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七
革曰剥、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而必谨于百工饬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谓之百，不止一工也。饬者修治以为器，化者变转以为用。
译皮革称为剥，羽毛称为析。
臣按：周代太宰用九种职事来任用万民，却一定要谨慎地让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这是因为这些是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衣服和器械的来源。工匠称为百工，是因为不止一种工匠。饬，是修治材料制成器物；化，是转变形态以供使用。
《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郑玄曰：“审曲面势，谓审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向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
王昭禹曰：“饬五材，若饬木而为舟车、弓庐之属，饬金而为鼎量、剑削之属，饬土而蜗甑、簋豆之属，饬水火而运用之以成乎众材之属。”
臣按：国有六职者，即所谓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也。所谓职者，通上下言，犹所谓职业云，非专言官职之职也。作记者述百工之事，因举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盖无是五者则百工所饬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无所用之也。
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
吴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以金为体者以火为用，故于金言；烁器之以土为体者以水为用，故于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济不通，陆行乘车以任重致远，则木之为用无往不利。时，寒温也；气，刚柔也。考工者举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圣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穷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道本于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于度数而道之迹显于其外。君子上达则其智足以穷理而能创，小人下达则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氏之子常为量、凫氏之子常为钟、桃氏之子常为剑、函人之子常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谓之工。虽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轮扁之斫轮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而世耶？”
臣按：《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是则天下之器用无一而非圣人之所造始也，智者于其间特因其类而创为之，而巧者又从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有一器之作则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则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无用、有用而无利，耗材物于无用，费民力于无益，圣人所不作者，则智者必不创、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于用器常度之外，此圣王之法所必诛而无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为轮为盖）、舆（为车舆）、弓（为弓）、庐（为庐器戈柲之类）、匠（营宫室为沟洫）、车（为车为耒）、梓（为笋虡为饮器）；攻金之工，筑（为削）、冶（为戈戟）、凫（为钟）、▯（为量）、段（为镈）、桃（为剑）；攻皮之工，函（为甲）、鲍（治韦革）、（为鼓）、韦（熟皮）、裘（为裘）；设色之工，画、缋（维五色）、钟（染羽）、筐（阙）、荒（练丝）；刮摩之工，玉（治为圭璧）、咺、雕（阙）、矢（为矢）、磬（为磬）；抟埴之工，陶（为瓦）、膋（为簋）。
郑玄曰：“事官之属六十，此三十工略记其事尔。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贾公彦曰：“此言工之多少总数。”
臣按：先儒谓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设色则为八材、九职，所谓百工饬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则运用此六者
译《考工记》说：国家有六种职业，百工占据其中之一。有的人坐着谈论治国大道，有的人起身去执行这些道理，有的人审察材料的曲直、形状和地势，以整治五种材料，从而制造百姓使用的器具，有的人流通四方珍奇异物来供给国家，有的人整治劳力以增长土地财货，有的人治理丝麻以制成布帛。坐着谈论大道的称为王公，起身执行道理的称为士大夫，审察材料曲直、形状地势以整治五种材料、制造百姓器具的称为百工，流通四方珍奇异物来供给国家的称为商旅，整治劳力以增长土地财货的称为农夫，治理丝麻以制成布帛的称为妇功。
郑玄说：“审察曲直形势，是指审察金、木、皮、玉、土这五种材料的曲直、方正、形势的适宜，以及阴阳向背的规律，以此来治理它们。五材，即金、木、皮、玉、土。”
王昭禹说：“整治五材，比如整治木材制作舟车、弓庐之类，整治金属制作鼎量、剑削之类，整治陶土制作蜗甑、簋豆之类，整治水火运用它们来完成众多种类材料的制作。”
臣按：国家有六种职业，就是指所谓的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这里所说的“职”，是贯通上下而言，就像所说的“职业”一样，并非专指官职的“职”。撰写《考工记》的人叙述百工的事情，因此列举了这六种互通功效、交换事务的职业，大概如果没有这五种职业，那么百工所整治的五种材料、所制造的百姓器具也就没有用处了。
智慧的人创造事物，灵巧的人继承并传述它，世代坚守这种技艺的称为工。百工的事情都是圣人所创立的，熔化金属制作刀刃、凝固泥土制作器皿、制造车子在陆地行走、制造舟船在水中航行，这些都是圣人所创造的。天有四季时序，地有阴阳气候，材料有美好之处，工匠有精巧技艺，具备这四者然后才能制作出优良的产品。材料美好、工匠精巧，然而产品却不优良，那就是不合时令、不得地利气候的缘故。
吴澂说：“五行是天地生成自然的道理，《考工记》叙述它，刀刃以金属为实体以火为功用，所以在金属方面论述；器皿以泥土为实体以水为功用，所以在泥土方面论述；凝聚水制作舟船以渡过不通之处，在陆地乘车以承载重物到达远方，那么木材的功用无处不利。时，指寒温；气，指刚柔。《考工记》列举这些来推演五行造化的道理，以阐明圣人器用制作的制度，使天下人通过事物来穷尽其中的道理。”
王昭禹说：“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道本源于性命而器的道理蕴藏其中，器形成于法度而道的痕迹显现在外部。君子向上通达，那么他的智慧足以穷尽道理从而能够创造，小人向下通达，那么他的技巧足以遵循痕迹从而能够传述，所以说智慧的人创造事物，灵巧的人继承传述。《周礼·大司徒》说用世事教导才能，那么百姓就不会失职，古代四种职业的人莫不如此，而百工在官府中，父兄的教导不严厉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劳累就能掌握，从小习惯它，内心安定，不见其他事物而改变志向，所以攻木的工匠不让他攻金，攻皮的工匠不让他攻玉，〇氏的儿子常做量器，凫氏的儿子常做钟，桃氏的儿子常做剑，函人的儿子常做甲胄，而各自让他们精通自己的事务，所以说世代坚守这种技艺的称为工。虽然这只是遵循法度的痕迹而坚守它，但如果说到得心应手、心手相应，那么轮扁斫轮的技巧也不能传授给儿子，何况可以世代相传呢？”
臣按：《易经》说“备办万物以供给使用，确立成型的器具以造福天下，没有比圣人更大的功劳了”，这说明天下的器用没有一样不是圣人所创始的，智慧的人在其中特别依据事物的类别而创造它，而灵巧的人又从而继承传述它。上天生成五种材料，百姓共同使用它们，有一种器具的制作就有一种器具的用途，有一种器具的用途就有一种器具的利益，不仅仅是制作而已。假如有器具而没有用途，有用途而没有利益，浪费材料于无用之处，耗费民力于无益之事，这是圣人所不制作的，那么智慧的人必定不会创造，灵巧的人必定不会传述。假如放纵私意而在器用常度之外制作淫巧之物，这是圣王法律所必须诛杀而不赦免的。
凡是攻木的工匠有七种，攻金的工匠有六种，攻皮的工匠有五种，设色的工匠有五种，刮摩的工匠有五种，抟埴的工匠有两种。攻木的工匠，轮（制作车轮和车盖）、舆（制作车厢）、弓（制作弓）、庐（制作庐器、戈柄之类）、匠（营造宫室、挖掘沟渠）、车（制作车辆和农具耒）、梓（制作笋虡和饮器）；攻金的工匠，筑（制作削刀）、冶（制作戈戟）、凫（制作钟）、〇（制作量器）、段（制作镈）、桃（制作剑）；攻皮的工匠，函（制作甲胄）、鲍（处理皮革）、韗（制作鼓）、韦（熟制皮革）、裘（制作皮衣）；设色的工匠，画、缋（描绘五色）、钟（染羽毛）、筐（缺）、荒（练丝）；刮摩的工匠，玉（加工制作圭璧）、咺、雕（缺）、矢（制作箭矢）、磬（制作磬）；抟埴的工匠，陶（制作瓦器）、膋（制作簋）。
郑玄说：“事务官属有六十种，这里三十种工匠只是简略记载他们的事务罢了。那些说‘某人’的，是用事务名称来命名官职；那些说‘某氏’的，是因为官职有世代功勋、家族有世代职业，用姓氏来命名官职。”贾公彦说：“这是说工匠数量的总数。”
臣按：先儒说上天生成五种材料，即水、火、金、木、土，加上皮、玉和设色就成为八种材料、九种职业，所谓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就是如此。水火这两种材料则是运用这六种
郑玄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也。舜至质，贵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王昭禹曰：“圣人立成器为天下利者亦审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时而已。夏后氏继舜犹以质为尚，卑宫室而尽力沟洫，而尚匠人之职焉。商王兴礼乐而尚文，以梓人为侯、为笋虡、为饮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备矣，以舆人为车，其材至备，其工至多，故尚舆。”
臣按：疏谓此一段论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专据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终。一车之作，有轮人、有舆人、有车人、又有辀人，是车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历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后之所尚者乃所以矫前代之失也。然矫其失而或过于专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无偏焉，此圣人为制所以必因时制宜、损过以就中，非但施于礼乐政事者为然，则虽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于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无过举欤。
《礼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郑玄曰：“六工于周皆属司空，土工，陶、膋也；金工，筑、治、凫、▯、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也；兽工，函、鲍、韗、韦、裘也；惟草工职亡，盖谓作萑苇之器。”
臣按：《曲礼》所记六工与《考工记》大同小异，先儒谓此为殷制，然所称之名虽异而所治之事则同，土工即抟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兽工攻皮之工也，草工盖设色之工欤。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达。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圜以闳。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闳以奄。
方悫曰：“春主发散，故其器疏以达，疏则散、达则发故也。夏主长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则长、粗则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则制、深则刻故也。冬主收藏，故其器闳以奄，闳则收、奄则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闳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闳若物由是以出入，万物周旋于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于四时所用之器各有不同，盖王者承天以出治，凡其身体之所居处、被服、食用一一皆顺天时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时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随时而为之制，所以范一身于礼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饮啖、目所盼视、手所执持，无一事而非顺天时合天理也，彼虽欲作淫巧以荡上心，乌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陈澔曰：“工师，百工之长也。五库者，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视诸物之善恶皆有旧法谓之量，一说多寡之数也，审而察之，故云审五库之量也。此时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师监临之，每日号令必以二事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时序，如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体之类是也；二是不得为淫过奇巧之器以摇动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绖攵同）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孔颖达曰：“于是之时命此工官之长效实百工所造之物，陈列祭器，善恶按此器旧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过制之巧，以摇动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须靡丽华侈，必功力密致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于后，以考其诚信与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坚固，则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罚以穷其诈伪之情也。”
方悫曰：“工固有巧也，然过乎巧则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荡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前则因其作而戒之，后则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
译郑玄说：“官职各有其尊卑，这是王者制度相互变革的结果。舜的时代崇尚质朴，重视陶器，‘甒’这种大坛和瓦棺就是例子。”
王昭禹说：“圣人设立成型的器物以利于天下，也不过是审慎地推崇某种风尚罢了，四代所推崇的也是顺应时势而已。夏后氏继承舜的质朴风尚，宫室低矮而尽力兴修水利，因此推崇匠人的职守。商王兴起礼乐而崇尚文采，让梓人制作侯靶、笋虡（悬挂钟磬的木架）和饮器，所以推崇梓人。到了周代，文采大为完备，让舆人制作车舆，其材料极为完备，工匠极为众多，所以推崇舆人。”
臣按：疏文认为这一段论述四代所推崇的不同事物，于是专门依据周代所推崇的内容来论述，直到篇末。一辆车的制造，有轮人、有舆人、有车人、又有辀人，是车的工匠最多，因为周代所推崇的就在这一点上。历代各自有所推崇，夏代崇尚忠信，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采，后代所推崇的正是用来矫正前代的过失。然而矫正过失却有时过于专一，而其流弊又不能没有偏颇，所以圣人的制度必定要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减少过分的偏差以符合中道，不仅礼乐政事如此，即使是一器物的细微之处，也没有不寄托深意的，这就是先王时代事事都能符合中道而没有过举的原因吧。
《礼记》记载：天子的六种工匠，叫做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掌管制作六种材料。
郑玄说：“六工在周代都隶属于司空。土工，指陶工、膋工；金工，指筑工、治工、凫工、〇工、段工、桃工；石工，指玉人、磬人；木工，指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兽工，指函人、鲍人、韗人、韦人、裘人；只有草工的职掌失传，大概是指制作萑苇器具的工匠。”
臣按：《曲礼》所记载的六工与《考工记》大同小异，先儒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然而名称虽然不同，所从事的工作却是相同的，土工就是抟埴的工匠，金工就是攻金的工匠，石工就是刮摩的工匠，木工就是攻木的工匠，兽工就是攻皮的工匠，草工大概是设色的工匠吧。
《月令》记载：孟春之月，器物稀疏而通达。孟夏之月，器物高大而粗犷。中央土，器物圆融而宏大。孟秋之月，器物方正而深邃。孟冬之月，器物宏大而覆盖。
方悫说：“春天主发散，所以器物稀疏而通达，稀疏则发散、通达则发散，因此如此。夏天主生长壮大，所以器物高大而粗犷，高大则长、粗犷则大，因此如此。秋天主刻深，所以器物方正而深邃，方正则制约、深邃则刻深，因此如此。冬天主收藏，所以器物宏大而覆盖，宏大则收、覆盖则藏，因此如此。中央土，器物圆融而宏大的，圆融像万物由此周旋，宏大像万物由此出入，万物在土中周旋，所以中央的器物象征如此。”
臣按：《月令》对于四时所使用的器物各有不同，大概是因为王者秉承天命来治理天下，凡是他身体所居处、所穿戴、所食用的，一一都顺应天时来奉行天命，不敢苟且。所以不是四时的正味不敢吃，不是五方的正色不敢穿，凡是器物使用的细微之处，也必定随时制定制度，以此来规范自身于礼法之中，身上穿戴的、口中饮啖的、眼中盼视的、手中执持的，没有一件事不是顺应天时、符合天理的，那些奸邪之人虽然想制造淫巧之物来动摇君主的心，怎么能够做到呢？
季春之月，命令工师让百工审查五库的度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没有不好的，百工都治理好，监工每天号令，不要违背时令，不要制造淫巧之物来动摇君主的心。
陈澔说：“工师，是百工的首领。五库，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查看各种物品的善恶都有旧法叫做量，一说多寡的数量，审查并观察它们，所以说审查五库的度量。此时百工各自治理其制造之事，工师监临，每日号令必以两件事为戒，一是制造器物不得悖逆时序，如做弓必须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体之类是也；二是不得制造淫过奇巧的器物以摇动君心，使生奢侈。”
孟冬之月，命令工师考核功效，陈列祭器，按照度程，不要制造淫巧之物来动摇君主的心，必定以功力密致为上，物品刻上工匠的名字以考察其诚信，功效有不当必定执行其罪罚以穷究其情。
孔颖达说：“在这个时候命令此工官之长考核百工所造之物，陈列祭器，善恶按照此器旧制，度量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不要有作过制之巧，以摇动在上之心而生奢侈。制作器物不须靡丽华侈，必定以功力密致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于后，以考察其诚信与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坚固，则功效有不当，必定执行其罪罚以穷究其诈伪之情也。”
方悫说：“工匠本来有巧，然而超过巧就是淫了，因为淫所以足以动摇君主的心。这里仲春、孟冬都说不要制造淫巧之物来动摇君主的心，前面是因为其制作而告诫，后面是因为其完成而又告诫。”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
是则工师之官所掌之事虽若轻而小，而其所以关系者君心之收敛、放荡存焉。呜呼，国家之患孰有大于君心之荡者哉？人君一心万化之本，天下安危、生灵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间耳，使其常囿于礼法之中则必不肯轻费民财、轻劳民力，财不费则敛于民也薄，力不劳则役于民也轻，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荡焉出于礼法之外，宫室之奉必欲其壮丽，服饰之奉必欲其华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致，则必费财而劳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敛之则难，荡之则易，其始也未尝不起于细微，其终也乃至于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于纣之用象箸知其必为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后乃至于琼宫、瑶台而无已焉。由是以观，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谨于其微，其意深矣，其虑远矣。
译这就是工师这一官职所掌管的事务，虽然看似轻微细小，但它所关联的，却是君主心志的收敛与放纵。唉，国家的祸患，哪有比君主心志放纵更大的呢？君主的心志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天下的安危、百姓的祸福，都取决于这方寸之间的心意。如果君主的心志常常拘束在礼法之中，就必然不肯轻易耗费民财、轻易劳役民力；不耗费民财，那么对百姓的征敛就微薄；不劳役民力，那么对百姓的役使就轻微，这样天下就安定了。如果君主的心志放纵，超出了礼法的范围，对宫室的供奉必定追求壮丽，对服饰的供奉必定追求华美，对器用的供奉必定追求精致，那么就必定耗费民财、劳役民力，百姓就会有人无法忍受了。然而这种心志，收敛它很难，放纵它却很容易，起初往往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最终却发展到滔天之势而不可挽救，这就是箕子在纣王使用象牙筷子时，就知道他一定会使用玉杯的原因。唉，使用玉杯还可以容忍，后来竟然发展到建造琼宫、瑶台而不知止息。由此看来，古人防范未然的欲望，必定在细微之处谨慎小心，他们的用意深远，考虑长远啊。
《汉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臣瓒曰：“冬官为考工，主作器械。”《续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
颜师古曰：“主作禁器物。”臣按：后汉典工作之官。
宣帝时，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宜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爇彖、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和帝时，樊准上言：“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御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四方，人劳省息。”
臣按：《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盖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为民生日用之具，并有五材以修六府，有不备者又因其材而饬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于阙乏，无非有益于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为六官而专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后世乃于官常之外别以禁御之内立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制珍异之器。呜呼，器之为器取适用而已，苟制一器而费百器之材，当用一工而费百工之力，耗货财于无用，用工力于无益，何为也哉？夫人之所以为奇巧精致之物者，欲以夸耀于人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其尊无对，其富无伦，欲谁夸哉？况宫闱邃密，门禁深严，外人无由而至，朝夕左右得于观视之间者宦官、官妾尔，彼生深宫之中，执使令之役，固无外交，亦无远识，亦何用夸彼为哉？为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夺生民之衣食、劳生民之筋力，以为此无益之事哉？张蕴古云：“琼其宫而瑶其台，所居不过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过适口。”臣愚谓于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时，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断俸禄，而明帝奢费过度，每所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幸用事，货赂公行。
臣按：人君之于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几何，一生能著几两屐邪？天下无事，府库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过于自奉，况兵外用而财内竭，百官月俸皆不继，而吾乃多为器用而置之于无用之地，何为也哉？
唐置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玩器、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岂其伦哉？毋乃近于亵乎。
宋太祖收伪蜀图书、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上躬履俭约，乘舆、服用皆尚质素。
臣按：亡国之君与兴王之主自然奢俭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
臣按：金银器皿之属虽极精巧，然其质犹不费损也，一旦毁之本质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谓珍异宝石之类，裒工于无益，毁坏则无用，上好之则贵，一旦废之与瓦砾等耳。太宗于金银器之精巧者且毁之，况肯聚工以为宝石奇玩也哉？所谓“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大哉王言，可为百世师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帟幕损者数万段，欲毁弃之。上令煮浣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万几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大小皆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万殊博而通之，虽有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臣按：太宗于油衣帟幕之损者尚不忍弃遗，则其于物之成用者其肯弃遗之乎？仁明之君，其爱惜微物如此，其视裂帛以为乐、剪彩绮以为花而铺于水者，其寿命
译《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设有考工室，配有令、丞等官职，太初元年改考工室为考工。臣瓒说：“冬官就是考工，主管制作器械。”《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少府设有尚方令，秩六百石，掌管制作御用的刀剑及各种精美器物。
颜师古说：“主管制作禁中的器物。”臣按：这是后汉掌管制作事务的官员。
汉宣帝时，王褒上书说：“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是因为它在邪恶尚未显露时就加以禁止，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予以断绝，应当裁减乐府、精简尚方，向天下明确展示节俭的风尚。古代工匠不制造燃烧炫目的器物，商人不流通奢侈靡费的商品，并非工匠和商人特别贤良，而是政治教化使他们如此。百姓看到节俭就会回归本业，本业确立而末业自然成就。”汉和帝时，樊准上书说：“调和阴阳的关键在于节俭，朝廷虽然为百姓操心，凡事力求简约，但在职的官吏尚未奉行，建立教化、达到治理，是由近及远的，所以《诗经》说‘京城庄严整齐，四方以此为准则’，现在可以先命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御等机构切实裁减无用的物品，五府精简中都的官吏，京城的制作如此，就能教化四方，百姓劳苦得以省息。”
臣按：《尚书》说“不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大概古代先王依据法度来制造器物，作为百姓日常生活的用具，并且利用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来治理谷、金、钱、布、盐、铁六府，有不完备的就根据材料加以修饰教化，使其利于使用而不致匮乏，没有不是有益于人生日常使用的。因此分为六官，专门由一个官署掌管百工事务，后世却在常规官制之外，在禁中设立尚方之官，聚集奇巧的工匠，制作珍奇的器物。唉，器物作为器物，取适用罢了，如果制造一件器物耗费百件器物的材料，应当用一名工匠却耗费百名工匠的力气，在无用之处耗费财物，在无益之处用工力，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之所以制作奇巧精致的物品，是想向人夸耀，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其尊贵无可匹敌，其富有无与伦比，想向谁夸耀呢？况且宫闱深邃严密，门禁深严，外人无法到达，朝夕左右能看到的只有宦官、宫女罢了，他们生长在深宫之中，从事使令的役务，本来没有对外交往，也没有远大的见识，又何必向他们夸耀呢？作为统治者何必苦苦耗尽百姓的血汗、夺取百姓的衣食、劳役百姓的筋骨，来做这些无益的事情呢？张蕴古说：“宫殿装饰如琼玉，台榭修饰如美玉，所居住的地方不过能容下膝盖；酒糟堆积如山，酒池充盈如湖，所吃的不过适口而已。”臣愚以为对于器物使用也是如此。
南朝宋明帝时，淮泗地区用兵，府库空虚耗尽，内外百官都断绝俸禄，而明帝奢侈浪费过度，每次制造的器物必定分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件，宠幸之人掌权，贿赂公然盛行。
臣按：君主对于器物，取足用罢了，明帝制造器物必定分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件，人生几何，一生能穿几双鞋呢？天下太平无事，府库充盈，尚且不可糟蹋天物而过于自我奉养，何况战事在外而财力在内枯竭，百官的月俸都无法接续，而我却多造器物而放置在无用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
唐朝设置少府监掌管百工技巧的政事，中尚署令掌管供应郊祀的圭璧、天子的玩器、后妃的服饰、雕文错彩的制作。
臣按：这是唐朝掌管制作事务的官员。中尚令掌管供应郊祀的圭璧以祭祀天地，而又兼掌天子的玩器、后妃的服饰、雕文错彩的制作，这难道合乎伦常吗？恐怕近乎亵渎吧。
宋太祖收缴伪蜀的图书、法物，都不符合制度，全部命令焚毁。孟昶服用奢侈僭越，以至于溺器也装饰七宝，立即命令打碎，说：“自我奉养如此，想不灭亡能吗？”皇上亲身践行节俭，车驾、服用都崇尚质朴。
臣按：亡国之君与兴王之主自然奢俭不同。
宋太宗淳化二年，命令左藏库登记所掌管的金银器皿之类，全部毁掉。有关部门说其中有制作精巧的，想留下来以备进献。皇上说：“将要用这些做什么？你们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最终都毁掉了。
臣按：金银器皿之类虽然极其精巧，然而其材质尚不费损，一旦毁掉本质还在，上下都能使用，只有所谓珍异宝石之类，聚积工匠于无益，毁坏则无用，皇上喜好它就贵重，一旦废弃它与瓦砾等同。太宗对于金银器中精巧的尚且毁掉，何况肯聚积工匠来制作宝石奇玩呢？所谓“你们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伟大的王言，可以作为百世的师法。
淳化四年，有关部门说油衣帟幕损坏的有数万段，想毁弃它们。皇上命令煮洗染成杂色，刺制成旗帜数千面，展示给宰相，宰相李昉等上奏说：“陛下在处理万机之外圣智高远，事情无论大小都出乎意料，天生五种材料兼而使用，万物有万种差别博而通之，虽有细微之物无所遗弃，这本来不是臣等智虑所能达到的。”
臣按：太宗对于油衣帟幕中损坏的尚且不忍遗弃，那么对于已成用的物品他肯遗弃吗？仁明之君，他爱惜微物如此，他看待撕裂丝帛以为乐、剪彩绮以为花而铺在水上的行为，其寿命
以上工作之用
卷九八
▲章服之辨
《书舜典》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民功曰庸）。
孔颖达曰：“人以车服为荣，故天子之赏诸侯皆以车服赐之，《觐礼》曰‘天子赐侯氏以车服’是也。”
程颐曰：“言之善者，从而明考其功，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臣按：赐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国曰：“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谓天命有德之人，则以五等之服以彰显之，盖爵予之以名、服锡之以器，皆所以彰显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于天人，君承天命以彰显之，命之以爵而必与服俱，不过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诸无德之人，岂不逆天意哉？
《周礼》：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郑玄曰：“同犹齐也。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贾公彦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谓之同者，各随其等而为之服，士与士同、庶人与庶人同，不得自为异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诸侯之服各视其命之数，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则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则其服无章数，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则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谓冕服之名皆取章首为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然，故以衮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闇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即闇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故以毳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时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数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谓朝祭之服无复有章数矣。
弁师，诸侯（后既有诸侯比当作诸公）之缫（藻同，杂文之名）斿九就（成也）、昏（恶玉也）玉三采（朱白苍也），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谓皆三采也），玉瑱（以玉为之塞耳者）、玉笄（以玉为之，所以贯者）。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逾越）。
刘彝曰：“尊卑、贵贱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逾于尊，贱不可逾于贵，弁师掌其禁令则礼行于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于大夫皆谓之冕，后世惟天子得谓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数等差尔，后世则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后世，使后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几有以为复古之渐。
屦人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屦，以王命赐之者也；功屦，冬之皮屦，服功裘者；散屦，卑者之素屦也。
《后汉志》注：光武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长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以下皆千石，尚书、中谒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阳市长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铜印黄绶。
臣按：此汉朝
译以上关于工作应用的论述
卷九八
▲章服之辨
《尚书·舜典》说：通过明确的考核来检验功效，用车辆和服饰来酬答功绩（百姓的功绩称为庸）。
孔颖达说：“人们以拥有车服为荣，所以天子赏赐诸侯都用车服来赐予他们，《觐礼》中说‘天子赐给侯氏车服’就是这种情况。”
程颐说：“言论善美的，就跟随考察他的功绩，有功绩就赐给车服来表彰他的特异。”臣按：赐给服饰来表彰功绩，从唐尧虞舜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皋陶谟》说：上天任命有德行的人，用五种服饰和五种纹章来彰显他们。
孔安国说：“五服，是天子的、诸侯的、卿的、大夫的、士的服饰。尊卑的彩色纹章各不相同，用来任命有德行的人。”
臣按：前代儒者说上天任命有德行的人，就用五等服饰来彰显他们，大概爵位给予他们名分，服饰赐给他们器物，都是为了彰显这些人的德行。人有了这种德行契合于天意，君主秉承天命来彰显他们，任命爵位必定与服饰一起，不过是秉承天意罢了，如果把任命德行的服饰加给没有德行的人，岂不是违背天意吗？
《周礼》说：大司徒根据当地风俗安定万民，第六条是统一衣服。郑玄说：“同就是齐一的意思。百姓虽然有富有的，衣服也不能独自奇异。”贾公彦说：“士以上衣服都有彩色纹章，庶民都穿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的规制都有等级差别，所说的同，是各自按照自己的等级来制作服饰，士与士相同、庶民与庶民相同，不能自己制定不同的规制。
司服掌管公的服饰，从衮冕往下如同王的服饰；侯、伯的服饰，从𫄸冕往下如同公的服饰；子、男的服饰，从毳冕往下如同侯、伯的服饰；孤的服饰，从希冕往下如同子、男的服饰；卿、大夫的服饰，从玄冕往下如同孤的服饰；士的服饰，从皮弁往下如同大夫的服饰。
王昭禹说：“凡是诸侯的服饰都看他们受命的数量，上公九命，所以他的服饰有九章，从衮冕往下如同王的服饰；侯伯七命，所以他的服饰有七章，从𫄸冕往下如同公的服饰；子、男五命，所以他的服饰有五章，从毳冕往下如同侯、伯的服饰；孤的服饰从希冕往下如同子男的服饰，从此往下都是诸侯的孤、卿、大夫、士了，公的孤四命，所以他的服饰有三章，希冕往下如同子、男的服饰；公、侯的卿都三命，他们的大夫都再命，子、男的卿再命，那么他们的服饰只有一章而已，所以从玄冕往下如同孤的服饰；公、侯、伯的士同一命，子、男的士不命，那么他们的服饰没有章数，他们的首服用皮弁，所以说士的服饰，从皮弁往下如同大夫的服饰，就是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前代儒者说冕服的名字都取首章的意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曲，所以用衮为名，它的上衣五章、下裳四章；𫄸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就是𫄸雉，它的上衣三章、下裳四章；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所以用毳为名，它的上衣三章、下裳二章，这是周朝五等爵位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的冕服各有章数如此。现在世上古制不施行，所谓朝祭的服饰不再有章数了。
弁师掌管诸侯（后面既然有诸侯比应当作诸公）的缫斿九就（成）、昏玉三采（朱白苍），其余如同王的事，缫斿都就（都说三采），玉瑱（用玉做的塞耳物）、玉笄（用玉做的，用来贯穿的）。诸侯及孤、卿、大夫的冕、韦弁、皮弁各自按照他们的等级制作并且掌管禁令（不得相互逾越）。
刘彝说：“尊卑、贵贱由冕、弁来确定等级差别，卑下不能逾越尊贵，卑贱不能逾越高贵，弁师掌管禁令那么礼就在九服中实行了。”
臣按：古代的冠，从天子往下直到大夫都称为冕，后世只有天子才能称为冕。古代冕服的规制上下都使用，只有命数等级差别罢了，后世则有不然的情况，姑且保存古制来示以后世，使后来有作为的人根据现在的规制运用古代的意义，或许有作为复古的开端。
屦人辨别内外命夫、命妇的命屦、功屦、散屦，凡是四季祭祀用适宜的衣服穿。
臣按：内命夫，是在宫中的卿、大夫、士；外命夫，是在朝廷的卿、大夫、士。命屦，是用王命赐给的；功屦，冬天的皮屦，穿功裘的人穿；散屦，卑下者的素屦。
《后汉书·志》注：光武帝建武元年，恢复设置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长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都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以下都千石，尚书、中谒者以下秩都六百石，雒阳市长以下秩四百石，以上都铜印黑绶；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都铜印黄绶。
臣按：这是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