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三

译调和阴阳，明确时令，端正法度，那么阴阳就会调和，风雨就会应时，茂盛之气就会到来，百姓就不会早夭和发生瘟疫。年老时禅让给舜，告诫文祖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舜也以此命令禹。由此看来，这是君王所重视的。夏朝以正月为岁首，殷朝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朝以十一月为岁首，大概三位圣王的岁首如同循环，穷尽则回归根本。天下有道，就不会失去纪序；天下无道，正朔就不能行用于诸侯。周幽王、周厉王之后，周王室衰微，陪臣执政，史官不记录时节，君主不告朔，所以世代相传的畴人子弟流散，有的在诸夏，有的在夷狄，因此他们的禨祥废弃而不统属，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春秋》对此加以非议。先王确定时节，在开始履端，在中间举正，在终了归邪。在开始履端，次序就不会错乱；在中间举正，百姓就不会迷惑；在终了归邪，事情就不会违背。后来战国并争，在于强国擒敌，救急解纷罢了，哪里有空闲考虑这些呢！这时只有邹衍，通晓五德相传的道理而分散消息的分别，以此显耀诸侯，也因为秦灭六国，也颇推崇五胜而自以为获得了水德的祥瑞，于是以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然而历度闰余未能看清其真相。汉朝兴起，高祖说：“北畤等待我而兴起”，也自以为获得了水德的祥瑞，虽然明习历法及张苍等人都认为正确。孝文帝时，鲁人公孙臣说：“汉朝是土德，应当改元、改正朔、改变服色。应当有祥瑞，黄龙出现。”事情下达给丞相张苍，张苍也学习律历，认为不对，罢免了他。当今皇上（指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划分天部而让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的度数与夏正相同，于是改元、更改官号，于是诏令御史说：“近来有司说星度没有确定，广泛延请询问以理清星度，未能校仇。听说从前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确定清浊，兴起五部，建立气物分数。然而这已经很久了，书籍残缺，礼乐松弛，我很怜悯。我惟恐未能遵循明理，〇绩日分，率应水德的胜利。今天顺从冬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从此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于子日应当冬至，那么阴阳离合的道理就实行了。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经校仇，那就改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译臣按：太史公推究制定历法的起源，说神农以前尚且久远，黄帝才开始考定星象历法，大概这时才开始有历法。并且引用尧禅让给舜的话说“上天的历数在于你身上”，大概是因为看到君主继承上天而成为天的儿子，就必定要推明上天所悬挂的星象、所运行的度数，这责任在于君主自身，不可忽视。君主知道责任在自己，既以中正之道对待自己，又必定要协调七政、建立五行、确立四时来昭示天下的臣民，使他们知道气候的早晚、时序的先后，顺应时节来兴起劳作或休息。下层的百姓奉行君主的命令而不敢违背天时，所以上天降下吉祥，百姓用物产来享祭，灾祸不产生而天禄长久。从尧舜以后直到夏商周三代，历数代代相传，没有不明察时节、端正度数，来承奉天意而不敢失去纲纪次序的，这就是有道的时代。只有昏庸的君主不敬畏天命而失去纲纪次序，史官不记录时节，君主不宣告朔日，臣下不奉行天命，诸侯不遵循法度，所以他们的君主不能善终而祸乱兴起。由此看来，就知道治理历法、明确时节对于治乱的重要性如此之大，承受上天历数而将责任肩负在身的人，怎么可以忽视呢，怎么可以忽视呢！

《汉书·律历志》说：汉朝兴起，张苍首先掌管律历事务，孝武帝时乐官考正。到了元始年间，征召天下精通钟律的一百多人，让羲和刘歆统领条陈奏报。参差错综变化，错综其数，考证于古今，效验于气物，调和于心耳，考订于经传，都得到其实情，没有不协同一致的。数，是一、十、百、千、万，用来计算事物，顺应性命之理。推演历法、产生音律、制造器物，画圆规方，权衡轻重，水准绳墨、嘉量，探求深奥隐秘，钩深致远，没有不用的。阴阳的施化、万物的终始，既在律吕中分类，又在日辰中经历，变化的情状就可以看见了。玉衡斗柄建立，是天的大纲；日月初行，是星的纲纪。大纲与纲纪的交会，以元始创制，合乐使用。

臣按：汉、晋、隋书志都兼管律历，律是制作音乐的法度，历是观测天象的书，事情看似没有关联，自从太史公说律必定兼历而后世尊崇它，怎么看出是这样的呢？朱子说：“现在治历家用律吕候气，方法最精，气到的时候分寸不差。大概这气都在地中透上来，如十一月冬至黄钟管距地九寸，用葭灰填在其中，到的日子气到灰去，时刻不差。由此推究，可见古人制作音乐必定推演历法来产生音律，而他们的观测也必定协调音律来定历法，二者相互依赖而发挥作用，可以相互拥有而不可以相互缺少。”

又说：汉朝兴起，刚奠定大业的根基，各种事务草创，沿袭秦朝的正朔。根据张苍的话，使用《颛顼历》，相比六种历法，疏阔中最为细微接近。然而正朔、服色没有看到其真实，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大多不正确。到了武帝元封七年，汉朝兴起一百零二年了，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说“历纪坏废，应当改正朔”。这时御史大夫儿宽明经术，皇上于是诏令儿宽说：“与博士共同商议，现在应当以什么为正朔，服色崇尚什么？”儿宽与博士赐等人商议，都说：“帝王必定改正朔、改变服色，用来表明受命于天。创业变改，制度不相重复，推传序文，那么现在是夏时。臣愚以为三统的制度，后圣复兴前圣的，是因为前代在前。现在前代的统绪断绝而不相续了，只有陛下发扬圣德，宣考天地四时的极致，就顺应阴阳来制定大明之制，作为万世的法则。”于是下诏以七年为元年，于是诏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商议制造汉历。于是确定东西，建立晷仪，设置漏刻，来追踪二十八宿在四方相距的位置，举终来定晦朔分至、躔离弦望。于是以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直到元封七年又得到阏逢摄提格之年，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经得到太初本星度新正。射姓等人上奏不能计算，希望招募治历的人，重新制造密度，各自增减，来制造汉《太初历》。于是选拔治历的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民间治历的人共二十多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参与其中。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闳运算转历，他的方法以律起历，说：“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就是一日的分数，与长相终。律长九寸，一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次复而得到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所以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相同。于是都观察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借半日名曰阳历，不借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邓平说：“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于是诏令司马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

译十七家，又让他们校订历法、音律以及昼夜长短。宦官淳于陵渠再次复核《太初历》中的晦、朔、弦、望，都最为精密，日月如同合璧，五星如同连珠。淳于陵渠上奏报告情况，于是采用邓平的历法，任命邓平为太史丞。

译臣按：前代儒者认为，深通律历之术并撰写律历专志的，自汉代以来只有太史公一人罢了。大概因为司马氏世代担任太史，所以他在历法方面不只是能口头说说，而是有所传承授受的。有人说司马氏的《律书》《历书》就是《太初历》的法度，司马氏曾说六律是万事的根本，所以《太初历》的法度都本源于律。前代儒者说落下闳的算法，其法度以律来推演历法，说“律的容量为一龠，积八十一寸就是一日的分数”，由此可知黄钟律的容量为一龠，长度九寸，九九八十一就是八十一分，汉代历法统母日的法度就是本源于此。《唐志》也说汉代制定历法开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这个数目起于黄钟律的龠，其法度完全本源于律。所谓本源于律，大概是指用律的数目来推演历法，司马氏将律、历分为两书，刘歆合并为一，而班固沿袭它作为志，难道没有深意吗？现在看班固叙述司马氏的话作为志，其中有说“史官丧失纪纲，畴人子弟流散”，解释的人说家业世代相传叫做畴，由此可知星历之学必须世代相传才明确了；又说“这时御史大夫儿宽通晓经术，皇上于是诏令儿宽与博士共同商议”，由此可知治理历法明辨节气必须依靠儒者，不适宜专门委任技术人员才明确了；又说“姓等人上奏说不能计算，希望招募治理历法的人，重新制造密度”，由此可知明辨历法的官员必须通晓算术才明确了。这三件事可以作为后世治理历法者的准则。

《后汉书·律历志》说：天的运动，一昼一夜运行一周，星辰顺天向西，太阳逆天向东。太阳运行的轨迹与天体一周，在天上形成度数，在历法中形成日。用列宿来定位，终于四七；用甲乙来受气，终于六旬。日月相互推移，太阳舒缓月亮迅速，当它们重合时叫做合朔。舒缓的先走迅速的随后，近处一倍远处三倍，叫做弦。相互平衡，平分天之中叫做望；以迅速追上舒缓，光尽体伏叫做晦；晦朔合离，斗柄移位，叫做月。日月的运行则有冬有夏，冬夏之间则有春有秋，所以太阳运行在北陆叫做冬，在西陆叫做春，在南陆叫做夏，在东陆叫做秋。太阳运行出发向南，离极点越来越远，它的影子越来越长，远长到了极点，冬天就到了；太阳运行收敛向北，离极点越来越近，它的影子越来越短，近短到了极点，夏天就到了；二至之间，道路齐平影子端正，春秋就分开了。太阳绕天一周，一寒一暑，四季完备形成，万物全部改变，摄提迁移位次，青龙移动时辰，叫做岁。岁的首是至，月的首是朔，至朔同日叫做章，同在日首叫做蔀，蔀终六旬叫做纪，岁朔又复叫做元。所以日用实数来充实，月用闰月来调整，时用节气来划分，岁用周期来循环，章用来明辨，蔀用来分部，纪用来记录，元用来推原。这样之后虽然有变化万千，盈缩没有定法，没有不结系于此而禀受正道的。

臣按：自古以来制定历法的人必须先确立历元，从黄帝调历起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秦用乙卯，汉代《太初历》用丁丑，《三统历》用庚戌，《四分历》用庚辰。史书说四分历的历元上得庚申，有接近纬书、同于纬书的地方，那么或许不符合天象。历法的废兴以疏密来考核，本来不取决于历元。孟子说“天很高，星辰很远，如果探求它的规律，千岁之后的冬至可以坐着推求出来”，朱熹说“一定要说冬至，是因为制定历法的人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欧阳氏也说历家的说法虽然世代多不相同但从未不本源于此，史书说历法的废兴以疏密来考核，大概是从历法的终结来说的，如果推究它的开始，不本源于历元从哪里着手呢？所以黄帝以来确立历元虽然好像不同，但都准度于甲子。那么历法怎么可以没有历元呢？只是假托以同于细微的纬书就不可以了。前代儒者有言，历元只依据眼前考验，没有验证它的术数，失之浅薄；向上推究开辟之初，冥思推测鸿蒙，其术数近乎迂阔，一定要用太史公三纪大备的法度。范晔《后汉书》纪元的条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多年，那么它的时代不远不近。

蔡邕《天文志》说：论述天体的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完全没有师承学说，周髀的术数虽然存在，但考验天象多有违背失误，所以史官不采用，只有浑天说接近得其情实，现在史官所用的候台铜仪就是它的法度。树立八尺圆体的度数而具备天地的形状，用来校正黄道，用来观察日月出没，用来运行日月，用来推算五纬，精微深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

虞喜说：“宣，是明；夜，是幽。幽明的数目其术数兼有，所以叫宣夜。只是完全没有师承学说，不知道它的形状如何。周髀的术数认为天像覆盆，以斗极为中，中间高四边低，日月在旁边绕行，太阳近而看见为昼，太阳远而看不见为夜。浑天说认为地在其中，天在四周，日月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白天太阳在地上，夜晚太阳入地下。”

王蕃说：“天的形状像鸟卵，天包在地外，地就像卵的

译浑天仪的形状，黄色且圆如弹丸，所以称为“浑天”，是说它的形体浑然一体。这种学说认为，天一半覆盖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天位于地上可见的部分为一百八十二度半有余，地下的部分也是如此。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南极没入地下也是三十六度，而嵩山正处在天的中心极点。向南五十五度正值嵩山之上，再向南十二度是夏至日的运行轨道，再向南二十四度是春分和秋分日的运行轨道，再向南二十四度是冬至日的运行轨道，向南距离地面三十一度就到底了。这样，夏至日距离北极六十七度，春分和秋分日距离北极九十一度，冬至日距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这是大概的度数。南北两极支撑着天的两端，天与日月、星宿倾斜着旋转。

译臣按：关于玑衡的形制，有人说起源于伏羲，有人说创制于帝喾，又有人说那是羲和旧有的器物，并非舜所创制。马融认为，上天的本体不可测知，关于天象的事务，唯有玑衡一事可以知晓，玑衡就是现在的浑天仪。王蕃的论述也认为，浑仪的构造，设置天梁和地平来测定天体，设置四游环来缀连赤道，这叫做“玑”；在仪中设置望筒、横箫，用来窥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从而知道它们所在的星次，这叫做“衡”。至于六合仪、三辰仪、四游仪并列为三重结构的，是李淳风所制作，而黄道仪则是一行所增补的。起初张衡效法落下闳、耿寿昌的方法，另外制作了浑象，将轮子置于密室中，利用漏水转动它，以符合璇玑所指示的星度，那么浑仪和浑象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器物。唐代李淳风、梁令瓒效法前人的做法，开始将浑仪与浑象并用，宋代沈括所上呈的浑天仪，记载在《宋史》中，其论述精密，有志于推演古代仪象的人可以参考。

《唐志》说：历法崇尚久远，自从尧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用闰月来定四时而成岁，其事略见于《尚书》，而夏、商、周三代以三统改正朔作为历法，本来就已经不同，但其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到了汉代，制定历法开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目起源于黄钟律管的容积，大概其方法完全本于音律。后来刘歆又用《春秋》和《易》象来推演契合其数目，大概是附会之说。到了唐代一行，开始专用大衍之策，那么历法的阐述又本于《易》了。大概历法起源于数，数是自然的作用，其作用无穷而无所不通，用来与音律和《易》都可以契合，但其关键在于观测天地之气以知晓四时寒暑，而仰观天、日、月、星的运行以相互参合而已。然而四时寒暑无形而运行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显现于上，二者常动而不息，一有一无，出入升降，或迟或疾，不相协调，其长久而不能没有误差，是形势使然。所以制定历法的人，起初没有不精密的，而后来大多疏漏而不符合，也是情理之中的自然现象。不符合就屡次改变方法来寻求契合，自尧、舜、三代以来，历法未曾相同。唐代从《太初历》到《麟德历》有二十三家，虽然接近天象但还不够精密，到了一行才精密了。他依凭数目制定历法，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后世虽然有改制的，也只是模仿而已。

朱熹说：“古人历法疏阔而误差少，现在历法越精密而误差越多，界限越精密则误差越远，为什么呢？因为界限越精密而逾越越多，其误差是一定的，而古今历法疏密不同，所以看来都只是没有推算确定，只是移动凑合天的运行，所以当年契合得不差，明后年便有了误差，原本不会推算确定天运，只是随时将历法去契合天的运行，不及就添些、过了就减些以契合它，所以一二年又有了误差。如唐代一行的《大衍历》，当时被认为最精密，只是一二年后便有了误差。”

臣按：朱熹又说古代的历书必定有一定的法则而现在失传了，三代以下制定历法的人纷纷议论没有定论，越精密而误差越多，是因为没有得到古人一定的法则。唉，古人一定的法则不可得而见了，能见到像一行那样推移增减以契合天运的人，也可以随时补救过失，而不至于界限精密而逾越越多。

《五代史》：司天监掌管日月星辰的象数，周天一岁、四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运行十日、十二辰作为历法，而谨慎地观察其变化作为占卜。占卜是异常的征兆，用来验证吉凶，以求天意，以警示人事，其术数藏于官府。历法是有常的数目，用来推算寒暑，以顺应天道，以勉力人事，其法则取信于天下，术数有时才用，法则不可一日有误差，误差毫厘就会扰乱天人的秩序、违背百事的时间，大概是有国家所重视的。后世其学问一出于阴阳家，其事则重要，其学则末流。天人之际遥远而微妙，却让一艺之士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定得到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都汇聚于子位，称之为上元，作为历法的开始，大概自汉代以后其说法才开始详细见于世间，其源流所自止于如此，这果真是尧、舜、三代的法则吗？都不可得而考证了。然而自这以来，历法家的术数虽然世代多有不同，但未曾不本于此。

臣按：欧阳修说误差毫厘就会扰乱天人的秩序、违背百事的时间，有国家者所重视的在于历法，所以尧、舜的治理没有不以此为优先事务的，任命官员治理历法总是事先做好准备，惟恐其或许会达到误差。

《宋志》：宋代兴起百余年，司天监多次改历，其说法说：“历法是年的积累，年是月的积累，月是日的积累，日是刻的积累，又推算余分设置闰月以定四时，不是博学妙思不能考证。天体的运行、星辰的运动未曾有穷尽，而度数以一定法则衡量，所以久了就有误差，有误差就败坏而不可用。历法之所以多次改造的原因，物体铢铢而比较到石必定有误差，何况无形的数目呢？”

臣按：自古帝王必定先端正历象，将以前民用、授人时。圣人的治理

译对于天地运行的规律、阴阳五行的运转、日月星辰的纪历，考察验证推测没有不详尽的，确立历法依据数学本来应当历经万世而没有差错，可是往往流传稍久，历法与实际天象就出现偏差，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天地运行的数理，其精妙之处有不可测度的，常常在于秒忽毫厘之间，而且天象与气运的推移盈缩也有时并不整齐划一，所以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也不能完全穷尽，积累岁月之后历法就不能没有差错，这是理所当然的。圣人不能使历法没有差错，但曾经根据这些差错来校正历法，仔细考察先儒程氏曾说：历象的方法大体上以太阳为主，太阳这一件事正确了，其他都可以推演出来，落下闳制定历法，说几百年后应当差一天，何承天根据这个差错于是创立了岁差法，这个差错后来也不固定，只有邵尧夫创立的差法冠绝古今，他在日月交感的时候用阴阳亏盈来推算，于是就没有差错。朱子也说历法不能没有差错。现在学习历法的人只知道历法计算而不知道历法原理，能计算的是落下闳，能推步天象的是甘公、石公，落下闳等人只知道历法计算，扬雄既知道历法计算又知道历法原理。国家承袭使用前朝的历法，是许衡、郭守敬等人修订确定的，现在历年超过两百年了，不能没有差错，当今用经术选拔人才，难道没有能通晓历学像许衡和郭守敬那样的人吗？请在历官畴人之外，另外加以询问访求委任，必定会有能明白历法原理的扬子云、善于创立差法的邵尧夫出现，来为圣朝完成这件大事。

译《元史·历志》说：圣明之时治理历法，从黄帝、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君王，没有不重视它的。距离古代既已遥远，其具体方法已不详尽，但推究其要领，不过是随时观测验证以符合天象罢了。汉代刘歆制作《三统历》，开始确立累积年日的方法作为推算天象的准则，后世沿袭它。历经唐代到宋代，更改历元、修改历法的共有数十家，难道是故意相互违背不同吗？这是因为天象运行有不齐之处，而历法却是确定的法则，所以时间久了就不能没有误差，有了误差就不能不修改。元朝至元十三年平定南宋，下诏让许衡、王恂、郭守敬修订新历，于是与南北方的天文官员参考历代历法，再次观测日月星辰消长运行的变化，参校辨别同异，斟酌取用适中数值作为历法根本，十七年历法修成，赐名为“授时历”。不久下诏让李谦撰写历议，阐发新历顺应天道以求吻合的精微之处，考证前代人为附会的失误，确实可以流传永久，自古至今，其推算验证的精密大概没有超过它的了。

臣按：古今历法到了元朝郭守敬，可以说是超越千古了，参考古代制度，创立新法，所谓归纳其相同点而知道其中规律，辨别其不同点而知道其变化，他的《授时历》即使是汉代的《太初历》、唐代的《大衍历》也没有超过它的。他之所以超越前人并非虚言，大概是将现在的历法与古代的历法相比照，其疏密自然显现，他说：“向上能符合数百年前的天象，那么向下就可以长久推行，这是前人确定的说法，古代称善于治历的人如宋代的何承天、隋代的刘焯、唐代的傅仁均、僧一行等人最为杰出，现在用他们的历法与至元庚辰年的冬至节气相校验，没有不违背的，而用新历向上推算往古则无不吻合。”又说：“从春秋晋献公以来共两千一百六十多年，用《大衍》《宣明》《纪元》《统天》《大明》《授时》六种历法推算，冬至共有四十九次，其中《大衍历》符合的三十二次、不符合的十七次，《宣明历》符合的二十六次、不符合的二十三次，《纪元历》符合的三十五次、不符合的十四次，《统天历》符合的三十八次、不符合的十一次，《大明历》符合的三十四次、不符合的十五次，《授时历》符合的三十九次、不符合的十次，用前代各种历法来校验，《授时历》最为精密。”唉，推究过去是为了预知未来，考察古代是为了验证现在，如今《授时历》向上求索千年之前既然没有不符合的，那么向下推演千年之后必定不会有差错是可以知道的。虽然天时不齐，不齐就不能都相同，不相同而更改历元制定法则以使之相同，随时观测验证以符合天象，不能不对今天的许平仲、郭守敬这样的人有所期望。那么更改历元制定法则、随时观测验证，究竟从哪里着手致力呢？杜预说“治历的人应当顺应天道以求吻合，而不是为了吻合去验证天道”，蔡邕说“以筹算为根本，以天文为验证，筹算积累之后，验证全都符合，那么人为的天道就审定了，而天然的天道也就确定了。”

以上是关于历象的方法。臣按：洪武年间，刻漏博士元统说：“一个朝代的兴起必定有一个朝代的历法，随时修改以符合天道。我朝承受天命以来，历法虽然以《大统》为名，但积分还是《授时历》的数据。《授时历》以元至元辛巳年为历元，到现在洪武甲子年累积了一百零四年，用历法推算得到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说大约七十年误差一度，每年误差一分五十秒。从辛巳年到现在，年代久远数据累积，逐渐误差天度，应当修改。”现在以洪武甲子年之前的冬至作为《大统历》的历元，推演得到《授时历》辛巳年的闰准分二十万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年的闰准分一十八万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历》的气准分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年的气准分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历》辛巳年的转准分一十三万二百五分，洪武甲子年的转准分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历》辛巳年的交准分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年的交准分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分八秒。当元统上言时正值甲子年，已经说“年代久远数据累积，逐渐误差天度”，何况现在又过了一个甲子且过半，年代越久远，数据越多，其误差应当更加严重。臣愚以为，历法是国家的重大事务，用来承担君主在身的天数、承受上天的托付，以敬奉天道、以授予人民农时，关键在于此。臣请求下诏寻求天下通晓星历之学如郭守敬那样的人来负责观测验证，责成通晓天人道理如许衡那样的人来负责研究探讨，如果现在不这样做，以后误差会更加严重，恳请圣明君主留心听察。臣对于历数之学向来没有师承传授，谨陈述经史所载涉及历象道理的话作为明时进献，至于推算占验的方法，都见于各种书籍，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是关于历象的方法（下）

卷九四

▲图籍之储

《易经》说：上古用结绳来治理，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代替它，百官借此治理，万民借此明察，大概是取自《愊》卦。

朱熹说：“上古用结绳来治理，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代替它。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