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明道学以成教（下）卷七三
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译而文中没有“五十”二字，大概是因为那时孔子年纪已经将近七十岁了，“五十”二字是误写无疑。学习《易经》就能明白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法则，所以可以没有大的过错。大概圣人深知《易经》的道理无穷无尽，才说这话来教导人们，让他们知道不可不学，但又不能轻率地学。
真德秀曰：“圣人作《易》，不过推明阴阳消长之理而已，阳长则阴消，阴长则阳消，一消一长，天之理也。人而学《易》则知吉凶消长之理，以阴阳对言则阳为善为吉、阴为恶为凶，独言阳则阳自有吉有凶，盖阳得中则吉、不中则凶，阴亦然。以天理言则为消息盈虚，以人事言则为存亡进退，盖消则虚、长则盈，如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暑极则寒，寒极则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体此则当进而进、当退而退、当存而存、当亡而亡，如此，则人道得而与天合矣。故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孔子之身全体皆《易》也。”
臣按：史谓夫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盖尤加精审尔，非谓至此始学《易》也。朱熹谓此章大指在无大过，不在五十上。
周惇颐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画前之《易》，至约之理也，伏羲画卦专以明此而已。蕴谓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至广之业也，有卦则因以形矣。阴阳有自然之变，卦画有自然之体，此《易》之为书所以为文字之祖、义礼之宗也。然不止此，盖凡管于阴阳者，虽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于卦画之中焉，此圣人之精蕴所以必于此而寄之也。”
臣按：朱熹又谓《易》有精有蕴，如《师》贞丈人吉，此圣人之精画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畜众处，因卦以发盖其蕴也。非独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当以此推之。
程颢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
又曰：“《易》起于数，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程颐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范念德曰：“《易》也、时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推迁无常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
臣按：《易》之为《易》，有理、有数，言理者宗程颐，言数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义》《启蒙》，始兼二家说。先儒谓程学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心合；邵学言数，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言数不精且将流于技术。《易》虽告以卜筮而未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不倚《易》为说，而《易》实无之，今邵学无传，不若以理言《易》，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
张载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邵雍曰：“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夫《易》者，圣人长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长也辟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阖之于未然，一消一长、一阖一辟，浑浑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臣按：先儒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此学《易》之法。杨时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见矣。”
朱熹曰：“《易》之为书，文字之祖、义理之宗。”又曰：“《易》有两义，一是变易，是流行者；一是
译真德秀说：“圣人创作《周易》，不过是推究阐明阴阳消长的道理罢了。阳气增长则阴气消退，阴气增长则阳气消退，一消一长，这是天道的规律。人如果学习《周易》，就会懂得吉凶消长的道理。将阴阳相对而言，阳代表善与吉，阴代表恶与凶；单独论及阳，阳自身也有吉有凶，大概阳处于中正之位则吉，不处于中正之位则凶，阴也是如此。从天理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消长盈虚的变化；从人事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存亡进退的道理。因为消退就是虚，增长就是盈，就像太阳到了中天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缺损，暑热到了极点就会转寒，寒冷到了极点就会转暑，这是天道运行所不能停止的。人如果能体悟这个道理，就应当进取时进取，应当退守时退守，应当存在时存在，应当消亡时消亡。这样，人道就能得以实现而与天道相合了。所以孔子可以进取时就进取，可以退守时就退守，可以长久时就长久，可以快速时就快速，被任用时就出仕行道，不被任用时就退隐藏身，这就是孔子的整个身心都体现了《周易》的道理。”
臣按：史书记载孔子晚年喜好《周易》，读书时连编联竹简的皮绳都磨断了三次，这是因为他更加精心审慎地研读，并不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周易》。朱熹说这一章的大意在于没有大的过错，而不在于五十岁以后。
周惇颐说：“《周易》真是伟大啊，它是性命之道的本源。”又说：“圣人的精微思想，通过画卦来显示；圣人的深奥内涵，凭借卦象来阐发。如果没有画卦，圣人的精微思想就无法被看见；如果没有卦象，圣人的深奥内涵几乎就不能完全被听闻。《周易》哪里仅仅是五经的源头，它更是天地鬼神的奥秘所在啊？”
朱熹说：“精，是指精微的意思，画卦之前的《易》，是最简约的道理，伏羲画卦专门为了阐明这个而已。蕴，是指卦中包含的所有内容，如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法则，是最广博的事业，有了卦象就凭借它显现出来了。阴阳有自然的变迁，卦画有自然的形体，这就是《周易》这本书之所以成为文字始祖、义理宗本的原因。然而不仅如此，大概凡是受阴阳支配的事物，即使是天地那样宏大、鬼神那样幽深，它们的道理没有不具备在卦画之中的，这就是圣人的精微思想与深奥内涵一定要寄托在卦画上的原因。”
臣按：朱熹又说《周易》有精微有蕴藏，比如《师卦》说“贞丈人吉”，这是圣人的精微思想，即画卦之前不可改变的妙理；至于容纳民众、养育大众的地方，则是凭借卦象来阐发，这大概是它的蕴藏。不仅仅这一段，凡是六十四卦都应当以此类推。
程颢说：“上天承载万物的运作无声无息，它的本体就叫做《易》，它的道理就叫做道，它的作用就叫做神。”
又说：“《周易》起源于数，这种说法不对。先有道理然后才有形象，先有形象然后才有数目，《周易》凭借形象来阐明道理，通过形象来知晓数目，掌握了它的意义，那么形象和数目就在其中了。”
程颐说：“《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易以顺从大道。它作为一部书，广大而完备，将用来顺从性命的道理、通达幽明的事理、穷尽事物的情状，从而展示开发万物、成就事务的方法。最精微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精微与显著之间没有间隙，观察会通以施行礼仪典制，那么言辞就没有不完备的，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言辞一定要从近处入手，从近处入手却容易的，不是懂得言辞的人。我所传授的是言辞，通过言辞来领会它的意思，那就在于个人了。”
范念德说：“《易》、时、道，都是一回事。从它流行不息的角度来说就叫做《易》，从它推移变化无常的角度来说就叫做时，而它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就叫做道。”
臣按：《周易》之所以为《周易》，有理、有数，言理的人推崇程颐，言数的人推崇邵雍，直到朱熹撰写《本义》和《启蒙》，才开始兼采两家的说法。先儒说程学的言理，理是人心所共有的，现在读他的传注，清晰地就与内心相合；邵学的言数，数是邵雍所独有的，现在得到他的图式，怎样去推演验证呢？明理的人即使不懂数，自然也能避凶趋吉；学数的人如果不明理，必定会舍弃人事而只谈天命，穷究理而精深就可以修身治人，言数不精深甚至将流于技术。《周易》虽然告知占卜，但未曾听说用来推算历法，汉代纳甲、飞伏、卦气等推算历法的技术无不倚靠《周易》作为说法，而《周易》实际上并没有这些，现在邵雍的学说没有传承，不如以理来谈论《周易》，那么日常行为无往不是《周易》了。
看《周易》首先要懂得时势，凡是六爻人人都有用处，圣人自有圣人的用处，贤人自有贤人的用处，众人自有众人的用处，学者自有学者的用处，君主有君主的用处，臣子有臣子的用处，无所不通。圣人用意深远的地方，全在《系辞》中。
张载说：“《周易》是为君子谋划的，不是为小人谋划的。”
邵雍说：“君子对于《周易》玩味卦象、玩味数目、玩味言辞、玩味意蕴。《周易》是圣人增长君子、消减小人的工具，等到增长的时候，在祸患未发生之前就予以开启；等到消减的时候，在祸患未发生之前就予以闭合。一消一长、一阖一辟，浑然一体没有痕迹，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妙的，谁能做到这样呢？”
臣按：先儒说玩味卦象、玩味数目、玩味言辞、玩味意蕴，这是学习《周易》的方法。杨时说：“《周易》，在自身中寻求就可以看见了。”
朱熹说：“《周易》作为一部书，是文字的始祖、义理的宗本。”又说：“《周易》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变易，是流行变化的；一个是
交易，是对待者。”
《易》中之辞，大抵阳吉而阴凶，亦有阳凶而阴吉者，盖有当为有不当为，若当为而不为、不当为而为之，虽阳亦凶。《易》中多言利贞，贞、吉、利、永贞之类皆是，要人守正。
译交易，是相互对待的。”
《易经》中的卦辞，大体上是阳爻吉利而阴爻凶险，但也有阳爻凶险而阴爻吉利的情况，这是因为事情有应当做的，也有不应当做的，如果应当做而不去做、不应当做却去做了，即使是阳爻也会凶险。《易经》中多次提到“利贞”，像“贞”、“吉”、“利”、“永贞”这类词语都是如此，意在要求人们坚守正道。
又曰：“《易》大概欲人恐惧修省。”
臣按：《易》者五经之本源，万世文字之所自出，义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见于五经者，皆学者人伦日用所当为之事，而其所以当为与不当为者，其理则具于《易》，可行与止之几于是乎决焉。是读经而不读《易》，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也。
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
又曰：“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辞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
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
又曰：“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来解。”
臣按：程氏论《易》曰辞、曰变、曰象、曰占，邵氏论《易》曰象、曰数、曰辞、曰意，至于朱氏之论则曰理、曰数、曰象、曰辞焉。三家之说虽不同，然所谓辞、象者皆未有遗焉者也，岂不以《易》有理、有数、有变、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谓象与辞者，平居无事之时所当观而玩者，尤为要切乎？程氏之说，即孔子之说所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赵谦谓，如《干》之初九变也，潜龙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潜龙勿用辞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尽矣，要其归则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时字。臣窃以谓，程氏本孔子说《易》之本指动静观玩之用，邵、朱二说教人读《易》之法也，学《易》者必兼三说以求之，思过半矣。（以上论《易》）
孔安国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程颐曰：“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音志）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先儒谓《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耆，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评，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录，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
孔颖达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文继伏生之下，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臣按：尚训为上。
程颐曰：“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傅辈所言所行最好绸缪玩味体贴，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别。”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
臣按：《书》之大义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论《书》专指尧治民、舜事君为言，盖二者人伦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汤、文、武之所以治民，禹、皋、夔、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尝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见也。
又曰：“《尚书》初读，若于己不相关，熟而诵之，乃知尧、禹、汤、文之事，无非切己者。”
又曰：“钦之一字，书中开卷第一义也，读者深味而有得焉，则一经之全体不外是矣。”又曰：“高宗旧学于《甘》《盘》，六经至此方言学字。”
臣按：《书》之为《书》，人皆知其为帝王为治之要道，而不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其所以为学者之本原皆本诸此。学者存养以敬而进学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学于古训、斅学于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于无过之地，则时雍咸宁之化，不在唐虞之世
译又说：“《易经》的大意是让人心存敬畏，修身反省。”
臣按：《易经》是五经的根本源头，是万世文字产生的起点，也是义理生成的根源。散见于五经中的内容，都是学者在人伦日常中应当做的事，而其中应当做与不应当做的道理，都完备地体现在《易经》中，可行与不可行的微妙界限也就由此决断。因此，读经而不读《易经》，就像树木没有根本、水流没有源头一样。
伏羲画八卦，仅凭这几笔就概括尽了天下万物的道理，学者从言语上去领会显得浅显，从卦象上去领会则更为深刻。
又说：“凡是读一卦或一爻，就要像占卜所得到的结果一样，虚心探求其文辞所指向的意义，以此作为吉凶可否的判断依据，然后再考察其卦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探求其义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并推演到具体事务上，使得上自王公、下至百姓，在修身治国方面都有可借鉴之处。”
研读《易经》的人必须认识理、象、数、辞这四个方面。
又说：“读《易经》的方法，先读正文，如果不明白，就借助彖传、象传、系传来解释。”
臣按：程颐论述《易经》提到辞、变、象、占，邵雍论述《易经》提到象、数、辞、意，至于朱熹的论述则是理、数、象、辞。三家的说法虽然不同，但所说的辞和象都没有遗漏，这难道不是因为《易经》有理、有数、有变、有占，而其意蕴寓于其中，所谓的象与辞，是平时无事时应当观察玩味的内容，尤其重要吗？程颐的说法，就是孔子所说的《易经》包含圣人之道四方面的意思。我朝赵谦说，比如《乾》卦初九的“变”，潜龙是“象”，勿用是“占”，初九潜龙勿用是“辞”，有只说象而没说占的，占就在象中；有只说占而没说象的，象就在占中，由此推演就穷尽了，归结起来，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个“时”字。我私下认为，程颐本是依据孔子说《易经》的根本宗旨，即动静观玩的作用，邵雍、朱熹两人的说法是教导人们读《易经》的方法，学习《易经》的人必须兼采三说去探求，思考就超过一半了。（以上论述《易经》）
孔安国说：“孔子研讨上古典籍，从唐尧虞舜开始，截止到周朝。删减烦琐杂乱的内容，剪除浮夸的言辞，举出宏大的纲领，撮取精要的要点，足以垂范后世、确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共一百篇，用来弘扬至高之道，向君主展示规范。帝王的制度坦然明白，可以举而行之，三千弟子都接受了其中的义理。”
程颐说：“上古虽然已有文字并制定法度，治理国家有迹可循，得以记载，有史官来记录事情，是从尧开始的。”
臣按：先儒说《尚书》是史官所记录的内容，字形从聿从耆，聿是古笔字，用笔画成文字，记载在简册上叫作书，这是谐声字。伏羲开始画八卦，黄帝时仓颉开始创造文字，凡是通晓文字能书写的人称为史，君主左右有史官来记录其言行。尧舜以前世道质朴、事务简单，无法考证，孔子从尧舜以后史官所记录的内容中选取，定为虞、夏、商、周四代的《尚书》。
孔颖达说：“因为它是上古之书，所以称为《尚书》，这篇文章继伏生之后，就知道‘尚’字是伏生所加的。”臣按：尚解释为上。
程颐说：“看《尚书》必须要看到二帝三王之道，比如两篇《典》就要寻求尧治理百姓、舜侍奉君主的方法。”
朱熹说：“《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尹、傅说等人所言所行最好仔细玩味体贴，联系到自身，其滋味自然不同。”
又说：“唐尧虞舜三代的事情浩大阔远，哪里能推测？不如探求圣人的心意，比如尧就考察他治理百姓的方法，舜就考察他侍奉君主的方法，又如《汤誓》中汤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公正’，熟读岂不见汤的心意。”
臣按：《尚书》的大义在于奉行天道、治理百姓，侍奉君主是其关键。程颐、朱熹两人论述《尚书》专门以尧治理百姓、舜侍奉君主为例，大概因为这两者是人伦的极致，至于舜、禹、成汤、文王、武王治理百姓，禹、皋陶、夔、益、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侍奉君主，他们的心意未曾不同，通过他们的所言所行就可以看出来。
又说：“《尚书》初读时，好像与自己无关，熟读之后，才知道尧、禹、汤、文王的事情，没有不是切合自身的。”
又说：“‘钦’这一个字，是书中开卷第一义，读者深深体味而有收获，那么整部经的全体不外乎此了。”又说：“高宗旧日学习《甘誓》《盘庚》，六经到这里才出现‘学’字。”
臣按：《尚书》之所以为《尚书》，人们都知道它是帝王治理国家的要道，却不知道学者之所以为学，以及其为学的根本源头都基于此。学者存养以敬进而学习以致知，所以致其知的，是学习古训、向人学习，由此来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而使其达到无过的境地，那么时雍咸宁的教化，就不只在唐尧虞舜的时代了。
矣。
又曰：“《书》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书，今文乃伏生口传。”又曰：“《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如《盘庚》《大诰》《多方》《多士》之类，恐是当时召来而面命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汤诰》《微子之命》《君陈》诸篇，则修其词命。”
译又说：“《尚书》有古文和今文之分，古文是孔壁中藏出的书，今文是伏生口耳相传的。”又说：“《尚书》有两种文体，有极其明白易懂的，有极其难以理解的，像《盘庚》《大诰》《多方》《多士》这类篇章，恐怕是当时召来当面训诫的，自然是当时那一类口语，至于《汤诰》《微子之命》《君陈》等篇，则是经过修饰文辞后发布的命令。”
又曰：“典谟诸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周诰诸篇只似今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吕祖谦曰：“《书》者，尧、舜、禹、汤、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尽吾之心，然后可以见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
臣按：《书》之大要在于“允执厥中”之一语，而其所以信执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则信能执之矣。是知唐虞圣君为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吕二子及蔡氏皆本诸心为言，盖示人以读《书》旨要也。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书，无一语不及天，无一语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书，历代所宝，天下家传人诵之。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即此书也。孔子断自唐虞讫于周者，盖以前乎五帝为三皇，世尚洪荒，后乎三王为五伯，习尚权谲，故自唐讫周以定百篇之书，自是诵习者简要而不繁，举行者中正而无弊。一书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纲，修齐、治平之目，即《尧典》已尽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开知行之端，‘主善协一’四言所以示博约之义，务学则《说命》其入道之门，为治则《洪范》其经世之要也，他如齐天运则有羲和之历，定地理则有《禹贡》之篇，正官僚则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则有《无逸》《立政》诸书。煨烬坏烂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纲实用尚如此。”又曰：“六经莫古于《书》，《易》虽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辞，辞始于文王耳。六经莫备于《书》，五经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范》之稽疑也；礼主节文，《虞书》之五礼也；《诗》主咏歌，后夔之乐教也；《周礼》设官，《周官》六卿率属之事也；《春秋》褒贬，皋陶命德讨罪之权也。五经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书》则备纪帝王政事之全体，修齐治平之规模、事业尽在此书。”
臣按：天下大道二，义理、政治也，《易》者义理之宗，《书》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经之书，此为大焉。学者学经以为儒，明义理以修己，行政治以治人，学之能事毕矣，儒者之全体大用备矣，《易》者其体，《书》者其用也。（以上论《书》）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上）
卷七四
▲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
《书》曰：诗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诗言志’。”
臣按：此万世言诗之始。先儒谓自有天地万物而诗之理已寓，婴儿之嬉笑、童子之讴吟皆有诗之情而未动也，桴以蒉、鼓以土、龠以苇皆有诗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顺则之谣、元首股肱之歌皆诗也，故曰“诗言志”。至于五子述大禹之戒，相与歌咏，伤今而思古，则变风、变雅已备矣。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而《诗》所以言志也。”臣按：先儒谓此一节言《诗》之自出。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朱熹曰：“事有得失，《诗》因其实而讽咏之，使人有所创艾兴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极，又足以达于阴阳之气而致灾召祥，盖其出于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见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
译又说：“《典》《谟》等篇恐怕是经过史官润色过的，而《周诰》等篇只像现在的榜文告示，方言俗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吕祖谦说：“《尚书》中，尧、舜、禹、汤、文、武、皋陶、夔、稷、契、伊尹、周公的精神心术全都蕴含其中，阅读《尚书》如果不探求古人用心所在，有什么益处呢？想要探求古人的心，就要竭尽自己的心，然后才能见到古人的心。”
蔡沈说：“二帝三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根本在于心，掌握了他们的心，那么道与治理自然就可以谈论了。为什么呢？‘精一执中’，是尧、舜、禹相传的心法；‘建中建极’，是商汤、周武相传的心法。说德、说仁、说敬、说诚，言辞虽然不同但道理则是一，无非都是为了阐明此心的奥妙罢了。至于谈到天，就严肃心的本源；谈到民，就谨慎心的发用；施行礼乐教化，是心的法则；典章文物，是心的显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心的推扩，心的德行多么盛大啊。二帝三王，是保存此心的人；夏桀、商纣，是丧失此心的人；太甲、成王，是困顿后保存此心的人，保存就治理，丧失就混乱。”
臣按：《尚书》的大要在于“允执厥中”这一句话，而之所以能确实地执守中道，在于知道人心、道心之所以分别。既然知道了它们之所以分别，又能精细体察并专一守持，那么就能确实地执守中道了。由此可知，唐虞圣君治理的要领不出乎一心罢了，所以朱熹、吕祖谦两位先生以及蔡氏都以心为本进行论述，大概是向人们指示阅读《尚书》的宗旨要害。
真德秀说：“五十八篇的《尚书》，没有一句话不涉及天，没有一句话不主张敬。”
董鼎说：“帝王之书，历代所珍视，天下每家传诵。人生八岁进入小学，教以《诗》《书》六艺的文章，就是这本书。孔子从唐虞断限到周朝，大概是因为在五帝之前是三皇，世道尚且洪荒，在三王之后是五霸，习尚权谋诡诈，所以从唐虞到周朝来定下百篇之书，从此诵读学习的人简要而不繁杂，施行的人中正而没有弊端。在一部书中，关于明德、新民的大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在《尧典》中已经穷尽了要旨，而‘危微精一’四句话用来开启知行的端绪，‘主善协一’四句话用来显示博约的意义，致力于学习则以《说命》为入道的门径，治理国家则以《洪范》为经世的要略，其他如齐一天时则有羲和的历法，确定地理则有《禹贡》的篇章，端正官僚则有《周官》的制度，修养自己任用人才则有《无逸》《立政》等书。在战火焚毁残破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大的纲领和实用的内容尚且如此。”又说：“六经中没有比《尚书》更古老的，《易经》虽然始于伏羲，但有卦象而没有卦辞，卦辞始于文王罢了。六经中没有比《尚书》更完备的，五经各自主要记载一事而作，《易经》主要占卜，《洪范》中的稽疑；礼主要节制文饰，《虞书》中的五礼；《诗经》主要咏歌，后夔的音乐教化；《周礼》设置官职，《周官》中六卿率领属下的事务；《春秋》褒贬善恶，皋陶命德讨罪的权柄。五经各自主要记载帝王政事的一个方面，《尚书》则完备记载帝王政事的全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事业全在这部书中。”
臣按：天下大道有二，义理、政治也，《易经》是义理的根本，《尚书》是政治的要领，所以六经之中，这两部书最为重要。学者学习经典成为儒者，明晓义理以修养自己，施行政治以治理他人，学习的能事就完毕了，儒者的全体大用就完备了，《易经》是其体，《尚书》是其用。（以上论《尚书》）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上）
卷七四
▲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
《尚书》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
朱熹说：“心所趋向的叫做志，心有所趋向必定表现在言语上，所以说‘诗言志’。”
臣按：这是万世谈论诗的开端。先儒说自有天地万物而诗的道理已经蕴含其中，婴儿的嬉笑、童子的讴吟都有诗的情趣而未发动，用草编的鼓槌、土制的鼓、芦苇制的龠都有诗的功用而未加文饰，康衢顺则的谣谚、元首股肱的歌曲都是诗，所以说“诗言志”。至于五子叙述大禹的告诫，相互歌咏，哀伤当今而思念古代，那么变风、变雅已经具备了。
《诗大序》说：《诗》是志向所趋向的，在心中为志，发出来为《诗》。朱熹说：“心所趋向的叫做志，而《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臣按：先儒说这一节是讲《诗》的由来。
所以纠正得失、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了。
朱熹说：“事情有得失，《诗》根据实情而讽咏，使人有所警戒兴起，等到其和平怨怒达到极点，又足以通达阴阳之气而招致灾祸或吉祥，大概因为它出于自然而不借助人力，所以深入人心而见效迅速，不是其他教化所能达到的。”
先王以此来端正夫妇关系、成就孝敬、敦厚人伦、美化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