义渠人前来归附，他们的饮食、长处与匈奴相同，可以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棉絮做的衣服、强弓利箭，再增加边境将领的精良骑兵，让了解他们习俗、能调和安抚他们内心的贤明将领，凭借陛下的严明军纪率领他们，如果有险阻就用他们去抵挡，在平地通道就用轻车、材官去制服他们，两军互为表里而各自发挥长处，再加上兵力众多，这就是万全的策略。”
臣按：晁错说兵器凶险、战争危险，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就在瞬息之间。臣愚昧地认为，用兵的变数，难道仅仅是大小、强弱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而已吗？生死存亡就在呼吸之间，一旦失足跌倒，不仅仅是无法振作而已，那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因此帝王的大道必须出于万全，必须在事前深思熟虑，而不等到临事时才后悔。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其他羌人解除仇怨、交换人质，皇上拿这件事询问赵充国，赵充国回答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他们各部落自有首领，多次互相攻击，势力不统一。”
哀帝建平年间，匈奴单于上书请求朝见，哀帝拿这件事询问公卿，公卿们也认为这是白白耗费国库，可以暂且不允许。扬雄上书劝谏说：“六经的治理贵在祸乱未发生之前，兵家的胜利贵在战争未爆发之前，这两点不可不仔细考察。匈奴本来是五帝不能臣服、三王不能控制的，凭借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势，披甲士兵四十多万，然而不敢窥视西河，于是修筑长城来划定边界。恰逢汉朝初兴，凭借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士兵有的七天没有食物，当时奇谋诡计之士、深谋远虑之臣很多，最终得以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说清。高后时期，匈奴傲慢无礼对待大臣，权宜之计是写信给他们，然后才得以解脱。到了孝文帝时，匈奴侵犯欺凌北边，侦察骑兵到达雍、甘泉，京城大为震惊，派遣三位将军驻守细柳、棘门、霸上以防备，几个月后才撤军。孝武帝即位，设置马邑的权谋，想要引诱匈奴，白白耗费财力、劳累军队，一个俘虏都见不到，何况见到单于的面呢？后来于是大规模兴兵数十万，派遣卫青、霍去病带兵，前后十多年，于是渡过西河、穿越大漠，攻破寘颜，袭击王庭，穷尽他们的土地，追击败逃的敌人，在狼居胥山封禅，在姑衍山祭天，以临瀚海，匈奴震惊恐惧，更加寻求和亲，然而不肯称臣。况且前世难道乐于倾尽无尽的耗费，役使无罪的人，在狼望以北逞心快意吗？认为不暂时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永久安宁，因此忍耐百万大军去摧毁饿虎的利嘴、动用国库的财物去填平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了太始初年，匈奴有桀骜之心，想要掠夺乌孙，侵犯公主，于是派遣五路将领、十五万骑兵去攻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收获，只是振奋宣扬威武，表明汉军如风雷般迅猛，虽然空手而去空手而返，尚且诛杀了两名将军，所以北狄不服从中原，不能高枕无忧。到了元康、神爵年间，匈奴内部混乱，五个单于争位，日逐王呼韩邪带着国家归顺，匍匐称臣，然而仍然只是笼络控制，计策上并不专断统治。从此之后，想朝见的就不拒绝，不想朝见的也不强迫，为什么呢？因为外国天性忿怒勇猛，相貌魁梧健壮，依仗力气、恃气傲物，难以用善道教化，容易用恶行习染，他们强大难以屈服，他们和睦难以得到，所以在未臣服的时候，劳师远征，倾尽国家财力，伏尸流血，攻破坚城、拔除敌寇，像那样艰难；既已臣服之后，慰劳推荐、安抚循循善诱，交接馈赠，威仪举止，像这样完备。匈奴确实是中原的劲敌，前世重视他们更加厉害，不容易轻视。如今单于归顺正义，怀着诚恳之心，想要离开他的宫廷，前来陈述觐见，这是上古遗留的策略，神灵所期望的，国家虽然耗费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要用拒绝的话来使他厌恶，用遥遥无期的日期来疏远他，消除往昔的恩惠，开启将来的嫌隙，百年的辛劳，一天的损失，耗费十分而吝惜一分，我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于祸乱未发生、战争未爆发之时，以遏制边境祸患的萌芽。”
臣按：扬雄这篇上书，前汉对待匈奴的方法都具备在这里了，但他所说的单于归顺正义，前来陈述觐见，认为是上古遗留的策略，神灵所期望的，这就过分了。荒服之外的地方，礼教所达不到的，圣王不将其作为臣属，一定要让他们穿戴冠带排列位次、叩头
来朝，以此为遗后之策，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译第二天早上，把这种做法作为留给后代的策略，认为这足以慰藉神灵的心愿，这不过是秦始皇、汉武帝夸耀功德、好大喜功的私心，并非帝王宏大中正、至公至正的道理。
王莽时，匈奴入云中塞，诸将在边未敢出击，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匈奴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刘贶曰：“严尤辨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推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欲为寇而不能，欲为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筑长城，守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杀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安，北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縻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
臣按：严尤谓后世征戎有三策，谓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不知其所谓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宾，然后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将征之之策，臣窃以为▯狁来侵，从而御之，驱之出境，不复穷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内竭中国以丧社稷，固为无策，然使其能因近边之人，当农隙之时，以渐而修筑边墙以御戎马之冲突，刘贶谓之得中策，亦非也。汉武之穷兵黩武，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谓之下策也宜哉。虽然，汉人出塞之兵犹因其犯边而征之也，后世乃有彼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岂非无策之甚哉？又出汉人之下矣。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寇西河，诏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之，大将军梁商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守固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臣按：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吾惟用吾之长，而于彼之所长也恒思有以避之，设法用计，随时趋势，使彼违所长而以吾所长乘而陵之，鲜不胜矣。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颉利政乱，薛延陀、回纥等叛之，颉利不能制，会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郑元璹使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皆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将亡之兆也。”群臣多劝上乘间击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纵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贞观四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贮粮碛口以赈之，大亮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有益，况西河州县萧条，不堪供亿，不如罢之，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轻重，又知所内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抚外夷，岂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国亦将赖之也。
贞观十八年，突厥候利可汗北渡河
译王莽时期，匈奴入侵云中边塞，各位将领驻守边境却不敢出击。严尤劝谏说：“匈奴为害由来已久，未曾听说上古时代有必须征讨他们的先例。后世周、秦、汉三代征讨匈奴，但都没有得到上策：周得到的是中策，汉得到的是下策，秦则毫无策略。周宣王时，猃狁内侵，到达泾阳，宣王命令将领征讨，将敌人驱逐出境便返回，看待匈奴的入侵就像驱赶蚊虻叮咬一样，赶走罢了，因此天下称颂其英明，这是中策。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携带轻便粮食，深入敌境长期戍守，虽然取得了战胜俘获的功劳，但胡人随即报复，战争连绵、祸患结聚三十多年，中原疲惫损耗，匈奴也遭受创伤，天下称颂其武功，这是下策。秦始皇不能忍受小小的耻辱而轻视民力，修筑坚固的长城，绵延万里，转运物资的劳役从海边开始，边境防线刚刚完备，中原内部已经枯竭，因而导致国家灭亡，这是毫无策略。”
刘贶说：“严尤辨析得不够详尽，班固详尽但未尽善，推究其最恰当的看法，周得到上策，秦得到中策，汉毫无策略，为什么呢？荒服之外的地区，声威教化所不能到达，他们叛乱时不为此劳师动众，他们投降时也不因此解除防备，严守防御、依托险要聚集兵力，使他们想当寇贼而不能，想当臣属也不得，‘恩惠施于中原，以安抚四方’，这是周朝的方法，所以说周得到上策。《易经》说‘王侯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修筑长城、守卫障塞，就是设置险阻。赵简子修筑长城，燕、秦也修筑长城，用来限制内外。秦统一天下后，更加整治城墙壕沟，城修得全国都灭亡了，人们归咎于此。后魏修筑长城，议论的人认为每人治理一步，方圆三千里需要役使三十万人，不到一个月就能获得长久的安逸，所以说秦得到中策。汉朝将宗室女子嫁给匈奴，而高祖也清楚鲁元公主不能阻止赵王的逆谋，认为这样能平息匈奴的叛乱，是不对的。况且冒顿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却指望他不与外祖父争夺强势，难道不荒谬吗？然而知道和亲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却这样做，是因为天下刚刚平定，想延缓岁月的祸患罢了。汉武帝时中原安定，北方寇患日益稀疏而断绝往来，这正是时机，反而更加消耗华夏，连年用兵，所以严尤认为是下策。”
臣按：严尤说后世征讨戎狄有三种策略，说周得到中策，汉得到下策，秦毫无策略，不知道他所说的上策，究竟哪个朝代有过呢？大概必定像虞舜那样不懈怠不荒废而四夷来朝拜，周朝明王谨慎德行而四夷都来归顺，然后才是上策吧。虞、周的事情，是感化他们而不是征讨他们。至于命令将领征讨的策略，我私下认为，猃狁来侵犯，跟随抵御他们，驱逐他们出境，不再穷追不舍，周朝得到上策了。秦朝修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耗尽中原而导致国家灭亡，固然是毫无策略，但如果能让靠近边境的人，在农闲时节，逐渐修筑边墙来抵御戎马的冲击，刘贶说这是得到中策，也是不对的。汉武帝穷兵黩武，战争连绵、祸患结聚三十多年，说是下策是适宜的。虽然如此，汉朝出塞的军队还是因为匈奴侵犯边境才征讨的，后世却有那些本来不侵犯边境却出其不意去掩袭的，难道不是更加毫无策略吗？又比汉朝人更差了。
汉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叛，侵犯西河，皇帝下诏让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他们，大将军梁商写信给马续等人说：“中原安宁，忘记战争的日子很久了，优良的骑兵在野外交战，交锋接矢，决胜于当时，这是戎狄的长处而中原的短处；强弩登上城墙、坚固营垒坚守以等待敌人衰竭，这是中原的长处而戎狄的短处。应该务必先发挥长处来观察敌情变化，设立悬赏，宣布悔过自新的政策，不要贪图小功而扰乱大谋。”臣按：中原与外国各有长处，我只用我的长处，而对于对方的长处常常思考如何避开，设法用计，随时顺应形势，使对方违背其长处而用我的长处去乘胜凌驾他们，很少有不胜利的。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方颉利可汗政治混乱，薛延陀、回纥等背叛他，颉利不能控制，恰逢大雪，羊马大多死亡，百姓大饥荒，郑元璹出使回来，对太宗说：“戎狄的兴衰都以羊马作为征兆，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征兆。”群臣大多劝太宗趁机攻击，太宗说：“违背盟约是不讲信用，利用灾难是不仁，趁危取利是不武，即使他们的部族全部叛离，六畜一无所有，我终究不攻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然后才讨伐。”
臣按：太宗这番话符合帝王之道，伟大的王言，体现了天地之心。
贞观四年，西突厥的部族散落在伊吾，皇帝下诏任命李大亮为安抚大使，在碛口储备粮食来赈济他们，李大亮说：“想要安抚远方的人必须先安定近处的人，中原如同根本，四夷如同枝叶，疲惫中原来奉养四夷，就像拔除根本来增益枝叶一样。现在招来西突厥，只看到劳费，没看到有益，况且西河州县萧条，不堪供应，不如罢免此事，那些自立君长请求内附的，用羁縻政策接受他们，让他们居住在塞外作为中原的屏障，这才是施予虚惠而收取实利。”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按：李大亮这番话既知道轻重，又知道内外，朝廷任用这样的人来安抚外夷，难道只是外夷得到安宁吗，中原也将依赖他们啊。
贞观十八年，突厥候利可汗向北渡过黄河
，薛延陀恶之，数相攻，候利有众十万，不能抚御其众，悉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曰：“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候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译薛延陀厌恶他们，多次相互攻打。俟利发拥有十万部众，却无法安抚驾驭，于是全部南渡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夏之间，皇上准许了。群臣都说：“陛下正打算远征辽东，却把突厥安置在黄河以南，距离京城不远，怎能不成为后患？希望陛下留在洛阳镇守，派遣各位将领向东征讨。”皇上说：“他们也是人，其情感与中原之人没有不同。君主所忧虑的是恩德不施，不必猜忌异族。如果恩德融洽，那么四方夷狄也能像一家人一样。况且他们不向北逃往薛延陀，却向南归附我们，他们的真心可见了。”俟利发既然失去了部众，便率领轻骑兵入朝，皇上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胡寅曰：“子贡问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四海至广矣，施必极其博，济必周于众，圣人心所欲也，而势有所弗及尔。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远也，于是画为五服，要、荒在外，为之限禁，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夫圣人之心与天地同，诚必不为猜忌也，而太宗所见特异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尽耶？夫厚遇降人则于中国将薄矣，推诚异类则于可信者将疑矣，是以有征辽造舟之扰、绝昏仆碑之失，盖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所言，非但为唐太宗也，万世人君皆当留念焉。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诸部皆来朝请吏，诏以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缯遣之。诸酋长奏请以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上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柔远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故不劳民、不费财。至于后世之君，或仇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来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亦人类也，王者于天地间无所不养，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不在于己则在子孙，故有征伐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国家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养之，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甲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难也，无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何哉？忽近而喜远，厌故而谋新，虽或未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其累德岂细哉？太宗好大无穷，兼蓄夷夏，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论人主宜留心玩味，则知内外之所关系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是孰非，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为之去取从违，则内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顺矣。
德宗时，陆贽上言曰：“陛下忿蕃丑之暴掠，惩边镇之空虚，缮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诚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愤耻而扬威声，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统师无律，制事失权，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沿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至敌人犯境方驰书奏取裁，行李往来，动输旬日，比蒙征发救援，寇已获胜罢归，小则蹂藉麦禾，大则驱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费财用，竟何补侵轶之患哉？夫将贵专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权，是以兵法有分阃之辞，有合拳之喻，有进退如一之令，有便宜从事之规，故能动作协、变通制，备垂永久，出则同力，居则同心，患难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卫头目，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庐，然后可以捍寇仇、护庶、蕃畜牧、辟田畴，天子惟务择人而任之则高枕无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则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故曰错置乖当，此之谓乎。”
臣按：贽谓吐蕃之比于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我之号令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此非特当时蕃汉用兵之弊，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其实与之无异焉。善为国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为之图，岂非边鄙生灵之幸哉。
贽又言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
译胡寅说：“子贡问关于广泛施予恩惠、救济众人的问题，尧舜尚且担心难以做到。四海之内极其广阔，施予必须达到极致的广博，救济必须周全地覆盖众人，这是圣人内心所渴望的，但客观形势却有所不及。因此，先王将王畿置于中原，将四方夷狄置于外围，虽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必定是厚待近处而举荐远处，于是划定五服制度，要服、荒服在外围，设立界限禁令，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都不敢废弃。圣人的心与天地相同，真诚必定不会猜忌，而唐太宗的看法却与此特别不同，难道是因为二帝三王有所未尽吗？如果厚待投降的人，那么对于中原百姓就会刻薄了；如果对异族推诚相待，那么对于可信的人就会产生猜疑了。因此出现了征讨辽东、造船扰民的弊端，以及断绝婚姻、仆倒石碑的失误，这都是必然的道理。”
臣按：胡氏所说的，不仅仅是针对唐太宗而言，后世所有的君主都应当铭记在心。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各部都来朝见请求设置官吏，皇帝下诏设立六府七州，分别任命他们的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自赏赐金帛后遣返。各位酋长上奏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道路，称为参天可汗道，设置六十八个驿站，皇帝准许了，于是北方荒远之地全部平定。
范祖禹说：“舜说‘难以任用的人，蛮夷都顺服了’，又说‘不要懈怠荒废，四方夷狄来朝拜’，大概是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治理内部、安定外部，不同风俗的百姓仰慕风义，不靠利益引诱、不靠威胁强迫而自然到来，所以不劳民伤财。至于后世的君主，有的仇视厌恶想要灭绝他们，有的喜爱悦纳想要招揽他们，这两种做法都不对，为什么呢？他们也是人类，君王在天地间无所不养育，何况是人类却想要残害他们呢？残害他们本来就不可以，何况不能战胜反而自我残害百姓呢？这是仁人所不为的，做这种事的是秦始皇。山川所阻隔，风气所改变，得到那些地方不可居住，得到那些百姓不可让他们列为州县，这是推崇虚名而承受实际弊病，况且得到之后既然当作功劳，那么失去之后必定当作耻辱，不在自己就在子孙身上，所以有征伐的劳苦、供给粮饷的烦扰，百姓不堪命从而接着灭亡，隋炀帝就是这样。况且国家土地并非不广阔，百姓并非不众多，何不修养德行、施行政令来恩惠养育他们，使男子有余粮、女子有余布，兵器铠甲不使用以达到太平，不也是帝王的盛大美德吗。对外有所求，像那样困难；对外无所求，像这样容易，然而君主常常舍弃容易的而去做困难的，为什么呢？忽视近处而喜好远处，厌倦旧事而谋划新事，虽然有时不至于灭亡但常常与之同流合污，其损害德行难道轻微吗？唐太宗喜好宏大没有穷尽，兼蓄夷狄和华夏，这不是留给后代、安定中原的方法，这应当作为警戒而不可羡慕。”
臣按：范氏这番议论，君主适宜留心玩味，就会知道内外之间的关系哪个轻哪个重、哪个缓哪个急、哪个对哪个错，在心目之间清清楚楚，从而进行取舍顺从违背，那么内部安定而外部平静，根本稳固而枝末顺从了。
德宗时，陆贽上言说：“陛下愤怒于吐蕃的暴虐掠夺，惩戒边境镇守的空虚，修缮铠甲增加兵力，庇护百姓保卫疆境，这确实是雄武的英明志向，覆育的仁爱之心，洗刷愤恨耻辱而宣扬威名，天下都盼望，有必定进攻的日期了。然而统领军队没有纪律，处理事情失去权变，戍守士兵不隶属于守臣，守臣不统属于元帅，以至于有一个城的将领、一支军队的士兵各自接受中使监临，都秉承另外的诏令，委任分镇，绵延千里的土地，没有相互率领服从，沿边列阵十万军队，不设立谋主，每当敌人侵犯边境才快马加鞭上奏请求裁决，使者往来，动不动就花费十天，等到蒙受征发救援，寇贼已经获胜返回，小的则践踏麦禾，大的则驱赶掠夺人畜，这是增加铠甲兵器而耗费财用，究竟对侵扰的祸患有什么补益呢？将领贵在专断谋划，军队崇尚气势，训练整齐在于纪律，制胜在于机变权谋，所以兵法有分阃的言辞，有合拳的比喻，有进退如一的命令，有便宜从事的规定，所以能够动作协调、变通控制，准备垂之久远，出征则同心协力，驻守则同心同德，患难相交，急难相赴，士兵服从将领像四肢保卫头目，将领守卫疆境像一家保护房屋，然后才可以抵御寇仇、保护百姓、繁衍畜牧、开辟田地，天子只致力于选择人才而任用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吐蕃相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他们进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号令在将领而我们节制在朝廷，他们的兵众合并而我们的部分离析，那么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廷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所以说错置乖当，说的就是这个。”
臣按：陆贽说吐蕃相比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他们进攻有余，我们防守不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号令在将领，我们的号令在朝廷，他们的兵众合并而我们的部分离析，这不仅仅是当时蕃汉用兵的弊端，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其实与他们没有不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尚且思考其所以然而预先为之谋划，岂不是边境百姓的幸运吗。
陆贽又说：“戎狄为患，自古就有，其控制的方法、得失的议论，完备地保存在史籍中，可以陈述。大体上尊崇即叙的人说没有德行无法教化要荒，却不知没有威势树立则德行不能驯服；乐于武威
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则险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夫时势有盛衰，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夫以中国强盛而彼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国强盛而彼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辞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欢心，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傥或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非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译主张用兵的人说，不靠武力无法制服凶狠暴戾之徒，却不知若不修德行，武力便不可依赖；主张和亲的人说，缔结盟约可以和睦邻邦，却不知我方缔结而对方又可能解除；赞美修筑长城的人说，设置险阻可以巩固国家并抵御敌寇，却不知若国力不足且百姓不堪重负，那么险阻便不可依赖，城池也无法固守；崇尚小规模征伐的人说，驱赶遏制可以禁止侵扰暴行并减少征发徭役，却不知若军队不精锐、营垒不完固，那么遏制便不能取胜，驱赶也不能使敌人离去。关于边防策略的讨论大致都包含在这些观点中了，虽然他们互相讥讽评论，但各自都有偏颇和错误。时势有兴盛与衰微，事机有利与害，措施有安与危，所以没有必定不变的规矩，也没有永远取胜的方法。了解事情却不审度时势就会失败，顺应时势而不失其恰当分寸就能成功，形势变化各不相同，怎么可以专守一种方法呢？如果凭借中原王朝强盛而对方屈膝称臣，归顺服从，拒绝他们就会阻碍他们向往教化，消灭他们则类似于杀害降者，怎么能不保存并安抚他们、接纳并安置他们呢？又如中原王朝强盛而对方背弃信义、违背盟约，蔑视恩德、肆意施毒，晓谕他们不变，责备他们不改，怎么能不趁其混乱而推其灭亡、以安定百姓巩固边境呢？如果遇到中原王朝丧乱之时，图谋他们则对方祸端尚未萌发，抵御他们则我方立足不足，怎么能不降低辞令、谦卑礼节，约定和好通商，用利益引诱以获取他们的欢心，用亲属关系联结以缓解交往中的祸患，即使不必信任且没有大举入侵，这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倘若强弱恰好相当，安抚不能安宁，威慑不能平定，力量足以自保，势力不足以出击，怎么能不设置险阻以巩固军队、训练士兵以等待敌寇来犯，那么就在他们深入时进行小规模征伐以遏制其势头，他们撤退时就驱赶排斥而警戒于远追，虽然这不是安定边境的上策，但这也是势力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臣按：古今制御之方，不出贽所陈四者之策。但其所谓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以为非安边之令图，臣窃以为，中国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策，无出于此，而贽以为非令图，然则图之令者，岂有过于此哉？
贽又曰：“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民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启戒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彼之所长也，而中国乃欲益兵綍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较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钞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授寇者也。”
贽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赏责亏度，财匮于众爱，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军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苟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贽此言虽为一时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惩，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谓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又不止于用兵御寇而已也，后世人主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纪纲废弛，处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皆以此也。然则人君为治，必欲任得其才，闻者必实，信者必诚，行事必当，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贽又曰：“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都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趫敏，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縻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
译臣按：古今控制边疆的方法，不出王贽所陈述的四种策略。但他认为设置险阻以巩固军队、训练士兵以等待敌人来犯，则通过小规模征伐以遏制敌人深入，敌人撤退时则驱赶排斥而警戒不要远追，认为这不是安定边疆的好计策。臣私下认为，中原帝王用来抵御外敌、安定内部的上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王贽认为这不是好计策，那么所谓的好计策，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
王贽又说：“制定对敌策略和行军作战，必须衡量事态形势，形势有难易之分，事情有先后之别。力量强大而敌人脆弱，就应先攻克其难点，这叫做夺取敌人的心志，是暂时辛劳而永远安逸的做法；力量薄弱而敌人坚固，就应先攻克其易点，这叫做巩固国家的根本，是观察敌人破绽而后行动的做法。近来恰逢多事之秋，百姓劳苦尚未恢复，却想要大规模发动军队，深入敌境，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攻打坚固的城池，前面有胜负未卜的担忧，后面有粮草运输不继的祸患，倘若遭受挫败，正好用来激起敌人的戒心而挫伤国家的威望，把这作为安定边疆的谋略，可以说是没有衡量事态形势而致力于攻克难点了。上天赋予的各有定分，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成功；大地产出的各有物类，适宜没有兼得所有利益。因此五方的风俗，长处和短处各不相同，长处不可超越，短处不可企及，勉强自己的短处而较量对方的长处必定危险，运用自己的长处而乘取对方的短处必定安定。强敌以水草之地为城邑，以射猎供给饮食，马匹众多且尤其便于驰骋突击，轻视生命而不以败亡为耻，这是他们的长处，而中原却想要增加步兵和骑兵，角力争胜，在平原旷野之间交锋，在咫尺之内决一死战，把这作为抵御寇敌的方法，可以说是勉强自己的短处而较量对方的长处了。致力于攻克难点，勉强自己的短处，耗费百倍辛劳，最终没有成就，即使真的成功了，不是受挫就是废弃，难道不是因为违背了上天赋予的定分而违反了大地产出的适宜、亏损了时势而违背了事物常理吗？想要去除危险趋向安定，节省费用从简行事，在于谨慎守住容易做的事，精妙运用自己的长处罢了。如果选拔将吏来安抚安定民众，修明纪律来训练整齐军队，彰显德行以辅助威势，能够亲近近处以柔化远方，禁止侵掠的暴行以彰显我们的诚信，抑制攻取的议论以安定戎狄之心，他们求和就善待他们但不与他们结盟，他们为寇就严密防备但不致力于报复，这是当今容易做的事。轻视武力而重视智谋，厌恶杀戮而喜好生养，轻视利益而重视人才，忍受小损以保全大局，安定居所而后行动，等待时机而后行事，因此修筑封疆、守卫要害、挖掘沟渠、修筑军营、谨慎禁防、明确斥候，致力于农业以充足粮食，训练士卒以积蓄威势，不是万全之策不谋划，不是百战百胜不战斗，敌人小规模入侵就张大声势以遏制其进入，敌人大规模入侵就谋划大事以邀击其归路，占据险要地势以乘取他们，用多种方法以迷惑他们，使他们的勇力无处施展，众人无处使用，掠夺则一无所获，进攻则不能得手，前进有腹背受敌的担忧，后退有首尾难救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乘取敌人的弊端，不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这是中原的长处。用长处克制短处则用力少而见效多，用容易对付困难则财物不匮乏而事情迅速成功，舍弃这些不致力于反而被对方乘取，这就是倒拿着戈矛把柄交给敌人了。”
王贽又说：“边防没有巩固、敌寇没有惩处的，弊病在于谋略没有确定的用途，众人没有适当的遵从，所任用的不一定是人才，有才能的不一定被任用，所听到的不一定是实情，实情不一定被听到，所相信的不一定是真诚，真诚的不一定被相信，所实行的不一定恰当，恰当的不一定实行，所以导致措施背离正道，赏罚失去法度，财力因众人贪爱而匮乏，力量因将领众多而分散，怨恨因不平均而产生，战机因远程控制而丧失。”又说：“治理军队而措施背离正道，驾驭将领而赏罚失去法度，控制费用而财力匮乏，建立军队而力量分散，供养士兵而怨恨产生，使用军队而战机丧失，这六者是边疆的害虫、军中的重病。害虫不除去反而用粪水灌溉滋养它，重病不治疗反而用滑腻甘甜的食物苟且喂养它，正好足以培养祸害、加速灾难，想要求得庄稼丰收、肌肤丰满美好，本来是不可能得到的。”
臣按：王贽这些话虽然是向当时的君主进言，然而从古至今，边防之所以没有巩固，敌寇之所以没有惩处，正是因为这六者的过失。至于所谓所任用的不一定是人才，有才能的不一定被任用，所听到的不一定是实情，实情不一定被听到，所相信的不一定是真诚，真诚的不一定被相信，所实行的不一定恰当，恰当的不一定实行，又不止于用兵抵御敌寇而已，后世君主之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纲纪废弛，处置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君主治理国家，一定想要任用得到人才，听到的必定是实情，相信的必定是真诚，行事必定恰当，其道由何而来？回答说君子以居敬为大而以穷理为贵。
王贽又说：“现在四夷中最强盛而对中原危害最大的，没有比吐蕃更大的了。全国能打仗的人，才相当于中原十几个大都而已，他们在内忧外备方面也与中原没有不同，能够侵犯边境的次数本来很少，况且武器不锋利，铠甲不坚固完整，不懂兵法韬略，技艺缺乏敏捷，行动时中原畏惧他们人多而不敢抵抗，静止时中原忌惮他们强大而不敢侵犯，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中原的节制多头，吐蕃的统帅专一。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散，人心不分散则号令不杂乱，号令不杂乱则进退可整齐，进退可整齐则快慢如意，快慢如意则机会不失误，机会不失误则气势自然壮大，这就是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开合在反掌之间，这就像手臂指挥手指、心脏控制形体一样，如果所任用的人得当，那么何
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陈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惟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自顷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候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占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译敌人有什么可惧的呢？如果节制权力的门路太多，人心就不能统一；人心不统一，号令就无法推行；号令无法推行，军队的进退就难以确定；进退难以确定，行动的快慢就会失当；行动快慢失当，就会错过战机；错过战机，士气自然就会衰退。这就是勇猛变为衰弱，军队分散而变得软弱，拖延懈怠、离心离德的现象，在战阵之前就已经显露征兆了。这就像是一个国家有三个君主，十只羊有九个牧人，想要使军队整齐严肃，怎么可能做到呢？
开元、天宝年间，控制抵御西北的两个蕃族，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而已，尚且担心权力分散、势力涣散，有时还让他们兼任统领。自从近来分割割据、诛杀铲除之后，剩下的军队已经不多，却又将朔方的土地分为三个使职管辖，其余的镇守军队将近四十个，都承受特殊的诏书委托，各自派遣宦官监督，人人能够相互抗衡，没有上下统属关系。每当边境书信报告紧急军情，才命令他们商议用兵，既然没有军法从上面约束，只用对待客人的礼节相待，这就像从容不迫地去拯救溺水者，作揖谦让地去救火，希望不遭遇危险，本来也就很难了。
军队是靠气势来发挥作用的，气势聚集就强盛，分散就消散；势力合拢就威严，分裂就软弱。如今边防势力软弱、气势消散，军队建设像这样，可以说是力量分散在将领太多了。
臣按：三军以气势为用，气势以人心为主，人心不分则气势自壮，气势既壮则事权归一，可以折冲于内而制胜于外矣。陆贽论将权之专分而以气势壮衰为言，盖真有见也。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上）
卷一四九
▲修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时，张齐贤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劲敌不足吞矣。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外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矣。夫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敌人之心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四海敛衽而至矣。”
臣按：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自治之策。
田锡言于太宗曰：“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捕斩小胜为功，贾结怨仇，召戎起衅。职此之由，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索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
臣按：田锡斯言得安静守边之道。
锡又言于太宗曰：“将帅行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昔赵奢为将，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又李牧为将军，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云中，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享宾客、军吏，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凡有给赐，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若以年年供亿挽运，老师费财，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臣按：锡之此言得任用边将之道。
锡又言曰：“御戎在乎辨边上奏报之虚实，察左右蒙蔽之有无，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败，安危成败之理，乞详而察之。”
臣按：锡谓御戎在辨边报虚实、察左右蒙蔽有无，盖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上奏报卒用此计以欺罔朝廷，将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蒙蔽，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听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况万里之边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有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职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系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系乎时也。”
臣按：禹偁谓汉文帝内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单于不为深患。呜呼，人君能尽二言，中国之治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其备策曰：“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选有材识近臣，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万世之下备御之方，实不外此。谨准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凡七，其一请选材识近臣亲视边垒，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实可用之。我朝罢前代枢密院而以兵事专属兵部，臣请兵部于尚书外添设
译臣按：三军依靠气势来发挥作用，气势以人心为根本，人心不分裂则气势自然壮大，气势既已壮大则事权归于统一，这样就可以在内挫败敌人的阴谋而在外取得胜利了。陆贽论述将帅权力的专断与分散，并以气势的壮盛与衰弱作为论据，大概确实有深刻的见解。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上）
卷一四九
▲修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时，张齐贤上奏说：“圣人做事行动都追求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如果重视并谨慎对待，强敌也不足以吞并了。自古边疆的祸患，并非全由外国引起，也多因边境官吏骚扰而招致，如果沿边各寨安抚驾驭得当，只要使高垒深沟、积蓄力量培养精锐以安逸自处，让我方掌握主动权，李牧之所以在赵国被称为良将，就是运用这种策略。挑选士兵不如挑选将帅，依靠武力不如依靠人才，像这样，边疆就安宁了。边疆安宁则运输减少，运输减少则河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则农田按时耕作、蚕桑纺织广泛，致力于农业积累粮食以充实边防用度，况且敌人之心也是趋利避害，怎肯投入死地而成为寇贼呢？”又说：“统一天下的人以天下为心，岂止是争夺尺寸之地、较量强弱之势而已？因此圣人先根本而后枝末，安定内部以涵养外部，由此可知二帝三王没有不先固根本的。尧舜之道没有别的，就是广泛推恩于天下百姓罢了，推恩在于哪里呢？使百姓安定并得利，百姓既安定得利，那么四海之人就会恭敬地归附了。”
臣按：齐贤的话是返归根本的议论、自我治理的策略。
田锡对太宗说：“应当行动却静止就会养寇生奸，应当静止却行动就会失去时机而败坏事情，动静合乎节度，才得其宜。如今北方边境骚动，大概也是因为边境任职者贪图羊马的小利作为捷报，捕捉斩首的小胜作为功劳，招结怨仇，引来戎狄挑起争端。由于这个原因，恳请申令告诫将帅谨慎坚固封守，不要崇尚小功，允许互通市场，捕获的蕃人安抚后放还，像这样，不出五年河北百姓就能从事农业，亭障之地可以积蓄十年的储备。”
臣按：田锡这番话掌握了安静守边的道理。
田锡又对太宗说：“将帅施行恩信、体恤士卒，必须丰足财货，才能得到士心。从前赵奢做将帅，所得国王的赏赐全部分给军吏；又李牧做将军，市场的租税都用来犒劳士卒；魏尚守卫云中，其军市租税全用来供给士卒，拿出私人的养钱犒劳宾客、军吏，因此匈奴不接近云中的边塞。如今国家所任命的将帅虽然古今情况不同，凡是有给赐，现在谁敢效法古人散尽家财赏赐士卒呢？如果年年供应运输，军队疲惫耗费财用，何不厚给将帅让他们赏赐使用呢。”
臣按：田锡这番话掌握了任用边将的道理。
田锡又说：“抵御戎狄在于辨别边境奏报的虚实，考察左右臣下是否有蒙蔽，奏报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告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相信却先相信，陛下本想知道却还不知道，像这样，怎么推测安危、策划成败，安危成败的道理，恳请详细考察。”
臣按：田锡说抵御戎狄在于辨别边报虚实、考察左右蒙蔽有无，大概是因为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境奏报突然使用这种计策来欺骗朝廷，想要以此希求功劳而免除罪责。然而如果不是左右臣僚为之蒙蔽，他们也不敢肆意欺骗，这君主在听信任用之际尤其不可不选择合适的人，任用非其人则咫尺之间就被蒙蔽了，何况万里之外的边城呢？
王禹偁对太宗说：“汉朝十三位皇帝中说到圣明的，是文帝、景帝；说到衰乱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肆侵掠，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火光映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年朝见，委身称臣，边境烽火停止警戒，这难道是系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吗？臣认为不是这样。况且汉文帝在单于强盛之时，对外能任用人才、对内能修明德行，使单于不构成深患，是由于德行。哀帝、平帝在单于衰弱之际，对外没有良将、对内没有贤臣，而使他们来朝见的，是系于时势。”
臣按：王禹偁说汉文帝对内能修明德行、对外能任用人才，所以单于不构成深患。唉，君主能尽到这两点，中国的治理不出于此而已。
范仲淹向仁宗上呈和、守、攻、备四策，其中备策说：“请求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求选拔有材识的近臣，暂时前往筹划，使其亲自视察边垒，精细研究利害，凡边境计谋未备的都条陈上奏并加以更改，不出半年回京奏报，再让中书、枢密院详细询问考察，熟议长久之计。”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而万世之下防备抵御的方法，实在不出于此。谨依据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共七条，其一请求选拔材识近臣亲自视察边垒，精细研究利害，此策今日实在可用。我朝废除前代枢密院而将兵事专属兵部，臣请兵部在尚书之外添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