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
之世，兵犹出于农，秦汉以来兵农遂分，不可复合，世变愈趋而愈下，为治者当随时以制宜，则今日本兵柄之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资文武、通达古今，有思患豫防之心，有随机应变之智，不足以当司马之任，毋徒循资取以充位，以贻误国之祸也。
译那个时代，军队还由农民组成，自秦汉以来，兵与农便彻底分离，再也无法合并，世道变化越来越趋向衰落，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根据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政策，那么当今掌握兵权的大臣，尤其不能任用不当的人选，如果不是文武兼备、通晓古今，有防患于未然的心思，有随机应变的智慧，就不足以担当兵部尚书的职责，不要仅仅依照资历来选拔以充数，从而留下误国的祸患。
《周礼》：惟王建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
郑玄曰：“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夏整齐万物，天子立司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诸侯、正天下。”
吕祖谦曰：“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则王者用师之本旨，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济贪忿而夸武功也，所谓天讨也。”
臣按：《周礼》六官之设，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国也，于天官曰均、地官曰扰、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于夏官则曰平焉。《大学》之道，其大用归于平天下，谓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也。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齐方正，使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有不皆然者，必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者也，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则不平矣，故凡设官分职所以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者，皆所以平之也，其间有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而犹有不平焉者，然后属之于司马焉。先儒谓马者武也，五官所掌者皆文事，文事有所不及，于是乎治之以武焉。司马所掌者邦政，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诸侯、边方之夷狄，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教、干吾之刑宪，则声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郑玄曰：“舆，众也。行，谓军行列也。晋作六军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贾公彦曰：“此夏官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与诸官异者，以大司马总六军，故独多也。”
臣按：《周礼》五官之卿，所谓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之外，而其官联未有以徒、寇为名者，而夏官大司马、小司马外，又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与夫都司马、家司马焉，意者大司马与其贰掌邦政以平邦国，在天子之左右，总其大纲以佐天子，所谓国司马、公司马者也，若其用以主军赋者则谓之军，主车马者则谓之舆，主征行者则谓之行，曰两、曰都、曰家则各司其两及都、家者，其职任有大小，而其所掌之军赋皆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异其事，此其所以不嫌于同名也欤。
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乘陵也）弱犯寡则眚（削其四旁）之，贼贤害民则伐（声其罪以讨之）之，暴内（内暴其国）陵外（外陵诸侯）则坛（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则削（削其地）之，负固（恃其险阻）不服则侵（兵加其地）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逐也）弑其君则残之，犯令（违弃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臣按：先儒谓先王之时，其所封建以为诸侯者莫非贤也，邦国之君又安有罪恶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盖先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为九伐之法，其法虽具，岂尝试之哉？设之使知惧而已。是以当时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法其严如此，世禄承袭者保其富厚而无苟且之意，修职述守者务善其礼不为进取之计，故信义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风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
大司马，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大师（谓王自出征伐）则掌其戒令，莅（临也）大卜（卜出军吉凶），帅执事莅衅（杀牲以血涂之）主（谓迁庙之主）及军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校也）军众，诛后至者。及战，巡陈视事而赏罚。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听军声者）、右秉钺（致杀伐者）以先恺（兵乐曰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无功）则厌（厌，冠丧服也）而奉主车。
郑玄曰：“师，所谓王巡守若会同，司马起师合军以从，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贾公彦曰：“大师，王亲御六军，故司马用王之太常致众，若王不亲，则司马自用大旗致之。司马当战对陈之时巡军陈，视其战功之事，知其有功无功而行赏罚也。”
臣按：王者之师非救无辜、伐有罪
译《周礼》记载：只有君王建立国家，才设立夏官司马，让他率领其下属掌管国家政务，以辅佐君王平定邦国。
郑玄说：“这是仿效夏官所设立的官职。马代表武，意思是从事武职的人。夏代表整齐万物，天子设立司马共同掌管国家政务，政令可以平定诸侯、匡正天下。”
吕祖谦说：“统率六军而称之为平定邦国，那么君王用兵的根本宗旨，只是想要平定邦国中不平之事罢了，没有其他企图，不是为了满足贪欲和愤怒而夸耀武功，这就是所谓的‘天讨’。”
臣按：《周礼》中六官的设置，都是为了辅佐君王治理邦国，天官称为‘均’，地官称为‘扰’，春官称为‘和’，秋官称为‘刑’，而夏官则称为‘平’。《大学》的道理，其最大的作用归结于平定天下，所谓‘平’，就是上下四方均齐方正。平定天下固然希望它均齐方正，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然而如果有不都这样的，必定有参差错乱、乖戾侵犯的人，有参差错乱、乖戾侵犯就不平了，所以凡是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用来均平、安抚、调和、刑罚的，都是为了平定它，其中如果有均平、安抚、调和、刑罚之后仍然不平的，然后才归属于司马。先儒说马代表武，五官所掌管的都是文事，文事有所不及，于是就用武事来治理。司马所掌管的是国家政务，政的意思是正，用来匡正人的不正，外服的诸侯、边远的夷狄，如果有不正而违背我们的治教、触犯我们的刑宪，就声讨其罪过以匡正它，匡正其不正，就是用来平定其不平。
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
郑玄说：“舆，是众人的意思。行，指军队的行列。晋国设立六军而有三个行，就是取意于此。”
贾公彦说：“这里夏官的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与其他官职不同，是因为大司马统领六军，所以特别多。”
臣按：《周礼》中五官的卿，所谓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之外，其官职名称没有以‘徒’、‘寇’命名的，而夏官大司马、小司马之外，又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以及都司马、家司马，大概是大司马及其副手掌管国家政务以平定邦国，在天子左右，总揽大纲以辅佐天子，这就是所谓的国司马、公司马，至于用来主管军赋的则称为军，主管车马的则称为舆，主管征行的则称为行，称为两、称为都、称为家则各自管理其两及都、家，其职责有大小，而其所掌管的军赋都相同，不像其他官职所掌管的各自不同，这就是它们不忌讳同名的原因吧。
大司马用九伐之法匡正邦国，欺凌弱小、侵犯寡少就削去其四旁之地，残害贤人、祸害百姓就声讨其罪过以征伐它，对内残暴、对外欺凌就将其置于空地，田野荒芜、百姓离散就削去其土地，依仗险阻、不服从就出兵侵犯其土地，杀害其亲属就匡正它，放逐或弑杀其君主就残害它，违抗命令、凌蔑王政就阻塞它，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就灭掉它。
臣按：先儒说先王时代，所分封以为诸侯的没有不是贤人的，邦国的君主怎么会有像九伐之法所匡正那样的罪恶呢？大概是先王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考虑祸患而预先防范，所以制定了九伐之法，其法虽然具备，难道会尝试使用吗？设立它只是让诸侯知道畏惧罢了。因此当时列爵分土的人，都知道九伐之法如此严厉，世袭禄位的人保住其富厚而没有苟且之意，修职守位的人致力于完善礼制而不做进取之计，所以信义显著而道德教化形成，名器稳固而风俗淳朴，这是推行百世可久的道理。
大司马，等到出兵时，大规模集结军队以执行禁令，以拯救无辜、征伐有罪。如果是大规模出征（指君王亲自出征），就掌管戒令，亲临大卜（占卜出兵吉凶），率领执事人员亲临衅主（杀牲以血涂之，指迁庙的主牌）及军器。等到集结完毕，树立太常（太常之旗），校阅军队，诛杀迟到的人。等到作战时，巡视阵势、查看战况而进行赏罚。如果军队有功，就左手拿着律（听军声者）、右手拿着钺（致杀伐者）以先导恺乐（兵乐曰恺）献于社，如果军队无功，就戴上丧冠而捧着主车。
郑玄说：“师，指君王巡守或会盟，司马起兵集结军队以跟随，用来威震天下、推行其政令。”
贾公彦说：“大师，指君王亲自统领六军，所以司马使用王室的太常集结众人，如果君王不亲自出征，则司马自己使用大旗集结。司马在作战对阵时巡视军阵，查看战功之事，知道有功无功而进行赏罚。”
臣按：王者的军队不是为了拯救无辜、征伐有罪
不轻出，盖仁者爱人，故恶人之害人，义者循理，故恶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奉一人以为君，所以安我也，必欲人人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后君人之道尽，是以人之无罪而为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为人上者必命将以救之伐之，若或人之众、势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后亲出师以救之伐之焉。
译不轻易出兵，大概是因为仁爱的人爱护百姓，所以厌恶别人伤害百姓；义理之人遵循道理，所以厌恶别人违背道理。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拥戴一个人作为君主，是为了让我们得以安宁，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安守本分、每件事都合乎道理，这样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因此，对于没有罪过却被人伤害的人，以及有罪过却违背道理行事的人，身为君主的人必定会任命将领去救援或讨伐他们；如果对方人多势众，而臣下的力量有所不及，然后才亲自出兵去救援或讨伐他们。
小司马之职，掌凡小祭祀、会同、飨射、师田、丧纪，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郑玄曰：“此下脱灭，汉兴求之不得。”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
王次点曰：“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军、宾、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藏于司马，号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小司马之职掌不悉书，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皆不备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观兵盖如此。”
臣按：先儒谓《周礼》六官之中惟小司马一官职掌不悉备，而军、舆、行三司马又徒有其官名而阙其职掌，其令贡赋则为之丘、甸、县、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数，其会卒伍则为之伍、两、军、师之名而以五起其数，其调车徒则立通、成、终、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数，同此民而易其名、异其数，何其不惮烦也？夫军旅一事也，习战谓之田，军政谓之礼，大阅谓之教，设其财于九式，离其书于《仪礼》，特阙其兵马之职，屡易其军伍之名，变化出入，使民不知，盖先王以为明民以凶器危事适以成其乖争之习，所以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为虑微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马之数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团营之设，何居？
《诗六月》之三章曰：有严（威也）有翼（敬也），共（与供同）武之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国。朱熹曰：“言将帅皆严敬以共武事也。”
臣按：先儒谓兵事莫尚于严，莫先于敬，为将必严，不严则军心不齐，为帅必敬，不敬则军事不整。严敬二字乃用师之要，夫惟将帅皆严皆敬，以共武事，此王国之所以定也。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法也）。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时大将也。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能文能武，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谢枋得曰：“汉唐而下，缙绅介胄分为两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说，不知三代将帅必文武全才，可以为万邦之法则者也。”
臣按：所谓文者附众安民之谓，非辞章藻绘也；武者戡定祸乱之谓，非膂力技能也。有抚御之才足以附众，有制胜之术足以威敌，国家得如是之人以为将帅，尚何国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为一时之用，凡其所以建立设施，端可以示法于四方而贻范于来世矣。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
胡安国曰：“按左氏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三军作舍皆自三家，公不与焉，公室益卑而鲁公之兵权悉归于季氏矣。兵权有国之司命，三纲兵政之本原，书其作舍而公孙于齐、薨于干侯，定公无正，必至之理也。”
臣按：三军之制，国家兵权所系，承之天子，传之祖宗者也。今鲁国之军，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为其君者无与焉，国非其国矣。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防微杜渐，毋使兵权为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书，五兵谓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臣按：后世设尚书掌兵政始此。
唐制，兵部尚书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凡将出征，告庙授斧钺，军不从令，大将专决，还日具上其罪。凡发兵，降敕书于尚书，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入皆不待敕，卫士番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诸蕃首领至则威仪郊导。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专掌兵戎之政，其属有四，宋以来因之，然皆为宰相之属。至我朝罢中书省及枢密院，而兵部始得以专达于上，盖专前代枢府之权，而尚书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枢密院佐天子执兵政，凡边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
林駉曰：“枢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开元，官设于永泰，权重于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详。以东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佥书、有同佥书、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译小司马的职责，掌管所有小祭祀、会盟、飨宴射礼、军事田猎、丧礼纪事，掌管这些事务如同大司马的法度。郑玄说：“此处下面脱漏了‘灭’字，汉朝兴起后寻求不得。”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
王次点说：“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仪容不进入军队，军队仪容不进入国家，《仪礼》中的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通行于天下，而军礼唯独收藏在司马手中，称为《司马法》。如果国家有军事田猎之事，县师才开始从司马那里接受法度来组织民众，小司马的职责没有全部记载，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都不常设官职，有事时才设置，他们不想让百姓观看兵事大概就是这样。”
臣按：前代儒者说《周礼》六官之中只有小司马一职的职责没有全部完备，而军、舆、行三司马又只有官名而缺少职责，他们征收贡赋则设立丘、甸、县、鄙的名称并以四为基数，他们集结卒伍则设立伍、两、军、师的名称并以五为基数，他们调配车徒则设立通、成、终、同的名称并以十为基数，同样是这些百姓却改变名称、不同基数，为什么不怕麻烦呢？军旅是一件事，习战称为田，军政称为礼，大阅兵称为教，将其财物列入九式，将其文书分散在《仪礼》中，特意缺漏兵马的职责，屡次更改军伍的名称，变化出入，让百姓不知道，大概先王认为让百姓明白凶器危事正好助长他们乖张争端的习性，所以隐藏我们的用途而不向百姓展示，是因为考虑得很细微。我祖宗不让天下人知道兵马的数量也是这个意思，近代却设有团营，这是什么道理呢？
《诗经·六月》第三章说：威严又恭敬，共同从事武事。共同从事武事，来安定王国。朱熹说：“是说将帅都威严恭敬来共同从事武事。”
臣按：前代儒者说兵事没有比威严更重要的，没有比恭敬更优先的，做将帅必须威严，不威严则军心不齐，做统帅必须恭敬，不恭敬则军事不整。威严恭敬二字是用兵的关键，只有将帅都威严都恭敬，来共同从事武事，这才是王国安定的原因。
第五章说：文武双全的尹吉甫，万邦都以此为法则。
朱熹说：“吉甫，即尹吉甫，此时的大将。没有文德无法安抚众人，没有武略无法威慑敌人，能文能武，那么万邦就以此为法则了。”
谢枋得说：“汉唐以后，文官武将分为两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说，不知道三代将帅必定是文武全才，可以作为万邦的法则。”
臣按：所谓文是指安抚众人安定百姓，不是辞章藻绘；武是指平定祸乱，不是体力技能。有抚御的才能足以安抚众人，有制胜的术数足以威慑敌人，国家得到这样的人作为将帅，还有什么国威不振而外侮敢放肆的呢？像这样不仅可以作为一时的任用，凡是他所建立施行的，确实可以示法于四方而遗留典范给后世。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废除中军。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废除中军，是使公室卑微。当初设立三军，将公室分为三份各自拥有一份，等到废除中军时，将公室分为四份，季氏选取两份，孟孙、叔孙各一份，都尽数征收而进贡给国君，三军的设立废除都出自三家，国君不参与，公室更加卑微而鲁君的兵权全部归于季氏了。兵权是国家命脉，三纲兵政的根本，记载其设立废除以及公孙逃到齐国、死在干侯，定公没有正统，是必然的道理。”
臣按：三军的制度，是国家兵权所系，承奉于天子，传于祖宗的。现在鲁国的军队，其设立废除都由臣下决定，而作为国君的不参与，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后世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防微杜渐，不要让兵权被人掌握。
魏国设置五兵尚书，五兵指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臣按：后世设立尚书掌管兵政始于此时。
唐朝制度，兵部尚书一人，侍郎二人，掌管武官选拔、地图、车马、铠甲器械的政务。其下属有四个部门，一是兵部，二是职方，三是驾部，四是库部。凡是将领出征，告祭宗庙授予斧钺，军队不服从命令，大将专断决处，回师后详细上报其罪。凡是发兵，下达敕书给尚书，尚书下发文符，释放十人、征发十匹马，军器出入都不等待敕令，卫士轮值发一人以上必须覆奏。各藩首领到来则威严仪仗在郊外引导。
臣按：唐人开始分设六部而兵部专门掌管兵戎政务，其下属有四个部门，宋朝以来沿袭它，但都是宰相的属官。到我朝罢免中书省及枢密院，而兵部才得以专达于皇上，大概是专掌前代枢府的权力，而尚书兵部的政务仍如旧。
《宋史·职官志》：枢密院辅佐天子执掌兵政，凡是边防军旅的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情关乎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
林駉说：“枢府的官职始于唐朝，名称始于开元年间，官职设于永泰年间，权重于五代，而其制度到宋朝才详细。以东府掌管文事，西府掌管武事，其官职有使、副使、佥书、同佥书、知院、同知院事。”
臣按：程颐言枢密乃虚设一大事，既三省同议，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书之职。说者谓密院与中书对立，止如参知政事与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佥书，又有所谓直学士、都承旨、检详、编修，其属皆与宰属等，兵民本一而强分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谓虚设一大事也。我朝革去枢府而专以兵政归兵部，官简而职专，事权归一而体统不紊，百年以来戎政举而武备修，有以也夫。
译臣按：程颐说枢密院是虚设的一个重大机构，既然军政大事由三省共同商议，其他事务则是有关衙门和兵部尚书的职责。有人说枢密院与中书省并列，只不过像参知政事与宰相分班掌管印信一样，并无妨害。枢密院设有使、副使、知院、同知、佥书，又有直学士、都承旨、检详、编修等职，其下属官员都与宰相的属官相当，兵民本是一体却强行分为两途，必定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如此繁杂众多，这就是所说的虚设一个重大机构。我朝废除枢密院而将兵政专门归于兵部，官员精简而职责专一，事权统一而体制不乱，百年以来军事政务得以推行而武备得以修治，是有其原因的。
仁宗至和中年，知谏院范镇言：“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欲乞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
臣按：今制与宋异，宋以三司主财、枢密主兵，今制兵部主兵而财赋钱粮则户部所掌也，兵以御寇制乱，固不可一日无者，而兵之所以为兵者，士必食粟、马必食刍，亦岂可一日无哉？是故户、兵二部必相通融以为政，掌兵者遇有调发军马必先行文户部，会计边储之有无，储蓄既备然后师旅出焉，如是，则足食足兵而军威无有不振、武备无有不修者矣。
神宗熙宁中，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言：“近命赵为安南招讨使，李宪为之副，外议皆云不自二府。”又曰：“宪所陈请多不经由二府，径批圣语下招讨使。夫王言之出，尤在谨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后遂为故事，乐便疾于一时，忘几微于后日，一启其渐寝难改，更况于边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系休戚者也，至烦莫如边镇，至重莫若将臣，而二府有不预焉，则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处矣，既不敢安其处，则同心同德之义亏矣。大臣之罢软者必曰势位已极矣，上已为之而又以力争，则获专权之咎也；大臣之不胜其任者必曰此出于圣旨，我何预哉？是与其能者为自疑之端，不才者为容身之地，积此以往，岂国家之利耶？臣欲事无巨细，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论或有异同，陛下总揽其成，断其可否而后行，庶尽帝王容下之美，大臣无诿上之咎。”
臣按：命将，国家之大事，必责成于本兵柄之大臣，使之广询博访，必得其人果可当大事者然后用之，人君于凡百司众职犹不可任其己意、用其私人，矧出师命将，人之生死所系、国之安危所关，而可以轻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惟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语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将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可专制，此所以无兵变也。”
臣按：我朝革去枢密院，设五军都督府分掌军旅，则兵权散主而无自专之患，而凡宋元以来枢密之任一归于兵部焉，所谓上下相维，文武相制，处置之善，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
以上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上）
《易系辞》：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朱熹曰：“睽乖然后威以服之。”
吴澂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远，为长兵。威天下者，示有儆备而使之畏也。”
臣按：人君为治所以威天下者武也，而武之为用以器为威，而其所以为器不一也，《易》之制器尚象而独以威天下之器而归之弧矢之利，何哉？盖男子生而有悬弧之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防微威远之具莫先焉。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过丈尺之间，惟弓矢则有百步之威，锋不待交而威已先至，折其势于未至，挫其锐于尚远，兵戎之利诚莫有先之者也。窃惟今日队伍之制以长短兵相夹持以为威，盖我朝战胜中国而得天下，其法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战中国而不可战夷狄，是何也？短兵无长用、长兵无短用故也。臣愚以为，凡今日队伍之法，宜如科举取士式，每军各执一器，如士之专一经而各经皆兼习四书，其枪刀之类乃其本经，弓矢则其四书也。孟子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中非力而能，乃由巧所致，巧者得于心而应之于手，是盖可学而能也。学斯巧，巧斯中，一人学射教成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万人，则是全队之中无非善射之士，敌在远则用弓矢之利，敌在近则用刀枪之锋，国家有十万善射之兵，内可以制盗贼、外可以制夷狄，祸乱不作而国势尊矣。
《说卦》：离为火，为甲胄，为戈兵。张栻曰
译仁宗至和年间，知谏院范镇上言：“中书省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彼此互不相通，所以财政已经枯竭而枢密院却不断增加兵力不止，百姓已经困苦而三司却征收赋税不止，中书省看到百姓困苦却不知道让枢密院减少兵力、让三司放宽赋税来救济百姓的困苦，请求让中书省、枢密院通晓军事、民政、财政的大计，与三司一起估量收支来制定国家的用度。”
臣按：现在的制度与宋代不同，宋代由三司主管财政、枢密院主管军事，现在的制度是由兵部主管军事，而财赋钱粮则由户部掌管。军队用来抵御外寇、平定内乱，固然不可一日没有，而军队之所以成为军队，士兵必须吃粮食，战马必须吃草料，这又岂可一日没有呢？因此户部、兵部两部必须相互沟通融合来施政，掌管军事的人遇到调发军马，必须先行公文给户部，核算边防储备的有无，储备既已完备然后军队才出发，像这样，那么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军威没有不振奋的，武备没有不修治的了。
神宗熙宁年间，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上言：“近来任命赵卨为安南招讨使，李宪作为副手，外面的议论都说这不是出自中书、枢密两府。”又说：“李宪所陈述请求的事项多不经过中书、枢密两府，直接批下圣旨给招讨使。皇上的诏令发出，尤其在于谨慎细微之处，起初稍微不留心，后来就变成惯例，贪图一时的便利快捷，忘记了日后的细微隐患，一旦开了头逐渐就难以改变，更何况边境的安危至关重要，而且任命大臣是为了共同承担安危、联系休戚的，最繁杂的莫过于边防重镇，最重大的莫过于将帅大臣，而中书、枢密两府不参与，那么能够胜任职责的大臣必定都会自我怀疑，不敢安心处在自己的职位上了，既然不敢安心处在自己的职位上，那么同心同德的义理就亏损了。大臣中软弱无能的人必定说权势地位已经到顶了，皇上已经做了决定而又去力争，就会获得专权的罪责；大臣中不能胜任职责的人必定说这是出自圣旨，我何必参与呢？这样对于能者来说是产生自我怀疑的缘由，对于不才者来说是容身避祸的地方，积累这样下去，难道对国家有利吗？臣希望事情无论巨细，不经过中书、枢密两府的不得施行，如果两府的议论有不同意见，陛下总揽全局，决断可否然后施行，或许能尽帝王容纳下属的美德，大臣没有推诿给皇上的罪责。”
臣按：任命将领，是国家的大事，必须责成掌管兵权的大臣，让他广泛询问、多方访求，一定要得到确实能担当大事的人然后才任用，君主对于所有百官众职尚且不可凭自己的私意、任用私人，何况出兵任命将领，关系到人的生死、国家的安危，可以轻率任用那个人吗？任用那个人尚且不可以，而又只相信他的话，让他假借皇上的话语来施行，尤其不可以。
范祖禹对哲宗说：“祖宗制定军事的法度，天下的军队根本在于枢密院，有发兵的权力而没有握兵的实权，京师的军队统辖于将帅，有握兵的实权而没有发兵的权力，上下相互牵制，不可专断，这就是没有兵变的原因。”
臣按：我朝革去了枢密院，设立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军队，那么兵权分散掌管而没有专断的祸患，而凡是宋元以来枢密院的职权一概归于兵部，所谓上下相互牵制，文官武官相互制约，处置得善，实行万代而没有弊端。
以上关于兵权
▲器械之利（上）
《易·系辞》说：把木头弯成弓，削尖木头做箭，弓矢的锋利用来威慑天下，大概是取象于《睽》卦。朱熹说：“乖离然后以威势来制服它。”
吴澂说：“弧，是木弓。兵器不单一，弓矢所及的地方远，属于长兵器。威慑天下，是显示有警戒防备而使他们畏惧。”
臣按：君主治理天下用来威慑天下的手段是武力，而武力的作用以器械为威，而用来作为器械的不止一种，《易》说制器崇尚取象，却独独把威慑天下的器械归结于弓矢的锋利，为什么呢？大概男子出生就有悬挂弓矢的礼仪，射箭是男子所从事的事情，防止细微隐患、威慑远方的器具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况且兵戎器械所及的范围不过丈尺之间，只有弓矢有百步的威势，锋刃尚未相交而威势已经先到，在敌人未到之前折其气势，在敌人尚远之时挫其锐气，兵戎的锋利确实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私下认为今天军队的建制以长短兵器相互夹持来形成威势，大概我朝战胜中原而得到天下，这种战法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可以战胜中原而不能战胜夷狄，这是什么原因呢？短兵器没有长兵器的用处、长兵器没有短兵器的用处所以如此。臣愚以为，凡是今天军队的战法，应当像科举取士那样，每个士兵各执一种兵器，就像士人专攻一经而各经都兼习四书，枪刀之类是他的本经，弓矢则是他的四书。孟子说“射得远是你的力气，射得准不是你的力气”，射得准不是靠力气就能做到的，而是由技巧所致，技巧是心得而手应，这大概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学习就会掌握技巧，掌握技巧就能射中，一个人学会射箭教会十个人，十个人教会一百个人，一百个人教会一千个人，一千个人教会一万个人，那么全队之中没有不善射的士兵，敌人在远处就用弓矢的锋利，敌人在近处就用刀枪的锋刃，国家有十万善射的士兵，对内可以制服盗贼，对外可以制服夷狄，祸乱不发生而国势就尊显了。
《说卦》说：离卦代表火，代表甲胄，代表戈兵。张栻说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而不本于阴阳者，甲胄、戈兵虽曰战陈之用，然皆有所本焉。战陈之用甲胄服于身，惟恐人之伤己，戈兵施于人，惟恐己之不伤人，其用虽有仁暴之殊，而皆取象于离明之火也。先儒谓离有甲胃戈兵之象，而《周官》司马之职列于夏官，夏者离之时也。
《书禹贡》：荆州，厥贡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箘簵飗、楛。
蔡沈曰：“杶木似樗而可为弓干。砮者，中矢镞之用。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为矢。”
臣按：《鲁语》“肃慎贡楛矢、石砮”，注：“砮，镞也。盖肃慎氏之矢以楛木为笴、以石为镞也。”由是以观，则木亦可以为笴，不但竹也；石亦可以为镞，不但铁也。
《说命》曰：惟甲胄起戎。朱熹曰：“甲胄本所以御戎，而出谋不当则反足以起戎。”蔡沈曰：“甲胄所以卫身也，轻动则有起戎之忧。”
臣按：五兵皆伤人之器也，惟甲胄乃卫人之服焉，孟子曰“函人惟恐伤人”，则是甲胄之用在人为仁欤。
《费誓》曰：鄯（缝完也）乃甲胄，敽（系之也）乃干（盾也），无敢不吊（音的，精至也）。备（具也）乃弓矢，锻（淬也）乃戈矛，砺（磨也）乃锋刃，无敢不善。
孔颖达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铠也，经典皆言甲胄，秦汉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也。▯谓穿彻之，甲绳有断绝，当使▯理穿治之。楯纷如绶而小，系纷于楯以为饰。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数备足。五十矢为束，临战则用五十矢为束。凡金为兵器，皆须锻砺，有刃之兵非但戈矛，其文互相通也。”
蔡沈曰：“甲胄所以卫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敌。先自卫而后攻人，亦其序也。”《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献兵器受而藏之。朱申曰：“兵则兑之戈、和之弓之类。”
内府掌受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谓诸侯所贽）献（谓诸侯贡物）之兵器入焉。
臣按：此天官玉府既掌王之兵器，内府又受良兵兵器入焉，则是兵器之府备于天官矣，而秋官又曰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盖玉府、内府所藏兵器之府也，职金入金锡于槁人，为兵器之府也。谓之为者，制作之谓也。
《夏官》：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郑玄曰：“甲，金之铠也。”
臣按：先儒谓《书》之《费誓》言“谷乃甲胄敽乃干，无敢不吊”，而后言“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盖甲胄与干所以自保，弓矢与矛所以讨敌，先自保而后讨敌，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后言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丧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会同亦如之。
吴澂曰：“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者，干橹之属有五等。辨其物则其用各有所宜，辨其等则其制有长短、大小也。兵输谓师旋而纳兵器也，用兵谓出给卫守也。祭祀授兵，授以朱干玉戚也。五兵，谓陈明器之五兵。车之五兵即前之五兵也，若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
吕祖谦曰：“古者藏兵于庙，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庙，归而饮至，以见不敢轻举之意，如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如郑庄公将伐许授兵于大宫、鲁公治兵、楚武王授师孑之类，此见春秋之初其制尚存。”
臣按：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与其等者，常类其聚以待授也。司戈盾（官名）掌戈盾之物而颁之。郑玄曰：“戈今之句孑戟也。”
王昭禹曰：“掌戈盾之物而颁之，谓祭祀、军旅、会同之时颁之以给用也。”
臣按：古者甸出革车一乘，凡甲、戈、盾、弓矢与夫旗物、鼓铎之属悉备焉，乡遂之官以时简其兵器，及有调发则各具之而行，官府不与知也。司兵、司戈
译臣按：天下的事物没有一样不是以阴阳为根本的。甲胄、戈矛虽然说是战阵上的用具，但也都有一定的本源。战阵中，甲胄穿在身上，是唯恐别人伤害自己；戈矛施加于人，是唯恐自己不能伤害别人。它们的用途虽然有仁爱与暴力的区别，但都取象于离卦明亮的火。先儒说离卦有甲胄、戈矛的意象，而《周礼》中司马的职官列在夏官，夏天正是离卦所主的时节。
《尚书·禹贡》说：荆州，进贡杶木、干木、栝木、柏木、砺石、砥石、石砮、丹砂，还有箘簵竹、楛木。
蔡沈说：“杶木像樗树但可以做弓干。砮，是装填在箭镞上的石头。箘簵，是竹子的名称；楛，是树木的名称，都可以用来做箭。”
臣按：《国语·鲁语》记载“肃慎进贡楛木做的箭、石做的箭镞”，注释说：“砮，就是箭镞。大概肃慎氏的箭是用楛木做箭杆、用石头做箭镞。”由此看来，木头也可以做箭杆，不只是竹子；石头也可以做箭镞，不只是铁。
《尚书·说命》说：只有甲胄会引发战争。朱熹说：“甲胄本来是用来抵御战争的，但如果谋划不当，反而足以引发战争。”蔡沈说：“甲胄是用来保卫身体的，轻率行动就有引发战争的忧患。”
臣按：五种兵器都是伤害人的器具，只有甲胄是保护人的服饰。孟子说“制作铠甲的人唯恐伤害人”，那么甲胄的用途对人来说算是仁爱吗？
《尚书·费誓》说：缝补好你们的甲胄，系好你们的盾牌，不敢不精密细致。准备好你们的弓矢，淬炼好你们的戈矛，磨砺好你们的锋刃，不敢不精良。
孔颖达说：“少康的儿子杼制作了甲。兜鍪，是头盔，经典中都称甲胄，秦汉以来才开始有铠。兜鍪的古文写作甲，用皮革制作，秦汉以来用铁制作，铠、鍪的字都从金，大概是用铁制作的。〇，指穿连，甲绳有断绝的，应当使〇理穿治它。楯纷像绶带但较小，系在盾牌上作为装饰。每百支箭为一束，十张弓一千支箭，使数量完备充足。五十支箭为一束，临战时用五十支箭为一束。凡是金属做的兵器，都需要锻打磨砺，有刃的兵器不只是戈矛，它们的文字互相通用。”
蔡沈说：“甲胄用来保卫身体，弓矢、戈矛用来战胜敌人。先自卫而后攻击敌人，这也是次序。”《周礼·天官》：玉府掌管王的兵器，凡是诸侯进献的兵器，接收后收藏起来。朱申说：“兵器则是兑地的戈、和地的弓之类。”
内府掌管接收优良的兵器和器具，以等待国家的大用，凡是四方诸侯所献的兵器都收入其中。
臣按：天官玉府既掌管王的兵器，内府又接收优良的兵器入库，那么兵器的府库就完备于天官了，而秋官又说将金锡收入制作兵器的府库，大概玉府、内府所藏的兵器府库，职金将金锡收入槁人，是制作兵器的府库。所谓“为”，是制作的意思。
《周礼·夏官》：司甲设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郑玄说：“甲，是金属做的铠甲。”
臣按：先儒说《尚书》的《费誓》说“缝补好你们的甲胄，系好你们的盾牌，不敢不精密细致”，而后说“准备好你们的弓矢，淬炼好你们的戈矛，磨砺好你们的锋刃，不敢不精良”，大概甲胄与盾牌是用来自我保护的，弓矢与戈矛是用来讨伐敌人的，先自我保护而后讨伐敌人，所以《周礼》的次序先说司甲而后说兵器。
司兵掌管五种兵器、五种盾牌，分别辨别它们的种类和等级，以等待军事行动。等到授予兵器时，遵循司马的法令来颁发，等到接收兵器归还时也这样，等到使用兵器时也这样。祭祀时授予舞者兵器，大丧时陈列五种兵器，军事时车上配备五种兵器，会盟时也是这样。
吴澂说：“五种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种盾牌是干橹之类有五个等级。辨别它们的种类，那么它们的用途各有适宜；辨别它们的等级，那么它们的形制有长短、大小之分。兵输，指军队凯旋后收纳兵器；用兵，指出给卫戍守卫。祭祀授予兵器，授予的是朱干玉戚。五兵，指陈列明器的五种兵器。车上的五兵就是前面的五种兵器，如果是步兵的五兵则没有夷矛而有弓矢。”
吕祖谦说：“古代把兵器藏在宗庙，大夫家中不藏甲胄，凡是用兵一定要从宗庙取出，回来时饮酒报捷，以显示不敢轻举妄动的意思，比如‘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也是这个意思，比如郑庄公将要讨伐许国在大宫授予兵器、鲁公治兵、楚武王授予军队孑之类，这显示春秋初期这种制度还存在。”
臣按：辨别它们的种类，是经常使兵器锋利以等待使用；辨别它们的等级，是经常分类聚集以等待授予。司戈盾掌管戈盾之类的兵器并颁发它们。郑玄说：“戈，就是现在的钩戟。”
王昭禹说：“掌管戈盾之类的兵器并颁发它们，是指在祭祀、军旅、会盟的时候颁发它们以供使用。”
臣按：古代每甸出革车一辆，凡是甲胄、戈矛、盾牌、弓矢以及旗帜、鼓铎之类都齐备，乡遂的官吏按时检阅他们的兵器，等到有调发时各自装备齐全而行，官府不过问。司兵、司戈
盾、司弓矢所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从军旅、会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兵亦如之，是卿、大夫毕事则归之也，若民兵则自藏之民间耳。秦人销锋镝，元人禁汉人持弓矢，其与周人藏兵于农，意大不侔矣。
译盾、司弓矢所掌管授予的兵器，并非授予百姓，而是授予卿、大夫用于跟随军队作战或参与会盟朝见的，所以《司兵》篇说“等到他们使用兵器时，也像这样”，意思是卿、大夫完成事务后就要将兵器归还，如果是民兵，则自行收藏在民间。秦人销毁兵器，元人禁止汉人持有弓矢，这与周人将兵器收藏于农夫之中，意图大不相同了。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
朱申曰：“六弓，谓王弓、弧弓、夹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谓夹、庾、唐、大也。八矢，谓枉矢、絜矢、杀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法，谓曲直、长短之数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守之则有人，藏之则有府，出则颁之，入则授之。｛▯服｝，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弓弩成之于阳气方和之时，故仲春献之；矢与｛▯服｝成之于阴气将坚之时，故仲秋献之。”
臣按：先儒谓中春阳气方和之时，故献弓弩；中秋阴气方坚之时，故献矢祇。盖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不违乎时之序、物之理，与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之利用于是乎出矣。
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弓六物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服｝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书其等以飨工。乘其事，试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诛赏，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
郑玄曰：“箭干谓之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谓之槁人。”
吴澂曰：“赍其工者，给市财用之直也。弓六物，其斗力强约分为上下中三等，人各有所宜。弩四物、矢八物皆分三等，盛矢之｛▯服｝亦如之。弓、弩、矢、｛▯服｝春作而秋成，故春献其胎素，及秋方献其成，书其工拙之等，降以制其享食之厚簿也。乘其事，谓计其事之成功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谓考之而善则上其食，尤善则又赏之，其否反此。”
臣按：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可见周之弓、弩、矢、祇皆造于官，其费用之工本皆受于职金，不取于民也。及其献成则书其工拙等第，为酒食以劳之，不徒劳之，而又试之，试之而良则上其禄，甚则赏之，不良则下其禄，甚则诛之，既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颁赐、入之于缮人以供王用也。
《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郑玄曰：“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给治兵及工直也。”贾公彦曰：“入兵器之府，言为者攻金之工须造作也。”
臣按：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此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则入槁人也。若夫受士之金罚、货罚于司兵者，所谓金罚者赎罪之金也，货罚者司关所谓“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是也。夫兵器之作当属于兵工而此属于刑官者，盖明犯法之人所当罚之金货以为制造兵器之用故也。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于司兵。
郑玄曰：“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官也。”
贾公彦曰：“入于司兵者，其任器多是金刀，所盗财货虽非金刃亦入司兵，给治兵刃之用。”
臣按：此可见古者造兵器不取于民而取之于盗贼之任器、赃物，后世举而行之，是亦宽民力、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记》曰：函（包容）人为甲。犀甲七属（谓上旅、下旅相属之数），兕甲（兕皮为之）六属，合甲五属。犀（犀皮为之）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削革里肉取其表合之）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容（请服者之形容），然后制（裁制）革（皮也）权（知其轻重）其上（腰以上）旅（札叶也，一叶为一札）与其下（腰以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长为之围（谓围之一匝）。凡甲，锻（锻革也）不挚（谓至熟）则不坚，已敝（谓革太熟）则挠（曲也）。凡察革之道，视其钻空，欲其惋（小孔貌）也；视其里，欲其易（无败蔑）也；视其朕（谓革至），欲其直也；櫜（衣藏甲）之，欲其约也；举而视之，欲其丰也；衣之，欲其无齘（谓如齿断）也。视其钻空而惋则革坚也，视其里而易则材更也，视其朕而直则制善也，櫜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丰则明（光耀也）也，衣之无齘则变（随人身之变利
译司弓矢掌管六弓、四弩、八矢的制度，辨别它们的名称和形制，并掌管它们的看守、收藏以及出入库。仲春时节进献弓弩，仲秋时节进献箭矢。
朱申说：“六弓，是指王弓、弧弓、夹弓、庾弓、唐弓、大弓。四弩，是指夹、庾、唐、大。八矢，是指枉矢、絜矢、杀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法，是指弯曲与笔直、长度与短度的规格。名，是用名称来命名；物，是用颜色来区分。看守它们有专人，收藏它们有府库，出库时颁发给使用者，入库时接收归藏。服，是盛放箭矢的器具，用兽皮制作。弓弩在阳气正和顺的时候制成，所以仲春进献；箭矢与服在阴气将坚硬的时候制成，所以仲秋进献。”
臣按：先代儒者说，仲春阳气正和顺，所以进献弓弩；仲秋阴气正坚硬，所以进献箭矢和服。大概四时有明确的法则，万物有成形的道理，先王用道来制造器物，不违背时序和物性，与造化之功相同。因此器物制成后既完备又精美，天下的实用便利就由此产生了。
槁人掌管从职金那里接受钱财来供给工匠，六种弓分为上、中、下三等，四种弩也如此；八种箭都分为三等，服也如此。春天进献未加工的原料，秋天进献制成的成品，记下它们的等级来慰劳工匠。考核他们的工作，测试他们的弓弩，根据优劣升降他们的俸禄并予以赏罚，然后将成品交给司弓矢和缮人。
郑玄说：“箭杆叫做槁，这个官职主管弓弩箭矢，所以叫做槁人。”
吴澂说：“赍其工，是供给市场财用的价值。六种弓，其拉力强弱大约分为上、中、下三等，人各有所适宜。四种弩、八种箭都分为三等，盛箭的服也如此。弓、弩、箭、服春天制作秋天完成，所以春天进献其胎素，到秋天才进献其成品，记下其工拙的等级，用来规定慰劳酒食的厚薄。乘其事，是计算工作的完成情况。考核弓弩以升降俸禄，是说考核后好的就提高俸禄，特别好就再赏赐，不好的则相反。”
臣按：秋官职金将金锡收入制造兵器的府库，可见周朝的弓、弩、箭、服都在官府制造，其费用工本都从职金领取，不向百姓征收。等到进献成品时，记下工拙的等级，用酒食慰劳他们，不只是慰劳，还要测试，测试后精良的就提高俸禄，特别精良的就赏赐，不精良的就降低俸禄，特别差的就惩罚，既考核了功效，就交给司弓矢等待颁发赏赐，交给缮人供君王使用。
《秋官》：职金将金锡收入制造兵器的府库，掌管接受士人的金罚、货罚，收入司兵。
郑玄说：“制造兵器的，是攻金的六种工匠。收入司兵，是供给治理兵器及工匠的费用。”贾公彦说：“收入兵器府库，是说制造者攻金的工匠需要制作。”
臣按：槁人掌管从职金接受钱财来供给工匠，这里将金锡收入制造兵器的府库，就是收入槁人。至于从司兵接受士人的金罚、货罚，所谓金罚是赎罪的金子，货罚是司关所说的“凡货物不出关的没收其货物”那样。兵器制作本应属于兵工，这里却属于刑官，大概是明确犯法之人所应罚没的金货用来制造兵器。
司厉掌管盗贼的作案工具、赃物，辨别它们的物品，都有数量，估价后张贴公布，收入司兵。
郑玄说：“任器、货贿，是指盗贼用来伤人的兵器及所盗财物。收入司兵，就像现在伤杀人所用的兵器、盗贼赃物加责没入官府那样。”
贾公彦说：“收入司兵，那些作案工具多是金属刀具，所盗财货虽非金刃也收入司兵，供给治理兵刃之用。”
臣按：这可见古代制造兵器不向百姓征收，而是取自盗贼的作案工具、赃物，后世如果推行这种做法，也是宽减民力、充足兵用的一种辅助。
《考工记》说：函人制作甲胄。犀甲七属（指上旅、下旅相连接的层数），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命百年，兕甲寿命二百年，合甲寿命三百年。凡制作甲胄，必须先确定穿着者的体形，然后裁制皮革，称量其轻重，其上旅（腰以上）与下旅（腰以下）的重量相当，以其长度作为围度（指围一圈）。凡甲胄，皮革锻打不熟则不坚固，太熟则弯曲。凡观察皮革的方法，看它的钻孔，希望它细小；看它的内里，希望它平整无破损；看它的接缝，希望它笔直；装入甲衣中，希望它紧束；举起观看，希望它光亮；穿着它，希望它没有如齿断般的棱角。看钻孔细小则皮革坚固，看内里平整则材料更替良好，看接缝笔直则制作精良，装入甲衣紧束则周全，举起光亮则鲜明，穿着无棱角则随人身变化而便利。
）也。
臣按：戎事以甲胄为主，古之言兵者多以甲胄为先，盖甲所以卫身，身必得其卫然后可以制人，苟无甲焉，则一身且无所包容矣，故制甲者古谓之函人焉。属为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续之数，一叶为一札，上古以革为甲，坚者札长故其属少，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其属多，此其所以有七属、六属、五属之异也。革坚者历久而后敝，物之久而敝如人久而死，故甲亦以寿言。先为容者，欲制为甲必因人之形长短小大而为之容，使其服之而相称，不过之而有余，不不及而不足也，既因人之身而为容，然后以之制革则无赘亏之患。上旅，腰以上为衣也；下旅，腰以下为裳也。权以知其轻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则无偏重之患。以其长为之围，从横欲周其身而已。挚之言至也凡甲必锻革为之，不挚则锻之不熟，不熟则革不坚，不坚则易坏，锻之太熟则革过耎而易曲也。若夫察视之际，其钻孔以受线缝小而不宽缓，则其革坚实而难坏可知矣；其革之里和易而不败秽，则其材历久而难敝可知矣；其革之制条直而不挠曲，则其制作之善不于是而可知乎；櫜而藏则约束而易收，举而视之丰厚而宽大，衣之于身则方正周全而无参错不齐之患，周旋而无不齐、举动而无不便，则是甲也虽极天下之铦锋利镝皆莫能伤之矣。孟子称函人为仁术，臣亦窃以谓甲胄为仁器也，盖五兵皆主于杀伤，而甲胄独专于蔽卫，谓之为仁不亦宜乎？古人于一甲之制而详悉周全如此，其慎重于战陈之际可知矣。后世之甲多用铜铁而少用革札，盖日趋简便也，金质重而易于涩绣，若用革为甲而制之、视之诚如函人之详且周焉，则其轻而坚，视铜铁之重而易于绽裂，岂不优哉？
译）啊。
臣按：军事以铠甲为主，古代谈论军事的人大多把铠甲放在首位，因为铠甲是用来保护身体的，身体必须得到保护然后才能制服敌人，如果没有铠甲，那么连自身都无法容纳保护了，所以制作铠甲的人古代称为函人。甲片分为上旅、下旅，中间都有甲片连接的数量，一片甲为一札，上古用皮革做铠甲，皮革坚硬的甲片长所以连接数少，皮革次等的甲片短所以连接数多，这就是有七属、六属、五属不同的原因。皮革坚硬的历经长久才坏，物品长久后坏就像人长久后死，所以铠甲也用寿命来说。先确定形制，想要制作铠甲必须根据人的形体长短小大来确定形制，使他穿上相称，不过分而有余，不欠缺而不足，既然根据人的身体来确定形制，然后用它来制作皮革就没有多余或缺损的弊病。上旅，腰以上为衣；下旅，腰以下为裳。用秤称量来知道轻重，使上下均衡如一，就没有偏重的弊病。根据它的长度来做围度，纵横想要包围全身罢了。挚的意思是至，凡是铠甲必须用锻打的皮革制作，不挚则锻打不熟，不熟则皮革不坚硬，不坚硬则容易坏，锻打太熟则皮革过软而容易弯曲。至于检查的时候，它的钻孔用来穿线缝合小而不宽缓，那么它的皮革坚实而难坏就可以知道了；它的皮革里层和易而不败坏污秽，那么它的材料历经长久而难坏就可以知道了；它的皮革制作条直而不弯曲，那么它的制作精良不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吗？装入甲袋收藏则约束而易于收纳，举起观看丰厚而宽大，穿在身上则方正周全而没有参差不齐的弊病，周旋而没有不整齐、举动而没有不方便，这样的铠甲即使极尽天下的锋利兵器也都不能伤害它了。孟子称函人为仁术，臣也私下认为铠甲是仁器，因为五种兵器都主于杀伤，而铠甲唯独专于蔽护，称它为仁不也适宜吗？古人在一甲的制作上如此详悉周全，他们在战阵之际的慎重就可以知道了。后世的铠甲多用铜铁而少用皮革甲片，大概是一天比一天趋向简便，金属质地重而容易生锈，如果用皮革做铠甲而制作、检查它确实像函人那样详且周，那么它轻而坚，比起铜铁的重而容易绽裂，难道不优越吗？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
凡为弓，冬折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胶、丝、漆也），寒奠（读为定）体，冰析灂（漆灂也）。冬折干则易，春液角则合（读为合），夏治筋则不烦（乱也）秋合三材则合（坚密也），寒奠体则张不流（犹移也），冰析灂则审（犹定也）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谓期年乃可用）。
郑玄曰：“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
王昭禹曰：“弓所以及远者其力在干，弓所以疾发者其势在角，角干资筋以为坚韧，以射则中深。三者得胶然后相合以为和，结而固之在丝，饰而坚之在漆。六材虽取以其时，苟其质不美则不足相资以为用，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也。夫材美工巧，不得天时则不可心为良，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时也，是故干欲坚而正固，故冬折之，于干坚之时而折之则其势和易也；角欲和而温柔，故春液之，于角和之时而渍液之则其气浃洽也；筋欲散而解缓，故夏治之，于筋散之时而治之则其理不烦乱也；胶、漆、丝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实，故秋合之，于成材之时而合之则其质不相离而相合也。至冬寒时胶坚，纳之檠中，檠弓匣也，以定其往来之体，故体已完，张之不复有流移也。又于大寒冰坚时下于檠中，析其漆灂后复纳之，则漆灂欲其不动故也。其漆之灂已环则审定，后不复鼓动也，被弦于春，俟一期之久而后可用。”
臣按：《考工记》于弓人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时，而凡折干、液角、合胶与筋用漆与丝，又莫不各有其法焉。呜呼，古者于一器之小而委曲详尽也如此，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无不效、功无不成也欤。况五兵之用，用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为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无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悬于穹苍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独言弧矢，是兵莫大于弓矢也。臣于前既言凡军伍人欲各执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盖以人之始生必悬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事之大者莫大于军旅，敌王之忾以卫国家，委质之义、尽忠之节诚莫大焉。必有所事于此，然后尽其为男子之事也。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然，况战陈乃国家安危、人命生死所系者乎，尤不可不利其器也。今制弓矢，造自州县，然地势燥湿异气、人力巧拙异能、官吏勤怠异心，往往备物以塞责，取之不以其时，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进于内帑，苟具其数，不求其良，积以岁月，质损而体变，一旦有事出以为用，多用不堪，因而误事也多矣。臣请自今以后，凡造弓州县，计其岁所当造之数，俾其具物料、工费解官，朝委有巧计臣僚专督制造，仍行下出产弓材之处，俾其取材必以时、择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傍古法，顺天之时、随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则弓无不良矣。虽然，人力有不齐，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必以斗石为量，用漆书其上，自二石以下至于六斗凡数等，仍行教阅将官，于凡军士皆较量其力之所胜著为石斗之数，散弓之日按名、如其数给之，如此，则不徒费民财而所造之弓皆有实用，器良而与人力相称，所向无有不成功者矣。
矢人为矢。鍭矢参分（谓三分之）、茀矢（“茀”当作“杀”）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兵矢、田矢五分（谓分之为五），二在前、三在后；杀（当作“茀”）矢七分（分之为七）、三在前、四在后。参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羽其一。以其笴（矢干）厚为之羽深，水之以辨（犹正也）其阴阳（浮之于水以浮沈辨之也），夹其阴阳以设其比（箭括抵弦处），夹（夹之使轻重均）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刃若羽三分之一），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刃长寸、围寸，铤（谓箭之足入橐中者）十之，重三垸（量名）。前弱则梱（低也）
译造弓的人制作弓。选取六种材料必须合乎时节，六种材料齐备后，巧匠将它们调和在一起。弓干是为了使箭射得远，弓角是为了使箭发得快，弓筋是为了使箭射得深，胶是为了使各部分调和，丝是为了使弓坚固，漆是为了使弓能经受霜露。具备了这六种材料的优良品质，然后才能制成良弓。
凡是制作弓，冬天折取弓干，春天浸泡弓角，夏天整治弓筋，秋天调和胶、丝、漆这三种材料，天寒时确定弓的形体，结冰时分析漆的凝固情况。冬天折取弓干就容易，春天浸泡弓角就能贴合，夏天整治弓筋就不会杂乱，秋天调和三种材料就能紧密，天寒时确定弓的形体，拉开弓时就不会变形，结冰时分析漆的凝固情况，就能审定漆环的定型，春天给弓装上弓弦，经过一年的时间才可以使用。
郑玄说：“取弓干在冬天，取弓角在秋天，取丝和漆在夏天。”
王昭禹说：“弓之所以能射得远，其力量在于弓干；弓之所以能迅速发射，其势头在于弓角；弓角和弓干依靠弓筋来变得坚韧，这样射箭就能射得深。这三者得到胶之后才能相互结合而调和，用丝来结扎使之坚固，用漆来装饰使之坚硬。六种材料虽然都按时节选取，但如果材质不美，就不能相互辅助发挥作用，所以具备了这六种材料的优良品质，然后才能制成良弓。材料精美、工艺巧妙，如果不顺应天时，就不能制成良弓，所以弓有六种材料，而整治它们各自都要合乎时节。因此，弓干想要坚硬而端正牢固，所以在冬天折取它，在弓干坚硬的时候折取它，那么它的势头就平和容易；弓角想要调和而柔顺，所以在春天浸泡它，在弓角调和的时候浸泡它，那么它的气息就融洽；弓筋想要分散而舒缓，所以在夏天整治它，在弓筋分散的时候整治它，那么它的纹理就不会杂乱；胶、漆、丝这三种材料想要它们成就而充实，所以在秋天调和它们，在材料成熟的时候调和它们，那么它们的质地就不会分离而相互结合。到了冬天寒冷时胶变坚硬，把它放入檠（矫正弓的器具）中，檠是弓的匣子，用来确定它往来的形体，所以形体已经完备，拉开它就不会再有流移。又在严寒冰坚时下到檠中，分析它的漆环，然后再放入檠中，这是为了让漆环想要不动的缘故。它的漆环已经圆定，就审定下来，以后不会再鼓动。在春天装上弓弦，等待满一年之后才可以使用。”
臣按：《考工记》关于造弓这一件事，选取材料各自合乎时节，而凡是折取弓干、浸泡弓角、调和胶与筋、使用漆与丝，又无不各有其方法。唉，古人在一件小器物上尚且如此委曲详尽，这就是它的器物没有不好的，而使用没有不灵验、功效没有不成功的缘故吧。何况五种兵器的使用，用来威震天下的，只有弓矢的锋利最为重要，上至天文，戈、戟、殳、矛都没有对应的星象，而只有弓矢的形象特别悬挂在苍穹之上，《易经》中“制器尚象”，在五兵之中只提到弓矢，这说明兵器没有比弓矢更大的了。臣在前面已经说过，凡是军队中的人想要各自持有一种兵器，而又都兼用弓矢，大概是因为人刚出生时必定悬挂弓矢，这是男子生下来就应做的事。事情中没有比军旅更大的，激发对敌王的愤慨以保卫国家，委身报效的道义、尽忠的节操确实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必定有所从事于此，然后才能尽到作为男子的事。虽然如此，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他的工具锋利，凡事都是这样，何况战争关乎国家安危、人命生死，尤其不能不使工具锋利啊。现在制造弓矢，由州县负责，然而地势燥湿不同、人力巧拙不同、官吏勤怠不同，往往只是备齐物品来搪塞责任，选取材料不合乎时节，制造不得其法，制造完成后送入内库，只要凑够数量，不追求优良，积累多年，材质受损而形体改变，一旦有事拿出来使用，大多不堪使用，因而误事的情况也很多了。臣请求从今以后，凡是制造弓的州县，计算它每年应当制造的数量，让它备齐物料、工费解送官府，朝廷委派有巧思的臣僚专门督造，仍然下令给出产弓材的地方，让它选取材料必须合乎时节、选择材料必须优良，而主管工匠的官员又必须依据古法，顺应天时、随顺物性、利用人的能力，这样，弓就没有不好的了。虽然如此，人力有不齐整的情况，弓矢也不可一概而论地制造，必须用斗石作为衡量标准，用漆写在上面，从二石以下直到六斗分为几个等级，仍然命令教阅将官，对所有军士都衡量他们力量所能胜任的，定为石斗的数量，分发弓的时候按照名字、根据这个数量发放，这样，就不只是浪费民财，而所制造的弓都有实用，器物优良而与人力相称，所向没有不成功的了。
造箭的人制作箭。鍭矢分为三份，茀矢（“茀”当作“杀”）分为三份，一份在前，两份在后；兵矢、田矢分为五份，两份在前，三份在后；杀矢（当作“茀”）分为七份，三份在前，四份在后。将箭长的三分之一削去，将箭长的五分之一装上羽毛。根据箭干的厚度来确定羽毛的深度，用水来辨别它的阴阳（浮在水面上以浮沉来辨别），夹住它的阴阳来设置箭括（箭尾抵弦处），夹住箭括来设置羽毛，将羽毛分为三份来设置箭头（箭头像羽毛的三分之一），那么即使有疾风也不能使它畏惧。箭头长一寸、围一寸，箭镞的柄是箭头的十倍，重三垸。前部弱则箭会低垂。
后弱则翔（回顾），中弱则纡（曲也），中强则扬（飞也）。羽丰则迟，羽杀则趮（旁掉也）。是故夹（以指夹矢）而摇（动也）之以视其丰杀之节也，挠（搦其干也）之以视其鸿（鸿即强也）杀之称也。凡相（择也）笴，欲生（谓无瑕蠹）而抟（谓图也），同抟欲重（同抟欲其材之重）同重节欲疏（同重欲其节之疏），同疏欲▯（同疏欲其缜栗而坚）。
译后部柔弱则箭身会回顾，中部柔弱则箭身会弯曲，中部强劲则箭身会上扬。羽毛丰满则飞行迟缓，羽毛稀疏则飞行旁侧飘摇。因此，用手指夹住箭矢并摇动它，来观察羽毛丰满与稀疏的节度；用手握持箭杆并弯曲它，来观察箭杆强劲与柔弱的比例是否得当。大凡挑选箭杆，希望它质地完好而无虫蛀，且形状圆整；形状圆整的，希望它材质沉重；材质沉重的，希望它的竹节稀疏；竹节稀疏的，希望它质地细密坚实。
吴澂曰：“鍭矢三分，言参订之而平者，前有铁重也。茀矢，‘茀’当为‘杀’。一在前，谓箭槁中铁茎居参分，杀一之前也。兵矢，谓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谓矰矢，二在前、三在后，铁差短小也。杀矢，‘杀’当为‘茀’。三在前、四在后，铁又差短小也。杀其一者，谓矢槁长三尺，杀其前一尺令趣镞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笴读为槁，谓矢干也。阴沈而阳浮，夹其阴阳者，弓矢比在槁两旁，弩矢比在上下。设羽于四角也，参分其羽以设其刃，谓刃二寸也。‘前弱则梱’以下，言干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也。”
臣按：古人之为矢其慎重周密如此，此所以射无不中也。五兵之用，弓矢为长，弓良而矢不合度，虽其人巧力俱全而亦不能以命中矣。观《考工记》于矢人为矢，则可见古人之学无所不该，而小物之不遗也如此，此三代盛时文事武备后世皆所不能及也。大抵矢之为矢，不出乎干羽二者而已，干之强弱则欲适其中，羽之丰杀则欲适其节，前弱则矢行而低，后弱则矢行而旋，中弱则矢行而曲，中强则矢行而起，此强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则矢重，其行必失于缓，羽太少则矢轻，其行必失于急，此丰杀之失节也。欲视其丰杀之节，宜以指夹矢而摇之，以约其轻重；欲视其鸿（强也）杀之称，宜以指挠其干而曲之，以审其强弱。其制矢既有其量，其视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之所以无不宜也。
桃氏为剑。腊（谓两刃）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
贾公彦曰：“腊谓两刃，两面各有刃也。剑脊中高，两面趋锷，锷即锋也。茎（纳于夹中者）在夹（人所握处为夹）中者，围二寸半、长五寸。”
臣按：《释名》：“剑者，捡也，所以防检非常。”是盖防身之器，项羽学之以为一人之敌者也。司剑之官而谓之桃氏，剑所以御暴除恶，以桃之为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庐人为庐器。戈（二刃）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殳（如杖无刃）长寻（八尺）有四尺，车戟（三刃）常（倍寻曰常），酋（酋之为言就也）矛（句兵）常有四尺，夷（夷之为言伤也）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
吴澂曰：“兵无过三其身者，人长八尺，与寻齐，进退之度三寻，用兵力之极也。而无已，犹曰不徒止言其大长也。夫兵莫短于戈、殳，故攻国者用之；莫长于矛、戟，故守国者用之，大要欲便于人也。”
臣按：戈、戟皆剌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击兵也，如杖而无刃。矛，句兵也，上锐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长短而取名尔。矛用以句则宜，长于戟然后有及，故酋矛长二丈、夷矛长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长为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伤也，以夷矛极长，句则有及而伤物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见于《周礼》者，司兵注“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说者谓此车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剑、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于刺而殳用以击、矛用以句。其矛之谓夷者，意即《诗小戎》之庌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义，然则又不专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车战之时，敌远则用弓矢，稍近则以矛句之，句之至则施击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剑，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后世无车战，惟用骑与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为主。今制五十军为一队，有枪、有刀、有弓矢、有盾而无古之所谓戈、戟、殳、矛与弩者，弩仅见用于广右之徭綍，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遗制也。臣惟我圣祖之得天下，其经营惟在于中国，故其制兵亦惟以中国为法。然而承平之后，中国无事，故为民害者往往在于外患，边陲之地多险阻
译吴澂说：“鍭矢的箭头占全长的三分之一，是说经过参订调整而达到平衡，因为前面有铁头很重。茀矢，‘茀’应当是‘杀’。一在前，是说箭杆中铁茎占三分之一，在杀矢的前面。兵矢，是指枉矢、絜矢，这两种箭也可以用于田猎。田矢是指矰矢，铁头占二在前、三在后，铁头稍短小。杀矢，‘杀’应当是‘茀’。铁头占三在前、四在后，铁头又稍短小。杀其一者，是说箭杆长三尺，削减前面一尺使其趋向箭头。羽其一者，羽毛长六寸。笴读作槁，指箭杆。阴沈而阳浮，夹在阴阳之间的，弓矢并排在箭杆两旁，弩矢并排在上下。在四个角设置羽毛，将羽毛分为三份来设置刃部，是指刃部长二寸。‘前弱则梱’以下，说的是箭杆和羽毛的毛病导致箭飞行不端正。”
臣按：古人制作箭矢如此慎重周密，这就是射箭没有不中的原因。五种兵器中，弓矢最为重要，弓好而箭不符合标准，即使射手技巧力量俱全，也不能命中目标。看《考工记》中关于矢人制作箭矢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古人的学问无所不包，连细微之物也不遗漏，这是三代盛世时文事武备后世都无法企及的。大抵箭矢作为箭矢，不出箭杆和羽毛这两样而已，箭杆的强弱要适中，羽毛的多少要合度，前面弱则箭飞行低，后面弱则箭飞行旋转，中间弱则箭飞行弯曲，中间强则箭飞行上扬，这是强弱失中的表现；羽毛太多则箭重，飞行必然迟缓，羽毛太少则箭轻，飞行必然急促，这是多少失度的表现。想要观察羽毛多少的合度，应当用手指夹住箭矢摇晃，以约略判断其轻重；想要观察箭杆强弱的合适，应当用手指弯曲箭杆，以审察其强弱。制作箭矢既有标准，检验箭矢又有方法，这就是器物没有不好的，使用没有不适宜的。
桃氏制作剑。剑刃宽二寸半，两侧各占一半。用剑刃的宽度作为剑茎的周长，长度加倍。
贾公彦说：“腊指两刃，两面各有刃。剑脊中间高，两面趋向剑刃，刃就是锋。茎（插入剑夹中的部分）在夹（人手握持处为夹）中的，周长二寸半、长五寸。”
臣按：《释名》说：“剑，就是检，用来防范检束非常之事。”这大概是防身的器具，项羽学习它用来对付一个人。掌管剑的官称为桃氏，剑用来抵御暴乱、消除邪恶，因为桃能辟除不祥的缘故。
庐人制作庐器。戈柄长六尺六寸，殳长八尺四尺，车戟长一常，酋矛长一常四尺，夷矛长三寻。凡是兵器不超过身高的三倍，超过三倍，就不能使用，而且不止如此，还会伤害人。所以攻国的兵器要短，守国的兵器要长。攻国的人多，行进路途远，饮食饥饿，而且经过山林险阻，所以兵器要短；守国的人少，饮食饱足，行进路途不远，而且不经过山林险阻，所以兵器要长。
吴澂说：“兵器不超过身高的三倍，人高八尺，与寻齐，进退的尺度三寻，是用兵力的极限。而无已，是说不仅仅说它太长。兵器没有比戈、殳更短的，所以攻国者使用；没有比矛、戟更长的，所以守国者使用，大抵想要便于人使用。”
臣按：戈、戟都是刺击兵器，戈两刃、戟三刃。殳，是击打兵器，像杖而没有刃。矛，是钩兵，上面尖锐而旁边弯曲。酋矛、夷矛，只是因长短而取名罢了。矛用来钩击适宜，比戟长然后才有及，所以酋矛长二丈、夷矛长二丈四尺。酋言就也，靠近而就之，夷矛以长为主而就之，所以叫酋矛；夷言伤也，因为夷矛极长，钩击则有及而伤物容易，所以叫夷矛，这是矛的区别。考古的兵器见于《周礼》的，司兵注“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说者认为这是车战的五兵，而步兵的五兵则没有夷矛而有弓矢。五兵之外，有剑、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于刺而殳用来击、矛用来钩。其矛之谓夷者，意即《诗小戎》之庌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义，然则又不专以钩，而亦用来刺也。方车战之时，敌远则用弓矢，稍近则以矛钩之，钩之至则施击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剑，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后世无车战，惟用骑与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为主。今制五十军为一队，有枪、有刀、有弓矢、有盾而无古之所谓戈、戟、殳、矛与弩者，弩仅见用于广右之徭綍，湖南苗人所用之钩刀即古人之矛遗制也。臣惟我圣祖之得天下，其经营惟在于中国，故其制兵亦惟以中国为法。然而承平之后，中国无事，故为民害者往往在于外患，边陲之地多险阻
崎岖，而吾之队伍不可以尽施，且吾器械长短相制，卒然遇敌，长兵无短用、短兵无长用，故士卒虽多而得用仅半。请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讲求其故，加用弩与矛二器以为兵用，而仍下湖广二藩选其精于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习。若夫殳之为殳，略如今俗所谓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备此一器，以击虏马之足，盖亦不减宋人用麻札刀也。考古之殳长丈二而无刃，礼书作八觚形，盖八棱也。古人用于车上，故宜长，今用于步军手执以击马足，宜与人相称；古作八棱，今宜于人手所执处为圆形，而于其半至末为四棱或加铁于棱中云。
译道路崎岖，而我的军队无法全部展开，况且我的兵器长短相互制约，突然遇到敌人，长兵器没有短兵器的用途，短兵器没有长兵器的用途，所以士兵虽然众多，但能发挥作用的只有一半。请命令文武兼备的大臣探究其中的原因，增加使用弩和矛这两种兵器作为军用，并且命令湖广两地的藩王选拔精通这两种技艺的人，派遣他们到官府，让他们进行教习。至于殳这种兵器，大致就像现在俗话所说的木棍，但应当依照古代的制度再准备这一种兵器，用来击打敌骑的马腿，这大概也不亚于宋人使用麻札刀。考证古代的殳长一丈二尺而没有刀刃，《礼书》中记载为八觚形，大概是八棱的意思。古人把它用在车上，所以适宜长一些，现在用在步兵手中拿着击打马腿，适宜与人的身高相称；古代做成八棱，现在适宜在人手握持的地方做成圆形，而在从中部到末端做成四棱，或者在棱中加上铁条。
鹥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贾公彦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张糸参幅。枉矢者，就旌旗张栻弓上亦画枉焉，以象弧星也。”
臣按：《天文志》云“觜絪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郑氏所谓枉矢，取名变星，飞行有光，今之飞矛是也，或谓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结火以射敌，考史，陈球守零陵，制为飞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欤。今火药有火箭，若仿汉人飞矛之法而傅以今之火药，使之射远而流行，是亦惊敌之一具也。
以上器械之利（上）
卷一二二
▲器械之利（下）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由（与胄同）带剑，嬴（负担）三日之粮。如淳曰：“上身一、髀禅一、胫缴一，凡三属。”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负矢而置戈其上，是盖长短之兵兼用也。
《司马法》曰：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又曰：弓矢御（句），殳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
臣按：所谓“兵不杂则不利”与夫“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古今制队伍、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数言。
《六韬》曰：陷坚陈、败强敌，以大黄、参连弩，飞凫、电景矢自副。
注曰：“飞凫，赤茎白羽，以铁为首；电影，青茎白羽，以铜为首。”
臣按：《周礼》六射之目，其二曰参连。参连云者，谓前放一矢，后放三矢，连续而去也。考《吴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从分望敌，合以参连”，《后汉书》亦云“弩射以参连为奇”。夫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已学射艺，而教以参连之法，自幼及长习熟其事，故仕而为将、不仕而为卒，无不能射者。今世古法尽废，有能射疏及远者已为奇矣，若夫参连之法，少有知者，诚能以古参连法教士卒，使当矢石之间一射而连放三矢，则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广以二千骑当胡骑四万之围，所谓大黄即《六韬》所谓大黄、参连乎？
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臣按：此汉以后赋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谓“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则前此边郡各有库、库有令以掌兵器，旧矣。然《地理志》于南阳郡宛下注“有工官、铁官”，则不独边郡有武库，而内地亦有之矣。
高祖时，萧何治未央宫，立武库以藏兵器。
臣按：《汉志》中尉属中有武库令，则是时既立武库以藏兵器，而设令以司之，属之中尉。其后光武置武库令主兵器，则以属执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属成，则传金吾入武库。魏晋一遵其制，盖始于此也。
《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更名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丞，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少府属官有若卢、考工室令丞。臣按：《汉书》注：“若卢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时，毋将隆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边吏职在御寇，赐武库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汉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农为一之时，汉之在官以兵农已分之后。”
臣按：汉自郡国至于京师皆有武备，在郡国则有库兵，或置工官，库兵以算赋为之，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于产铁之郡；在京师则有武库令，掌于中郡而天子又有若卢、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库则以大司农钱为之也。汉制财用有二，供天子杂用以少府之钱，若大司农钱非军国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为军国之备，故亦用大司农钱欤。
晁错言于文帝曰：“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
译鹥人，用弧旌和枉矢来象征弧星。
贾公彦说：“弧旌，就是弧弓，旌旗上画有弓，用来张挂参幅。枉矢，是在旌旗张挂的弓上也画有枉矢，用来象征弧星。”
臣按：《天文志》说“觜星下方有一颗星叫天矢，天狼星下方有四颗星叫天弧”，郑氏所说的枉矢，取名为变星，飞行时有光亮，就是现在的飞矛，有的也叫它兵矢、絜矢，形象相似。这两种都可以点燃火来射击敌人，考察史书，陈球守卫零陵时，制作了飞矛，它的形状大概像矛那样大吧。现在火药中有火箭，如果仿照汉人飞矛的方法而附上现在的火药，让它射得远且流行，这也是惊吓敌人的一种器具。
以上器械之利（上）
卷一二二
▲器械之利（下）
《荀子》说：魏国的武卒，穿着三层相连的铠甲，拿着十二石的弩，背着五十支箭，把戈放在箭上，戴着胄，佩带剑，携带三天的粮食。如淳说：“上身甲一件，大腿甲一件，小腿甲一件，总共三层相连。”
臣按：魏国的武卒拿着弩背着箭而把戈放在箭上，这是长短兵器兼用啊。
《司马法》说：兵器不混杂就不利。长兵器用来护卫，短兵器用来防守，太长就难以侵犯，太短就够不着。太轻就锐利，锐利就容易混乱；太重就迟钝，迟钝就不能成功。又说：弓矢用来抵御，殳矛用来防守，戈戟用来辅助。总共五种兵器各有其当，长兵器护卫短兵器，短兵器补救长兵器。交替作战就能持久，一起作战就能强大，看到敌人力量相当，这就叫两军对峙。
臣按：所谓“兵器不混杂就不利”以及“长兵器护卫短兵器，短兵器补救长兵器”，古今制定队伍、使用兵器，其方法不出这几句话。
《六韬》说：攻陷坚固的阵势、打败强大的敌人，用大黄、参连弩，飞凫、电景箭作为辅助。
注说：“飞凫，红色箭杆白色箭羽，以铁为箭头；电景，青色箭杆白色箭羽，以铜为箭头。”
臣按：《周礼》六射的项目，其中一项叫参连。参连的意思是，先放一支箭，接着放三支箭，连续射出。考察《吴越春秋》有说“射术的道理，分开瞄准敌人，合起来用参连”，《后汉书》也说“弩射以参连为奇”。古人从八岁进入小学就开始学习射艺，并且教导参连的方法，从幼年到成年习熟其事，所以做官成为将领、不做官成为士兵，没有不会射箭的。现在世上古法全部废除，有能射得疏远及远的已经算是奇特了，至于参连的方法，很少有人知道，确实能用古参连法教导士卒，使他们在矢石之间一射而连续放三支箭，那么一人就兼有三人的作用，大概李广用两千骑兵抵挡胡骑四万的包围，所谓大黄就是《六韬》所说的大黄、参连吧？
汉高祖四年，开始实行算赋，规定百姓年满十五岁到五十六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用来治理库兵车马。
臣按：这是汉代以后向百姓征税治理兵器的开始。考察史书，成帝建始元年立原河间王弟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说“北边郡库官的兵器所藏，所以设置令”，那么在此之前边郡各有库、库有令来掌管兵器，已经很久了。然而《地理志》在南阳郡宛下注“有工官、铁官”，那么不仅边郡有武库，内地也有武库了。
高祖时，萧何治理未央宫，建立武库来储藏兵器。
臣按：《汉志》中尉属官中有武库令，那么这时既建立武库来储藏兵器，又设置令来管理它，隶属于中尉。后来光武帝设置武库令主管兵器，就隶属于执金吾，考工令主管制作兵器弓弩之类完成后，就传送给金吾进入武库。魏晋完全遵循这个制度，大概开始于此。
《百官表》：中尉，秦朝官职，武帝改名为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丞，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少府属官有若卢、考工室令丞。臣按：《汉书》注：“若卢用来储藏兵器，考工室主管制作器械。”
哀帝时，毋将隆说：“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修缮制造都度支大司农的钱，边吏职责在于抵御寇敌，赐给武库兵器。”
林駉说：“周代的兵器在民间，汉代的兵器在官府；周代在民间是因为兵农合一的时候，汉代在官府是因为兵农已经分开之后。”
臣按：汉代从郡国到京师都有武备，在郡国则有库兵，或者设置工官，库兵用算赋来供给，而工官与铁官同设置在产铁的郡；在京师则有武库令，掌管于中尉而天子又有若卢、考工室来储藏兵器，来主管制作器械，都由少府主管，武库则用大司农的钱来供给。汉代财政用度有两类，供给天子杂用用少府的钱，至于大司农的钱非军国之事不得使用，兵甲的制作是为了军国之备，所以也用大司农的钱吧。
晁错对文帝说：“劲弩、长戟射得疏远及远，匈奴的弓不能抵挡；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匈奴的兵不能抵挡；材官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