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四
徐几曰：“上古民淳事简，事之小大惟结绳以识之亦足以为治，至后世风俗俞薄，欺诈日生，而书契不容不作矣。书，文字也；契，合约也。言有不能记者书识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验之。”
程龙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为民生利用安身、养生送死之道已无遗憾矣，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卒归之《愊》之书契，何也？盖器利用便则巧伪生、忧患作，圣人忧之，故终之以书契之取象，其视网罟等象虽非一时之利，实万世之大利也。故结绳初易为网罟，终易为书契，圣人以定大业、断大疑悉于书契乎，观百官、治万民察诚非书契不可也。十三卦终以《愊》卦之取象，圣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书之祖，万世书契之所自出、文学之所繇宗者也，岂特一时治百官、察万民而已哉？然万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皆永赖焉，夫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圣人作为书契以垂万世之用为此而已，后世乃至用之以驾虚诞之说、纪浮夸之辞、载怪僻之事、写淫荡之情，岂圣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东西为广）轮（南北为轮）之数，辨其山（积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渎曰川）泽（水钟曰泽）、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坟（水涯曰坟）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湿曰隰）之名物。
郑玄曰：“土地之图，若今郡国舆地图。”
臣按：此即后世地志、图经之所始也。《周礼》大司徒之职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图为任，可见地官为职所以佐王安扰邦国者，虽无所不统而其最当切而先者，万民之数、九州之域、五土之名也，后世图经、地志盖原于此。国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大明志》。永乐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采摭事实，然未成书。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旧修成一书，命曰《大明一统志》，然所辑者皆沿前代之旧，载古今事迹，纪形胜、备风俗、考沿革、广见闻，前古所未有也。揆之于大司徒所掌之图则倍之矣，然所谓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数则未备焉。臣请于地图之外，依《周礼》别为一籍，凡天下两畿十三藩及府州县皆各为一图，县合于州、州合于郡、郡合于藩，总为天下图，掌于户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产、里数、户口、钱谷应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敛散，按图而考其实，粲然如指诸掌也。此成周盛时，大司徒佐王安扰邦国之首务。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郑玄曰：“志谓记也，《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系世则帝系，《世本》之属也。”
王昭禹曰：“父谓之昭，子谓之穆，父子相代谓之世，世之所出谓之系。奠系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书，小史则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国者亦各有其国之私书，所谓志者是也。志虽作于侯国而籍则掌于王官，其事之大者在奠系世、辨昭穆焉。后世封建之制废，仕者无世官、无分地，然魏晋以来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繇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繇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代以来其书散佚不传，非独无官秘阁、左户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谱牒之学者盖亦鲜矣。今制，惟勋臣、武胄有世官者，袭替之际具其宗图，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应举入官者亦一具家状，既仕之后不复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记也），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郑玄曰：“外令，王令下畿
译徐几说：“上古时期民风淳朴，事务简单，事情无论大小，只靠结绳来记录也就足以治理了。到了后世，风俗日益淡薄，欺诈行为天天产生，于是书契就不能不制作了。书，就是文字；契，就是合约。说的是言语有不能记住的，就用文字记录；事情有不能取信的，就用契券来验证。”
程龙说：“十三卦所象征的器物，凡是用来让百姓生活便利、安居乐业、养生送死的道理，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然而，治理百官、考察万民，最终归结到《夬》卦的书契，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器物便利了，巧诈虚伪就产生了，忧患也就出现了。圣人对此感到忧虑，所以最后以书契的取象作为终结。它看待网罟等取象，虽然不是一时的利益，但实际上是万世的大利。所以结绳最初被网罟取代，最终被书契取代，圣人用来确定大业、决断重大疑难，全都依靠书契吗？观察百官、治理万民、考察实情，确实非书契不可。十三卦最终以《夬》卦的取象作为终结，圣人的用意深远啊。”
臣按：这是文字书籍的始祖，是万世书契的源头、文学所遵循的根本，难道仅仅是为了当时治理百官、考察万民而已吗？然而万世之下用来治理百官、考察万民的方法，都永远依赖它。治理百官、考察万民，圣人创制书契以垂范万世之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后世却甚至用它来宣扬虚妄荒诞的学说、记载浮夸的言辞、记录怪异偏僻的事情、描写淫荡的情欲，这难道是圣人最初创制文字的本意吗？
《周礼》记载：大司徒的职责是掌管建立邦国的土地地图和人口数量，以此辅助君王安定安抚邦国。凭借天下土地的地图，周知九州地域东西为广、南北为轮的数量，辨别山（积石称为山）、林（竹木称为林）、川（水流称为川）、泽（水汇聚称为泽）、丘（土高称为丘）、陵（大土山称为陵）、坟（水边高地称为坟）、衍（低平之地称为衍）、原（高平之地称为原）、隰（低湿之地称为隰）的名称和物产。
郑玄说：“土地地图，就像现在的郡国舆地图。”
臣按：这就是后世地志、图经的开端。《周礼》中大司徒的职责首先以建立邦国的土地地图为重任，可见地官的职责用来辅助君王安定安抚邦国，虽然无所不统管，但最切近且优先的，是万民的数量、九州的疆域、五土的名称，后世的图经、地志大概源于此。本朝洪武三年，命令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编纂分类天下郡县的地理形势，附载起始末节，编成《大明志》。永乐十六年又派遣官员分赴天下采集事实，但没有完成成书。英宗皇帝于是命令儒臣依据旧稿修成一书，命名为《大明一统志》，然而所辑录的都是沿袭前代的旧例，记载古今事迹，记录形胜之地，备述风俗，考证沿革，广增见闻，这是前代所没有的。衡量大司徒所掌管的地图，其内容加倍丰富了，然而所谓建立邦国的土地、人口数量则尚未完备。臣请求在地图之外，依照《周礼》另外编制一册，凡是天下两京十三藩以及府州县，都各自绘制一图，县合并于州，州合并于郡，郡合并于藩，总汇为天下图，由户部掌管，凡是其疆域、道路、山川、物产、里程、户口、钱粮等应该具备的内容都包含其中，一旦有取舍敛散之事，按照地图考察其实情，清晰明了如同指掌。这是成周盛世时，大司徒辅助君王安定安抚邦国的首要事务。
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确立世系，辨别昭穆。
郑玄说：“志就是记载，《春秋》所说的《周志》、《国语》所说的《郑书》之类就是。系世就是帝系，《世本》之类就是。”
王昭禹说：“父亲称为昭，儿子称为穆，父子相代称为世，世系所出称为系。确立世系以知道其根本来源，辨别昭穆以知道其世代次序，凡此都有书籍记载，小史则加以确定和辨别。”
臣按：古代实行封建制度，分封土地、排列爵位，各自有分封的土地、各自有分封的百姓，而在其邦国中也各自有其国家的私书，所说的志书就是这种。志书虽然作于诸侯国，但户籍则由王室官员掌管，其中大事在于确立世系、辨别昭穆。后世封建制度废除，做官的没有世袭的官职、没有分封的土地，然而自魏晋以来，官府有簿状，家族有谱系，官府的选举必须依据簿状，家族的婚姻必须依据谱系，历代都设有图谱局，设置郎、令、史来掌管，仍然任用博通古今的儒者知晓撰谱之事。凡是百官族姓中有家状的就上报，官府加以考定详实，收藏于秘阁，副本在左户，如果私书有滥竽充数就用官籍纠正，官籍没有记载就查考私书，所以人们崇尚谱牒之学，家中收藏谱系之书。自五代以来，这些书籍散佚不传，不仅没有官方的秘阁、左户收藏，而且士大夫中能通晓谱牒之学的也很少了。现在的制度，只有勋臣、武官后代有世袭官职的，在袭替之际具报其宗图，收藏在主管部门，而文臣初次应举入官的也只具报一次家状，任职之后就不再追究了，这也是一个缺漏的典制。
外史掌管书写外令，掌管四方志书（记载），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如果用书信出使四方，就书写其命令。
郑玄说：“外令，是君王下达给畿
外也。四方之志，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三皇五帝之书，所谓三坟五典也。”
译这是外部的记载。各诸侯国的史书，就像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三皇五帝的书籍，就是所说的三坟五典。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则下以知风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书则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国曰：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者皆聚此书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类也；三皇五帝之书，即所谓三坟五典也。达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书也。今世天下郡县皆有图经、地志，藏其副于学校，而总收于礼部，藏于内阁，朝廷又颁五经四书于天下学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遗意也。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之图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则其所掌者特图而已。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则其所掌典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邦国，诸侯之国也；都鄙，邦国之采邑也。自邦国、都鄙至于蛮、夷、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数则列而计之也，要则总而计之也，利则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则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则将以兴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谓掌天下之地图而隶于司马，谨之也。战国策士每言窥周室则可以按图籍争天下，汉大将军王凤亦云《太史公书》有地形厄塞，不宜在诸侯王，然则古人图志虽司徒营之，即藏之司马，秘不得见，所以弭盗而防患也。萧何入秦，独收图籍，自汉掌之司空，浸以泄露，当时如淮南诸王皆按舆地图谋变，以此知古人之虑远矣。观此说则知古人重图籍有如此者，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者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本实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尔。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程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三坟五典之说始见于此，孔安国谓此即上世帝王遗书，则是书之来也久矣。《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此书之掌于朝廷官职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书之传于学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书存于世者惟尧、舜二典，其他如九头、五龙、摄提等十纪，其说荒诞不经，其后宋毛渐所得之《三坟》则又伪妄显然，断非古昔圣神之旧典也。孔子删《书》始于尧、舜，所以为万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万世帝王为治之大经大法无出此者矣。
《史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
译王昭禹说：“掌管四方各地的志书，是为了让下级了解风俗的趋向；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是为了让上级考察古代所施行的政教。”
臣按：孔安国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籍称为三坟，讲述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籍称为五典，讲述的是常道；九州各地的志书称为九丘，丘意为聚集，是说九州所有的土地、所生的风气、所适宜的事物都汇聚在这本书中。如今外史所掌管的四方志书，就是九丘这一类的书；三皇五帝的书籍，就是所谓的三坟五典。将这些书名传达到四方，使天下人都知道有这些书。如今世间各郡县都有图经、地志，将副本收藏在学校，而总集收录在礼部，藏于内阁，朝廷又将五经四书颁行给天下学校，让校官掌管，这也是周代官制中外史职掌的遗意。
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掌管天下的土地，辨别诸侯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及其财用，九种谷物、六种牲畜的数量要点，全面知晓它们的利害。
王昭禹说：“大司徒掌管建立邦国的土地地图，通过天下的地图了解九州地域的广狭长短，那么他所掌管的只是地图而已。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掌管天下的土地，那么他所掌管的典制不只是地图，还掌管土地本身。邦国，是诸侯的国家；都鄙，是邦国的采邑。从邦国、都鄙到蛮、夷、闽、貉、戎、狄，虽然有内外的区别，但先王的政教一视同仁，其人民聚集之处、财用产出之地、九谷生长之所、六畜繁衍之处，其数量要点不可以不辨别，其利害不可以不知晓。数，是分项计算；要，是总计计算；利，是凡是可以造福人的；害，是凡是可以祸害人的。全面知晓它们的利害，就是要兴利除害。”
臣按：先儒认为掌管天下地图而隶属于司马，是为了谨慎。战国策士常说窥探周王室就可以依据图籍争夺天下，汉代大将军王凤也说《太史公书》中有地形险要的信息，不应让诸侯王掌握，那么古人虽然由司徒营建图志，却收藏在司马处，秘密不让人看见，这是为了消除盗贼和防范祸患。萧何进入秦地，唯独收取图籍，自从汉代由司空掌管后，逐渐泄露，当时如淮南王等诸侯王都依据舆地图谋反，由此可知古人的考虑深远。看这种说法就知道古人重视图籍到了这种程度，唐代设置兵部，下属有四个部门，其中之一叫职方部，我朝沿袭了它。职方所掌管的是军事、边防的政事，而沿边的地图原本确实保存在那里，只是不像周人那样全面掌管天下的土地罢了。
《左传》记载：昭公十二年，楚子在州来狩猎，左史倚相快步走过，楚王说：“这是个好史官，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说：“伏羲开始画八卦，创造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的政教，从此文献典籍产生了。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籍称为三坟，讲述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籍称为五典，讲述的是常道。至于夏、商、周的书籍虽然教化设置不同，但雅正的诰命和深奥的意义其归宿是一致的，所以历代珍视它们作为重要的训诫。八卦的解说称为八索，是探求其义理；九州各地的志书称为九丘，丘意为聚集，是说九州所有的、土地所生的、风气所宜的，都汇聚在这本书中。”
程颐说：“所谓大道，如果是关于性与天道的学说，圣人怎么会舍弃呢？如果是讲述阴阳、四时、七政、五行的道理，也一定是至关重要的理，不像后世的繁杂末流之术，这本来就是常道，圣人不会舍弃。或许所说的伏羲、神农的书籍是后人称述当时的事，失去了其义理，比如许行所说的神农之言，以及阴阳权变、医方中称引的黄帝之说，这才是圣人舍弃它们的原因。五典既然都是常道，却又舍弃了其中三本，大概是因为上古虽然已有文字并制定法度，治理国家有迹可循得以记载，有史官来记录事情，是从尧开始的。”
臣按：三坟五典的说法始见于此，孔安国说这是上古帝王遗留的书籍，那么这些书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周礼》中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这是这些书在朝廷官职中的掌管情况；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这些书在学士、大夫中的传承情况。如今三皇五帝的书籍流传在世的只有尧、舜的两篇《典》，其他如九头、五龙、摄提等十纪，其说法荒诞不经，后来宋代毛渐所得到的《三坟》更是明显伪妄，断定不是古代圣神的旧典。孔子删定《尚书》始于尧、舜，作为万世法则的，都是日常通行的道理，万世帝王治理国家的大经大法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史记》记载：孔子的时候，周王室衰微，礼乐废弛，《诗》《书》残缺。孔子追溯三代的礼制，编次《书传》，上记载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穆公。古代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去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上采契、后稷的事迹，中述殷、周的兴盛，下至周幽王、周厉王的衰败，三百零五篇孔子都为之配乐歌唱，以求符合《韶》《武》之乐。
《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
译《雅》《颂》的音律，礼乐从此得以记述，用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孔子晚年喜爱《易经》，撰写了《彖传》《系辞》《象传》《说卦传》《文言传》。孔子用《诗》《书》、礼、乐来教导学生，弟子大概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郊外狩猎。叔孙氏的车夫商捕获了一只野兽，认为是不祥之兆。孔子看了，说：“这是麒麟。”把它取来。孔子说：“黄河不再出现河图，洛水不再出现洛书，我的理想已经无法实现了！”于是依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
孔安国曰：“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朱熹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皆传先王之旧。”
臣按：万世儒道宗于孔子，天下书籍本于六经，六经者万世经典之祖也，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继天而建极阐道以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谓崇尚之者，非谓加其封号、优其祀典、复其子孙也，明六经之文使其义之不舛，正六经之义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经之道使其言之不虚，夫然斯谓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臣按：秦无道之罪十数，如坏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类，然皆一时之事也，继其后者苟一旦兴改革起废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坠绪可寻而理也，若夫《诗》《书》、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时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为飞烟、荡为寒灰，以贻千万世无穷之恨。呜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为万世之罪人欤。
《汉书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杂也）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诸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与集同）略”（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汉藏书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书至于孔子而备，历春秋战国之世，至于嬴秦而缺。汉高祖时，战争未息，文、景时谦让未遑，武帝者出，始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书之使，命校书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辑其略焉。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繇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后世人主有志于道艺而留心于载籍者，尚当以汉世诸帝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之。
臣按：汉以来遣使求书始此。夫自秦人焚书之后，书籍散亡多矣。汉兴，始收之开献书路，置写书官、兴藏书府，稍稍复集。至成帝世，又颇散失，乃遣谒者求遗书于天下。呜呼，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难于聚而易于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谨而购访之勤，安能免于丧失哉？不幸而有所丧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兴丧为念，设法招求，遣使搜采，悬赏以购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长留天地间永为世鉴，以毋贻后时之悔，岂不韪欤？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
译孔安国说：“孔子生于周朝末年，目睹史籍文字繁杂，担心阅读者理解不一，于是制定礼乐，阐明旧有典章，删减《诗经》为三百篇，精简史书而编修《春秋》，阐释《易经》道理以摒弃八索，陈述职方以去除九丘，研讨上古典籍，断限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
朱熹说：“孔子删定《诗》《书》、制定礼乐、编修《春秋》、阐释《周易》，都是传承先王的旧制。”
臣按：万世儒家之道宗奉孔子，天下书籍本源在于六经，六经是万世经典的始祖。做学问而不以六经为本，就不是正统的学问；立言论而不以六经为祖，就不是雅正的语言；施行治理而不以六经为本，就不是良好的治理。因此，自古帝王想要继承天命、建立准则、阐发大道以治理天下，没有不崇尚孔子的。所谓崇尚，并不是指增加他的封号、优待他的祭祀典礼、恢复他子孙的爵位，而是阐明六经的文字，使其义理不出现差错；端正六经的含义，使其大道不违背常理；践行六经的大道，使其言论不空虚。这样才算是崇尚孔子。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
臣按：秦朝无道的罪状有十几条，如毁坏井田制、施行族刑、坑杀儒生、以妖言定罪等，但这些都只是一时的事。如果继任者一旦兴起改革弊政、恢复废弃制度的心意，那些弊端可以撤除，那些中断的线索可以寻找并整理。至于《诗》《书》和百家言论，都是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的微妙之处、道德文章的优美之处、行为义理事功的伟大之处、制度建置议论的详细之处，是用来阐明过去并垂示未来的，本来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而是汇聚了千百人的见解，积累了千万年的时间才完备的。秦始皇却凭一人的私欲，图一时之快，将它们付之一炬，使它们散作飞烟、化为寒灰，给千万世留下无穷的遗憾。唉，秦朝的罪行上通于天了，秦始皇、李斯之所以成为万世的罪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
《汉书·艺文志》序说：“从前孔子去世，微言绝迹；七十位弟子去世，大义乖谬。战国时期纵横家兴起，真伪纷争，诸子的言论纷然杂乱。到了秦朝对此感到忧虑，于是焚烧销毁文章，用来愚弄百姓。汉朝兴起，改变秦朝的败政，大量收集典籍，广泛开辟献书的途径。到了汉武帝时，书籍残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感叹说道：‘我对此非常怜悯。’于是建立藏书的策略，设置抄书的官员，下至诸子传说，都充实到秘府。到了汉成帝时，因为书籍多有散失，派遣谒者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勘诸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每校完一本书，刘向就条列其篇目，撮取其主旨，记录下来并上奏。恰逢刘向去世，汉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群书并上奏《七略》，所以有‘辑略’（即诸书的总要）、‘六艺略’（六艺即六经）、‘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臣按：这是前汉藏书的始末。自从唐尧、虞舜、三代的书籍到孔子时完备，经历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时残缺。汉高祖时，战争未息；文帝、景帝时，谦让不及；武帝出现，才开始开辟献书之路，建立藏书策略，设置抄书官员。到了汉成帝，又派遣求书的使者，任命校书的官员，汉哀帝又任命官员来辑录其纲要。如果不开辟献书之路，民间有书就无法上达；如果不建立藏书策略，官府有书就容易散失；想要藏书却没有抄写的人，那么流传就不多；已经抄写却没有校勘的人，那么文字就容易讹误；已经校勘了，如果不按类聚集并分列目录，那么对于检阅考究就没有头绪了。后世有志于道艺并留心于典籍的君主，还应当以汉朝各位皇帝为法则。
汉成帝河平三年，皇上因为宫中秘府藏书多有散失，派遣谒者陈农向天下寻求遗书，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勘。
臣按：汉朝以来派遣使者求书，始于此时。自从秦人焚书之后，书籍散失很多。汉朝兴起，开始收集，开辟献书之路，设置抄书官员，兴建藏书府，渐渐重新聚集。到了汉成帝时，又多有散失，于是派遣谒者向天下寻求遗书。唉，书籍存在于天下，是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的寄托，是天地古今人物义理、政治的保存，今世依靠它来了解古代，后世依靠它来了解当今。它的著述日益增多，卷帙浩繁，难以聚集而容易散失，如果不是在位者谨慎收藏并勤奋购访，怎么能免于丧失呢？不幸有所丧失，明君良臣都以此为斯文的兴衰为念，设法招求，派遣使者搜采，悬赏以购买，授官以酬谢，使其长久留在天地间永远作为世人的借鉴，以免留下后来的悔恨，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光武帝中兴，笃好文雅，汉明帝、汉章帝继承其轨范，尤其重视经术。四方博学的大儒背着书箱从远方前来的不可胜数，石室、兰台更加充实积累，又在东观及仁寿阁汇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人
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监决，如石渠故事。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译由专人掌管，并且依据《七略》来编订图书类别。汉明帝亲临三雍行礼，仪式结束后，皇帝端正地坐着亲自讲解经义，众儒生手持经书在面前提问质疑。建初年间，在白虎观大会众儒生，考证审详经义的同异，连续数月才结束，汉章帝亲自临视，以天子身份裁决，如同石渠阁讲学的旧例。起初，光武帝将典籍迁回洛阳，那些经书档案和秘府藏书装了二千多辆车子，从此以后，书籍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三倍。等到董卓迁都的时候，官吏百姓混乱不堪，从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殿、鸿都门等各处收藏的典籍文章，都被争相拆散，那些丝帛制成的图书，大的就连接起来做成车帷和伞盖，小的则缝制成口袋。等到王允收集后向西运走的仅七十多辆车，路途艰难遥远，又丢弃了一半。后来长安发生战乱，一时之间被焚烧荡尽，没有不彻底毁灭的。
臣按：此后汉书籍之始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繇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繇于民也。呜呼，书籍之在世，犹天之有日月也。天无日月，天之道废矣；世无书籍，人之事泯矣。何辜于天而往往遭焚烧之祸哉？迨夫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古书次第复出，藏之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乱，焚荡泯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晋惠之世靡有孑遗，东晋鸠聚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书目凡万五千七百四卷，齐之书目凡万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万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万七千余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臣按：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谓：“经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后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国，坟籍扫地，一厄也；王莽之末，并从焚烬，二厄也；献帝移都，西京燔荡，三厄也；晋世刘石凭陵，从而失坠，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师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隋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至，观阁斯积。”文帝纳之，使人搜讨，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臣窃以为自隋之后，唐有禄山、黄巢之乱，极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祸，极而至于至正之末，其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万事万物，祸乱之时虽或荡废，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复旧，惟所谓书籍者出于一人之心，各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虽同而其所以为言者则未必同，其间阐义理、著世变、纪事迹莫不各极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则不可复，虽复之亦非其真与全矣。是以古先圣王莫不致谨于斯，以为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爱护之，惟恐其捐失也，讲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讹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虽以偏安尚武衰乱之世，莫不知所爱重，矧重熙累洽之世、好文愿治之君哉？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玄宗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褚无量整比。寻置修书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麻纸五千番、季给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
欧阳修曰：“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
译臣按：这是后汉书籍的始末。书籍自从经过秦朝焚烧之后，本来已经不再保留先王盛世时的原貌，汉朝兴起后多方寻求，到哀帝时，刘歆总括群书编著《七略》，总共三万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的区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的不同，古书渐渐出现，不幸遭遇王莽之乱，焚烧得毫无遗留。大概秦火是有意焚烧，其祸患源于君主；汉火是无心焚烧，其祸患源于百姓。唉，书籍在世间，就像天上有日月一样。天没有日月，天的法则就废弛了；世间没有书籍，人的事理就泯灭了。书籍有什么罪过于天，却往往遭受焚烧的祸患呢？等到光武帝中兴，笃好文学，明帝、章帝继承轨范，尤其重视经术，古书依次复出，收藏在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不止一处，不幸又有董卓之乱，焚毁殆尽。魏氏取代汉朝，搜集遗亡，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合计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晋惠帝时没有剩余，东晋聚集现存的，只有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朝的书目总共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齐朝的书目总共一万八千一十卷，梁朝多到二万三千一百六卷，隋朝多到三万七千余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分派使者搜求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勘抄写完毕后，原本就归还主人。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或出现。
臣按：牛弘上表请求开辟献书之路，说：“经籍自从周朝衰微孔子删述之后共有五次灾难，秦人吞并六国，典籍扫地，这是第一次灾难；王莽末年，一并焚毁，这是第二次灾难；献帝迁都，西京焚荡，这是第三次灾难；晋朝时刘石侵凌，从而失坠，这是第四次灾难；侯景攻破梁朝，全部送到荆州，周军进入郢州，焚烧在外城，这是第五次灾难。自从孔子到现在，多次遭受五次灾难，兴盛汇集的时期，恰逢隋代。现在秘藏现存的书籍也足以阅览，但一时的典籍必须令其完备，不可以王府所没有、私家却拥有，如果广泛发布明诏，兼开购赏，那么异典必定到来，观阁于是积累。”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搜求，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或出现。臣私下认为自从隋朝之后，唐朝有安禄山、黄巢之乱，极至于五代之末，宋朝有女真、蒙古之祸，极至于至正末年，其灾难又不止五次了。大凡天下万事万物，祸乱之时虽然有时荡废，但一旦治平，都可以稍稍恢复旧观，只有所谓的书籍出于一人之心，各自成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虽然相同但其所以为言的则未必相同，其间阐发义理、著录世变、记载事迹无不各极其至，都有所取，一旦有失就不能恢复，即使恢复了也不是其真实与完整了。因此古先圣王无不对此谨慎，认为这是现在之所以知道过去、后来之所以知道现在的工具，珍藏而爱护它，惟恐其捐失，讲究而校正它，惟恐其讹舛，已有的常恐其或失，未有的惟恐其弗得，即使是偏安尚武衰乱之世，无不有所爱重，何况重熙累洽之世、好文愿治之君呢？
唐朝将书分为四类叫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没有比开元更盛的，其著录的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朝的学者自己写的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起初，隋朝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到武德初年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任秘书监，请求购买天下书，选拔五品以上子孙擅长书法的人为书手，缮写收藏在内库。玄宗任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褚无量整理。不久设置修书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都创建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接着太府每月供给麻纸五千番、每季供给墨三百三十六丸、每年供给兔一千五百皮作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序，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本有副本。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令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到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于是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
欧阳修说：“自从六经在秦朝被焚毁而在汉朝复出，其师传之道中断，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得不到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起，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略明了，然而其说法固然已经不胜其繁了，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从孔子在世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
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呜呼，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文华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
译专门研习孔子学说以驳斥异端邪说，然而诸子的学说各自形成一家之言，从前世以来都保存下来而没有断绝。王道衰微而《诗经》不再产生，《离骚》问世而擅长文辞的士人兴起，历代王朝的兴盛与衰败，文章随着时代的高低而起伏，然而其变化形态层出不穷，无法穷尽，为什么如此繁多呢。唉，六经的道理简约严正、平易正直，且天道与人道兼备，所以它越久越显明；其他作者众多，对照圣人之道有的背离有的契合，然而他们精深广博，各自穷尽自己的技艺，而怪异奇特、雄伟华丽的作品往往在其中震撼人心，这就是让好奇且博爱的人不能忘怀的原因。然而那些凋零磨灭的作品也不胜枚举，难道是因为它们华而不实，不足以流传久远吗？而那些粗俗的言论和通俗的说法却侥幸得以保存，这也是有幸运与不幸的区别吧。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臣尝谓，天下之物虽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宝，既失之皆可复得也，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旦无焉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关系岂小小哉？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储，所赖石渠、延阁之中储积之多、收藏之密、扃钥之固，藏贮者有掌固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至于浥烂散落尔。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多历年所，在内者未闻有所稽考，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其所关系非止一代一时之事而已也。伏望圣明为千万年之远图，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不胜千万世斯文之幸。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胡寅曰：“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不意五季干戈扰攘之时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于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刊焉，何患于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于此哉？”
叶梦得曰：“唐以前书籍皆写本，人以藏书为贵，精于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读诵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宋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
臣按：后世雕印书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来，学者易于得书，不必假借购求、钞写传录而得以诵习考阅，诚莫大之利也，然书肆刻本往往承讹袭舛，有误学者。乞命翰林儒臣将九经、十九史及诸儒先所著述有补于正道名教者，严加校正，字画行款必须正当归一，命工锓梓藏于国子监，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义咸来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于此又有一见，今世学校所诵读、人家所收积者皆宋以后之五经，唐以前之注疏讲学者不复习、好书者不复藏，尚幸《十三经注疏》板本尚存于福州府学，好学之士犹得以考见秦汉以来诸儒之说，臣愿特敕福建提学宪臣时加整葺，使无损失，亦存古之一事也。余如《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刻板在南监者，亦宜时为备补。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
臣按：周世宗当五代扰攘之际，尚留心文事如此，况当承平之世而经籍图书乃其祖宗所贻留者，手泽沾溉所存，忍使之散轶不全乎？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仇刊正，俾于每卷之末署其名衔，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
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龙图阁及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更《崇文总目》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葺，至是为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两朝，至仁、哲、徽、
译臣按：这是唐代一代藏书的始末。臣曾经说，天下的物品，即使是空青、水碧这类超脱世俗的奇宝，一旦失去也都可以重新得到。唯独经籍在天地间是生民的元气，记载往昔而昭示未来，不可以一天没有。如果没有了，生民就会茫然无知，如同在黑暗中行走，它所关系到的岂是小事呢？百姓之家迁徙不定，喜好风尚不一，既然不能有所收藏储备，所依赖的就是石渠阁、延阁之中储备丰富、收藏严密、锁钥坚固，藏书的人有掌固的官员，缺失遗漏的有缮写的吏员，损坏的有修补的工匠，散失的有购买访求的命令，这样才不至于受潮腐烂、散失。前代藏书之多，有达到三十七万卷的，如今内阁所藏不到十分之一，经历多年，在宫内的未曾听说有所稽查考订，在宫外的未曾听说有所购买访求，臣担心几十年之后日渐损耗，它所关系到的不止是一代一时的事而已。恳请圣明之君为千万年的长远打算，不要让后世致力于艺文的人把书籍散失的罪责归咎于我们，这是千万代斯文的幸运。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年间，招募百姓献书，献到三百卷的授予试衔，那些参加选调的官员每献一百卷减少一个选级。明宗长兴三年初，命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刻印版出售。
胡寅说：“拥有天下国家必定要用经术来教化，没想到在五代战乱纷扰的时候知道什么是首要的任务，这难道不贤明吗？然而命令国子监用木版刊行，统一文义、去除错讹，使人们不迷惑于所学，很好。颁布是可以的，出售就不对了。有人说天下学者很多，怎么能每个人都颁布给他们？回答说以监本为标准，让郡县都传刻，何必担心不够？国家无谓的耗费不可胜计，却唯独在这里吝啬吗？”
叶梦得说：“唐以前的书籍都是抄本，人们以藏书为贵，精于校对，所以往往都有善本，学者因为传录艰难，所以诵读也很精详。五代时冯道开始奏请官府雕版印行，宋淳化年间又把《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交给有关部门摹印，从此书籍刊刻的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以藏书为意，学者容易得到书，他们的诵读也因此粗疏，然而板本大多没有校正，难免有错误，世人既然都以板本为标准，而抄本日益消亡，那些错误的就不可纠正了。”
臣按：后世雕印书籍始于此时。自从有了板本以来，学者容易得到书，不必借求购买、抄写传录而得以诵读研习考阅，确实是莫大的便利，然而书肆刻本往往沿袭错误，误导学者。请求命令翰林儒臣将九经、十九史以及诸儒先所著述的有益于正道名教的书籍，严格加以校正，字画行款必须正当统一，命令工匠刻版藏在国子监，交给典籍官掌管，遇到天下板本有缺文疑义都来取正，这也是统一道德以统一文字的一个方面。然而臣对此又有一个看法，如今学校所诵读、人家所收藏的都是宋以后的五经，唐以前的注疏讲学的不再复习、爱书的人不再收藏，幸好《十三经注疏》的板本还保存在福州府学，好学之士还能得以考见秦汉以来诸儒的说法，臣希望特别敕令福建提学宪臣时常加以整修，使其没有损失，这也是保存古法的一件事。其余如《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刻版在南监的，也应当时常准备补充。
周世宗因为史馆书籍还少，锐意访求，凡是献书的人都给予优厚的赏赐来诱导招致，而民间的书传写错讹，于是选拔常参官三十人校对刊正，命令在卷末签署他们的名衔。
臣按：周世宗在五代战乱纷扰之际，尚且如此留心文事，何况在太平盛世而经籍图书是祖宗所遗留的，手泽沾溉所存，忍心让它散失不全吗？馆阁职务清闲事务简单，不参与其他事务，适宜委派他们校对刊正，让在每卷末尾签署他们的名衔，有不尽心的人以旷官的罪名治罪。
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各国，收取他们的图籍，又下诏派遣使者购买访求散失的，三馆的书稍加增益。太宗开始建立崇文院，而迁移三馆的书来充实它，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另设书库，名叫秘阁。真宗时命令三馆抄写四部书两本，放在龙图阁及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也各有书万余卷。不久王宫火灾延及崇文、秘阁，书大多烧毁，那些仅存的迁移到右掖门外，称为崇文外院，命令重写书籍，选拔官员详细覆校勘，常由参知政事一人统领。仁宗新建崇文院后，命令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照《开元四部录》编为《崇文总目》，书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改《崇文总目》为《秘书总目》，下诏购买访求士民藏书，那些有秘藏未见之书足以备观采的，仍然任命官职，并且因为三馆书多有逸遗，命令建立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招募工匠缮写。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葺，至此最为兴盛。开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接着仁、英两朝，到仁、哲、徽、
钦四朝，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译钦定四朝，统计当时的书目，共有部六千七百零五部、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等到靖康之难发生，宣和年间及馆阁所藏的图书便荡然无存，毫无遗留。高宗皇帝驻跸临安，于是在国史院的右侧设立秘书省，搜求访查散佚缺失的书籍，屡次给予献书的优厚赏赐，于是四方收藏的图书渐渐重新出现，馆阁编辑的藏书日益丰富。当时分类编排的书目，获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到宁宗时又获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比起《崇文总目》又有增加。
史臣曰：“《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升降、人心习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为也。然去古既远，苟无斯文以范防之则愈趋而愈下矣，故繇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盛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自南渡之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参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蛙裂大道、疣赘圣模，幽怪恍惚、琐碎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譬之万派归海，四渎可分，繁星丽天，五纬可识，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书之始末。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者，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
仁宗嘉祐中，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命，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
臣按：宋朝以文为治，而于书籍一事尤切用心，历世相承率加崇尚，屡下诏书搜访遗书，或给以赏或赐以官，凡可以得书者无不留意，然犹虑其或有非常之变，每卷皆有副本，分贮各所，是以真宗之时崇文秘阁之灾而犹存太清楼之储，徽宗设官提举，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其寓意深矣。我朝不专设馆阁官，凡前代所谓省、监皆归于翰林院，翰林院专设官以司经籍图书，名曰典籍，凡国家所有古今载籍皆在所掌，又于国子监设典籍一员，司凡大学所有经籍及板本之属。臣考唐人谓人之博学者曰“行秘书”，而宋人之评诗者亦曰“胸中无国子监，不可读杜诗”，而书史之有讹舛者必校正之以监本，则此二者乃自古藏贮经籍之所，我朝馆阁之职，凡前代所谓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皆不复置官，惟于翰林、太学置此官二员，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渊阁，其典籍固有所职掌，惟两京太学典籍几于虚设。臣闻永乐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夫天下书籍尽归内府，其人家所有者盖亦无多，其间多有人家所无者，今幸其犹存于此，万一有所疏失则永绝矣，可不惜哉！今幸国家无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时，忍使古昔圣贤垂世立教之言、载道为治之具传之数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变，乃至于今而泯尽，岂不贻千古之永叹哉？臣请敕内阁儒臣将南北两京文渊阁所藏书籍，凡有副本，于南京内阁及两监各分贮一本，其无者将本书发下两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钞录，给与人匠纸笔，责令各堂教官校对，不限年月，陆续付本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又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神宗元丰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集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侍制以上官毕赴。
臣按：宋有馆阁之职以司经籍图书，
译史臣说：“《易经》说‘观察天文以考察时节的变迁，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文章对世运的影响由来已久。然而，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文字增多而世道却日益衰落；秦朝焚书之后，文字增多而世教却日益兴盛，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世道的升降、人心习俗的变化导致的，不仅仅是文字的作用。然而，距离古代已经很久远了，如果没有这些文章来规范防范，就会越趋向越低下。所以，从秦朝以后，常常用文章的盛衰来推测世道的治乱。宋朝统治天下先后三百多年，考察其治化的优劣、风气的离合，虽然不足以与夏商周三代相比拟，但当时的君主急切地追求道艺，辅佐治理的大臣无不把经术作为首要任务，学士缙绅先生谈论道德性命的学问不绝于口，难道不是文质彬彬地接近周代的文治了吗？宋朝的不争气，有人认为是文章盛行的弊端，于是归咎于此，这是从功利角度而言，未必是懂道理的人的议论。自从南渡之后直到国运终结，国势艰难，军事事务每日都忙不过来，但君臣上下没有片刻不以文学为务，大到朝廷、小到民间，他们的创作、讲说、记载、赋咏动不动就形成卷帙，统计起来，有不是前代所能达到的。虽然其间有背离大道、附会圣人的瑕疵，幽怪恍惚、琐碎支离的情况在所难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好比万条河流归入大海，四渎可以分辨，繁星点缀天空，五纬可以识别，从广博中求简约，就有要领存在。”
臣按：这是宋朝一代藏书的始末。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下诏说：“国家宣扬明确的法度，扩大政治，推崇儒术，启发教化的源头，国家典章和朝廷礼仪都从振兴举荐，遗落的典籍应当务必寻访求取，眷顾经济之道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应当命令三馆依据开元四部书目查阅馆中所缺少的，详细列出其名，诏令中外购募，有以亡佚之书来献上的，达到三百卷的，应当商议甄别录用并酬谢奖赏，其余的只按卷帙的数量等级优厚赏赐，不愿意送给官府的，借给底本，抄写完毕后归还。”
仁宗嘉祐年间，下诏说：“建国之初承接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集的书仅仅才万卷。后来平定各国，先收集图籍，也曾分派使者，屡次下诏命，访求募集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余不废览观，然而比起开元年间，遗逸的书还很多。应当增加购赏以扩大献书，中外士庶都允许献上馆阁缺少的书，每卷支给绢一匹，五百卷授予文资官。”
臣按：宋朝以文治天下，而在书籍一事上尤其切用心，历代相承都加以崇尚，屡次下诏书搜访遗书，或者给予赏赐或者赐予官职，凡是能够得书的方法无不留意，然而还担心可能有非常变故，每卷都有副本，分别贮存在各处，所以真宗时崇文秘阁发生火灾而太清楼的储备还存在，徽宗设置官员提举，招募工匠缮写，一处放在宣和殿、一处放在太清楼、一处放在秘阁，其寓意深远啊。我朝不专门设置馆阁官，凡是前代所说的省、监都归于翰林院，翰林院专门设置官员以掌管经籍图书，名叫典籍，凡是国家所有的古今载籍都在其掌管之下，又在国子监设置典籍一员，掌管大学所有的经籍及板本之类。臣考察唐人称博学的人为“行秘书”，而宋人评诗也说“胸中无国子监，不可读杜诗”，而书史中有讹误的必用监本校正，那么这两者乃是自古藏贮经籍的地方，我朝馆阁的职责，凡是前代所说的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都不再设置官员，只在翰林、太学设置这两个官，现在翰林院秘藏都在文渊阁，其典籍固然有所职掌，只是两京太学典籍几乎成了虚设。臣听说永乐年间太宗皇帝开始建设北京，敕令翰林院，凡是南京文渊阁所贮存的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到有百部以上的，各取一部送京，其余都封识收贮如故，那么两京都有储书。天下书籍都归内府，人家所有的盖亦不多，其中多有人家所没有的，现在幸好它们还存于此，万一有所疏失就永远断绝了，能不珍惜吗！现在幸好国家无事，正值天子崇儒右文之时，忍心使古昔圣贤垂世立教之言、载道为治之具传承数千百年的，一旦不幸或有意外变故，以至于今天而泯灭殆尽，岂不留下千古的永叹吗？臣请求敕令内阁儒臣将南北两京文渊阁所藏的书籍，凡有副本的，在南京内阁及两监各分贮一本，没有副本的将本书发下两监，敕令祭酒、司业行取监生钞录，给予人匠纸笔，责令各堂教官校对，不限年月，陆续交付本监典籍掌管。这样，那么一书而有数本，藏贮又有不同地方，永远没有疏失的忧虑了。
神宗元丰三年改革官制，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由秘书郎主管；编集校定，纠正其脱漏错误，则由校书郎、正字主管。每年在仲夏曝晒书籍，则供给酒食费用，谏官、御史、侍制以上官员全部赴会。
臣按：宋朝有馆阁之职以掌管经籍图书，
秘书郎职掌收贮葺理，校书郎、正字职在编辑校定。今制不设馆阁，并其职于翰林院，夫以专官则无专任。臣请于典籍之外，其修撰、编修、检讨皆以编辑校定之任专委其人而责其成功，每岁三伏会官曝书如宋制，因阅其数，如此，则葺理有官而编简不至于脱误，考校有人而文义不至于讹舛，考阅有时而载籍不至于散亡矣。
译秘书郎的职责是收藏、贮存和修缮整理，校书郎、正字的职责在于编辑和校勘审定。如今的制度不设立馆阁，将这些职责合并到翰林院，既然设有专职官员却没有专门的任事。臣请求在典籍管理之外，将修撰、编修、检讨等职，都专门委任他们承担编辑校定的任务，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每年三伏天召集官员曝晒书籍，依照宋朝的制度，借此清点书籍的数量。这样，修缮整理有专人负责，书籍就不会出现散佚错误；考校审定有人负责，文辞义理就不会出现讹误错乱；定期考校阅览，典籍就不会散失亡佚了。
徽宗大观四年，秘书监何志同奏：“庆历间尝命儒臣集四库秘藏叙次为籍，名之曰《崇文总目》，其书之总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馆所藏善否相揉，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阙逸之数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采，视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许借传。”从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采，视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许借传”，盖欲将馆阁中书目录出示中外，凡目中所无有者，借传以广其藏也。此事关系甚大，非惟一时事，盖万世之事也。
以上图籍之储。臣按：人君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焉。盖以前人所以敷遗乎后者，凡历几千百年而后至于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辑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废坠放失焉，后之人推厥所繇，岂不归其咎于我之今日哉？是以圣帝明王所以继天而子民者，任万世世道之责于己，莫不以是为先务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务草创，日不暇给，而首先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是时犹未登宝位也。呜呼，大圣人所见所为自与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为圣子神孙之诒谋者至矣，践其阼而承其统者，可不思所以体其心而继述其事者乎？
卷九五
▲权量之谨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颖达曰：“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两，皆取法于律。”
蔡沈曰：“律谓十二律，六为律、六为吕，凡十二管，皆径三分有奇，空围九分，而黄钟之长九寸。既以之制乐而节声音，又以之审度而度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当作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气之管，所以作乐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长短、量多寡、称轻重所用与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于度量衡，何哉？盖以度量衡皆受法于律，于此审之，三者之法制皆与律同斯为同矣。诚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而与候气之律同出于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圣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圣人不徒因律而作乐而用之于郊庙、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为造作、出纳、交易之则焉。其作于上也有常制，其颁于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与上之所颁者不同，则上取于下者当短者或长、当少者或多、当轻者或重，下输于上者当长者或短、当多者或少、当重者或轻，下亏于民，上损于官，操执者有增减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监守出纳者有侵克赔偿之患，其所关系盖亦不小也。是虽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为治尚不之遗，而况后世民伪日滋之时乎？乞敕所司，每正岁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权衡，使凡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样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验，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遗也）厥子孙。关（通也）石和（平也）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则，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为石，三十斤为钧，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折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为
译宋徽宗大观四年，秘书监何志同上奏说：“庆历年间曾命令儒臣汇集四库秘藏，编次成目录，命名为《崇文总目》，其中书籍总数共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如今一馆所藏的书籍好坏混杂，号称全本的不过两万多卷，而残缺不全、散佚缺失的数量也差不多，应当趁现在有所搜求采集，查看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是否有其他异书，都允许借抄传写。”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臣按：何志同说“趁现在有所搜求采集，查看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是否有其他异书，都允许借抄传写”，大概是想要将馆阁中的书籍目录出示给朝廷内外，凡是目录中没有的，通过借抄传写来扩充馆藏。这件事关系重大，不仅仅是一时之事，而是万世之事。
以上讲图籍的储备。臣按：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不止一种，但都是一世一时之事，只有所谓的经籍图书才是万年百世之事。因为前人用来传给后人的，历经几千百年才传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加以修辑整理，使其在我们今天废弃散失，后人推究其缘由，难道不会把罪责归咎于我们今天的作为吗？因此圣明的帝王秉承天命养育百姓，将万世道统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没有不把这作为首要任务的。我太祖高皇帝在开创基业之初，各种事务草创，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却在至正丙午年秋天首先寻求遗书，那时他还没有登上皇位。唉，大圣人的所见所为自然与其他帝王不同，他为圣子神孙留下的谋划到了极点，继承皇位和统绪的人，能不思考如何体察他的心意并继承他的事业吗？
卷九五
▲权量之谨
《舜典》说：统一律吕、度量衡。
孔颖达说：“律是候气的竹管，而度、量、衡三者的法制都出自于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两，都取法于律。”
蔡沈说：“律指十二律，六个为律，六个为吕，共十二根竹管，直径都三分有余，空围九分，而黄钟的长度为九寸。既用它来制作音乐以节制声音，又用它来审定尺度以度量长短，那么将黄钟的长度分为九十分，一分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用它来审定容量以衡量多少，那么黄钟竹管所能容纳的中等大小的谷黍一千二百粒为一龠，而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用它来平衡重量以称量轻重，那么黄钟一龠所容纳的一千二百粒黍，重量为十二铢，两龠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就是黄钟之所以成为万事根本的原因，诸侯之国如果有不统一的，就审察并使之统一。”
臣按：律是候气的竹管，是用来制作音乐的，而度量衡用来度量长短、衡量多少、称量轻重，所用的与律不同，但帝王时代巡守所到之处，统一律吕必定涉及度量衡，为什么呢？因为度量衡都受法于律，在这里审察，三者的法制都与律相同这才算是统一。确实因为这三者，其分寸、龠合、铢两都起源于黄钟，与候气的律同出一源，按照律本来可以制定度量衡，而考察度量衡也可以制定律，这是圣人制定律并涉及度量衡的本意。然而圣人不仅仅因为律而制作音乐用在郊庙、朝廷之上，又颁布给下面，使天下人用它作为制造、收支、交易的准则。上面制定的有常规制度，颁布给下面的有固定法则，如果下面所用的与上面颁布的不同，那么上面从下面征收的应当短的或许长了、应当少的或许多了、应当轻的或许重了，下面输送给上面的应当长的或许短了、应当多的或许少了、应当重的或许轻了，下面损害百姓，上面损害官府，掌管者有增减的弊端，交易者有欺诈的危害，监管收支者有侵吞赔偿的祸患，它所关系到的也实在不小。这虽然是唐虞时代民风淳朴厚道，帝王治理尚且不遗漏，何况后世民风虚伪日益滋长的时候呢？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每年正月申明旧制，从朝廷开始先校正官方的尺量、斗斛、权衡，使得凡是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允许超过标准，又在所有市场交易的地方悬挂标准样品作为百姓的范式，在京师由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员、在外由府州县官员，每月一次校勘，监察官员出巡所到之处必定命令有关部门呈验标准样品，公私所用有不合乎标准的，追究有关部门以及制造、使用之人的罪责，这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
《五子之歌》说：显明我们的祖先（禹），是万邦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留给他的子孙。关石和钧，王府都有。
蔡沈说：“典则，是治世的典章法度。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三十斤为一钧，钧与石，是五种权量中最重的。关通以显示彼此通同，没有亏损的意思；和平以显示人情两平，没有乖违争执的意思。说禹以显明的德行君临天下，典章法则留给后世的如此，至于钧石的设置，用来统一天下的轻重而建立百姓的信任，王府也有，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