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二
献于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后，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孔子删《书》特载之于《夏书》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凡外此而别为名目，如后世之进奉、和买、劝借之类，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经常之制也。（此兼言贡赋）
译这是献给天子的物品。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详细陈述九州所有的物产，以此作为固定的法则；孔子删定《尚书》，特意将其记载在《夏书》的篇首，用以昭示天下的法度，使后世拥有土地和百姓的统治者，在制定取用民力的制度时，都以此为准则。凡是除此之外另立名目的，如后世的进奉、和买、劝借之类，都不符合中正之道，也不是天下恒常的制度。（此处兼论贡赋）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二百里纳铚（禾半稿），三百里纳秸（半稿去皮），服（总结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纳谷），五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内天子之田，其民主为天子治田事，故谓之甸服。近粗而远精，畿内专言田赋者，畿内不封诸侯，故田赋入于天子。”
蔡沈曰：“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槁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
马端临曰：“《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所谓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赋之入止于米粟，近地则并其本槁取焉，盖米以食人，槁以饲马，无非以为国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远近各有轻重之等、精粗之异，非若后世一概取之，无所分别焉。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
公羊高曰：“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颂声作矣。”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诚万世取民之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轻于十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不过什一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朱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杨时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而后井田均、谷禄平，而军国之须皆量是以为出焉。故一彻而百度举矣，上下宁忧不足乎？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则桀、寡则貉，不可改也。后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图，故征敛无艺、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
哀公又问于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臣按：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欲其节用以厚民也。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则尽取而不足，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斯二言也最为亲切着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臣按：魏文侯一国之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课多之害于民，而设为皮毛之喻，况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税人，收大半之赋，
译五百里甸服（王都附近的地区）。百里内缴纳禾本全株，二百里内缴纳禾半带稿，三百里内缴纳半稿去皮，以上各服皆伴有服役之事，四百里内缴纳谷子，五百里内缴纳大米。
朱熹说：“甸，是治理田地。王畿内天子的田地，那里的百姓为天子治理田事，所以称为甸服。近处缴纳粗物而远处缴纳精物，王畿内只谈论田赋，是因为王畿内不封诸侯，所以田赋直接归入天子。”
蔡沈说：“内百里最近，所以连同禾本一起缴纳；之外百里次之，只收割禾半带稿缴纳；之外百里又次之，去掉稿粗皮缴纳；之外百里较远，去掉穗而缴纳谷子；之外百里更远，去掉谷壳而缴纳大米，这是根据土地的远近来确定缴纳赋税的轻重、精粗。”
马端临说：“《禹贡》八州都有贡物，唯独冀州没有，甸服有米粟的输送而其余四服都没有，解说者认为王畿之外的八州都以田赋，应当供应的是市场交易所贡的物品，所以不输送粟米，那么土贡就是租税。”
臣按：虞夏时代天子的田地止于王畿甸服，所说的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田赋的收入止于米粟，近地则连同禾本稿秆一起收取，大概米用来给人吃，稿秆用来喂马，无非是为了国家使用。然而其收取时，根据土地的远近各有轻重等级、精粗差异，不像后世一概收取，没有分别。
鲁宣公十五年，开始按亩征税。
公羊高说：“讥讽开始按亩征税。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籍税，十分之一是天下中正的标准，多于十分一是大桀、小桀，少于十分一是大貉、小貉，实行十分之一则颂声兴起。”臣按：十分一是天下中正的标准这一句话，确实是万世取民于民的定制。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殷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
朱熹说：“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算其五亩的收入作为贡赋。商人开始实行井田制度，以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划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间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只借其力帮助耕种公田而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分配，所以称为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贡法都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只有助法是九分之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际计算十亩，连同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大概又轻于十一分之一。我推测商制也应当类似，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际耕种公田七亩，这也不过十分之一。”
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征收十分之二我还不足，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您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您怎么会富足？”
朱熹说：“百姓富足则君主不至于独自贫困，百姓贫困则君主不能独自富足，有若深刻阐述了君民一体的意思，以制止公室的厚敛，为人上者应当深深思考。”
杨时说：“仁政必定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划定正确而后井田均平、谷禄公平，而军国的需要都量此而出。所以一实行彻法而百事都兴起了，上下还担忧不足吗？以征收十分之二还不足而教导实行彻法，似乎迂阔，然而十分一是天下的中正，多则桀、少则貉，不可改变。后世不探究根本而只图末节，所以征敛无度、费用无经而上下困顿了，又哪里知道实行彻法是当务之急而不认为迂阔呢？”
哀公又问孔子，孔子说：“薄赋敛则百姓富足。”哀公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贫困了。”回答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没听说过儿子富足而父亲贫困的。”
臣按：先儒说有若请鲁哀公实行彻法，是想让他节用以厚待百姓。大概国家的财富都出自百姓，君主所使用的都是百姓所供给的，君主能节用则少取而有余，百姓的富足就是君主的富足，奢侈用度则尽取而不足，百姓已经贫困了，君主靠谁守护他的富足呢？有若所说的“百姓富足，您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您怎么会富足”，孔子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没听说过儿子富足而父亲贫困”，这两句话最为亲切明了，九重之上的君主念兹在兹，以昭示教诲千万世的圣子神孙，那么千万世的生灵不胜庆幸。
魏文侯时，租赋增加到平常的两倍，有人祝贺，文侯说：“现在户口没有增加而租赋每年加倍，这是由于课税过多。贪图赋税不爱惜百姓，就像虞人反穿皮衣背柴一样，只是爱惜皮毛，而不知道皮尽则毛无所依附。”
臣按：魏文侯是一国的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很多，尚且知道课税过多对百姓的危害，而设立皮毛的比喻，何况是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呢？
秦舍弃按地征税而按人征税，收取大半的赋税，
臣按：致乱之道多矣，而尤莫甚于厚敛。自三代以来，皆因地而取税，至秦始舍地而税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是趣民而使之溃叛也。
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余年，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兹盖文帝恭俭节用，国有余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后，事事仰成，稍加节约自有赢余，固无甚难者。我圣祖得国之初，凡事草创，无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其视汉文益数焉，岂非难哉？今即御制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夏、秋二税，山东二年，其余一年；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谓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为京师之翼，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免一年，其广德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亦与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及山东、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宁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江西之诏，五年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九年二月有免山东、陕右之诏，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兴等四县之诏，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至十有三年，乃下诏曰：“荷上天眷佑，君主华夷十有三年，仓廪盈、府库充，今民力未苏，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粮尽蠲免之。”呜呼，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正创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备，凡宫室、禁卫、官署、城池、藩府与夫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皆当创置，矧干戈甫定之余，人民疲困之极，列屯坐食，仰给者众，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费，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尚有余赀以资用度，而免租之诏无岁无之，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垂拱仰成，百度修举，不必更有作为，一切事功略加省节，自然有余。伏愿圣明在上，法汉文之俭德，体圣祖之仁心，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使国计常足而有余蓄，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因岁事之登耗，屡下宽征之诏，以苏农民之困，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十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胡寅曰：“汉至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缯，后数为边患，天子亲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盖文帝恭俭，百金之费亦不苟用，宫阃是效，流传国都，莫有奢侈之习，如之何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后知导谀逢恶者纳君于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至于财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
臣按：秦、汉之际，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赋，汉则十五而取一，其后乃尽除之焉。盖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
昭帝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臣按：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盖粟生于地，非一日所能致，钱出于人力，可旬月间而办也。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后世以钱物代租赋，可谓失轻重之宜、违缓急之序矣。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菽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
译臣按：导致动乱的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没有比加重赋税更严重的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是根据土地来征收赋税，到了秦朝才开始舍弃土地而按人头征税；都是十分中取其一，到了秦朝才开始十分中取其五。像这样的政令，那么贫穷的百姓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贫穷到无法维持生计，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等于驱赶百姓使他们溃散叛乱。
汉朝兴起，天下平定之后，高祖简化法律、减少禁令，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根据官吏的俸禄、估量官府的费用向百姓征收赋税。文帝十二年，下诏赐给天下百姓减半的田租。
臣按：汉文帝在位期间再次赐予天下百姓减半的田租，此后竟然免除田租不再征收长达十多年，当时难道国家没有任何开支吗？这大概是文帝恭敬节俭、节省用度，国家有剩余积蓄的明显效果。文帝继承高祖之后，事事依赖前人的成就，稍微加以节约自然会有盈余，本来没有什么难的。我们圣祖（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凡事都是草创，没有可以沿袭的旧制，然而免除租税的诏令没有一年不下达，比起汉文帝更加频繁，难道不难吗？现在即使查阅御制文集，洪武二年二月免除租税的诏令就有三道，其中一道说中原百姓长期遭受战乱残害，免除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地区夏秋两税，山东免两年，其余地区免一年；第二道说创业之初从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征调物资，免除这些地区一年的租税；第三道说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作为京师的屏障，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免除一年，广德以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也免除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下诏免除从应天到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以及山东、河南两个布政司一年的租税。不仅如此，四年五月又有免除两浙、江西租税的诏令，五年十月有免除应天等五府租税的诏令，九年二月有免除山东、陕右租税的诏令，十一年八月有免除太平等六州、宜兴等四县租税的诏令，十二年有全免北平租税的诏令，到了十三年，才下诏说：“承蒙上天眷顾保佑，君主统治华夏和夷狄十三年，粮仓充盈、府库充足，现在民力尚未恢复，凡是天下今年的夏税、秋粮全部免除。”唉，我们圣祖在革命建立基业之初，正是创制立法的开始，事事尚未完备，凡是宫室、禁卫、官署、城池、藩王府邸以及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都应当创建，况且在干戈刚平定之后，百姓疲惫困顿到了极点，列屯坐食的军队，仰赖供给的人众多，分设官吏，领取俸禄的人多，所花费的，比起太平盛世何止千万倍，尚且有剩余资金来资助用度，而免除租税的诏令没有一年没有，这是我们圣祖用来凝聚人心、巩固天命而培育千万年不可动摇根基的原因，关键就在于此。何况现在继承历代圣君长期太平盛世之后，垂拱而治、仰赖成法，百事修举，不必再有大的作为，一切事功稍微节省，自然会有盈余。恳愿圣明的君主在上，效法汉文帝的节俭美德，体察圣祖的仁爱之心，谨慎保持节俭的美德，只怀有长远的谋划，使国家财政经常充足而有剩余积蓄，命令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储备的多寡，依据年成的丰歉，屡次下达宽缓征敛的诏令，以缓解农民的痛苦，所以巩固人心的关键在于此，所以培植国家根本的关键在于此，宗庙社稷和百姓生灵不胜庆幸。
十三年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务了。现在百姓辛勤从事农业却还要缴纳租税，这就使得根本和末节没有区别了，这对于鼓励农业的道理来说是不完备的，免除田地的租税。”
胡寅说：“汉朝到了文帝时期，封国逐渐增多，诸侯王自己享用封地的收入，王府的收入减少了。又与匈奴和亲，每年赠送金银丝绸，后来多次成为边境祸患，天子亲自率领军队出击，又因为黄河决堤有修筑堤防的劳费，大司农的财用应该不充裕了。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就赐予百姓减半的租税，第二年就全部免除，那么靠什么来满足用度呢？大概是因为文帝恭敬节俭，百金的费用也不随便使用，后宫以此效仿，流传到国都，没有人有奢侈的习惯，像这样怎么会不富裕呢？他的财富大概是用不完的。然后才知道那些引导阿谀逢迎恶行的人把君主引入荒淫，索取时连极细微的都要榨取，使用时像泥沙一样挥霍，以至于财力枯竭、下属背叛而上层灭亡，他们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
臣按：秦、汉之际，它们之所以兴盛或灭亡的原因不止一端，主要在于得到民心与失去民心而已，秦朝征收百姓大半的赋税，汉朝则是十五税一，后来竟然全部免除。大概财富是民心所向，夺取百姓的财富就失去了民心，如果得到了民心，我即使没有得到财富，而得到的却是百倍于财富的东西。唉，拥有天下国家的人，还是借鉴秦、汉之所以得失的原因作为取舍吧！
昭帝元凤二年，命令三辅、太常郡可以用豆类和粮食抵充赋税。
臣按：用豆类和粮食抵充赋税是说允许用豆类和粮食抵充钱物，大概粮食生长在地里，不是一天所能得到的，钱出自人力，可以在十天半月间办到。自古懂得治国大体的人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钱物，大概是因为钱可以没有而粮食不可以没有的缘故，后世用钱物代替租赋，可以说是失去了轻重的适宜、违背了缓急的顺序。所以为国家做长远打算的人，宁愿用豆类和粮食抵充钱物，让它们腐烂在仓库之中，备而无用，也不肯用钱物
唐初，始定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土所出，岁输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
臣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唐人调法，民丁岁输绢绫絁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绵也。宋林勋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岁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绵，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注以为织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作《农桑辑要》云：木绵种于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近世陶九成作《辍耕录》，亦云闽广多种木绵，纺缉为布，松江民因谋树艺，觅种于彼）。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
陆贽曰：“租庸调之法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两税之法，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定为两税额，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
吕祖谦曰：“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后扫地。”
马端临曰：“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官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臣按：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由马氏斯言观之，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故极言其法之弊耳。臣窃以谓，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遂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征之以夏者谓之税、征之以秋者谓之粮，岁有定额、家有常数，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其额数则具于黄籍，总于户部，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惟逐户编为里甲，十年一度轮差，其余年分官司有所营为，随时起集佣倩，事已即休，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不役之绢无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吏不能以为奸，民不至于重困，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其
译唐初，开始制定租庸调的制度，以成年男子为根本。第一是租，成年男子一人授田一百亩，每年缴纳租粟二石；第二是调，每个成年男子根据家乡出产，每年缴纳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缴纳布的则缴纳麻三斤；第三是庸，每个成年男子规定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则每天折纳绢三尺。
臣按：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征收布匹丝线，只有丝和麻这两类而已，现在又增加了木棉。唐代的调法，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绢、绫、絁以及绵，缴纳布和麻，那时还没有木棉。宋代林勋撰写《政本书》，妇女的贡赋也只有绢和绵，不是养蚕的地方则缴纳布和麻。《元史》中关于种植的制度，成年男子每年种植桑、枣等杂果，也没有提到木棉，这说明在元代以前，木棉从未被作为贡赋。考察《禹贡》中“扬州岛夷卉服”的记载，注释认为是织贝，那么虞舜时期就已经有了，岛夷当时有时用它来充作贡品，但中原地区还没有。所以《周礼》以九种职业任用百姓，嫔妇只治理蚕桑和麻类，而没有木棉。中原地区拥有木棉，大概是在宋元时期吧（元代初年孟祺撰写《农桑辑要》说：木棉种植在陕西西部，推广到其他州郡，大多以土地不适宜为借口。近代陶九成撰写《辍耕录》，也说福建、广东多种植木棉，纺纱织布，松江百姓因此谋划种植，去那里寻找种子）。大概自古以来，中原地区用来做衣服的只有丝、麻、葛、褐这四类而已，汉、唐时期，远方的夷人虽然用木棉进贡，但中原地区没有它的种子，百姓没有把它当作衣服，官府没有把它当作调赋，宋元之间才开始将它的种子传入中原，关中、陕西、福建、广东首先得到它的好处。大概这种作物出自外夷，福建、广东海路通商船，关中、陕西土地连接西域，所以如此。但是那时还没有把它作为征赋，所以宋、元两代的《食货志》都没有记载，到了我朝，它的种子才遍布天下，无论南北都适宜种植，无论贫富都依赖它，它的好处比起丝、麻大概要百倍，臣因此特别提出它，让天下后世知道卉服的好处开始兴盛于当今时代。
唐代宗开始以亩数确定税收，并在夏、秋两季征收。
唐德宗时，杨炎担任宰相，于是创立两税法，夏季缴纳不超过六月，秋季缴纳不超过十一月，以大历十四年开垦田地的数量为定额来平均征收。
陆贽说：“租庸调的制度宗奉前代圣贤的规模，参考历代的利弊，有田地就有租，有家庭就有调，有身役就有庸，法制统一，百姓不困苦而国家用度充足。两税的制度，每个州都选取大历年间一年中征收钱谷数量最多的作为两税的定额，只以资产为根本，不以成年男子为根本，资产少的税轻，资产多的税重。”
吕祖谦说：“田制虽然被商鞅在战国时期扰乱，但租税还有历代的典章制度，只有两税制度确立后，古代的制度才彻底被废除。”
马端临说：“根据百姓拥有的田地征税，不再询问其多寡，始于商鞅；根据百姓拥有田地征税，不再区分其下中等级，始于杨炎。三代井田的良法被商鞅破坏，唐代租庸调的良法被杨炎破坏，这两个人的事迹是君子所羞于提及的，但后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一个不遵循他们的制度，或者改变它反而导致烦扰无稽，官府和百姓都遭受其害，这是因为古今情况不同适宜的缘故。”
臣按：马端临又说赋税必须依据田亩，这是古今不变的法则，三代的贡、助、彻也只是依据田地来赋税，从未另外设立户口赋税。大概授予百姓田地而没有另外设立户口赋税的是三代，不授予百姓田地而减轻户口赋税的是两汉，借授田的名义而加重户口赋税，田地是否授予不固定而赋税沉重已不可再减轻，于是成为百姓的重负，这是从魏到唐中叶的情况。自从两税制度实行后，这种弊端就革除了，怎么能因为它是杨炎创立的就轻视它呢？从马端临的话来看，两税制度实际上符合古人取之于民的本意，后世只因为陆贽的话而否定它，陆贽的话大概是不想随意改变当时的制度，所以极力陈述该制度的弊端罢了。臣私下认为，土地万世不变，人口有时兴盛有时衰微，按丁口定税稽考困难，按亩数定税检核容易，两税以资产为根本未必完全错误，只是立法之初规定两税之外不允许分毫额外征收，然而战争兴起费用广大，不能在税外另外征收罢了，此时的弊端不是制度的弊端。自从唐代确立这个制度后至今实行，于是成为百世不变的制度。我朝考察古制确定制度，以天下的垦田确定天下的赋税，根据土地适宜情况设立等级标准，夏季征收的称为税，秋季征收的称为粮，每年有定额，每家有一定数量，不像唐人遇到各种役费先估算数量然后赋税给百姓；根据田地的宽窄取税的多寡，不像唐人用一年中征收最多的作为定额；其定额数量记录在黄册中，汇总于户部，其征收期限责成藩镇州县，不像唐人另外设立两税使来总管。至于丁口税几乎不取，只逐户编为里甲，十年一次轮流差役，其余年份官府有所营造，随时召集雇佣，事情结束就停止，所谓的绢布调赋没有了，不服役的绢也没有了。这个制度一定就可以遵守，其定额百世不亏损，官吏不能借此作奸，百姓不至于重困，陆贽所说的其取法也远、其
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
译立意深远，聚敛财物公平，成就人才稳固，裁度规制简约，防备祸患周全，这六句话，我祖宗征收民赋的制度确实足以符合，那租庸调法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
宪宗时，李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阌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
臣按：《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明年无鱼。”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其言盖本诸此。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养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后何所继乎？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何则？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试以一里论之，一里百户，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户，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明年逃三十户，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户，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岁加于一岁，积压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为今之计奈何？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虽去而产则存，宜斟酌具为常法。每岁十月以后，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俾官吏、里胥各具本县、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移来新收者若干，其民虽逃其产安在，明白详悉开具，即所收以补所除，究其产以求其税，若人果散亡、产无踪迹，具以上闻，核实除免，如李渤所言，绝摊逃之弊。如此，则民生既安，国用亦足矣。（以上赋税）
《书》：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纲领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其所贡献惟服食器用而已，言无异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后，西旅献獒，召公以为非所当受，作此书以戒武王。谓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致四夷咸来宾服，若远若近皆献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献者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献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异物进焉则非常矣，必其君无有常德而玩好之偏闻诸中外，故远人亦以是觇之欤。呜呼，人主之好恶有关于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周礼》：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牺牲、包茅之属），二曰嫔贡（丝枲之属），三曰器贡（钱铁、石珝之属），四曰币贡（玉马、皮帛之属），五曰材贡（栝柏、筿簜之属），六曰货贡（金玉、龟贝之属），七曰服贡（絺纻之属），八曰斿贡（羽毛可以为旌旄者），九曰物贡（所产杂物）。
杨时曰：“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盖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故以九赋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取之有艺、用之有节，然后足以服邦国而制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车求金，则非自致也。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亦均节之使当而已矣，徒纷纷较其赢余以为宰相之职，则非其义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贡，因其地之所宜而为政之序，亦以远近详略为差，传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贡之，则上先下后之意；内以共嫔妇之物使甸服贡之，则内先外后之意。传曰先王之制贡，则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叶时曰：“《周礼》之言致贡，亦《禹贡》之任土作贡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无，致者听其自至而不强其不来。盖人君昭德之致于侯邦，则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贡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圣人何尝强之使贡哉？”
林椅曰：“致邦国之用者非用物不贡，则珍
译唐宪宗时期，李渤上奏说：“我经过渭南时，听说长源乡过去有四百户，现在才一百多户；阌乡县过去有三千户，现在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致也类似。探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将逃户的赋税摊派给邻居，导致邻居也被驱赶逼迫而一同逃亡。这些都是聚敛之徒剥削百姓以讨好上级，只想着把水抽干捕鱼，却不考虑以后没有鱼可捕。请求颁布诏书，杜绝摊派逃户赋税的弊端，对于逃户留下的财产不足以缴纳赋税的情况，请求予以减免。估计不出几年，百姓都会回归农业生产了。”
臣按：《吕氏春秋》说：“把水抽干来捕鱼，难道捕不到鱼吗？但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李渤所说的只想着把水抽干而不考虑没有鱼，他的话大概就源自这里。大概认为向百姓征税就像从沼泽中捕鱼一样，沼泽用来养育鱼，必须常常有所养育，才能常常有所产出；如果只顾眼前的需要，耗尽了养育鱼的地方，掏空了产鱼的东西，那么一次就取尽了吗？以后还有什么可依赖的呢？后世向百姓征税大多像这样，而摊派赋税的危害尤其毒害，不仅仅是耗尽一次，而且将要耗尽第二次、第三次而没有止境，直到水源枯竭、鱼种灭绝才停止。为什么呢？中等人家一家的财产仅仅足够缴纳一户的赋税，遇到水旱灾害或瘟疫，不免举债拖欠，何况让他们替别人加倍缴纳呢？试着以一个里来讨论，一个里有一百户，一年之中一户只出一户的赋税就可以了。假设今年逃亡了二十户，就把这二十户的赋税摊派给剩下的八十户，这就是四户要出五户的赋税；明年逃亡了三十户，又把三十户的赋税摊派给剩下的七十户，这就是五户要出七户的赋税；又明年逃亡了五十户，又把五十户的赋税摊派给剩下的五十户，这就是一户要出两户的赋税。逃亡离去的人留下的赋税数额一天天增加，留下来居住的人摊派的数额一天天积累，留下来的人无法承受，又相继一起逃亡，一年比一年严重，积压日益厉害，小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不仅百姓无法生存，国家也无法成为国家了。现在的对策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李渤说对于逃户留下的财产不足以缴纳赋税的予以减免，这固然正确，然而百姓虽然离开了，财产却还在，应当斟酌制定为常法。每年十月以后，诏令布政司委派官员一人，在所分管的地区亲自到州县，让官吏、里胥各自详细列出本县、本里百姓逃亡开除的有多少、迁移来新收录的有多少，那些百姓虽然逃亡，他们的财产在哪里，明白详细地列出，就用新收录的来补充开除的，追究财产来寻求赋税，如果人确实散亡、财产没有踪迹，详细上报，核实后予以减免，就像李渤所说的那样，杜绝摊派逃户赋税的弊端。这样，百姓生活安定，国家用度也就充足了。（以上关于赋税）
《尚书》说：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蛮夷都来归顺，无论远近，都进献地方的特产，只是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
蔡沈说：“谨慎修德，是这一篇的纲领。方物，是地方土地所生长的物品。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蛮夷都来归顺，他们所进献的只是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是说没有奇异的东西。”
臣按：周武王攻克商朝之后，西旅进献大狗，召公认为不应当接受，作这篇文章来告诫武王。说那有明德的君主能够谨慎修德，所以导致四方蛮夷都来归顺，无论远近都进献他们地方土地所生长的物品，然而所进献的只是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用物品来彰显德行，进献有常规的物品所以彰显有常规的德行，如果进献奇异的东西，那就是不常规了，一定是君主没有常规的德行，而玩好之物的偏好传闻中外，所以远方的人也以此来观察君主吗。唉，君主的喜好厌恶与内心德行有关，像这样能不谨慎吗？
《周礼》说：太宰用九种贡品来满足邦国的用度，一是祀贡（牺牲、包茅之类），二是嫔贡（丝麻之类），三是器贡（钱铁、石珝之类），四是币贡（玉马、皮帛之类），五是材贡（栝柏、筿簜之类），六是货贡（金玉、龟贝之类），七是服贡（絺纻之类），八是斿贡（羽毛可以做旌旗的），九是物贡（所产的杂物）。
杨时说：“太宰用九赋来征收财货，用九式来均衡节制财用，用九贡来满足邦国的用度，那么理财真是宰相的职责。大概古代制定国家用度的人，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所以用九赋来征收，然后用九式来均衡节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然后才足以使邦国信服并控制其用度。致，是使他们自己进献，如果天王求车求金，那就不是自己进献了。那么先王所说的理财，也只是均衡节制使其适当而已，只是纷纷计较其盈余作为宰相的职责，那就不是其中的义理了。”
林之奇说：“先王制定贡品，根据地方所适宜的东西来安排政事的次序，也根据远近详略来区分等级，传文说上面用来供给祭祀的物品让侯服进贡，这是上先下后的意思；内面用来供给嫔妇的物品让甸服进贡，这是内先外后的意思。传文说先王制定贡品，那么近的没有不听从的，远的没有不服从的，大抵都是因为这个道理。”
叶时说：“《周礼》所说的致贡，也是《禹贡》所说的任土作贡。任，是任用其所有而不强求其所无；致，是听任其自己到来而不强求其不来。大概君主彰显德行的恩泽到达诸侯邦国，那么诸侯衣服饮食器具用度的责任自然奔走，进贡都来不及，自然有不求而自至的，圣人何尝强迫他们进贡呢？”
林椅说：“满足邦国用度的，不是不用物品不贡，那么珍
臣按：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非无用也。盖自祀贡以至于物贡，固非无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左丘明曰：“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车服上之所以赐下），天子不私求财（诸侯有常职贡）。”
穀梁赤曰：“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
胡安国曰：“王畿千里，租税所入足以充费不至于有求，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求，经于求赙、求车、求金皆书曰求，垂后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俭德以临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数，示等威、明贵贱，民志既定之后皆安其分而无求，兵刑寝矣。及侈心一动，莫为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丧，宠赂日章，沦于危亡而后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谓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资于有余之谓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则是示贪风于天下，开贿道于方国，其失自上，岂小故哉？
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
光武下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大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和帝时，南海献荔枝、龙眼，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
臣按：汉家此三诏者，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谨表出之以示万世。
安帝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熟，或穿屈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
臣按：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亦且得养生之义。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同一心也，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文砻见之宜愧死矣。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奖宠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视顺帝岂不远哉？
隋炀帝幸江都，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薄则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莅之职天职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岂天意哉？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炀帝之为炀也宜哉！
唐制，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岁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所贡至薄，其物易供，间加此数亦折租赋，不别征科，及考其所以为贡者，不过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德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呜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况贻谋不善者哉？
太宗谓朝集侯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廷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谓逾境外求极为劳扰，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至于道里之远、辇运之烦，经过州邑起役
译臣按：太宰九贡，供给邦国的用度，称为“致”，是说物品自然到来罢了，并非有所强求；称为“用”，是说适合使用罢了，并非无用之物。大概从祭祀用的贡品到一般物品的贡品，固然不是无用的东西，也并非有意去强求，这与后世君主刻意索取的做法，难道不相同吗？
《春秋》记载：桓公十五年，周天子派家父来索取车辆。
左丘明说：“索取车辆，不符合礼制。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车马服饰（车马服饰是上面赐给下面的），天子不私下索取财物（诸侯有固定的职贡）。”
穀梁赤说：“古时候诸侯按时向天子进献，拿出自己国家所有的东西，所以有辞让而没有征求。索取车辆，不符合礼制。”
胡安国说：“王畿方圆千里，租税收入足以供给费用，不至于有所索取；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索取。《春秋》对于索取助丧财物、索取车辆、索取黄金，都记载为‘求’，这是给后人留下的警戒。古代君主一定彰显节俭的德行来照耀百官，尊卑升降各有法度，显示等级威严、明确贵贱，民心安定之后都安守本分而没有贪求，战争刑罚就平息了。等到奢侈之心一动，没有人加以防范制约，必定发展到极端而不中节，官员丧失德行，廉耻之道沦丧，恩宠贿赂日益明显，直到陷入危亡才停止。”
臣按：派遣使者索取叫做“求”，“求”是下级向上级乞讨，不足者依靠有余者的意思。威严的天子，居于九重宫阙之上，拥有四海之富，却派遣使者向人索取，这是在天下展示贪婪的风气，在各国打开贿赂的门路，过失出自上面，难道是小事吗？
汉文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皇帝下诏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利的行程每天五十里，行军每天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领先到哪里去呢？我不接受进献。命令四方不要再进献。”
光武帝下诏说：“往年已命令郡国，奇异的食物不得进献御用，现在还没有停止，不仅有预先饲养挑选的劳苦，甚至烦扰道路、耗费经过地方的财力。命令大官不要再接受，明确命令下面，远方进献的食物，用来荐奉宗庙的，仍按旧制。”
和帝时，南海进献荔枝、龙眼，奔波于险阻之地，死者接连不断，临武长唐羌上书陈述情况，皇帝下诏说：“远方国家的珍馐本来是用来荐奉宗庙的，如果有伤害，难道是爱民的本意吗？命令大官不要再接受进献。”
臣按：汉朝这三道诏书，都不图自己的便利而有爱民的实际，恭敬地列举出来以昭示万世。
安帝下诏说：“凡是供奉进献的新奇味道，多不合时节，有的郁积饲养强行催熟，有的穿凿弯曲萌芽，味道没有达到而大大折损生长，难道是顺应时节养育万物吗？传书说不是时节不吃，从今以后，供奉祠陵庙及供给御用的，都必须等到时节才进献。”
臣按：安帝这道诏书不仅有爱物的仁德，而且符合养生的道理。
顺帝永建四年，下诏说：“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行政治，大官减少膳食，珍玩不使用。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尽忠宣扬本朝，却远道进献大珠以求取宠幸，命令封存退还。”
臣按：顺帝这道诏书与唐太宗处罚权万纪是同一个心意，所谓“不惟尽忠宣扬本朝，却远道进献大珠以求取宠幸”，文砻见了应当羞愧而死。后世君主却因为臣下进献珍异而奖赏宠幸，甚至加封爵位俸禄，比起顺帝难道不远吗？
隋炀帝驾临江都，拜见的人专门询问礼品的丰厚微薄，丰厚就破格提拔，微薄就停职解任。江都郡丞王世充进献铜镜、屏风，升任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进献奇异食物，升任江都郡丞，因此郡县竞相刻剥百姓以充贡献，百姓外面被盗贼掠夺，里面被郡县赋税，生计毫无剩余。
臣按：人君是天之子，代替天来治理百姓，不能亲自治理，所以分派臣下来治理，他们所吃的俸禄是天禄，所担任的职务是天职，所治理的百姓是天民，天子不过是秉承天意授予他们罢了。现在却因为他们进献以私奉自己的东西而用官职酬谢，这难道是天的意思吗？人君这样做违背天意太严重了，炀帝成为炀帝是理所当然的！
唐朝制度，州府每年购买当地出产的物品作为贡品，其价格参照绢的上下不超过五十匹，奇异物品、美味、名马、鹰犬没有诏令不进献，有额外配给的则用来抵代租赋。
臣按：唐朝制度，州府每年进献土产，其价格参照绢不超过五十匹，所进献的很微薄，物品容易供给，偶尔超过这个数目也折抵租赋，不另外征收，考察其作为贡品的原因，不过是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作为制度，后世子孙却有像代宗生日进献达到数千万并加以恩泽的、德宗的臣下有每日进献每月进献因而得到升官的。唉，祖宗立制的善美，而子孙还继之以不善，何况遗留谋划不善的呢？
太宗对朝集侯说：“根据土地出产制作贡品，记载在前代典籍中，当州所产就充作朝廷的实物。近来听说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当地所赋有的或者嫌其不好，越过境外去寻求，互相仿效，遂成为习俗，极为劳扰，应当改正此弊，不可再这样。”
臣按：太宗说越过境外去寻求极为劳扰，我私下认为郡国进献不仅越过所任命的境界去寻求是劳扰，至于路途遥远、搬运烦劳，经过州邑起役
丁夫、佣倩车马，官府为之废政，农作为之妨业，上之所得无几，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可胜言哉？
译征发壮丁、雇佣车马，导致官府政务荒废，农业生产受阻，朝廷所得寥寥无几，有时计算其耗费，竟是所贡物品的百倍，况且又派遣使者携带货物前往中国境外，跨越沙漠与浩瀚海洋的边际，那种劳民伤财的扰害，哪里说得尽呢？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学士钱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为夸，无之亦不足以为歉，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复因人言而罢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学士虽不知，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历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然人主举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读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诗云“割我心头肉，市汝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可与周祖此诏并传后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天下不胜幸甚。
宋太祖诏，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进龙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诸州贡物，耗蠹民力，诏罢之。
孝宗诏，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强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余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臣按：宋朝诸帝往往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止许长吏修贡，然考杜氏《通典》及《唐书地理志》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地理志》及《会要》亦载焉，则是唐、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有司每岁合依定制进献为宜，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夫有土则有贡，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以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义之当为，然不可过为需索，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甚者假公以营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宫闱甘旨之奉、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阙者耳。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常寺之牲币、钦天监之历纸、太医院之药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皆有资于国用者也，著为定额，俾其岁办，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阙之用则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谓薄矣，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余、郡国之进献、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春秋》书天王遣使求车、求金，说者谓其求非所当求，故圣人讥之，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车以为乘、金以为赙，犹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绝之域，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他又何责哉？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玉、金、贝而已（贝俗谓海介虫），汉以后西域通中国，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是皆瑰石、碎砂之属，形既不圆，文又不莹，他无可用者，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呜呼，弃有用之金银，易无用之砂石，惑亦甚矣（以上贡献）。
以上论贡赋之常。臣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开架之法，宋之经总制钱之类，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臣于“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即继以
译唐宪宗禁止没有名目的进贡，但对于前来进贡的人并不坚决拒绝。学士钱徽恳切劝谏，请求废除这种风气。皇帝秘密告诫，以后有进贡的不要进入右银台门，以此来避开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凡是土地上生长的东西，哪一样不是天子的物品呢？拥有这些固然不足以夸耀，没有这些也不足以感到欠缺。身为万乘之尊的君主，想要别人的进贡，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对而加以禁止，却又不能坚决拒绝，反而因为别人的言论才废除它，并且告诫不要让学士知道。唉，学士虽然不知道，但我所告诫的人却知道了。不仅我所告诫的人知道，而且当时的史官还会把它记录在史册上，历经几百年后，读起来还像昨天发生的一样。然而，君主的举措能不谨慎吗！
五代后周太祖命令王峻详细列出四方进贡的珍美食物，下诏全部废除。诏书大略说：“这些进贡只供我一人享用，而造成的祸害却波及百姓。”又说：“这些东西堆积在官府之中，是非常无用的物品。”
臣按：后周太祖这道诏书可以说切中要害，读来令人肃然起敬。唐代白居易有诗说：“割我心头肉，买你眼前恩。送入琼林库，年久化为尘”，可以与后周太祖这道诏书一同流传后世。如果君主能常怀此心并口头诵读，天下人真是幸运极了。
宋太祖下诏，从今以后，在长春节以及其他庆贺节日，不得随意进贡。
宋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到交州，让他进贡龙花蕊，皇帝大怒，贬黜了裴愈。宋神宗因为各州进贡的物品，耗费损害民力，下诏废除。
宋孝宗下诏，各路有时假借进贡的名义，掠夺百姓利益。如果是水果，就封闭园林；如果是海味，就强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类，就强行摊派给百姓，导致各地居民把土特产当作痛苦。命令各州军详细列出当地土产中应当进贡的物品上报朝廷，应当商议斟酌天地、宗庙、陵寝祭祀所需以及德寿宫饮食供养，只允许地方长官进贡，其余的一律废除，各州郡借机多取以违反制度的，按罪论处。
臣按：宋朝各位皇帝往往废除进贡，而孝宗这一道诏书尤其详尽地知道了其中的弊端。其中命令各州军详细列出当地土产中应当进贡的物品，只允许地方长官进贡。然而考察杜佑的《通典》以及《唐书·地理志》，各自记载了各郡土贡的物品，而宋朝的《地理志》和《会要》也记载了，这说明唐宋时期州郡所进贡的土产已经有定制，官府每年应当依照定制进贡为宜，又何必让各州军上报呢？有土地就有贡赋，根据当地所拥有而进献给上级，作为朝廷祭祀、宴享的需要，这本来是道义上应当做的，但不能过度索取，因为一个人身体口腹的供养，而连累千万人并消耗他们的衣食资源，更严重的是假公济私，一个人使用的才一二，而千百人因此耗费了万亿。所以自古以来爱护百姓的君主，宁愿自己个人的欲望有所不满足，不忍心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欲望而使千万人失去他们想要的。因此，向百姓征收有制度，而各邦国只供给正当的赋税，所供给的是郊庙祭祀的物品、宫廷饮食的供养、军国兵器的需要以及衣服、食物、日常用品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罢了。我朝太祖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各州进贡的额度，如太常寺的牺牲币帛、钦天监的历书纸张、太医院的药材、光禄寺的厨房用料、宝钞司的桑叶以及凡是皮角翎鳔之类，都是对国家有用处的，制定了定额，让他们每年办理，除此之外，珍奇玩好之物都不取用。遇到有紧急缺乏的用途，就折算租税来购买，他们向百姓征收可以说是很轻薄的了。凡是唐宋以来所谓的藩方羡余、郡国进献、佞幸之珍异，一概没有。百姓生活在这个时代，多么幸运啊！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派遣使者前往马八国寻求奇宝。
臣按：《春秋》记载周天子派遣使者求车、求金，解说的人认为这是求取不应当求取的东西，所以圣人讥讽他。然而所求取的是中原的诸侯，车用来乘坐，金用来助丧，还算是有用的东西。那元世祖却派遣使者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在遥远隔绝的地方寻求无用的东西。世祖在元朝君主中是最贤明的，尚且如此，对他还能有什么责备呢？臣曾经借此考察古今所谓的宝物，三代以来，中国的宝物只有珠、玉、金、贝罢了（贝，俗称为海介虫）。汉代以后，西域与中原相通，才开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然对世用没有益处，但还可以制作成器物。到了元朝所谓的宝物则与此不同，这些都是瑰石、碎砂之类，形状既不圆润，纹路也不晶莹，其他没有用处，只能用来装饰金银作为服饰罢了，甚至花费万亿钱财来购买它们。唉，抛弃有用的金银，换取无用的砂石，迷惑也太深了（以上论进贡）。
以上论述贡赋的常规。臣按：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向百姓征收，也不可过度向百姓征收。不向百姓征收，就很难治理好国家；过度向百姓征收，就很难做好百姓的君主。所以善于制定治国安邦策略的人，必定建立经常性的法则，作为养育百姓、充实国家的定制，这就是所谓经常可以长久、百世不变的道理。《禹贡》所记载的，贡、赋二者就是如此。至于汉代的告缗令、算舟车令，唐代的借商税、开架法，宋代的经总制钱之类，这些都是欺骗百姓谋取利益的器具，暂时实行尚且不可以，何况作为常法呢？臣在“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紧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