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四
理。惟今高邮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牵路），在宋时又有斗门、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实以砖土以备风浪，纲运之上下、舟楫之往来，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方其天色晴霁、风恬浪静，如行镜中，然一遇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樯楫倾沈、人物沦亡不可胜计。建计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河泊之旁别为长堤一带，约去旧堤一二十丈许，下覆铁釜以定其基，旁树木桩以固其势，就浚其中之土以实之，用砖包砌，一如旧堤，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桥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堤造减水闸以节水势。如此，则人力足以胜天，天虽有迅之变，人则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为利益实亦非小。
译治理水患。如今高邮的湖泊，南起杭家嘴，北至张家沟，共有三十多里。唐代李吉甫担任淮南节度使时，开始在湖的东面沿南北方向修筑平津堰来防止水患（即现在的牵路）。在宋代又增设了斗门和水闸。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开始用砖砌砌，永乐十九年改用更大的砖，景泰五年又用木桩加固、用砖土填充以抵御风浪。漕运船只的上下航行、舟船的往来，都沿着堤岸行走，人们拉着纤绳牵引船只。当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时，湖面如镜一般；但一旦西风骤起，波涛汹涌，顷刻之间船桅倾覆、船只沉没，人员伤亡不计其数。有谋划的人往往想在旧堤之外、河泊旁边另外修筑一条长堤，大约距离旧堤一二十丈，下面铺设铁釜以稳固基础，旁边树立木桩以加固堤势，挖掘其中的泥土来填充，用砖包砌，完全像旧堤一样。其中原有三座减水闸，就改作通水桥洞，引导湖水进入其中以便行船，仍然在外堤建造减水闸以节制水势。这样，人力就能战胜天灾，即使天有迅猛的变化，人也有应对的方法，节省官家财物的损失、避免人命的死亡，其利益实在不小。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
胡长孺曰：“杭、吴、明、越、扬、楚、幽、蓟、莱、密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传朐山海门水中流，积淮淤江沙，其长无际，浮海者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号为沙。朱清者尝佣海滨，沙民杨氏家杀人亡命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后就招怀为防海义民，清与其徒张瑄随宰相入见，受金符千户，遂言海漕事，试之良便，遂兴海运。”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
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唐杜甫诗），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元初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噍，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
译《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定都燕京，距离江南极为遥远，而朝廷各部门机构众多、卫士和编户百姓人数庞大，无不依赖江南供给。自从巴延提出海运的建议后，江南的粮食分为春、夏两季运输，运抵京师的粮食每年多达三百多万石，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国家拥有充足的储备，这难道不是一代的好法令吗？
胡长孺说：“杭州、吴县、明州、越州、扬州、楚州、幽州、蓟州、莱州、密州都濒临大海，船只可以通行。相传朐山的海门水中流，堆积着淮河淤积的江沙，绵延无际，航海的人用竹竿测量深浅，这种浅处生出角状沙洲，称为‘料角’，无法跨越，淮河与长江入海交汇之处多沙洲，被称为‘沙’。朱清曾经在海边受雇做工，沙民杨氏家杀人后逃亡，追捕紧急，他就驾船向东行驶三天，夜间到达沙门岛，又向东北经过高句丽水口，看见文登、夷维等山，再向北看见燕山和碣石山，往来如风如鬼，行踪难以捉摸，稍一懈怠就又会回来，大约十五六次往返。他私下认为南北海道这里本来就是捷径，而且不会遇到浅角的阻碍，了解情况后，朱清被招抚成为防海义民，朱清和他的同伙张瑄跟随宰相入朝觐见，被授予金符千户的官职，于是进言海运之事，试验后确实便利，于是兴起了海运。”
虞集说：“至元十二年平定宋朝后，开始运输江南的粮食，因为河运不便，至元二十九年采纳巴延的建议，初次开通海道，漕运抵达直沽从而到达京城，设立运粮万户府三个，由南方人朱清、张瑄、罗璧担任长官。起初每年运输四万多石，后来陆续增加到三百多万石，春、夏分两批运到，船只依风信航行，有时从浙西出发不到十天就到达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官吏士兵乃至普通百姓无不依赖于此。”
臣按：海运的方法从秦朝就已经有了，唐朝人也转运东吴的粳稻来供给幽燕地区（见唐代杜甫的诗），但那时只是用来供给边疆地区的使用，用来满足国家需求则始于元朝。起初，巴延平定宋朝，命令张瑄等人带着宋朝的图籍从崇明经由海道进入京师，到至元十九年，才建立海运的策略，命令罗璧等人制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达直沽，这时还有中滦的陆运，并不专靠海道（元初粮道从长江进入淮河，由黄河到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浚县、淇门一百八十里，进入御河），至元二十八年设立都漕运万户府来督管每年的运输，至大年间用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所办理的粮食充作运粮，从此直到元朝末年专门依赖海运了。海运的道路，起初从平江刘家港（现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到海门县界开洋，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计算其水路里程，从上海到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后来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道，从刘家港到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驶进入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向西到刘家岛，又到达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只依风信航行时，有时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有人说虽然海运有风涛漂溺的危险，但比起河漕的费用，所得到的利益更多。所以整个元朝海运都没有废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供给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七十万石到北京，到永乐十三年会通河畅通便利，才开始废止海运。臣考察《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时说“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国家拥有充足的储备”，认为是一代良法，又说海运比起河漕的费用，所得到的利益更多。撰写《元史》的都是建国初期的史臣，这些人都是生长在元朝时，熟悉海运的好处，所说的并非没有根据。臣私下认为，自古漕运所走的道路有三种，叫陆运、河运、海运，陆运用车，水运用船，而都依赖人力，所运输的有多有少，所花费的有繁有省，河漕比起陆运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三四，海运比起陆运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七八，大概河漕虽然免去了陆路行走但人力牵引依旧，海运虽然有漂溺的祸患但节省了牵引的劳苦，比较其中的利害，大概也是相当的。如今漕河畅通便利，每年运输充足堆积，固然不需要海运了，然而善于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为意外情况做打算，宁可过度忧虑也不愿等到临事时后悔，如今国都建在燕京，大概是极北之地，而财赋的收入都从东南而来，会通河好比人体的咽喉，一旦食物下咽不了立刻就有死亡的祸患，况且自古以来都是转运货物而以盐作为佣直，现在则专门役使军夫长途运输再加上兑支的费用，年年常运，储备的粮食虽然多但征戍的士兵日益减少，粮食固然充足了，但士兵不足怎么办？迂腐的儒生过度做长远考虑，请求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寻找元人海运的旧道，另外开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照旧河运，而浙西东濒海一带（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由海运通运，让人熟悉海道，一旦漕渠稍有滞塞，这边不来那边来，这也是思患预防的先计。臣家住在海边，颇知海船的便利，船行海洋不怕深而怕浅，不担心风而担心触礁，所以制造海船的一定是尖底，首尾都设置舵，突然遇到暴风转帆困难，急忙以尾为首，任凭它去，而且暴风多发生在盛夏，今后
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许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废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见，非敢以为决然可行万无弊也，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
译大抵在正月之后开船，用长篙来探测水深，用指南针来确定方向，完全依照外国商船的规制。海运的好处在于它能在开阔海域航行，而其危险也在于它要在开阔海域航行。如今想要避免在开阔海域航行的危害，应当预先派遣熟悉海道的人，从苏州刘家港出发，访问沿海居民、捕鱼渔民、煎盐灶丁，逐一依次实地勘察海岸，查看是否有行船的航道、停船的港湾、沙石的多少、沙洲岛屿的远近，亲自进行试验，详细地制定办法，可以通行的就通行，可以堵塞的就堵塞，可以回避的就回避，绘制地图并详细记录，作为沿海运输的方法。万一可行，这也是很好的便利。至于观测风向气候的说法，见于沈括的《笔谈》，每天五更初起，观察星月明亮洁净，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就可以行船，到了巳时就停止，这样就不会遇到暴风了。中途忽然看见云起，就立刻转舵回船，仍然停泊在原来的地方，这样就能保证万无一失，永远没有沉没溺亡的祸患。万一我的建议可以被采纳，请求先行下令给福建、广东两省，访寻曾经会同外国航海的人（允许他们自首，免除他们原本的罪责），以及由广东盐课提举司从归德等盐场调取驾驶海船的灶丁，让有关部门优厚地供给路费遣送他们。到达后，询问其中了解海道曲折的人关于海道的情况，许诺事情办成后给予官职奖赏，让他们监督工程，依照海船的式样建造运船以及一切合用的器物，随即委派官员统领这些人，从苏州出发，经过扬州、淮安、青州、登州等府，一直抵达直沽沿海的地方，实地查看是否可行，先造成十几艘运船交给他们驾驶，供给月粮，让他们沿着海岸巡视经过和停泊的地方，所到之处以山岛、港湾为标志，询问查看是哪个州县的地方，一一记录，编造成图册，让他们往返十几次，已经熟悉后，保证确实可行无疑。然后在昆山、太仓建造船厂，将工部原来分配的造船材料派官员在这里收贮，依照现有的式样建造海运尖底船只，每船规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致海船与河船不同，河船害怕搁浅所以宜轻，海船害怕飘摇所以宜重，假如每艘船载八百石，就建造一千石的船，允许他们用二百石装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己装载的三十税一，客商附载的依照税课常例，就在直沽设立一个宣课司收贮，作为每年造船材料的费用。粮食既然从海运，脚费比漕河节省，其兑支的加耗应当酌情减少，大致海船一载一千石就可以相当于河船所载的三倍，河船用卒十人，海船增加五人或加倍，那么漕卒也比原来节省了。这不仅可以满足国家用度，从此京城百货聚集，公私都充足了。考察宋代《朱子文集》，他的奏札说广东海路到浙东最近，应当在福建、广东沿海地方招揽米商；《元史》记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的道路不通，国家用度接续不上，至正十九年商议派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前往福建，用闽盐换粮供给京师，得到数十万石，京师依赖它；其后陈友定也从闽中海运，进奉不绝。那么这条路如果开通，福建、广东的纲运也可以来，不仅仅是两浙，况且如今京师公私所用多依赖南方货物，而货物的到来，如果运河窄浅，船只拥挤堵塞，脚费比货物价值还高，货物因此更加昂贵而用度艰难，这个策略实行后，那么南货每天聚集到北方，空船南回的必须装满货物，而北货也每天流到南方了，今天富国足用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有人说海道险远，恐怕损害人财，请用《元史》来验证，其海运从至元二十年开始到天历二年结束，详细记载了逐年到达的数量，可见其损失并非没有意义（每年运输到达的数量详细列在后面），我私下担心如今河运的粮食每年损失不止这个数，况且海运没有剥浅的费用、没有等待次序的守候，而其支兑的加耗每石必须有所减少，恐怕也超过损失的数量了。这个策略实行后，果然利多而害少，又酌情将江、淮、荆、河的漕粮折半进入海运，减去军卒以归还队伍，那么兵食两足，而国家也有水战的准备，可以制服朝鲜、安南边海的夷人，这确实是万世的利益。臣是末流儒生，偶然有主观见解，不敢认为决然可行万无弊端，念及这是国家千万年深远的考虑，姑且陈述这个尝试的策略，请试用它，试用可行就实行，不可行就停止（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到达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损失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每石欠八升四合余。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到达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损失一万四千八百九十石，细分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二十二年一十万石，到达九万七百七十一石，损失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细分每石欠九升二合余。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到达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损失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石，细分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余。二十四年三十万石，到达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损失二千四百五十四
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余。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余。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余。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万四百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余。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余。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余。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余。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余。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余。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余。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余。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余。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余。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余。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所失者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一合余。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者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升一合余。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所失者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四合余。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七合余。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所失者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六升八合余。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所失者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余。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合余。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
译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八合有余。二十五年额定四十万石，实际到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损失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九合有余。二十六年额定九十三万五千石，实际到达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损失一万五千五十七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一升六合有余。二十七年额定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实际到达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损失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四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五升有余。二十八年额定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实际到达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损失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一斗六升有余。二十九年额定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实际到达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损失四万五千八百八石七斗，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三升二合有余。三十年额定九十万八千石，实际到达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损失二万四百九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二升二合有余。三十一年额定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实际到达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损失一万九百九十九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二升一合有余。元贞元年额定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额定三十四万五百石，实际到达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损失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一升有余。大德元年额定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实际到达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损失一万一百六十四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一升五合有余。二年额定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实际到达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损失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四升九合有余。三年额定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额定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实际到达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损失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八合有余。五年额定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实际到达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损失二万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三升三合有余。六年额定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实际到达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损失五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三升九合有余。七年额定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实际到达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损失三万九百八十三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一升八合有余。八年额定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实际到达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损失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五合有余。九年额定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实际到达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损失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二升五合有余。十年额定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实际到达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损失九万四百九十一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五升有余。十一年额定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实际到达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损失二万七百四十三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一升二合有余。至大元年额定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实际到达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损失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三升有余。二年额定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实际到达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损失七万七千九百四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三升一合有余。三年额定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实际到达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损失二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七升一合有余。四年额定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实际到达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损失九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三升四合有余。皇庆元年额定二百八万三千三百五石，实际到达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损失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三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七合有余。二年额定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实际到达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损失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三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六升八合有余。延祐元年额定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实际到达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损失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一升九合有余。二年额定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实际到达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损失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石，细加折算，每石短缺五合有余。三年额定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实际到达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损失二
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八合余。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勺余。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所失者一万一百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合余。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一合余。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九合余。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合余。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余。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之每石欠四合余。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所失者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余。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所失者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之每石欠五升一合余。以上《元史》所载岁运所至及所失之数。史又云，风涛不测，粮船漂溺，无岁无之，间亦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译一万七百七十三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八合有余。
四年，总数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运到的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损失的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三勺有余。
五年，总数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运到的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损失的一万一百三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三合有余。
六年，总数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运到的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损失的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一升一合有余。
七年，总数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运到的二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损失的一万六千七十八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四合有余。
至治元年，总数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运到的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损失的三万六百八十六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九合有余。
二年，总数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运到的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损失的四千六百五十七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一合有余。
三年，总数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运到的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损失的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四合有余。
泰定元年，总数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运到的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损失的九千九百五十三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四合有余。
二年，总数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运到的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损失的三万四千一百三十三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一升二合有余。
三年，总数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运到的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损失的一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二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三升六合有余。
四年，总数二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运到的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损失的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四合有余。
天历元年，总数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运到的三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四石，损失的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一升二合有余。
二年，总数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运到的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损失的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细分计算，每石短缺五升一合有余。
以上是《元史》所记载的每年漕运到达及损失的数量。史书又说，风浪难以预测，粮船漂流沉没，没有哪一年不发生，偶尔也有船体损坏而抛弃米粮的情况，直到至元二十三年才开始责令运官赔偿，只有人和船都沉没的才免除赔偿，然而与河运漕粮的数量相比，所得到的反而更多了）。
顺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颍盗起，方国珍、张士诚据浙东西之地，海运之舟不至。至是遣巴延特穆尔征海运于江浙，诏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臣按：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于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长思也，《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自任城（今济宁州）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今东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后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近以节蓄泄，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将百年于兹矣。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隋炀开川，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而谓天意颛在于宋，臣不敢以为然，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其意彰彰然明矣（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舟行艰阻，有妨岁计，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高二三尺许，截水以过舟，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以遏水，其有浅处，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栅中开门，当中浚深，河潢可容两舟许，分道上下，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罢之。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舳舻不至挤塞，而运道四时通利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处，置坝闸二十座节水，通漕为便。明年，河成，赐名通惠。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民不
译顺帝至正十九年，在此之前，汝州、颍州一带盗贼兴起，方国珍、张士诚占据浙江东西部的土地，海运的船只不再到达。到这时，朝廷派遣巴延特穆尔到江浙征收海运粮，下诏让张士诚缴纳粮食、方国珍准备船只，这两个叛贼互相猜疑，巴延特穆尔与行省丞相多方开导晓谕他们，他们才服从命令，得到粮食十一万石。二十三年，朝廷派遣官员前往征收，他们抗拒命令不肯给予。
臣按：元朝太平时期，每年运粮几乎达到四百万石，到了末年，却向叛臣哀求乞讨，仅仅得到十多万石，最后连一升一斗都没有了。那时，一斗米价值六两银子，一时间那些勋戚权贵穿着锦绣、抱着珠玉，却空腹忍饥成为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唉，真是可叹啊。因此，为国家做长远谋划的人，看到尚未显现的祸患，就事先谋划，常常在心里想着：我们的国家现在虽然富庶强盛，将来我们的子孙怎么知道不会导致这样的境地呢？况且现在我们在燕地建立国都，又继承其后，虽然上天保佑国家，祖宗基业雄厚，不是元朝可以比拟的，然而意外之事也不能不深思熟虑。《诗经》不也说吗：“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后世。”
元朝初年，粮道从浙西渡江进入淮河，由黄河逆流而上到中滦旱站（在封丘县西南旧黄河北岸），陆路运到淇门（在浚县西南即古枋头），一百八十余里，进入御河到达京城。后来又从任城（今济宁州）分流汶水向西北流，到须城（今东平州）的安民山进入清济故道，连通江淮漕运，经过东阿到利津河入海，由海路到直沽，后来因为海口沙土淤塞，又从东阿陆路转运二百里到达临清，顺着漳河、御河到达京城。
至元二十六年，因为寿张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从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共二百五十里，引汶水截断济水，直接连通漳河、御河，修建水闸三十一座，衡量高低、区分远近以调节蓄水和泄水，赐名会通河。
臣按：会通河的名称开始见于此处，然而当时河道刚刚开凿，岸窄水浅，不能承载重物，每年的运输不过数十万石，不像海运那么多，因此整个元朝海运都没有停止。明朝初年，会通河的旧河道还在，现在济宁城内的闸门，洪武三年曾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拥挤堵塞，碑石还在北岸可以考证。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漫过安山湖，会通河于是淤塞，往来的人全都由陆路运到德州再下水。我太宗皇帝开始建造北京，永乐初年粮道由长江进入淮河，由淮河进入黄河运到阳武，征发山西、河南两地的民夫由陆路运到卫辉，再顺御河水运到北京。后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为州里民夫转运困难，请求开开会通旧河，朝廷命令工部尚书宋礼征发民夫十余万疏浚开凿以恢复旧河道，又命令刑部侍郎金纯从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补充漕河水量，十年宋尚书请求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才停止海运而专门从事河运。第二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求疏浚淮安安庄闸一带的沙河，从淮河以北沿河设立浅铺、修筑牵路、种植柳树、开凿井泉，从此漕运方法通达便利，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臣认为，运输东南的粮食来充实京城，在汉、唐、宋都是如此，然而汉、唐建都关中，宋建都汴梁，所漕运的河流都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形势，中间虽然稍微借助人力，但大多是顺应其势而稍微使用人为手段来辅助，不像会通河这一条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开始创筑，没有依托什么，元人做了而没有达到大成，使用了而没有得到大的利益，因此开创的功劳虽然在胜国（前朝），而所以修理并扩大它的，则有待于圣朝。前元所运每年仅仅数十万，而今天极盛的数量则超过四百万，大概是十倍了。宋人议论汴水说大禹疏凿、隋炀帝开渠，最终为宋人所使用，认为是上天的意思。唉，夏至隋、隋至宋，中间经历的朝代不止一个，而说天意专门在于宋，臣不敢认为这样，至于元人做这条河，河成了而不完全用来通漕，大概是上天借元人的力量来为我朝所用，其意图明显而明白了（近年运道在秋后春初往往干涩，舟行艰难阻滞，妨碍年度计划，九月以后适宜在清口入淮处暂时筑小坝，高二三尺许，截水让船通过，又在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做木闸，以遏止水流，那些有浅处的地方，两旁适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制船只，栅中开门，当中浚深，河面可容两船许，分道上下，行舟的官员在此分筹授舟，依次放行，等到有水就各自撤除。这样河流有所限制，船只不至拥挤堵塞，而运道四季通利了）。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建议疏凿通州到大都的河道，引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经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到西门进入都城，向南汇聚为积水潭，出文明门（今崇文门）到通州高丽庄，进入白河，长一百六十四里，堵塞清水口十二处，设置坝闸二十座以节制水流，通漕运方便。第二年，河成，赐名通惠。先前通州到大都五十里，陆路拖运官粮，百姓不
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之东，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轮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复旧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辙散行，水易涸而泥易干，运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若干、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永为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其于国计未必无补。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陆运。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袋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负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日可运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近路，而兵少、敌小而期促者耳，大敌在前，拥兵数十万，千里馈粮，旷日持久，未易行也。”
臣按：董抟霄人运之法诚有如胡粹中所评者，用兵远道决不可行，惟施于救荒，就用饥民接运，因以哺之，借其力以达粟于无食之地，盖亦两得其济，与夫漕黄河者，其于三门底柱之险其间一带，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暂而不可常。
以上论漕挽之宜。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给东南之漕，都长安者阻关陕之险，漕运极难，所资者江、淮、河、渭，都洛阳、汴梁者兼资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东至于海、西暨于河、南尽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为我国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巨者其运河。由江而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溯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
译臣按：通州陆路转运至京城仅五十里，而元人所开凿的河道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设置闸坝共二十处，所耗费用大概不可胜数。况且如今废弃荒废已久，庆丰闸以东的各闸虽然尚存，但河床淤积变浅，通航颇为困难。而且现在的积水潭（即今海子）位于京城禁城北面，漕船聚集后没有停泊的地方，又分流入皇宫内苑，然后向南流出，其开启关闭、蓄水泄水并非外人所能专断。建言者往往建议恢复元代的旧规，似乎也很便利，但依臣愚见，陆运与河运的利弊大致相当。如果一定要恢复旧制，必须在城东开凿一个大潭，如同积水潭那样，作为停泊之处，引水从城西进入护城河，由北转向东汇聚于此潭，又在水分流进入京城处筑闸以掌管启闭，仍在御河南出城壕的地方建造大闸，蓄积宫中之水，不等到水满溢出就不开启。自庆丰闸以东，每个闸的旁边都开凿月河以容纳等待过闸的船只。这样大概才比较便利。如果担心劳民伤财，还不如沿用原来的陆运更为便利。只是在道路上，每逢大雨泥泞，车轮陷没，牛骡倒毙，运费暴涨，漕运士兵乘船数月才能抵达陆运起点，而长期滞留耗费甚多，艰苦难以忍受，这是建言者所怜悯的，所以都想要恢复旧河道。然而自从永乐乙未年开通漕运以来，至今六十多年，一直走这条路，况且运费支取之初已有加耗，天气晴朗干燥时耗费也不太多。为今之计，请在京城东面官道旁边，选择便利之处再开辟新路一条或两条，每条路宽约十丈以上，旧路专门作为官民往来的道路，只通行小车，新开的路专门通行辇运大车，下行往东的走左道，上行往西的走右道，不许交错通行，道路旁的民居不许夹道相对，有想居住的都允许在道路旁百步之外面朝东西居住，靠近道路卖酒食的只允许搭设浮铺。这样，民居既远离道路，车辙分散，水容易干涸而泥土容易干燥，运道自然不至于深陷。又在路中间设置一提举司，参照卫河的先例，设置官员一二人，每年委派工部官员一人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的闸夫编为甲乙，专门修理道路，大车入门免除缴纳钞币，就让他们在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府，作为购买砖石、雇佣工役的费用，又让有关部门召集车户及牙行人等，公平商定运费，分为三等，晴干时每石若干、阴雨时每石若干、泥泞时每石若干，务必使双方都不吃亏，将数目奏闻，永远作为定例。这样，运输转运通畅便利，所费的不过民田数十顷，可以用官地补偿，或者给予价格，或者为他们免除粮租，这比起开凿河道的费用减少数十倍，况且河道狭窄而运船众多，一旦遇到水少等待启闭，动辄经过十天，妨碍来年的计划，而且每个闸设置官员聚集夫役，官员俸禄民夫口粮每天都有耗费，每年派遣官吏征发民丁，开挑上游，疏通堵塞，修筑坍塌，禁止百姓引水灌溉农田，妨碍百姓及时耕种收获，文书往来工程劳作，一年没有安宁的月份。臣的言论万一有可采纳之处，请求下达有关部门商议，对于国家财政未必没有补益。
至正十六年，董抟霄建议，海宁一带不通舟船，只能陆运。陆运的方法，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以走一里，三千六百人可以走百里，每人背负米四斗用夹布袋盛装，用印封识，人不休息、米不落地，排列成行，每天行走五百回，计算路程二十八里，每天可以运米二百石，每人给米一升，可以供给二万人，这是百里一日运粮的方法。
胡粹中说：“这种方法可以施行于近路，以及兵力少、敌人弱、期限短的情况，大敌当前，拥兵数十万，千里运送粮草，旷日持久，不容易施行。”
臣按：董抟霄的人运之法确实如胡粹中所评价的那样，用兵远道决不可行，只适用于救灾荒，就利用饥民接力运输，借此喂养他们，借他们的力量将粮食运送到没有食物的地方，大概也是两全其美，与漕运黄河的，在三门底柱的险要之处，似乎可以用这种方法，但也可以暂时使用而不能长期施行。
以上论述漕运的适宜方法。臣按：历代建都于西北的都仰赖东南的漕运，建都长安的受阻于关陕的险要，漕运极其困难，所依靠的是江、淮、河、渭，建都洛阳、汴梁的兼靠汴、洛、汝、蔡而已，只有我朝建都幽燕，东到海、西到河、南到江、北到大漠，水点滴都为我国家所用，其中用处最大、功劳最巨的是运河。由长江进入邗沟，由邗沟横穿淮河渡过清口，经过徐、吕二洪，逆流沁、泗水至济宁，济宁位于运道中间，所谓天井闸，就是《元史》所说的会源闸，泗（出自泗水县）、沂（出自曲阜县）、洸（出自阳宁县）、汶（源头有三，二出自莱芜县，一出自泰山南）诸水都汇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进入新河，地势降低九十尺，设闸十七个而到达漳御，南至沽头，地势降低一百一十六尺，设闸二十一个而到达河淮。这大概位于两京之间，南
北分中之处，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顺流也，河淮东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乱流而渡，由邗沟渡江而达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顺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溯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达于北京。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有自郎邪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总会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损则四肢莫运，咽喉闭则五脏不通。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恃此运河以为命脉，济宁居腹里之地，州县栉比，居民鳞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过为天虑，惟圣朝矜其愚而察其心，不胜大愿。
译向北分流的中间地带，从这里向南直到黄河、淮河，是顺流而下；黄河、淮河向东流到清口汇入大海，逆着乱流渡河，经由邗沟渡过长江到达南京；从这里向北直到漳河、御河，也是顺流而下；御河北上流到直沽汇入大海，逆流而上，经由白河到达潞河进而抵达北京。向南接济运河的水源，有从武陟流来的沁水、有从郎邪流来的沂水；向北接济运河的水源，有从金龙口来的河水、有分流来的滹沱河水。总论各处的水闸，天井闸位于中间，临清闸总领全局，处于中间的就像人身体有腰脊，总领全局的就像人身体有咽喉，腰脊受损则四肢无法运作，咽喉闭塞则五脏不通。国家建都北方而仰赖南方供给，依靠这条运河作为命脉，济宁地处腹地，州县像梳齿般密集排列，居民像鱼鳞般层层相接，而且多有旁支岔路，只有临清是会通河的尽头，各闸在这里终结，众水在这里汇合，况且地势高而居高临下，水势容易泄出且干涸迅速，这是三千七百里漕运道路的要害之地，向东控制青州、齐地，向北临近燕地、赵地，而且距离边关不远，快速奔驰的骑兵不到十天就能到达，为国家做长远考虑的人，宁可拥有而舍弃，也不要没有而后悔。书生考虑过多，请求跨河筑城，两岸各设水门以通行船只，将巨大的水闸包围在城中，设置官员掌管开闭，驻扎军队作为防守，这也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件事。臣以杞人忧天的愚笨智慧，过度地为天下担忧，希望圣明的朝廷怜悯我的愚笨并体察我的用心，不胜感激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