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四
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尽也），古之治天下至纤（细也）至悉，故其蓄积足恃。今悖本而趋末，食者甚众，生之者甚少，而縻（音靡，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倾竭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言无储积），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卖爵级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与着同）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译耕种的人或许会遭受饥饿，一个女子不织布或许会遭受寒冷，生产有时节限制而使用没有节制，那么物资必然枯竭。古代治理天下极其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的积蓄足以依赖。现在违背根本而追逐末节，吃饭的人很多，生产的人很少，而耗费的人很多，天下的财产怎能不倾竭呢？汉朝建立以来将近四十年了，公私的积蓄仍然令人哀痛，错过农时不下雨，百姓就会像狼一样环顾四周（形容惊恐不安），年成不好粮食歉收，百姓就会请求卖掉爵位和子女，如果不幸有方圆两三千里的大旱，国家拿什么来救济他们？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军情，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来供给他们？积蓄储备是天下的根本命脉，如果粮食多而财物有余，做什么不能成功？用来进攻就能夺取，用来防守就能稳固，用来作战就能胜利，使敌人归顺、远方的人依附，招唤谁不来呢？现在驱使百姓回归农业，都致力于根本，让天下人各自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从事工商业和游手好闲的人转而从事农耕，那么积蓄就充足而人们就安居乐业了。
臣按：贾谊告文帝，大要言为国以足民为本，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国，国之所以足者蓄积足恃也，国家粟多而财有余，则蓄积足以恃矣。是以水旱不足虞，军旅不足忧，守固而战胜，怀敌而附远，所为无不成矣。所以然者，莫急于驱末技游食之民而归之南亩以务农，使天下无不耕之夫、不织之女耳。夫然则人乐其所而知礼节矣。文帝感其言，躬耕以劝百姓，节俭以为天下先，卒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几致刑措，三代以下称恭俭宽仁之君必归焉，有以也夫。
汉制，大司农，卿一人，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欠也）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皆属焉。后汉始以属司农。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后汉省之，并其职于少府。
臣按：毋将隆言于哀帝曰：“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音贡）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应劭注《汉书》谓县官公作当仰司农，今出水衡钱以为异政。由是观之，在大司农者国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储乃田赋之常数，非军国之需则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泽之余利，虽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虽异于周，然出入之际有所分别，不至混用而泛费，有国家者诚循汉此制以财用之司分为内外二府，外府贮常赋所入，如秋粮、夏税及折粮、银钞、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属以待宫室、衣车、赐予、燕好之费，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以备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内府则常为撙节，使不至于不足，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何则？军国之需决不可无，奉养之具可以有可以无故也。九重之上诚念财赋虽聚而易散，有所私奉必权其轻重缓急而用舍之，每留赢余以备匮乏，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昔人有言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国昌；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伏惟圣明裁择。
汉高祖时，张苍为计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德宗时，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总国计，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恩数与参、枢同。
臣按：《大学》以用人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前代称辅弼之臣曰宰相、会计之臣曰计相，同以相称，一以用人，一以理财，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奔驰天下者也。自汉初有计相，唐户部属有度支，其后以大臣判之，宋有三司使，皆是计相之职。本朝罢宰相而以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散属诸司，兼厘众务，事多端而职不专，臣请如古计相制，于户部卿、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凡内外仓库之储、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稽岁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干转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责成功，凡国家有所用度悉倚办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终申物价之贵贱、岁杪报年谷之登耗，俾其豫知会本部卿、佐，定议以闻而为之备。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仓皆满，帝乃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其后征伐、巡游不息，百姓怨叛，以至于亡。
臣按：马端临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隋承周后，凡周人酒榷、盐铁、市征之类一切罢之，所仰止赋税而已，然自开皇三年以来屡减田租、给复百姓，其于赋税甚阔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
译臣按：贾谊向汉文帝进言，大旨是说治理国家以百姓富足为根本，而要想百姓富足，必须先使国家富足。国家之所以富足，是因为积蓄充足可以依赖；国家粮食多而财物有余，那么积蓄就足以依赖了。因此，水旱灾害不必忧虑，军队征战不必担忧，防守坚固而作战能胜，安抚敌人而远方归附，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之所以这样，没有比驱赶从事工商业和游手好闲的百姓回归农田从事农业更紧迫的了，使天下没有不耕种的男子、不纺织的女子罢了。这样，百姓就安居乐业并懂得礼节了。汉文帝被他的言论感动，亲自耕种以鼓励百姓，厉行节俭以给天下人做表率，最终导致海内富庶，百姓淳朴，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三代以下被称为恭敬节俭、宽厚仁爱的君主，必定归于汉文帝，这是有原因的啊。
汉朝制度，大司农，设卿一人，掌管各种钱粮金帛、各种货币。各郡国在每季的上旬，呈报现有的钱粮账簿，那些拖欠未缴完的，各自分别登记，边境各郡的官员请求调拨物资的，都给予补给，减少多余的，补充不足的，取之使相互满足。设丞一人，主管国库。少府，设卿一人，掌管皇帝日常服御的各种物品，如衣服、宝物、珍馐美食之类，凡是山泽陂池的税收，名叫禁钱的，都归属少府。东汉开始将这些归属大司农。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东汉废除，将其职权并入少府。
臣按：毋将隆对汉哀帝说：“国家的武备、修缮、制造等费用，都从大司农的钱中支出，大司农的钱，即使是皇帝也不用来供给供养，供养、赏赐一律出自少府。”大概是不用国库的钱供给次要的用途，不用民力供给虚浮的费用，区分公私，显示正道。应劭注释《汉书》说，官府公用的开支应当仰赖大司农，现在却从水衡都尉的钱中支出，这是不同的政令。由此看来，在大司农的是国家的公用，在少府、水衡的是君主的私蓄。公用的储备是田赋的固定数额，不是军国急需就不动用；私蓄的储备是山泽的额外利益，即使是宴饮喜好等私事也可以使用。这种制度虽然不同于周朝，但在收支之际有所分别，不至于混用而浪费，有国家的人如果遵循汉朝这个制度，将财用的管理分为内外两府，外府储存常规赋税的收入，如秋粮、夏税以及折粮、银钞、绢帛之类，以等待军国之用，年终计算用度的剩余，另外储存，以备水旱兵火等不测之需；内府则储存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类的收入，以等待宫室、衣车、赐予、宴饮等费用，年终则计算其剩余另外储存，以备来年不足，以及外府有时不够用时用来救济。外府有不足时可以取之于内府，内府则常常要节约，使不至于不足，即使有不足也不可以取之于外府，为什么呢？因为军国的需要决不可没有，而供养的器具可以有可以无啊。皇上如果考虑到财赋虽然聚集但容易散失，有私奉必定权衡轻重缓急而决定用舍，每次留下盈余以备匮乏，断不可以军国的储备作为私奉之用。古人曾说，恭敬节俭的贤明君主常常捐出内库以救济军国之用，所以百姓富裕而国家昌盛；淫荡奢侈的昏君甚至耗尽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所以财力匮乏而百姓怨恨，恳请圣明裁择。
汉高祖时，张苍担任计相。
唐朝制度，度支郎中掌管天下租赋物产丰歉的适宜、道路的利益，每年计算支出而调配。德宗时，任命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
宋朝沿袭五代的制度，设置三司使以总管国家财政，号称“计省”，地位仅次于执政官，被称为计相，恩数与参知政事、枢密使相同。
臣按：《大学》以用人理财作为平定天下的关键，前代称辅佐君主的臣子为宰相，称管理会计的臣子为计相，都称为相，一个用于用人，一个用于理财，都是用来辅佐君主以治理天下的。自从汉初有计相，唐朝户部下属有度支，后来由大臣判理，宋朝有三司使，这些都是计相的职位。本朝废除宰相而由户部掌管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而分散属于各司，兼理众多事务，事务繁杂而职责不专，臣请求像古代计相的制度，在户部尚书、侍郎之外增设尚书一员专门总管国家财政，凡是内外仓库的储备、远近漕运的适宜都在其管辖范围内，核查每年的收支，审察物产的丰歉，权衡货币的轻重，收敛散放，调通融汇，一切干练转运，付之长期任职而责求成功，凡是国家有所用度都依靠他办理，仍然命令天下各官府在每月底申报物价的贵贱，年终报告年成的丰歉，使他预先知道，会同本部尚书、侍郎，制定意见上报并为此做准备。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有关部门上奏说仓库都满了，皇帝于是下诏说：“既富裕又教化，才知道廉耻，宁可积蓄在百姓手中，不要藏在府库中。”于是免除河北、河东今年田租的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力役全免。炀帝即位，户口增多，府库充盈，后来征伐、巡游不停，百姓怨恨叛乱，以至于灭亡。
臣按：马端临说古今称国家财政富裕的没有比得上隋朝的，然而考察史传，没有见到他有作为富国之术的。隋朝继承北周之后，凡是北周的酒榷、盐铁、市征之类全部废除，所依赖的只有赋税而已，然而自从开皇三年以来屡次减免田租、免除百姓赋役，对于赋税非常宽简，然而皇帝即位之初就建立新都、
平江左，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赏平陈功费帛三百万，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飨不过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贮干姜，姜袋进香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彼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不为过，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呜呼，文帝以俭约致富庶，炀帝以奢侈致乱亡，其明效大验，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为异说以欺世主、误天下，其万世之罪人欤，有天下国家者尚其鉴兹。
译平江之左，营建修缮与征伐之事从未废止。史书称皇帝对于赏赐有功之人从不吝惜，赏赐平定陈国的功劳耗费帛三百万，又未曾吝啬于钱财的使用，史家寻求他导致殷实富足的缘由却不可得，便认为是皇帝亲身践行节俭，后宫穿着洗过的衣服，车驾供御之物有破损的就随即修补使用，非宴饮不过一道肉，有关部门常以布袋装干姜，姜袋进献香气被认为费用过大而加以谴责。由此才知晓《易经》所谓“以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损害百姓”，孟子所谓“贤明的君主一定恭敬节俭、礼遇臣下，向百姓征税有定规”的话，确实是治理国家的良策而非迂腐空谈。那些谈论孔孟之道却实行管仲商鞅之术的人竟说如果善于理财，即使把天下都用来奉养自己也不算过分，他们的党羽于是倡导“丰亨豫大”、“惟王不会”的说法，粉饰六艺、文饰奸邪之言来误导国家。唉，文帝凭借节俭使百姓富足，炀帝因为奢侈导致动乱灭亡，这明显的效验，如此显著，王安石竟敢肆意发表异端邪说来欺骗君主、误导天下，他难道不是万世的罪人吗？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唐制，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之事，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户；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三曰金，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四曰仓，掌天下军储出纳，租税、禄粮仓廪之事，以义仓、常平仓备凶年，平谷价。
欧阳修曰：“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蓄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蠹。”
臣按：自古国家其初立法未尝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孙轻变祖宗之成法，欧阳修谓“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为经常简易之法”，所谓“经常简易”四言者，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简易则易以施为而无纷扰之乱，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间，不能无有窒碍难行之处，则随时为之委曲，就其阙而补之，举其滞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所谓经常简易者焉，决不可轻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鉴也。已制兵以府卫，设官有常员，其后乃以兵冗官滥而为国大蠹，何也？子孙不能守祖宗经常简易之法故也。虽然，兵冗官滥二者岂但为有唐之蠹哉？凡国家之所以贫乏，府库空虚而多取厚敛于民，以驯致于财尽民离而宗社沦亡者，皆生于此二蠹也。为人子孙而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额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签一军，则思曰吾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无不可乎？非有关于治道民生决然不可无者，不敢轻加也，毋谓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费于我何加损焉。呜呼，千万人之积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国家之祸患，何尝不起于细微哉？
李翱作《平赋书》，谓：“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虽欲诛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亲，其君上虽欲危亡，弗可得也。”
臣按：李翱作《平赋书》，盖悯当时之赋不平也，赋之所以不平者，盖以其制民产者无法，敛民财者无艺也。既无制民之产之法，而敛之又不以其道，则民贫矣，民贫则君安能独富哉？其所谓“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其言尤为警切。
唐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核其出入。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言于德宗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而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臣按：《周礼》以太宰、司徒掌国家财用，盖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故人君有非义之取、非礼之用、不急之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苟以中人主之，则上之人平日相与亵狎私昵，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况彼小人，无深识远虑，委曲奉承上人
译唐代的制度，户部掌管全国土地、人口、钱粮的政令，以及贡赋的差等，其下属机构有四个：一是户部，掌管户口、土地、赋役、贡献、减免和优待复业等事务，通过租庸调来征收物资，根据九等来评定全国的户等；二是度支，掌管全国租赋、物产丰歉的适宜情况，水陆交通的便利，每年计算支出并调配使用；三是金部，掌管全国库藏出纳、权衡度量衡的数额；四是仓部，掌管全国军需储备的出纳，租税、俸禄、军粮及仓廪的事务，设立义仓、常平仓以预备荒年，平抑谷价。
欧阳修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并爱护养育百姓的君主，必定建立经常简易的法度，使上级爱惜财物以养育下级，下级尽力事奉上级，上级富足而下级不困顿。暴君庸主放纵自己的逸乐欲望，而苟且的官吏顺从他们，改变制度以迎合时势来取悦上级，因此上级用度没有节制，对下级的索取没有限度，百姓耗尽力量也无法供给，由此上级更加不足而下级更加困顿，于是理财聚敛的学说兴起，搜刮民财的臣子被任用。唐朝初年授人以口分田，分配世业田，用租庸调法来征收，其使用有节制，蓄养军队采用府兵制，所以军队虽然多却没有损耗，设置官职有固定的员额，所以官员不泛滥且容易发放俸禄，等到弊端出现时，军队冗杂、官员泛滥成为国家的大害。”
臣按：自古国家起初立法没有不善的，而其末流的弊端都产生于子孙轻易改变祖宗的成法。欧阳修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并爱护养育百姓的君主，必定建立经常简易的法度”，所谓“经常简易”这四个字，深得古代圣王立法的至深意旨。大概经常的法度有所遵循而没有变更的烦扰，简易的法度容易施行而没有纷乱的干扰，以此立法则百姓耳熟能详而官吏不能借此作奸犯科，不幸实行久了弊端在其中产生，不能没有窒碍难行的地方，那么随时为之委曲周全，就其缺失而弥补它，举其滞碍而振兴它，总之不失去祖宗立法的初衷。所谓经常简易的法度，决不可轻易改革，唐朝一代可以作为鉴戒。已经用府兵制来统辖军队，设置官职有固定员额，后来却因军队冗杂、官员泛滥而成为国家的大害，为什么呢？是因为子孙不能守住祖宗经常简易的法度啊。虽然如此，军队冗杂、官员泛滥这两者难道只是唐朝的祸害吗？凡是国家之所以贫乏，府库空虚而向百姓多取厚敛，从而逐渐导致财力耗尽、民心背离而宗庙社稷沦亡的，都产生于这两种祸害。作为子孙而为祖宗守护宗庙社稷的人，在常额定额之外添设一个官职，在列屯之外多征发一个士兵，就应当想：这是我祖宗以来所没有的，我现在增加它难道不可以吗？如果不是关乎治国大道和民生、决然不可没有的，不敢轻易增加，不要说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一两个人的费用对我有什么增减呢。唉，千万人的积蓄其起源起于一人，自古国家的祸患，何尝不是起于细微之处呢？
李翱作《平赋书》，说：“人们都知道重敛可以得到财利，却不知道轻敛得到的财利更多，为什么呢？重敛则百姓贫困，百姓贫困则流亡的人不归而天下的人不来。因此土地虽然广大，有荒芜而不耕种的，即使耕种了而地力有所遗余，百姓日益困顿，财利日益匮乏，虽然想诛灭暴逆而威慑四方夷狄，徒有其心，难道能实现吗？所以轻敛则百姓乐于生存，百姓乐于生存则安居的人不流亡而流亡的人每天前来，那么土地没有荒芜，桑柘日益繁茂，尽力耕种，土地有余利，百姓日益富裕，军队日益强大，百姓归附君主如同父母，虽然想驱使他们离开，难道能实现吗？因此善于为政的君主，百姓各自保全并亲近，他们的君主虽然想危亡，也不能做到。”
臣按：李翱作《平赋书》，大概是怜悯当时赋税不平的缘故，赋税之所以不平，大概是因为制定百姓产业没有法度，征收百姓财利没有限度。既然没有制定百姓产业的法度，而征收又不按照正道，那么百姓就贫困了，百姓贫困那么君主怎么能独自富裕呢？他所说的“人们都知道重敛可以得到财利，却不知道轻敛得到的财利更多”，这话尤其警策切中要害。
唐代的旧例，天下的财赋归左藏库，太府按时上报其数额，尚书比部核查其出入。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请求全部归入大盈库供天子赏赐，由宦官主管，从此天下的财利成为君主的私藏，有关部门不能衡量其多少。
杨炎对德宗说：“财赋，是国家的大本，百姓的命脉，天下的治乱轻重取决于它。先朝权宜之制让宦官统领其职，五尺宦官掌握国家的权柄，丰俭盈虚虽然大臣也不能知道，无法计算天下的利害，臣请求将其拿出归给有关部门。”德宗听从了，于是下诏每年裁取一部分收入大盈库，度支具报数额先上报。
臣按：《周礼》以太宰、司徒掌管国家财用，大概是因为大臣以道辅佐君主，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为上位者所严惮，所以君主有不义之取、非礼之用、不急之为，不仅不敢擅自取用而私用，而且有人从中制止而暗中消解的情况。如果让宦官主管，那么上位者平日与之亵狎私昵，凡不可对人言的事都可以与之谋划而做了，何况那些小人，没有深识远虑，委曲奉承上位者
之不暇，且人微言轻，又安敢逆上意哉？德宗为君、杨炎为相无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强人意，范祖禹谓炎知为相之体，德宗知为国之务，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译尚且来不及，况且人微言轻，又怎敢违背皇上的心意呢？德宗作为君主、杨炎作为宰相，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只有这一件事稍微让人满意。范祖禹说杨炎懂得宰相的职责，德宗懂得治理国家的要务，这是后世应当效法的。
德宗患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财，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勿受贡献及罢宣索，从之。及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频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使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司马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乃或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
胡宏曰：“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有公私之异。”
臣按：德宗宣索于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德宗非礼诛求而惆怅不敢言，胥失之矣。然德宗之失是犹知所畏，而泌之失则是为人臣而不忠也，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点明处而尽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见听欤？如此，非徒得《大易》“纳约自牖”之意，而于所谓“无咎”、“善补过”者亦有之矣。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除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惟在浙东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苏辙曰：“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为成书，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
臣按：自唐李吉甫为《元和国计录》，丁谓因之为《景德会计录》，其后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韩绛作于熙宁、苏辙作于元祐。元祐所会计者其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所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之数而周知其有无多寡，以为丰杀增减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后日之知今，以岁计定国用，实有赖于斯焉。臣愿敕掌财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额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一开具，仍查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在官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至于今日，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要见彼时文官若干、武官若干、内官若干凡支俸几何，京军若干、外军若干、边军若干凡食粮几何，其年经常之费若干，杂泛之费若干，总计其数凡有几何，运若干于两京，留若干于州郡，备若干于边方，一年之内所出之数比所入之数或有余或不足或适均称，依唐人之国计、宋人之会计，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万几余暇时经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长短，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用有余矣。
五代唐庄宗同光四年，以仓储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臣按：横敛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然横敛厚征之法之行，民虽怨咨愁蹙，然犹归咎上人之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为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国储之虚、岁计之竭，天下之人哗然，谓天下不复可为而生，其泮涣离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譬则富室之居乡落也，平时贫民资其储蓄而赖以举贷，一旦反假借于邻家，其家之寥落可知矣。唐庄宗乱世之君，不得已而为此犹为非策，况国家府库未至于匮绝，而遽为此举可乎？
宋太祖以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始于讲武殿置封椿库，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
译德宗担忧宫中用度不足，李泌进言说天子不应私自聚敛钱财，请求每年供给宫中钱百万缗，希望皇帝不要接受进献并停止向各地索取，德宗听从了。等到元友直运送淮南的钱帛二十万到达，李泌全部将其送入大盈库，然而皇上仍然频繁索取，并命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后感到惆怅却不敢进言。
司马光说：“君王以天下为家，天下的财富都是君王所有的，竟然又另外设立私人的储藏，这是平民百姓鄙陋的心志。然而财富多，是奢侈欲望产生的根源，李泌想要消除德宗的欲望却增加他的私财，财富丰裕则欲望滋长，财富与欲望不相称，能不向外求取吗？这就像打开门却禁止人出去一样。”
胡宏说：“四方进贡任职各有固定的制度，君王作为天下的主人掌管财富，遵循礼义来供养，天下没有不是君王财富的东西，不可以有公与私的区别。”
臣按：德宗向各道索取并命令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知道德宗不合礼法地诛求却惆怅不敢进言，两人都失当了。然而德宗的过失还算是知道有所畏惧，而李泌的过失则是作为臣子却不忠诚，李泌何不趁着德宗不想让人知道这一点明白之处而尽情进言，怎么知道德宗不会听从呢？像这样，不仅符合《易经》中“从窗户接纳简约之言”的意思，对于所谓“没有过失”、“善于补救过错”也有所体现。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写《元和国计簿》呈上，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个、州府二百九十五个、县一千四百五十三。除去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报户口外，每年赋税依靠办理的只有浙东、浙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与天宝年间相比税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天下依靠官府供给的士兵八十三万余人，与天宝年间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大抵两户供养一个士兵，其中遭受水旱灾害、非正常调发的不在这个数目内。
苏辙说：“唐代李吉甫开始将元和国计簿录整理成书，丁谓等人沿袭它编成了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本书，搜集当时收支的账目，前后八十余年，前后相承，有关部门得以凭借现在了解过去，参酌同异，根据时势施行适宜的政策，这是前人著书的本意。”
臣按：自从唐代李吉甫编写《元和国计录》，丁谓沿袭它编写《景德会计录》，其后林特在祥符年间编写，田况在皇祐年间编写，蔡襄在治平年间编写，韩绛在熙宁年间编写，苏辙在元祐年间编写。元祐年间所统计的项目有五项，一是收支，二是民赋，三是课入，四是储运，五是经费，用来总括天下财赋出入的数目而周全地知道有无多寡，作为丰俭增减的依据。使得现在的人了解过去，后来的人了解现在，用每年的计划确定国家用度，确实有赖于此。臣希望命令掌管财计的臣子，将洪武、永乐以来凡是天下的秋粮、夏税、户口、盐钞以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的租额年课，每年起运存留以及供给边方的数目一一开列，仍然查核历年以来内府亲藩以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和内外在官食粮的人数，以及每年祭祀、修造、供给等费用，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直到今天，每个朝代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要看到那时文官多少、武官多少、内官多少总共支俸多少，京军多少、外军多少、边军多少总共食粮多少，那年的经常费用多少，杂泛费用多少，总计其数目共有多少，运多少到两京，留多少在州郡，备多少在边方，一年之内所出的数目比所入的数目或者有余或者不足或者恰好相等，依照唐人的国计、宋人的会计，每个朝代编为一卷，通编为一书，以备参考。在万机之余暇时经过御览，使国计大纲了然在目，如果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一年的支出，就调剂有无、截长补短，节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那么国计不亏损而岁用有余了。
五代唐庄宗同光四年，因为仓储不足，命令河南尹预先借取夏秋税，百姓无法生活。
臣按：横征暴敛，是治理天下的大害。然而横征暴敛的法令实行，百姓虽然怨恨愁苦，但还是归咎于上位者用人不当、取财无道，庆幸一旦更改，还可以生存；只有预先借取的法令一实行，向天下显示国家储备空虚、岁计枯竭，天下人哗然，认为天下不再可以生存，那种涣散离散的心志未必不是从此产生的。譬如富户居住在乡里，平时贫民依靠他的储蓄而依赖借贷，一旦反而向邻家借取，那家的寥落可知了。唐庄宗是乱世的君主，不得已而这样做尚且不是好策略，何况国家府库还没有到匮乏断绝的地步，就匆忙采取这种做法可以吗？
宋太祖认为军旅、饥馑应当预先防备，不可以临事向百姓厚敛，开始在讲武殿设置封椿库，曾经想要积攒缣帛二百万去交换胡人的首级。太宗设置景福殿库，隶属内藏库，拣选收纳各州上供的物品，对左右说：“这是考虑到主管财计的臣子不能节约，将来用度有缺，又向百姓赋税征收罢了，我终究不会用这个来满足自己的嗜好。”
神宗更改
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国，璟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志之，敢忘厥志。”
译景福殿是库房的名称，宋太宗亲自作诗题写在上面说：“五代时期国家丧失，西戎侵扰极为猖獗。太祖皇帝开创基业，想着要有惩戒和教训。于是设立内府，以此为基础招募士兵。后代子孙要记住这件事，怎敢忘记这个志向。”
臣按：宋朝三帝积财于内库皆非以为己私也，盖储之于内以防外之泛用，一遇有军旅、饥馑则以资之，使不至于临时厚敛以害民焉。世主尚鉴于兹，毋错认在库之物以为己物，轻取而妄用，则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后，内牵于繁文，外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得已征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尝相半，无全利全害之理，择其利多害少者为之斯可矣。史臣论宋人议论多于事功，切中当时之弊，宋人于一切政务皆然而于食货一事为甚。我祖宗自立国以来，凡取于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额，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纷更加减，逾百年于兹矣，其间虽不能无偏滞不举之处，然惟许其随时补救以振举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旧也。伏惟明主鉴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宪，以为子孙千万年无穷之计。
苏辙曰：“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在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苏辙虽为宋朝而言，然揆之于今事势实有类之者。盖今日为国家大费者，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是也，今日之势虽不至于宋朝之既极，然用辙之言，因其势、循其理以其渐微为之节，使见在者无损而将来者有限，则贾谊所谓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无也。此国家之大计，辙于章末有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于是亦云。
陈傅良曰：“唐代宗时，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岁入六百余万缗，是时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宪宗时，作《元和国计录》，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户口，而岁租赋所倚办者八道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自宣德、正统以来，每择任有心计重臣巡抚其地，以司其岁入，盖以此地朝廷国计所资故也。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谚有之曰：“
译臣按：宋朝三位皇帝将财富积蓄在内库，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储存在内库以防备外部的滥用。一旦遇到战争或饥荒，就用这些储备来资助，使得不至于在紧急时刻加重赋税而危害百姓。后世君主应当以此为鉴，不要把库中的财物误认为是自己的私产，随意取用，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非常幸运了。
史臣说：“宋朝自中期以后，内部受繁琐礼法的牵制，外部受强大敌人的侵扰，供给繁多，调度跟不上，形势所迫不得不向百姓征收，治国的人处于这种境地，又多排斥异己而结党营私，容易动摇而轻率改变，却不知道大国的财政制度如同大商人理财，不追求眼前的成效而重视长远的利益。宋朝臣子对于一项政令的实施，起初商议不审慎，实行不久就斤斤计较其得失，随即商议废止，后来的议论没有比先前更好的，后来几个人又再次像先前那样诋毁，使得在上位的君主无所适从，在下位的百姓没有信心坚守，变革纷繁，是非混乱，弊端日益严重。世人说儒者议论多于事功，像宋朝人谈论财政经济，大体上就是这样。”
臣按：天下的事情利害常常各占一半，没有完全有利或完全有害的道理，选择利多害少的去做就可以了。史臣评论宋朝人议论多于事功，切中当时的弊端，宋朝人在一切政务上都是这样，而在财政经济一事上尤其严重。我祖宗自从建国以来，凡是向百姓征收的都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额，世世代代遵守，不敢有所纷乱增加或减少，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其间虽然不能没有偏颇停滞、不能举行的地方，但只允许随时补救以振兴它，使得害处去除而利益保存，总之不违背祖宗的旧制。希望英明的君主鉴戒宋朝人的过失而恪守祖宗的成法，作为子孙千万年无穷的计划。
苏辙说：“国家的财赋不是天不生产、不是地不养育、不是百姓不增长，收取有法度，征收有时节，到此为止了，而宗室官吏众多可以用礼法来节制。祖宗时代，世袭官职的人等待空缺才补授，否则就按资历等待，不随意授予；仁宗末年任子之法，从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初年，三年考核政绩，增加到四年；神宗初年，宗室袒免之外不再推恩，袒免之内通过考试出仕。这四件事如果现在想要做，将会被认为违背人心、违反旧法，不可言说，何况实行呢？虽然如此，祖宗实行它毫不怀疑，当时的人也没有非议，为什么呢？事势已经到了极点，不变革就会失败，这是众人所共知的。现在朝廷处于极端的形势，独自坚持而不敢议论，我实在怀疑，如果从今天开始议论，顺应形势、遵循道理稍微加以节制，使得现在的人不受损失而将来的人有限制，现在虽然还没有看到利益，总之十年之后，事情会有间隙了。贾谊说诸侯的变故认为失策，现在不治理必定成为痼疾，现在我也这样说。”
臣按：苏辙虽然是为宋朝而言，但衡量现在的事势确实有类似的地方。大概今天为国家大费的是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今天的形势虽然不至于像宋朝那样极端，但用苏辙的话，顺应形势、遵循道理逐渐加以节制，使得现在的人不受损失而将来的人有限制，那么贾谊所说的失今不治的痼疾，以后一定不会有。这是国家的大计，苏辙在章末说“如果能裁减，是天下之幸”，我也这样说。
陈傅良说：“唐代宗时，刘晏掌管江淮盐铁之权，每年收入六百余万缗，当时租赋的收入不过一千二百万，而江南的利益实际上占了一半。宪宗时，作《元和国计录》，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报户口，而每年租赋所依赖办理的八道都在东南，叫浙江东西路、叫淮南、叫湖南、叫岳鄂、叫宣歙、叫江南、叫福建，所以韩愈有话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东南，是财赋的渊薮，自唐宋以来国家财政都仰赖于此，在今天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天看来，浙东西又占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占两浙十九。考察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算的总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这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现在国家都城在燕，每年漕运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充实京师，而这五郡几乎占江西、湖广、南直隶的一半，自宣德、正统以来，每次选择有心计的重臣巡抚此地，以掌管其岁入，大概因为此地是朝廷国计所资的缘故。私下以苏州一府计算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谚语有之曰：“
苏松熟，天下足。”伏愿明主一视同仁，念此五郡财赋所出、国计所赖，凡百科率悉从宽省，又必择任巡抚大臣假以便宜之权，任其从宜经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无亏于国计，下不殚于民力，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
译苏松丰收，天下富足。”恳请圣明的君主一视同仁，考虑到这五个郡县是财政赋税的来源、国家生计所依赖的地方，凡是各项事务都尽量从宽减免，又一定要选派巡抚大臣，授予他们随机处置的权力，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制度而不被法律条文所束缚，务必做到对上不影响国家财政，对下不耗尽民力，一方得以安定，那么四方都依赖于此。
以上经制之义。臣按：国家经制之义在乎征敛有其艺、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历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则或始末相穿，约之则又彼此参错，故臣既总论理财之道于前，又列贡赋之常于后，于此特总此三者为一而谓之曰“经制之义”，以示天下后世，使知为国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为之义而后取之、收之、用之，苟为不然，或出于人欲之私，揆之于义而不合，则是利而非义矣。利之为利，居义之下、害之上，进一等则为义，经制得其宜则有无穷之福；退一等则为害，经制失其宜则有无穷之祸，后世之明君硕辅，尚明其所以取舍、敛散乎哉。
以上经制之义（下）
卷二五
▲市籴之令
《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噬，啮也。嗑，合也。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后世为市之始。先儒谓《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离》，次《盖》，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盖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聚其货于一所，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
《周礼》：司市（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长短）、禁（使勿为）令（使之为）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所居之次为叙，分地以掌之），以陈肆辨物而平市（陈物于市肆，使各以类相从）。大市（交易众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时而市，夕市夕时而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物之无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财者贱之使至于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叶时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货也。大宰阜财之职而与农谷并任，司徒通财之事而与稼穑同颁，诚以食足货通而后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营国则前朝而后市，内宰建国则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贾而阜财也。”
胥师（市中群胥之长）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平其价不得擅为高下），宪刑禁焉。
贾师（知物价者）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视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贾（使之有常），然后令市。
臣按：《周官》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积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敛之五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市货有积滞不售者则以征布买而收之）以其贾买之（使民不丧其本），物揭而书之（逐物表揭而书其价），以待不时而买者（以待民之乏用）。买者各从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主与有司即所谓抵也），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借用也）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国服，谓民于国所服之业，如农圃之类也。民贷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国事以代出息也）。
叶适曰：“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赊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盖当是时民皆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与则谁与之？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事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
译以上是关于国家常法制度的论述。臣按：国家常法制度的意义，在于征收赋税有定数、储备物资有器具、费用开支有常规罢了。然而古今制度不同，历代在取予用舍方面也不一致，如果剖析它们，往往首尾互相矛盾；如果概括它们，又彼此参差错乱。所以臣在前面已经总论了理财的大道，在后面又列举了贡赋的常规，在这里特别将这三者总括为一，称之为“经制之义”，以此昭示天下后世，让执政者知道，从百姓那里征收并储藏于官府，从官府支出并散给天下，必须符合天道的公正和人为的道义，然后才能征收、收纳、使用。如果不这样，或者出于个人私欲，衡量道义而不符合，那就是利而非义了。利作为利，处于义的下方、害的上方，进一等就是义，常制得当就有无穷的福；退一等就是害，常制失当就有无穷的祸。后世的明君和贤臣，还望明辨取舍、敛散的准则啊。
以上是关于国家常法制度的论述（下）
卷二十五
▲市籴之令
《易经》说：太阳当空时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货物，交易完毕就退去，各自得到所需的东西，这是取象于《噬嗑》卦（噬，咬的意思；嗑，合的意思。事物之间有间隔的，咬开使之合拢，这是卦名）。
臣按：这是后世设立市场的开端。先代儒者说《易经》中十二卦制作器物崇尚卦象，始于《离》卦，其次是《益》卦，再次是《噬嗑》卦，所取用的不过是饮食和货物罢了，饮食和货物是百姓生存的根本。百姓对于饮食货物，有这方面的就没有那方面的，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同，所吃所用的东西不能全都具备，所以在太阳当空的时候招来人们聚集在一处，聚集货物在一个地方，所招聚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市场。人们各自拿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在市场中间互相交换，用自己所拥有的交换自己所缺乏的，各自求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退去，那么人们就没有缺乏使用的东西了，民用充足了，国家用度也就有剩余了。
《周礼》说：司市（市场长官）掌管市场的治理（治理用来理顺）、教化（教化用来感化）、政令（政令用来端正）、刑罚（刑罚用来制约）、度量（度量多少）、尺度（尺度长短）、禁令（禁止不做）、命令（命令去做），按照次序划分地域来经营市场（以所居的次序为序，划分地域来掌管），陈列店铺辨别货物来使市场公平（将货物陈列在市场店铺中，使各类货物各自归类）。大市（交易众多的时候）在太阳偏西时开市，朝市在早晨开市，夕市在傍晚开市。凡是治理市场中的货物、六畜、珍奇物品，没有的使其有（货物缺乏的常使其充足），有利的使其丰盛（有利益的使其繁荣），有害的使其消亡（损害财物的使其贬值以至于消亡），奢侈的使其微薄（奢侈浪费的抑制使其减少）。
叶时说：“先王授予百姓井田，是为了充足粮食；制定商人市场，是为了流通货物。大宰负责使财物丰盛的职责而与农业谷物并列，司徒负责流通财物的事务而与耕种收获相同颁布，实在是因为粮食充足货物流通之后教化才能成功，所以匠人营造都城时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内宰建立国家时辅助后妃设立市场，市场是用来通商贾而丰财物的。”
胥师（市场中众胥的长官）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政令并使货物价格公平（使价格公平不得擅自抬高或压低），执行刑罚禁令。
贾师（懂得物价的人）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货物的治理，辨别货物并使其均平，查看成色（货物的成色）并确定价格（使其有常价），然后才允许开市。
臣按：《周官》对于市场一事设置官员如此详细，是为了让百姓努力迁移他们的有无，有的得以出售，没有的得以接济，百姓各自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
泉府（钱币布帛积聚的府库）掌管用市场的征布（征布是廛人所征收的五种布币），收购市场中卖不出去的、货物中滞留在民用方面的（市场货物有积压滞销的就用征布购买并收下）按照其价格购买（使百姓不损失本金），物品挂牌并书写价格（逐物挂牌并书写其价），等待不时需要购买的人（等待百姓缺乏用时）。购买者各自从其抵当（抵音帝，本的意思），都鄙从其主管，国人、郊人从其有司（主管和有司就是所谓的抵当），然后给予他们，凡是赊欠的祭祀不超过十天、丧葬不超过三个月，凡是百姓借贷（借用）的与其有司辨别并授予，以国服作为利息（国服，指百姓在国家所从事的职业，如农圃之类。百姓借贷不收取利息，让他们出力从事国家事务来代替支付利息）。
叶适说：“泉府的法令，收购市场中卖不出去的、货物中滞留在民用方面的按照其价格购买，赊欠的祭祀、丧葬都有定数并以国服作为利息。大概当时百姓都是齐民，没有特别富有的人，开阖、敛散、轻重的权力统一出自上级，平均田地让他们耕种，建造房屋让他们居住，衣食器具无不全部给予，然而祭祀、丧葬还是有所不足，上级不给予他们谁给予他们？所以赊借并贷款让他们按天数偿还并以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作为利息，而且那些卖不出去、货物中滞留在民用方面的，百姓在这方面不足而上级不收购就是不仁，那么这两种法令大概三代本来就已经实行了。现在天下百姓不齐已经很久了，开阖、敛散、轻重的权力不统一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