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一
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拔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金、元又无所谓边者。我圣祖得天下，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惟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幸其素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不为据地之争，是以亟来亟往，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谋事贵乎先，防患贵乎豫，往者彼固尝深入矣，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万一再来，何以处之乎？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臣愚过为之虑，今日西北诸边，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惟此一处偶未之及，非遗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则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兹其时乎。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而必为后日之远图，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将至于汉人之劳费，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臣请下合朝议，当此无事之秋，北敌远遁之际，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详察可否，以闻傥以为可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不然，较其利害足以相当，姑仍其旧可也。愚儒未履边地，姑以意言，可否惟上之命。
译自古以来守卫边疆的人，都沿袭前代的旧制，汉朝沿袭秦朝，唐朝沿袭隋朝，那些边城的营垒往往都保留着旧有的遗迹。唯独我朝守卫边疆，没有沿袭前代，而是创立了新的制度。
大概从唐天宝年间以后，黄河以北地区大多被藩镇占据，朝廷直接抵御的只有突厥、吐蕃和南诏罢了。五代以来，石晋将燕云十六州贿赂给契丹，而河西地区全部归属拓跋氏。宋朝以中原内地作为边境，金、元两朝又无所谓边疆。
我圣祖取得天下后，在西北边城广泛设立藩王府，统领重兵，占据要害之地，但都在靠近边境的地方，未曾像汉唐那样远征戍守境外。
洪武初年，西北边防的重镇有宣府、大同、甘肃、辽东、大宁。永乐初年废除了大宁，只保留四镇。宁夏守镇始于永乐初年，榆林的控制始于正统年间，其余如花马池等堡，都是在边境多事之时创设的。
如今要害之处，朝廷的处置固然已经严密，但所谓黄河套地区似乎还留有缺漏，为什么呢？前代之所以废弃那里，是因为他们的边城防守在内地，而那块地方在境外。如今我们的守镇反而有在河套之外的，等到秋高马肥、风寒河冻之时，他们或许长驱直入，屯聚在那里以骚扰我们的内地。幸好他们向来没有深谋远虑，没有采用华人的计谋，不争夺据点，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收获就离开，似乎不值得在意。
然而谋划事情贵在预先，防范祸患贵在预备。过去他们固然曾经深入，议论的人担心他们成为我们内地的祸害，千方百计谋划将他们驱逐出去的方法，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幸好他们自己离开了，于是没有一个人再议论这件事。万一他们再来，拿什么办法应对呢？
事情尚未发生，虽然不能预先料定其有无，但万全之计不可不预先筹划。臣愚昧地过度忧虑，认为今日西北各边，祖宗以来防备抵御的措施固然已经详尽，唯独这一处偶然没有顾及，并不是遗漏，而是祸患的萌芽尚未显现，如今已经暴露显著了。因此，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先防备，现在正是时候。
自古以来中国守卫边疆的人，都是将卒守卫在内地而抵御戎狄于境外，这里却是他们反而进入我们的内地，而我们守卫的地方反而在他们的境外。他们之所以能进入，必有其缘由，都要一一推求其缘故。在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预先扼守其要冲；在他们所屯聚的地方，先占据其险要地势。不要只是庆幸眼前没有事端，而必须为日后做长远规划。
议论的人如果说设置城池防守则供给粮饷困难，将导致汉人的劳费，何不想想赫连建立国家、元昊设置郡县都在此地，他们从哪里得到食物呢？《宋史》明确记载那里五谷丰饶，尤其适宜种植稻麦。汉人在境外的轮台之地尚且设立屯营，何况这里是在黄河以南的次边之地呢？
臣请求下达命令让朝廷共同商议，趁此无事之时，北敌远遁之际，派遣通晓古今、识大体事理的大臣亲自前往当地，详细考察是否可行，上报朝廷。如果认为可行，或者在河南修筑城池以镇遏，或者在河北占据要害以扼塞，或者沿河岸设置营堡以防备他们直接渡河。事情必须出于万全然后施行，否则，比较其利害足以相当，暂时维持旧状也可以。
愚儒未曾踏足边地，姑且以意推测，是否可行，全凭皇上裁决。
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李贤曰：“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蜚狐口也。”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北部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彼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彼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重冈叠嶂，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易》所谓地险者也；若夫外之藩篱，固有天然之地险，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因而补其缺、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有大边有小边，大边以谨斥候，小边以严守备，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东起永宁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堧，自东而西，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者十数里、近者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亦无甚劳费者。昔人谓一月可就，臣请以三年为期，遇夫边方无警之秋、米谷丰登之岁，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候，量拨骑兵以为防护，借十万人之工力，费十数万之赀粮，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国家藩篱益厚。高闾所谓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
唐高祖时，突厥岁盗边，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
臣按：据于筠所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彦博亦言魏为长堑，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
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非厓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今筑城彼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五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王禹偁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今固未能专委一人，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若有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其成功。”
臣按：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则是固常守河矣，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谓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今宁夏之地；东城
译后汉王霸率领六千多名弛刑徒，与杜茂一起修治飞狐道，堆积石块、铺设泥土，修筑亭障，从代地到平城三百多里。
李贤说：“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往妫州怀戎县，就是古代的蜚狐口。”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上表认为：“北方部族擅长野战，短于攻城，如果利用他们的短处来夺取他们的长处，那么即使他们人多也不能构成祸患，即使来犯也不能深入内地。况且他们分散居住在荒野沼泽，追随水草迁徙，作战时带着家业一同到来，逃跑时带着牲畜一起逃走，不携带粮草而饮食自给自足，因此历代都能成为边境祸患。如今六镇势力分散，兵力加倍也不肯作战，互相围困逼迫，难以制服他们。请求依照秦汉旧例，在六镇以北修筑长城，选择要害之地经常开门，在旁边修筑小城，驻兵防守。他们既然不攻城，野外劫掠又无所得，草尽就会逃走，最终必定会感到悔恨。计算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个士兵一个月的功夫可以建成三步宽的地基，强弱搭配，不过用十万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虽然暂时劳累，可以永远安逸。大凡长城有五种好处：免除游动防守的辛苦，这是第一；北方部族放牧没有劫掠的祸患，这是第二；登上城墙观察敌人，以逸待劳，这是第三；停止无时不在的戒备，这是第四；每年经常运输粮草，永远不缺乏，这是第五。”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紧邻边境，所以设置险阻来捍卫遮蔽国都尤其应该谨慎牢固。太行山从西边而来，蜿蜒向北，经过居庸关向东直到医巫闾山，这是第一层内部的藩篱；又向东从旧大宁边界起，越过宣府、大同、代州的境地而向西直到保德州的黄河，这是第二层外部的藩篱。那内部的藩篱是天造地设，重山叠嶂，作为国家北门的屏蔽，就是《易经》所说的地险；至于外部的藩篱，虽然有天然的地险，但其中多有间断之处，因此弥补其缺口、堵塞其缝隙以作为外寇的防备，则又依靠王公们设置险阻。臣听说云代一带设置墩台来守候，有大边和小边，大边用来谨慎侦察，小边用来严守备。现在如果真在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凭借悬崖险要，顺着地势，修筑城墙来互相连接，实在是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说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个士兵一个月的功夫可以建成三步宽的地基，强弱搭配，不过十万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臣私下认为现在山后沿边之地，东起永宁的四海冶，西到保德的河边，从东到西，计算其长度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中墩台相望，远的十几里，近的几里，就在空缺之处增加修筑边塞的工程，延伸连接，也没有很大的劳费。古人说一个月就可以完成，臣请求以三年为期，遇到边境没有警报的时节、米谷丰收的年份，孟夏、仲秋天气温凉的候令，酌情拨派骑兵作为防护，借用十万人的工力，花费十数万的钱粮，三年之中仅仅劳累一百八十天，完成这千百年莫大的功业，这样边境寇盗永远清平，国家藩篱更加厚实。高闾所说的五种好处，他们只是寄托于空话，而我们今天真实享受其利了。
唐高祖时，突厥每年侵犯边境，皇帝召集群臣询问防备边境的方法，将作大匠于筠请求在五原、灵武设置水军于黄河上扼制敌人入侵，中书侍郎温彦博说：“魏国修筑长堑遏制匈奴，现在可以使用。”皇帝派桑显和挖掘边境大道，召集江南船工，大量征发士卒修治战舰。
臣按：根据于筠的请求，在五原、灵武设置水军于黄河上扼制敌人入侵，彦博也说魏国修筑长堑，那么迤西黄河固然可以行船，而沿河之地也可以挖掘壕沟。
起初，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不是河岸有拂云祠，突厥每次侵犯边境必定先拜谒祠堂祈祷解除灾祸，然后集结军队渡河向南。当时默啜率领全部兵力向西攻击突骑施，张仁愿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受降城，断绝他们南侵的道路。唐休璟认为自两汉以来都在北方守城，现在修筑城池在他们腹地，最终会被他们占有。张仁愿坚持请求，中宗听从了他，上表留下任期届满的士兵来协助工程，咸阳兵五百人逃跑回家，张仁愿抓获他们，全部斩首于城下，军中恐惧战栗，服役者竭尽全力六十天三城建成，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座堡垒相距各四百多里，其北都是大沙漠，开拓土地三百里而遥远，又在牛头朝那山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去放牧马匹，朔方更加没有寇患，每年节省费用以亿计，减少镇兵数万。
王禹偁说：“兵势担心在于不合力，将臣担心在于没有权力，现在固然不能专门委任一人，那么请求在沿边要害之地修筑三城来防备，如果有唐受降城那样的，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让他们互相救援，责成他们取得成功。”
臣按：朔方军就是现在的河套地区，唐初与突厥以黄河为界，那么是经常守河了，而张仁愿所筑三座受降城都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史书说中城南直朔方，意思是现在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思是现在宁夏之地；东城
南直榆林，意今在绥云之间。今其故址无复可考，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肥腴且宜焉，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国朝设东胜卫于此，其后移于内地，宣德、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御突厥也，始以河为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此其明验也。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固无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暂劳而久安、费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惮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渐、处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以候后之经国远图者云。
译南直隶榆林，推测如今位于绥德与云州之间。如今其旧址已无法考证，议论者大多认为东胜州就是古代东受降城所在地，那里现在有断头山，土地最为肥沃适宜，怀疑就是史书所说的牛头朝那。本朝在此设立东胜卫，后来迁往内地，宣德、正统年间常常有建议者想要恢复旧制，然而最终没有实现。自古以来守卫边疆的人必定占据险要地势，然而守卫险要也不在于死守险要本身，而是守卫在险要之外，如果就守在险要之处，那么敌人和我方就共同占据险要了，因此古人守卫长江必定先守卫淮河，守卫黄河也是如此，唐朝抵御突厥，起初以黄河为界，后来张仁愿在黄河之外修筑三座城池，这就是守卫长江的道理，大概是为了选择要害之地扼住咽喉并折断胁肋，因此唐朝自从有了这些城池之后，朔方地区更加没有寇患，每年节省费用以亿计，减少驻守士兵数万，这是明显的验证。如今边城营堡的部署已经确定，固然没有更改的道理，然而事情有暂时辛劳而长久安定、花费较少而效果巨大的，古人也不害怕改变做法，关键在于实行有循序渐进的步骤、处理有恰当的方法罢了。臣因此略微提出端绪而不敢详尽陈述，以等待后来筹划国家长远大计的人。
五代晋高祖割幽（今顺天地）、蓟（今蓟州）、瀛（今河间地）、莫（今任丘地）、涿（今涿州）、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新（今保安州）、妫（今隆庆州）、儒（今永宁县）、武（在今朔州西境）、云（今大同地）、应（今应州）、寰（今马邑县）、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与契丹。
胡三省曰：“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予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燕、顺、蓟等州则失地险矣。然卢龙之险在营（今昌黎等县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来直抵朔易，其失险也久矣。其后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界中国。所谓山后即云、应诸州，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中国，籍寇兵而赍盗粮，自此中国胥为患矣。”
臣按：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地，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合前此契丹所自取营、平二州通计之，盖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余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又于此建都，则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垒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御有法，可保其无外患也。惟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惟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窃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在外。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强者赏，害老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
译五代晋高祖将幽（今顺天地区）、蓟（今蓟州）、瀛（今河间地区）、莫（今任丘地区）、涿（今涿州）、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新（今保安州）、妫（今隆庆州）、儒（今永宁县）、武（在今朔州西部）、云（今大同地区）、应（今应州）、寰（今马邑县）、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胡三省说：“石晋将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们认为这是北方自行撤除屏障的开始。我认为雁门以北的各州，舍弃它们还有关隘可以防守，如果是燕、顺、蓟等州，那就失去了地势的险要了。然而卢龙的险要位于营（今昌黎等县地区）、平（今永平地区）两州的边界，自从刘守光僭越称帝，周德威攻取之后，契丹趁机占据了营、平，自后唐同光年间以来，契丹南侵一直到达朔易，失去险要地势已经很久了。后来后晋天福八年，契丹主在山后集结，以及卢龙军队共五万人，让赵延寿率领，进入中原地区。所谓山后就是云、应等州，而卢龙就是幽州的军号。这就是天福初年割让给契丹的土地和人民，契丹使用中原的将领，率领中原的士兵，来攻打中原，借给寇贼军队并送给盗贼粮食，从此中原地区都成为祸患了。”
臣按：石晋贿赂契丹的十六州土地，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加上此前契丹自行夺取的营、平二州总计，大概有十八州。从此中原不仅失去了土地和人民，连关隘也一并失去了，晋人自己把险要关隘送给别人，既然无法用来守卫自己的国家，宋朝继承其后而不能恢复中原的旧貌，于是以白沟河为界，所以两国遭受的祸患大致相同。自从晋天福元年把那些土地贿赂给契丹，前后四百五十多年，我太祖才把他们从泥沼中拯救出来，又在这里建立都城，于是把他们提升到天日之上了。凭借百二山河而拥有天然的地势险要，重重城墙，驻扎百万精锐军队在这里镇压，这确实是万万年不可动摇的基础。现在山前、山后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山前七州现在是京畿地区，太行山从西边延伸过来，连绵的山冈和层叠的山峰环绕包围，向东直到医巫闾山作为内部的屏障，山后各州从永宁四海冶以西，经过云、代的地区，重重关隘排列戍守作为外部的屏障，如果委任得当、守御有法，可以保证没有外患。只有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过去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后作为外部屏障，后来移入内地，因为这个缘故，京师东北的屏障非常单薄，将来突然有外患，未必不从这里发生，天下的祸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而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谋划并预先防备，那么所担心的祸患就会消弭于无形了。请求下达给大臣商议，居庸关以东经过黄花镇、古北口，一直到达山海关的山后，都是荒漠无人居住的地方，不像居庸关以西大小边镇有两层可以防备，怎样可以妥善处理后事而让它永远没有外患，必定有奇谋宏略产生其中，如果不得已臣有一个建议，请将洪武年间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设立在永平，或者遵化或者蓟州作为重镇，所有旧属卫所移到沿山要害，互相呼应，仍然在山后距离山五里，或者十里或者三四十里，衡量地势、利用地形便利修筑墩台，就在空缺的地方接连修筑边墙，就在其中选择一个重要地方设立关镇，屯驻军队守备，作为乌梁海入贡的道路，一方面保卫都城，一方面护卫陵寝，这确实是千万年的长远谋划。不然，国家积蓄锐气储备人才，等到我方力量有余而时机可以乘用，仍然恢复洪武年间山后帅府的旧制，让它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边境，这样国家的险要既然失去，又得到厚实的屏障而没有可乘之机，根本稳固而没有意外的祸患了。希望圣明的君主，在这太平无事的时候，思考祸患预先防备，有为国家万年无穷考虑的谋划，不要认为是书生过度忧虑而忽视它。
宋仁宗时，范仲淹提出攻守两议，他关于进攻的议论说：“我私下看到延州以西、庆州以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可以进攻的地方在外面。这支军队进入贼界应当先颁布号令，活捉投降者赏赐，杀害投降者斩首，得到精壮者赏赐，伤害老幼妇人者斩首，抵抗者合力诛杀，归服者用厚利安抚，逃跑者不要追击，怀疑有质要，居住者不要迁移，让他们安居乡土，于是大力修筑城寨来占据那些土地。等到城寨坚固，应当留下土兵来守卫，相比旧寨必定加倍人数，派遣使臣去安抚，一定严厉告诫说贼人大举到来就明确斥候，召来援兵，坚守壁垒清除田野来困住他们，外面到来就扼守险要设伏等待他们，平时高估入中以及设置营田来辅助。这样，就分散贼人的势力，振奋我方军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的排在前面，可以策应的排在其次，使臣中能够担当一队的参列在前，队中有心力干事的营建城寨。我观察后汉段纪明率领骑兵三千、步兵……”
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译万人、战车三千辆、军费五十四亿，历时三年，大破各羌族部落。如此，攻取一处城寨，平定之后便再谋划下一处，作为据守的策略。”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也。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由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虑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动号十余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
译关于防守的议论说：“西戎居住在绝漠之外、黄河之北，倚仗地远险阻，不容易攻取，他们建立官职、设置军队却不使用俸禄粮食，每次举兵侵犯边境，一毫一厘的物品都出自他们手下，像风一样聚集、像云一样散去，不曾集中供养。中原地区则不能这样，远征戍守的士兵长久不替换，承受着风霜之苦，怀着对家乡故国的思念，又每天供给粮食，每月供给库银，春冬的衣鞋、运送物资的道路络绎不绝，国家用度、民力日益枯竭，军心愁怨，必须姑息迁就，这是中原积兵之患。我认为边塞镇守应当致力于长久之计，我观察赵充国兴起屯田，大获地利，于是击破先零；曹操在征伐之中，命令披甲的士兵因地制宜开垦土地，所以不十分辛劳而大功告成，几年之中各地积存的粮食，粮仓都满了。唐朝设置屯田从唐玄宗天宝八年开始，河西收获二十六万石、陇西收获四十四万石，孙武说分封诸侯以其利而利之，让他们食用土地上的出产，实际役使人民的力量，所以赋税没有辗转迁徙的劳苦，徭役没有荒废旷职的叹息。”
臣按：范仲淹上呈进攻、防守两策，最后说：“国家用进攻就应当选取近处而兵势不危险，用防守就必须图谋长久而民力不匮乏，可以说掌握了攻守的适宜了。”
范仲淹又上呈和、守、攻、备四策，其中守策说：“长久防守的计策必须使用土兵，他们各自熟悉山川、习惯战斗，比起东兵战守功效加倍，然而缘边、次边的土兵数量少，分守不够，更应当在要害方便的城寨招置土兵，如果近里的土兵愿意改隶边寨的，就迁移他们的家属团聚在一起，为什么呢？关内各州的土兵多在边上，有的得替归营，几个月之间又出远戍，岂只是风霜之苦极，伤害骨肉之思，征夫不能保全家庭，寡妇很多犯法，人情不免，久了怨恨就起，如果能把他们的家属一起迁移到缘边住营，再免除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作战则互相救助，防守则互相安定。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的弓箭手，各自让他们聚居险要，每一两个指挥共同修筑一个堡，以保全他们的家，与城寨相应，敌人如果小至就让弓箭手与各寨土兵合力抵御，敌人如果大举则在二十天前必定听到集结的消息，我次边的军马尽可征召驻扎在坚城，以等待敌人的进退。缘边山阪重叠，敌人的重兵必然沿着大川而行，先求疾速，等到他们得胜，使我军沮丧不出，才敢散兵考虑掠夺，越过险阻更无顾虑。我如果持重不战，那么敌人的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供给、牛羊无所获取，不几天人马困毙，敌人的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然不得已而散兵掠夺，我在山谷村落中埋伏精锐以等待他们，敌人散掠的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想要长驱深入我就让诸将出奇兵以跟踪其后，想要全师以归我就让诸城出兵以乘其弊，这是守策的关键。”
其攻策说：“我常计算陕西四路的兵数将近三十万，不是不多，然而各自分守城寨，所以每年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吃刍粮，不敢举动，年年设备常如寇至，不知道贼人的谋略果然侵犯哪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然点集并攻一路，所以动辄号称十余万，以我分散的兵抵御彼专一的势，众寡不敌，于是导致失败，况且彼为客应当劳苦反而安逸，我为主应当安逸反而劳苦。我如果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然了。请在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的阵法训练一年有余，等到他们精勇，然后观察贼人的空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投降者厚赏，各自让他们安土，抗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如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就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超过十天他们自己困弊，势将溃归，那么我环庆的师又出焉，他们如果再图点集来拒王师，那么又有泾原的师乘间而入，他们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那么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这是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的计策。”
臣按：范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然以防当时之西夏，然而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说：“现在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然命令互相策应，然而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也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如果一处有事，从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想要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如果相去悬绝，那么首尾不能相应，必然导致缓不及事之失。
张亢又说：“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
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译（这是）这样的效果。况且军队没有纪律约束，这是第一个弊端；没有奇兵与正兵的配合，这是第二个弊端；没有相互支援，这是第三个弊端；主将不统一，这是第四个弊端；兵力分散导致势力薄弱，这是第五个弊端。存在这五个弊端，就像驱赶集市上的百姓去作战一样，即使有百万大军，也对事情没有益处。”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下）
卷一五二
▲列屯遣戍之製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複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同）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部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製。
秦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裏門之左一切發之。
晁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也）毛，其性能（耐同）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疲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嚐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家室，則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複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得之之弊也。”
易祓曰：“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刑徒者，次以嚐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先發裏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複調材士五萬以衛鹹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複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
译臣按：张亢所说的五种弊端，不仅当时存在，如今亦然。
欧阳修向英宗进言说：“防御边疆的部署，东起麟州、府州，西尽秦州、陇州，地域长达两千多里，分为五个路，分为州和军的有二十四个，而军州又分为寨、堡、城的将近二百处，都需要列兵防守，所以我们的军队虽然众多，却不得不分散，分散的地方既多，兵力就不得不单薄，而敌人出动时，常常倾其全国之众，聚集为一股而来，这样我们的军队虽然多，分散后却变得单薄，敌人的军队虽然少，聚集后却变得众多，用敌人的众多来攻击我们的单薄，我们不得不失败。这种城寨之法既然不足以自守，而五路大将军所谓的战兵分散在二十四州军，想要合兵出击，就担心后方空虚而无防备，想要各自留守防备而合其余兵力，则数量太少不足以出击，退守又不足以自保，所以用兵多年，始终不能出击一次，就是因此。”又说：“兵力分散、防备薄弱，是兵家的大害，这种害处常在我们这边；以逸待劳，是兵家的大利，这种利益常在敌人那边。现在如果真的能反其道而行之，把我们受到的害处转移给敌人，夺取敌人的利益归我们所有，这样，行动就能取得成功。”
臣按：如今防备边疆的地方，东起辽东，西极陇蜀，不仅像宋朝人的边地那样从麟府到秦陇而已，洪武、永乐年间的盛世，所防守的不过几处，但都占据其总会之地，扼守其要害之处，人员聚集而力量完整，对于敌人的来犯有所准备，能够以全力制胜。正统以后，分设的堡寨日益增多，军卒的数量不比从前减少，而堡寨的设置却日益增加，确实如欧阳修所说，我们的军队虽然多，分散后却变得单薄，敌人的军队虽然少，聚集后却变得众多。现在兵力无法增加，而堡寨又不能减少，请求敕令掌管边防事务的大臣亲自到边境，审视寨堡的设置，如果非要害之地，或是虽为要害但兵力寡少不足以防守的地方，革除那些稍缓的，合并归到最要害的地方，这样，城堡就不虚设，将卒都有用了。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下）
卷一五二
▲列屯遣戍之製
《诗序》说：《采薇》，是送别戍役的诗。周文王的时候，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猃狁的灾难，奉天子的命令，命将帅派遣戍役来守卫中国，所以唱《采薇》来送别他们，唱《出车》来慰劳归来的人，唱《杕杜》来勉励归来的人。
程颐说：“毒害百姓而不听从上级，那么人们就会产生仇恨敌人的心了。”又说：“古代的戍役，两个期限就回来。今年暮春出发，明年夏天接替的人到了，再留下来防备秋天，直到过了十一月才回来。又明年仲春到，暮春派遣下一批戍役。每到秋天和冬初，两批戍役都在边疆，就像现在的防秋一样。”
熊禾说：“北部的人怕热耐寒，而且秋气凝结胶漆则弓弩可用，所以秋冬容易遭受侵扰，每次留屯兵以防备。”
臣按：程颐前面所说的，是万世为民用兵的大义；后面所说的，是万世派遣戍役留屯的常制。
秦始皇已经统一天下，北边修筑长城用了四十多万人，南边戍守五岭用了五十多万人，骊山、阿房宫的劳役各用了七十多万人，兵力不够用而后才征发谪戍，后来里门左边的人全部征发。
晁错说：“秦朝时北攻胡貉，在黄河边上修筑要塞，南攻扬粤，设置戍卒。胡貉的地方是积阴之处，树皮三寸厚，冰厚六尺，吃肉类喝奶酪，那里的人皮肤致密，鸟兽有细毛，他们的性能耐寒；扬粤的地方少阴多阳，那里的人皮肤疏松，鸟兽毛少，他们的性能耐热。秦朝的戍卒不能适应那里的水土，戍守的人死在边地，运输的人累死在路上，秦朝的百姓看见出行就像被弃市一样，因此以征发谪戍的名义叫做谪戍，先征发官吏中有罪过以及赘婿、商人，后来征发曾经有市籍的人，再后来征发祖父母、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后来又征发里门左边的人，不愿意去的人深深怨恨，有背叛之心。凡是百姓守战至死而不投降败退的，是因为有计谋使他们这样，所以战胜守固就有拜爵的赏赐，攻城屠邑就得到财物来富裕家室，这样就能使他们的部众冒着箭石、赴汤蹈火，视死如生。现在秦朝征发士卒，有万死的危害而没有丝毫的回报，死事之后不能得到免除赋税的优待。天下人明知祸患会波及自己，陈胜行戍到大泽，为天下率先倡义，天下人跟随他像流水一样，这是秦朝以威势胁迫而得到的弊端。”
易祓说：“秦始皇已经统一天下，北边修筑长城，南边戍守五岭，又有骊山、阿房宫的劳役，兵力不够用，乃至征发谪戍，先征发弛刑之类的人，其次征发商人之类的人，其次征发治狱不公正之类的人，其次征发隐宫刑徒的人，其次征发曾经有市籍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先征发里门左边的人叫做闾左之戍，还没来得及征发右边的人而秦二世即位，又调集材士五万来保卫咸阳，百姓无法生活，天下骚动而陈胜、吴广起兵了。”
臣按：三代的派遣戍役，是不得已而派遣他们，反复开导晓谕，既怜悯他们的私情，又陈述公义，大概是以仁义来实行的。秦人则不然，以威势胁迫来实行，那么出行的人怎么能得到他们的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