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八
万一不得已而为之，必升高以望而审其面势之可否，降下以观以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验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龟兆之吉否，曰望、曰观、曰景、曰卜，无一而不善，然后兴工动众，盖不暂劳则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为人君安佚之计，亦以臣民观瞻之所系也。或曰后世测景占卜之法鲜有精者，有所营建而选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欤？曰择其可者用之，而不泥于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仿佛犹存，用之以代测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为星，乃上天示人以营室之时，非其方中农事未隙，不可为己之居室而废农之耕艺也。
译万一迫不得已而为之，必定登上高处眺望，以审视地形地势是否可行；走到低处观察，以考察土地是否适宜；考察日影以验证方向是否正确；查考占卜以检验龟甲兆纹是否吉祥。所谓望、观、景、卜，没有一项不妥善，然后才大兴土木、动用民力。因为不暂时辛劳就无法长久安定，之所以这样，不仅是为了君主安逸的打算，也是因为关系到臣民的观瞻。有人问：后世测量日影和占卜的方法很少有精通的，有所营建时选择日期、勘察地形的做法也可以使用吗？回答说：选择其中可行的方法使用，而不拘泥于忌讳就可以了。周公指南的方法大致还留存着，用它来代替测量日影，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有确定方位依靠星象，这是上天指示人们营建宫室的时机，如果不是正处在农事不繁忙的时候，就不能为了自己的居室而荒废农民的耕种。
《大雅绵》之篇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高貌）。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严正也）。
朱熹曰：“传曰王之郭门曰皋门，王之正门曰应门。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其三门者乃周既为天子时所立，惟皋、应二门在太王时已有之，后世遂因之而不改欤？是则雉、库、路三者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则不得立焉。
《礼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冱巢，后圣人有作（起也），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郑玄曰：“上古之时，寒则累土，暑则聚薪柴居其上。”
陈祥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于为宫室之具，而为宫室必在于范金合土之后，以其斤斧、瓦甓之所当先也。”
臣按：圣人有作，因民之营窟、冱巢之居而为之台榭以登眺，为之宫室以居处，为之户牖以启闭，是皆以木为之者也，然非修火以范金而为之斤斧则无以成其栋宇，用水以合土而为之瓴谿则无以完其盖藏，盖天生五材并用之而后民赖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无上风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帡幪者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者，南非一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时制者犹书于策，以见劳民为重事，而况轻用于所不当为者乎？然僖公尝修泮宫、复宫矣，傒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而经不书者，宫庙以事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二者为国之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弃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观《春秋》之所书及胡氏之所论，则国家修造，其前后缓急之序可见矣。定公二年，新作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曰：“书‘新作’者，讥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门，象魏之门，其外为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其内为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是天子之五门也。僖公尝修泮宫、复瑽宫，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书，新作南门则独书者，南非一门也，必有不当为者。”
刘敞曰：“鲁用王礼，是以其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而设两观，僭君甚矣。习旧而不知以为非，睹变而不知以为戒，无怪乎季氏之胁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词至意也。”
臣按：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外阙一观，盖为二台于门外，作楼观于上，两观双植，中不为门，鲁诸侯立雉门、两观，僭天子也。鲁僭天子之礼，雉门及两观为天火所焚，鲁复因其旧而新之，天示之变尚不知儆，圣人所以书之也。繇是以观，凡宫殿门阙有所灾变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灾其必反己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灾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则灾不为咎矣。
《左传》：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杜预曰：“不时，失土功之时。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阙，故随坏时而治之。”
臣按：国家之修造有待时而修者，有不待时而修者。盖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无，与虽不可无而有他所以暂代者，必须农隙之时、无事之日然后修之可也，若夫门户以开阖、道桥以往来、城郭以卫民、墙堑以御寇，不可一日无焉者也，苟必待时而为之，岂不至于有所损失而误事乎？
《史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
臣按：尧时去洪濛之世未远，故其居室简朴如此，然尧之居虽陋而其仁则如天、其智则如神，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荡荡乎不可
译《大雅·绵》篇说：于是建立了皋门，皋门高大巍峨。于是建立了应门，应门严正庄重。
朱熹说：“《传》说：天子的外郭门叫皋门，天子的正门叫应门。太王时期还没有制度，特意建造了这两座门，名字就是这样，等到周朝拥有天下后，就尊崇它们作为天子的门，而诸侯不得设立。”
臣按：周朝的制度，天子有五座门，叫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解释的人说：皋是远的意思，门最在外边，所以叫皋门；库门是因为有仓库在这里；雉门是取其文明之意；应门是居此以应对政事；路门是取其广大之意。五座门各有其含义，其中三门是周朝既为天子时所建，只有皋、应二门在太王时就已经有了，后世于是沿袭而不改变吗？那么雉、库、路这三座门诸侯也可以设立，只有这两座门是始祖开创基业的遗迹，不是周朝的正嫡继承人登上天子之位的人就不能设立。
《礼记》说：从前先王没有宫室，冬天就住在营窟，夏天就住在冱巢，后来圣人兴起，然后利用火的便利，熔铸金属、和合泥土来建造台榭、宫室、窗户。郑玄说：“上古之时，寒冷时就堆积泥土，炎热时就聚集薪柴住在上面。”
陈祥道说：“熔铸金属、和合泥土，固然不止于作为建造宫室的工具，但建造宫室必定在熔铸金属、和合泥土之后，因为斧斤、瓦砖是应当先具备的。”
臣按：圣人兴起，根据百姓营窟、冱巢的居住方式，为他们建造台榭以便登高眺望，建造宫室以便居住，建造门窗以便开闭，这些都是用木头做的，然而如果不利用火来熔铸金属制作斧斤，就无法建成栋梁屋宇；如果不利用水来和合泥土制作瓦片，就无法完善覆盖储藏，大概是天生五种材料并用之后，百姓才依靠它们安居。如今普天之下，君臣上下，之所以能够安居而没有风吹雨淋的忧患，怎么能不知道是谁在上覆庇呢？
《春秋》记载：僖公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
胡安国说：“说‘新’，是因为有旧的基础；说‘作’，是创始的意思。所说的南门，不是只有一座门，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记载‘新建南门’，是讥讽在不当做的事上动用民力。《春秋》凡是动用民力符合时节制度的尚且记载在史册上，以显示劳民是重大的事，何况轻率地在不当做的事上动用民力呢？然而僖公曾经修缮泮宫、重建宫室，傒斯主持工程，史克歌颂其事，但经文没有记载，是因为宫庙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学校是用来教育国家子弟的，这两者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即使动用民力也不可废弃，其中垂示教化的意旨很深。”
臣按：看《春秋》所记载的以及胡氏所论述的，那么国家修造的前后缓急次序就可以看出来了。定公二年，新建雉门及两观。
胡安国说：“记载‘新建’，是讥讽僭越天子制度而不能革除。雉门，是象魏之门，它外面是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它里面是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这是天子的五座门。僖公曾经修缮泮宫、重建宫室，不是不动用民力，而《春秋》没有记载，新建南门却单独记载，是因为南门不是只有一座门，必定有不当做的事。”
刘敞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仪，所以它的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并且设立两观，僭越君道太严重了。习以为常而不知道这是不对的，看到变故而不知道以此为戒，难怪季氏会胁迫他的君主了，这是《春秋》微言大义的深意。”
臣按：天子、诸侯的台门，天子门外有两座观，诸侯门外有一座观，大概是在门外建两座台，在上面建楼观，两观双立，中间不设门，鲁国作为诸侯却设立雉门、两观，是僭越天子。鲁国僭越天子的礼仪，雉门及两观被天火烧毁，鲁国又沿袭旧制重新修建，上天示警的变故尚且不知道警惕，圣人所以记载它。由此看来，凡是宫殿门阙有灾变都是上天示警，警示的内容不同，天意必定有所指向，人君遇到灾祸一定要反省自己寻求原因，导致天怒而招致天灾的罪过在哪里，从而加强省察之功，那么灾祸就不会成为罪过了。
《左传》说：新建南门，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开启封闭都要顺应时节。
杜预说：“不合时宜，是失去了土木工程应有的时节。门户道路桥梁叫做开启，城郭墙堑叫做封闭，都是官民开闭之所，不可一日缺少，所以随着损坏的时节来治理它。”
臣按：国家的修造有等待时节来修的，有不等待时节来修的。大概居室、宴游的地方可以有可以无，与虽然不可无但有其他可以暂时替代的，必须等到农闲之时、无事之日然后修建才可以，至于门户用来开阖、道路桥梁用来往来、城郭用来保卫百姓、墙堑用来抵御寇盗，是不可一日没有的，如果一定要等待时节才去做，难道不至于有所损失而误事吗？
《史记》说：尧拥有天下时，堂高三尺，采椽不砍削，茅草屋顶不修剪。
臣按：尧时距离洪荒之世不远，所以他的居室如此简朴，然而尧的居所虽然简陋，但他的仁德像天一样，他的智慧像神一样，高大而有成功，光辉而有文章，浩荡而不可
得而名也。商纣为倾宫，世目之为独夫；秦皇为阿房宫，世称之为亡道主，然则人君之好尚可不谨哉？
译得到了它，就以此命名。商纣王建造倾宫，世人称他为独夫；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世人称他为亡道之主，既然如此，那么君主的好尚岂可不谨慎呢？
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庭小，乃营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容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合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颠以为阙，复道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骊山。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栗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弦管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臣按：秦始皇于三十五年作阿房宫，至三十七年东巡而崩于沙丘，劳七十余万人之力，费百千万亿之财，营建始成，仅仅二期而身已下世。呜呼，一身之微，岁月几何，何苦劳人费财而为此无益之事，流毒四海，遗臭千载也哉？秦始皇亦愚也已矣，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后世人主诵杜牧之赋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及“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后世哀之而不鉴之”等语，其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汉高祖五年，治长乐宫于长安。
吕祖谦曰：“按《史记》，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然《卢绾传》云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则长安为咸阳别名久矣，是时高祖虽西入关，尚居栎阳，方营宫室于长安，谋迁都也。”
臣按：汉建长乐宫始此。
七年，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帝见其壮丽，甚怒，曰：“天下匈匈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司马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与镇同）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繇酂侯启之也。”
臣按：萧何此对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说者乃谓何欲以此坚帝都长安，未必然也，当以司马氏之言为正。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按：所贵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也，内而宫闱、外而朝廷、远而至于边徼、下而至于闾阎，人情世态无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必使无一物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后能尽父母斯民之责。文帝欲作一台，召工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盖帝起自外藩，耳闻目见民间之事，非若景、武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女之手者比也。故知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产仅直十金，则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无一钱之储、隔宿之食、立锥之地，枵腹而眠、赁屋而居者比比皆是，九重之上、左右之人，乃至有一饭而费十金者、一宴而费百金者、一器用服饰之微而费千金者，尚或以为不满意而他求，及其有所营造以恣游玩，佞佛老、媚神鬼者往往倾府库之财、竭生民之力略不顾惜。呜呼，胡不思之甚耶？观于此可见文帝为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令主，书文史册千载有光，后世人主其或有所营建，必先计其工用而以文帝为法，毋为嬖幸所欺，以多为少，以不可为可
译秦始皇因为咸阳人口众多，先王的宫室狭小，于是在渭南上林苑中营造朝宫。先建造前殿阿房宫，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上面可以容纳万人，下面可以树立五丈高的旗帜，周围环绕修筑通道，从殿前一直延伸到南山，在山顶设立标志作为宫阙，又修建复道跨越渭水连接到咸阳，被判处徒刑的隐宫犯人有七十多万人，分别负责建造阿房宫和骊山。关中地区计有宫室三百座，关外四百多座，于是迁徙三万户人家到骊邑，五万户人家到云阳。
杜牧说：“唉，一个人的心思，就是千万人的心思。秦朝统治者喜爱繁华奢侈，百姓也顾念自己的家，为什么搜刮时连极小的财物都不放过，使用时却像泥沙一样挥霍，使得支撑栋梁的柱子比田里的农夫还多，架在梁上的椽子比织布机上的女工还多，突起的钉头比粮仓里的谷粒还多，参差不齐的瓦缝比全身衣物的丝缕还多，横竖的栏杆比天下的城郭还多，嘈杂的音乐声比集市上人们的言语还多，使得天下的人不敢说话却敢在心里愤怒，独夫之心一天比一天骄横顽固。戍边的士卒呐喊起义，函谷关被攻占，楚人一把火，可惜化为焦土。唉，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灭掉秦朝的是秦朝自己，不是天下人。唉，假使六国各自爱护他们的百姓，就足以抵抗秦国；假使秦国也爱护六国的百姓，那么就可以传位三世乃至万世做君主，谁能够灭掉它呢？秦朝的人来不及哀叹自己，而后人哀叹他们；后人哀叹他们却不以他们为鉴戒，也会使更后的人再来哀叹后人。”
臣按：秦始皇在三十五年建造阿房宫，到三十七年东巡时在沙丘去世，耗费了七十多万人的劳力，花费了数以百亿计的财富，营建刚完成，仅仅过了两年自身就已经去世。唉，一个人的身躯如此渺小，寿命又能有多长，何必苦劳百姓、耗费钱财去做这种无益的事情，毒害四海，遗臭千年呢？秦始皇也太愚蠢了，不知道自己愚蠢却想要愚弄百姓，唉，究竟谁更愚蠢呢？后世的君主诵读杜牧赋中所谓“一个人的心思，就是千万人的心思”、“搜刮时连极小的财物都不放过，使用时却像泥沙一样挥霍”以及“天下的人不敢说话却敢在心里愤怒”、“后人哀叹他们却不以他们为鉴戒”等话语，也应该知道从中醒悟吧。
汉高祖五年，在长安修筑长乐宫。
吕祖谦说：“查考《史记》，高帝六年改称咸阳为长安，然而《卢绾传》中说卢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就是原来的咸阳。那么长安作为咸阳的别名已经很久了，这时高祖虽然西入关中，还居住在栎阳，正在长安营建宫室，谋划迁都。”
臣按：汉朝建造长乐宫始于此时。
七年，皇帝到达长安，萧何修筑未央宫，皇帝看见它壮丽，非常生气，说：“天下战乱多年，成败还未可知，为什么修筑宫室过度呢？”萧何说：“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可以趁机建成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显示威严，而且不要让后世有超过它的。”
司马光说：“王者以仁义为美丽、以道德为威严，没听说过用宫室来镇服天下的。天下还未平定，应当克制自己、节约用度来救济百姓的急难，反而把宫室放在首位，这怎么能说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呢？从前大禹宫室简陋而夏桀建造倾宫，开创基业、垂范后世的君主，亲身践行节俭来训示子孙，他们的末流尚且陷入淫靡，何况展示奢侈呢？汉武帝最终因为宫室使天下疲敝，未必不是由酂侯萧何开启的先例。”
臣按：萧何这番话所谓用口才应付君主，有人说萧何是想以此坚定定都长安的决心，未必是这样，应当以司马光的话为正确。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没有增加，有不便利的就立即废除以便利于百姓。曾经想建造露台，召来工匠计算价值百金，皇上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怕羞辱了先帝，还要露台做什么？”
臣按：君主可贵之处，在于对天下的事情无所不知，内到宫闱、外到朝廷、远到边疆、下到民间，人情世态没有一样不知道，知道了又挂念它们，一定要使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然后才能尽到养育百姓的责任。文帝想建造一座台，召来工匠计算价值百金，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大概是因为皇帝出身于外藩，耳闻目睹民间的事情，不像景帝、武帝那样生长在深宫之中、由妇女抚养长大的。所以知道天下的百姓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人家财产固然不止十金，中等人家财产仅值十金，那么下等人家不足十金就可以知道了，其中严重的甚至没有一钱的积蓄、隔夜的粮食、立足之地，空腹而眠、租房而住的比比皆是，九重宫阙之上、左右侍从之人，甚至有吃一顿饭花费十金的、举办一次宴会花费百金的、一件微小的器物服饰花费千金的，还认为不满意而另求他物，等到有所营建以恣意游玩，信奉佛老、媚奉神鬼的往往倾尽府库的财富、耗尽百姓的劳力，毫不顾惜。唉，怎么不想想呢？由此可以看出文帝是三代以后绝无仅有的好君主，史册千载光辉，后世的君主如果有所营建，必须先计算工用并以文帝为法则，不要被宠幸之人欺骗，把多算作少，把不可行算作可行。
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公孙卿又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甘泉作诸台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益广诸宫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欲，欲心一萌，左右窥见其端遂从而从臾之，因而疲劳生民，空竭府库，天下生灵繇是而凋瘵，有不得其所者矣。武帝富贵已极而求长生，左右因引进方士，言有物饵之可以不死而为仙人好楼居之说，于是随所指教而大兴工役，劳民伤财以为无益之事，欲心既炽而置政治于不问，遂致海内虚耗、盗贼蜂起。一人之欲长其生竟不可得，而使千万人之速致于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柏梁台灾，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东凤阙，西虎圈，北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南玉堂、璧门，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属。
臣按：武帝建柏梁台而天火灾之，是天以火而儆帝也。帝为此台本以求神仙，神仙有灵必为之诃禁而火不得灾之矣。一旦荡然于烈焰之中，其仙之不神亦可见矣。帝于此尚不觉悟而又大为宫室以厌胜之，帝非独不烛理，盖亦不畏天也。天怒于上而假火为灾以警人，譬则君怒其臣而毁其所为也，其臣恬然不知所戒惧，又从而大其所为，比旧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帝苟以是反求诸己，则必兢惕戒谨以畏天怒而不敢复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乃命门曰尧母门。
司马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按：一宫室之门若无甚大关系也，而国本因之而动摇，几至亡宗社，是知人君于宫殿之创建不可轻易，则虽命一门之名亦当熟思审处而不可轻易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营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朕蹙然惭惧，故分日祷请，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汤六事之责，其一宫室营，则是修造营建劳民动众，怨怼之气上干天和，此所以不当天心而来旱▯也。钟离意谏其君而以天心为言，其知本者欤？明帝一闻其言，遂策诏答谢，敕止作诸宫，减省不急不徒，谢意而又因之以谢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纳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对众扬之，明帝好谏之诚、思贤之切，后世所当法者也。
灵帝中平二年，宦者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税而孔门非之，岂有聚夺民铜以营无用之物，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奏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黄门侍郎辄令谴嗬不中者，因强折贱卖，仅得本价十一，复货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牧守、茂材、孝廉迁除皆责修宫钱，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钜鹿太守司马直以
译汉武帝元鼎二年，修建柏梁台，制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周长七围，用铜铸造，上面有仙人手掌承接露水，与玉屑混合饮用，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宫室的修建日益兴盛。公孙卿又说仙人喜欢住在高楼之上，于是皇上命令在长安、甘泉修建各种台观，让公孙卿手持符节设置器具等候神人，更加广泛地扩建各种宫室。
臣按：君主不可欲望过多，欲望之心一旦萌发，身边的人窥见端倪便随之怂恿，因而使百姓劳苦，耗尽国库，天下的生灵因此凋敝，有人不得其所了。汉武帝富贵已极却追求长生，身边的人因此引荐方士，说有一种药物吃了可以不死，还有仙人喜欢住在高楼上的说法，于是随着他们的指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去做无益之事，欲望之心既已炽盛，便将政治置之不问，最终导致海内空虚耗损、盗贼蜂起。一个人想延长自己的生命竟然不可得，却使千万人迅速走向死亡，实在可悲啊。
太初元年，柏梁台发生火灾，越人勇之说：“越地的风俗，如果有火灾后重建房屋，一定要建得更大，用来压制灾祸。”于是修建建章宫，规划为千门万户。东边有凤阙，西边有虎圈，北边有渐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南边有玉堂、璧门，建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互连接。
臣按：汉武帝修建柏梁台而天降火灾，这是上天用火来警示皇帝。皇帝修建此台本是为了求取神仙，神仙若有灵验，必定会呵斥禁止而让火无法灾害它了。一旦在烈焰中荡然无存，那神仙的不灵验也就可见了。皇帝在此时还不觉悟，反而大建宫室来压制灾祸，皇帝不仅不明事理，大概也是不畏天威吧。上天在上方发怒，借火灾来警示世人，好比君主发怒于臣子而毁坏他所做的事，那臣子安然不知戒惧，反而更加扩大他所做的事，比旧时更加过分，君主能不愤怒吗？汉武帝如果以此反求诸己，就一定会兢惕戒慎以畏惧天怒而不敢再有所作为。
太始三年，赵婕妤居住在钩弋宫，怀孕十四个月生下儿子弗陵，汉武帝说：“听说从前尧也是怀孕十四个月而生。”于是命令门名叫尧母门。
司马光说：“作为君主，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内心发出的必定形于外表，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当时皇后、太子都安好，却命令钩弋宫的门叫尧母门，这不是恰当的名号。因此奸臣逆探上意，知道皇帝奇爱少子，想让他做继承人，于是产生了危害皇后、太子的念头，最终酿成巫蛊之祸，可悲啊！”
臣按：一个宫室的门似乎没什么大关系，但国家的根本却因此动摇，几乎导致宗庙社稷灭亡，由此可知君主对于宫殿的创建不可轻率，那么即使是命名一个门的名称也应当深思熟虑、审慎处理而不可轻率。
汉明帝永平三年夏天，大旱却大兴修建北宫，钟离意到宫阙前摘下帽子呈上奏疏说：“臣见陛下因天时小旱，忧虑百姓，降居偏殿，亲自克制责备自己，而近日乌云密布，却没有大雨，难道政事有未能顺应天心的地方吗？从前成汤遭遇旱灾以六件事自责说：‘政令不节制吗？使百姓疾苦吗？宫室营建过度吗？女宠盛行吗？贿赂通行吗？谗言得逞吗？’臣见北宫大兴土木，百姓失去农时，这就是所说的宫室营建过度。自古以来不是苦恼宫室狭小，只是担忧百姓不安宁。应当暂且停止，以顺应天心。”皇帝下诏回答说：“成汤引六事自责，罪责在于一人。请戴上帽子穿上鞋，不必谢罪。近来上天降旱，朕深感惭愧恐惧，所以分日祈祷，如今又命令大匠停止修建各种宫室，减省不急之务，希望消除灾祸谴责。”诏书因而向公卿百官致歉，于是及时降下大雨。后来德阳殿建成，百官大会，皇帝想起钟离意的话，对公卿说：“钟离尚书如果在世，这座殿就不会建立。”
臣按：成汤六事自责，其中一项是宫室营建，那就是修造营建劳民动众，怨恨之气上干天和，这就是不顺应天心而招致旱灾的原因。钟离意劝谏君主而以天心为言，他是懂得根本的人啊？明帝一听到他的话，就下诏答谢，命令停止修建各种宫室，减省不急之务，不仅感谢他，而且借此向公卿百官致歉，不仅生前采纳他的话，等到他死后又思念他的话而对众人宣扬，明帝喜好纳谏的诚意、思念贤人的深切，是后世应当效法的。
汉灵帝中平二年，宦官张让、赵忠劝说皇帝征收天下田亩每亩十钱，用来修建宫室、铸造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劝谏说：“从前鲁宣公征收田亩税而蝝灾自然发生，鲁哀公增加税收而孔门非议他，哪有聚敛剥夺百姓钱财来营建无用之物，抛弃圣人的告诫而自蹈亡国之法的呢？”宫内宠臣诬陷陆康援引亡国之事来比喻圣明的皇帝，是大不敬，用囚车征召到廷尉府。侍御史刘岱上奏解释，得以免罪回到家乡。又下诏征发州郡的木材、文石，黄门侍郎就命令呵斥不合标准的，趁机强行折价贱卖，仅得原价的十分之一，又货物中等的也不立即接受，木材腐烂堆积，宫室连年不能建成，刺史太守又增加私征，百姓呼天抢地。又命令西园驺分道督促，恐吓州郡，多接受贿赂。牧守、茂材、孝廉的升迁除授都责求修建宫室的钱，应当赴任的人都先到西园议价，然后才能离去。钜鹿太守司马直以
有清名，减直三百万，直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言，吞药自杀。书奏，为暂绝修宫钱。
译（直）有清廉的名声，（朝廷）减少赋税三百万，直怅然说道：“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反而剥削百姓来满足一时的需求，我不忍心这样做。”他称病辞官，朝廷没有准许。走到孟津时，他上书极力劝谏，随后吞药自杀。奏章呈上后，朝廷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建宫殿的款项。
臣按：灵帝听嬖幸之言，敛天下钱以修宫室，谓之修宫钱。既取之于田亩，复取之于选调，取之田亩而免乐安太守陆康，取之选调而杀钜鹿太守司马直。二太守者皆上书以闻，灵帝既知之矣，而犹不知痛革，仅暂免焉。司马直曰：“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呜呼，太守为民父母而不忍剥割其子以称时求，灵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剥割其孙曾以称己欲，何其忍哉。且称时求繇乎人，称己欲繇乎我，繇乎我者进止一反掌间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修宫室，王朗上疏谏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欲广其御儿之疆，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汉之文、景欲恢弘祖业，故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余一切须丰年，专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
臣按：国家修营宫室，若无预于戎备也，而王朗乃谓修营必须丰年，而兼以勤耕农、习戎备为言。夫修营妨农则有矣，而亦谓妨于戎备何哉？朗所谓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是也。夫泛用民力于内，尚有以简戎备于外，况专用兵力者哉？尤不可也。当夫无事之时而殚其力于无益之营造，劳其筋骨、耗其财力、废其家计而起其怨怼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御强暴，岂不难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明帝乃为之少有减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少府杨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陈群、高柔、杨阜皆上疏谏之，明帝不之罪，乃为之少有减省，乃手笔诏答，虽不能尽从，其亦异乎愎谏遂非者矣。杨阜所谓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为非但营建宫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居、好珍玩之物，未必于此即亡，然为之不已则必驯致于亡，有此理也。
晋孝武太元二年，初，谢安欲增修宫室，王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新宫。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工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乃以修宫室为能邪？”
臣按：谢安谓“宫室弊陋，后世谓人无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者，皆假人力为之，非天子能事也，适足以彰其
译臣按：汉灵帝听信宠幸之人的话，向天下征收钱财来修建宫室，称之为修宫钱。既从田亩中征收，又从选调中征收，从田亩征收时免去了乐安太守陆康的罪，从选调征收时却杀了钜鹿太守司马直。这两位太守都上书让皇帝知晓，灵帝既然已经知道了，却还不知道痛加改正，仅仅暂时免除罢了。司马直说：“作为百姓的父母，却割剥百姓来满足当时的需求，我不忍心这样做。”唉，太守作为百姓的父母尚且不忍心割剥自己的子女来满足当时的需求，灵帝难道不是百姓最大的父母吗，却忍心割剥自己的子孙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多么残忍啊。况且满足当时的需求是由于别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由于自己，由于自己的话，进退只在反掌之间罢了。
魏明帝太和元年，营造修建宫室，王朗上疏劝谏说：“过去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的大患，所以先降低他的宫室、节俭他的衣食。勾践想要扩大他的疆土，也约束自己以推广到家庭，节俭家庭以施及国家。汉代的文帝、景帝想要恢弘祖业，所以在百金之台割舍心意、在弋绨之服彰显节俭，霍去病是中等才能的将领，尚且因为匈奴没有消灭而不修建宅第。明察远方的人略去近处，从事外事的人简化内务。现在建始殿前足以排列朝会，崇华殿后足以安排内官，华林、天渊足以展开游宴，如果暂且先建成象魏、修好城池，其余的一切等到丰年，专门以勤力耕种为事务、以习练军事防备为事业，那么百姓充实、军队强大而敌寇就顺服了。”
臣按：国家修建宫室，如果不关乎军事防备的话，而王朗却说修建必须等到丰年，并且兼以勤力耕种、习练军事防备来说。修建宫室妨害农事是有过的，但为什么说也妨害军事防备呢？王朗所说的明察远方的人略去近处、从事外事的人简化内务是对的。如果在内部广泛使用民力，尚且用来简化外部的军事防备，何况专门使用兵力的人呢？尤其不可以。在无事的时候而竭尽民力于无益的营造，劳累他们的筋骨、耗费他们的财力、荒废他们的家计而激起他们的怨恨之心，一旦有事使用他们又想要他们效死力、抵御强暴，难道不难吗。
明帝喜好土木工程，既建造了许昌宫，又整治洛阳宫、建造昭阳太极殿、修筑总章观高达十余丈，劳役不止，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说：“过去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灭，宫室烧焚，所以萧何建造武库、太仓都是要急之事，然而高祖尚且非议其壮丽。现在两个敌虏没有平定，实在不应该与古代相同。汉明帝想要建造德阳殿，钟离意劝谏，就采纳了他的话，后来才又建造它，殿建成后，对群臣说：‘钟离意如果还在，就不能建成这座殿了。’王者难道畏惧一个臣子，是为了百姓啊。现在臣子尚且不能稍微凝聚圣上的听闻，不及钟离意远矣。”明帝因此为他稍微减省。廷尉高柔上疏说：“过去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不营造小台的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来不及治理宅第之事，何况现在所损失的不仅仅是百金的费用，所忧虑的不仅仅是北狄的祸患呢？可以粗略建成所见所营建的以充朝宴之仪，请求罢免做工的人使得他们去务农，两方平定，再可以慢慢兴起。”少府杨阜上疏说：“尧崇尚茅草屋顶而万国安于其居，禹降低宫室而天下乐于其业，到了殷周，有的殿堂高三尺，度量以九筵罢了。夏桀建造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此丧失了他们的社稷，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而自身遭受祸患，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二世而灭亡，不估量万民的力量来顺从耳目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以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却自己闲暇安逸，只修饰宫室，必定有颠覆危亡的祸患了。”明帝感激他们的忠言，亲笔诏书回答。
臣按：明帝喜好土木工程而劳役不止，他的臣子陈群、高柔、杨阜都上疏劝谏他，明帝不怪罪他们，反而为他们稍微减省，又亲笔诏书回答，虽然不能完全听从，这也不同于固执己见坚持错误的人了。杨阜所说的不估量万民的力量来顺从耳目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臣愚以为不仅仅是营建宫室一事，凡是放纵耳目所欲，如崇尚佛老之居、喜好珍玩之物，未必因此就灭亡，然而做个不停则必定逐渐导致灭亡，有这样的道理。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起初，谢安想要增修宫室，王彪之说：“中兴之初就把东府作为宫室，非常俭陋。苏峻之乱，成帝只住在兰台都坐，几乎不能遮蔽寒暑，所以又营建新宫。比起汉、魏来说算是节俭，比起刚过江来说算是奢侈了。现在敌寇正强，怎么可以大兴工役，劳扰百姓呢？”谢安说：“宫室弊陋，后世会说人无能。”王彪之说：“凡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应当保国宁家，修明政事，难道以修宫室为能吗？”
臣按：谢安说“宫室弊陋，后世会说人无能”，王彪之说“凡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应当保国宁家，修明政事，不以修宫室为能”，这是从臣子的角度说的。至于君主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什么欲望不满足，什么要求得不到，凡是他之所以能大有兴作、极其壮丽奇巧的，都是借用人力来做的，不是天子能做的事，只足以彰显他的
无远图而不恤民耳。尧之土阶茅茨、禹之卑宫室，可谓弊陋矣，未闻后世人有议其不能者也，彼桀之璇宫、象廊，纣之琼宫、瑶台，岂所以为能哉？
译只是没有长远的谋划而不体恤百姓罢了。尧的土台阶、茅草屋顶，禹的低矮宫室，可以说是简陋了，却没听说后世有人议论他们无能，那些夏桀的璇玉宫殿、象牙走廊，商纣的琼玉宫殿、瑶石高台，难道就是所谓的能干吗？
刘宋孝武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幸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涘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帝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
蔡沈曰：“昔刘裕奋农亩而取江左，一再传后，子孙见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已过矣’，此正《无逸》所谓‘昔之人无闻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训，安知其不以公刘、后稷为田舍翁乎？”
臣按：王者之宫室固不可以不严邃，然亦不可过于严邃，况吾祖吾考立国以来皆已安之矣，何独至我必为宏大壮丽之居乎？非夫国计有余，内无水旱之灾，外无边防之警，不可有所作兴以妨民动众也。
北朝魏太武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臣按：观世祖谓萧何之对非雅言，诚是也，若夫《易》“设险以守国”之言，则有国者不可无险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筑城以过劳民力耳。夫守国以修德为本，而设险亦不可无，苟徒恃险而不修德，则险非吾有矣。
文成帝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文成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纳之。
臣按：高允谓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驯而致之之一语，是诚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为事以渐为之，用民力以递休则人不劳扰，以久为之聚财，用以渐致则价不踊贵，然非甚不得已则亦不可为也，若或见有者足以居处，姑仍旧贯可也。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成，文帝幸之。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文帝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皇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杨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独孤后之意，岂后豫以告德彝哉？盖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诚于爱民也，使帝诚心于爱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为娱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况听后言赏素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民，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为君也，营一行宫固未必至于乱，而张玄素至比帝以隋炀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赐以旌其言，
译刘宋孝武帝奢侈的欲望没有节制。自从晋朝皇室渡江以来，宫室只是草创，朝廷宴饮所到的地方只有东西两堂而已，晋孝武帝末年才开始建造清暑殿。刘宋朝建立后，没有什么增改，宋武帝才开始大规模修建宫室土木，身上穿着锦绣，宠幸的人赏赐耗尽府库。拆毁宋高祖所居住的阴室，在那裡建起玉烛殿，与群臣一起观看，床头有土墙，壁上挂着葛布灯笼、麻绳拂尘，侍中袁涘极力称赞高祖节俭朴素的美德，皇帝不回答，只说：“乡下老头得到这些就已经过分了。”
蔡沈说：“从前刘裕从农田中奋起夺取江左政权，传了一两代后，子孙看到他的服饰用品反而笑着说‘乡下老头得到这些就已经过分了’，这正是《无逸》所说的‘过去的人没有听闻和知晓’啊，假使成王没有周公的训导，怎么知道他不把公刘、后稷当作乡下老头呢？”
臣按：君王的宫室固然不可以不严整深邃，然而也不可以过于严整深邃，况且我们的祖辈父辈建立国家以来都已经安于这样的宫室了，为什么唯独到我这里一定要建造宏大壮丽的居所呢？除非国家财政有余，国内没有水旱灾害，国外没有边防警报，不可以有所兴建以妨碍百姓、劳役民众。
北朝魏太武帝性情节俭直率，服饰车驾、饮食膳食用度只求供给而已，群臣请求增高京城城墙以及修缮宫室，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又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华美不足以加重威严。’”世祖说：“古人有话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阻，赫连勃勃蒸土筑城而我灭掉了他，难道在于城墙吗？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正需要民力，土木工程的事情我不做，萧何的回答不是雅正之言。”
臣按：看世祖说萧何的回答不是雅正之言，确实是对的，至于《易经》“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的话，那么有国家的人不可以没有险阻来守卫，只是不可以像赫连勃勃蒸土筑城那样过度劳役民力罢了。守卫国家以修德为根本，而设置险阻也不可以没有，如果只依靠险阻而不修德，那么险阻就不是我们所有的了。
文成帝回到平城，建造太华殿，这时给事中郭善明性情谄媚巧诈，劝说文成帝大兴宫室，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刚开始建立都城，他所营造建立的必定趁着农闲，何况建国已经很久，永安前殿足以用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用来宴饮休息，紫楼足以用来登高望远，即使有修缮扩大也应当循序渐进，不可以仓促。现在计算应当役使的总共两万人，老弱供给粮饷又应当加倍，期限半年可以完成。一个农夫不耕种或许会遭受饥饿，何况四万人的劳役耗费，哪里说得尽呢？这是陛下应当留心的。”文成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臣按：高允说即使有修缮扩大也应当循序渐进，不可以仓促，“循序渐进”这一句话，确实是公私建造的良方。大凡做事以逐渐进行，使用民力以轮流休息那么人们就不劳苦骚扰，以长久进行聚集财力，使用以逐渐达到那么物价就不昂贵，然而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也不可以做，如果或者现有的足以居住，姑且沿用旧制也可以。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仁寿宫建成，文帝驾临那里。当时天气炎热，役夫死在道路上的接连不断，杨素全部焚烧处理掉，文帝听说后不高兴。等到看见制度壮丽，大怒说：“杨素耗尽民力建造离宫，为我结怨天下。”杨素听说后惶恐，担心受到谴责，告诉封德彝，封德彝说：“您不要担忧，等皇后来了一定会有恩诏。”第二天果然召杨素入宫应对，独孤皇后慰劳他，说：“您知道我们夫妇年老没有什么自娱，盛饰这宫殿，难道不是忠孝吗？”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愤怒杨素是对的，而封德彝却预先知道独孤皇后的意思，难道是皇后预先告诉封德彝吗？大概封德彝侍奉文帝日久，知道他的心不是真心爱护百姓，假使皇帝真心爱护百姓，一定不忍心以役夫中暑死亡作为娱乐老年的地方，而不能以一朝居住，何况听信后言奖赏杨素呢？
唐太宗贞观四年，征发士卒修缮洛阳宫以准备巡幸，张玄素上书劝谏，认为：“洛阳还没有巡幸的日期而预先修缮宫室，不是今天的急务。从前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难道不是洛阳的地形不如关中的险要吗？景帝采用晁错的言论而七国构祸，陛下现在把突厥安置在中国境内，突厥的亲近程度如何与七国相比，难道能不先为此担忧而宫室可以立即兴建、皇帝可以轻易出动吗？陛下刚平定洛阳，凡是隋朝宫室宏大奢侈的都命令毁掉，曾经不到十年又加以营建修缮，为什么前几天厌恶它，今天效法它呢，况且以今天的财力如何与隋朝相比，陛下役使疮痍的百姓，沿袭亡隋的弊端，恐怕又超过炀帝了。”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不如炀帝，与桀纣相比如何？”回答说：“如果这项劳役不停止，也同归于混乱罢了。”太宗说：“我考虑不成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回头对房玄龄说：“我认为洛阳在土地中央，朝贡道路均等，想要方便百姓，所以让营建它。现在张玄素所说的确实有理，应当立即停止劳役，以后如果因事到洛阳，即使露宿也没有伤害。”仍然赐给张玄素彩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作为君主，营建一座行宫固然未必至于混乱，而张玄素竟然把皇帝比作隋炀帝，太宗不仅不愤怒而且加以赏赐以表彰他的言论，
贤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为百世之法者，此类是也。后世昏君庸主，谏者之言未出口已逆恶之矣，此所以甘于为庸主而坐受乱亡之祸。
译贤明圣哲的君主，其思想与行为中有可以作为百世法则的，这类人就是如此。后世的昏庸君主，劝谏者的话还没出口，就已经内心厌恶了，这就是他们甘愿做庸主而坐受动乱灭亡祸患的原因。
贞观十一年，太宗作飞仙宫，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其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谏太宗作飞仙宫，其言至切，世主所当深玩。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太宗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与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营缮，不问中外，大臣皆所当知，太宗责玄龄等非也，玄龄等谢罪亦非也。使无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内愧，愧之一言，孟子所谓“羞恶之心”，人君处仁迁义之机也，繇是而上，尧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长庆四年，波斯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敬宗虽怒，亦优容之。
臣按：敬宗虽能优容李汉之言，而未闻其罢香亭而不构，盖其仅能不加以罪，而侈欲之心终不能遏也。
宋太祖开宝二年，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潺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
苏轼曰：“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侧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洪迈曰：“宋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少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倾视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为视事临民之所，众之聚集所在，下之瞻视所系，诚不可无也。上而朝廷则有宫阙，下而官府则有廨宇，非以私奉养也，盖上之所居必尊严则下不敢轻忽，上之所居有定在则下知所趋集，上之所居有统会则下有所联束，此势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附载官吏廨宇于宫阙之末。
以上宫阙之居
卷八九
▲囿游之设
《诗大雅灵台》篇曰：“经（度也）始灵台，经之营（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终日也）成之。经始勿亟（急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台下有囿域养禽兽），麀（牝鹿）鹿攸伏（不惊扰），麀鹿濯濯（肥泽貌），白鸟翯々（洁白貌）。王在灵沼（囿中有沼），于刃（满也）鱼跃（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谓之灵台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灵囿，台之下有囿，所以域养禽兽也。灵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为治固不可不惕厉其心，亦不可不舒畅其情，盖一张一弛非但以施之于民，藏修息游非但以施之于学，而为治亦莫不然也。故虽以文王之忧勤，自朝至于日中昃而亦必有灵台囿沼之设焉，虽然，必有文王之忧勤然后有文王之逸乐。苟徒肆情于逸乐，出于己心之嗜好，繇于左右之怂恿，拂民心而劳民力，所以亟成者，不
译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修建飞仙宫，魏徵上书劝谏，认为：“隋炀帝倚仗国家富强，不担忧后患，穷奢极欲，致使百姓贫困潦倒，最终死于他人之手，国家沦为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应当深思隋朝之所以灭亡、我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拆除那些高耸华丽的宫殿，安居于低矮简朴的宫室。如果沿袭旧基而加以扩建，继承旧制而加以装饰，这就是以混乱代替混乱，灾祸必定降临，难得而易失的道理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臣按：魏徵劝谏太宗修建飞仙宫，言辞极为恳切，是世间君主应当深入玩味思考的。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北门最近有什么营建修缮工程，窦德素将此事奏报给太宗，太宗生气地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南衙的政事，北门的小规模营建修缮与你们有什么关系？”房玄龄等人拜谢认错，魏徵进言说：“臣不知道陛下为何要责备房玄龄等人，而房玄龄等人又有什么可谢罪的。房玄龄等人是陛下在朝廷内外的股肱耳目，难道有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吗？如果所营建的是正确的，应当协助陛下完成；如果是不正确的，应当请求陛下停止。向主管部门询问，按理本该如此，不知有什么罪过而受责备，又有什么罪过而谢罪呢？”太宗感到非常惭愧。
臣按：朝廷有所营建修缮，无论内外，大臣都应当知晓，太宗责备房玄龄等人是不对的，房玄龄等人谢罪也是不对的。如果没有魏徵的话，怎能引起太宗的惭愧呢？太宗不仅没有发怒，而且内心惭愧，这“惭愧”二字，正是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是君主践行仁义的关键所在，由此向上，尧舜的治国之道也不过如此罢了。
唐穆宗长庆四年，波斯进献沉香亭的材料，左拾遗李汉上书说：“这与瑶台、琼室有什么区别呢？”唐敬宗虽然生气，但也宽容地接纳了他的意见。
臣按：唐敬宗虽然能宽容接纳李汉的言论，但没听说他停止修建沉香亭，大概仅仅是没有加罪于他，而奢侈的欲望终究无法遏制。
宋太祖开宝二年，下诏说：“一天之内必定修缮，这是古代贤能之人的善政。听说各道、藩镇，郡邑的官署及仓库凡是有所毁坏，不及时修缮，因循拖延年复一年以至于颓败毁坏，等到招募工匠充役时则加倍耗费劳力费用。从今以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离任时，其治所官署有无毁坏以及所增修的情况，登记在册，互相交接给幕职官员，州县官员交接时对照考核，损坏不全者降一等选拔，修缮建置而不烦扰百姓者升一等选拔。”
苏轼说：“宫室是有所承袭而传承无穷的，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供养。今天不治理，日后的费用必定加倍。而近年来，各地都务求俭朴简陋，尤其忌讳土木营造的工程，房屋倾斜腐坏，辗转交付给下任，不敢擅自更换一根椽子，这是什么道理呢？”
洪迈说：“宋太祖创业刚十年，圣明的旨意就下及细微之处，勤勉于小事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后来的当官者稍微留意，以振兴衰败、扶植僵化为务，却往往被指责为胡乱作为、盗用官钱，以至于使他们束手束脚、忌讳回避，忽视倾颓简陋，直到无可奈何才作罢。他们完全没想到，贪婪腐败的官吏想要作恶，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何必假借营造这一项呢？”
臣按：官吏必须有官署作为处理政务、面对百姓的地方，这是众人聚集所在，下级瞻仰视效所系，确实不可没有。上至朝廷则有宫阙，下至官府则有廨宇，不是为了私人的奉养，而是因为上级居住的地方必须庄严尊贵，下级才不敢轻慢；上级居住的地方有固定所在，下级才知道趋向聚集；上级居住的地方有统摄会合，下级才有所联系约束，这是形势的必然，也是自然的道理。臣因此将官吏的廨宇附载在宫阙之后。
以上为宫阙之居
卷八九
▲囿游之设
《诗经·大雅·灵台》篇说：“规划开始建造灵台，测量并树立标表。百姓们劳作，不出一天就完成了。规划开始不要急于求成，百姓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踊跃而来。君王在灵囿（台下面有囿域饲养禽兽），母鹿安然伏卧（不被惊扰），母鹿肥壮润泽，白鸟洁白光亮。君王在灵沼（囿中有池），鱼儿满池跳跃（言鱼多且得其所）”。
朱熹说：“国家有台，是用来观测云气、考察灾祥、适时观览游乐、调节劳逸的。称之为灵台，是说它忽然之间就建成了，如同神灵所作。文王的台，在规划测量树立标表的时候，百姓就已经来劳作了，所以不出一天就建成了，虽然文王心里担心烦扰百姓，告诫不要急于求成，但百姓乐于此，像儿子趋赴父亲的事务一样，不召唤就自己来了。灵囿，台下面有囿，用来圈养禽兽。灵沼，囿中间有池。”
臣按：自古以来的君主治理国家，固然不可不警惕勉励自己的心志，也不可不通畅抒发自己的情感，因为一张一弛不仅适用于对待百姓，藏修息游不仅适用于对待学业，治理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即使是像文王那样忧勤，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也必定有灵台、囿、沼的设置。虽然如此，必定有文王的忧勤，然后才有文王的逸乐。如果只是放纵情欲于逸乐，出于自己内心的嗜好，由于左右近臣的怂恿，违背民心而劳役民力，所以急于完成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