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中等和下等县各三十五人，下等县二十人。州县的学生，由州县长官补充，长史主管此事。每年仲冬时节，州县的馆舍监官推举学业有成者，送往尚书省。

译臣按：郡县设立学校始于北魏献文帝时期，而学生有定额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唐朝制度，天下都督府、州、县学，学校的学生，各自根据州县的等级来确定人数，每年选拔学业有成者送往尚书省，史志中所说的由学校选拔的称为“生徒”就是这些人。我朝在府、州、县各处设立学校，府学廪膳生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至于增广生则不限制名额。圣人对于百姓，并非不想让每个人都受到教育和供养，只是形势有所不能周全，于是选择其中特别优秀的人而给予厚待，并非说一郡一邑的人才仅仅限于此，地方有大小、人口有多寡，供养的人数虽然各有定额，但教育他们则没有极限。教育并供养他们直到大成然后贡举，又有科举科目在常规贡举之外选拔人才，虽然承平日子久了，人才日益增多，应当供养的人才又不可拘泥于旧例，况且如今松江的华亭、江西的临川，人口里数多达七百，而汉中的平利、广西的恭城只有一二里，它们的学生人数却没有什么不同，请求依照唐朝制度，根据郡邑人口多少的数量来制定供养士人的名额。

阳城担任国子司业，召集众学生告诫他们说：“凡是求学的人，是为了学习忠诚与孝顺，各位学生中有长期不探望父母的吗？”第二天辞别阳城回家奉养父母的有二十人，有三年不归家侍奉父母的，被斥退。

臣按：阳城说这番话来告诫众学生，这说明唐朝没有回家省亲的命令。我朝学规，每三年一次回家省亲，规定在法令之中，一天都不允许超过期限，这说明我祖宗以孝道为训诫，是前代所不及的。我私下观察自古学制的规范，都出自主管部门的审议处置，只有我朝学规出自圣祖所制定，凡是师生之间的义理职分以及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一切禁令无不详尽周全，圣祖的心意真如日月照耀，无处不到，如雨露滋润，没有一处遗漏。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建议请求兴办学校、注重实际，于是下诏州县设立学校。当时胡瑗在苏州、湖州教学，那时正崇尚辞赋，唯独湖州学校以经义时务为主，设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选择通晓经书且有才识的人居住，治事斋的人各自专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所以天下人说湖州学校多优秀的人才，他们出来做官往往取得高第，等到治理政事多适合世用，这是因为平时讲习有素。至此下诏州县都设立学校，于是在京师建立太学，主管部门请求下诏湖州取用胡瑗的方法作为太学的法则，定为法令。

臣按：夏商周三代以后，文治首推宋朝，然而其设立学校却在第四代之后，自从开国至此将近八十年了。我圣祖在戊申年开国，第二年就下诏天下府州县设立学校，太学的设立是在未登极之前三年乙巳年。当初设立学校时，只允许存仁担任博士以专管学事，四年后提升为四品，才开始设置祭酒，立即任命存仁担任。存仁，是元朝儒者许谦的孙子，许谦继承考亭的正统学问，而存仁秉承皇上的命令来从事教育，完全宗奉朱熹的学问，学者不读六经、四书，不讲濂、洛、关、闽的学问，这就是所谓全体大用的学问。所谓治事本来就已经包含在经义之中了，当时学校之士没有不明晓经义的，明晓经义用来治理事务，凡所谓水利、边防等事都由此推演而来，宋人却将其分为两样，这是把本体和作用分为两件事，而不是圣贤的学问了。

神宗熙宁八年，下诏各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考试大义五道，选取优通者选拔派遣。元丰元年，下诏各路州学官共五十三员。

马端临说：“元丰年间，大力兴办学校，而天下有教授的只有五十三员，大概是重视师儒的官职，不肯轻易授予和滥设的缘故。所任用的人既然都是有出身的人，然而又必须考试合格后才授予，那就与进入翰林院的人同科，其选拔非常严格。”

臣按：礼记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统才尊贵，道统尊贵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祖宗以来最重视教官的选拔，往往从老儒宿学中选取，后来科举兴起，于是从乙榜举人中选取，其中有优异者破格提拔担任显要职位，所以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人人自我奋发。既然都以道自重，而一时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也都重视他们，人们既然乐于担任，无不谨身饬行以示教化，严格确立规范以进行教化，善人多而风俗美，朝廷得到人才的任用，都是由师道确立的缘故。近世师儒的职位日益轻贱，公卿藩臬略不加礼，而乙科举人多不屑于就任，于是选取岁贡之士担任，只是充数而已，所谓教法荡然无存了。臣私下认为，国家要务没有比储备贤才更急迫的，储备贤才必须先于教育和培养，代替君主施行教育和培养的是师儒的职责，其职位看似轻而实际重。从今以后应当像宋人那样慎重选拔，假如一府连同其州共有十所学校，应设教官三十五员，不分教训职名，一郡所选教官如果足以分管各学，不必备齐员额，朝廷既然遴选人才不肯轻易授予，人们得到职位以为难得，自然贵重，官职既然不多，所以供给稍足而他们也不厌恶俸禄微薄了。仍敕令主管部门申明宪纲，以

译以礼相待，让他们坐着听讲，不实行跪拜之礼，违反者以风宪官失职之罪论处。这样，教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教官得到合适的人选，学生就能充实学业；国家就能获得选拔人才的成效。这是成就世务、延续国运的基础。

译元丰二年，颁布学令，太学设置八十间斋舍，每斋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共二千四百人。每月举行一次私试，每年举行一次公试以选拔内舍生，每隔一年举行一次舍试以选拔上舍生，密封试卷、誊写副本如同贡举之法，但上舍试则由学官不参与考校。公试中，外舍生考入第一、第二等，结合其平日所记录的品行才艺，有资格者升为内舍生；内舍生考入优、平二等，结合其品行道义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分为三等，两科皆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两科皆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直接授予官职，中等免除礼部试，下等免除解试。

马端临说：“古人所说的中年考校、九年大成，是增进道德、修习学业的事情。到了汉代补充博士弟子员，则只限定通晓一经而后授予官职，唐代的方法还大致如此。到了宋代熙宁、元丰年间设立三舍法，不过是拿浮华虚饰的文章来考试，用利禄的途径来诱导他们，然而通晓经义必须达到精通一门技艺，考试文章必须经历三舍的选拔，都不是朝夕之间就能成功的，所以国家虽然没有严格法制、稽查去留，但士人内心以学业不精为耻，外受荣途可慕的诱惑，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自然不容不久。”

臣按：大学的教化，是为了聚集天下的贤才，使他们讲明经史，切磋琢磨以成就他们的器业，以供天下国家使用，而不是专门计算岁月、比较高低作为仕进的途径。三代的制度，每年入学，中年考校，必须到七年才算小成，九年才算大成，然后才任用他们。每月记录、每季考核，程颐尚且认为这是教他们争竞，何况士子还在学校之中，就立刻设立了升进的方法，比起私试，对文章分等第，其争竞更加严重，这难道是三代明伦的教化、古人大学的方法吗？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员三等高下，凡是通晓四书但未通经的，住在正义、崇志、广业堂，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的，升修道、诚心堂，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的，升率性堂。升入率性堂的才允许积分，积分的方法是，孟月试本经义，仲月试论及内科诏诰章表一篇，季月试史策及判语两篇，每次考试文理俱优给一分，理优文劣给半分，文理纰缪无分，一年内积到八分的为及格，给予出身，不及分的仍坐在堂上学习，一如科举的制度。后来这个制度不再使用，监生只计算年月先后拨出到六部诸司，经历三个月，有关部门考核其勤谨，奏送吏部附选，依次取用，此外又有写本写诰的，从中选能书写的充任，这是大学出身的资格。当他们在学校时，每月之中会讲背书都有定日，每季一次考试只分高下作为激励劝勉的方法，而与出身无关，又轮流差遣到内外诸司，使他们习练政事，半年回学，白天在各司处理事务，晚上归宿于斋舍，用岁月使他们优游，用义理使他们琢磨，用规法约束他们，在学校供给饮食则使他们习经史，在各司历练则使他们习政法，遇到大比科允许他们应试，其教法可谓本末兼举了。近年以来，因为边事兴起，所以建议者想要节省京储以备急用，开始实行依亲之例，教法稍变祖宗之旧，现在疆场无事，储蓄日充，请敕令有关部门申明旧法，以恢复祖宗养士之旧。

高宗绍兴八年，叶林上言：“光武帝起于河朔，五年而建立太学；元帝兴于江左，一年而建立太学。光武帝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而两位君主急于教养，未曾以恢复疆土、供给军饷为借口。如今中兴国祚，驻跸东南，百司庶府经营略备，如果建立太学，计算官吏、生徒的费用不过一观察使的月俸，希望谋划于大臣，咨询于宿学，尽快恢复盛典，以昌盛文治。”

臣按：太学的设立，教养生徒以供国家使用，其所关系至重，张载有言，人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国家有贤才犹如人家有子孙，所以培养他们，怎么能不加以重视呢？祖宗养贤的制度，比前代更为兴盛，各门设宣课司以收商税，全部作为供给士子的费用，设典簿以掌管钱粮，设掌馔以司饮食。其膳夫三更五点不起，有误会馔，责罚三罚，处以极刑；监丞、典簿、掌馔管吏不严，重加责罚。呜呼，圣祖草创之初，事多未备，其所以廪养多士者已如此周密，何况列圣相承，承平日久，反而养士不如草创之初，可以吗？臣请申明祖宗旧制，恢复会馔以养太学之士，这也是圣孝继志述事的大节。

程颢在朝廷上说：“治理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应当先礼，命令近侍、贤儒及百执事悉心推访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师，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

译治理国家，其教化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进而修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的品德，周旋于礼乐之间，那些诱导扶持、激励鼓舞、潜移默化、成就人才的方法都有先后次序，其关键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以至于教化成就天下，从普通乡人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那些学问品行都符合这一标准的人，作为成就德行、选拔人才、见识明达、可以进于善道的人，让他们每天接受学业，选择其中学问道德高尚的人作为太学的老师，其次让他们分别到天下的学校任教，选拔士人入学，县里将优秀者推荐给州，州里将优秀者推荐给太学，太学聚集他们进行教育，每年在朝廷上评定他们的贤良与才能，凡是选拔士人的方法，都以性情品行端正纯洁、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有廉耻心懂得礼让、通晓学业明白治国之道为标准。

译臣按：颢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正本清源的论断。国家的治理在于政事修明，政事修明在于人才众多，人才众多在于师道得人。要想师道得人，必须推举访求、延聘贤才。然而如今儒科大兴，士人乐于求取仕途，民间草泽中固然有被遗漏的贤才，但不如在学宫科目中的人多。请就现行的科贡制度来施行古代推举访求的意旨。现在的制度是从进士乙科中选取州县教职，从教职任期届满者中选拔太学的师儒，这种制度实行已久，固然难以立刻变革。今后遇到博士、助教等官员空缺，与其用人不当而滥授，不如虚设职位而由他人代理更为妥当。允许执政大臣及近侍臣僚如实保荐天下郡县的教官，确实德行学业充实完备、笃志好学、才能优良、品行端正的人，然后授予官职，不必等待其任期届满。会试所录取的人，如果文理平通，就列入乙榜，不问其意愿如何，只要年满三十岁以上的，都送往太学，让他们在堂上坐堂半年以上，在公堂考试中三次合格者，具名送交吏部，仍然留在国子监享受廪食学习，遇到空缺依次选拔任用。那些岁贡生到国子监后，如果有愿意担任教职的，免除其杂役，三次考中者送选，如同举人的例子。这样，既不失朝廷的制度，对于程颐的意旨也大致能够符合了。

程颐审阅学制，大概认为学校是礼义相先的地方，而每月让他们竞争，实在不是教养的方法，请求将考试改为课业，有所不到位的，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考定高低，削减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琐的文辞以专一委任，励行检点以厚植风化教化。

臣按：前代学制不定，屡次下令学官审阅本朝的学规，大概自建国之初就已确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改。程颐审阅学制，请求将考试改为课业，臣私下认为考试与课业两不相妨，每天让他们做课业作为常规，每季合在一起考试作为激励劝勉，恐怕不算过分，但必须像程颐所说的那样，召学生当面指点批阅，教导他们未到位的地方，又对其中违背经旨、立意索隐而说出钩棘之语的人当面晓谕，让他们改正。这样，不仅可以端正他们的习尚，也可以借此端正他们的志趣。

程颐说：“古代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选择那些可以教导的人聚集在一起，不贤的人让他们回到农田耕作。大概士人和农夫不轻易改变职业，既然入学就不从事农业，然后士人和农夫才区分开来。古代的做官的人从十五岁入大学，到四十岁才做官，这中间自然有二十五年的学习，又没有利益可图，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必须趋向善道，便从此成就德行。后世的人从孩童时期就有急切追求利益的心，怎么能向善？所以古人一定让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才安定。”

臣按：程氏这番话，看出古人教人以及为学志向专一而不分散，后世一切用利益来诱导，而学者也是因利而为学，这就是人才不如古人而治道日益趋向低下的原因。朱熹说：“小学教之以事，大学教之以理。”

臣按：所谓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孝悌忠信之类；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之所以成为忠信孝悌的原因。

朱熹《学校议》说：学校必须选拔确实有道德的人担任学官，以招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滥谬的恩典，以堵塞利诱的途径。大概古代的太学主要在于教人而借此选拔士人，所以士人前来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

又说：古代圣王设立学校以教化百姓，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百姓没有不进入其中而受学的，而他们用来教化的器具，都是根据他们天赋的本性而制定品节，以开导和劝勉他们，使他们明于心、修于身，实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广以达到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定没有不尽其本分的。等到学业既成，又兴起贤能的人安置在列位，因此在那个时候，理义休明，风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的选拔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先王学校的官员之所以是政事的根本、道德的归宿，而不可以一天废弃的原因。至于后世学校的设立，虽然有时不异于先王之时，然而老师用来教导的、弟子用来学习的，都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不再有先王的意思，因此学校的名义虽然存在而实际不施行，以至于风俗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衰微，即使是汉唐的盛世，也无法比拟三代的末期。

臣按：朱熹说“古代的太学主要在于教人而借此选拔士人，所以士人前来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臣私下认为仁义未尝不利，士人从学校升入太学，有的通过岁贡，有的通过科目，有的通过大臣之子，他们之所以游历太学，供养他们的廪食，安置他们的斋舍，以师儒朋友临之，以法制规矩约束他们，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来呢？固然是为了希求禄食爵位以供养父母、荣耀乡里，以实行自己的志向，他们的心未尝没有所利，如果没有所利，谁肯离开家乡、舍弃亲戚而从事于客游呢？只在于在上位的人如何处置罢了。为学没有比明经更大的，立身没有比忠孝更先的，有矩范以镇住他们的浮躁，有资限以抑制他们的急躁，有考校以试

译如果进用人才像这样，那么所有在学的士人都是怀着求利之心而来，我们却以道义来教导他们；他们若能践行我们所教导的道义，那么他们所追求的利也就随之获得了。这样一来，天下的士人谁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求学呢？

译朱熹《感兴诗》说：圣人掌管教化，在官学培育众多人才。依据人心本有的明训，使善的萌芽得以深深培养。天理秩序既然已经昭示陈列，人文教化也就随之展开。为何在百代之后，学术断绝，教化乖谬？众人聚居却竞相追求辞藻华丽，争着在同类中出人头地。淳朴的风气长久沦丧，纷纷扰扰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熊刚大说：“这篇论述大学的教育。大抵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末节，古人在根本处多加用心，所以设立学校教育只以天理人伦为重，在文艺方面只是余力游心罢了。后世在末节处用功，所以设立学校教育只崇尚文词辞藻，天理人伦却不曾讲明，这正是朱子深深叹息的原因。”

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大概自从上天降生百姓，就已经赋予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了，然而他们禀受的气质或许不能齐一，因此不能都认识自己本性所具有的并使之完善。一旦有聪明睿智、能尽性的人出现在其中，上天必定任命他作为亿万民众的君主和老师，让他治理并教导民众以恢复其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所以继承天意确立准则，而司徒的职掌、典乐的官职之所以设立的原因。三代兴盛时期，法度逐渐完备，然后从王宫、国都直到街巷没有不设立学校的。人生八岁，就从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等到十五岁，就从天子的嫡长子、众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优秀子弟都进入大学，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心念、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这又是学校教育中大小阶段之所以区分的原因。凭借学校设立的广泛如此，教育的方法及其次第细节的详细又如此，而且其教育的内容又都本于君主亲身践行、内心体悟之余，不需要在百姓日常生活常理之外去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的，那些学习的没有不认识到自己本性所固有、职责所应当做的，并且各自俯首尽力去做到，这就是古代盛世之所以在上治理隆盛、在下风俗美好，而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原因。

臣按：自古以来论述小学、大学的教育，没有比这更详细明确的了，由此看来，可见学校教育根源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三皇五帝以来就已经有了，不过是依据百姓本性所固有、职责所应当做的来修养并作为教育，并非本来没有这个理而强行用来引导百姓。后世不知道教育事情的重要，往往从事于政治、刑法方面，偶尔有做教育的，也是羡慕其名而没有其实，设立人作为师徒充数，聚集人作为学生徒有虚名，治道之所以不如古代，其病根实在就在这里。有志于达到三代兴盛的人，必定从建立教育开始，想要建立教育的人，必定从学校开始，恳请圣明的君主留意。

吕祖谦说：“设立学校不是为了供养士人的贫困，也不是想要聚集同类而练习文辞。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商业，凭什么可以成为士人？不是老子不是佛徒，凭什么可以成为儒者？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应当以什么为法则？仰慕圣贤，应当从什么门径进入？道德性命的道理，应当如何弄明白？治乱兴衰的缘故，应当由什么途径通达？考察古代作为得失的鉴戒，验证当今作为因循变革的适宜，这是士人应当用心的地方。自从孔子门下的高弟尚且勤勉地询问仁、询问孝、询问智、询问政，所以作为士人向老师请教，向朋友辨析，后世的士人远远不及了，倘若离群索居而遮蔽所习，那么固陋乖僻就无法自行进于道，圣人担忧这一点，著成书籍以诏告万世，通过教养渐摩使他们讲习，设立师儒的官职以监督纠正，这是开设学校的本意。”

臣按：先王开设学校的本意，吕氏已经说尽了。教育者必定知道这个然后才知道如何建立教育，学习者必定知道这个然后才知道如何为学。

以上设学校以立教（下）

卷七一

▲明道学以成教（上）

《周易·乾卦》九二爻辞：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通过询问来辨析，以宽厚来居处，以仁爱来行事。程颐说：“学聚、问辨，是增进德行；宽居、仁行，是修治功业。”

真德秀说：“乾，是天德，是圣人的事业，尚且必须通过学习来完成，学习不可停止就是这样的。九二说‘践行平常的德行，谨慎平常的言语，防止邪恶保存真诚，善化世间而不夸耀，德行广博而化育万物’，九三说‘知道到达的地方就去到达，可以参与几微之事；知道终结的地方就终结，可以保存道义’，这些都是学习的事情。”

臣按：大人之所以成为大人，是因为他们的德业盛大，学者还没有达到大人的境地，想要仰慕他们应当如何呢？也不过是增进德行、修治功业罢了。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辞立诚是用来居处功业的，通过学习来积累、通过询问来辨析，那么德行的增进就日益崇高，以宽厚来居处、以仁爱来行事，那么功业的修治就日益广博，这样那么九二大人之地也可以企望达到了。那么用功的关键什么在先呢？说就是诚罢了。忠信，就是诚。修辞以确立其诚，诚就是忠信，诚啊诚啊，它是增进德行、修治功业的根本吧？

《蒙卦》的彖辞说：蒙昧时培养正气，是圣人的功业。

程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