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一
苏轼曰：“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贫，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臣按：古今制国用之大略，苏轼此言尽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统，为生灵之主，有土地为之产财，有黎庶为之生财，有臣工为之理财，当夫国家无事之时，豫为国家先事之具，以为万世之计可也。不幸所入才足以为出，所产仅足以为用，吾则痛加抑损、力为撙节，可已则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则用，非必当用不用，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如此，则所以为国计者非但不为不终月之计，而所谓一时之计者方且经之营之，寸积铢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积少而成多，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岁复一岁，积三年而有一年之储，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万年以为子孙无穷之计。所谓天不能菑、地不能贫、人不能困之者，岂不信其必然哉。
苏辙曰：“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人君所为无不成、所欲无不如意矣。”
臣按：苏辙论丰财之道，去其害财者而已。害财之事有三，所谓吏之冗员、兵之冗食，其中节目虽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数，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谓费之冗杂者，则途辙孔多，窠臼不一，横恩滥赐之溢出，修饰缮造之泛兴，祷祈游玩之纷举，不当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费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无全去之理，惟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凡所谓冗者，有与无皆可之谓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吾宁无之而不有焉，则不至害吾财矣。
曾巩曰：“用财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财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而致天下之富焉；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尝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二万四千员，皇祐官数一倍于景德，治平则三倍之矣，其余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门、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其所费皆如景德之数，则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巩此议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见其财赋出入之数，乞诏有司按寻载籍讲求三朝所以费用其财者，考知其数，即今比旧，罢其所
译苏轼说：“治理国家有三种策略，有万世之策，有一时之策，有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住的策略。古时候，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以三十年为周期计算，就可以做到九年没有饥荒。每年的收入足够使用还有剩余，因此九年的积蓄常常闲置而用不上。突然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忧患，官府可以自行解决，百姓却并不知晓。像这样，上天不能让它受灾，大地不能让它贫困，盗贼不能让它困窘，这就是万世之策。而那些不能做到的，一年的收入仅仅够一年的支出，天下的物产仅够供应天下的使用，平时虽然不至于残酷地搜刮百姓，但遇到紧急情况就不免加重赋税，所以这样的国家可以安闲而不能动荡、可以安逸而不能劳苦，这也是一时之策。至于最下等且没有谋略的，根据支出来确定收入，用度不足就索取更多，天下太平没有大患难却完全采用衰败时代苟且敷衍的方法，不知道遇到紧急情况将如何增加赋税，这就是所说的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住的策略。”
臣按：古今制定国家用度的大致原则，苏轼这番话已经说尽了。君主继承祖宗的法统，作为百姓的主宰，有土地来产生财富，有百姓来创造财富，有臣下来管理财富。在国家无事的时候，预先为国家准备应对事务的物资，以此作为万世之策是可以的。如果不幸收入仅仅够支出，物产仅仅够使用，我就应当痛加抑制减损，极力节省，可以停止的就停止，非不得已必须使用的才使用，非应当使用的就不使用，不把钱财耗费在无益的事情上，不把钱财浪费在无用的地方，不把钱财施舍给无功的人。像这样，那么为国家谋划的不仅不是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住的策略，而且所谓一时之策也应当精心经营，一点一滴地积累，早晚不懈，由小到大，积少成多，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每月计算却有盈余，一年又一年，积累三年有一年的储备，由九年积累到三年，由三十年积累到十年，由此达到千百年来为子孙无穷尽的谋划。所谓上天不能让它受灾、大地不能让它贫困、人不能让它困窘的，难道不确实必然如此吗？
苏辙说：“当今的策略没有比充实财力更好的了，然而所谓充实财力，并不是寻求钱财来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力的事情罢了。如果损害财力的事情没有去除，即使寻求钱财来增加它，财力反而更加不足；如果损害财力的事情全部去除，即使不寻求充实财力，然而想要财力不充实，也是不可能的。损害财力的事情有三样，一是冗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这三样冗杂去除后，天下的财力得以每日增长而没有妨害，百姓充足，府库充盈，君主所做的事没有不成功的，所想要的没有不如意的。”
臣按：苏辙论述充实财力的方法，不过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力的事情罢了。损害财力的事情有三样，所谓官吏的冗员、士兵的冗食，其中的条目虽然很多，但大体上有定数，名目有常数，去除繁杂冗杂的而保留切要必要的，妨害就消除了。只有所谓费用的冗杂，途径众多，名目不一，横行的恩赐泛滥溢出，修饰建造广泛兴起，祈祷游玩纷纷举行，不该用的却用了，不该给的却给了。三害之中冗费的危害尤其大，如果不得已要去除，官吏、士兵没有全部去除的道理，只有费用的冗杂可以根据缓急轻重来去除。凡是所谓冗杂的，就是有它没有它都可以的意思，事情到了可以有可以没有的地步，我宁愿没有它而不拥有它，这样就不会损害我的财力了。
曾巩说：“使用钱财有节制，那么天下虽然贫穷，其富裕也容易达到；使用钱财没有节制，那么天下虽然富裕，其贫穷也容易到来。汉朝、唐朝初年，天下的用度曾经匮乏，文帝、太宗能够使用钱财有节制，所以公私都有剩余而达到天下的富裕；汉唐盛世时，天下的用度曾经宽裕，武帝、明皇不能按照制度节制，所以公私耗竭而导致天下的贫穷。就拿宋朝景德、皇祐、治平三个时期来比较，景德年间户口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年间户口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年间户口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的收入，皇祐、治平都在一亿以上，每年的费用也在一亿以上，景德年间官吏一万多员，皇祐年间两万多名，治平年间两万四千名，皇祐年间的官吏数量是景德年间的两倍，治平年间则是三倍，其余使用钱财的项目加倍可想而知。如果确实命令有关部门查阅典籍并探究其原因，使凡是进入官府的多门路、使用钱财的多项目都可以考察而知晓，然后各自商议可以罢免的罢免、可以减损的减损，使它们的费用都像景德年间的数量，那么节省下来的大概有一半了。又以此类推，天下的费用有比旧时简约而比现在浮夸的、有比现在简约而比旧时浮夸的，那些浮夸的必定要寻求它浮夸的根源而杜绝它，那些简约的必定要寻求它简约的原因而遵循它，像这样努力实行，以每年收入一亿以上来计算，节省下来的十分之三则每年有多余的财力三万万，以三十年为周期计算，应当有多余的财力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积蓄了。”
臣按：曾巩这个建议通过比较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来显示其财赋出入的数量，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查阅典籍探究三朝花费钱财的原因，考察知晓其数量，即现在与旧时相比，罢免那些
可罢、损其所当损，从其约而杜其浮，其议卓然可行，顾人君肯用与否耳。臣尝因其言而疏以为今日当行之要务，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亦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校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请自今为始，乞命有心计臣僚稽考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以来户口、垦田及钱粮、金银、绢帛之数，每岁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后即其见在据其岁之所入以计其岁之所出，该用几何、余积几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数，庶几晓然知祖宗之故实、府库之虚实而不敢轻费焉。臣又观巩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不论可知也。”吁，宋之时入少而出多，其臣犹责其君以为非难，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圣君为之又何难哉？巩所谓“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求所以约之由而从之”，与夫苏轼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是二人之言诚人君去冗费、足国用之正论要法也，伏惟圣心加察，又何难而不易哉？
译可以罢免、削减那些应当削减的，遵循简约的原则而杜绝浮滥，这一建议卓然可行，只看君主是否肯采纳罢了。臣曾依据他的言论上疏，认为这是当今应当推行的要务。私下揣度，我朝疆域比宋朝更为广阔，而百年以来没有特别巨大的耗费，凡是宋朝所谓的郊祀赏赐、岁币、祠禄等费用都没有，其中最耗费的是宗室俸禄、供养军队、荫庇子弟，然而荫庇子弟仅限于武职，文臣也很少。臣考察各衙门的职掌记录，洪武年间人口有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的数量与宋朝相比虽然大致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远远超过宋朝，收入既多而耗费相比又少，这理应使国家储备积累数倍于宋朝。请从今开始，恳请命令有谋略的臣僚查考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以来户口、垦田以及钱粮、金银、绢帛的数量，每年收支与现在相比谁多谁少，然后依据现有的情况根据每年的收入来计算每年的支出，总共花费多少、剩余积蓄多少，以此确定当今收支的数额，大概就能清楚地知道祖宗的旧制、府库的虚实而不敢轻易耗费了。臣又看到巩对他的君主说：“前代在衰败困顿之时尚且能使贫穷变为富裕，如今我们凭借全盛的形势，用财有节制，所节省的一项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项，所节省的两项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两项，前代难以做到的我们容易做到，不用讨论也可以知道了。”唉，宋朝时收入少而支出多，其臣子尚且指责其君主认为并不难，何况当今全盛富裕远超宋朝，在圣明的君主施行又有什么难的呢？巩所说的“那些浮滥的必定要探求其浮滥的根源而杜绝它，那些简约的必定要探求其简约的原因而遵循它”，以及苏轼所说的“去除它很容易而没有损害，保留它很难而没有益处”，这两人的言论确实是君主去除冗费、充足国用的正确言论和重要方法，恳请圣心加以明察，又有什么难而不去做的呢？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臣按：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民不足则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为用，时敛散、通有无，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为天、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必以为万民之安，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艰，积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无余，日消月耗，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国计匮乏，求之于官官无储峙，求之于民民无盖藏，于是之时，凡百谋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为安，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譬则人之处家焉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当夫平宁之时尚可借贷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盗贼之变则为沟中瘠矣。家、国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虽乏犹可求之于比邻，若夫国之乏绝，藏之官者既虚，取之民者又竭，其将求之何所邪？人君当无事之日而兴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谨，介介焉吝惜，而不轻用天下之财，如此，则国计不亏、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给人足之乐，上之人有安富尊荣之休，凡百所为无不如意，朝廷无不可为之事，海宇无不得所之人矣。《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臣观于此而益信。伏惟圣明万几之暇留神《大学》之书而玩味夫絜矩之一言，臣不胜大愿。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下）
卷二二
▲贡赋之常
《禹贡》：冀州，厥赋惟上上错（上上，第一等。错，杂也。谓杂出第二等也）；兖州，厥赋贞（贞，正也。赋以最薄者为正），厥贡漆丝（兖地宜漆宜桑），厥篚（竹器，盛布帛者）织文（锦绮之属）；青州，厥赋中上（第四等），厥贡盐絺（细葛），海物惟错（非一种也）；徐州，厥赋中中（第五等），厥贡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为土封），夏翟（染雉羽为五色）、孤桐（以为琴瑟材）、浮磬（石露水滨可为磬者）、蠙珠（珠为服饰）暨（及也）鱼（用祭祀），厥篚玄纤缟（玄，赤黑色。纤、缟皆缯）；扬州，厥赋下上上错（第七等杂出第六等），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瑶琨（玉石）、筿簜（竹可为矢及管者）、齿革（可以成车甲）、羽毛（可以为旌旄），惟木（可以备栋宇），岛夷卉服（今木绵），厥篚织贝（木绵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锡贡（待锡命而后贡）；荆州，厥赋上下（第三等），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三木名），砺、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名，可为矢），包匦（匣）菁茅（供缩酒者），厥篚玄纁（绛色币也）、玑（珠不圆者）、组（绶类）；豫州，厥赋错上中（第二等杂出第一等），厥贡漆、枲、絺、鸑，厥篚纤、纩（细绵）；梁州，厥赋下中三错（第八等杂出第七等、九等），厥贡纮（玉磬）、铁（柔铁）、银（白银）、镂（刚铁）、砮（石砮）、磬（石磬）、熊、罴、狐、狸、织皮（四兽之皮及毳毛可织为罽者）；雍州，厥赋中下（第六等），厥贡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谓之赋，下之所供谓之贡。是篇有贡有赋而独以贡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
臣按：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而取民之大纲曰赋、曰贡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辟者未尽，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焉。九州各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
译以上总论理财之道。臣按：君主治理国家，没有比制定国家开支更重要的了，而国家开支所依赖的是财物。财物由天所生、由地所产、由人所成，所以制定其用途的是君主。君主制定其用途虽然是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百姓。因此，君主不足时就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不足时就从君主那里取用，上下互通，互相为用，适时地征收和散发，调剂有无，大概是用一人来制定其用途，而不是专门用来奉养一人。因此，古代的仁君知道自己是替上天守护财物，替百姓聚集财物，凡是有所用度，如果不是为了上天、不是为了百姓，决不敢轻易有所花费；有所花费，必定是为了供奉百神，必定是为了安定万民，不敢有一丝一毫作为自己的私利。为什么呢？上天生成五种材料，百姓共同使用，君主只是替百姓管理罢了，并不是君主可以占为己有的。如果认为是自己的东西而私自使用，不知道上天所生有限、百姓劳力极其艰难，积累百年也不够，散尽一日就没有剩余，日消月耗，一旦导致府库空虚、国家财政匮乏，向官府寻求，官府没有储备，向百姓寻求，百姓没有积蓄，在这个时候，各种谋划都不能成功，君主凭什么来保持安稳，国家凭什么来治理呢？譬如人持家，各种居住、食用的物品，公私经营的事情，如果有钱都可以得到，如果没有钱，则一事不能成、一物不能得，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还可以借贷来应付，一旦有水旱盗贼的变故，就会成为沟渠中的枯骨了。家与国家道理相同，只是大小不同罢了，然而百姓不是一家，我家虽然缺乏还可以向邻居求助，如果国家缺乏，官府储存的已经空虚，向百姓取用的又已枯竭，那将向哪里求助呢？君主在无事的时候想到这些，还应当兢兢业业地警戒谨慎，小心翼翼地吝惜，不轻易使用天下的财物，这样，国家财政不亏损，国家根本更加稳固，下面的人有家给人足的快乐，上面的人有安富尊荣的福分，各种所为没有不称心如意的，朝廷没有不可做的事，天下没有不得其所的人。《大学》把理财作为平定天下的关键，臣观察到这里而更加相信。恳请圣明在万机之暇留意《大学》这本书，玩味“絜矩”这一句话，臣不胜感激。
以上总论理财之道（下）
卷二二
▲贡赋之常
《禹贡》：冀州，其赋税为上上等，夹杂第二等；兖州，其赋税以最低等为正，其贡品为漆和丝，竹器中装有锦绮等织物；青州，其赋税为中上等，其贡品为盐和细葛布，海产品种类繁多；徐州，其赋税为中中等，其贡品为五色土、染成五色的野鸡羽毛、孤桐木、露出水面的石磬、蠙珠以及鱼，竹器中装有赤黑色的细绢和白色细绢；扬州，其赋税为下上等，夹杂第六等，其贡品为金、银、铜三种金属，瑶琨玉石，筿簜竹，齿革，羽毛，木材，岛夷的卉服，竹器中装有精美的木绵，包裹着的橘子和柚子，待皇帝赏赐后才进贡；荆州，其赋税为上下等，其贡品为羽毛、齿革，金、银、铜三种金属，杶、干、栝、柏三种木材，砺、砥磨石，石砮，丹砂，箘簵竹，楛木，包裹在匣子里的菁茅，竹器中装有绛色币、不圆的珠子、绶带；豫州，其赋税为第二等夹杂第一等，其贡品为漆、枲、细葛布、鸑，竹器中装有细绢、细绵；梁州，其赋税为下中等，夹杂第七等、第九等，其贡品为纮玉磬，柔铁，白银，刚铁，石砮，石磬，熊、罴、狐、狸四种兽皮及可织为罽的毳毛；雍州，其赋税为中下等，其贡品为球琳美玉，琅玕似珠的石子。
蔡沈说：“上面所取叫做赋，下面所供叫做贡。这一篇有贡有赋却单独以贡命名，是因为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贡是计算多年的平均值作为常例’，那么贡又是夏后氏田赋的总称。”
臣按：国家的用度都取自百姓，而取民的大纲就是赋和贡。这两者的制度在唐虞时期已经有了，到夏后氏时代才开始详细制定，大概是因为禹治水之前土地尚未平整，生长的物产不繁茂，开垦的田地未尽，到这时水土已经平整，才可以依据土地制定贡品，划分田地确定税收。九州各有赋有贡，凡是赋是诸侯供给国家用度的，凡是贡是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