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非人处之矣。”林之奇亦谓：“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进见有时。虎贲、缀衣之类则朝夕与王处，最亲且密，苟非其人则主德内蔽，大臣虽贤何所施其力哉（缀衣即今内司设尚衣等监之职，虎贲即今锦衣卫之职）？”吁！有大臣理国之政，有亲臣在君之侧，二者皆得其人，则君之左右所闻、所见者无非正理，国之任用所施所行者无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岂有不治哉！
译不是合适的人担任这些职位罢了。”林之奇也说：“三宅固然不能没有合适的人，然而进见君王是有定时的。像虎贲、缀衣这类人则早晚与君王相处，最为亲近且密切，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在内部被遮蔽，大臣即使贤能，又能施展什么力量呢（缀衣就是现在内司设尚衣等监的职务，虎贲就是现在锦衣卫的职务）？”唉！有大臣治理国家的政务，有亲臣在君王身旁，这两方面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君王左右所听到、所看到的没有不是正理，国家所任用、所施行的没有不是仁政。任用官员像这样，天下难道会有治理不好的吗！
《礼记王制》：凡官民材（谓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必先论之（论谓考评其行艺之详也），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此古者官人之法。夫民莫不有材也，顾上用之何如耳。然民生草泽中，林林总总之多，苟非在上者有以评论之于先，又何以知其材而用之哉？后世一惟资格用人，稽考簿书岁月次序，无复先王论辨之意，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治效不古若也。
《缁衣》：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私相亲也）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孔颖达曰：“大臣离贰不与上亲，政教烦苛，百姓不宁，是臣不忠于君、君不敬于臣所以致然，由君与臣富贵已过极也。大臣不肯为君理治职事，由迩臣与上相亲比也。君无与小臣而谋大臣之事，无以远臣共言近臣之事，无以内臣共谋外臣之事，所以然者，恐各为朋党彼此交争，转相陷害，故不图谋。若能如此，则内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于君也，近臣不为人所非毁，远臣不被障蔽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国之大患也。盖大臣之任，国之安危系焉。用之斯信之可也，居其任而不亲信之，则下之人知其不为上所亲信也，是以令之而不从，制之而不服，此百姓所以不宁也。所以然者，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之贵之，至于太过焉耳。君以富贵豢其臣，臣以富贵豢其身，为下者不知尽忠以启上之敬，为上者不复致敬以来下之忠，两相乖贰不相亲信，如此，则大臣不得治其事，嬖宠之小臣相与亲比，而大臣之柄反为所移夺矣。是故人君于大臣必加敬焉，而不可轻以其系国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为仪表者也；于迩臣必致慎焉，而不可忽以其系君之好恶而民之所由以为道路者也。敬之则大臣得以治其事，慎之则迩臣不至于相比昵矣。不以小臣谋大臣，则大臣不至于怨乎；不以不使远臣间近臣，则近臣不至于疾视其上。不使左右宠幸之臣图谋四方宣力之士，则远臣之贤不为近臣所壅蔽矣。先儒谓小谋大、远言近、内图外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臣窃以谓，远言近者百一二，小谋大者什三四，内图外者什八九，人君任人之际诚能亲信大臣而敬之，审择迩臣而慎之，则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为人所蔽矣。呜呼，可不念哉！
以上论总论任官之道△定职官之品《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朱熹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盖百揆者所以统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统十二牧也。”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统宗会元于国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总治于上，臣分治于下，然后事有统纪，民有依归，而天下平定焉。然君一人而已，所统之地非一所也，所治之民非一人也，所行之事非一类也，必欲事理民安而无一处不到焉，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自唐虞之世已设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内焉有九官而总之于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总之于四岳。舜之咨命，其于九官人各为之辞，随其职而致其戒勉之意，其于十二牧也则人共为一辞，其所分牧虽有不同而所以命之为民之意则无不同也。大抵天立君以为之子，君立官以为之臣，无非为乎斯民而已。盖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独理而寄之臣，则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治者天之事也。帝舜于受终告摄之后首询四岳，次咨十有二牧，然后及于百揆、九官者，岂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间百官庶务，何者而非为民者乎？帝既分命之，又总告之，而要其终于“钦哉，惟时亮天功”之一语，以见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朝内设
译《礼记·王制》说：凡是选拔有才能的百姓授予官职，必须先对他们进行考评，考评辨别清楚之后才让他们任职，担任事务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予俸禄。
臣按：这是古代任用官员的方法。百姓没有谁是没有才能的，关键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然而百姓生活在民间，数量众多，如果在上位者事先没有对他们进行评论考察，又怎么能知道他们的才能而加以任用呢？后世只凭资历用人，查考簿册文书中的年月次序，不再有先王考评辨别的意思，这就是任用不得其人而治理成效不如古代的原因。
《缁衣》篇说：孔子说：“大臣不亲近君主，百姓不安定，这是因为忠诚恭敬不足而富贵过度了，大臣不治理政事而近臣结党营私了。所以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们是百姓的表率；近臣不可不谨慎，因为他们是百姓效法的路径。君主不要用小人谋划大臣的事，不要用远臣议论近臣的事，不要用内臣图谋外臣的事，这样大臣就不会怨恨，近臣就不会忌恨，远臣就不会被蒙蔽了。”
孔颖达说：“大臣离心离德不与君主亲近，政教烦苛，百姓不安定，这是因为臣对君不忠、君对臣不敬，导致这种情况，是由于君主与臣下富贵超过了限度。大臣不肯为君主治理职事，是因为近臣与君主亲近结党。君主不要与小臣谋划大臣的事，不要与远臣议论近臣的事，不要与内臣图谋外臣的事，之所以这样，是担心各自形成朋党彼此争斗，互相陷害，所以不让他们图谋。如果能这样，那么内外情感相通，大小意见一致，大臣就不会怨恨君主，近臣就不会被人非毁，远臣就不会被遮蔽了。”
臣按：前代儒者说这一章讲的是大臣不被信任而小臣结党，这是国家的大患。大概大臣的职责，国家的安危系于其上。任用他就应该信任他，让他居其位而不亲近信任他，那么下面的人知道他不被君主亲近信任，因此命令他而不听从，制约他而不顺服，这就是百姓不安定的原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臣对君的忠诚不足，君对臣的敬重不足，只是给予他富贵，以至于过度了。君主用富贵豢养臣下，臣下用富贵豢养自己，在下位的人不知道尽忠以启发上位的敬重，在上位的人不再致敬以招致下位的忠诚，双方背离不亲近信任，像这样，那么大臣就不能治理他的事务，受宠幸的小臣互相亲近结党，而大臣的权柄反而被他们转移夺取了。所以君主对于大臣一定要敬重，不能轻视他们，因为他们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是百姓瞻望的仪表；对于近臣一定要谨慎，不能忽视他们，因为他们关系到君主的喜好厌恶，是百姓所遵循的道路。敬重大臣，大臣就能治理他的事务；谨慎近臣，近臣就不会结党营私了。不用小臣谋划大臣的事，大臣就不会怨恨；不让远臣离间近臣，近臣就不会忌恨君主。不让左右宠幸的臣下图谋四方效力的贤士，那么远臣的贤能就不会被近臣所蒙蔽了。前代儒者说小谋大、远言近、内图外这三者，是任用臣下的大害。臣私下认为，远言近的情况占百分之一二，小谋大的情况占十分之三四，内图外的情况占十分之八九，君主在任用人的时候，如果能亲近信任大臣而敬重他们，审慎选择近臣而谨慎对待他们，那么股肱之臣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耳目之臣就不会被人蒙蔽了。唉，怎么能不深思呢！
以上论述总论任用官员的道理△确定职官的品级《舜典》说：帝说：“咨，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胜任上天的功业。”
朱熹说：“二十二人，是四岳、九官、十二牧。《周官》说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大概百揆是用来统领众官的，而四岳是用来统领十二牧的。”
臣按：天下之大不止一方，而统宗会元于国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定是君主在上方总领治理，臣子在下方分别治理，然后事务才有纲纪，百姓才有依靠，天下才能平定。然而君主只有一人，所统辖的地方不止一处，所治理的百姓不止一人，所处理的事务不止一类，必定想要事理民安而没有一处不到，不设立官员来分别治理是不能做到的。从唐虞时代就已经设立二十二位官员来分别治理天下，内部有九官而由百揆统领，外部有十二牧而由四岳统领。舜的咨询任命，对于九官每个人各自有辞令，随着他们的职责而表达戒勉的意思，对于十二牧则每个人共用一辞，他们所分管的牧区虽然不同，但任命他们为民服务的意图却没有不同。大体上天设立君主作为天的儿子，君主设立官员作为天的臣子，无非都是为了这些百姓罢了。大概天生众民不能自己治理而托付给君主，君主承受天命不能独自治理而寄托给臣子，那么臣子所治理的就是君主的事，君主所治理的就是天的事。帝舜在受命继位、宣告摄政之后，首先询问四岳，其次咨询十二牧，然后才轮到百揆、九官，难道不是因为百揆、九官所治理的是事务，而四岳十二牧所牧养的是百姓吗？凡是朝廷之间百官的众多事务，哪一件不是为了百姓呢？帝舜已经分别任命了他们，又总括告诫他们，而最终归结于“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胜任上天的功业”这一句话，以表明臣子的事就是君主的事，君主的事就是百姓的事，百姓的事就是天的事。我朝内设
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虽不同而所理之事则一，地虽有异而分牧之意则同，其所以立制度、明纪纲，真可以为万世法者也。
译六部就是虞舜时代的九官，在外设立十三个布政使司就是虞舜时代的十二牧，名称虽然不同但所管理的事务却是一样的，地域虽然不同但分地治理的意义却是相同的，它们所确立的制度、彰明的纲纪，真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商书说命》：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顺也）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天子也）君公（诸侯也），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治也）民。”
蔡沈曰：“明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立天子、诸侯，承以大夫师长，制为君臣上下之礼，以尊临卑、以下奉上，非为一人逸豫之计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熊禾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至哉，斯言千万世为人君者之龟鉴也。桀惟不知此而汤有鸣条之师，纣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会。师旷言于晋侯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也）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为人君者闻此言可以悚然惧矣。”
臣按：天立乎君，君奉乎天，天固非以一人之故而立其人以为君，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之为诸侯、大夫、师长。人君则当奉顺天道，人臣则当承顺君命。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生民。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而不肆虐于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奉；人臣知君之命为生民，设我以为诸侯、大夫、师长则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毒于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用。君则奉乎天而顺之，臣则承乎君而行之，则生民无不得其所者矣。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明王所以顺天道、定职官以为民者大意盖如此。世之为君臣者，恶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总治于内，州牧、侯伯总治于外，内外相承，体统不紊，故庶政惟和而万国咸安。夏商之时世变事繁，观其会通，制其繁简，官数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是即上文所谓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盖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则一人可以兼数人之事，不得其人虽丛数人不如得一人也。此唐虞之官惟百而治，继而夏商倍之为二百亦克用治，用是以保邦，用是以制治，所以上下相承、内外相维而永无危乱之患也欤。（以上总论设官）
《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周礼》：少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亲疏。
陈傅良曰：“《尧典》言九族而《周礼》言三族，三族父、子、孙也，九族高祖至玄孙也。三族举其本，九族极其末，举三族则九族见矣。”
臣按：施仁之序亲亲而后仁民，为治之道齐家而后治国，故史臣纪尧之典，于治效被格之后即继之以明德亲族之言，盖以出治之本在此也。当时虽未设官，观其叙亲睦九族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之前，则其立言之序轻重可见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别掌于少宗伯之官，后世因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殊失帝尧睦亲之道。我圣祖超然远见，特立宗人府于六部之上，其秩一品，专以皇亲掌之，可谓得帝尧亲族之深意而足以为万世法矣。
汉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臣按：班固《汉书表》：“宗正，秦官，掌亲属。”盖汉因秦制而设之也。（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
贾谊曰：“保者，保其身体。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
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国曰：“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冢宰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进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也。周公为师。”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也。所以然者，三公与王坐而论道，故难其人；而冢宰总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处也。”吕祖谦曰：“案《顾命》，太
译《尚书·商书·说命》记载：傅说进见商王说：“唉，圣明的君王顺从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设立天子、诸侯，并辅佐以大夫、师长，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
蔡沈说：“圣明的君王顺从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设立天子、诸侯，辅佐以大夫、师长，制定君臣上下的礼仪，使尊位者临御卑位者，卑位者奉侍尊位者，这并非为了君王一人的安逸享乐，只是为了治理百姓罢了。”
熊禾说：“圣明的君王顺从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设立天子、诸侯，辅佐以大夫、师长，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这话真是千百万年来为人君者的镜鉴啊。夏桀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商汤在鸣条起兵讨伐；商纣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周武王在孟津会师伐纣。师旷对晋侯说：‘上天爱民太深了，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放纵其淫欲，从而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吗？’为人君者听到这话，应当感到恐惧警惕。”
臣按：上天设立君王，君王奉承上天，上天本来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缘故而设立君王，君王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缘故而设立诸侯、大夫、师长。君王应当顺从天道，臣子应当顺承君命。上天的道理在于养育百姓，君王的命令也在于养育百姓。君王知道上天的道理是养育百姓，上天立我为君王，就一定会爱护上天所生的百姓，而不肆虐于上天所生的人，不耗尽他们的力、用尽他们的财来作为私人的供奉；臣子知道君王的命令是养育百姓，君王设我为诸侯、大夫、师长，就一定会体恤君王所托付的百姓，而不敢肆行毒害于君王所托付的人，不耗尽他们的力、用尽他们的财来作为私人的使用。君王奉承上天而顺从它，臣子承奉君王而执行它，那么百姓就没有不得到妥善安置的了。这就是上天设立君王，以及圣明君王顺从天道、确定职官来为民的大意大概如此。世上的君臣，怎么可以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呢？
《周礼》记载：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百官。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两代官职加倍，也能用来治理。圣明的君王设立政事，不只看官职多少，只看是否得到合适的人。
蔡沈说：“百揆、四岳在内部总领治理，州牧、侯伯在外部总领治理，内外相承，体制不乱，所以各种政务和谐而万国安宁。夏商之时世道变化事务繁杂，观察其会通之处，制定其繁简之制，官职数量加倍，也能用来治理。圣明的君王设立政事不只看官职多不多，只看是否得到合适的人罢了。”
臣按：这唐、虞、夏、商四代的官制，就是上文所说的在混乱未发生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国家未危险前保卫国家的事情，是圣明君王设立政事的原因。大概官职不在于多，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人，一个人可以兼任几个人的事务，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聚集几个人也不如得到一个人。所以唐虞官职只有百个而能治理，接着夏商加倍为二百个也能治理，用来保卫国家，用来制定治理措施，所以上下相承、内外相维系而永远没有危险混乱的祸患吧。（以上总论设立官职）
《尚书·尧典》记载：能够彰明美德，来亲近九族。《周礼》记载：少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来辨别他们的亲疏。
陈傅良说：“《尧典》讲九族而《周礼》讲三族，三族指父、子、孙，九族指从高祖到玄孙。三族举出根本，九族推及末梢，举出三族那么九族就显现了。”
臣按：施行仁爱的次序是先亲近亲人然后仁爱百姓，治理天下的道理是先整顿家庭然后治理国家，所以史臣记载尧的典章，在治理成效感化万物之后紧接着就是彰明美德亲近宗族的话，大概因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就在这里。当时虽然没有设立官职，但看他将亲睦九族叙述在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之前，那么他立言的次序轻重就可见了。自从周朝由少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后世因此将宗正列在九寺之中，特别失去了帝尧亲睦宗族之道。我圣祖高瞻远瞩，特别在六部之上设立宗人府，其品秩为一品，专门由皇亲掌管，可以说深得帝尧亲近宗族的深意，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了。
汉高祖七年，初次设置宗正官来叙理九族。
臣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宗正，是秦朝的官职，掌管亲属。”大概是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而设立的。（以上宗人）
《周礼》记载：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协调治理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看是否得到合适的人。
贾谊说：“保，是保护身体。傅，是辅佐德义。师，是教导教训。”
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特出之意），辅助三公弘扬教化，恭敬明亮天地，辅佐我一人。
胡安国说：“古时候，三公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用六卿中有道的人向上兼任师保的职责，冢宰如果有空缺也用三公向下兼任端揆的职责。禹从司空晋升担任百揆。”又说：“作为我的股肱耳目，所以宰臣向上兼任师保的职责。周公担任太师。”又说：“位居冢宰、端正百官，所以三公向下兼任端揆的职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与君王坐着讨论大道，所以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而冢宰总领百官、均衡四海，也不容易担任。”吕祖谦说：“考察《顾命》篇，太
保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别有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卫侯为司寇，则周时三公兼六卿。三公无职，六卿则有职者也；三公论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于一原也。”
译保公统领冢宰，毕公统领司马，毛公统领司空，另有芮伯担任司徒、彤伯担任宗伯、卫侯担任司寇，这说明周代时三公兼任六卿。三公没有具体职事，而六卿则有具体职事；三公负责讨论治国大道，而六卿负责推行落实这些大道。让三公兼任六卿，是将根本与枝节、精微与粗浅统一于一个本源之中。
陈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则加其公之职位，无其人则止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无其人则阙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备，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职，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见于此。昔大舜命伯禹总百揆，高宗爰立傅说作相，则成周之世未闻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欤。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书省，仿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职间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呜呼！是职也未易称也，必其人果能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然后可以当三公之寄，果能贰公弘化、寅亮天地然后可以当三孤之任，不然宁阙毋备可也。（以上公、孤）
冢（大也）宰（治也）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长，是为冢宰。内统百官，外均四海，盖天子之相也。百官异职，管摄使归于一，是之谓统；四海异，宜调剂使得其平，是之谓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书之职。
司徒（徒者众也，主民众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驯也）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国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驯扰兆民之不顺者而使之顺也。”
臣按：司徒今户部尚书之职，但周时所掌者教化，后世则专理户口、财赋之事焉。呜呼！唐虞三代之时其民淳朴，其于天理民彝无甚相悖焉者，犹且设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条以驯扰夫亿兆之民。后世风气日漓，民心不古，顾无有大臣以专掌教事，所以禁之者仅见于刑官弼教之设，此亦可以观世变矣。
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礼，治天神、地祗、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于四时之序为长，故其官谓之宗伯。成周合乐于礼，官谓之和者，盖以乐而言也。”
臣按：宗伯今礼部尚书之职。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蔡沈曰：“夏官卿主戎马之事，掌国征伐，统御六军，奔驰邦国。平谓强不得陵弱、众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臣按：司马今兵部尚书之职。夫国之大事在戎，宋以枢密院专掌兵政，与中书省并谓之“两府”。今制设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征伐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彼此相维，内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者也。
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贼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诘奸慝，刑强暴作乱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臣按：司寇今刑部尚书之职。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
蔡沈曰：“冬官卿主国空土以居士、农、工、商四民，顺天时以兴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书之职。但周时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后世则专理营造工作之事焉。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吕祖谦曰：“六卿者万事之纲也，为天下者始于立纲纪，故一曰邦治；纲纪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则必有节文之者，故三曰邦礼；教立礼行而犹有干纪乱常者焉，则将帅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陈之原野，降此则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迁善远罪然后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终焉。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为治体统，上下相统，内外交应，本末具举，丝牵绳联，无一节不相关处。天下虽广会，头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统百官，则司徒以下无非冢宰之所统，乃均列一职而并数之为六卿，何也？纲固在网之中，而首亦岂处乎身之外哉？乾坤之与六子并列于八方也，冢宰之与五卿并居于六职也，一也。”
蔡沈曰：“六卿分职，各率其属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内达之
译陈傅良说：“周代的三公大多由六卿兼任，但如果那个人才足以兼任三公，就加授三公的职位；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就只担任卿而已。三公、三孤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着罢了，而六卿的职位依然如故。总之，成周时期用三公、三孤来接待具有非凡德行的人，所以说‘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人选就行’。”
臣按：公、孤的职位，在夏商以前是没有的，它们的名称开始见于此。从前大舜任命伯禹总管百官，高宗于是立傅说为相，那么成周时代没听说过有这种名称，大概是因为设立公、孤而由六卿兼任，这就是揆相的职责吧。我朝考察古制确定制度，革除了前代的中书省，仿照《周礼》六典设立六部，而公、孤的职位有时由六卿兼任，这也是成周的这个意思吧。唉！这个职位不容易胜任，必须那个人确实能够议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然后才可以担当三公的重托；确实能够辅佐三公弘扬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然后才可以担当三孤的职责，不然宁可空缺也不要凑数。（以上公、孤）
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
蔡沈说：“天官卿是治理官员的首长，这就是冢宰。对内统领百官，对外均衡四海，大概是天子的宰相。百官职责不同，管理约束使它们归于统一，这就叫‘统’；四海情况不同，调节使得它们平衡，这就叫‘均’。”
臣按：冢宰相当于现在的吏部尚书。
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典，驯服亿万民众。
蔡沈说：“地官卿主管国家教化，颁布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伦理教化，用来驯服亿万民众中不顺从的人，使他们顺从。”
臣按：司徒相当于现在的户部尚书，但周代所掌管的是教化，后世则专门管理户口、财赋事务。唉！唐虞三代的时候民风淳朴，对于天理民常没有很大的违背，尚且设立官职来掌管，让他们颁布教条来驯服亿万民众。后世风气日益淡薄，民心不如古时，竟然没有大臣专门掌管教化事务，所以禁止的手段仅仅体现在刑官辅助教化的设置上，这也足以看出世道的变迁了。
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人，调和上下。
蔡沈说：“春官卿主管国家礼仪，治理天神、地祇、人鬼的事务，调和上下尊卑的等级。春在四季顺序中为首，所以它的官职称为宗伯。成周将音乐合于礼仪，官职称为和的，大概是从音乐方面来说的。”
臣按：宗伯相当于现在的礼部尚书。司马掌管国家政事，统领六军，平定邦国。
蔡沈说：“夏官卿主管军事事务，掌管国家征伐，统御六军，奔驰于邦国之间。平是指强不欺凌弱、众不暴虐寡，人人都得到公平。军政没有比马更紧急的，所以用司马命名官职。何尝不是政事，唯独军事称为政的，是用来征伐而纠正那些不正的，是王政中最大的。”
臣按：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兵部尚书。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宋代以枢密院专门掌管兵政，与中书省并称为“两府”。现在的制度设立兵部来掌管兵政，所以统领军队、专门征伐则归属于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的命令而没有征伐的权力，五军有统兵的权力而没有出兵的命令，彼此相互制约，内外相互控制。这种制度的完善，是前代所没有的。
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恶，刑罚暴乱。
蔡沈说：“秋官卿主管寇贼法禁（成群结伙攻击抢劫叫寇），查究奸恶，刑罚强暴作乱的人。掌管刑罚不叫刑而叫禁的，是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禁止。”
臣按：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刑部尚书。
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利用地利。
蔡沈说：“冬官卿主管国家空旷的土地以安置士、农、工、商四民，顺应天时以兴利地利。”
臣按：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工部尚书。但周代所掌管的是测量土地安置居民、衡量土地制定城邑的事务，后世则专门管理营造工作事务。
六卿分任职务，各自率领他们的下属，来倡导九州长官，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功。
吕祖谦说：“六卿是万事的纲领，治理天下始于建立纲纪，所以第一是邦治；纲纪既立，首先用人道的大义来教化，所以第二是邦教；人道确立后必然有节文来规范，所以第三是邦礼；教化确立礼仪实行后还有违背纲纪扰乱常理的人，那就是将帅的事务了，所以第四是邦政；大罪陈列在原野，降低等级则有司的法律在，所以第五是邦禁；民众迁善远罪然后可以永远安定他们的居所，所以第六是邦土最后。六卿分任职务，各自率领他们的下属，来倡导九州长官，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功，作为治理的体统，上下相互统领，内外相互呼应，本末都具备，丝线牵引绳索连接，没有一个环节不相关的。天下虽然广阔，头都在六卿身上，冢宰辅佐天子统领百官，那么司徒以下无非是冢宰所统领的，却并列一个职位而并数之为六卿，为什么呢？纲固然在网之中，而头又岂能处在身体之外呢？乾坤与六子并列于八方，冢宰与五卿并居于六职，是一样的。”
蔡沈说：“六卿分任职务，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官，来倡导九州长官，从内部传达
臣按：《周礼》每卿六十属，六卿三百六十属。六卿所分之属在唐分为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选、验封、稽勋、考功；户部十二司则分隶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简，带领直隶府州，每一司内仍各分为民、度、金、仓四科；礼部四司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刑部十三司如户部之制，仍各分为宪、比、司门、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则营缮、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职，而统于尚书、侍郎。吏部所掌则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户部所掌则天下人民田土、户口、钱粮之政令，礼部则掌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之政令，兵部则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戎马之政令，刑部则掌天下刑名、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工部则掌百工、山泽之政令。六部统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务，如网之有纲，如丝之有纪，上下相承，巨细毕举，其官属虽无三百六十之多，其间脉络相通，体统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遗意，自有《周礼》以来二千余年仅见行于今日者也。臣伏睹《皇明祖训》有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呜呼！此我圣祖高见远虑，超出百王之上，是诚有合于成周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则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与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两府执政之官也。虽无宰执之名，实理宰执之事，但其事一总于朝廷而不颛颛任于一人，是以百年以来，朝廷无纷更之弊，臣宰无专擅之祸，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说者犹云政权必有所在，不有所统必有所归，其中不无旁落下移之处、潜持默运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是以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选文学之臣七人者，俾居内阁专掌制诏，凡国家大典礼、大政令、大事几皆得以预闻谟谋，既定然后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实，自是以为故事余七千年于兹矣。夫不予之以名则下无作福作威之具，予之以实则上赖询谋咨访之益，其处置之善、防虑之深，汉、唐以来所未有者也。（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龙，朕堲（疾也）谗说殄（绝也）行（谓伤绝善人之事也），震惊朕师（众也，其言不正骇众听也）。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朱熹曰：“纳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出，则谗说不得行而矫伪无所托矣；敷奏、复（奏事也）逆（受下奏也）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入，则邪僻无自进而功绪有所稽矣。周之内史、汉之尚书、魏晋以来所谓中书门下者，皆此职也。”
臣按：纳言今通政司之职。我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为通政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门下省皆其职也。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无壅遏之患，其审命令以正有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呜呼，后世人臣有居此职者服膺圣祖此训，则非惟其职任之修举，而于辅成国家太平之治实亦有赖焉。（以上通政司）
《尧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主历象授时之官），钦（敬也）若（顺也）昊（广大之意）天，历（纪数之书）象（观天之器）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耕作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关者）。
《周礼》：冯相氏（冯，乘也。相，视也。言登台以视天文也）掌十有二
译臣按：《周礼》规定，每位卿有六十名属官，六卿共有三百六十名属官。六卿所分管的属官，在唐代分为二十四司。现在的制度，吏部有四司：文选、验封、稽勋、考功；户部有十二司，分别隶属于浙江等十三藩，并根据事务繁简，兼管直隶府州，每一司内又各分为民、度、金、仓四科；礼部有四司：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有四司：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刑部有十三司，如同户部的制度，仍各分为宪、比、司门、都官四科；工部有四司：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各司设置郎中、员外郎、主事来分别主管各部所掌管的职事，而统属于尚书、侍郎。吏部掌管天下官吏的选拔授职、勋爵封赏、考核奖惩的政令；户部掌管天下人民、田土、户口、钱粮的政令；礼部掌管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的政令；兵部掌管天下军卫、武官选拔授职、军事装备的政令；刑部掌管天下刑法、囚徒、复核、关禁的政令；工部掌管百工、山泽的政令。六部统辖各司，各司分别掌管天下的事务，如同网有总绳，如同丝有头绪，上下相承，大事小事无不举荐，其官属虽然没有三百六十之多，但其中脉络相通，体制不乱，深得《周官》六典的遗意，自从《周礼》以来二千多年，仅在当今得以实行。臣恭读《皇明祖训》有说：“自古三公议论治国大道，六卿分掌职事，都不曾设立丞相。从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不久就灭亡了。汉、唐、宋沿袭它，虽然有贤能的丞相，但其中所用的人多有小人专权乱政。现在我朝废除丞相，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各种事务，彼此相互制衡不敢互相压制，事情都由朝廷总揽，所以稳妥得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允许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的，文武群臣弹劾奏报，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唉！这是圣祖高瞻远瞩，超出百王之上，这确实符合成周设官分职以为百姓准则的意思，那么今天的五府、六部卿佐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都是前代三省、两府执政的官员。虽然没有宰执的名号，实际上处理宰执的事务，但事情总归于朝廷而不专断地委任于一人，因此百年以来，朝廷没有频繁变更的弊端，臣宰没有专擅的祸患，上面安定其政令，下面保全其职位，如同一天一样。议论的人还说政权必定有所在，不有所统辖必定有所归属，其中不无权力旁落下移之处、暗中操纵之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其弊端有不可胜言的。因此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就选拔七位文学之臣，让他们居住在内阁专门掌管制诏，凡是国家重大典礼、重大政令、重大机密都能预先参与谋划，决定之后然后交给有关部门执行，不给予他们名号而给予他们实权，从此成为惯例，距今已有七千年了。不给予他们名号，那么下面就没有作福作威的工具；给予他们实权，那么上面就依赖咨询谋画的益处，其处置之善、防范之深，是汉、唐以来所未有的。（以上六部）
《舜典》：帝说：“龙，我厌恶谗言和灭绝善行的行为，震惊我的臣民。命令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公正。”
朱熹说：“纳言是官名，命令、政教必须使其审慎，既然公正然后发出，那么谗言就不能施行而矫伪就没有依托了；敷奏、复奏、受下奏必须使其审慎，既然公正然后进入，那么邪僻就没有途径进献而功绩有所稽查了。周代的内史、汉代的尚书、魏晋以来所谓的中书门下，都是这个职事。”
臣按：纳言就是现在通政司的职事。我太祖高皇帝任命曾秉正为通政使，告诫他说：“言语被壅蔽是祸乱的萌芽，事情专断恣意是权奸的渐起，所以必须有喉舌之司来沟通上下之情，来传达天下之政，从前虞代的纳言、唐代的门下省都是这个职事。官以通政为名，政就像水一样，希望它常常通畅没有壅遏的忧患，审慎命令以纠正有司，传达幽隐以沟通庶务，应当执奏的不要忌讳躲避，应当驳正的不要阿谀顺从，应当敷陈的不要隐蔽，应当引见的不要留难，不要巧言以取容，不要苛察以邀功，不要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心，大概不辜负委任的意思。”唉，后世人臣有担任这个职事的，信奉圣祖的这个训诫，那么不仅其职任得以修举，而且对于辅成国家太平之治确实也有依赖。（以上通政司）
《尧典》：于是命令羲、和（羲氏、和氏是主管历象授时的官员），恭敬顺从广大之天，历象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人民农时（耕作的候时，凡是民事早晚所关涉的）。
《周礼》：冯相氏（冯，乘也。相，视也。言登台以视天文也）掌管十二
岁（岁星所在十有二次）、十有二月（谓斗柄所建）、十有二辰（谓日、月所会）、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二十有八星之位（星即宿也），辨其叙事，以会天位。
译岁星所在的十二次、斗柄所指的十二个月、日月相会的十二个时辰、十个天干、二十八宿的位置，辨别它们所记载的历法事务，以会合天象的位置。
保章氏（保，守也。章，文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谓灾祥、祸福之迁动者），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犹界也），封域皆有分星（如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之类），以观妖祥。
臣按：唐尧之羲、和，成周之冯相、保章，即今钦天监之职。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术未详，天道幽远，非有神圣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尧命官以羲、和为第一义，自是以后，纪数之书则有一定之历，观天之器则有一定之制，故成周冯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专其业，不过春官宗伯一属吏而处于群僚之中，而其所以命之之始亦不复有如尧之钦敬也已。虽然，尧之所以钦顺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时也，不徒总命之于朝廷，而又分命之于四方。盖象以正历，历以定时，无非以为民而已。成周之制则专主于天而不及于民，此尧、舜所以为万世法欤。近代制历观象之官，往往以司天为名。噫，巍巍乎惟天为大，在人君者日当敬而顺之，夫岂一事一物之职而臣下可司之乎？我圣祖改前代司天台为钦天监，得帝尧钦若之心于数千载之上，其敬天勤民之心可以为万世帝王法。虽然，钦之一言非但人君所当尽，而任职之臣尤不可不尽也。《夏书》曰：“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谨者恐惧修省以消变异也，常宪者奉法修职以供乃事也。为人君者固当谨天戒于上，然非莅职之臣奉法修职以供其事，则天戒之垂，人君容有不尽知者矣。故先王尤严于畔官离次，俶扰天纪之诛。夫谓之天纪者，岁、日、月、星辰历数也，历数之法，久则不能无差，我朝之历承元之旧，今用之百年余矣，天道参差不齐，久则有变，所以厘正之而使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政有在于今日。（以上钦天监）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饭也）饮（酒浆）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以养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禄寺官之职。膳夫食官之长，自膳夫以下庖人、内饔、外饔、亨（烹同）人等官皆以士为之属于冢宰。秦时为大官令，汉始有光禄勋，然乃持戟宿卫之官，以之司膳羞始于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禄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饔之任；曰珍羞，即《周官》笾人之职；曰良酝，《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夫人君一身为天地民物之主，宗庙社稷之所关，是尤不可以无所养，要必内养其德、外养其体可也。膳夫所掌食饮膳羞之类，虽以养君之体，而君之德亦于是乎系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时，苟肥甘鲜美之是耽而贪冒沈酣之弗职，则所掌之人为有罪矣。晋平公之宰夫责司聪、司明之罪，其以此欤。虽然，是职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膳与其荐羞而已，凡祭祀之牲体荐俎、宾客饔餐飨食皆在所司，虽曰饮食口腹之奉，而皆大有关系焉。屈到以荐芰致讥，陈平以恶具反间，专诸以匕首进食生祸乱，是皆由于饮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以上光禄寺）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五毒也）药（五药也）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轻曰疾，重曰病）、疕疡者（头疮曰疕，身疮曰疡），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疾医掌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以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稻、麦、黍、稷、豆）、五药（草、木、虫、石、谷）养其病，以五气（心、肝、脾、肺、肾所藏之气）、五声（五脏所发之声）、五色（五脏所发之色）、氐（视也）其死生。
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
臣按：《周礼》医师即今太医院之职，疾医今所谓内科也，疡医今所谓外科也。医之说见于经典，始于《商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之一语。盖药所以攻病，故医师所掌之政令、所聚之药以毒为先，而疡医所疗五毒之攻亦在五气
译保章氏（保，是守护的意思；章，是文采的意思）掌管天星，用来记录星辰、太阳、月亮的变动，用来观察天下的变迁（指灾祸、吉祥、祸患、福气的变动），辨别它们的吉凶，根据星土（星星所主宰的土地）来辨别九州之地所划定的疆界（封，就是界限的意思），每个疆域都有对应的分星（例如角、亢、氐对应兖州；房、心对应豫州之类），用来观察妖异和祥瑞。
臣按：唐尧时期的羲、和，成周时期的冯相氏、保章氏，就是现在钦天监的职务。陶唐以前法制尚未建立，观测推算的方法尚不详细，天道幽深遥远，没有神圣的德行不足以知晓，所以帝尧任命官员以羲、和为首要之义，从此以后，记载历数的书籍就有了确定的历法，观测天象的器具就有了确定的制度，所以成周时期的冯相氏、保章氏都世代担任官职以专司其业，不过是春官宗伯下属的一个官吏而处于群僚之中，而他们被任命的初衷也不再像尧那样恭敬了。虽然如此，尧之所以恭敬顺从天道，也就是为了恭敬地授民以农时，不仅仅是在朝廷上总领命令，而且分派命令到四方。大概是用天象来校正历法，用历法来确定时节，无非都是为了百姓。成周的制度则专门主管天象而不及于百姓，这就是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吧。近代制定历法观测天象的官员，往往以司天为名。唉，伟大啊，只有天最为伟大，作为人君应当每天恭敬顺从天道，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小物可以由臣下掌管吗？我朝圣祖将前代的司天台改为钦天监，在数千年之上契合了帝尧恭敬顺从天道的本心，他敬天勤民的心意可以作为万世帝王的法则。虽然如此，“钦”这一个字不仅是人君应当尽到的，而任职的臣子尤其不可不尽到。《夏书》说：“先王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臣民能够遵守常法。”谨慎，是指恐惧修省以消除变异；常法，是指奉行法度修治职事以完成工作。作为人君固然应当在上面谨慎对待天的警戒，然而如果不是任职的臣子奉行法度修治职事以完成工作，那么天的警戒显现，人君恐怕有不能完全知晓的情况。所以先王尤其严厉地惩罚背离官职、扰乱天纪的行为。所谓天纪，就是年、日、月、星辰的历数，历数的法则，时间久了就不能没有误差，我朝的历法继承元朝的旧制，现在使用了一百多年了，天道参差不齐，时间久了就会有变化，所以加以校正而使得千年的冬至可以坐着就能推算出来，政令的关键就在于今日。（以上钦天监）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掌管王的饭食、酒浆、牲肉、美味佳肴，用来供养王以及后世的世子。
臣按：膳夫就是现在光禄寺官员的职务。膳夫是食官之长，从膳夫以下的庖人、内饔、外饔、烹人等官都以士的身份担任，隶属于冢宰。秦朝时称为大官令，汉朝开始有光禄勋，然而那是持戟宿卫的官员，用来掌管膳食美味始于南北朝，唐、宋沿袭此制。现在的制度，光禄寺有四个署，叫做大官，就是《周官》中庖饔的职责；叫做珍羞，就是《周官》中笾人的职责；叫做良酝，就是《周官》中的酒正；叫做掌醢，就是《周官》中的醢人。人君一身是天地民物的主宰，关系到宗庙社稷，这是尤其不可以没有供养的，一定要内在修养德行、外在保养身体才可以。膳夫所掌管的饭食、酒浆、牲肉、美味等类，虽然是用来保养君主的身体，而君主的德行也与此相关联。所以使用它们必须合乎道义，施行它们必须合乎时节，如果沉迷于肥甘鲜美而贪得无厌、沉湎酒色而不尽职，那么所掌管的人就是有罪的了。晋平公的宰夫指责司聪、司明的罪过，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虽然如此，这个职务又不仅仅是供给王后、世子的膳食和进献美味而已，凡是祭祀的牲体荐俎、宾客的熟食飨食都在其管辖范围内，虽然说是饮食口腹的供奉，但都大有关系。屈到因为进献菱角而受到讥讽，陈平因为厌恶器具而遭受反间计，专诸因为用匕首进献食物而生祸乱，这些都是由于饮食细微之处引起的，这也是不可不警惕的。（以上光禄寺）
医师掌管医疗的政令，聚集毒药（五毒）和药物（五药）以供医疗之事，凡是国家中有生病的人（轻的叫疾，重的叫病）、头疮身疮的人（头疮叫疕，身疮叫疡），就让医生分别治疗他们，年终则考核他们的医疗事务以制定他们的俸禄。
疾医掌管万民的疾病，四季都有疫病，用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稻、麦、黍、稷、豆）、五药（草、木、虫、石、谷）来调养他们的疾病，用五气（心、肝、脾、肺、肾所藏之气）、五声（五脏所发出的声音）、五色（五脏所发出的颜色）、观察（视也）他们的生死。
疡医凡是治疗疮疡，用五毒来攻治它，用五气来调养它，用五药来治疗它。
臣按：《周礼》中的医师就是现在太医院的职务，疾医就是现在所说的内科，疡医就是现在所说的外科。医学的说法见于经典，始于《商书》中“如果药不让人头晕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这一句话。大概药物是用来攻治疾病的，所以医师所掌管的政令、所聚集的药物以毒药为先，而疡医所治疗的五毒攻治也在五气
之养之前，其意可见矣。夫治病用药而用其毒，如人之驭恶人、控猛兽，非善于驾驭制伏者往往反受其害，苟非有传授之素、讲贯之功，一旦而付之斯人死生之命，不至于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而夭阏人生也者几希。今世之业医者挟技以诊疗者则有之矣，求其从师以讲习者何鲜也。我祖宗内设太医院，外设府、州、县医学，医而以学为名，盖欲聚其人以教学，既成功而试之，然后授以一方卫生之任，由是进之以为国医，其嘉惠天下臣民也至矣。臣愿究成周所以谓之医师、国朝所以立为医学之故，精择使判以上官，聚天下习医者俾其教之养之，读轩、岐之书，研张、孙之技，试之通而后授之职，因其长而专其业，稽其事以制其禄，则天下之人皆无夭阏之患而跻仁寿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以上太医院）
译在培养医生之前，其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治病用药而使用有毒性的药物，就像人驾驭恶人、控制猛兽一样，如果不是善于驾驭制伏的人，往往反而会受到伤害；如果没有长期传授的基础和深入研习的功夫，一旦把人的生死性命托付给这样的人，不至于造成虚者更虚、实者更实，损害不足而增加有余，从而阻碍人生寿命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当今世上凭借技艺进行诊疗的医生是有的，但寻求从师学习的人却很少。我们的祖宗在内设立太医院，在外设立府、州、县的医学机构，医生以“学”为名，大概是想聚集这些人来进行教学，等到他们学有所成后再进行考核，然后授予他们一方百姓卫生保健的职责，由此提拔他们成为国家医生，这对天下臣民的恩惠真是到了极点。臣希望探究周代之所以称为医师、本朝之所以设立医学的原因，精心挑选中级以上的官员，聚集天下学习医学的人让他们教导和培养，研读《黄帝内经》等典籍，钻研张仲景、孙思邈的医术，考核他们通晓医理后再授予职位，根据他们的特长让他们专精于某一领域，核查他们的业绩来制定俸禄，那么天下的人都不会有早夭的祸患，都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界了，这也是君王仁政的一个方面。（以上关于太医院）
以上论定职官之品。臣按：国朝设官不止于六部、通政司、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也，而以定职官之品不及五军都督府（见本条司马下及“严武备”类“本兵之柄”条）、都察院（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大理寺（见“慎刑宪”类“设典狱之官”条）、太常寺（见“秩祭祀”类）、翰林院中书舍人（见本类“简侍从之臣”条）、六科（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国子监（见“崇教化”类“设学校以立教”条）、太仆寺（见“严武备”类“牧马之政”条）、禁卫（见“严武备”类“宫卫之禁”条）、京尹监司、府州县（见“固邦本”类“择民之长”条）者，各从其类也。
卷六
▲颁爵禄之制
《周书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沈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时已别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观《虞书》所谓“辑五瑞，修五玉”，解者谓瑞玉为五等诸侯所执之圭、璧可见矣。
《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
《春官》：内史掌王之八枋（枋与柄同）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
《夏官》：司士以德诏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诏禄（有功者告于王而禄之），以能诏事（有才能者告于王，俾以治事），以久奠食（食饩廪也，以任事之久而定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禄，禄也。爵以贵之，臣非得君之爵则无以为荣；禄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禄则无以为养。是爵禄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报功而使之尽心任力、砺世磨钝而使之趋事赴功者也。其柄必出于上，非人臣所得专也。故《周礼天官》之大宰、内史，《夏官》之司士，其于爵禄惟以诏告于王而已，非敢自专其柄也，以此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专擅。后世乃有非所攸司而手握王爵、口衔天语者，安得不罹凶国害家之祸哉？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熹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于天下，六等施于国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因大国以姓名通，谓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比也）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不言中、下士，视附庸也）。大国地方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君十（十倍之也）卿禄，卿禄四（四倍之也）大夫（次国卿禄三大夫，小国二大夫），大夫倍（倍，一倍也）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小国皆同）。”
朱熹曰：“此班禄之制也。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农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则但受禄于官，如田之入而已也。”
臣按：孟子言班爵禄之制与《周礼》《王制》不同。《周礼》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则通天子而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则通天子言，而以子、男同一位而为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则兼君言而通以为六等，与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禄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详不可得闻”矣，此盖其略尔。先儒亦谓其“不可考，阙之可也”。臣姑载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与二书不同者，以见成周所颁爵禄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以上爵禄之制）
《洪范》：凡厥正人，既富（禄之也）方谷（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
译以上论述了职官等级的确定。臣按：本朝设置官职，不仅仅限于六部、通政司、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而在确定职官等级时没有包括五军都督府（见本条司马下及“严武备”类“本兵之柄”条）、都察院（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大理寺（见“慎刑宪”类“设典狱之官”条）、太常寺（见“秩祭祀”类）、翰林院中书舍人（见本类“简侍从之臣”条）、六科（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国子监（见“崇教化”类“设学校以立教”条）、太仆寺（见“严武备”类“牧马之政”条）、禁卫（见“严武备”类“宫卫之禁”条）、京尹监司、府州县（见“固邦本”类“择民之长”条）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各自归属于不同的类别。
卷六
▲颁布爵位与俸禄的制度
《周书·武成》说：爵位分为五等，分封土地分为三等。
蔡沈说：“爵位分为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分封土地分为三等，即公侯封地百里、伯封地七十里、子男封地五十里。”
臣按：封爵的制度，从唐尧虞舜时期就已经分为五等，即公、侯、伯、子、男。看《虞书》所说的“收集五瑞，修治五玉”，解释者认为瑞玉是五等诸侯所执持的圭、璧，由此可见。
《周礼·天官》：大宰用八种权柄辅佐君王驾驭群臣，一是爵位，用来驾驭他们的尊贵；二是俸禄，用来驾驭他们的富裕。
《春官》：内史掌管君王八种权柄的法度以辅佐君王治理，一是爵位，二是俸禄。
《夏官》：司士根据德行向君王建议授予爵位（有德行的人向君王报告而授予爵位），根据功劳向君王建议授予俸禄（有功劳的人向君王报告而授予俸禄），根据才能向君王建议安排事务（有才能的人向君王报告，让他治理事务），根据任职时间的长短确定食粮（食粮指廪食，根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来确定）。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这是爵位；从天子的田地到君十倍于卿的俸禄，这是俸禄。爵位用来使他们尊贵，臣子如果没有君王的爵位就无法感到荣耀；俸禄用来使他们富裕，臣子如果没有君王的俸禄就无法维持生活。因此爵位和俸禄是君王掌握的权柄，用来推崇德行、报答功劳，使他们尽心竭力、砥砺世风、磨砺愚钝，使他们趋向事务、奔赴功业。这种权柄必须出自君王，不是臣子所能专断的。所以《周礼·天官》的大宰、内史，《夏官》的司士，对于爵位和俸禄只是向君王报告而已，不敢擅自专断权柄，以此作为防范，唯恐掌管此事的人有所专擅。后世却有不是掌管此事的人却手握君王爵位、口含天子话语的，怎么能不遭受国家灭亡、家庭受害的祸患呢？
孟子说：“天子是一个等级，公是一个等级，侯是一个等级，伯是一个等级，子、男同一个等级，总共五等。君是一个等级，卿是一个等级，大夫是一个等级，上士是一个等级，中士是一个等级，下士是一个等级，总共六等。”
朱熹说：“这是爵位的等级制度。五等通行于天下，六等施行于国内。”
“天子的制度，土地方圆千里，公、侯都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总共四等。不到五十里不能通达于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依靠大国以姓名通达，称为附庸）。天子的卿受封土地比照侯，大夫受封土地比照伯，元士受封土地比照子、男（不说中、下士，比照附庸）。大国土地方圆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次国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小国是大夫的二倍），大夫的俸禄是上士的一倍，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一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一倍，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庶民俸禄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次国、小国都相同）。”
朱熹说：“这是俸禄的等级制度。君以下所享用的俸禄都是助法下的公田，借助农夫的力量耕种而收取租税，没有田地的士和在官府服役的庶民则只从官府领取俸禄，如同田地的收入一样。”
臣按：孟子所说的爵位俸禄制度与《周礼》《王制》不同。《周礼》中诸公的封地疆界方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则连同天子而言，公、侯都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中君王制定爵位俸禄，公、侯、伯、子、男总共五等，而孟子则连同天子而言，把子、男归为同一等级，作为五等诸侯之上的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总共五等，而孟子则连同君而言通共为六等，以及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禄的制度也有不同之处。孟子固然先自己说“详细情况无法得知”了，这大概只是略说而已。先儒也说“无法考证，空缺是可以的”。臣暂且记载在篇中并稍微考证它与两书不同的原因，以显示成周所颁布的爵位俸禄制度大致如此。（以上爵位俸禄制度）
《洪范》：凡是正直的人，既然富裕（给予俸禄）才善良（善指谷），你不能让他们对自家有好感，这些人就会犯罪。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后可责其为善。廪禄不继，衣食不给，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则是人将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后责其善者，圣人设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译蔡沈说：“在官府任职的人有俸禄可以依靠，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行善。如果俸禄无法接续，衣食不能供给，不能让他们和睦地对待家人，那么这些人就会陷入罪过了。”又说：“一定要先使他们富裕，然后才要求他们行善，这是圣人设立教化，想要让中等资质以上的人都能做到。”
臣按：汉张敞、萧望之言于其君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案身为廉，其势不能。”宋夏竦亦曰：“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几《洪范》之意欤。
《王制》曰：夫圭田无征。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朱熹曰：“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洁也，所以奉祭祀也。”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优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职田盖其遗意也。
汉宣帝诏天下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食一石则益五斗）。”
光武诏增百官俸，十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
臣按：此二诏皆推《洪范》“既富方谷”之意。益官之俸而于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谓善推古人之意而广之矣。宣帝所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尤为确论，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知也。
宋太祖诏曰：“吏员冗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而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州县宜以口数为率，差减其员，旧俸外增给五千。”
臣按：宋太祖所谓“与其冗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此古今之至论也，臣敢举以为今日献。
以上论颁爵禄之制
▲敬大臣之礼
《周易》：晋（坤下离上），康侯（安国之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程颐曰：“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顺丽，为能待下宠遇亲密之义，是以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国之侯也，故谓之‘康侯’。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诸侯之象也。”
朱熹曰：“晋，进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
臣按：侯而谓之康者，以其有康民安国之功而得为侯者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顺附而奉承之而有康民安国之功，是以人君必锡之以宠数，车马至于众多，接之以亲礼，昼日至于三接。在外之侯且然，则内之公卿可知也。后世人主于在外之诸侯，旷世不一再见；于内之公卿，或五日一朝，或间日视朝，其勤者虽一日一朝，然惟应故事而已。颜面之不亲，情意之不孚，况望其昼日之间三接乎？夫惟接见之频，然后其情可以通，其言可以入，势分不至于悬隔，而上下无壅蔽之患、内外无废坠之事也。有志任贤求治之主，尚念之哉。
《虞书》：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孔颖达曰：“邻，近也。君臣道近，相须而成。”
臣按：先儒谓臣以分言，邻以情言，君臣之间一于分则离、一于情则亵，故帝舜于大禹既欲其尽臣道以亲助于我，曰“臣哉邻哉”，又欲其亲助我以尽臣道，曰“邻哉臣哉”，反复咏叹之不置。舜叹而言之，禹俞而然之，君臣之际其交相亲近有如此者。后世人君之于臣下，不过于严则过于渎，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而治功之成恒不若于古欤！
帝庸（用也）作歌（诗歌）曰：“敕（戒敕）天之命，惟时（无时而不戒敕）惟几（几事之微也，无事而不戒敕）。”乃歌曰：“股肱（臣也）喜哉，元首（君也）起（兴也）哉，百工熙（广也）哉。”皋陶拜手稽首飏（大言而疾曰飏）言曰：“念哉，率（总率）作兴事，慎乃宪（谨其所守之法），钦哉。屡（数也）省乃成，钦哉。”乃赓（续也）载（成也）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安也）哉。”又歌曰：“元首丛脞（烦碎）哉，股肱惰（懈
译臣按：汉代张敞、萧望之对君主说：“粮仓充实，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充足，百姓才懂得荣辱。如今小吏的俸禄普遍不足，常常有担忧父母妻儿生计的心思，即使他们想约束自身保持廉洁，客观形势也不允许。”宋代夏竦也说：“治理国家的人都担忧官吏贪婪，却不知道消除贪婪的方法；都希望官吏清廉，却不知道达到清廉的根本。我认为消除贪婪、达到清廉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俸禄、均衡他们的待遇罢了。如果家中衣食匮乏，即使是严厉的父亲、慈爱的母亲也不能管束他们的儿子，何况君主能约束他的臣下呢？如果冻饿切身，即使是巢父、许由、伯夷、叔齐这样的贤人也不能坚守节操，何况普通人能保持清白呢？”这两位大臣的话，大概接近《洪范》的意思吧。
《王制》说：圭田不征收赋税。孟子说：“卿以下的官员必须有圭田，圭田为五十亩。”
朱熹说：“这是在世袭俸禄常制之外又设有圭田，用来优厚君子。圭，意为洁净，是用来供奉祭祀的。”
臣按：夏商周三代盛世，优待君子竟然如此优厚，唐、宋的职田大概保留了这种遗意。
汉宣帝诏告天下说：“官吏不廉洁公平，政治之道就会衰败。如今小吏都勤于政事但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扰掠夺百姓，很难啊。增加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十五（如果吃一石就增加五斗）。”
光武帝诏令增加百官俸禄，十石以上的比西汉旧制减少，六百石以下的比旧制增加。
臣按：这两道诏书都推行了《洪范》“既富方谷”的意思。增加官吏的俸禄，对地位较低的小吏尤其加厚，可以说是善于推行古人的意思并加以推广了。宣帝所说的“官吏不廉洁公平则政治之道衰败”尤为确切的论断，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可不知道。
宋太祖诏令说：“官吏冗多难以求得治理，俸禄微薄而不能要求他们廉洁。与其冗员而耗费巨大，不如精简官员而增加俸禄。州县应当以人口数量为比例，酌情减少员额，在旧俸之外增给五千。”
臣按：宋太祖所说的“与其冗官而耗费巨大，不如精简官员而增加俸禄”，这是古今的至理名言，臣敢举出作为今日进献。
以上论述颁爵禄的制度
▲敬重大臣的礼节
《周易》：晋卦（坤下离上），康侯（安国之侯）受赐众多车马，一天之内三次接见。
程颐说：“六五以柔顺居于君位，光明而顺从，体现了对待下属宠遇亲密的意义，所以说是‘康侯受赐众多车马，一天之内三次接见’。大明的君主，是安天下的人。诸侯能顺从依附天子的明德，是康民安国的侯，所以称为‘康侯’。因此享受宠赐而被亲近礼遇，在白天之内三次接见于天子。不说公卿而说侯，天子治理在上，诸侯治理在下，在下而顺从依附于大明的君主，是诸侯的象征。”
朱熹说：“晋，进的意思。‘受赐众多车马，一天之内三次接见’，是说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
臣按：侯称为康，是因为他有康民安国的功劳而得以成为侯。大明的君主在上，臣下顺从依附而奉承他并有康民安国的功劳，所以君主必定赐予他宠数，车马众多，以亲礼接见，一天之内达到三次。在外的诸侯尚且如此，那么在朝的公卿可想而知。后世的君主对于在外的诸侯，隔代都不一定再见一次；对于在朝的公卿，有的五天一朝，有的隔日视朝，勤勉的虽然一天一朝，但也只是应付故事罢了。面容不亲近，情意不信任，何况指望一天之内三次接见呢？只有接见频繁，然后情意可以相通，言语可以进入，权势地位不至于悬隔，上下没有壅蔽的祸患，内外没有废坠的事情。有志于任用贤才、求得治理的君主，应当念及此啊。
《虞书》：帝说：“唉，是臣也是邻，是邻也是臣。”禹说：“是的。”孔颖达说：“邻，近的意思。君臣之道相近，相互依赖而成。”
臣按：先儒认为臣从名分上说，邻从情意上说，君臣之间只讲名分就会疏离，只讲情意就会轻慢，所以帝舜对大禹既希望他尽臣道以亲近辅佐我，说“是臣也是邻”，又希望他亲近辅佐我以尽臣道，说“是邻也是臣”，反复咏叹不停。舜感叹而言，禹应允而然，君臣之间相互亲近竟然如此。后世的君主对于臣下，不是过于严厉就是过于轻慢，这就是上下情意不信任，而治理功业的成就常常不如古代的原因吧！
帝于是作歌说：“警惕上天的命令，无时无刻不警惕细微之事。”于是歌唱说：“股肱（臣）欢喜啊，元首（君）兴起啊，百官兴盛啊。”皋陶拜手稽首大声疾呼说：“要念及啊，总领兴办事业，谨慎你所遵守的法度，恭敬啊。屡次省察你的成就，恭敬啊。”于是继续歌唱说：“元首明察啊，股肱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又歌唱说：“元首烦碎啊，股肱懈怠啊
蔡沈曰：“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皋陶将欲赓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责难于臣，皋陶赓歌而责难于君，君臣之相责难者如此，有虞之治兹所以为不可及也。”
臣按：虞廷君臣相与赓歌，以元首、股肱为言，以见君臣一体之意。君之歌则先股肱，臣之歌则先元首，于咏歌欢乐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当是时也，一堂之间、君臣之际；臣敬君则拜稽以飏其言，君敬臣则致拜以俞其语，君臣一心，上下忘势，此虞廷之君臣所以为万世法，而其治效所以为不可及欤。
《诗大雅卷阿》其首章曰：有卷（曲也）者阿（阿，大陵也），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指成王也，下放此），来游来歌，以矢（陈也）其音。次章曰：伴涣尔游矣，优游尔休矣（伴涣、优游皆闲暇之意）。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酋，终也）。
朱熹曰：“此诗召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首一章总叙以发端，次章言王既伴涣优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尔终其寿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终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天下之可乐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时，而可虑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时。曷为其可乐而又可虑也？盖泰和盛治之时，以三光则得其明，以四时则得其序，以庶类则得其所，是诚可乐也，然治极而不戒则乱亦于此乎兆。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谓治可保其常不乱乎？此其所可虑也。夫惟虑之于极治之时，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赓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第三章曰：尔土宇反章（反章，大明也），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谓终其身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第四章曰：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茀、禄皆福也）。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则纯大之福，常享而不失矣）。
臣按：此二章朱熹所谓极言寿考、福禄之盛，以广王心而歆动之者也。宋儒有言，汉文之时贾谊为之痛哭流涕，如祸患之迫乎其后，谊之忧国诚深矣。然其言太过而无优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观天下之势不至于此则一不之信，然后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由是以观，则知人臣之告君，惧之以祸患，不如歆之以福寿可知矣。虽然，此为人臣告君者言尔，若夫人君畏天命而悲人穷者，固当求贤慕祖以迓福寿于方来，尤当戒谨恐惧以消祸患于将萌，二者不可偏废也。
第五章曰：有冯（谓可为依者）有翼（谓可为辅者），有孝（谓能事亲者）有德（谓得于己者），以引（导也）以翼（相也）。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吕祖谦曰：“贤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者何也？盖人主常与慈祥笃实之人处，其所以兴起善端、涵养德性，镇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语之间者矣。”
朱熹曰：“此章言得贤以自辅，如此则其德日修而四方以为则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禄之由也。”
其卒章曰：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陈也）诗不多，维以遂歌。
朱熹曰：“此章谓君子之车马则既众多而闲习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贤者而不厌其多矣。遂歌盖继王之声而遂歌之，犹《书》所谓赓载歌也。”
臣按：此诗先儒谓召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而作，其卒章所谓“维以遂歌”犹《书》皋陶赓帝舜之载歌也，则是自古圣帝明王所以敬礼其臣，相与游歌者有自来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万几之暇，条成《大诰》三编以示天下臣民，其初编之首即托始以“君臣同游”为第一，其言曰：“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饮食梦寐未尝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务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过，补君之阙。显祖宗于地下，欢父母于生前，荣妻子于当时，身名流芳，千万载不磨。”噫，圣祖之心所以为圣子神孙虑者深矣。盖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分至严，矧继世之君生长深宫，其于臣下尤易悬绝，盖一日之间，视朝之
译蔡沈说：“舜将要作歌，先叙述他作歌的意图；皋陶将要续和作歌，也先叙述他作歌的意图。舜作歌时以高标准要求臣下，皋陶续和作歌时以高标准要求君主，君臣之间相互以高标准要求就是这样的，虞朝的治理之所以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原因就在这里。”
臣按：虞朝朝廷上君臣相互续和作歌，用元首和股肱来比喻，以表明君臣一体的意思。君主的歌先提到股肱，臣子的歌先提到元首，在咏唱欢乐之中蕴含着推尊致敬的意思。在那个时候，殿堂之上、君臣之间；臣子敬重君主就跪拜叩头来宣扬他的言论，君主敬重臣子就回拜以应允他的话，君臣一心，上下忘却权势，这就是虞朝君臣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而其治理成效之所以别人无法企及的原因吧。
《诗经·大雅·卷阿》首章说：那弯曲的山陵，南风飘拂。和乐平易的君子（指周成王，以下同），来这里游玩歌唱，来陈述他的声音。次章说：你悠闲地游玩啊，你安逸地休息啊（伴涣、优游都是闲暇的意思）。和乐平易的君子，使你终其天性，像先公那样善始善终（酋，终的意思）。
朱熹说：“这首诗是召公跟随成王游玩，在卷阿山上歌唱，因成王的歌而作此诗作为劝诫。首章总叙以发端，次章说君王已经悠闲安逸地游玩了，又呼唤并告诫他，说使你终其寿命，像先君那样善始善终。”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说：“天下最可乐的事情莫过于太平盛世之时，而最可忧虑的也莫过于太平盛世之时。为什么既可乐又可忧虑呢？大概太平盛世之时，日月星辰得到光明，四季得到顺序，万物得到适宜的位置，这确实是可乐的，然而治理达到极致而不警戒，动乱也由此萌芽。天地盈虚随着时间消长，难道治理可以保持长久不乱吗？这就是可忧虑的地方。只有在极治之时加以忧虑，所以虞朝有皋陶的续和歌，周朝有召公的《卷阿》。”
第三章说：你的国土广大明亮，也非常深厚。和乐平易的君子，使你终其天性，百神都归你主宰（指终身成为天地、山川、鬼神的主宰）。第四章说：你承受天命长久，福气安康。和乐平易的君子，使你终其天性，纯大的福泽常享而不失（纯嘏，纯大之福）。
臣按：这两章是朱熹所说的极力陈述寿考、福禄的丰盛，以开阔君王的心胸并使之欣动。宋代儒者有言，汉文帝之时贾谊为之痛哭流涕，好像祸患紧迫其后，贾谊忧国确实深切。然而他的言论太过而没有从容不迫的意思，皇帝退而观察天下的形势不至于如此，于是就不相信，然后才知道康公劝诫君主，他的言论也有方法。由此看来，就知道臣子告诫君主，用祸患来使他恐惧，不如用福寿来使他欣动。虽然如此，这是说臣子告诫君主的情况，至于君主敬畏天命而悲悯百姓困苦，固然应当求贤慕祖以迎接未来的福寿，尤其应当警戒谨慎恐惧以消除将萌发的祸患，这两者不可偏废。
第五章说：有依靠，有辅佐，有孝行，有德行，来引导，来辅佐。和乐平易的君子，成为四方的法则。
吕祖谦说：“贤者的品行不止一端，必定说‘有孝有德’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君主常与慈祥笃实的人相处，他用来兴起善端、涵养德性，镇定躁气而消除邪念，日改月化不在言语之间。”
朱熹说：“这一章说得到贤人来自我辅佐，这样那么他的德行日益修养而四方以此为法则。从这一章以下乃是说达到上一章福禄的原因。”
末章说：君子的车，既众多又丰富。君子的马，既驯服又奔驰。陈述的诗不多，只是用来续和歌唱。
朱熹说：“这一章说君子的车马既众多又熟练，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也足以接待天下的贤者而不嫌其多。遂歌大概是继成王之声而续和歌唱，如同《尚书》所说的续和载歌。”
臣按：这首诗先儒说召公跟随成王在卷阿山上游玩歌唱而作，末章所说的“维以遂歌”如同《尚书》中皋陶续和帝舜的载歌，那么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所以敬礼他们的臣子，相互游玩歌唱由来已久了。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在万机之暇，编成《大诰》三编以昭示天下臣民，其初编之首即托始以“君臣同游”为第一，他说：“从前臣子能与君主同游的，他们竭尽忠诚成全君主，饮食梦寐未曾忘记政事。所谓政事是什么？只致力于为民造福，拾补君主的过失，节制君主的过错，弥补君主的缺失。显扬祖宗于地下，使父母在生前欢乐，使妻子在当时荣耀，身名流芳，千万年不磨灭。”唉，圣祖之心为圣子神孙考虑得深远啊。大概君主尊贵如天，臣子卑下如地，其名分至为严正，何况继世之君生长在深宫，对于臣下尤其容易疏远，大概一天之间，视朝之
际仅数刻耳，退朝之后所亲接者宦官、宫人，所谓贤士、大夫者无由亲近也，于是乎发为“君臣同游”之训。谓之游者，则凡便殿燕闲之所、禁掞行幸之处无不偕焉，如皋陶赓明良之歌、召公从卷阿之游是已。然尤恐其臣之同游也或启君之怠荒或长君之淫纵，于是又教之曰：务在成全其君，饮食梦寐不忘其政，惟务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过，补君之阙。又恐其臣不知所以感发而歆动者，于是又期之以显祖宗、欢父母，显荣生前，流芳后世。噫，圣祖之心所以感发其臣，而为圣子神孙虑一何深且远哉？臣于是尤有以见古今圣君贤相其心千万世而相通也，何则？召公作诗以臣而告君也，故以寿考、福禄之盛以歆动其君之心，俾其兴起于善，求贤用善以为法祖致治之基；圣祖作诰以君而告臣也，故以显荣流芳之效以歆动其臣之心，使其感发于善，尽忠福民以为成全其君之地。可见君臣之义千古一心，圣贤之心万世一理。后之践圣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尚当以圣祖之心为心；居召公之位以从君游歌者，尚当以召公之心为心，臣不胜惓惓。
译相会的时间仅仅只有片刻罢了，退朝之后所亲近接触的只有宦官、宫人，所谓的贤士、大夫没有机会亲近，于是便发出了“君臣同游”的训诫。称之为“游”，那么凡是便殿宴饮闲暇之所、禁苑巡幸之处没有不一起前往的，就像皋陶唱和明良之歌、召公随从卷阿之游那样。然而尤其担心臣子与君主同游或许会引发君主的懈怠荒淫，或许会助长君主的放纵欲望，于是又教导臣子说：务必在于成全君主，饮食梦寐都不忘记政事，只致力于为民造福，拾补君主的过失，抑制君主的过错，弥补君主的缺失。又担心臣子不知道用什么来感发并打动君主，于是又用显扬祖宗、取悦父母，生前显赫荣耀，后世流传美名来期许他们。唉，圣祖的心意用来感发臣子，为圣明的子孙考虑是多么深远啊！臣因此尤其能够看出古今圣君贤相他们的心意千万世都是相通的，为什么呢？召公作诗是以臣子的身份告诉君主，所以用长寿、福禄的兴盛来打动君主的心，使他兴起向善之心，求取贤才、任用善人作为效法祖制、达到大治的基础；圣祖作诰是以君主的身份告诉臣子，所以用显赫荣耀、流传美名的功效来打动臣子的心，使他们感发向善，尽忠造福百姓作为成全君主的根基。可见君臣的大义千古同心，圣贤的心意万世同理。后世继承圣祖之位以奉行天命、治理天下的人，还应当以圣祖的心意为心意；居于召公之位以随从君主游歌的人，还应当以召公的心意为心意，臣对此恳切不已。
《周书召诰》：今冲（幼也）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考也）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蔡沈曰：“幼冲之主于老成之臣尤易疏远，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遗弃老臣，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遗也，况言其能稽谋自天，是尤不可遗也。稽古人之德则于事有所证，稽谋自天则于理无所遗。无遗寿耇，盖君天下者之要务，故召公特首言之。”
臣按：蔡沈言“无遗寿巉，君天下者之要务”，盖寿巉之人阅世久而涉历深，于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兴衰治乱之迹、当世沿革废举之由，莫不有以知其所当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则是、如此则非，如此则成、如此则败，如此则治、如此则乱，灼然于心胸之间，了然于见闻之际，粲然于指画之顷。于事有所证，非徒为是空言也；于理无所遗，非徒为此驾说也。人君为治，诚能不遗斯人，惟其言之是咨是用，则其治效之臻，视夫用彼新进少年不经事者，其相去奚翅十百哉！
《毕命》：惟公（毕公）懋（盛大之义）德，克勤小物（细行也），弼亮四世（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罔不祗（敬也）师（法也）言（训也）。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康王自谓也）垂（垂衣）拱（拱手）仰成。
蔡沈曰：“毕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细行，辅导四世，风采凝峻，表仪朝着（谓朝内列位有常处），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师训，休嘉之绩盖多于先王之时矣。今我小子复何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臣按：史渐曰：忠厚近迂阔，老成若迟钝，先王终不以此易彼者，盖世臣旧德功业已见于时、闻望已孚于人，商功利、课殿最虽不若新进者，至于雍容廊庙，天下想望其风采，足以廉顽立懦、敦薄厉偷，如泰山乔岳，初无运动之劳而功之及人厚矣。毕公四世元老，虽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诚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绩不以已多于前时而或怠，正色敛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辞吐气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吁，斯人也，其《书》所谓寿蒨、《诗》所谓老成人欤？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纲，以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强暴之不服哉？
《诗序》曰：《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臣按：此《诗》旧序，朱熹辨其与诗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黄巉、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载于篇。
《荡》之什曰：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朱熹曰：“老成人，旧臣也。典刑，旧法也。言非上帝为此不善之时，但以殷不用旧，致此祸尔。虽无老成人与图先王旧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无听用之者，是以大命倾覆而不可救也。”
谢枋得曰：“三代而上，国有大政、有大议、有大疑皆决于老成人之言。曰图任旧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国也；曰人惟求旧，曰无侮老成人，盘庚所以兴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周公所以训康叔也；犁老播弃，格人罔敢知吉，纣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旧，俊在厥服，平王所以东迁也。”
臣按：为治之具在人与法而已，有人以为咨询，谋为之用；有法以为持循，凭借之资。用老成之人，行见成之法，则凡所以咨询而见于谋为者皆先王之旧政成宪，用之久而事无弊、行之习而民相安者，由是而循守之以为凭借之资，则可以存国体、安民生、保天命，千万年如一日也。不幸而老成凋丧，而先王之旧法幸有存者持循而凭借之，犹可以系人心、延国祚而不至于倾覆，苟骤用新进，轻变旧法，其不至于丧乱也者几希。若宋神宗舍韩琦、富弼，听用王安石变祖宗旧法，以驯致靖康之祸，兹其明验欤。
《礼记内则》：凡养老，五帝宪（法也），三王有（乂也）乞言。
臣按：年之贵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莫不有养老之礼，然其所以养
译《周书·召诰》说：“现在年幼的君主继承大统，不要遗弃年高德劭的老臣，说他们能考察古人的德行，况且说他们能考察上天的意旨？”
蔡沈说：“年幼的君主对于老成的臣子尤其容易疏远，所以召公说现在君王以童子身份继承王位，不可以遗弃老臣，说他们能考察古人的德行，这本来就不可以遗弃，何况说他们能考察上天的意旨，这就更不可以遗弃了。考察古人的德行，那么在事情上有所验证；考察上天的意旨，那么在道理上无所遗漏。不遗弃年高德劭的人，大概是统治天下者的要务，所以召公特别首先提到这一点。”
臣按：蔡沈说“不遗弃年高德劭的人，是统治天下者的要务”，大概是因为年高德劭的人阅历世事久、经历深，对于前代君王的政令、祖宗的典章，古今兴衰治乱的踪迹、当世沿革废举的原因，没有不知道其应当如此及其所以如此的道理，这样就是对的，那样就是错的，这样就能成功，那样就会失败，这样就能治理，那样就会混乱，在心中明确，在见闻中清楚，在指点画划时鲜明。在事情上有所验证，不仅仅是空话；在道理上无所遗漏，不仅仅是虚妄的言论。君主治理国家，如果真的能不遗弃这些人，只咨询并采用他们的言论，那么治理成效的达成，比起使用那些新进少年、没有经验的人，相差何止十倍百倍呢！
《毕命》说：“只有毕公德行盛大，能勤于细微之事，辅佐文、武、成、康四代君主，严肃正色率领下属，没有不恭敬效法训诫的。美好的功绩多于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赖其成功。”
蔡沈说：“毕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细微之事，辅导四代君主，风采凝峻，成为朝廷的表率，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恭敬服从训诫的，美好的功绩大概多于先王之时了。现在我小子还做什么呢，垂衣拱手仰赖其成功罢了。”
臣按：史渐说：忠厚接近迂阔，老成看似迟钝，先王最终不因此替换彼者，大概是因为世臣旧德功业已经显现在当时、声望已经取信于人，讲求功利、考核优劣虽然不如新进者，至于在朝廷从容不迫，天下人仰慕其风采，足以使顽固者廉洁、使懦弱者自立、使薄俗者敦厚、使怠惰者勤勉，像泰山高岳，起初没有运动的劳苦而功绩惠及人深厚。毕公是四代元老，虽然有不可及的盛德，常有不自足的诚心，细微之事不因不必勤而不勤，美好的功绩不因已多于前时而懈怠，严肃正色收敛容貌而使人非分的意图自然消除，出言吐气而使天下群心都信服。唉，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尚书》所说的年高德劭者、《诗经》所说的老成之人吧？君主如果真的能得到这样的人并托付倚重之任，以端正朝纲，以敦厚雅俗，垂衣拱手仰赖其成功，还有什么政教不能取信、强暴不能服的呢？
《诗经序》说：《行苇》，表现忠厚。周家忠厚，仁爱及于草木，所以能内部和睦九族、外部尊敬侍奉黄发老人，养老求言以成就其福禄。
臣按：这是《诗经》旧序，朱熹辨明其与诗意不合，但因其外部尊敬侍奉黄发老人、养老求言以成就福禄，符合古昔盛王敬老求言的意思，所以记载于篇。
《荡》之什说：“不是上帝不按时节，殷商不任用旧臣。虽然没有老成之人，还有旧法。竟然没有听从，大命因此倾覆。”
朱熹说：“老成之人，是旧臣。旧法，是旧法。说不是上帝造成这种不善的时局，只是殷商不任用旧臣，导致这种祸患罢了。虽然没有老成之人与图谋先王旧政，但旧法还在，可以遵循遵守，竟然没有听用的人，所以大命倾覆而不可救药。”
谢枋得说：“三代以上，国家有大政、有大议、有大疑都决断于老成之人的言论。说图谋任用旧臣共同执政，是殷先王所以立国的原因；说人只寻求旧臣，说不要侮辱老成之人，是盘庚所以兴盛的原因；说你只有商朝年高德劭之人，居心知道训诫，是周公所以训诫康叔的原因；抛弃老成之人，正直的人不敢知道吉凶，是纣王所以灭亡的原因；在位者没有年高德劭之人，俊才在其职位，是平王所以东迁的原因。”
臣按：治理国家的工具在于人和法而已，有人作为咨询，谋略得以运用；有法作为持循，凭借的资本。任用老成之人，实行现成的法度，那么凡是咨询而见于谋略的，都是先王的旧政成宪，使用久了事情没有弊端、实行习惯了百姓相安，由此遵循遵守作为凭借的资本，就可以保存国体、安定民生、保全天命，千万年如一日。不幸老成凋丧，而先王的旧法幸好还有存留的持循而凭借之，还可以维系人心、延续国运而不至于倾覆，如果骤然使用新进，轻率改变旧法，其不至于丧乱的几率很少。像宋神宗舍弃韩琦、富弼，听用王安石改变祖宗旧法，以致靖康之祸，这就是明显的验证。
《礼记·内则》说：“凡是养老，五帝有法度，三王有求言。”
臣按：年高德劭在天下尊贵很久了，五帝三王没有不有养老之礼的，然而其所以养
之者有国老焉、有庶老焉。所谓国老者国家耆旧之臣，盖尝执政服役、食君之禄、任君之事者也，非徒加之以执浆执爵之仪、祝噎祝哽之礼，实欲法其善行体之于己以为美德，求其善言服之于行以为良法焉。
译侍奉他们的人中有国老，有庶老。所说的国老，是国家中德高望重的老臣，他们曾经执政任职、享受君主的俸禄、承担君主的事务。这不仅仅是给予他们手持浆水、捧着酒爵的礼仪，以及防止噎食、防止哽塞的礼节，实在是想要效法他们的善行，将其体现在自己身上以成为美德，探求他们的善言，将其践行于行为中以成为良法。
《中庸》：子曰：“敬大臣则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
朱熹曰：“不眩谓不迷于事。敬大臣则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也。官盛任使谓官属众盛足任使令也。盖大臣不当亲细事，故所以优之者如此。”
臣按：朱熹于《中庸或问》论劝大臣之道无复余蕴，前编已载之矣，兹不重赘。夫敬大臣，九经之一也。敬大臣本于尊贤，尊贤本于修身，而修身则又本于诚焉。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心有不诚则所以修身者无实德，所以尊贤者无实礼，所以敬大臣者貌敬而心不孚，言入而实不继，皆为虚文矣。故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诚而已矣。
汉贾谊上文帝疏曰：“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已尝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咺之（谓以长绳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详见前编）。”
臣按：贾谊此言盖为当时大臣多以罪下狱而发，文帝果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呜呼，谊之此言非特以救当时之弊，盖人君待臣之礼所当然也。史谓文帝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养之云者，盖欲其同入于德善之中而不至于罹吾之法也。孟子曰：“以善养人。”文帝其庶矣乎！
以上论敬大臣之礼。臣按：前编于“正伦理”已载君使臣之礼，而此又有敬大臣者，盖彼所谓臣者通小大而言，此则专言大臣也。
卷七
▲简侍从之臣
《书冏命》：王（穆王）若曰：“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给侍左右者）御（车御之官）仆从（太仆、群仆凡从王者）罔匪正人，以旦夕承（承，顺）弼（正救）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万邦咸休。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直也）愆纠（正也）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谓文、武）。”
蔡沈曰：“文、武之君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固无待于侍御、仆从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则承顺正救亦岂小补哉。”
林之奇曰：“左右近习非人则朝夕渐染，入于邪辟而不自知，大臣虽贤，君心已蠹矣。故须小大忠良，必群仆皆正人而后可。”
臣按：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作此诰命之首述文王、武王有至圣之德，其一时小臣、大臣各怀其忠直良善之行，虽其侍奉、进御、仆役从官之微，无非正直之人，相与奉承辅弼之，是以其出入起居之间无有不敬者，发号施令之际无有不善者，由是下而民庶之敬顺，远而万国之休美。文武犹然，况我一人素无良善之德者乎？实必赖尔前后左右有位之士辅助我之所不及，直其愆过，正其舛谬，格其非僻之心，庶几能绍述我先烈之文、武乎。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于伯冏，而实欲求助于一时前后左右侍从之臣有位者也。
《国语》：近臣进规。
臣按：侍从之职所谓近臣也。侍从之职虽各有所司，而皆以进规谏为要焉。
宋司马光言于其君（英宗）曰：“窃见祖宗之时，闲居无事常召侍从近臣，与之从容讲论万事，委曲详悉无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则欲使下情上通，无所壅蔽；二则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业由此而致。陛下龙飞，奄有四海，虽圣贤英睿得于天纵，然与当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间情伪未甚尽知，臣谓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於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伏望圣慈少解严重，细加访问，以广聪
译《中庸》记载，孔子说：“尊敬大臣，就不会迷惑。”又说：“设置众多属官供其差遣，是用来勉励大臣的。”
朱熹说：“不迷惑，是指不迷惑于事务。尊敬大臣，就会专一信任，而小臣不能从中离间，所以面临事务时就不会迷惑。官属众多足以任使，是指属官众多兴盛，足以承担使令。大概大臣不应当亲自处理琐碎事务，所以优待他们的方式就是这样。”
臣按：朱熹在《中庸或问》中论述勉励大臣的道理，已经没有多余的蕴义了，前编已经记载，这里不再重复赘述。尊敬大臣，是九经之一。尊敬大臣根本在于尊重贤人，尊重贤人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而修养自身又根本在于真诚。真诚，就是真实无妄的意思，心中不真诚，那么修养自身就没有实际的德行，尊重贤人就没有实际的礼节，尊敬大臣只是表面恭敬而内心不信服，言语进入耳朵但实际行动不接续，都成了虚文。所以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经，用来推行它们的只有一个，这个一就是真诚罢了。
汉代贾谊上书给汉文帝说：“用廉耻节礼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侮辱，因此黥刑、劓刑的罪责不涉及大夫。礼制规定，不敢给君主路上的马匹喂食，踢打喂马草料的人要受罚，这是为了替君主预先远离不敬的行为，是为了体现大臣的体面并激励他们的节操。我听说，鞋子即使崭新也不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用来垫鞋子（垫在鞋子里的衬垫）。那些曾经处于尊贵受宠地位的人，天子改变容貌而礼貌对待他们，官吏百姓曾经俯伏敬畏他们。现在如果有过错，罢免他们是可以的，让他们退隐是可以的，赐死他们也是可以的。至于捆绑他们，用长绳系住他们，交给司寇，编入徒官，让小吏辱骂并鞭打他们，这大概不是让大众看到的合适做法。如果卑贱的人习惯知道尊贵的人一旦失势，我也能这样对待他们，这就不是用来尊崇尊贵者的教化了（详见前编）。”
臣按：贾谊这番话大概是因为当时大臣多因罪下狱而发出的，汉文帝果然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对待臣下有节制，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刑罚。唉，贾谊这番话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当时的弊端，大概也是君主对待臣下礼节所应当如此的。史书说汉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对待臣下有节制。所谓“养”，大概是希望他们一同进入道德善行的境界，而不致触犯我的法律。孟子说：“用善来养育人。”汉文帝大概接近于此吧！
以上论述尊敬大臣的礼节。臣按：前编在“正伦理”中已经记载了君主使用臣下的礼节，而这里又有尊敬大臣的内容，大概前编所说的臣下是通指大小臣工而言，这里则专门指大臣。
卷七
▲简侍从之臣
《尚书·冏命》：穆王说：“从前文王、武王聪明齐圣，大小臣工都怀有忠良之心。那些侍奉、御车、仆从等跟随君主的人，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早晚顺承辅弼他们的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美的。下民敬顺，万国都美好。只有我一人没有良善之德，实在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士人，匡正我的不足，纠正我的过失谬误，匡正我的邪僻之心，使我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先业。”
蔡沈说：“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聪明齐圣，大小臣工都怀有忠良之心，本来不需要侍御、仆从的顺承辅弼，然而他们左右奔走的人都能得到正直的人，那么顺承辅弼又岂是小小的补益呢。”
林之奇说：“左右亲近的人如果不是正直的人，就会朝夕逐渐沾染，陷入邪僻而自己不知道，大臣虽然贤能，君主的心已经腐朽了。所以必须大小臣工都忠良，所有的仆役都是正直的人才可以。”
臣按：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作这篇诰命，开头叙述文王、武王有至圣的德行，当时的小臣、大臣各自怀有忠直良善的品行，即使是侍奉、进御、仆役从官这样微贱的人，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共同奉承辅弼君主，所以他们在出入起居之间没有不恭敬的，在发号施令之际没有不善美的，由此而下民敬顺，远至万国都美好。文王、武王尚且如此，何况我一人素来没有良善之德呢？实在必须依赖你们前后左右在位的士人辅助我所不及的地方，纠正我的过失，端正我的谬误，匡正我的邪僻之心，或许能够继承先王文王、武王的事业。穆王这番话不仅是向伯冏求助，而是实在想向当时前后左右侍从之臣中在位的人求助。
《国语》：近臣进献规谏。
臣按：侍从的职责就是所谓的近臣。侍从的职责虽然各有分工，但都以进献规谏为要务。
宋代司马光对他的君主（英宗）说：“我私下看到祖宗时期，闲居无事时常召见侍从近臣，与他们从容讲论万事，委曲详尽无所不至。之所以这样，一是为了让下情上达，没有壅塞遮蔽；二是想了解这些人的才能与否，才器所胜任的职位。因此升降取舍都得当，太平的基业由此而成就。陛下即位，拥有四海，虽然圣贤英睿出于天纵，然而与当世士大夫接触不多，民间的真情假意没有完全了解，我认为应当诏令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值班于资善堂，晚上就宿在崇文院，以备不时宣召。希望圣上稍微解除严肃拘谨的态度，详细询问，以广开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