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七
而为器，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于他国，归于蛮夷，关防不严，法制隳坏，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财，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矣。”
译铸造成器物，钱币虽然毁损但器物却留存下来；至于钱币散失四处流散，经由舟船车辆转运，流入其他国家，归于蛮夷之地，如果关卡防守不严，法律制度崩坏，真正的钱币日益减少，伪币日益增多，用无法估量的高价消耗有限的财富，即使万物都变成铜、天地阴阳都化作炭火，也还是不够用的。
臣按：刘秩有言：“铸钱之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繇在于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官禁之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永为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宋朝铸钱比前代为多，天下置监铸钱总二十六处，计其最多之年岁课至五百四十九万贯，韶州永通一监岁造八十万贯，他可知矣。大抵国计仰给于此，所以当时铜禁最严，销钱为器者有罪，漏钱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铜之严，所以致铜之多，铜多则贱，贱则易致，鼓铸虽烦而民不致于甚困，王安石一变其法而国用日耗，为政者乌可轻变成法哉。（以上言钱）
《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四曰（八成中此其四也）听称责以傅别。
臣按：傅别谓券书也，称谓代之以物，责谓责其所偿。此乃后世契券文约之始，特民间私相以为符验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书以通货物之有无，与后世交会、楮钞其用虽不同，而其以空文质实货，其原盖兆于是矣。
汉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县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贾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臣按：后世楮币肇端于此。然其用皮为币用之以荐璧以朝觐聘享尔，非以此为用也，其制虽与后世楮钞不同，然不用金银铜锡为币而以他物代之则权舆于此也。
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钱而合券以取而钱，与券犹是二物，非若今之钞，即以钞为钱而用之也。
宋太祖时，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所繇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寻置便钱务。
臣按：此即唐人飞钱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给受有停滞之币、于钱之出入有减换之弊耳。
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
寇咸守蜀，乞禁交子。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吕祖谦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于蜀则可，于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行旅赍持不便，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以挟持，欲行楮币，铜钱却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
臣按：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用楮为币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汉，三代以来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简竹册以书字，唐王玙乃用为假钱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铜钱而为行使之币哉？作俑者寇咸而成之者薛田、张若谷，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伦之智与太公之法并行于天下后世，噫，可叹也哉！
天圣中，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至神宗时改交子务为钱引务。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换谓之界，更换之际，新旧相易，上下相关，不免劳扰，我朝钞法一定而不更，可谓便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以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会皆是用官钱为本，至金、元之钞始取料于民，不复以钱为本矣。
高宗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会子，不特此也，又谓之钱引，又谓之关子，又谓之关会，其实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飞钱，合券特
译臣按：刘秩曾说：“铸钱的费用不足，原因在于铜价昂贵；铜价昂贵的缘由，在于使用铜的人太多了。”铜用来做兵器不如铁，用来做器具不如漆，禁止使用它并无害处。官府禁止使用铜，铜就无处可用；铜无处可用，铜价就会更加低廉；铜价低廉，铸钱的费用就充足了。铜不流布于民间，盗铸者就没有理由去铸造；没有理由去铸造，官方的钱就不会被破坏；官方的钱不被破坏，人们就不会触犯死刑；钱的数量又日益增加，永远成为有利的事，这是一举而具备四种好处。宋朝铸钱比前代多，天下设置铸钱监共二十六处，计算最多的一年，岁课达到五百四十九万贯，韶州永通一监一年铸造八十万贯，其他监的情况可以推知了。大体上国家财政仰赖于此，所以当时铜禁最严，销毁铜钱做器具的有罪，私带铜钱出境的抵死，正因为禁止铜的严厉，所以导致铜的多，铜多则价贱，价贱则容易获取，鼓铸虽然烦劳，但百姓不至于非常困苦，王安石改变这一法令，国家用度日益耗损，执政的人怎么可以轻易改变成法呢。（以上论述钱币）
《周礼》：小宰以官府的八成来治理国家，第四项是（八成中的第四项）听凭称贷以傅别。
臣按：傅别指的是券书，称是指用物品代替，责是指责令偿还。这是后世契约文书的起源，只是民间私下作为凭证罢了，并非用于交易，然而用券书来互通货物的有无，与后世的交会、楮钞虽然用途不同，但其以空文代表实货，其起源大概就在此了。
汉武帝元狩四年，有关部门说县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贾财产有的累积万金，不帮助国家的急难，请求更改钱币制造币以补充用度而打击浮华奢侈兼并的徒众。于是用白鹿皮方尺，边缘装饰藻缋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皮币荐璧然后才能进行。
臣按：后世的楮币肇端于此。然而用皮作为币，是用来荐璧以朝觐聘享的，并非以此为用，其制度虽然与后世的楮钞不同，然而不用金银铜锡作为币而以他物代替，则发端于此。
唐宪宗时，命令商贾到京师，把钱委托给各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奔走四方，合券才取钱，号称“飞钱”。
臣按：这是楮法所由起的。然而委托钱而合券以取钱，钱与券还是两样东西，不像现在的钞，即以钞作为钱而使用。
宋太祖时，允许商人把钱投入左藏库，以各州的钱给付他们，而商旅先经过三司投牒然后输入于库。所由司计算，一缗私刻钱二十。不久设置便钱务。
臣按：这就是唐人飞钱的方法。这种方法现在也可以实行，只是担心奉行者对于百姓的给受有停滞的币、对于钱的出入有减换的弊病罢了。
真宗时，张咏镇守蜀地，担忧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立质剂的方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更换，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称为“交子”。富民十六户主持，后来富民资财稍衰，不能偿还所负，争讼多次发生。
寇咸守蜀，请求禁止交子。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议论废除交子则贸易不便，请求官府设置务，禁止民间私造，诏书听从他们的请求，设置益州交子务。
吕祖谦说：“益州设置交子，这是一时举偏救弊的政策，也不是钱布经久可行的制度。交子在蜀地可行，在其他地方利害大段不同，为什么？蜀地使用铁钱，行旅携带不便，交子的方法出于百姓自己所为，托付于官府，所以可行。现在铜钱稍轻，行旅并非不可以携带，想要实行楮币，铜钱却便利、楮券不便利，昔日的便利，今日的不便利。”
臣按：自古的币都以金或铜，没有用他物的，用楮作为币开始于此。而且楮的制造始于汉，三代以来没有的，起初用它来代替木简竹册以书写文字，唐王玙才用它作为假钱焚烧以事神，唉，谁知道至此真以代替铜钱而作为行使的币呢？作俑者是寇咸而完成者是薛田、张若谷，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伦的智慧与太公的方法并行于天下后世，唉，可叹啊！
天圣中，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至神宗时改交子务为钱引务。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换称为界，更换之际，新旧相易，上下相关，不免劳扰，我朝钞法一定而不更，可谓便利了。
神宗朝，皮公弼说：“交子的方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而不积钱作为本，也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会都是用官钱作为本，至金、元之钞才开始取料于民，不再以钱作为本了。
高宗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
臣按：宋朝交子至此更名会子，不特此也，又谓之钱引，又谓之关子，又谓之关会，其实一而已矣。考察唐之飞钱，合券特
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盖执券以取钱，而非以券为钱也。宋自真宗以后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后东南始有会子，而始直以纸为钱矣。
译那些携带丰厚资本进行贸易的商人，大概是拿着凭证去取钱，而不是把凭证当作钱来使用。宋朝自真宗以后，蜀地才开始出现交子；高宗以后，东南地区才开始出现会子，这才开始真正把纸当作钱来使用。
高宗论交子之弊曰：“如沈该称提之说，但官中常有百万缗，遇交子减价自买之，即无弊矣。”
戴埴曰：“钱与楮犹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昂，分毫之力不与焉。盖钱与楮皆本无用，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使如古所谓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无可以相易，则何资于钱？如古所谓治田百亩，岁用千五百之类，小大粗足，则何资于楮？自物货难于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转，故言钱则曰平准，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则曰称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此宋绍兴以后议论也。平准、称提皆以权衡取义，而低昂有在于重轻明矣。陆贽谓钱多则轻，必作法以敛之；赵开谓楮多则轻，必用钱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古人惟重本政，谷粟、桑麻及诸食用物本也，钱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此秤提大术也。”
臣按：称提之说犹所谓平准也，平准以币权货之低昂，而称提则以钱权楮之通塞。今世钞法遇有不行，亦可准此称提之法，出内帑钱以收之则流行矣。
绍兴末年，会子行未有两淮、湖广之分，乾道初，户部侍郎林安宅乞别给会子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马端临曰：“置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今中盐犹有仓钞）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哉？”
臣按：宋朝会子始有川引，其后又有淮会、湖会。呜呼！交会之设，以虚易实、以假博真，固非圣人以至诚治天下之意，而况又拘其地以限之，惟欲足吾用，不复顾义之可否与民之有无，三代以前无此事也。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钞，自一贯至十贯五等谓之大钞，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其后罢七年厘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换之（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书号、右书料，其外篆书曰“伪造者斩，告捕者赏”，衡阑下书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文移及纳钱换钞、纳钞换钱等官司，四围画龙鹤为饰）。
臣按：楮币在唐谓之券，在宋谓之交、会，而钞之名则始于此，今世钞式盖权舆于兹云。考宋之交、会，南渡后取纸于徽池，犹是别用纸为之，而印文书字于其上，金元之钞则是以桑皮就造为钞而印以字纹也。
元世祖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其后又造中统元宝钞，以十计者四等、以百计者三等、以贯计者二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
臣按：元交钞之制，银五十两易钞千两，是银一两直钞二十两也，中统元宝钞两贯同白银一两，其所直银亦与交钞同焉。
至正十年，诏曰：“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厥后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民用匮乏，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一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十一年又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既而海内大乱，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
臣按：天生物以养人
译高宗论述交子的弊端时说：“像沈该所说的称提理论，只要官府常备百万缗钱，遇到交子贬值就自行买入，就没有弊端了。”
戴埴说：“铜钱与纸币就像秤杆和秤砣一样，有轻重就有高低，丝毫的力量都无法干预。因为铜钱与纸币本身都没有实际用途，只是因为可以交换有用的物品，人们才使用它们。假如像古人所说的那样，用粮食交换器械，用器械交换粮食，有和无可以互相交换，那么哪里还需要铜钱呢？假如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治理百亩田地，每年花费一千五百钱之类，大小粗细都足够，那么哪里还需要纸币呢？自从货物难以顺畅流通，于是借助货币制度来流转，所以谈论铜钱就说‘平准’，这是为了表明有这些铜钱，必须有相应的货物才能衡量平衡。铜钱多容易得到，物价就会昂贵上涨，这是汉唐以后的议论。自从商人害怕搬运携带，于是利用交子兑换的便利，所以谈论纸币就说‘称提’，这是为了表明有这些纸币，必须有相应的铜钱来衡量提挈。纸币多容易得到，铜钱就会贵重，这是宋朝绍兴年以后的议论。平准、称提都取义于权衡，而高低取决于轻重是显而易见的。陆贽说铜钱多就轻，必须制定法令来收敛；赵开说纸币多就轻，必须用铜钱来回收。现在的弊病在于纸币多而不在于铜钱少，如果想要铜钱和纸币都多，那么货物就会更加昂贵。况且在没有纸币的时候，各种货物都很便宜，纸币越多货物就越贵，计算起来用实钱还要增加一倍。大概古代贸易流通没有停止使用铜钱的，铜钱难得就用货物卖铜钱而铜钱贵重，铜钱易得就用铜钱买货物而铜钱轻贱，再添加纸币来辅助铜钱，那么用于贸易流通的东西越多，货物就越贵。古人只重视根本的政策，谷粟、桑麻以及各种食用物品是根本，铜钱是末节，纸币又是末节中的末节。柳宗元谈论平衡说‘增加一两就向下倾斜，反之就向上倾斜’，这就是称提的大道理。”
臣按：称提的说法就如同所谓的平准，平准是用货币来衡量货物的涨跌，而称提则是用铜钱来衡量纸币的通畅与阻塞。当今世上的钞票制度遇到不能通行的时候，也可以参照这个称提的方法，拿出内库的钱来收购，就能流行起来了。
绍兴末年，会子发行还没有两淮、湖广的区别，乾道初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请求另外发给会子印信给淮南各州军行使，不得越境到其他路分。
马端临说：“设置会子的初衷并不是立刻把它当作铜钱，大概是把它看作茶盐钞引之类（现在中盐还有仓钞）而暂时用来权当铜钱罢了。然而钞引所值较重，而会子只有一贯，下至三百、二百的钞，引只让商人凭它领取茶盐，必须分路使用，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处不用，而且从一贯造到二百，这显然是明确用来代替现钱的。何况用尺许的纸代替几斤重的铜，携带轻便而使用价值重，千里之远、数万缗的钱，一个人的力量一天就可以到达，那么何必四川自四川、淮南自淮南、湖广自湖广，而使后来有时废除有时使用，号令反复，百姓听闻疑惑呢？”
臣按：宋朝会子起初有川引，后来又有淮会、湖会。唉！交会纸币的设立，用虚假交换真实、用假博取真，本来就不符合圣人以至诚治理天下的本意，何况又限制它的地区来限定它，只想满足自己的使用，不再考虑道义是否可行以及百姓的有无，三代以前没有这种事。
金朝沿袭宋朝四川交子的制度，设置交钞，从一贯到十贯分五等称为大钞，从一百到七百分五等称为小钞，以七年为期限，缴纳旧的交换新的。后来取消了七年改革的期限，只有字迹模糊的才更换（交钞的制度，外面有边框，上面制作花纹，横着写贯数，惯例左边写号码、右边写料号，其外篆书写着‘伪造者斩，告捕者赏’，横框下写着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文移以及纳钱换钞、纳钞换钱等官府，四周画龙鹤作为装饰）。
臣按：纸币在唐朝称为券，在宋朝称为交、会，而钞的名称则始于这里，当今世上的钞票样式大概发端于此。考察宋朝的交、会，南渡后取纸于徽州、池州，还是另外用纸制作，而在上面印写文字，金元朝的钞票则是用桑皮直接制造为钞票而印上字纹。
元世祖开始制造交钞，以丝为本，每五十两银交换一千两丝钞，各种物品的价值都跟随丝的例价。后来又制造中统元宝钞，以十计数的有四等、以百计数的有三等、以贯计数的有两等，每一贯等同于交钞一两，两贯等同于白银一两。元宝交钞实行很久之后，货物贵重而钞票轻贱。
臣按：元朝交钞的制度，五十两银交换一千两钞票，这是一两银值二十两钞票，中统元宝钞两贯等同于白银一两，它所值的银也与交钞相同。
至正十年，下诏说：“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后来制造到元宝钞，以一当五，名叫子母相权，而钱实际上并未使用。历年久远，钞法偏虚，物价飞涨，民用匮乏，现在让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当铜钱一千文，准当元宝钞一贯，仍然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充实钞法。”十一年又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命令民间通用。实行不久，物价飞涨，价格超过十倍，不久海内大乱，京城里十锭料钞换一斗粟米都得不到。
臣按：上天创造万物来养育人类
，付利权于人君，俾权其轻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为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权其轻重，致物货之偏废，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为交、会而金元承之以为钞，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计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职矣，况上之人自为之哉？民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与其所费三五钱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可鉴也已。然则钞法终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执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黄金、布帛二者为言，虽以王莽亦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后世专用铜楮二者为币而不准以金银，是以用之者无权，而行之既久不能以无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尝不善，然皆以不善终之，古今一律也。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革伪钱之策，臣既陈于前矣，所以通行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恐其或阂钱钞也，而钱之用不出于闽、广，宣德、正统以后，钱始用于西北，自天顺、成化以来，钞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非用严刑不可也。然严刑非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时，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盖本天之理，制事之义，以为民之利，因时立法，随时以处中，圣贤制事之权也。窃以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如此，则官籍可稽而无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无欺绐之患，商出途、贾居市皆无折阅之亏矣。既定此制之后，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臣愚私见如此，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可行与否，请询之众论而断以圣心。
译将财利之权赋予君主，使君主能够权衡物价轻重以便利天下百姓，而不是用来作为君主个人的私用。君主如果不能权衡轻重，导致货物偏废，本来就违背了上天赋予的职责，何况还设立阴谋潜夺的手段，用无用的物品换取有用的钱财作为私利呢？这非常违背天意。自从宋人发明交子、会子，金元继承并发展为纸币，所谓的纸币，所花费的成本不过三五文钱，却用来售卖价值千文钱的货物。唉，世间的物品虽然产生于天地之间，但都必须依靠人力才能完成其用途，它们的形体有大小精粗之分，制作的功夫有深浅之别，价格有多有少，价值达到千文钱的物品，其形体不是巨大就是精细，必定不是一日之功所能完成的，竟然用价值三五文钱的一尺见方的纸张来售卖，这合理吗？下层的人如果有这样算计取利的人，上层的人不能禁止，本来就失职了，何况上层的人自己这样做呢？百姓起初受其欺骗，后来畏惧其威势，不得已勉强顺从，实行久了，天理战胜人为，最终没有人再使用，不仅没有得到千文钱的利息，连所花费的三五文钱成本也失去了，而且因此失去民心、亏损国家财政而导致像元朝那样的乱亡祸患，可以作为鉴戒。那么纸币制度终究不能实行吗？回答说：怎么不能实行呢？把握可行与不可行的两端而采用其中间之道，就可以实行了。为什么呢？上古时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中古时代周朝确立圜法，也兼用黄金、布帛二者，即使是王莽也制作金银、龟贝、钱布等品类，后世专用铜钱和纸币作为货币而不以金银为标准，因此使用者无法权衡，实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端，所以立法之初未尝不好，但都以不好告终，古今是一样的。本朝制定铜钱、宝钞兼行，百年以来，未曾改变，但实行久了，意外弊端产生，铜钱的弊端在于伪造，纸币的弊端在于过多。革除伪铜钱的策略，臣已经在前面陈述了，至于通行纸币的方法，臣请求考察古代三币之法，以白银为上币、纸币为中币、铜钱为下币，以中下两种货币作为公私通用的工具，而统一以上币来权衡它们。大概自从建国以来就有银禁，担心它阻碍铜钱和纸币的使用，而铜钱的使用不出于福建、广东，宣德、正统以后，铜钱开始用于西北地区，自天顺、成化以来，纸币的使用更加微薄了。一定要像宝钞隶属镪银那样，每一贯纸币折合铜钱一千文、白银一两以恢复旧制，不用严刑是不行的。然而严刑不是世间应有的，用法治民的形式，只能行于一时，不如以理服民的心，可以施用于长久。遵循天理，制定事义，作为百姓的利益，因时立法，随时处于中道，这是圣贤制定事理的权衡。我私下认为，当今制定用度的方法，不如以白银与铜钱、纸币相互权衡而实行，每白银一分兑换铜钱十文，新制的纸币每一贯兑换铜钱十文，四角完整没有折损的每贯兑换铜钱五文，有折损的兑换三文，模糊破烂但有一贯字样的兑换一文，普遍诏告天下作为定制并严厉设立擅自加减的罪名，虽然物产有丰歉、货物价格有贵贱，但白银与铜钱、纸币交易的数额一定而永远不变，实行百代，通行万方。这样，官府账籍可以稽查而没有挪用之弊，百姓意志不迷惑而没有欺骗之患，商人出行、商贾居市都没有亏损之害了。确定这个制度之后，铜钱多就发行纸币来回收铜钱，纸币多就发行铜钱来回收纸币，白银的使用非十两以上禁止不允许交易，白银的成色用火试，以白色为标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统一以白银来权衡，足以富国便民的方法大概也差不多了。臣愚昧的私见如此，大概是因其可行不可行的两端，量度取中而取裁于皇上，不敢自以为是而擅自改变成法，可行与否，请询问众人的议论而由圣心决断。
以上铜楮之币（下）
卷二八
▲山泽之利（上）
《禹贡》：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
臣按：盐之名著于经始此，然是时以下贡上以资食用而已，未以为利也。《洪范》：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润下作咸。
吕祖谦曰：“此盐之根源。五行之气无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间，润下之性亦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结为盐，亦无所不在。种类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种之外，又有出于地者、出于山者、出于木石者，大抵盐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阙者，所以天地之间无处不有也。”
臣按：盐之在天地间无处无有，故生民之食用亦无日可无也。惟其无处无有故其为利也博，惟其无日可无故其为用也广，利博而用广，故有国者于常赋之外首以此为富国之术焉。
《周礼》：盐人（主共盐者）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谓不练治者）、散盐（煮水为之者），宾客共其形盐（形象如虎者）、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盐之饴者，今戎盐），后及世子亦如之。
刘彝曰：“盐之所产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风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为者，有积于卤而结者。故刮地之盐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于自然，与夫玄酒、明水不异也；熬波之盐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远物，故以奉先焉；宾客共形盐，盐为虎形以共食啖，示服猛也，又副之散盐者，致远物以怀诸侯也；饴盐风其水而成者，产于土中，其味甘焉。”
臣按：周时设官以掌盐之政令，惟以共祭祀宾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产、民之所采用、商贾之所贸易，上之人固未尝立官以禁之，设法以敛之也。
齐桓公问管仲何以为国，管仲曰：“海王之国（海王者，言其负海之利而王其业），谨正（音征）盐纻（策也），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计其钟釜而给之。”于是说桓公伐菹（枯草也）薪煮海水为盐，令北海之众无得聚庸（功也）而煮盐。
吕祖谦曰：“三代之时，盐虽入贡与民共之，未尝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当时始兴盐纻以夺民利，自此后盐禁始开。”
马端临曰：“《周礼》所建山泽之官虽多，然大概不过掌其政令之厉禁，不在于征榷取财也，至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计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先王塞人之养（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则喜、夺则怒，先王见（去声）予之形而不见夺之理，故民可爱而洽于上也。’其意不过巧为之法，阴夺民利而尽取之，桑、孔之为有自来矣。”
臣按：此万世禁盐利国之始。呜呼，天生物以养人，人君为之厉禁，使彼此适均而无欺陵攘夺之患，人人皆富而不贫，不夺彼而予此也，而管夷吾之为法，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繇之途，其实夺之，示之以予之之形而阴为夺之之计，是乃伯者功利之习，见利而不见义，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凡其所以巧为之法皆归之先王，而曰先王知其然，岂非厚诬也哉？后世言利之徒祖其说以聚敛，遂贻千万世生灵无穷之祸。
董仲舒曰：“汉承秦法，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马端临曰：“史既言高祖省赋而复言盐铁之赋仍秦者，盖当时封国至多，山泽之利在诸侯王国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丰，非县官经费所榷也。”
臣按：三代之取民者贡赋而已，而山海之利方其盛时未有焉，至末世乃或有之，然亦不过一二而已，秦人乃至二十倍于古。呜呼，天生物以利民而君夺之以为己利，加一二且不可，况二十倍之乎？汉人虽不用此以为经费，然纵诸侯王国取之而不禁制，其与己之自取无以异也。
汉武帝时，孔仅、东郭咸阳言愿募民因官器作鬻盐，官子牢（廪食也）盆（煮盐之器），敢私鬻盐者釱（足钳也）左趾。
孝昭
译以上铜楮之币（下）
卷二八
▲山泽之利（上）
《禹贡》记载：大海与泰山之间是青州，该地进贡的物品有盐和细葛布。
臣按：盐的名目在经书中被记载，是从这里开始的。但那时只是下级进贡给上级，用来资助日常食用罢了，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利益来经营。《洪范》说：第一是五行，其中一为水，水的特性是滋润向下，产生咸味。
吕祖谦说：“这就是盐的根源。五行的气无处不在，水在天地之间周流不息，滋润向下的性质也无处不在，它的味道产生咸味，凝结成为盐，也是无处不在的。盐的种类品目非常多，世人共同知道的有三种，即出自海洋、出自井、出自池；在这三种之外，还有出自土地、出自山、出自木石的。大抵盐是百姓日常使用不可一日缺少的，所以天地之间无处不有。”
臣按：盐在天地间无处不有，所以百姓的食用也没有一天可以缺少的。正因为无处不有，所以它产生的利益很广博；正因为没有一天可以缺少，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利益广博而用途广泛，所以拥有国家的人，在常规赋税之外，首先把它作为富国的方法。
《周礼》：盐人（主管供给盐的人）掌管盐的政令，以供给各种事务所需的盐。祭祀时供给苦盐（指未经提炼加工的盐）、散盐（煮海水制成的盐）；接待宾客时供给形盐（形状像虎的盐）、散盐；国王的膳食供给饴盐（味道像饴糖的盐，即现在的戎盐），王后和世子也是如此。
刘彝说：“盐的产地不同，有从地上刮取而得到的，有风吹其水而形成的，有熬煮海水而产出的，有从井中汲取而制成的，有积聚卤水而凝结的。所以从地上刮取的盐味苦，用来供给祭祀，是取它成于自然，与玄酒、明水没有不同；熬煮海水制成的散盐，取它治理调和四海，能招致远方的物品，所以用来供奉祖先；接待宾客供给形盐，把盐做成虎形以供食用，表示制服猛虎，又附带散盐，是用远方的物品来安抚诸侯；饴盐是风吹其水而形成的，产于土中，它的味道甘甜。”
臣按：周朝设立官职来掌管盐的政令，只是用来供给祭祀、宾客以及国王、王后、世子膳食的需要罢了。对于土地所生产的、百姓所采用的、商贾所贸易的，上级本来没有设立官职来禁止，也没有制定法令来征收。
齐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国家，管仲说：“依靠海洋资源称王的国家，要谨慎地征收盐和麻布的税。十口之家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有百人吃盐，计算他们的钟釜数量来供给。”于是劝说桓公砍伐枯草作柴，煮海水制盐，命令北海的民众不得聚集人力来煮盐。
吕祖谦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盐虽然作为贡品与百姓共享，曾经没有禁令，自从管仲辅佐桓公，当时才开始兴起盐麻之税来夺取百姓的利益，从此以后盐的禁令才开始出现。”
马端临说：“《周礼》所设立的山泽官员虽然很多，但大抵不过是掌管政令的严厉禁令，不在于征收专卖以获取钱财。到了管夷吾辅佐齐国，凭借山海之利，才开始有盐铁之税。看他论述盐，即使是少男少女所吃的，都想计算在内，苛刻琐碎到了极点。他说：‘先王堵塞百姓的生计（利益），狭隘他们的获利途径，所以给予百姓利益在于君主，夺取百姓利益在于君主，使百姓贫困在于君主，使百姓富裕在于君主。’又说：‘人得到给予就欢喜，被夺取就愤怒，先王让人看到给予的形式，而不让人看到夺取的道理，所以百姓可爱而亲近君主。’他的意思不过是巧妙地制定法令，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而全部据为己有，桑弘羊、孔仅等人的做法是有来由的了。”
臣按：这是万世禁止盐利以富国的开始。唉，上天创造万物来养育百姓，君主设立严厉的禁令，使彼此适宜均衡而没有欺压掠夺的祸患，人人都富裕而不贫困，不夺取那方的给予这方。而管夷吾制定的法令，却想要堵塞百姓的利益而狭隘他们获利的途径，实际上是夺取，表面上显示给予的形式而暗中实施夺取的计谋，这是霸者功利主义的习气，只见利益而不见道义，只知道有人欲而不知道有天理，是先王的罪人。凡是他那些巧妙制定的法令都归之于先王，并说先王知道是这样，难道不是严重的诬蔑吗？后世谈论利益的徒党效法他的学说以聚敛财富，于是给千万世的生灵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董仲舒说：“汉朝承袭秦朝的法令，盐铁的利益是古代的二十倍。”
马端临说：“史书既说高祖减轻赋税，又说盐铁之赋仍然沿袭秦朝，大概是因为当时封国非常多，山泽之利在诸侯王国的，都沿袭秦朝的法令取用以自肥，不是朝廷经费所专卖的。”
臣按：夏商周三代向百姓取财，只有贡赋而已，而山海之利在它们兴盛的时候是没有的，到了末世才偶尔有，但也不过是一二种罢了，秦人竟然达到古代的二十倍。唉，上天创造万物来便利百姓，而君主夺取它作为自己的利益，增加一二尚且不可以，何况二十倍呢？汉朝人虽然不把它作为经费，但放纵诸侯王国取用而不加禁止，这与自己直接取用没有什么不同。
汉武帝时，孔仅、东郭咸阳说愿意招募百姓利用官府器具制作并贩卖盐，官府供给粮食和煮盐的盆，敢于私自贩卖盐的，左脚戴上铁钳。
孝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