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二
卷三二
▲鬻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
臣按：此后世纳粟拜爵之始。呜呼，爵禄者天子治天下之名器，所以驭其臣民而富贵之者也，上持富贵之柄以驭下之人，使其委身尽命以为吾用，以成天下之务、以通天下之志、以阜天下之财，上以承天意、下以莫民生、中以安君之位者也。为君者顾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而以其所以为贵之器而博其粟于民以为富，是非但失其爵以驭贵之柄，而并与其禄以驭富之柄失之矣。名器之失，自秦政始作俑之，尤万世之下咸归咎焉。
汉孝文时，晁错说上曰：“欲人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观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人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所之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晁错之言有所见于利而无见于义，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为害，何也？盖为治必立纪纲，立纪纲在明赏罚，明赏罚在爵与刑，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纪纲不立，纪纲不立则国非其国，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或曰错之意在贵粟以劝农夫。农人勤生而务本，无所俟于爵，自不犯于刑，其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逐末者以财而易粟，输之县官以得爵免罪，恃有爵以凌暴、倚无罪以为奸，塞下之粟虽多而国中之奸愈肆。是则错之此议专于利而背义，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富有四海者裕用足边之策，岂无它道而必用此哉？
后汉灵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于西园立库以贮之。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臣按：自晁错建议之后，若景帝、武帝、成帝、安帝虽皆卖爵，然多以岁有荒旱、边有警急，用度不足，不得已而为之，至灵帝则卖爵以为私藏，书之史册贻讥千古。
唐肃宗至德二年，御史郑叔清奏请敕纳钱百千与明经出身，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
臣按：自秦汉以来卖官已非令典，至唐肃宗乃至卖私第焉。呜呼，王嘉有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谨之。盖以位天位也，禄天禄也，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非一人所得私也，私之不可，鬻之可乎？传曰“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记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假之以名器固不可，论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夫设科取士虽非古典，而士大夫由是以进身，是即古论秀之法，必须论定而后官之者也。今不论其所业而论其所输，名曰明经而实则输钱，彼粗知文墨者犹之可也，而不识文字者亦与焉，其取用无艺一至于此哉！
宋孝宗诏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财有道，均节财用足矣，妄轻官爵以益货财，朕甚不取。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见在绫纸告身缴赴尚书省毁抹。”
臣按：孝宗此诏谓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则是非歉岁不行，非民愿不强，临时取旨不为定例。今则著为定例，不问岁之歉否、不顾民之愿否，遇有意外兴作，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赋，又不敢请之内帑，首以鬻官为上策。呜呼，以古人驭世治民之器而为博易钱谷之举，识治体者不为也。我祖宗以来最重名器，内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与冠带，犯赃私者除名为民，当是之时，民以官爵为贵、冠带为荣，其所以荣贵之者，以有钱不能买故也。近世司国计者取具目前而建为纳粟赐冠带之令，后又加以散官，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卖见任官耳。且国家无甚警急，虽少有亏欠，然犹未至于甚不得已也，乃因有所营造兴举财未匮而逆计之，荒未至而豫备之，而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然行之既非其义，而守之又不以信，方其卖之之时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强与之，既与之后而又多方折辱之、百计科率之，遂使民之视冠带也如桎梏，然宁出粟也而不肯受官
译卷三二
▲鬻爵之弊
秦始皇四年，下令百姓缴纳一千石粮食，便可授予一级爵位。
臣按：这是后世纳粟拜爵的开端。唉，爵位和俸禄是天子治理天下的名器，用来驾驭臣民并使他们富贵的工具。君主掌握富贵的权柄来驾驭下属，使他们委身效命为我所用，以完成天下的事务、沟通天下的意志、丰裕天下的财富，对上承接天意、对下安抚民生、对中安定君位。做君主的却反而倒拿着权柄授予百姓，用那些代表尊贵的器物向百姓换取粮食以获取财富，这不仅失去了用爵位驾驭尊贵的权柄，也一并失去了用俸禄驾驭财富的权柄。名器的丧失，从秦始皇开始作俑，因此万世之下都归咎于他。
汉孝文帝时，晁错劝说皇上说：“想要人们致力于农业，在于使粮食珍贵；使粮食珍贵的办法，在于让人用粮食来换取赏罚。现在招募天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可以授予爵位，可以免除罪责，所补益的有三点：一是君主用度充足，二是百姓赋税减少，三是观察农业的功效。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从口中说出便无穷无尽；粮食是人们种植的，从土地里生长出来便不会缺乏。获得高爵位和免除罪责，是人们非常渴望的，让天下人向边疆缴纳粮食来接受爵位和免除罪责，不过三年，边塞的粮食必定很多了。”
臣按：晁错的话只看到了利益而没看到道义，知道它有利而不知道它有害，为什么呢？因为治理国家必须建立纲纪，建立纲纪在于明确赏罚，明确赏罚在于爵位和刑罚。现在爵位可以用粮食获得，刑罚可以用粮食免除，那么赏罚就不明确了；赏罚不明确，纲纪就无法建立；纲纪无法建立，国家就不再是它的国家，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有人说晁错的意图在于使粮食珍贵以鼓励农夫。农夫勤劳生产并致力于根本，不等待爵位，自然不触犯刑罚，那些贪图爵位而犯罪的人都是百姓中追逐末业的人，追逐末业的人用钱财换取粮食，输送给官府以获得爵位和免除罪责，倚仗有爵位来欺凌暴虐，依靠无罪来作奸犯科，边塞的粮食虽然多了，但国内的奸邪之气更加放肆。这样看来，晁错的这个提议专于利益而违背道义，利益未必能得到而危害已经随之而来，富有四海的人充裕用度、满足边防的策略，难道没有其他办法而一定要用这个吗？
后汉灵帝开设西邸卖官，二千石官价二千万，四百石官价四百万，在西园设立仓库来储存这些钱。又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官职，公价千万，卿价五百万。
臣按：自从晁错提出建议之后，像景帝、武帝、成帝、安帝虽然都卖爵位，但大多是因为年成荒旱、边疆有警急，用度不足，不得已而为之，到了灵帝则是卖爵位作为私藏，被记载在史册中，贻笑千古。
唐肃宗至德二年，御史郑叔清奏请敕令缴纳一百千钱给予明经出身，不识文字的人加三十千。
臣按：自从秦汉以来卖官已经不是合法的制度，到了唐肃宗甚至卖自己的私宅。唉，王嘉说过，君王代替上天授予人爵位，尤其应该谨慎。因为职位是天位，俸禄是天禄，五等服饰的章纹是上天用来任命有德之人的，不是一个人所能私有的，私有它尚且不可以，卖它可以吗？《左传》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礼记》说“评定议论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之后才授予爵位”，把名器借给别人固然不可以，评定议论没确定就授予官职和爵位尤其不可以。设立科目选拔士人虽然不是古代的制度，但士大夫由此进身，这就是古代的举荐秀异之法，必须评定议论之后才授予官职。现在不评定他们的学业而评定他们缴纳的财物，名义上叫明经而实际上是缴纳钱财，那些粗通文墨的人还可以，不识文字的人也参与其中，其取用没有标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宋孝宗下诏说：“卖爵不是古代的制度，理财有方法，均衡节制财用就足够了，轻率地拿官爵来增加货财，我很不赞同。从今以后，除了歉收之年百姓愿意缴纳粮食赈济饥荒，对大众有益，听候旨意补授官职，其余一切停止，现在持有的绫纸告身缴到尚书省销毁。”
臣按：孝宗这道诏书说从今以后，除了歉收之年百姓愿意缴纳粮食赈济饥荒，听候旨意补授官职，其余一切停止，那就是不是歉收之年不实行，不是百姓愿意不强迫，临时取旨不作为定例。现在却把它作为定例，不问年成是否歉收，不顾百姓是否愿意，遇到意外兴办工程，既然知道不能从常规赋税中取得，又不敢请求内帑，首先把卖官作为上策。唉，把古人驾驭世道、治理百姓的器物作为博取钱粮的手段，懂得治体的人是不做的。我祖宗以来最重视名器，内外官员年龄未满七十退休的不给予冠带，犯贪污私罪的除名为民，在那个时候，百姓以官爵为尊贵、以冠带为荣耀，之所以荣耀尊贵，是因为有钱也买不到。近世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为了应付眼前而建立纳粟赐冠带的法令，后来又加上散官，幸运的是还不至于像前代那样卖现任官职。况且国家没有很大的警急，虽然稍有亏欠，但还不至于非常不得已，却因为有营造兴举，财力尚未匮乏就预先计算，荒年未到就预先准备，而采取这种一切不得已的策略，然而实行它既不符合道义，坚守它又不讲信用，当卖官的时候唯恐百姓不买而强迫给他们，给予之后又多方折辱他们、百计勒索他们，于是使百姓看待冠带如同桎梏，宁愿出粮食也不肯接受官职。
。噫，此等之事非至于甚不得已不可行也，盍反思曰今吾于可以已之时而遽行之，行之而又失信于人，一旦驯致于不得已之地，吾又将行何策而卖与何人哉？小人苟顾目前不为远虑，凡有建，请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万一至于甚不得已，人皆可与也，惟犯赃官吏决不可焉，何也？彼为贪财而失其冠带，上之人又贪其财而与之，是则上下交为利矣，又何责彼为哉。（以上鬻官）
译唉，这类事情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可以实行的。何不反思说：如今我们在本可以停止的时候却匆忙实行，实行之后又失信于人，一旦逐渐发展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又将采取什么策略，把官职卖给谁呢？小人如果只顾眼前而不做长远打算，凡是有所建议，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应当大力削减；万一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任何人都可以卖给，唯独贪赃枉法的官吏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呢？他们因为贪图钱财而失去了官位，上级又贪图他们的钱财而把官职卖给他们，这就是上下互相谋取私利了，又怎么能责备他们呢。（以上关于卖官）
唐玄宗天宝未，安禄山反，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臣按：此后世鬻僧道之始。
穆宗时，李德裕言：“初，徐德兴为坛泗洲，募人为僧以资上福，人输钱三千，淮右小民规影徭赋，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
臣按：民之为僧何预于君，而小人乃以度僧为资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为德，度民为僧是阏绝天地生生之仁，岂天所好哉？致一人于死地尚足以感伤天地而有以召灾，矧绝六十万人之生意，其召灾又何如哉？以是为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熙宁元年，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宫禁恩赐度牒裁减，稍去剃度之冗。”是年，因公辅始卖度牒。臣按：前此虽鬻僧未有牒也，卖度牒始于此。
神宗问王安石曰：“程颢言不可卖度牒为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货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富，佛教未入中国之前，民未为僧，官未卖度牒，未尝无边事无荒年，未闻其有乏用度者，王安石自以孔盖负其学、以尧舜待其君，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臣不知其何见也。
熙宁二年，赐五百道度牒付陕西宣抚司，易见钱籴谷。七年，又给五百道付河东运司修城。
高宗绍兴七年，有言欲多卖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数年，其徒当自少矣。”
臣按：佛入中国千有余年，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但习俗已成，深固盘结，终无可去之期。唐宋以来有度僧之令，至熙宁中始为牒以鬻之，宋高宗曰“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臣窃以为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诚反而思之，曰此辈可终去乎？若有可去之几，禁而绝之上也；若度不能禁，与其纵之，孰若取其身庸而后度之犹为愈也。伏读律文有曰：“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臣有愚见，请今后有欲为僧道者，许与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别无违碍，量地方远近、俗尚缓急，俾出关给度牒路费钱，收贮在官，造册缴部，该部为之奏闻给牒，发下所司，遇祝圣之日行礼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其教法当众簪剃毕，然后给牒。若有不待给牒擅自簪剃者，依律问罪及罪其主令之人。其给度也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非阙不补。如此，则国家虽不得其身力之用，而得其佣钱以代其役，既得其钱，岁终或解京或留州以为赈济饥荒、惠养孤老及修造桥梁之用。如此，则僧道少而人知自重，既无所损于其教，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劳、道途之费，彼亦乐为之矣。若此者虽非圣人中正之道，然势至于此，无如之何，与其任彼所为，不若有所节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犹为彼善于此也。（以上鬻僧）
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田廾｝之。
臣按：此汉以来征榷居货之始。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居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车，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货者各隐度其财物之多少，于商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算，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算。呜呼！出诸途者既正其赍载之具，藏诸家者又算其储积之物，取民之尽，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车，至是又算民船。
臣按：算商之车已为无名，而又算民之车与船，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出一算，商贾则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呜呼，缗钱之法初为商贾设也，至其后乃算及民之舟车，遂使告缗者遍天下，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呜呼！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
译唐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造反，杨国忠派遣御史崔众到太原征收钱财以换取僧尼、道士的度牒，十天之内就得到百万缗。臣认为：这是后世贩卖僧道度牒的开始。
唐穆宗时，李德裕说：“起初，徐德兴在坛泗洲，招募百姓出家为僧以资助皇帝祈福，每人缴纳三千钱，淮右地区的平民为了逃避徭役赋税，导致丁男损失了六十万，这不是小事。”
臣认为：百姓出家为僧与君主有什么关系，而小人却把度僧作为资助皇帝祈福的手段，完全不想想上天以好生为德，让百姓出家为僧是断绝天地生生不息的仁爱，这难道是上天所喜欢的吗？致使一个人陷入死地尚且足以感伤天地而招致灾祸，何况断绝六十万人的生机，其招致的灾祸又该怎样呢？用这种方法来求福，臣是不相信的。
宋神宗熙宁元年，钱公辅说：“祠部遇到年饥荒或黄河决口，就贩卖度牒来辅助一时的急用，从今以后宫禁恩赐的度牒应加以裁减，逐渐去除剃度僧人的冗杂。”这一年，因为钱公辅才开始卖度牒。臣认为：在此之前虽然贩卖僧人但没有度牒，卖度牒是从这时开始的。
神宗问王安石说：“程颢说不可卖度牒作为常平仓的本钱，怎么样？”王安石说：“现在度牒所得可以置办粟米共四十五万石，如果遇到荒年每人救济三石，就可以保全十五万人的性命。”
臣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海为富，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百姓没有出家为僧，官府没有卖度牒，未曾没有边患和荒年，未曾听说有缺乏用度的情况，王安石自认为学识足以覆盖孔子、以尧舜的标准对待君主，却想借助度僧的法令来拯救百姓的性命，臣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熙宁二年，赐五百道度牒给陕西宣抚司，兑换现钱购买粮食。七年，又给五百道给河东转运司修筑城墙。
宋高宗绍兴七年，有人建议多卖度牒，高宗说：“一道度牒所得不过三百千，一个人出家为僧就有一个农夫不耕种，所损失的难道只是一道度牒的利益吗？如果过几年，他们的徒众自然会减少了。”
臣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世间的英明君主和大儒没有不想去除它的，只是习俗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终究没有去除的期限。唐宋以来有度僧的法令，到熙宁年间才开始制作度牒来贩卖，宋高宗说“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臣私下认为一夫不耕则国家失去一个人的劳力，不仅我得不到他一身之力，而且我的子孙也一并得不到他子孙的劳力。诚然反过来想想，说这些人可以最终去除吗？如果有可以去除的机会，禁止并断绝他们是上策；如果度不能禁止，与其放纵他们，哪里比得上收取他们的佣钱然后给他们度牒更好呢。伏读律文有说：“僧道不给度牒私自剃度者，杖八十。如果由家长，家长当受罪，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臣有愚见，请今后有想出家为僧道者，允许向所在官府具告进行审查，没有其他违碍，衡量地方远近、风俗缓急，让他们出关给度牒路费钱，收贮在官府，造册上缴到部，该部为之奏闻给牒，发下所司，遇到祝圣之日行礼完毕，府州正佐亲临寺观，依照其教法当众剃度完毕，然后给牒。如果有不等待给牒擅自剃度者，依律问罪以及罪及主令之人。其给度牒的数量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非空缺不补。这样，国家虽然得不到他们的劳力之用，而得到他们的佣钱以代替他们的徭役，既然得到他们的钱，年终或解送京城或留在州里作为赈济饥荒、惠养孤老以及修造桥梁之用。这样，僧道少而人知道自重，既没有损害他们的教义，而他们得到度牒也免去了跋涉的劳苦、道途的费用，他们也乐于这样做了。像这样虽然不是圣人中正之道，然而势态到了这里，无可奈何，与其任由他们所为，不如有所节制，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还是比那样好一些。（以上关于贩卖僧人）
汉武帝元狩四年，开始征收算缗钱。隐匿不自行申报，申报不详尽，戍边一年，没收缗钱。有能告发者，以其半数奖赏给他。
臣认为：这是汉代以来征收商税居货的开始。古代关市的征税大概是厌恶他们专利，就征收他们的税，不是暗中估量他们所居积的多少而取之。武帝在元光初年已经对行者的舟车征税，至此又采用公卿的建议，凡是居货者各自暗中估量其财物的多少，对于商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算，对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算。唉！出诸途者既正其赍载之具，藏诸家者又算其储积之物，取民之尽，一至此哉？
武帝元光中，开始征收商车税，至此又征收民船税。
臣认为：征收商车税已经名不正言不顺，而又征收民车与船税，凡是百姓不做官吏，不做三老、骑士，只要有轻车都出一算，商贾则加倍，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唉，缗钱之法初为商贾设也，至其后乃算及民之舟车，遂使告缗者遍天下，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唉！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十收其二，谓之率贷。
德宗时，国用不给，借富商钱，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死者。
臣按：唐行率货及借钱令，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货，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赀）
德宗时，军用不给，乃税间架，算除陌钱。
臣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商算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算间架除陌钱）。
宋太祖开宝三年，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
臣按：朴买之名始见于此。所谓朴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咸奏罢之。（此朴买）
宋神宗元丰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
哲宗元祐中，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请罢实封之法，酌取其中定为永额，召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者，凡有坊场河渡去处，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言：“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且令带纳一料，侯秋成更令带纳。”
臣按：民间耕蚕一年之收，仅足以供一年之赋，有所逋负积压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偿了，尧俞所建带纳之说，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
知杭州苏轼言：“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取’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
臣按：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准此以施行天下，穷民不胜之幸。
孝宗时，朱熹上封事：“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后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言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不暇及远，亦不足怪也。由是言之，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是时也，所谓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所惜者和好之后，遂因仍用之而
译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落，百姓财物消耗枯竭，于是登记江淮地区富商和显贵家族的积蓄，征收十分之二，称之为“率贷”。
唐德宗时，国家用度不足，向富商借钱，约定战争结束后再偿还，但搜刮督促极为严厉，百姓有上吊自杀的。
臣按：唐朝实行率贷和借钱令，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身份向百姓借贷已经是很可耻的了，况且名义上叫作借贷，实际上是强行夺取，这就更加可耻了。君主应当节制用度，不要让国家贫困到如此地步，被史书记载，留下万世的耻辱。（以上关于借贷资财）
唐德宗时，军费不足，于是征收房屋税，计算除陌钱。
臣按：对百姓房屋征税以及官府节省开支始于此时。所谓房屋税，是指每两架梁为一间，按间数征收税款。除陌钱，是指凡是公私给予及买卖，每千文钱官府扣除五十文。唉，为了国家利益而算计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毫无策略了。（这是关于房屋税和除陌钱）
宋太祖开宝三年，命令购买坊务的人收取抵当。
臣按：朴买之名开始见于此处。所谓朴买，是指通盘计算坊务应得的税钱总数，让商人先出钱向官府购买，然后允许他们自行收税来偿还。元朝初年也有这种方法，有用五十万两银子朴买天下差发的，有用五万两银子朴买燕京酒税的，有用一百万两银子朴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的，耶律楚材说“这些都是奸人欺骗上级蒙蔽下级，危害极大”，都上奏废除了。（这是关于朴买）
宋神宗元丰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既卖坊场河渡，又连同祠庙一起出售，招募人承买。
宋哲宗元祐年间，刘挚说：“坊场旧法，买户相承都有定额，请求废除实封之法，酌情取其中间值定为永久定额，招募人承买。”
臣按：所谓承买，是指凡是有坊场河渡的地方，先招募人向官府交钱承买，然后允许他们自行收税来偿还。集市聚集的地方既被购买，渡口往来的地方也被购买，甚至神祠的祭祀也被购买，为国家牟利琐碎到如此地步，虐待百姓、轻慢神灵不也太厉害了吗。（这是关于承买）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尧俞说：“监司因为今年蚕麦都丰收，催缴积年拖欠的赋税，百姓必定不能用一年的收成来还清多年的欠款，暂且让他们带纳一次，等到秋天收成后再让他们带纳。”
臣按：民间耕种养蚕一年的收成，仅够供给一年的赋税，有所拖欠积压既多，就不是靠一年的收成所能还清的，尧俞所建议的带纳之说，确实是有关部门追征拖欠赋税的好方法。
杭州知府苏轼说：“朝廷恩贷的命令多被有关部门巧妙地设置障碍，所以四方都有‘黄纸放，白纸取’的说法，虽然百姓知道实情，只怨恨有关部门，但陛下未曾严厉发出德音，告诫大臣，让他们尽力推行。”
臣按：苏轼后来又说，让百姓承受宽厚的政令，没有其他疾苦，只是被积欠所压，如同背负千钧重物，能免于僵倒就幸运了，哪有空闲抬起头来挥动手臂去谋求温饱之外的东西呢？自祖宗以来，每次有赦令，必定说凡欠官物没有侵吞欺诈盗用的，以及虽有侵用但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的都给予免除。祖宗并非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罪的弊端，只是认为百姓已经穷困竭尽，无法生存，即使加鞭抽打终究也得不到什么，宽缓下来就会被奸吏蚕食，紧急催缴就会成为盗贼凭借的理由，所以全部免除则天下悦服，即使有水旱盗贼，百姓也不思变乱，这是损失虚名而收获实利。苏轼的这番话足以尽述百姓拖欠赋税的利害关系，希望圣明的君主在发布德音时，按照这个原则施行于天下，穷困的百姓不胜庆幸。
宋孝宗时，朱熹上封事说：“我见祖宗旧法，凡是州县催理官物，已达到九分以上称为破分，各有关部门就停止催缴，户部也不再过问，因此州县得以获得盈余来相互补助，贫民有所拖欠也能拖延等待免除。恩惠来自朝廷，惠及乡里，这确实是不可更改的良法。”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的方法，后世也可以遵行。（以上关于追缴）
宋徽宗宣和末年，陈亨伯以发运使兼经制使，利用各有关部门的财计而以经制为名。绍兴初年，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的额度增加分析而为经总制钱。
臣按：叶适说维扬驻跸，国家用度更加困难，吕颐浩、叶梦得实际总管财政事务，四处张望没有对策，于是商议使用陈亨伯所收的经制钱。他们的说法认为征收商税虽然重但没有谁能强迫商人贩卖，卖酒虽然贵但没有谁能强迫人饮用，至于头子钱之类特别从州县的盈余中收取，而可以供应突然紧迫的用途。叶梦得是士人，而他的言论如此，大概是因为辨别眼前之事来不及顾及长远，也不足为怪了。由此说来，那么宋朝所谓的经总制钱大概是出于不得已而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当时，所谓强敌压境，每年都有进犯吞噬的阴谋，皇帝南巡，不知道停驾休息的地方，军队驻扎日益增多，将帅专断命令而没有一年没有抵御敌人的功劳，本来就不是计算财用吝惜费用的时候，哪有空闲做宽征薄敛的事情，所可惜的是和好后，就沿袭使用而
光宗时，赵汝愚言：“诸县措诸月桩钱，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细民之害。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臣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惟所谓罚讼者之钱，今世藩宪郡邑犹借此以为攫取之计，朝廷虽有明禁，视之以为虚文。夫家人之为此为公也，今世之为此假公以营私也，乞峻发德音，著为常宪，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赃，庶几革官吏贪墨之风、厉士夫廉隅之节。（此经总制月桩钱）
以上论鬻算之失
卷三三
▲漕挽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於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麵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麵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裏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裏納丱（刈禾曰丱），三百裏納秸（半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裏粟，五百裏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裏，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樸，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裏，遠輸不出五百裏，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裏，間行漕挽，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臣按：泛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孫武曰：“千裏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引車船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郎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海（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鬥）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挽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挽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
译光宗在位时，赵汝愚进言说：“各县征收各种月桩钱，其中名目繁多，大多违法，对底层百姓危害极大。试举其中主要的几项，就有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打官司输了要交罚钱，赢了也要交欢喜钱，名目各异，各地情况不一。”
臣按：自古以来，向百姓征收财物之多没有超过宋朝的，天下的税务、酒务无处不有。比如成都一府，税务有二十一处，酒务有三十五处，每年的定额都在四十万以上，这还是大郡的情况。如果是凤翔这样的中等郡县，税务也有十五处，酒务也有二十五处，当时的百姓怎么能够承受呢？至于南宋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的经总制钱、月桩钱之类。所谓月桩钱，其征收尤其毫无道理，其中各种名目都是在常规赋税之外、经制钱之余，巧立名目，但这些都是当时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时过境迁，这些都已全部废除，只有所谓罚讼钱，当今的藩镇、宪台、郡县还借此作为搜刮的手段，朝廷虽然有明令禁止，却视同虚文。古代这样做是为了公事，当今这样做却是假公济私。恳请陛下发布严正的诏令，定为常法，凡是一分一文以上的此类收入，都按枉法赃罪论处，或许可以革除官吏贪墨的风气，激励士大夫廉洁的节操。（这是关于经总制月桩钱的论述）
以上论述卖算的过失
卷三三
▲漕运的适宜（上）
《禹贡》记载：冀州，夹着右边的碣石山流入黄河（从北海到达黄河，碣石山在右边）；兖州，乘船沿着济水、漯水航行，到达黄河（顺着水流进入另一条河流叫达）；青州，乘船沿着汶水航行，到达济水；徐州，乘船沿着淮河、泗水航行，到达黄河；扬州，顺流而下沿着长江、大海航行，到达淮河、泗水；荆州，乘船沿着长江、沱水、潜水、汉水航行，越过洛水，到达南河；豫州，乘船沿着洛水航行，到达黄河；梁州，乘船沿着潜水航行，越过沔水，进入渭水，横渡黄河（横渡河流叫乱）；雍州，乘船沿着积石山航行，到达龙门、西河，在渭水北岸汇合。
程颐说：“冀州作为帝都，东、西、南三面靠着黄河，其他各州的贡赋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
朱熹说：“冀州三面靠着黄河，其建立都城确实是为了获取转运漕粮的便利、朝会集会的方便，所以九州最后都说到黄河，以记录它们进入帝都的道路。”
臣按：《禹贡》在各州下列出贡赋之后，叙述各州的水路到达黄河的路线，到达黄河也就是到达京师。当时贡赋都是驾着舟筏，顺着水路到达黄河，这大概也是后世漕运的方法，只是没有明确说它是漕运罢了，但在贡赋之后叙述水路，每州都是如此，意思自然可以看出来。
百里内的赋税缴纳总禾（禾本全称为总），二百里内缴纳去穗的禾（割禾称为丱），三百里内缴纳去皮的半干秸秆（半干去皮称为秸）服（又使服役运输之事），四百里内缴纳粟，五百里内缴纳米。
臣按：《禹贡》时代，百姓输纳以供京师使用的范围只到五百里，大概是因为当时风俗淳厚，用度俭朴，而且卿大夫各有采地，又将兵赋寓于井田制中，没有后世供养官员、供养军队的费用。
《管子》说：粮食运输三百里，国家就没有一年的积蓄；粮食运输四百里，国家就没有两年的积蓄；粮食运输五百里，民众就会面露饥色。
臣按：周朝的王畿只有一千里，远途运输不超过五百里，皇帝车马器服的使用、宗庙百官的供给自然足够。春秋战国以来，行军千里，偶尔进行漕运，但战事结束军队休整后，还没有到非常困窘的地步。
《左传》记载：僖公十三年，晋国连年饥荒，向秦国请求买粮，秦国向晋国输送粮食，从雍地到绛地相继不断，称之为“泛舟之役”。臣按：用船运粮，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哀公九年，吴国开凿邗沟，沟通江淮。
杜预说：“在邗江筑城开沟，东北通到射阳湖，西北到宋口进入淮河，这是为了疏通粮道，现在的广陵韩江就是。”臣按：开渠以疏通粮道，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孙武说：“千里运粮，士兵会面露饥色，吃敌人一钟粮食，相当于我方二十钟。”
臣按：古代出兵往往就地取粮于敌国，军队不长期暴露在外，粮食不长途运输，不像后世兴起长期的战争、运输极远的粮食。
秦国想要攻打匈奴，运输粮食让天下飞芻挽粟，从黄、腄、郎邪这些靠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海（在朔方），平均每三十钟（六斛四斗）才能运到一石。
臣按：此前没有漕运的名称，而飞挽始于秦朝。秦因为想要攻打匈奴的缘故，将靠海地区的粮食，运送到北河的粮仓，大概是由海路进入黄河。海运在秦朝时已经有了，但平均每三十钟才能运到一石，也就是用一百九十斛才能得到一石，这是通盘计算飞挽道路上的耗费，不仅仅指海运时的损耗。
汉朝兴起，高祖时漕运山东的粮食来供给中都官，每年不超过几十万石。
张良说：“关中凭借三面险阻防守，只有一面开放，向东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