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得于《益》卦之义也。
《大禹谟》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译这是符合《益》卦义理的表现。
《大禹谟》说：“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吗？令人敬畏的不是百姓吗？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呢？君主如果没有百姓，就无法守护国家。要恭敬啊，谨慎地对待你的职位，恭敬地修治那值得向往的德行，如果四海之内百姓陷入困顿穷苦，上天赐予的福禄就会永远终结。”
朱熹曰：“可爱非君乎，可畏非民乎，众非君则何所奉戴，君非民则谁与守邦。钦哉，言不可不敬也。可愿犹孟子所谓可欲，凡可愿欲者皆善也。人君当谨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愿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则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于困穷，则君之天禄一绝而不复续，岂不深可畏哉？此极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臣按：人君至尊也，小民至卑也；人君至强也，小民至弱也。君之于民，欲生则生之，欲死则死之，是可畏者莫如君也，今舜之告禹乃曰“可畏非民”，何哉？吁，人君诚知民之真可畏，则必思所以养之安之，而不敢虐之苦之，而使之至于困穷矣。夫然，则天禄之奉在人君者岂不长可保哉？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大也）祖（谓禹）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蔡沈曰：“此禹之训也。君之与民，以势而言则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则相须以安犹身体之相资以生也。故势疏则离、情亲则合，以其亲故谓之近，以其疏故谓之下，言其可亲而不可疏之也。且民者国之本，本固而后国安，本既不固，则虽强如秦、富如隋，终亦灭亡而已矣。”
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
又曰：予（五子自称）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蔡沈曰：“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三失者言所失众也，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绝，六马易惊，朽索固非可以驭马也，以喻其危惧可畏之甚，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训，言此则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结其义也。”
臣按：此章言国以民为本，君之固结民心以敬为本。人君诚能以敬存心，兢兢业业以临兆民，如以朽败欲断之索以驭夫并驾易惊之马，惟恐其索之断绝而马之惊轶，以致吾身之坠，惕然恒存此心以临乎民，必不肯非法以虐之、非礼以困之，而使之得以安其身、保其命，以遂其仰事俯育之愿，则有以固结其心而宗社奠安矣。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于晋侯，论卫人出其君曰：“良君将赏善而刑淫（明良之君赏加于善人、刑加于淫人），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空匮其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臣按：《书》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君承天之命以治天之民，知天之心甚惠爱乎民也，则必养之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则民之奉其君亦将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矣。苟以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虐而弃天地之性，岂天意哉？
哀公元年，陈逢滑对怀公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臣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矣国亦从之，无国则无君矣。国而无君，君而无身与家，人世之祸孰有大于是哉？推原所自，起于一念之不恤民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朱熹曰：“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
译朱熹说：“值得爱戴的难道不是君主吗？值得畏惧的难道不是百姓吗？百姓如果没有君主，那么他们依靠谁来拥戴？君主如果没有百姓，那么又有谁和他一起守护国家呢？‘钦哉’，是说不可不恭敬啊。‘可愿’就像孟子所说的‘可欲’，凡是值得希望、欲望的都是善的。君主应当谨慎对待自己所处的地位，恭敬地修养那些值得希望、欲望的善行，如果心中产生一丝一毫的恶念，从而危害政事，那么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的就多了。四海的百姓到了困顿贫穷的地步，那么君主的天然禄位就会一旦断绝而不再延续，这难道不是深深值得畏惧的吗？这是极力陈述安危、存亡的警戒，来深深警醒君主。”
臣按：君主是最尊贵的，百姓是最卑贱的；君主是最强大的，百姓是最虚弱的。君主对于百姓，想让他们生就让他们生，想让他们死就让他们死，值得畏惧的没有比君主更甚的了，如今舜告诫禹却说“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这是为什么呢？唉，君主如果真的知道百姓真正值得畏惧，就一定会思考如何养育他们、安抚他们，而不敢虐待他们、使他们痛苦，以至于让他们陷入困顿贫穷。像这样，那么君主所享有的天然禄位难道不是可以长久保持的吗？
《五子之歌》第一首说：伟大的祖先（指禹）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
蔡沈说：“这是禹的训诫。君主与百姓，从权势来说，尊卑的差别就像天壤那样不相当；从情理来说，互相依赖以求安宁，就像身体互相依靠以求生存一样。所以权势疏远就会离散，情理亲近就会结合，因为亲近所以称为‘近’，因为疏远所以称为‘下’，说的是可以亲近而不可以疏远。况且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然后国家安宁，根本如果不稳固，那么即使像秦国那样强大、像隋朝那样富裕，最终也不过是灭亡罢了。”
臣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这句话，是万世的君主应当写在座位旁边，铭刻在心、刻骨不忘的。
又说：我（五子自称）观察天下，愚笨的男子和妇女一旦能战胜我，一个人多次失误，怨恨难道一定要等到明显时才去防备吗？在未见端倪时就应当谋划。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作为百姓的君主，怎么能不恭敬呢？
蔡沈说：“君主失去人心就成为独夫，独夫那么愚笨的男子和妇女一旦就能战胜我了。‘三失’是说所犯的错误很多，民心怨恨背离难道要等到它显著后才去知道吗？应当在事情苗头尚未显现时就谋划应对。朽，是腐烂的意思。腐朽的绳索容易断，六匹马容易惊，腐朽的绳索本来就不能用来驾驭马，用来比喻危险恐惧到了极点，作为百姓的君主怎么能不恭敬呢？前面已经引用禹的训诫，这里则用君主自身不可依赖、百姓值得畏惧的道理来重申并总结其含义。”
臣按：这一章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君主巩固民心以恭敬为根本。君主如果真的能以恭敬存心，兢兢业业地面对亿万百姓，就像用腐朽欲断的绳索驾驭并排奔跑容易惊骇的马，只担心绳索断绝和马匹惊跑，导致自己坠落，常常怀着这种警惕的心去面对百姓，就一定不会用非法的手段虐待他们、用非礼的方式困迫他们，而是让他们能够安身保命，从而实现他们上奉养父母、下养育子女的愿望，这样就能巩固民心，使宗庙社稷安定。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立在晋侯身边，议论卫国百姓驱逐他们的君主说：“贤明的君主将奖赏善人而惩罚淫乱之人，养育百姓像养育子女，覆盖他们像天空，包容他们像大地，百姓侍奉他们的君主，爱戴他们像父母，仰视他们像日月，尊敬他们像神明，畏惧他们像雷霆，他们怎么可能被驱逐呢？君主，是神灵的主宰、百姓的希望。如果使百姓的君主陷入困境，使神灵空虚、祭祀缺乏，百姓绝望，社稷没有主宰，还要他做什么呢？”又说：“上天爱护百姓非常深切，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放肆，顺从他的淫乱而抛弃天地的好生之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臣按：《尚书》说“只有上天爱护百姓，只有君主奉行天命”，君主承受上天的命令来治理上天的百姓，知道上天的心意非常惠爱百姓，那么就一定要像养育子女那样养育他们，像天空那样覆盖他们，像大地那样包容他们，那么百姓侍奉他们的君主，也将爱戴他们像父母，仰视他们像日月，尊敬他们像神明，畏惧他们像雷霆。如果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放肆，放纵他的淫虐而抛弃天地的好生之性，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旨吗？
哀公元年，陈国的逢滑回答怀公说：“我听说国家的兴盛是因为福气，国家的灭亡是因为灾祸。国家兴盛时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小心翼翼），这是福气；国家灭亡时把百姓看作泥土草芥，这是灾祸。”
臣按：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只是因为有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了。英明圣哲的君主知道兴国的福气在于爱护百姓，就一定会减少刑罚、减轻赋税、宽缓劳役来为百姓造福，百姓享受福气就是国家享受福气。那些昏庸残暴的君主把百姓看作泥土草芥，凡是用来祸害百姓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百姓既然遭受祸害，国家也就随之灭亡，没有国家就没有君主了。国家没有君主，君主没有自身和家庭，人世的祸患哪有比这更大的呢？推究其根源，起于一念之中不体恤百姓。
孟子说：“夏桀、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了；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了；得到民心有方法，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就不要施加给他们。”
朱熹说：“百姓想要的都为他们聚集，就像聚敛财物一样，百姓厌恶的就不施加给百姓。晁错所说的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让他们生存而不伤害；人情没有不想富
，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此类之谓也。”
译（百姓）本性厌恶劳苦，三王给予丰厚的待遇而不使他们陷入困境；人情没有不想求安的，三王扶持他们而不使他们处于危险；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使其耗尽，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张栻曰：“所欲与聚非惟寿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从违无不合其公愿而后为得也。”
又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广野也）也。故为渊（深水也）驱鱼者獭（食鱼兽）也，为丛（茂林也）驱爵（与雀同）者鹯（食雀鸟）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朱熹曰：“民之所以归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张栻曰：“秦为汉驱，隋为唐驱。季世之君肆于民上，施施然自以为安，而不知其为人驱，哀哉！”
臣按：民心莫不有所欲，亦莫不有所恶，于所欲者则趋之，于所恶者则避之。人君知民之所欲者在仁则施仁之政以来之，所恶者在不仁则凡不仁之政一切不施焉。去其不仁而所施者无非仁，则有以得民之心，而民之归之不啻如水就下、兽走圹矣。苟为不然，反其好恶之常，民心所欲者则不之施，而所施者皆其所不欲者也，如此，则失民之心矣。既失民心，民是以视其欲之所在而趋就之，则是吾为之驱之也。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尚鉴诸此，其无为人驱民哉。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
朱熹曰：“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
张栻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势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轻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贵、社稷次之而己不与焉，则必兢兢业业不敢自恃，惟惧其失之也，则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暗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骄亢自居，民虽迫于势而惮之，然其心日离，民心离之，是天命去之矣。”
臣按：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所谓得民者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得其心也。得其土地生齿而不得其心，犹不得也。
晁错言于汉文帝曰：“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臣按：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无民则无君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凶年饥岁无以养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从而厚征重敛，不时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则民怨怼而生背畔之心，不为君有矣。民不为君有，君何所凭借以为君哉？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务民于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间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以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
和帝时，鲁恭上疏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臣按：鲁恭谓爱民者必有天报，则害民者必有天殃可知矣。
唐太宗时，马周上疏曰：“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观自古百姓愁怨，国未有不亡者，人主当修之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
臣按：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贞观之世极盛之时也，马周犹欲其修于可修之时而无悔于既失之后，况君非太宗而时不及贞观，乃坐视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动心，可乎？
陈子昂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天下乱矣。”
臣按：子昂此言警切痛至，人主之于百姓要必使之皆乐其生而重其死，则祸乱无从作矣。然则所以使之乐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圆颅方趾之民莫不爱其身体气力也、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莫不爱其田庐赀产也，上之人不以兴作疲其筋力、不以
译张栻说：“百姓所渴望的聚集，不仅仅是寿命长久、财富丰足、安逸舒适就能满足其心愿，而是任用或舍弃、顺从或违抗，没有不符合他们公共同愿的，这才算是得到了民心。”
他又说：“百姓归向仁德，就像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把鱼赶到深渊里的是水獭，把鸟赶到丛林里的是鹯鸟，把百姓赶到商汤和周武王那里的是夏桀和商纣。”
朱熹说：“百姓之所以归向这里，是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里；百姓之所以离开这里，是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那里，而所畏惧的东西在这里。”
张栻说：“秦朝为汉朝驱赶百姓，隋朝为唐朝驱赶百姓。末世的君主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洋洋自得地自以为安稳，却不知道自己在为别人驱赶百姓，可悲啊！”
臣按：民心没有不有所渴望的，也没有不有所厌恶的，对于所渴望的就趋向它，对于所厌恶的就躲避它。君主知道百姓所渴望的是仁政，就施行仁政来招引他们；知道百姓所厌恶的是不仁，就把一切不仁的政策都不施行。去除了不仁，所施行的无非是仁政，就能得到民心，那么百姓归附就不亚于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了。如果不这样，反而违背百姓好恶的常理，百姓所渴望的不去施行，而所施行的都是百姓所不想要的，像这样，就失去了民心。既然失去了民心，百姓就会看着他们渴望的地方而趋向那里，这就是我们为他们驱赶百姓了。唉，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以此为鉴，不要成为为别人驱赶百姓的人啊。
孟子说：“得到百姓拥戴的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拥戴的成为诸侯。”
朱熹说：“丘民，是田野中极其微贱的百姓，然而得到他们的心，天下就会归附；天子，是最尊贵的，而得到他心的不过只是成为诸侯罢了。”
张栻说：“君主只倚仗高贵的权势而忽视底层百姓的微贱，所以放纵私欲、轻易失去民心从而危及其国家，如果让他知道百姓最尊贵、国家次之，而自己并不重要，那么他一定会兢兢业业不敢自恃，只怕失去民心，这样就能得到民心而国家可以保全了。因此，贤明的君主敬畏百姓，昏庸的君主让百姓畏惧自己，敬畏百姓的国家昌盛，让百姓畏惧自己的国家灭亡。骄傲自大，百姓虽然迫于权势而害怕他，但他们的内心日益背离，民心背离，就是天命离去了。”
臣按：上天生育百姓而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这是君主为百姓而设立的。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建立国家，而君主又怎么能凭一己之身独自存在呢？这就是君主之所以重视得到民心的原因。所谓得到民心，不是说得到他们的土地和人口，而是得到他们的心。得到了土地和人口而没有得到他们的心，还是等于没有得到。
晁错对汉文帝说：“寒冷时对衣服的需求，不等待轻暖才穿；饥饿时对食物的需求，不等待美味才吃。饥寒交迫到了身上，就不顾廉耻，这是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饿，整年不制作衣服就冷。肚子饿得不到食物，皮肤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是这样，所以致力于让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增加储备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所以百姓才能被拥有。”
臣按：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有百姓，没有百姓就没有君主。君主有百姓却不知道如何体恤他们，使他们寒冷得不到衣服，饥饿得不到食物，灾荒年成无法赡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反而加重征收，不时地折磨他们，用非道义的手段虐待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怨恨而产生背离之心，不再属于君主了。百姓不再属于君主，君主凭借什么来作为君主呢？古代的贤明君主之所以勤勉地致力于让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增加储备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使天下的百姓无论丰年还是荒年都能吃饱穿暖，从而能够上事奉父母、下养育子女，就能经常拥有他的百姓，而君位安稳、国运长久。
汉和帝时，鲁恭上奏章说：“万民，是上天所生育的。上天爱护他所生育的，就像父母爱护他们的孩子一样，一种东西没有得到适宜的位置，上天的气候就会为之错乱，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护百姓的人必定有上天的回报。”臣按：鲁恭说爱护百姓的人必定有上天的回报，那么害百姓的人必定有上天的灾祸就可以知道了。
唐太宗时，马周上奏章说：“夏商周三代以及汉朝，国运长的有八百年，短的不少于四百年，实在是因为恩德结人心，人们不能忘记的缘故。从此以后，国运长的有六十年，短的只有二十多年，都是因为对百姓没有恩德，根本不牢固的缘故。我观察自古百姓愁苦怨恨，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应当在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不能在已经失去之后才后悔。”
臣按：唐朝三百年的天下，太宗贞观年间是极盛的时候，马周还希望他在可以修治的时候修治，而在已经失去之后不后悔，何况君主不是太宗而时代不及贞观，却坐视百姓愁苦怨恨而丝毫不动心，可以吗？
陈子昂说：“天下有危机，祸福由此产生，百姓就是关键。百姓安定就乐于生存，不安定就轻视死亡，轻视死亡天下就乱了。”
臣按：子昂这番话警策深切，痛切至理，君主对于百姓一定要使他们都乐于生存而重视死亡，那么祸乱就没有产生的根源了。然而使他们乐于生存重视死亡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圆头方脚的百姓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气力的，没有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子的，没有不爱惜自己的田地房屋财产的，在上位的人不
刑法残其体肤、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诛求耗其田庐赀产，则凡民之所爱皆为其所有，民不幸而死犹不忍舍去，况舍去而死哉？为人上者诚能省刑罚、薄税敛，不穷兵以黩武，不营作以劳人，则民咸有乐生之愿而无轻死之心，祸乱不作而君位永安、国祚无穷矣。
译刑法不残害百姓的肢体肌肤，不因征发徭役而使百姓的父母妻子离散，不因苛求索取而耗尽百姓的田地房屋和财产，那么百姓所珍爱的东西都得以保全，百姓即使不幸死去也不忍心舍弃生命，更何况是舍弃生命去赴死呢？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减少刑罚、减轻赋税，不穷兵黩武，不因大兴土木而劳役百姓，那么百姓都会拥有热爱生存的愿望而没有轻视死亡的心理，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位就能永远安定，国运也就无穷无尽了。
以上总论固本之道△蕃民之生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遍也）知九州（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之地域广（横也，东西为广）轮（纵也，南北为轮）之数，辨其山（积石曰山）林（竹林曰林）、川（注渎曰川）泽（水钟曰泽）、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坟（水涯曰坟）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湿曰隰）之名物（十等之名与所生之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谓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辨其名谓白壤、黑坟之类，物谓所生之物），以相（占祝也）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犹盛也）人民，以蕃（蕃息也）鸟兽，以毓（育生也）草木，以任（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土事，辨十有二壤（亦土也）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
臣按：天地生人止于此数，天之所覆者虽无所不至，而地之所容者则有限焉，惟气数之不齐而政治之异施，于是乎生民有盛有衰、生齿有多有寡焉。是以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数以验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域之广狭、长短以验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暖燥湿以识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详、审其利害之故，蕃鸟兽以为其衣食之资，毓草木以为其室器之用，别其土壤，教其稼穑，凡若此者无非以蕃民之生也。民生既蕃，户口必增，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
大司徒以保息（谓安其民而使之蕃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谓爱幼小），二曰养老（七十养于乡），三曰振穷（闵其无告），四曰恤贫（助其不给），五曰宽疾（略其事任，保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徭役，保其常产）。
李觏曰：“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徭役，不专取也。孔子谓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则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民趋荣而避辱，难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蚕，材皆可饬，货皆可通，彼独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转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别淑慝，区区以击强为事。噫，富者乃强耶？彼推理而诛者果何人也？”
吕祖谦曰：“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三曰振穷，四曰恤贫，六曰安富，后世之政自谓抑强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欤？”
臣按：大司徒以保息养万民，谓之保息者，保养而使其蕃息也。成周盛时以此养其万民，所以致其蕃息，其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乎？盖以民之生也始于幼而终于老，其间强壮之年固皆有以自养而无赖乎人也，惟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爱之，迨其老也不能自存必待有以安养之，不幸而穷匮焉、贫乏焉、疾病焉皆必待上之振之、恤之、宽之而后得以自遂也，凡此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养之，惟富而有财者则又因其所有余而养之焉。诚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小人无知，或以之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养万民而于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独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见也。是则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岂知《周官》之深意哉？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较民之众寡）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载也）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
臣按：人生齿而体备，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皆书于版，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内史、司会、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贰耳。民数既登之后，乃计其数以制国用焉。始之内史以书其名，继之司会以计其数，终之冢宰以统其成，盖因其户口之多少、年齿之长幼以会计其用度之盈缩，以见先王之举事无非所以为民，民用
译以上总论固本之道，以及繁衍百姓生计的方法。
《周礼》记载：大司徒的职责，掌管绘制国家的土地地图和统计人口数量，以辅助君王安定治理邦国。凭借天下的土地地图，周遍了解九州（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地域的广度（横向，东西方向为广）和长度（纵向，南北方向为长）的数据，辨别山（堆积石头称为山）、林（竹林称为林）、川（流入沟渠的水称为川）、泽（水汇聚的地方称为泽）、丘（土堆高起称为丘）、陵（大的土山称为陵）、坟（水边高地称为坟）、衍（低平之地称为衍）、原（高而平坦之地称为原）、隰（低湿之地称为隰）的名称及其所产之物（这十类地形的名称以及各自生长的物产）。
又说：依据因地制宜的方法，辨别十二种土壤的名称及其所产之物（指十二个分野的土地各有适宜生长的作物，辨别名称如白壤、黑坟之类，物产指所生长的作物），以占卜选择百姓的住宅并了解其中的利弊，使人口兴旺，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繁育，根据土地所产和百姓的能力来安排农事，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并了解其种类，以此教导百姓耕种收获和种植树木。
臣按：天地生育的人口数量是固定的，上天所覆盖的范围虽然无所不至，但大地所能容纳的空间却是有限的。由于气数不齐和政治措施的不同，于是百姓有兴盛也有衰败，人口有多有少。因此，作为统治者必须知道百姓的数量来检验自己的政绩，又必须了解地域的宽窄、长短来检验百姓居住的容纳限度，辨别土地的寒暖燥湿来认识百姓性情的适宜之处，详察百姓的物产、审明利害的原因，繁殖鸟兽作为百姓衣食的资源，繁育草木作为百姓居室器具的用途，区分土壤，教导耕种，凡此种种无非是为了繁衍百姓的生计。百姓生计繁衍了，户口必然增加，那么国家的根本就稳固了，元气就强盛了，天下太平而君位安定了。
大司徒通过“保息”六项措施来养育万民，一是慈幼（爱护幼小），二是养老（七十岁的老人在乡间受到供养），三是振穷（怜悯那些无处申诉的人），四是恤贫（帮助那些生活不足的人），五是宽疾（减轻他们的劳役，保全他们的正常生命），六是安富（公平他们的徭役，保全他们的常规产业）。
李觏说：“大司徒通过‘保息’六项措施养育万民，第六条是安富，意思是公平他们的徭役，不专门从他们身上索取。孔子说百姓众多了就要使他们富裕，富裕了就要教化他们；管子说仓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了才知道荣辱。既然如此，如果百姓不富裕、仓库不充实、衣食不充足，却想教化他们遵守礼节，让百姓追求荣耀而避免耻辱，这是很难的。田地都可以耕种，桑树都可以养蚕，材料都可以加工，货物都可以流通，他们唯独凭借这些而致富，是因为心里有见识、力气上勤奋，早起晚睡，吃苦耐劳，以顺应天时、听从上级命令。这样的百姓反而被憎恶，为什么呢？憎恶他们就会加重他们的劳役、多向他们索取，劳役必定加在他们身上，费用必定从他们身上出，富人有多少能不转而变穷呢？如果让天下人都贫穷，那么作为君主的有利还是无利呢？所以先王公平他们的徭役，不专门索取以安定他们。世俗之人不分辨是非，不区别善恶，只把打击强者当作要务。唉，富人就是强者吗？那些被推究道理而诛杀的人究竟是谁呢？”
吕祖谦说：“大司徒通过‘保息’六项措施养育万民，第三条是振穷，第四条是恤贫，第六条是安富，后世那些自认为抑制强者扶持弱者的政策，真的符合先王的本意吗？”
臣按：大司徒通过“保息”来养育万民，所谓“保息”，就是保养并使他们繁衍。成周盛世用这种方法养育万民，所以能达到繁衍的效果，这大概是天地生生不息的仁爱吧？因为百姓的生命始于幼年而终于老年，其间强壮的年纪本来都有能力自我养活而不依赖他人，只有幼年不能自立，必须等待有人慈爱他们；等到老年不能自我生存，必须等待有人安养他们；不幸陷入穷困、贫乏、疾病，都必须等待上级救济、体恤、宽待之后才能得以自存。这五项都是针对他们不足之处进行养育，只有富裕且有财产的人，则是针对他们有余之处进行养育。确实，富家大户是小民所依赖的，也是国家藏富于民的所在。小人无知，有时把富人当作怨恨的对象，先王通过“保息”六项措施养育万民，对于前五项都不用“安”字，唯独说“安富”，其用意大概可以看见了。这样看来，富人不仅小民依赖他们，国家也将依赖他们，那些见识偏狭的人往往把抑制富人当作能事，哪里知道《周官》的深意呢？
小司寇在进行大比（每三年比较百姓的多少）时登记人口数量，从长出牙齿以上的人登记在天府，内史、司会、冢宰作为副手来制定国家用度。
臣按：人长出牙齿后身体完备，男子八个月长牙、八岁换牙，女子七个月长牙、七岁换牙，都记录在户籍版上，正本登记在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这三个官职所掌管的是副本。人口数量登记之后，才计算这些数字来制定国家用度。起初由内史书写名字，接着由司会计算数量，最后由冢宰统筹完成，大概是根据户口的多少、年龄的长幼来会计用度的增减，以此显示先王办事无非都是为了百姓，百姓的用
司民（主民数者）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籍也），辨其国中（王国之内）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上也）下（除也）其死生（每岁有生者登而载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臣按：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天子之所以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所以贵而为四海九州之人爱戴之无已者，非民孰致之？故虽匹夫匹妇之贱且贫，而天子必敬而爱之，不敢以其势位权力加之，况千万亿人之名数聚于一书之间而敢轻忽之哉？古昔帝王所以受人之献民数而必拜之者，此也。虽然，徒拜其民数之版而忽其蠢动之人，则亦虚礼而已。此人君所以贵乎有爱民之实也。
汉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律人出一算，令人出五算，罪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诏赐民胎养谷著为令，诏曰：“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三年春正月，诏婴儿无亲属者及有子不能养者廪给之。
臣按：汉之时去古未远，所以著之诏令以惠爱元元，以蕃其生者，犹有古意。女子过时不嫁者有罪，妇人怀妊者有养，婴儿失养者有给，三代以下汉祚所以独长、既失而复得者，岂不以此欤？
孝景元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鋋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崔寔曰：“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逼，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今宜遵故事徙贫民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北齐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迁于幽州宽乡以处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观无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世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臣请立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历年所、置成产业者，则名以税户之目，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专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随其所在拘之于官，询其所由，彼情愿不归其故乡也（不愿者勿强）则俾其供词、具其邑里，定为版册，见有某人主户（本贯无人者不许）、见当某处军匠（遇阙依次句解），明白详悉，必实毋隐，然后遣官赍册亲诣所居，供报既同，即与开豁所在郡邑收为见户，俾与主户错居共役，有产者出财，无产者出力。如此通融，两得其用，江右无怨女，荆湖无旷夫，则户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赢田，荆湖无旷野，而田野日以辟矣。是亦蕃民生、宽力役，一视同仁之道也。
汉自高祖讫于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余、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余，汉极盛矣。臣按：此西汉户口极盛之数。桓帝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口五千六万六千。
臣按：此东汉户口极盛之数。
隋承周得户三百六十万，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载乃至八百九十万。
杜佑曰：“隋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废，奸伪尤滋。高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宗收大半之赋
译司民（主管人口统计的官员）负责登记全国人口的数量，从长出牙齿的幼儿以上都登记在户籍册上，区分王国境内、都城与边邑以及郊野地区，辨别男女，每年登记新增的出生人口并注销死亡人口（每年有新生儿就登记在册，有死亡者就除名）。等到三年一次的大规模统计，将全国人口数量报告给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星的日子，将人口数量献给国王，国王拜受后将其存入天府，内史、司会、冢宰作为副本记录，以辅助国王治理国家。
臣按：孟子曾说，“得到百姓拥护的人才能成为天子”，天子之所以作为天的儿子而享有天下的供奉，是因为他拥有百姓。上天生育百姓并任命一位天子来统治他们，凡是君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并被四海九州的人无限爱戴的原因，如果不是百姓，是谁造成的呢？所以即使是卑贱贫穷的平民百姓，天子也必定敬重爱护他们，不敢凭借权势地位强加于他们，何况千万亿人的名册汇聚在一本簿籍之中，又怎敢轻忽对待呢？古代帝王之所以接受臣下献上的户口册而必定拜受，就是这个原因。虽然如此，如果只拜受户口册而忽视活生生的百姓，那也只是虚礼罢了。这就是君主之所以贵在要有爱民实心的原因。
汉惠帝六年，下令女子年满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结婚的，要缴纳五倍的算赋（汉代法律规定每人缴纳一算，让这些人缴纳五算，是一种惩罚）。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下诏赐予怀孕妇女养育粮食，并定为法令，诏书说：“所有怀孕的妇女每人赐予三斛养育粮食，免除其丈夫一年的算赋。”元和三年春正月，下诏对没有亲属的婴儿以及有子女但无力抚养的家庭提供粮食供给。
臣按：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所以颁布诏令来恩惠爱护百姓，以繁衍人口，还保留着古时的遗意。女子过了婚龄不结婚的有罪，妇女怀孕的有养育，婴儿失去供养的有供给，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朝国运之所以特别长久、失而复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孝景元年下诏说：“近来连年收成不好，百姓大多缺乏食物，未能享尽天年，朕非常痛心。各郡国有的土地贫瘠无法从事农桑畜牧，有的地方土地肥沃广阔、草木茂盛、水泉便利却不允许百姓迁徙，对于百姓想要迁徙到土地宽裕地方的，听任他们去。”
崔寔说：“从前圣人划分人口、安排耕作，土地各自相近，现在青州、徐州、兖州、冀州人口稠密土地狭小，不足以供给生活，而三辅地区左右以及凉州、幽州内部附近的郡县都土地空旷人口稀少，那里的土地适合耕种，却全部没有开垦。现在应该遵循旧例，将贫困无法自立的百姓迁徙到土地宽裕的地方，这也是开垦荒地、救济百姓的方法。”
北齐天保八年，商议将冀州、定州、瀛州没有田地的人迁徙到幽州土地宽裕的地方安置，开始设立九等之法，富人缴纳钱币，穷人服劳役。
臣按：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从荆湖地区的人看来，荆湖的百姓不同于江西；从江西的人看来，江西的百姓又不同于荆湖；但从朝廷看来，不分荆湖还是江西，都是天子的百姓。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阻隔，时代变迁，地势有宽窄，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所以人口的出生自然有多有少。以今天来说，荆湖地区田地多而人口少，江西地区田地少而人口多，江西人大半寄居在荆湖地区，大概是因为江西土地产出的粮食不足以供给其人口，必须依靠荆湖的粮食来养活；江西人聚集在荆湖，既不供给江西官府的劳役，而荆湖的官府也不能役使他们，这是双方都损失了。臣请求制定通融的法令，凡是江西百姓寄居在荆湖多年、置办产业的人，就列入税户的名目，替别人耕种佃田的就叫承佃户，专门从事贩运佣工的就叫营生户，随其所在由官府拘管，询问他们的来历，如果他们情愿不返回故乡（不愿意的不要强迫），就让他们提供口供、写明籍贯，定为户籍册，注明某人是主户（本籍无人者不允许）、应当承担某处的军匠（遇到空缺依次补解），清楚详细，务必真实不隐瞒，然后派遣官员带着册子亲自到他们居住地，供报一致后，就与所在郡邑开豁，收为现住户，让他们与主户交错居住共同服役，有财产的出钱财，无财产的出劳力。这样通融，双方都得到利用，江西没有怨女，荆湖没有旷夫，那么户口就会日益增加；江西有盈余的田地，荆湖没有荒废的土地，而田野就会日益开垦。这也是繁衍民生、宽缓力役，一视同仁的道理。
汉朝从高祖到孝平帝，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多，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多，汉朝达到了极盛。臣按：这是西汉户口极盛的数量。桓帝永寿二年，民户一千零六万零九百，人口五千零六万六千。
臣按：这是东汉户口极盛的数量。
隋朝继承北周得到民户三百六十万，平定陈朝又收编民户五十万，到了大业二年，战争停止，仅仅十八年就达到了八百九十万。
杜佑说：“隋朝继承西魏的丧乱，北周北齐分据，暴君和苛刻的官吏赋税沉重劳役频繁，百姓无法忍受，多依附豪强，法纪废弛，奸伪尤其滋生。隋高祖看到流民冗杂的弊病，建立输籍之法，确定名目、减轻数额，使人们知道作为浮客被豪强收取大半赋税”
，为编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逾于天下，人俗康阜，之力焉。”
译（他）制定编户制度，奉行公事，使百姓蒙受减轻赋税的恩惠。先建立信用，后推行法令，百姓感怀恩惠，奸邪之人无处容身，隋朝的物资储备超过天下，人民风俗安康富足，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县民户上版图者八百九十余万，自经乱离之后，十存不能一二，皆独孤后无《关雎》之法，废长立少而其祸至此也。”唐天宝十三载，户九百六万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国虽久，户口虽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比祸乱稍平，几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杨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呜呼，可不监哉！”
宪宗元和时，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
胡寅曰：“天宝初户几一千万，元和户仅二百四十七万，是十失其八也。宪宗急于用兵则养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枿聚敛受诸道贡献，百姓难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养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尔，所以使民受害而户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论隋氏之耗不咎杨（玄感）、李（密也）而咎独孤后，天宝之耗不罪安（禄山）、史（思明）而罪杨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则又归其狱于程异、皇甫镈之聚敛焉。呜呼！私意行于宫禁而灾祸延于闾阎，小人用于庙堂而毒害及于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谗、远色、贱货而一于贵德也哉。
徐干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故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脩、九刑用措，其惟审民数乎？”
臣按：今制每十年一次大造黄籍，民年十五为成丁，十四以下为不成丁，盖得此意。
杜佑曰：“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一。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鄙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臣按：古人有言，观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国之强弱，臣窃以为非独可以知其强弱，则虽盛衰之故、治乱安危之兆皆于此乎见之。是以人君常于拜受民数之后，阅其版籍、稽其户口以知其多寡之数。今日之民较之前世多欤，吾则求所以致其多之之由，兢兢焉益思所以保养之；寡欤，必求所以致其寡之之故，汲汲焉益求所以改革之。如此，则危者可安、乱者可治而衰者可由是而盛矣。
以上论蕃民之生
卷一四
▲制民之产
《通典》曰：黄帝时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则井田之原其来远矣。臣按：此井田之始。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土白壤（无块曰壤），田中中（第五）；兖州土黑坟（色黑而坟起），田中下（第六）；青州土白坟（土脉坟起也），田上下（第三）；徐州土赤埴（土粘曰埴）坟，田上中（第二）；扬州土惟涂泥（水泉湿也），田下下（第九）；荆州土惟涂泥，田下中（第八）；豫州土惟壤，下土坟垆（疏也），田中上（第四）；梁州土青黎（黑也），田下上（第七）；雍州土黄壤，田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蔡沈曰：“夏氏谓《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三等也），制天下之地征，则夫教民树艺与因地制贡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
臣按：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稼穑树艺，地土各有所宜，故禹平水土、别九州，必辨其土之质与色以定其田之等第，因其宜以
译胡寅说：“当隋朝兴盛时，郡县百姓户口上报朝廷的有八百九十余万户，自从经历战乱之后，十户中不能存留一二户，这都是因为独孤皇后没有《关雎》那样的教化之法，废长立少而导致祸患至此。”唐天宝十三年，户口有九百零六万九千户。
杜佑说：“唐朝从武德初年到天宝末年共一百三十八年，可以比拟汉朝的兴盛，但人口户数才相当于隋朝，大概是因为有关部门不把治理国家、驾驭远方作为心意，法令不能推行，各地隐瞒漏报的情况非常严重。”
胡寅说：“唐玄宗在位时间虽然长久，户口虽然众多，但不等改朝换代就自己毁掉了它，等到祸乱稍微平定，户口几乎减少了一半，只是因为宫内有一个杨太真、宫外有一个李林甫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唉，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戒吗！”
唐宪宗元和年间，户口有二百四十七万三千户。
胡寅说：“天宝初年户口将近一千万，元和年间户口仅有二百四十七万，这是损失了十分之八。宪宗急于用兵，那么养育百姓的政策就不能丰厚，再加上任用程异、皇甫镈聚敛搜刮，接受各道的贡献，百姓难以使其富足繁衍了。”
臣按：天下的兴盛衰败在于百姓，百姓多则国势兴盛，百姓少则国势衰败，大概国家拥有百姓就像仓库拥有粮食、府库拥有财物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比养育百姓更急迫的了，养育百姓的政策在于去除那些危害百姓的人，所以使百姓受害而户口不能富足繁衍的一定有其根源，因此胡寅论述隋朝人口的损耗不责怪杨玄感、李密而责怪独孤皇后，论述天宝年间人口的损耗不怪罪安禄山、史思明而怪罪杨太真、李林甫，论述元和年间人口的损耗则又把罪责归于程异、皇甫镈的聚敛。唉！私意施行于宫禁之中而灾祸蔓延到民间，小人被任用于朝廷而毒害波及到百姓，想要使百姓繁衍的君主，应当远离谗言、疏远女色、轻视财货而专一于崇尚德行啊。
徐干说：“治理太平在于各种功业兴盛，各种功业兴盛在于劳役均平，劳役均平在于人口统计周全，人口统计周全是国家的根本。所以人口统计，是各种事务的出发点，没有不从中取正标准的，用来划分田地住宅、用来征收贡赋、用来制造器物、用来制定俸禄、用来征发田役、用来组建军队，国家借此建立典章、家庭借此确立法度、五礼借此修明、九刑借此施行，这难道不取决于审慎统计人口吗？”
臣按：现在的制度每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编造黄籍，百姓年满十五岁成为成年男子，十四岁以下为未成年男子，大概是得到了这个意思。
杜佑说：“古代治理国家在于周知人口数量，然后均平劳役，那么各种功业就能兴盛，国家富裕家庭充足，教化顺从并普及，风俗整齐划一。像这样所以灾害不生，悖逆叛乱不起，因此《周礼》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鄙的制度来维持政事，约束百姓，向君王呈报人口数量，君王拜受它，其敬重和守护如此重要。等到治理之道背离正道，户籍脱漏，百姓像鸟兽一样飞走无法控制，家庭因此匮乏，国家因此贫困，奸邪冗滥逐渐兴起，倾覆而不觉悟，这是政事中重大而长远的问题，想要寻求治理太平的方法，难道没有根本吗？”
臣按：古人有话说，观察百姓的多少可以知道国家的强弱，臣私下认为不仅可以看出强弱，即使兴盛衰败的原因、治乱安危的征兆都在这里可以看出。所以君主常常在拜受人口数量之后，阅览户籍、核查户口以知道多少的数量。今天的百姓比起前代多了吗，我就寻求导致其多的原因，兢兢业业地更加思考如何保养他们；少了吗，一定寻求导致其少的原因，汲汲不安地更加寻求如何改革。这样，那么危险的可转为安定、混乱的可转为治理而衰败的可由此转为兴盛了。
以上论述繁衍百姓的生计
卷十四
▲制民之产
《通典》说：黄帝时八家为一井，井中开辟四条道路而分为八处住宅，在中间凿井，那么井田的起源由来已久了。臣按：这是井田制的开始。
尧遭遇洪水，天下隔绝，派禹平治水土、区分九州，冀州土质是白壤（没有块状叫壤），田地等级为中中（第五等）；兖州土质是黑坟（颜色黑且隆起），田地等级为中下（第六等）；青州土质是白坟（土脉隆起），田地等级为上下（第三等）；徐州土质是赤埴（土质黏结叫埴）且隆起，田地等级为上中（第二等）；扬州土质只是涂泥（水源湿润），田地等级为下下（第九等）；荆州土质只是涂泥，田地等级为下中（第八等）；豫州土质只是壤，下层土质为坟垆（疏松），田地等级为中上（第四等）；梁州土质是青黎（黑色），田地等级为下上（第七等）；雍州土质是黄壤，田地等级为上上（第一等）。九州之地，确定开垦的有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蔡沈说：“夏氏认为《周礼》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的性质而知道适宜种植的作物，用来教导百姓耕种树木；用土均的方法辨别五类适宜种植的作物、九等（上、中、下三等），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那么教导百姓耕种树木与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固然不能不先于辨别土壤。”
臣按：君主治理国家没有比养育百姓更优先的，而百姓得以获得养育在于耕种树木。耕种树木，各地土壤各有适宜之处，所以禹平治水土、区分九州，一定要辨别土壤的质地与颜色以确定田地的等级，根据适宜之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