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二

译是让他们竭尽全力呢？晁错说：“凡是百姓坚守作战至死而不投降败退的，是因为用计谋来引导他们，战胜敌人、坚守城池就有授予爵位的奖赏，攻下城池、屠灭敌国就能获得财物来使自家富裕，所以能让他们冒着箭矢飞石、奔赴沸水烈火，把死看得像生一样”，那么从功利的角度来讲，就不如夏商周三代驱使百姓专门以道义来劝导了。虽然如此，人心已不如古时淳朴，喜好道义不如喜好利益，因此用来勉励中等才能以下的人，也不得不这样。

译秦国采用商鞅的法律，每月征发更卒，随后又征发正卒服役一年、屯戍一年，劳役负担比古代增加了三十倍。臣按：更卒是指供给郡县服役一个月便轮换的人，正卒是指供给中央官府服役的人。

汉朝的更役有三种，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代正卒没有固定的人选，都是轮流担任，一个月轮换一次，称为更卒。贫穷的人想要得到雇更的钱，轮到服役的人出钱雇佣他人代替，每月两千钱，这就是践更。天下人都应轮流戍边三天，这也称为更，法律上所说的繇戍，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在戍边的征调之列，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戍边三天，而且去的人应当亲自戍守三天，不可能去了就回来，于是顺便去戍守一年才轮换，那些不去的人出钱三百文交给官府用来供给戍边的人，这就是过更。

马端临说：“卒更，是亲自承担正役。践更，是用钱雇佣代替服役，所服役的地方在内地，服役时间为一个月，不去的人出钱雇佣代替者。过更也是用钱雇佣代替服役，所服役的地方在边疆，服役时间为三天，不去的人出钱交给县官，县官用来供给代替者。但所谓一年轮换一次，恐怕是连同往返行程来说的，远戍且以两个月为行程，那么每年应当服役的只有十个月，如果是践更，就是一个人代替九个人的劳役，如果是过更，就是一个人代替九十九个人的劳役。戍边是重要的事务，而一百人中只有一个人去服役，那么在戍边的士兵就很少了。我认为，一年轮换一次是秦国用来对待被贬谪戍边者的，本来不是正规的法律，等到穷兵黩武时，即使是无罪的人以及原本享有免除赋役特权的人都被征调，等同于被贬谪戍边了，汉朝初年也遵循这个法律，后来才颁布法令，有罪的人才戍边一年，而普通百姓应当戍边的不过三天，如果不愿意去，就听任他们出钱给县官用来供给戍边的人，这就是过更的法律。”

臣按：汉朝戍边有过更的法律，百姓应当戍边的不过三天，如果不愿意去，就听任他们出钱给县官用来供给戍边的人。臣愚以为，这个法律现在也可以在内地实行，卫所官军戍边的每年分两班赴边屯戍，行程往返，颇为劳苦，而且内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在卫所轮差之际不免作弊。请求准许古代过更的法律，每年应当戍边的卫所官旗军，其余的人按人口出钱贴补帮助应当戍边的人，其中有壮健之士愿意接受报酬代替他人戍边的，听任官府查验其身体力气和年龄相当，一体给予应当得到的粮饷赏赐，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必亲自服役，这个法律现在也可以实行。

高祖十一年，征发巴蜀的材官卫军驻守霸上。景帝后二年，征发车骑、材官屯驻雁门。宣帝神爵元年，征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材官前往金陵。臣按：这是汉朝初年派遣军队戍边散见于史书的记载。

文帝时，晁错对文帝说：“胡人吃肉喝奶，穿皮毛，没有城郭、田宅的归属，居住像飞鸟走兽，在广阔的野外、美好的草地、甘甜的水源处就停留，草尽水竭就迁移，由此看来，往来迁徙，时而到来时而离去，这是胡人的生计，也是中原百姓离开农田的原因。现在让胡人在多处转牧、在塞下行猎，有时面对燕代，有时面对上郡、北地、陇西来防备戍塞的士兵，士兵少就入侵，陛下不救援则边民绝望，有投降敌人的心思，救援派兵少则不足，多派远处县份的士兵刚到胡人又已离去，聚集而不解散费用很大，解散则胡人又入侵，这样连年，那么中原贫困百姓不安。陛下幸好担忧边境，派遣将吏征发士兵来修筑边塞，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兵守塞，一年轮换一次，不了解胡人的能力，不如选择常居此地的人安家种田，暂且用来防备，以便为他们修筑高城深沟，先建造房屋，准备农具，给予冬夏衣服、粮食，没有妻子的官府购买给予他们，胡人入侵驱赶牲畜而能阻止其所驱赶的以其一半给予他们，官府为之赎回。百姓这样，那么邻里相互救助，赴胡不避死，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是想保全亲戚而利于他们的财产，这与东方戍卒不熟悉地势而心里害怕胡人的功劳相差万倍。在陛下的时代，迁徙百姓充实边疆，使远方没有屯戍的事务；塞下的百姓父子相互保护，没有被俘虏的祸患，这与秦国驱使怨恨的百姓，相差太远了。”

臣按：现在西北沿边一带，辽东、宣府、宁夏、甘肃四处没有州县，而大同、延绥、凉洮等处都有人民及蕃族，现在也将他们的丁壮与军队相兼守御，然而这些百姓既然已经供给赋役又让他们备战阵，有事之时暂且使用他们可以，无事之时一体与军队常操，似乎不是人情所能承受的。臣请求下山西、陕西两布政司，凡极边地方如大同、延绥，百姓有愿意自投军的免除其户粮十二石，就作为月粮，官府不再供给，其本户粮原数不及的用同里人户粮补足其数，其近边地方在千里以内的，有愿意投军的也这样，免除粮饷之外另外免除本户敷科及凡杂役，使他们供给，凡投军的加以义勇的名号，使他们自备鞍马、器械、干粮随军征调，死也不勾补丁，有愿意代替的听任，似乎也很便利。

晁错又说：“陛下幸好招募百姓相互迁徙以充实塞下，使屯戍的事务更加减少，运输的费用更加

译人口稀少，是极大的恩惠。下级官吏如果真能宣扬厚恩，奉行明法，体恤被迁徙的老弱，善待青壮年，调和安抚他们的心意而不苛刻侵扰，使先到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故乡，那么贫民就会相互招引而鼓励前往了。我听说古代迁徙远方人口是为了充实空旷之地，古代设置边县是为了防备敌人，百姓到了那里有住所，劳作有用武之地，这就是百姓轻易离开故乡而鼓励前往新邑的原因。让五家为一伍，进而十伍为一连，一连为一邑，生死相互体恤，房屋完整安全，这就是使百姓乐于居住而产生长久定居之心的原因。平时就熟悉射箭之法，出战就教导应对敌人，所以军队编制在内部形成，军政就在外部稳定。服役、习练、收获，不要让他们迁徙，年幼时一起游玩，年长时一起做事，夜间作战声音相知就足以相互救援，白天作战目光相见就足以相互识别，欢爱之心足以相互效死，再用厚赏鼓励，用重罚威慑，那么就会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了。被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材力，只是耗费衣粮，不可使用；即使有材力，如果没有好的官吏，还是没有功效。陛下断绝与匈奴和亲，我私下猜想他们冬天会南下，如果给予一次重大打击，就会终身创伤了。想要树立威严，始于折断胶漆之时（指天气寒冷，胶漆易断，喻指匈奴虚弱之时），如果他们来了而不能使其困顿，让他们得势，以后就不容易臣服了。

译臣按：晁错的策略，是想招募百姓互相迁徙来充实边塞，又想设置边县来防备敌人。然而今天各边地已有列屯坐食的士兵，不需要招募；旧有卫所营堡的制度，不需要设置边县。但晁错所说的“五家为伍”符合古法。现在不必以家庭为单位编伍，而以五人为伍，让他们自己相互联结，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随他们自己的喜好，官府因此将他们编入什伍。当他们登记户籍、领取粮饷时，各自仍按旧例；只有在操练征调的时候，才使用伍法。每伍使用同一个字号，以一人为首，称为“兵首”，那么五人必定与他同行。聚集的地方，就像晁错所说的，平时练习射箭，出战时教导应对敌人，起止相随，擅自暂时离开者有禁令；器物共用，私自占有者有罪；伍中有嫌隙的，允许他们明确告知官府而分开或合并；隐藏怨恨而表面顺从的，同伍的人知道却不报告，罪责相同。伍中不允许饮酒赌博，只有合伍校射时才允许饮酒。遇到敌寇到来，人数少就根据敌人数量的多少派遣我们的士兵去应对，敌人来十人我们就派十人应对，敌人来百人我们就派百人应对。我们所说的十与百，是以伍为卒，十人即五十人，百人即五百人。敌寇如果不是大规模到来，不派遣大军。

汉武帝时，征发天下七类谪戍的人去朔方。

张晏说：“官吏有罪的一类，逃亡的人二类，赘婿三类，商人四类，原有市籍的五类，父母有市籍的六类，祖父母有市籍的七类。”

臣按：汉武帝征发天下七类谪戍的人，第一类是官吏有罪，秦始皇征发治狱不公的官吏修筑长城，就是这一类；第二类是逃亡的人，第三类是赘婿，第四类是商人，就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人、赘婿、商人去攻打南越；第五类是原有市籍，以及父母有市籍、祖父母有市籍，这三类都是商人一类。汉武帝这七类，前代儒者认为他是沿袭秦人的旧制。大概士兵出自农民，本来有固定的户籍，所以在固定户籍之外设立这七类。官吏有罪的人依仗他原来的官职，逃亡的人离开了他的乡土，赘婿的人依附在妻家，商人以下的人都不在农田耕作，这七类人都不在调发的范围内，所以征发他们。这虽然不是先王的良法，但也可以震慑奸人，使他们都为国家抵御敌寇，这也是宽缓农民、充实边塞的一种辅助手段。

汉明帝永平八年，下诏给郡国和中央官府，死罪囚犯减罪一等，不用鞭打，去朔方、五原的边县屯田。后来又下诏让去边地的人妻子跟随。

臣按：这是秦汉以来征发有罪的人戍边的开始。大概把恶人安置在荒僻的地方来抵御妖邪，是古代的制度。秦始皇征发治狱不公的官吏修筑长城，汉武帝征发官吏有罪的人去朔方，由来已久了。但有罪关在监狱里的人并非同一等级，有农民有游民，以及工商吏卒，不是同一类人。那些农工商贾，平时习惯于劳苦的事、役作的人，用来戍边没有不行的。如果那些名为士流、登记在宦籍的人，大多挑选柔弱的人，平时呻吟诵读，不经历劳役，一旦让他们披坚执锐在队伍中做事，来抵御强虏，用这些人来警戒众人，固然可以，但怎么误了国家大计呢？况且边塞之地，运送粮饷困难，内地一斛米到边地计算费用不止三斛，于是每年苦害内地良民，运送三十斛米来养活一个无用的人，恐怕不是好计策吧。一定要重重困辱罪人，使他们知道警戒，难道没有别的策略而一定要用这个吗？

汉明帝以后，又每年招募郡国和中央官府的死罪囚犯去戍边，允许跟随妻子，自己申报边县成为常例。凡是迁徙的人都供给弓弩衣粮，于是北胡有变故就设置度辽营，南蛮叛乱就设置上林兵，羌人侵犯三辅就设置长安、雍二尉，鲜卑侵犯居庸就设置渔阳营。

臣按：汉人守边多是招募士兵，他们所设置的兵营都是在蛮夷有变故之后才增加的。今天边城的防守、士兵的屯驻，都是圣祖开国之初的旧制，然而年久弊生，不免消减军伍，或者不能像过去那样兴盛。想实行汉人招募的方法，然而承平日子久了，百姓眷恋乡土，一定要实行国初签补的例子，然而户籍已定，百姓或许会怨恨。我在“制国用”下曾建议因荒收兵的对策，这个对策似乎也可行，如果不嫌弃我这草野之言，斟酌实行，这也是足兵的一种辅助手段。

东汉自从光武帝废除都试而外兵不训练，虽然边境之间广屯增戍，列营置坞，但国家有征伐终究依靠京师的军队出动。大概从建武到汉朝衰败，匈奴的侵犯、鲜卑的侵犯，年年都有，或者派遣将领出击，或者移兵留屯，连年暴露在外而禁军不再有镇卫的职责了。

臣按：汉人在边境之间既然已经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家有征伐又依靠京师的军队，内地有敌寇可以出动京师兵来平定，如果边境的敌寇必须使用边兵，为什么呢？大概边兵生长在边陲，习惯于战斗，知道敌人的情状，熟悉道路的迂直，而且屡次经历战阵，眼熟心定。如果京畿的军队骄奢脆弱，眼睛未曾见过，身体未曾经历过，况且受命统领军队的都是天子的勋贵，报效从征的都是权贵富豪子弟，想希求功劳来获得官职罢了，并非真的有材勇，想满足敌人的愤恨来建立功业，

译一旦抵达边城，自身既不能作战，反而役使边军中善于战斗的士兵为他们供给薪柴、提供草料，等到敌寇退去论功行赏时，却又虚报战功等级，夺取边兵缴获的战利品，抢夺敌人的首级作为自己的功劳，因此边城一听说京军到来，无不人心涣散。现在的对策，应当在沿边一带划定疆界，专门责成边将负责守御，万不得已才出动京军，仅将其作为边城的声援力量。例如大同，就在应州或浑源州设立一个大营；宣府，就在怀来或保安设立一个大营；其他如辽东、甘肃等地也都如此。如果敌寇小股入侵，各边镇自行防守作战；如果敌寇大举入侵，才允许奏请调派京军。如果敌寇侵犯大同，京军就在应州驻扎；敌寇侵犯宣府，京军就在怀来驻扎。兵法讲究先造声势后出实兵，每次调派一千人却号称五千人，以此作为边城的声援，而不是因为边军力量确实无法支撑才出动京军，也不是让京军贪功冒进。这样，各边镇的将士畏惧京军的骚扰侵害以及抢夺战功，没有不奋发意志、效死作战的了。

译唐朝方镇节度使的军队，其源头都起于边防将领的屯驻防御。唐朝初期戍守边疆的军队，大的称为军，小的称为守捉、城、镇，总称为道。从武德到天宝以前，边防的制度，军、城、镇、守捉都设有使职，而道设有一人大将称为大总管，后来改称为大都督。到了太宗时，出征讨伐称为大总管，在本道驻守称为大都督。自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才开始称为节度使，但当时还未以此作为正式官名。景云二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从此以后直至开元年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各镇都设置了节度使。

臣按：唐朝初期的大总管，后来的节度使，就是现在总兵官的职名。

德宗时，陆贽上奏说：“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磨利工具；武将要战胜敌人，必须先训练士兵。在练兵之中，用途又有所不同，用于救急则权宜以纾解危难，用于暂时抵御则缓和以应对时机。所以行事有便宜行事而不拘泥于常规制度，谋略有奇诡而不顺从众意，进退生死只听将领命令，这就是所谓的攻讨之兵；用于屯戍则事情需要持久，形势不同于权宜，不符合物理规律就不安宁，不符合人情欲望就不稳固。大凡人情，有利则勤勉，习惯则安定，保护亲戚则乐于生存，顾念家业则忘记死亡，所以可以用道理术数驾驭，不可以法制驱使，这就是所谓的镇守之兵。想要保卫疆界、抵御戎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固然应当选拔镇守之兵来安置。古代善于选拔安置的人，必定衡量其性格习惯，辨别其土地适宜，考察其技能，了解其好恶，使用其力量而不违背其本性，统一其风俗而不改变其适宜，引导其善行而不责求其不能，禁止其非为而不使其处于不愿之地，并且分类其部伍，安定其家庭，然后能使其乐于居住、安定其志向、振奋其气势、结聚其恩情，用恩惠安抚则感激而不骄傲，用威严临治则肃敬而不怨恨，不用督促考核而人自然效力，放松禁防而众人自然不离散，所以出征则兵力充足，驻守则粮食充足，防守则坚固，作战则强大，其方法没有别的，只是顺应人情罢了。现在分散征召士兵，分戍边疆，轮换往来作为守备，这是不衡量性格习惯、不辨别土地适宜，强求其不能，强迫其不愿，追求扩大数量而不考察其用途，想要获取其力量而不体察其实情，这只能作为仪仗护卫的排场，对实际防御没有益处，为什么呢？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以战斗为嬉戏，白天扛着兵器耕种，夜晚靠着烽火台侦察，每天有被掠夺伤害的忧虑，永远没有休息娱乐，土地恶劣人力勤劳，在这里最为严重，如果不是生于此地、习于此风，幼年目睹，成年安于，不见乐土而不迁徙，那么很少能安定居住而亲近敌人。关东之地万物丰富，从军之人尤其受到优厚供养，习惯于温饱，习惯于欢愉，比起边疆，如同天壤之别，听到绝塞荒僻之苦则辛酸动容，听到强蕃劲虏之名则惊骇失气，却让他们离开亲戚、舍弃家园，甘愿承受其辛酸，对抗其惊骇，指望他们效力，不是太疏远了吗？况且又有休代期限，没有统帅驾驭，供给像骄子，姑息像佣人，前进不激励以成功，后退不施加以严法，他们来时都带着恩德之色，停留时没有固守之心，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养，侥幸者还嫌还期迟缓，常念敌人充斥，王师挫伤则将乘其混乱，一路向东溃败，情志如此，得到他们有什么用？平时则耗尽资财储备以供养浮冗之众，临难则抛弃城镇以动摇远近之心，其弊端岂止无益，固将有所扰乱。又有触犯刑禁，贬谪迁徙到军城，意图增加户口充实边疆，兼令立功自赎，既然是无良之类，又加上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更甚，戍卒只足以烦扰防卫，实在无望于功劳，虽然前代有时实行，固非良善可遵循的。”

臣按：陆贽此奏详尽古今屯戍防边的利害，所谓屯戍之兵，事情需要持久，形势不同于权宜，不符合物理规律就不安宁，不符合人情欲望就不稳固，大概处理天下之事，合乎人情、适宜土俗，然后可以经久不废，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不只是屯戍一事。其中所论人情苦乐之实、边塞穷苦之状，以及分番更戍之无益，缘事谪戍之非宜，都洞察事情，切中时弊。君主宜抄写一通放在座右，朝夕观看，则边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机之宜如指掌，于是衡量人情，验证时事，因其利而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则边防无事而中国安矣。

陆贽又说：“治理军事的要领，最在于均齐，所以军法没有贵贱之差，军实没有多少之异，这是将领所以统一其志向而尽其力量的原因。如果诱导其志向，勉励其技能，则应当审阅其才能，考核其勇气，比较其劳逸，估量其安危，明确申述训练，核实优劣之科作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大概所谓日省月

译朝廷考核，俸禄供给如同权衡度量一样对事物没有私情，万人都能安守本分并信服其公平。如今边疆穷困之地，长期驻守的士兵，都是历经百战、身受创伤的残兵，终年承受极度勤苦，衡量他们的能力则训练有素，估量他们的处境则孤立危险，考察他们的服役则辛劳，观察他们面对敌人则勇敢，然而所供给的衣粮，仅仅够本人使用，按规定还要分给妻子儿女，常常面露冻饿之色。而关东的戍卒按月轮换，不驻守危险的城池，不熟悉军事装备，怯于应对敌人，懈怠于服役劳作，然而所颁发的衣粮丰厚超过好几等，再加上茶药馈赠，增加蔬菜酱料的资助，丰俭对比，隔绝悬殊到了极点。又有原本不是禁军，本是边军将校的，用谄媚的言辞，请求名义上隶属神策军，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改换虚名，他们在廪赐的丰厚方面，于是有了三倍的增益。这就是同僚之所以愤恨，忠良之所以忧愁叹息，疲困之人之所以流亡，国家制度之所以狭隘匮乏的原因。事业没有不同而供给却有差异，人情不能甘心，何况是奸佞行为而廪赐丰厚，功绩技艺低劣而衣食优厚，如果心中不忘此事，谁能不怨恨？不成为叛乱的祸首就已经值得嘉奖，而想要让他们同心协力来抵御寇难，即使有韩信、白起、孙武、吴起那样的将臣，也知道必定不能做到。这样供养士兵，可以说是怨恨产生于不公平了。

译臣按：陆贽的言论虽然针对的是当时的弊病，但当今世道，士兵在外戍守就痛苦，在内地就安乐；在内地就安逸，在外戍守就劳苦；朝廷对他们的粮饷赏赐，在外戍守的就微薄，在内地的就丰厚，这与唐朝末年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英明的君主借鉴陆贽的这些话，痛下决心革除这种弊病，使内外士兵的待遇均等，怜悯他们的痛苦，体察他们的辛劳，时常加以优厚的抚恤，比起内地那些安乐安逸的士兵，只有超过而没有不及。这样，士兵就会感恩图报，人心归附，气势壮大，军威也就振作了。

宋朝的制度，凡是上军派遣戍守，都由本司整理编组，由军头司带领在便殿引见，发给装束钱；轮换回来时也要入朝觐见，用饮食犒劳，选拔精壮士兵补充空缺，或者淘汰年老体弱的士兵。凡是大祭祀都有赏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别支给的赏赐，戍守边疆的士兵每季度又额外加给银钱和鞋钱，环庆路沿边因为烧饭困难，还有薪柴钱；那些劳苦的役兵，有的每季度给钱，有的从四川、广东轮换回来的另外给装束钱，四川、广东补充的士兵有的给时服钱和鞋钱，凡是出外戍守的士兵都有口粮。

臣按：宋朝之所以如此周到地优待戍守边疆的军队，他们出戍和轮换回来都能得到引见，而且赏赐的待遇比起内地的军队更加优厚，这是因为宋太祖、太宗从军队中起家，深知军队中的利弊，知道戍守边疆的士兵尤其劳苦，所以如此优待他们。有人会说，宋朝赏赐各军如此丰厚，国力怎么能不困竭呢？我私下认为，国家的祸乱大多起于寇盗，用来遏止杜绝寇盗的是将卒，国家如果真能节省对宠幸之人的赏赐、对异端邪说的崇奉，用来作为军国之用，那是绰绰有余的。

宋朝的制度，蕃兵是指塞下内属的各部落，团结起来作为藩篱之兵。西北边疆的羌戎部落不统一，保卫寨堡的称为熟户，其余的称为生户。他们的大首领称为都军主，百帐以上的称为军主，其次的称为副军主，又有按功劳次序补授的，他们的官职和俸禄有差别。

臣按：凡是今天天下边防都有夷人种类的部落，驾驭他们得法，都能得到他们的利用，有的可以作为屏障，有的可以作为爪牙，有的可以作为向导，有的可以作为间谍，关键在于如何使用罢了。杨（缺）说：“驾驭得法，狡猾欺诈的人都能被驱使，只是不可偏袒徇私、专任一人而已。”

以上列举屯驻派遣戍守的制度

卷一五三

▲四方夷落之情（上）

《周礼》：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掌管天下的土地，辨别各国的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以及他们的财用、九谷、六畜的数量要点；周详地了解它们的利害。

王知禹说：“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掌管天下的土地，不仅仅是地图，又掌管土地，东方称为夷，其种类有四种，南方称为蛮，其种类有八种，东南称为闽，其种类有七种，西北称为貉，其种类有九种，西方称为戎，其种类有五种，北方称为狄，其种类有六种，从邦国、都鄙到夷、蛮、闽、貉、戎、狄，虽然有内外的区别，但先王的政教一视同仁，他们人民聚居的地方、财用产出的地方、九谷生长的地方、六畜繁殖的地方，其数量要点不可以不辨别，其利害不可以不知道。”

臣按：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养万物，而生养万物中以人为贵，而人之中有居于中原的，有处于边远的。居于中原的混合而相同，他们的性情禀赋和习俗虽然略有差异，但大体上是相同的；处于边远的环绕在四周，有相接的地方而没有混合的趋势，所以他们的性情禀赋和习俗，开始时接近则大同小异，最终远离则以至于背离乖戾而悬殊隔绝。正因为他们的形势不同而情态特殊，所以帝王治理他们的方法是修明教化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统一政令而不改变他们的适宜，随机应变，因事制宜，关键在于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罢了。他们既然安守本分而不成为边境的祸害，那么我们内地的华夏百姓就能得到安宁了。

《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的百姓都有各自的性情，不可改变。东方称为夷，披散头发纹身，有不熟食的人；南方称为蛮，雕刻额头交趾，有不熟食的人；西方称为戎，披散头发穿皮衣，有不食谷物的人；北方称为狄，穿羽毛衣服住洞穴，有不食谷物的人。

郑玄说：“五方百姓的性情不可改变，是地气使然。雕、文是指刻他们的肌肤用丹青染黑。不熟食，是因为地气温暖不生病。不食谷物，是因为地气寒冷少五谷。”

吴澂说：“皆有性是指他们生来的禀赋各不相同，不可推移是指他们生来的禀赋一定而不可改变。‘东方曰夷’以下说的是四夷不同的习俗。纹身与雕题相同，穿皮衣与穿羽毛衣服相同，这也是说他们习俗的大概而已。”

《通典》说：回想古代的中华，有的住在巢穴里，有的埋葬没有封土植树，有的用手团饭吃，有的祭祀设立尸位，姑且陈述一二，不能全部列举。他们的地方偏僻、风气梗塞，不产生圣哲，不能革除旧的风俗，训诰所不能到达，礼义所不能涉及，外而不内，疏而不亲，来了就抵御，去了就防备。

臣按：自古以来驾驭四夷的重要方法，不出“来了就抵御，去了就防备”这两句话而已。（以上总论四夷）《舜典》：把三苗流放到三危。

朱熹说：“三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