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谏之专。嗟乎，此岂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论事情风闻可也，若乃讦人阴私，不究其实而辄加以恶声，是岂忠厚诚实之道哉？夫有是实而后可加以是名，有是罪而后可施以是刑，苟不察其有无虚实，一闻人言即形之奏牍、置于宪典，呜呼，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为宪纲，许御史纠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须要明著年月、指陈实迹，不许虚文泛言、搜求细事，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仇、中伤善类、污蔑正人，深合圣人至诚治天下之旨。
译谏诤之事专断。唉，这难道是太平盛世具备崇高德行的表现吗？泛泛地议论政事，依据传闻是可以的；若是揭发他人的隐私，不探究事实真相就随意加上恶名，这难道是忠厚诚实的做法吗？有了这样的事实才能加上这样的罪名，有了这样的罪过才能施加这样的刑罚。如果不考察事情的真假虚实，一听到别人的话就写在奏章里、列入法律条文，唉，莫须有的罪名怎么能令天下人心服呢？我们的祖宗制定宪纲，允许御史纠举弹劾百官不公不法的行为，必须明确写出年月、指出具体事实，不允许空泛议论、搜罗琐碎小事，大概是担心言官借此报复私仇、中伤好人、污蔑正直的人，这非常契合圣人以至诚治理天下的宗旨。
睿宗时，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
臣按：睿宗此言可以为世主任用风宪之法。
肃宗在灵武时，武臣崛兴无法度，大将管崇嗣背阙坐，笑语喧纵，监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时，夏州节度使李祐拜大金吾，违诏进马，侍御史温造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设所以为朝廷，非为其人也。既授之以是职，必假之以是权，彼持其权以举厥职，则人知所严惮而不敢为恶，其为朝廷之益大矣。唐人有言：“御史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聪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贼子而不灭也。奸臣贼子灭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荡荡然何所不理哉？”观于此言，则知古人设官之意。
宋制，御史入台，满十旬无章疏者，有辱台之罚。
臣按：宋朝切责御史以举其职，其严如此，盖惟恐其不言也。上之所以责之于其下者必欲其言，如此，居是职者虽欲缄默不言，不可得矣。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咈谏、废忠慢贤，御史府得以谏责之；相有依违顺旨、蔽上罔下、贪宠忘谏、专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纠绳之；将有凶悍不顺、恃武肆害、玩兵弃战、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弹劾之。君至尊也，相与将至贵也，且得谏责纠劾，之余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责人者也，将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职，天下之有败法乱纪、服谗搜慝者，御史皆得以责之。然则御史独无责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责也。”
臣按：宋二臣之言，可见御史责任之重且难如此。为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然后为能举其职，不然，则于是职有愧矣。由是观之，则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于言论、见之章疏者，乃其职分之所当为，非好为是以求名也。（以上台官）
周礼：保氏掌谏王恶（地官）。
臣按：官以保为名而职以谏恶为事，盖欲其陈王之过失以保佑王之躬，辅之翼之以归诸道也。自周人有是官，汉人因之以设谏诤之员，其名虽异而制则同也。
秦始置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汉武帝更置谏大夫，光武又以为谏议大夫。唐承隋制，复置，随宰相入阁。宋置谏院。
唐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宋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
臣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司谏、正言皆前代之谏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书省，并其所谓谏官者不复置焉，惟设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政而兼以言责付之。
秦始置给事中，汉因之，唐定为四员。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准故事封驳。
臣按：给事中自秦以来为加官，至宋元丰中始有定职，其职专以封驳而已。我朝始分为六科，科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随其科事繁简而设员，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违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盖实兼前代谏议、补阙、拾遗之职也。祖宗设官不以谏诤名官，欲人人皆得以尽其言也，而又专寓其责于科道。吁，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非当言之职，又于泛然散处之中而寓隐然专责之意，祖宗设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制曰：“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时，所谓谏官者与丞相俱进于前，故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为君，臣不失其所以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为、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后从而争之，上听之而改，则是士制命而君听也；不听
译唐睿宗时期，侍御史杨孚弹劾纠举不法，不避权贵，权贵们诋毁他，皇上说：“鹰搏击狡兔时，必须急忙救助它，否则必定反而被兔子咬伤。御史惩办奸恶之人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君主保护他们，那么他们也会被奸恶之人所伤害。”
臣按：睿宗这番话，可以作为后世君主任用监察官员的法则。
唐肃宗在灵武时，武将崛起，没有法度约束，大将管崇嗣背对朝廷坐着，谈笑喧哗放纵，监察御史李勉弹劾他态度不恭敬，皇帝感叹说：“我有李勉，朝廷才开始受到尊重。”
唐穆宗时，夏州节度使李祐被授予大金吾的职位，违背诏令进献马匹，侍御史温造弹劾他，李祐说：“我夜里潜入蔡州擒获吴元济时未曾心动，今天胆量却落在温御史手里了。”
臣按：设置御史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某个人。既然授予他这个职位，必定赋予他相应的权力，他凭借权力来履行职务，那么人们知道敬畏而不敢作恶，这对朝廷的益处就大了。唐人有话说：“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天子的居所和台阶如果没有耳目聪明、台阶峻正，天子就不会受到尊重。天子受到尊重，就没有奸臣贼子不被消灭的。奸臣贼子被消灭了，就可以从朝廷到海边，坦荡荡地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看这番话，就知道古人设置官职的用意。
宋朝制度，御史进入御史台，满七十天没有奏章疏文的，有侮辱御史台的惩罚。
臣按：宋朝严厉责成御史履行职务，严格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唯恐他们不说话。上级对下级责成一定要说话，像这样，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即使想闭口不言，也不可能了。
石介说：“君主有安逸享乐失德、悖乱亡道、荒废政务违背劝谏、废弃忠臣怠慢贤才，御史府可以劝谏责问；宰相有依违顺从旨意、蒙蔽上级欺骗下级、贪图宠幸忘记劝谏、专享福分作威作福，御史府可以纠举绳正；将领有凶悍不顺从、倚仗武力肆意作害、玩弄兵权放弃作战、暴虐刑罚毒害百姓，御史府可以弹劾。君主是最尊贵的，宰相和将领是最尊贵的，尚且可以劝谏责问纠举弹劾，其余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曾肇说：“御史是责问别人的人，将相大臣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官有司失职，天下有败坏法纪、听信谗言搜求奸恶的人，御史都可以责问。那么御史就没有责任吗？居于其位有所不知，知道了有所不说，说了有所不实行，实行了而君子忧虑小人庆幸，这是御史的责任。”
臣按：宋朝这两位大臣的话，可见御史责任重大且艰难到这种地步。担任御史的人一定要像这两位大臣所说的那样，然后才能算是履行了职务，不然，就对得起这个职位感到惭愧了。由此看来，那么凡是他们在任职期间表现在言论、见于奏章疏文的，都是他们职务分内应当做的，不是喜好这样做来求取名声。（以上关于台官）
《周礼》：保氏掌管劝谏君王的恶行（地官）。
臣按：官职以“保”为名而职责以劝谏恶行为事，大概是想要他陈述君王的过失来保佑君王自身，辅助引导他回归正道。自从周朝有这个官职，汉朝沿袭它设置谏诤的官员，名称虽然不同而制度则相同。
秦朝开始设置谏议大夫，掌管议论，没有固定员额。汉武帝改设谏大夫，光武帝又改为谏议大夫。唐朝沿袭隋朝制度，重新设置，跟随宰相进入内阁。宋朝设置谏院。
唐朝设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宋朝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
臣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司谏、正言都是前代的谏官，我朝革除了前代的中书省，连同所谓的谏官不再设置，只设立六科给事中来掌管封驳政令，并且把言责也托付给他们。
秦朝开始设置给事中，汉朝沿袭它，唐朝定为四员。宋朝制度，凡是制敕有不妥当的，准许按照旧例封驳。
臣按：给事中自秦朝以来是加官，到宋朝元丰年间才有固定职掌，其职责专门是封驳而已。我朝开始分为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根据各科事务的繁简设置员额，凡是章奏出入都必须经过，有所违失抵牾、更改紊乱都可以封驳。不仅如此，凡是朝政的得失、百官的贤佞都允许联名上奏，实际上兼有前代谏议、补阙、拾遗的职务。祖宗设置官职不以谏诤命名官职，想要人人都能够尽其言，而又专门把责任寄托在科道官员身上。唉，四海之内没有不可以说话的人，百官没有不应当说话的职务，又在广泛分散之中寄托隐含专门责任的意思，祖宗设置官职的用意深远啊，寻求言论的意愿恳切啊。
唐太宗贞观元年下诏说：“从今以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都命令谏官跟随，有失误立即上奏。”
臣按：宋朝王安石说，唐太宗时期，所谓的谏官与丞相一起进见君主，所以一句话的错误、一件事的失误可以在将要发生时就挽救，不等到命令已经颁布于天下然后才去争辩。君主不失去作为君主的道理，臣子不失去作为臣子的道理，这也差不多接近古制了。现在上面想要做的、丞弼对上面所说的都不能知道，等到命令已经发出然后才去争辩，上面听从而改正，那就是士人制约命令而君主听从；不听从
之而逐，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臣窃以谓唐宋之制与今不同，前代宰相行事谏官无由得知，今则六部之事无一不经于六科，则虽不必随大臣入阁议事，当其章疏初入之时、制敕始出之际，则固可以先事而谏矣。
译如果这样做了并加以斥逐，那就是臣子无法进言而君主以过错为耻了。我私下认为，唐宋的制度与现在不同，前代的宰相行事，谏官没有途径得知，现在则是六部的事务没有一件不经过六科，那么即使不必跟随大臣进入内阁商议政事，但在奏章刚刚呈上、诏令刚刚颁布的时候，本来就可以事先进行劝谏了。
宪宗谓李绛曰：“比谏官多朋党，论奏不实，皆陷谤讪，欲出其尤者，若何？”绛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荧误上心。自古纳谏者昌，拒谏者亡，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故上达者财十二耳。何哉？干不测之祸，顾身不利耳，虽开纳奖励尚恐不至，今乃欲谴诃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谏之益。”
臣按：李绛此言非但以破憸人之谋，亦使其君知谏臣之难也如此。宪宗闻其言即知谏之为益，此其所以为唐令主，后世称治者必宗之欤。
宋欧阳修曰：“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司马光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谏官虽无定职，然祖宗设立六科，实以言责付之，凡内而百司、外而藩郡，应有封章无有不经由者，矧列署内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颜，上无所于属，下有所分理，欧阳修所谓“争是非于殿陛之间”。今虽无此比，至于司马光所谓“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则今犹古也。然则是职也亦岂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谓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谏官，则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无所缺矣。（以上谏官）
蔡襄告其君（仁宗）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陛下深忧政教未孚、赏罚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广言路，群邪恶之必有御之之说，不过曰某人也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或进此说正是邪人欲蔽天聪，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聪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己过、发己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说以诳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说，以至于屏弃正言、疏远正人以驯致于危亡之地者多矣。听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当欤否欤？己之过有欤无欤？彼之言果当，用之而有益于国，则其得敢言之名、进显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岂谓好哉？己之过果有焉，因之而不陷于恶，则彼有进忠之益而我有从谏之美，乃所谓善补过也，岂谓彰哉？以是而反求于心，则知其言真有益于己，虽无益焉亦未必有损也。为人上者惟恐其臣之不好名、不好进，吾不得以闻其过而改之耳，尚何咎之有哉？
苏轼言于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蓄狗以防盗，不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以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
译宪宗对李绛说：“近来谏官大多结党营私，议论奏报不真实，都陷入诽谤讥刺之中，我想把其中特别恶劣的驱逐出去，你看如何？”李绛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奸佞小人用这些话来迷惑误导圣心。自古以来，采纳谏言的国家昌盛，拒绝谏言的国家灭亡。臣子向君主进言难道容易吗？君主尊贵如天，臣子卑微如地，如果有雷霆般的威严，臣子白天思虑、夜晚筹谋，才想陈述十件事，不久就删去五六件，等到将要上奏时又因畏惧而删去一半，所以上达天听的只有十分之二三罢了。为什么呢？因为触犯不可预测的灾祸，顾及自身不利。即使君主开明纳谏并加以奖赏，尚且担心臣子不敢进言，现在反而要谴责呵斥他们，使正直之士闭口不言，这不是国家的利益啊。”皇帝说：“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不知道进谏的好处。”
臣按：李绛这番话不仅用来破除奸佞小人的阴谋，也使他的君主知道谏臣进言的艰难竟到了如此地步。宪宗听到他的话就明白进谏的好处，这正是他成为唐朝英明君主的原因，后世称颂的治世君主必定尊崇他吧。
宋代欧阳修说：“谏官，天下的得失、一时的公议都系于他们身上。谏官虽然地位卑微，却与宰相相等。天子说是，谏官说非；天子说必须执行，谏官说绝对不可执行，站在殿阶之间与天子争论是非的，就是谏官。”司马光说：“古代没有专门的谏官，从公卿大夫到工商百姓，没有谁不能进谏。汉朝兴起以来才开始设置谏官，将天下的政事、四海民众的得失利弊汇聚到一个官职上让他来陈述，他的责任也很重大了。”
臣按：当今世道的谏官虽然没有固定的职掌，然而祖宗设立六科，实际上是将言责托付给他们，凡是内而朝廷各部门、外而地方藩郡，所有的奏章没有不经过他们的，况且他们列署内廷、侍立殿阶，日日接近圣明光辉，近在咫尺面对天颜，上面没有特定的隶属，下面有分理的职责，正如欧阳修所说的“在殿阶之间争论是非”。现在虽然没有这种情况，至于司马光所说的“天下的政事、四海民众的得失利弊汇聚到一个官职”，现在和古代是一样的。既然如此，这个职位难道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吗？一定要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选择言事官应当以三件事为先，第一是不爱富贵，其次是重视珍惜名节，再次是通晓治国的大体。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人来担任谏官，那么对上君主的德行必定有所辅助，对下朝廷的政事必定没有缺失。（以上关于谏官）
蔡襄告诉他的君主（仁宗）说：“任用谏官并不难，听取谏言才难；听取谏言并不难，采纳谏言才难。陛下深深忧虑政教未能信服人心、赏罚未能严明，群臣的正邪未能区分，四方的利害未能穷尽，所以增加耳目之官来拓宽言路，群邪必定有抵御的说法，不过说某人喜好名声、喜好进取、彰显君主的过错，或者进献这种说法正是邪人想要遮蔽天听，不可不仔细考察啊。”
臣按：自古以来，小人想要遮蔽君主的聪明，恐怕耳目之官攻击自己的过错、揭发自己的私欲，不能长久安稳地占据职位，必定假借这三种说法来欺骗迷惑君主。君主如果不明，或者相信这些说法，以至于屏弃正直的言论、疏远正直的人，从而逐渐导致危亡境地的情况很多了。听取言论的人何不反思说：他的话恰当吗还是不恰当？我的过错有吗还是没有？他的话如果恰当，采纳它对国家有益，那么他获得敢于直言的名声、晋升显要的地位是本来就应有的，难道能说是喜好吗？我的过错如果确实存在，因为他的进言而没有陷入恶行，那么他有进献忠诚的好处，我有听从谏言的美德，这就是所谓的善于弥补过错，难道能说是彰显吗？用这个道理反过来求索内心，就知道他的话确实对自己有益，即使没有益处也未必有损害。作为君主的人只担心臣子不喜好名声、不喜好进取，我得不到听闻过错而改正的机会罢了，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
苏轼对他的君主（神宗）说：“宋朝自从建隆年间以来未曾因言获罪，即使有轻微的责罚，随即就超拔升迁，允许风闻奏事而没有长官，言论涉及皇帝则天子改变脸色，事关朝廷则宰相待罪，所以仁宗时期，议论的人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旨罢了。圣人深意流传于世俗，哪里知道提拔任用台谏固然不一定都是贤人，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徒然的吗？将要用来遏制奸臣的萌芽而挽救内权重大的弊端。奸臣在开始时，用台谏来遏制他们就绰绰有余；等到他们既已成势，用武力来对付他们就不足够了。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万没有这种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去鼠，不因为无鼠而养不捕鼠的猫，蓄狗是为了防盗，不因为无盗而蓄不吠的狗。陛下怎能不向上念及祖宗设立这个官职的本意，向下为子孙万世做防备，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纲纪一旦废弃，什么事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了。’我刚开始读这本书怀疑它说得太过了，认为鄙陋的人担心失去不过是占据职位来苟且容身，等到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二世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数说他的罪恶就误导德宗再次扰乱他的心，根本产生于担心失去，灾祸竟然达到丧邦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因此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有冒犯君主威严、不惜牺牲生命的士人，那么面临危难时或许能有殉义守死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进一言，那么面临危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死节？臣子如果都像这样，言论没有不同的，心意没有不合的，更唱迭和，哪个人不是贤人，万一有小
臣按：苏轼此言以为朝廷之纪纲专在于台谏，盖有见之言也。有志立纪纲以正朝廷安天下者，尚念之哉。
吕祖谦曰：“天子以一身之微处法宫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于是设为耳目之官以司风宪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聪、恃其明，举天下之事无不闻而见之。汉宣之时，萧望之迁谏议出补郡守，则亦民之师帅，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谏官以补郡守，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盖朝无诤臣则不知过，以是知台谏之选不容少缓。”
臣按：台谏之任非素禀刚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禀性刚正者恒少，间有一二，或讷于言辞，或短于章疏，求其称是任者盖甚难也。幸而得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迁之于外，此望之所以有忧末忘本之论也。虽然，为官择人迁而用之固犹可也，不幸而有奸邪小人处乎当道，恶其刚正不隐或至发己之阴私，假迁除以去之亦或有矣，有志于求谏者不可不知。（以上总论台谏）
以上论重台谏之任
卷九
▲清入仕之路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艺也）教万民而宾（敬之也）兴（举也）之，一曰六德，知（别是非）、仁（公无私也）、圣（通明也）、义（有断制）、中（诚实也）、和（无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于兄弟）、睦（亲其九族）、姻（亲其外亲）、任（信于朋友）、恤（振于贫乏）；三曰六艺，礼（有五礼）、乐（有五乐）、射（有五射）、御（有五御）、书（有六书）、数（有九数）。
卿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谓州长以下）与其众寡（谓无多少），以礼（谓行乡饮酒礼）礼（谓礼之也）宾之（以宾客之礼敬之）。厥明（明日也），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掌宗庙之实藏者），内史贰之（书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其教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考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宾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则在天子亦宾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谓述其德艺而保举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选择而用之也），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才过千人之谓），升于司徒者不征（征谓徭役）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马。乡学所教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
译臣按：苏轼这番话认为，朝廷的纲纪专门寄托在台谏官身上，这确实是有见识的言论。有志于建立纲纪以端正朝廷、安定天下的人，应当牢记这一点。
吕祖谦说：“天子凭借微小的身躯身处深宫之中，百官的邪正、自身行为的得失，都从哪里去考察呢？于是设置耳目之官来掌管风纪法度的职责，所以君主不必依赖自己的听觉和视觉，天下之事没有不听到、看不到的。汉宣帝时期，萧望之由谏议大夫调任郡守，虽然这也是百姓的表率，并非不好，但萧望之上疏认为，调出谏官去补任郡守，是担忧末节而忘记了根本。因为朝廷如果没有直言进谏的臣子，就不知道过错，由此可知，台谏官的选拔不容稍有迟缓。”
臣按：台谏官的职责，不是向来禀性刚正的人难以胜任，然而人臣中禀性刚正的人通常很少，偶尔有一两个，有的不善言辞，有的不擅长写奏章，寻求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确实很难。有幸得到了合适的人，却又让他不能长久担任这个职位而调任到外地，这就是萧望之之所以有“忧末忘本”议论的原因。虽然如此，为了官职而选择人才，调任使用本来是可以的，不幸的是如果有奸邪小人当道，厌恶他们的刚正不阿，甚至可能揭发自己的隐私，借调任调离来除掉他们，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有志于寻求谏言的人不可不知道。（以上总论台谏）
以上论述重视台谏官的职责
卷九
▲清朝入仕的途径
《周礼》记载：大司徒用乡三物（物，指事物。三物，指德、行、艺）来教化万民，并恭敬地举荐他们，一是六德，即知（辨别是非）、仁（公正无私）、圣（通达明理）、义（有决断）、中（诚实）、和（没有乖张暴戾）；二是六行，即孝（善于侍奉父母）、友（善于对待兄弟）、睦（亲近九族亲属）、姻（亲近外亲）、任（对朋友守信）、恤（救济贫乏之人）；三是六艺，即礼（有五礼）、乐（有五乐）、射（有五射）、御（有五御）、书（有六书）、数（有九数）。
卿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从而举荐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属吏（指州长以下官员）以及众人（不论人数多少），按照礼仪（指举行乡饮酒礼）以宾客之礼敬重他们。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率领群吏将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受，登记在天府（掌管宗庙储藏的机构），内史抄录副本。
臣按：周朝盛世采用乡举里选的方法来选拔士人，然而选拔士人的法则，是奉行大司徒的教化并加以举荐。其教化内容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六德、六行、六艺。德存于心不可见，所以考察他们的行艺并记录下来，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就记录那些恭敬勤勉、守信恤贫的人；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就记录那些孝顺悌敬、和睦姻亲、好学的人；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就记录那些德行道艺兼备的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就考察他们的德行道义并加以勉励；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就在三年大考核时，考察那些确实具备六德六行而成为贤者、通晓六艺之道而成为能者的人，这样就是能够遵循大司徒的教化而成材了。于是乡老和乡大夫率领胥、师、正、长等属吏，集合闾、族、州、党的人，举行乡饮酒礼，用宾客的礼仪来举荐他们，将他们的姓名书写在简册中，献给天府，称为“宾”是因为用宾客之礼敬重他们而不敢轻忽。虽然如此，难道只是在乡里受宾礼而已吗？《易经》说“观察国家的光辉，利于以宾客之礼侍奉君王”，那么在天子那里也是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不仅如此，等到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天府之时，贤能者的名册一旦呈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的君王也屈尊万乘之尊来拜受。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贤才的产生，是上天赐予用来培植国家元气的吗？
《王制》记载：命令乡里评定（指叙述他们的德艺并保举）秀士，升荐给司徒称为选士（选择而任用他们），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升荐给国学称为俊士（才能超过千人的人），升荐给司徒的人不在乡里服徭役，升荐给国学的人不在司徒那里服徭役，称为造士（造，指造就），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并升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定官材，评定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并确定他们的议论，议论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
臣按：三代盛世入仕有两条途径，有由乡学而晋升的，有由国学而晋升的。乡学由乡大夫掌管而任用权在大司徒，国学由大乐正掌管而任用权在大司马。乡学所教化的士人，大夫评定其中的优秀者升荐给司徒就称为选士，选就是选择而任用，升荐给司徒既被选择任用，就不在乡里服徭役了。选士之中有不满足于小成的人，司徒又评定并升荐他们到国学，那么就连司徒那里的徭役也不服了。这两等人都称为造士，造就成材，由选士成为造士，这是乡学所晋升的人，就任用他们为乡遂的官吏。由俊士成为造士，这是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