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于是乎观之。”（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之时，去先王之世不远，一时论治者率本于礼，论礼者率本于敬让。敬也者礼之本也，让也者礼之实也。存乎心者以敬，形于貌者以让，以此立义，以此为政，本乎恭敬之节，形为逊让之风，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长世也欤？
译于是便去观看这件事。（鲁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时期，距离先王时代不远，当时谈论治国的人大都以礼为根本，谈论礼的人大都以恭敬谦让为根本。恭敬是礼的根本，谦让是礼的实质。内心存有恭敬，外表表现为谦让，以此确立道义，以此施行政治，以恭敬的节度为根本，以谦让的风尚为表现，这大概就是他们能够安定君主、治理百姓并且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原因吧？
晋叔向（晋大夫）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昭公二年）
臣按：鲁昭公二年，叔弓如晋，因晋侯使郊劳而善于说辞，故叔向谓其知礼，且举其所闻者如此，兹二言者盖古语而叔向称之也。
晋女叔齐（即司马侯）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齐对以“鲁侯焉知礼”，且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盖谓昭公自郊劳至于赠贿无有所失，乃揖逊进退之仪文耳，非礼也。礼之为礼，以能保守其国家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为节，所以然者，用以固结其民心使之无失于我耳。今鲁君政在臣下，有贤人而不能用，祸难且将及于身而不知忧恤其所底止之地，顾惟屑屑于仪文之末，岂所谓礼乎？由是观之，则礼之为礼不在仪文之末可见矣。
孟僖子（鲁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七年）
臣按：鲁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召其大夫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二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所谓无礼无以立，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鱼者也。古之圣贤教子必以礼也如此，盖以人之有礼如木之有干也，木而无干则不能生，人而无礼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郑大夫游吉）引子产之言以答赵简子曰：“夫礼，天之经（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利）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实法之）、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民实因之），生其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用其五行（水、火、木、金、土），气为五味（酸、咸、辛、苦、甘），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章为五声（宫、商、角、征、羽），淫则昏乱（滋味、声色用之过度令人昏迷而惑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曰：“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陈天明、地性之目，与其所以则之、因之之实，然后简子赞之曰‘甚哉，礼之大也’，首尾通贯，节目详备。”
真德秀曰：“上天用此五行以养人，五行之气入人口为五味，发见于目为五色，章彻于耳为五声，味以养口、色以养目、声以养耳，此三者虽复用以养人，人用不得过度，过度则为昏乱使人失其常性，故须为礼以节之。”
臣按：《左传》此章子太叔引子产论礼之言也，而孔子于《孝经》亦以之言孝，盖孝者礼之本也，事亲孝然后可移于君，居家理然后可移于国，疑必古有是言，子产因其旧文而孔子又为推本之论欤？
晏子（名婴，齐大夫）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谏也），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犹事也）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与齐景公言唯礼可以已乱之故，且言：“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商不变，士不滥，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盖以是时陈氏厚施于国，将有篡国之渐，故平仲既告景公以所以已乱之法，而又推其本如此，惜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后齐之国祚卒移之陈氏。噫，后世人主其尚敦厚人伦以立礼之本，而严立法制以行礼之用，庶乎少祸乱矣乎。
《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译晋国大夫叔向说：“忠信，是礼的载体；谦卑退让，是礼的根本。”（《左传·昭公二年》）
臣按：鲁昭公二年，叔弓出使晋国，因为晋侯派人在郊外慰劳使者，而叔弓善于应对言辞，所以叔向说他懂礼，并且举出他所听到的这样的话，这两句话大概是古语，叔向引用它罢了。
晋国大夫女叔齐（即司马侯）说：“礼是用来保卫国家、推行政令，使不失去民心的。”（《左传·昭公五年》）
臣按：鲁昭公出使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礼物都没有失礼，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不也很善于礼吗？”女叔齐回答说：“鲁侯哪里懂礼”，并且说：“这只是仪节罢了，不能称为礼。”大概是说昭公从郊外慰劳到赠送礼物都没有过失，不过是揖让进退的仪节形式罢了，并不是礼。礼之所以为礼，以能够保守国家为根本，以能够推行政令为节制，之所以这样，是用来巩固民心使之不背离我们罢了。现在鲁君政权在臣下手中，有贤人却不能任用，祸难将要临身却不知道忧虑体恤其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反而只拘泥于仪节形式的末节，这难道是所谓的礼吗？由此看来，那么礼之所以为礼不在于仪节形式的末节就可以知道了。
鲁国大夫孟僖子说：“礼，是人的主干，没有礼就无法立足。”（《左传·昭公七年》）
臣按：鲁昭公从楚国回来，孟僖子生病不能主持礼仪，于是学习礼仪，凡是懂礼的人就跟随他学习。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召集大夫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我如果死后，一定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孔夫子，让他们侍奉他并学习礼。”所谓没有礼就无法立足，就是孔子用来教导他儿子伯鱼的道理。古代的圣贤教导儿子必定像这样以礼为本，大概是因为人有礼就像树木有主干一样，树木没有主干就不能生长，人没有礼又凭什么立足呢？
郑国大夫子太叔（游吉）引用子产的话来回答赵简子说：“礼，是天地的常道，是大地的适宜，是百姓的行为准则。天地的常道而百姓实际遵循它，效法天的光明（日、月、星、辰，是天的光明，百姓实际效法它）、顺应地的性质（高下、刚柔，是地的性质，百姓实际顺应它），产生六气（阴、阳、风、雨、晦、明），运用五行（水、火、木、金、土），气化为五味（酸、咸、辛、苦、甘），表现为五色（青、黄、赤、白、黑），彰显为五声（宫、商、角、征、羽），过度就会昏乱（滋味、声色使用过度使人昏迷而惑乱），百姓就失去了本性，因此制定礼来供奉它。”赵简子说：“礼真是伟大啊。”子太叔回答说：“礼，是上下的纲纪，天地的经纬，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因此先王崇尚它，所以人能够自我约束曲直来迎合礼的叫做成人，礼伟大不也很适宜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说：“礼，是天地的常道、大地的适宜、百姓的行为准则。天地的常道而百姓实际遵循它，效法天的光明、顺应地的性质，下面陈述天明、地性的条目，以及百姓效法它、顺应它的实际内容，然后赵简子赞叹说‘礼真是伟大啊’，首尾贯通，细节详备。”
真德秀说：“上天用这五行来养育人，五行之气进入人口成为五味，显现于眼睛成为五色，清晰于耳朵成为五声，味道用来滋养口、颜色用来滋养眼、声音用来滋养耳，这三者虽然用来养育人，人使用不能过度，过度就会昏乱使人失去常性，所以必须制定礼来节制它。”
臣按：《左传》这一章是子太叔引用子产论述礼的话，而孔子在《孝经》中也用这些话论述孝，大概孝是礼的根本，侍奉父母孝顺然后可以移用于君主，治理家庭井井有条然后可以移用于国家，怀疑必定古代有这样的话，子产依据旧文而孔子又推究其根本的论述吧？
晏子（名婴，齐国大夫）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与天地并存，君主命令臣子恭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爱护弟弟尊敬、丈夫和睦妻子温柔、婆婆慈爱媳妇顺从，这就是礼。君主命令而不违背，臣子恭敬而不二心，父亲慈爱而教导，儿子孝顺而规劝，兄长爱护而友爱，弟弟尊敬而顺从，丈夫和睦而合乎义，妻子温柔而端正，婆婆慈爱而顺从，媳妇顺从而温婉，这是礼的美好事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这一章晏平仲对齐景公说只有礼可以止息动乱的原因，并且说：“在礼的规定中，家族的施恩不波及国家，百姓不迁徙，农民不迁移，工商不改变，士人不泛滥，官员不怠慢，大夫不收取公家的利益。”大概是因为当时陈氏在国家中厚施恩惠，将有篡夺国家的迹象，所以平仲既告诉景公止息动乱的方法，又推究其根本如此，可惜景公知道他的话好却不能实行，后来齐国的国运终于移给了陈氏。唉，后世的君主应当敦厚人伦以确立礼的根本，而严格制定法制以实行礼的作用，或许能减少祸乱吧。
《论语》：子张问十世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
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子张问自此以后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非若后世谶纬术数之学也。”
胡寅曰：“子张之问盖欲知来，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礼。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而所因者不坏，是古今之通义也。因往推来，虽百世之远不过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张问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圣人举已往之礼以明之，盖以见上天下地、往古来今，人之所以为生、君之所以为治、圣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孰有大于礼哉？所谓礼者，其大者在纲常，其小者在制度，纲常本于天，亘万世而不易，制度在乎人，随时世而变易。三代之已往者如此，百世之方来者亦不过如此而已。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范祖禹曰：“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失之奢，丧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礼奢而备，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丧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
杨时曰：“礼始诸饮食，故污樽而殽饮，为之簠簋、笾豆、罍爵之饰，所以文之也，则其本俭而已。丧不可以径情而直行，为之衰麻、哭踊之数，所以节之也，则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灭质，而林放独能问礼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熹曰：“林放，鲁人，见世之为礼者专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为问。孔子以时方逐末而放独有志于本，故大其问，盖得其本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又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畴。’在丧礼，则节文习熟而无哀痛惨怛之实者也。戚则一于哀而文不足耳。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
臣按：林放止问礼而孔子并以丧告之者，盖以礼之大者在吉、凶二者而已，然其辞先曰“与其”而又继之曰“宁”，则非以俭戚为可尚，特以与其流于文弊则宁如此耳。先儒谓其言之抑扬得其中正如此，所以为无弊也。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臣按：圣人之言礼亦必取证前代之典籍、当代之贤人，苟无证焉亦不敢以作也。后之欲制礼者，乌可无证而妄作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杨时曰：“告朔，诸侯所以禀命于君亲，礼之大者。鲁不视朔矣，然羊存则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实因可举，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礼，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爱犹惜也，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然礼虽废，羊存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臣按：爱礼存羊，可见圣人意思之大，而常人无远见，屑屑惟小费之惜，殊不知礼虽废而羊存，庶几后人因羊以求礼，
译朱熹说：“王者改换姓氏承受天命，便算作一个时代。子张问从这以后十代的事情可以预先知道吗？三纲是指君是臣的纲纪、父是子的纲纪、夫是妻的纲纪。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文质是指夏朝崇尚忠信、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三统是指夏历建寅月为人统、商历建丑月为地统、周历建子月为天统。三纲五常，是礼的根本大体，夏商周三代相继都沿袭它而不能改变，它们所增减的不过是文章制度、稍微过分或不足之间，而这些已经形成的迹象现在都可以看见，那么从今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而称王的人，即使相隔百代那么久远，所沿袭和所变革的也不过如此，难道只是十代而已吗？圣人之所以能预知未来大概就是这样，不像后世的谶纬术数之学那样。”
胡寅说：“子张的提问大概是想预知未来，而圣人用过去的事情来阐明它。从修身一直到治理天下，不可一天没有礼。天的秩序、天的等级，是人们共同遵循的，这是礼的根本。商朝不能改变夏朝，周朝不能改变商朝，这就是所谓天地恒常的法度。至于制度文饰，如果过分就应当减损，如果不足就应当增益，增益它、减损它要顺应时宜，而所沿袭的根本不坏，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根据过去推知未来，即使相隔百代也不过如此罢了。”
臣按：子张问十代的事情可以预先知道吗，圣人举出以往的礼来阐明它，大概是为了表明上天下地、古往今来，人赖以生存、君赖以治理、圣人赖以持世立教的大事，哪有比礼更大的呢？所谓礼，大的方面在于纲常，小的方面在于制度，纲常本源于天，经历万世而不改变，制度在于人，随时世而改变。夏商周三代已经过去的如此，百代将要到来的也不过如此罢了。
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问得好啊。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治办得从容周到，宁可哀痛。”
范祖禹说：“祭祀，与其恭敬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恭敬有余。丧事，与其哀痛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哀痛有余。礼失之于奢侈，丧失之于从容周到，都是不能返归根本而追随末节的缘故。礼奢侈而完备，不如节俭而不完备更好；丧从容周到而文饰，不如哀痛而不文饰更好。节俭是事物的质朴，哀痛是内心的真诚，所以是礼的根本。”
杨时说：“礼始于饮食，所以用污浊的酒樽和杂色的酒，制作簠簋、笾豆、罍爵等器物来装饰它，这是用来文饰的，那么它的根本就是节俭罢了。丧事不可以顺着情感直接行动，制作衰麻、规定哭踊的次数，这是用来节制情感的，那么它的根本就是哀痛罢了。周朝衰微时世正以文饰淹没质朴，而林放唯独能问礼的根本，所以孔子称赞他并以此告知他。”
朱熹说：“林放，鲁国人，看见当时行礼的人专事繁文缛节而怀疑根本不在这里，所以以此发问。孔子因为当时人们正追逐末节而林放唯独有志于根本，所以称赞他的提问，大概得到了根本那么礼的全体就没有不在其中的了。”又说：“易，是治理的意思，孟子说：‘治理他的田地。’在丧礼中，就是指节文习熟而没有哀痛惨怛的实情。戚则专一于哀痛而文饰不足罢了。礼贵在得中，奢侈和从容周到就过于文饰，节俭和哀痛就不及而质朴，两者都不符合礼，然而凡是事物的道理必先有质朴而后有文饰，那么质朴就是礼的根本。”
臣按：林放只问礼而孔子并用丧事来告知他，大概是因为礼的大方面在于吉、凶两类罢了，然而他的言辞先说“与其”又接着说“宁可”，并不是认为节俭和哀痛值得崇尚，只是与其流于文饰的弊端那么宁可这样罢了。先儒说他的言辞抑扬得其中正如此，所以没有弊端。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杞国不足以验证。殷朝的礼我能说，宋国不足以验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如果充足那么我就能验证它了。”
朱熹说：“杞，是夏的后代；宋，是殷的后代。征，是验证。文，是典籍；献，是贤人。说两代的礼我能说而两国不足以取来作为验证，是因为它们的文献不足的缘故。文献如果充足，那么我就能取来验证我的话了。”
臣按：圣人谈论礼也一定要取证前代的典籍、当代的贤人，如果没有验证也不敢凭空制作。后来想要制定礼的人，怎么可以没有验证而妄自制作呢？子贡想去掉告朔用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那羊，我爱惜那礼。”
杨时说：“告朔，是诸侯所以禀受天命于君亲，是礼的大方面。鲁国已经不视朔了，然而羊存在那么告朔的名义就没有泯灭，而其实质因此可以举用，这是孔子所以爱惜它的原因。”
朱熹说：“告朔的礼，古时天子常在季冬把来年十二个月的朔日颁给诸侯，诸侯接受后藏在祖庙，每月初一就用特羊告庙请命而实行。爱就是爱惜，子贡大概是爱惜它没有实质而白白耗费，然而礼虽然废弛，羊存在还可以借此认识它而可以恢复，如果连羊也去掉那么这礼就灭亡了，孔子所以爱惜它。”
臣按：爱惜礼而保留羊，可见圣人意思的大处，而常人没有远见，琐碎地只爱惜小费用，殊不知礼虽然废弛而羊存在，或许后人能因羊来寻求礼，
而礼之废者犹可因是而复举也。虽然，岂特告朔一事为然哉？凡夫古人之礼，今虽不尽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为复兴之绪，切不可惜一时之费而灭千古之迹也。
译而废弃的礼制，仍然可以借此重新恢复。虽然如此，难道只有告朔这一件事是这样吗？凡是古人的礼制，现在虽然不能全部实行，但都必定隐约保留着痕迹，作为复兴的线索，千万不可因为吝惜一时的费用，而抹去千古留下的痕迹。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朱熹曰：“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臣按：此章言为国以礼为本，而礼又贵乎有其实。让者，礼之实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要也）之以礼，亦可以弗畔（背也）矣夫。”
程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熹曰：“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
臣按：博文、约礼，孔门传授之要道。孔子既以是为教，颜子受以为学，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古之圣贤未用则以是礼而为学，既用则以是礼而为治，大哉礼乎，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在是，为生民立命者在是。后世舍礼以为学，故其学流于异端；舍礼以为治，故其治杂于伯道。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畏惧貌），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急切也）。”朱熹曰：“无礼则无节文，故有四者之弊。”
张栻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无礼以主之，则过其节而有弊，反害之也。盖礼者存乎人心，有节而不可过者也。夫恭而无礼则自为罢（音疲）劳，慎而无礼则徒为畏惧，勇而无礼则流于陵犯，直而无礼则伤于讦切，其弊如此，岂所贵于恭、慎、勇、直哉？盖有礼以节之则莫非天理之本然，无礼以节之则亦人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约诸己为贵也。”
臣按：此章之旨，张栻之言尽之矣。
子曰：“麻冕（缁布冠），礼也，今也纯（丝也），俭（谓省约），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朱熹曰：“缁布冠以三十升布为之，升八十缕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臣与君行礼当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泰，骄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谓“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其言可谓约而尽矣。大抵义之一言处事之权衡也，凡百天下之事，有可以增损、从违者，一皆准以此例而推其余。
《孟子》：任人（任国名）有问屋庐子（孟子弟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任人复问）？”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难也），不揣其本（谓下）而齐其末（谓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可使高于岑楼（楼之高锐似山岑者，喻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带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戾也）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牵也）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楼至高，喻礼。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楼之上，则寸木反高、岑楼反卑矣。金本重而带钩小，故轻，喻礼有轻于食、色者；羽本轻而一舆多，故重，喻食色有重于礼者。礼食、亲迎，礼之轻者也；饥而死以灭其性，不得妻而废人伦，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犹言何但，言其相去悬绝，不但有轻重之差而已。紾兄之臂而夺之食，搂处子而得妻，此二者礼与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较则礼为尤重也。此章言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胶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则天理所以防闲人欲者也。礼本重，食、色本轻，
译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又怎么能实行礼呢？”
朱熹说：“谦让，是礼的实质。‘何有’，是说没有什么困难。意思是说，如果拥有礼的实质来治理国家，那么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礼的形式具备，也无可奈何了，更何况是治理国家呢？”
臣按：这一章说的是治理国家以礼为根本，而礼又贵在有其实质。谦让，就是礼的实质。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违背道了。”
程颐说：“广泛学习文献而不以礼来约束自己，必然会导致学问散漫无归。又能遵守礼而遵循规矩，那么也就可以不背离道了。”
朱熹说：“君子求学要广博，所以对文献无不考证；守持要精要，所以行动必定依据礼。像这样，就可以不背离道了。”
臣按：博习文献、以礼约束，是孔子门徒传授的要道。孔子既然以此作为教导，颜回接受作为学问，也说老师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约束我的行为。古代的圣贤未出仕时，以此礼来求学；既出仕后，以此礼来治理，礼真是伟大啊，为天地确立本心的是它，为百姓确立命运的是它。后世舍弃礼来求学，所以他们的学问流于异端；舍弃礼来治理，所以他们的治理混杂于霸道。
孔子说：“恭敬而没有礼就会劳累，谨慎而没有礼就会畏缩，勇敢而没有礼就会作乱，直率而没有礼就会尖刻。”朱熹说：“没有礼就没有节制文饰，所以有这四种弊端。”
张栻说：“恭敬、谨慎、勇敢、直率都是好的品德，然而没有礼来主导，就会超过节度而产生弊端，反而有害。大概礼存在于人心之中，有节度而不可过度。恭敬而没有礼就会自讨疲惫，谨慎而没有礼就只是徒然畏惧，勇敢而没有礼就会流于侵犯，直率而没有礼就会伤害于急切刻薄，弊端像这样，哪里是推崇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呢？大概有礼来节制它们，就都是天理的本然；没有礼来节制它们，就只是人为的私欲罢了，所以君子以约束自己为贵。”
臣按：这一章的宗旨，张栻的话已经说尽了。
孔子说：“用麻布做礼帽，是礼的规定；现在用丝做，节省，我跟随大众。在堂下拜，是礼的规定；现在在堂上拜，太傲慢，虽然违背大众，我坚持在堂下拜。”
朱熹说：“缁布冠用三十升的布做成，一升八十缕，那么它的经线就有二千四百缕，细密难以制成，不如用丝节省。臣子与君主行礼应当在堂下拜，君主推辞后才升堂完成拜礼。泰，是骄慢的意思。”
臣按：这一章的宗旨，程氏所说的“君子处世，事情无害于义的，跟随习俗也可以；有害于义的，就不能跟随”，他的话可以说是简要而完备了。大抵“义”这一概念是处理事情的权衡，天下所有的事情，有可以增减、顺从或违背的，全都依据这个例子来推及其他。
《孟子》记载：任国有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食物哪个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那人又问：“美色和礼哪个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那人说：“如果按照礼去求食就会饿死，不按照礼去求食就能得到食物，一定要按照礼吗？如果亲自迎娶就得不到妻子，不亲自迎娶就能得到妻子，一定要亲自迎娶吗？”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到邹国把这事告诉孟子，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难呢？不衡量根本而只比较末节，一寸高的木头可以使它高于高楼。金子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带钩的金子和一车羽毛相比吗？拿食物中重要的和礼中轻的相比，何止是食物重；拿美色中重要的和礼中轻的相比，何止是美色重。你去回答说：‘扭折哥哥的手臂去抢夺食物就能得到食物，不扭折就得不到食物，那么将扭折吗？翻过东邻的墙去搂抱那家的处女就能得到妻子，不搂抱就得不到妻子，那么将搂抱吗？’”
朱熹说：“一寸高的木头最卑下，比喻食物、美色；高楼最高，比喻礼。如果不取下面的平处而把寸木升到高楼之上，那么寸木反而高、高楼反而卑了。金子本来重而带钩小，所以轻，比喻礼有轻于食物、美色的时候；羽毛本来轻而一车多，所以重，比喻食物、美色有重于礼的时候。按礼求食、亲自迎娶，是礼中轻的；饿死从而灭绝性命，得不到妻子从而废坏人伦，是食物、美色中重的。奚翅犹言何但，是说它们相差悬殊，不但有轻重的差别而已。扭折哥哥的手臂去抢夺食物，搂抱处女而得到妻子，这两者礼与食物、美色都是重的，而把它们相比，礼尤其重。这一章说义理、事物其轻重固然有大致的区分，然而在其中又各自有轻重的区别，圣贤在这里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然不肯枉尺而直寻，也未尝胶柱而调瑟，所以判断一概依据理之当然罢了。”
臣按：这一章先儒有言，饮食、男女是人大的欲望所在，礼则是天理用来防范人欲的。礼本来重，食物、美色本来轻，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也。
礼者，人道之极也。
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真德秀曰：“《荀子》书有《礼论》，其论礼之本末甚备，至其论性则以礼为圣人之伪，岂不缪哉？”
臣按：荀况《礼论》其最纯者止此数言，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礼为伪，则庄周谓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论礼是也。臣恐后世人主或有取于其言，而小人之无忌惮者或因之以进说，故于论礼之末剟其可取者以献，使知其所谓伪者乃人之伪，非礼之伪也。礼者敬而已矣，敬岂可以伪为哉？
程颐曰：“学礼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又曰：“行礼不可全泥古，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
张载曰：“礼者理也，知理则能制礼，礼文残阙，须是先求得礼之意，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学者所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他日得理以意参校。”又曰：“礼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为之者。大凡礼不可大段骇俗，不知者以为怪且难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礼亦当有渐。”
朱熹曰：“礼时为大，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耳。孔子从先进，恐亦有此意。或以礼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难行尔，曰然。”
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
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而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
臣按：古礼之不能行于今世，亦犹今礼之不可行于古也。虽然万古此天地，万古此人心，礼出于人心，圣人缘人情而制为礼，何有古今之异哉？盖同而不异者，程氏所谓义也、张氏所谓理也、朱氏所谓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类则有不能以尽同而不得以不异焉者。臣故历采自古以来凡为礼之说类聚以为一处，如张氏所云者，使后世有志于礼学者，于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考求先王制作之意，因其风气，顺其时势，称其情文，斟酌损益以渐行之，立为一代之制云。
以上论礼仪之节。臣按：成周盛时，以礼持世，凡其所以建国而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皆谓之礼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宾射以为礼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为先而礼典仅居其一，然其书不谓之治而谓之礼，其意可见矣。秦汉以来则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谓之政，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庙、朝廷、学校而有节文、仪则者则谓之礼焉。盖三代以前以礼为治天下之大纲，三代以后以礼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异者以此。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于洪武元年即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拟三礼，明年再命集议，又明年遍征草泽道德文章之士相与考订之，以为一代之制，今书之存者有《大明集礼》。洪武定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及诸司职掌所载者，乞命掌礼大臣著为一书以颁赐中外，使天下后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后世作史者有所根据云。
卷四一
▲乐律之制（上之上）
《易》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盛也）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颐曰：“雷者，阳气奋发，阴阳相薄而成声也。阳始潜闭地中，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始闭郁，及奋发则通畅和豫，故为豫也。坤顺震发，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
译《荀子》说：人生来就有欲望，有了欲望而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有所追求；追求如果没有度量、界限，就不能不产生争夺；争夺就会混乱，混乱就会陷入困穷。先王厌恶这种混乱，所以制定礼义来区分等级，以养护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至于因物资匮乏而穷尽，物资也不至于因欲望过度而枯竭，两者相互依存而共同增长。
礼，是人道的极致。
大凡礼，侍奉活人是为了装饰欢乐，送葬死者是为了装饰哀痛，军队出征是为了装饰威严，这是历代帝王所共同遵循、古今所一致的。
真德秀说：“《荀子》一书中有《礼论》，它论述礼的根本与枝节非常完备，至于它论述人性时，却把礼看作圣人的虚伪造作，这难道不是谬误吗？”
臣按：荀况《礼论》中最纯正的言论只有这几句，其余固然也有可取之处，但既然他的本意是把礼看作虚伪，那么庄子所说的“荀子所言之正确，但也难免有错误”是对的。臣担心后世君主或许会采纳他的言论，而无畏无惧的小人或许会借此进言，所以在论述礼的末尾，删取其中可取的部分献上，让世人知道他所称的“伪”，是指人的造作，而非礼本身的虚伪。礼不过是恭敬罢了，恭敬怎么能用虚伪来表现呢？
程颐说：“学习礼的人，考究文辞必须探求先王的本意，领会了本意才可以进行沿革。礼的根本出自民众的情感，圣人因而引导它；礼的器物出自民众的风俗，圣人因而加以节制和修饰。如果圣人再次出现，必定会根据当今的衣服、器物来加以节制和修饰，所谓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在于当世君主斟酌增减罢了。”又说：“行礼不能完全拘泥于古制，必须观察时代的风气自然不同，所以所处的做法不得不与古代不同。”
张载说：“礼就是理，懂得理就能制定礼，礼的文辞残缺不全，必须先求得礼的本意，然后观察符合此理的礼就是圣人的制度，不符合的就是诸儒添加进去的，可以取舍。现在的学者之所以应当先观察礼，是因为礼类聚在一处，日后得到理可以用意参校。”又说：“礼只要去掉不可行的部分，其他选取力所能及的部分即可。大凡礼不能大大地惊骇世俗，不知情的人会觉得奇怪且难以实行，严重的甚至会愤怒、厌恶，所以礼也应当有渐进的过程。”
朱熹说：“礼以顺应时势为最重要，古礼如此零碎繁冗，现在怎么可行？也只能随时裁减罢了。孔子跟随先进的人，恐怕也有这个意思。有人说礼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它太繁杂而难以实行，我说确实如此。”
圣人有作为时，古礼未必全部采用，必须另有安排，看待许多琐碎的制度都如同具文，而且是要理清根本、本源。
古礼繁琐，后人对礼日益疏略，然而在当今想要实行古礼，又担心情感与文饰不相称，不如只在当今人们所行的礼中删改修订，使其有节制、数量、等级威严就足够了。
臣按：古礼不能行于今世，也如同今礼不可行于古代一样。虽然万古都是这片天地，万古都是这颗人心，礼出自人心，圣人顺应人情而制定礼，哪里有古今的不同呢？大概相同而不相异的，就是程氏所说的义、张氏所说的理、朱氏所说的根本本源，至于衣服、器物之类，则有不能完全相同而不得不有所不同的。臣因此广泛采集自古以来关于礼的论述，类聚为一处，如张氏所说的那样，让后世有志于学习礼的人，在这里推究人心固有的理、考求先王制作的本意，顺应风气，顺随时势，称量情感与文饰，斟酌增减以渐进推行，确立为一代的制度。
以上论述礼仪的节制。臣按：成周盛世，以礼治理天下，凡是用来建立国家、辨别方位、体察国情、规划田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以作为百姓准则的，都称为礼，不仅仅把祭祀、宴饮、冠婚、宾射称为礼。太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以治典为首，而礼典仅居其一，然而书中不称为治而称为礼，其用意可见了。秦汉以来则不然，凡是用来治理国家的都称为政，只有那些施用于郊庙、朝廷、学校而有节制、仪则的才称为礼。大概三代以前把礼作为治理天下的大纲，三代以后把礼作为治理天下的一件事，古今治理成效之所以有兴盛与衰败的不同，就在于此。我太祖皇帝刚得到天下，在洪武元年就命令中书省以及翰林院、太常寺拟定三礼，第二年再次命令集议，第三年广泛征召草野间有道德文章的人士共同考订，作为一代的制度，现在保存下来的书有《大明集礼》。洪武年间制定的礼仪定式、稽古定制以及诸司职掌所载的内容，请求命令掌管礼仪的大臣编著为一书颁赐中外，让天下后世都知道我朝一代的制度，永远遵守，也使后世修史的人有所依据。
卷四一
▲乐律之制（上之上）
《易经》象辞说：雷从地下奋起，是豫卦。先王因此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丰盛地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
程颐说：“雷，是阳气奋发，阴阳相迫而成声。阳气开始潜闭在地中，等到它动时就从地下奋起震动。开始闭塞郁结，等到奋发时就通畅和乐，所以是豫卦。坤顺震发，和顺积聚于中而发于声乐之象。先王观察雷从地下奋起而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