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二
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译（心）有所触动，所以表现为声音；声音相互应和，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一定的规律就叫做音；把音配合起来演奏，并配合干戚、羽旄等舞具，就叫做乐。
陈澔曰：“凡乐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于物而生，人心虚灵不昧，感而遂通，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而为声，声之辞意相应，自然生清浊、高下之变，变而成歌诗之方法则谓之音矣。成方犹言成曲调也。比合其音而播之乐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则谓之乐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臣按：此推原作乐之本。盖以乐之为乐，人见其备金石丝竹之音、干戚羽旄之舞，以为乐在是矣，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浊、高下之变而合宫、商、角、征、羽之调者，其本元之所自则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陈澔曰：“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而人心哀乐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谐，故形于声音者安以乐；乱世政事乖戾，故形于声音者怨以怒；将亡之国其民困苦，故形于声音者哀以思，此声音所以与政通也。”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珣（憋败）之音矣。
刘彝曰：“宫属土，弦用八十一丝为最多而声至浊，于五声独尊，故为君象；商属金，弦用七十二丝，声次浊，故次于君而为臣象；角属木，弦用六十四丝，声半清半浊，居五声之中，故次于臣而为民象；征属火，弦用五十六丝，其声清，有民而后有事，故为事象；羽属水，弦用四十八丝，为最少而声至清，有事而后用物，故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声固本于黄钟为宫，然还相为宫则其余十一律皆可为宫，宫必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征事、羽物皆以次降杀，其有臣过君、民过臣、事过民、物过事者，则不用正声而以半声应之，此八音所以克谐而无相夺伦也。然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乱，则声音和谐而无怗珣也。”
臣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该尽天下之理，一乐之作而万理无不该尽，先王作乐，以一声寓一理，于其声之高下而验其理之得失，觉其有失则乘除抑扬以应之，使之必得其平，协比和谐无相凌夺，然后反求于吾之政治。宫音有失则求之于君，商音有失则求之于臣，以至角、征、羽之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则乐音与政事常相流通，则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之人如万宝常、张文收皆能以音乐而知时政之得失，非虚语也。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皆卫地）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司马迁曰：“卫灵公适晋，舍濮上，夜闻琴声，召师涓听而写之，至晋命涓为平公奏之，师旷曰：‘此师延靡靡之声，武王伐纣，师延投濮水死，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也。’”
臣按：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政治而观其声音，其音安以乐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国也，政之乖者乱国也，民之困者将亡之国也。国之将亡，其政必散，其民必流，政散则诬罔其上，罔上则民无诚心矣，民流则肆行其私，行私则无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则靡靡之乐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谨于礼乐刑政之施，以为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诗、顺民之情性，协比以成文，播奏以为乐，使天下之人闻吾之声者知吾之德、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审吾之乐者得吾之政。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方悫曰：“凡耳有所闻者皆能知声，心有所识者则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乐。若瓠巴鼓瑟游鱼出听、伯牙鼓琴六马仰秣
译陈澔说：“大凡音乐声音的初起，都是由人心感触外物而产生的。人心虚灵不昧，感触外物便能通达，情感在内心触动，所以表现为言语而发出声音，声音的辞意相互应和，自然产生清浊、高下的变化，变化而成歌诗的曲调法则，就称为‘音’了。‘成方’就是说形成曲调。将这种音配合起来，在乐器上演奏，并配合干戚羽旄等舞具进行舞蹈，就称为‘乐’了。干戚，是武舞；羽旄，是文舞。”
臣按：这是推究制作音乐的根本。大凡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人们只看到它具备金石丝竹的声音、干戚羽旄的舞蹈，以为音乐就在于这些形式，却不知道它之所以有清浊、高下的变化而符合宫、商、角、徵、羽的调式，其根本源头都是由人心感触外物而形成的。
大凡音，是产生于人心的。情感在内心触动，所以表现为声音，声音形成文采就称为音。因此，太平盛世的声音安详而快乐，其政治和谐；乱世的声音怨恨而愤怒，其政治背离正道；亡国的声音悲哀而思念，其百姓困苦，声音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
陈澔说：“这是说音产生于人心对外物的感触，而人心的哀乐感触是由于政治的得失，所以要谨慎对待那些感触人心的事物。太平盛世政事和谐，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安详而快乐；乱世政事乖戾，所以表现在声音上怨恨而愤怒；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困苦，所以表现在声音上悲哀而思念，这就是声音与政治相通的原因。”
宫音代表君主，商音代表臣子，角音代表百姓，徵音代表事务，羽音代表万物，这五者不乱就没有败坏之音了。
刘彝说：“宫音属土，弦用八十一根丝线，数量最多而声音最浊，在五声中最为尊贵，所以是君主的象征；商音属金，弦用七十二根丝线，声音次浊，所以次于君主而为臣子的象征；角音属木，弦用六十四根丝线，声音半清半浊，居于五声之中，所以次于臣子而为百姓的象征；徵音属火，弦用五十六根丝线，声音清亮，有百姓而后有事务，所以是事务的象征；羽音属水，弦用四十八根丝线，数量最少而声音最清，有事务而后使用万物，所以是万物的象征，这是它们大小的次序。五声固然以黄钟为宫音为基础，但如果轮流作为宫音，那么其余十一律都可以作为宫音，宫音必定代表君主而不能低于臣子，商音必定代表臣子而不能高于君主，角音代表百姓、徵音代表事务、羽音代表万物都依次降等，如果有臣子凌驾于君主、百姓凌驾于臣子、事务凌驾于百姓、万物凌驾于事务的情况，就不使用正声而用半声来应和，这就是八音能够和谐而不互相侵夺次序的原因。然而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必定君主、臣子、百姓、事务、万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乱，那么声音就和谐而没有败坏之音了。”
臣按：君主、臣子、百姓、事务、万物五者概括了天下的道理，一首乐曲的创作而万理无不概括其中，先王制作音乐，用一个声音寄托一个道理，从声音的高低来检验道理的得失，发觉有失当之处就通过增减抑扬来应和它，使之必定达到平衡，协调和谐而不互相凌夺，然后反过来求索于我的政治。宫音有失就求索于君主，商音有失就求索于臣子，直到角、徵、羽的失当而求索于百姓、事务、万物都是如此，这样，乐音与政事就常常相通，那么一世的君主、臣子、百姓、事务、万物都安守其位而天下和平了。前代的人如万宝常、张文收都能通过音乐而知晓时政的得失，并非虚言。
郑卫之音，是乱世之音，接近于怠慢放纵了；桑间、濮上（都是卫国地名）之音，是亡国之音，其政治涣散，百姓流离，欺瞒上级而谋取私利且不可制止。
司马迁说：“卫灵公到晋国去，住在濮水之上，夜里听到琴声，召来师涓听并记录下来，到了晋国命令师涓为晋平公演奏，师旷说：‘这是师延靡靡之音，周武王伐纣时，师延投濮水而死，所以听到这种声音必定是在濮水之上。’”
臣按：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古代善于观察国家的人不观察其政治而观察其声音，声音安详而快乐的政治必定和谐，声音怨恨而愤怒的政治必定背离正道，声音悲哀而思念的百姓必定困苦，政治和谐的为治国，政治背离正道的为乱国，百姓困苦的为将亡之国。国家即将灭亡，其政治必定涣散，其百姓必定流离，政治涣散就欺瞒上级，欺瞒上级就使百姓没有诚心，百姓流离就肆意谋取私利，谋取私利就使百姓没有公心，这样下去不停止，靡靡之乐就由此产生了。因此自古以来的君主必定在礼乐刑政的实施上谨慎，以此作为感化百姓的根本，常使我的政治和谐而不背离正道、我的百姓安详而不困苦，采集百姓的歌诗、顺应百姓的情性，协调配合形成文采，演奏成为音乐，使天下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我的德行、聆听我的音乐就感佩我的治理、审察我的乐曲就了解我的政治。
大凡音产生于人心，乐通达伦理，因此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的是禽兽，知道音而不知道乐的是众庶，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因此审察声音以知道音、审察音以知道乐、审察乐以知道政治而治理之道就完备了。
方悫说：“凡是耳朵有所听到的都能知道声音，心里有所认识的就能知道音，道理有所通达的才能懂得乐。就像瓠巴弹瑟游鱼出来倾听、伯牙弹琴六匹马抬头吃草”
，此禽兽之知声者也；魏文侯好郑卫之音、齐宣王好世俗之乐，此众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齐之所闻、季札聘鲁之所观，此君子之知乐者也。”
译这是禽兽对声音的感知；魏文侯喜爱郑卫之音、齐宣王喜好世俗之乐，这是普通百姓对音乐的感知；至于孔子在齐国所听到的、季札出使鲁国所看到的，这才是君子对音乐的真正理解。
臣按：三代而上本人心以为治，其政治寓于声乐之中，故审其声乐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三代而下一切从事于簿书、期会，刑罚、兵戎之末，所谓乐者特用以行礼耳，不本于人心、不协于律吕，人之气不复关于天，君之政不复寓于乐，故流为苟简之治而无复文明之化者，此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桑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
臣按：圣人作乐必本于人之性情，性之未发者中也，发为情而中节者和也，而又稽考于天然自有之度、物理自然之数，或长或短、曰多曰少皆必合于古昔之制焉。然乐之作也必与礼俱，而礼则各有所宜，又必裁制于礼之义焉。律阳而吕阴，必使其协比谐和，则生气之在天者，阳之气不至于散泄、阴之气不至于秘密矣；仁、礼、义、智、信在人为常行，必使其道达流通，则常德之在人者，刚之气不至于忿怒、柔之气不至于怯慑。如此，则天地之阴阳、人心之刚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畅焉，交畅于中而发形于外，于是宫君、商臣、角民、征事、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夺伦矣。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郑玄曰：“奸声、正声感人是倡也，而逆气、顺气应之是和也。回谓乖违，邪谓邪僻，及曲之与直各归其善恶之分，善归善分，恶归恶分，而万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恶之类自相感动也。”
辅广曰：“由是观之，先王之乐固非一日之积也，而乐之和与淫亦岂一人之所能为哉？自声之感气，气之成象，然后乐兴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写之于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损于其间也，至纣为靡靡之乐，亦其逆气自然之象耳。”
臣按：说者皆谓声乐之作出于人君之心，而此则谓声感人而气应，气应而成象然后乐兴焉。盖以声出人君之心而其声有正有奸，此以声感彼以气应，一倡一和，相为应验，或形于咏歌，或著于舞蹈，斐然而成章，粲然而成列，是以其为乐也有淫有和焉。自古圣君建中和之极以为乐本，声之出者必致其谨，非合于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惟恐其或流于奸而致逆气之应也。
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
孔颖达曰：“动发心志以声音，文饰声音以琴瑟，振动形体以干戚，装饰乐具以羽旄，随从音乐以箫管，用以奋动天地至德之光则神明来降，感动四时气序之和则风雨顺、寒暑时，以著万物之理则万物得其所也。”
陆佃曰：“奋犹发也，若《大章》所以发尧德之光，《大韶》所以发舜德之光。”
臣按：此章上文既言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必如上所言然后可以作乐，不然则无其本矣。“人而不仁如乐何”，“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夫既修身以为作乐之本，然后从之以声容、备之以器数，在己则奋至德之光，在天则动四气之和，在地则著万物之理矣。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郑玄曰：“八风，八方之风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
张载曰：“正乐既行故人伦之道清，不视听奸乱故耳目聪明，口鼻心知百体皆由顺正，故血气和平，风移俗易。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称，易前之恶从今之善。上行谓之风，下习
译臣按：夏、商、周三代以前，统治者以人心为根本来进行治理，其政治教化蕴含在音乐之中，所以审察其音乐，就能知道其政治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三代以后，一切事务都致力于文书簿籍、期限集会，以及刑罚、战争等末节，所谓的音乐，只是用来配合礼仪罢了，不根源于人心，不协调于音律，人的精气不再与天道相通，君王的政教不再蕴含于音乐之中，所以政治流于苟且简略，不再有文明教化的效果，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先王以人的情性为根本，考察自然的度数，用礼义来加以规范，使音乐符合生气的和谐，体现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德行，使得阳气旺盛而不散乱，阴气沉静而不闭塞，刚强的气不致于愤怒，柔和的气不致于恐惧，阴阳刚柔四者在中交融畅通，并发作于外，都安守其位而互不侵夺。
臣按：圣人制作音乐必定以人的性情为根本，性情未发时的状态叫做“中”，发为情感而符合节度叫做“和”，又考察天然固有的度数和物理自然的规律，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都必定符合古制的规范。然而音乐的制作必定与礼仪相配合，而礼仪各有其适宜之处，又必定要合乎礼义的裁制。律属阳，吕属阴，必定要使它们协调和谐，那么天地间的生气，阳气不至于散泄，阴气不至于闭塞；仁、礼、义、智、信在人为常行的德行，必定要使它们通达流通，那么人间的常德，刚强的气不至于忿怒，柔和的气不至于怯懦。这样，天地的阴阳、人心的刚柔，四者各得其宜而和畅，在中交融畅通而表现于外，于是宫音代表君、商音代表臣、角音代表民、徵音代表事、羽音代表物，各安其位而互不侵夺伦常。
大凡邪僻的声音感动人，逆气就会相应，逆气形成气象，淫乐就兴起了；正声感动人，顺气就会相应，顺气形成气象，和乐就兴起了。倡导与应和相互呼应，乖违、邪僻、曲折、正直各自归于其类，万物的道理也各自以同类相互感应。
郑玄说：“邪声、正声感动人是倡导，而逆气、顺气相应是应和。回指乖违，邪指邪僻，以及曲与直各自归于善恶的类别，善归于善类，恶归于恶类，而万物的情理也各自以善恶的类别相互感应。”
辅广说：“由此看来，先王的音乐本来不是一日积累而成的，而音乐的和谐与淫靡，又岂是一人所能造成的呢？从声音感动气，气形成气象，然后音乐才兴起。先王顺应自然的气象而将其写入八音之中，本来不能在其中有所增减，至于纣王制作靡靡之音，也是逆气自然形成的气象罢了。”
臣按：解说者都说音乐的制作出于人君的心，而这里却说声音感动人而气相应，气相应而形成气象然后音乐兴起。大概是因为声音出于人君之心，而其声音有正有邪，此以声音感动，彼以气相应，一倡一和，相互应验，或表现于咏唱，或体现于舞蹈，斐然形成篇章，粲然形成行列，所以音乐有淫靡的和乐的分别。自古圣明的君主建立中和的极致作为音乐的根本，发出的声音必定极其谨慎，不符合天理正道的就不说，只恐怕其流于邪僻而导致逆气的相应。
然后用声音来抒发，用琴瑟来修饰声音，用干戚来舞动形体，用羽旄来装饰，用箫管来随从，发扬至德的光辉，感动四时的和气，以彰显万物的道理。
孔颖达说：“发动心志用声音，修饰声音用琴瑟，振动形体用干戚，装饰乐器用羽旄，随从音乐用箫管，用来发扬天地至德的光辉，那么神明就会降临，感动四时气序的和谐，那么风雨顺遂、寒暑适时，以彰显万物的道理，那么万物就各得其所了。”
陆佃说：“奋就是发的意思，就像《大章》用来发扬尧德的光辉，《大韶》用来发扬舜德的光辉。”
臣按：这一章上文既然说邪声乱色不留在聪明之中，淫乐恶礼不接触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施加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都遵循顺正来实行其义，必定要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然后才可以制作音乐，不然就没有根本了。“人如果不仁，音乐又能怎么样呢”，“说音乐啊音乐，难道只是钟鼓吗”，既然修身作为制作音乐的根本，然后跟随以声容，完备以器数，在自身则发扬至德的光辉，在天则感动四时的和气，在地则彰显万物的道理。
因此，清明象征天，广大象征地，终始象征四时，周旋象征风雨，五色形成文采而不混乱，八风顺应音律而不邪僻，百事符合度数而有常道，小大相互成就，终始相互滋生，倡导与应和、清音与浊音交替作为常法，所以音乐推行而伦理清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
郑玄说：“八风，是八方之风。律，是十二月的音律。距离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
张载说：“正乐既已推行，所以人伦之道清明，不听不看邪乱，所以耳目聪明，口鼻心知百体都遵循顺正，所以血气和平，风俗移易。移是移徙的名称，易是改易的称呼，改变以前的恶，顺从现在的善。上行叫做风，下习
谓之俗。”
方悫曰：“清明者乐之声，故象天；广大者乐之体，故象地；终始者乐之序，故象四时；周旋者乐之节，故象风雨。”
译称之为世俗。”方悫说：“清亮明澈是音乐的声调，所以象征天；广博宏大是音乐的体制，所以象征地；有始有终是音乐的次序，所以象征四季；回旋往复是音乐的节奏，所以象征风雨。”
应镛曰：“五声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风，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则百度各得其数。曰不乱、不奸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为经，言其变而不穷也。”
臣按：自古圣人以乐为内外交修之要，始也由修身而后作乐，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终也因乐行而养德，以致夫风俗移易之美，乐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程颐曰：“人虽不能无欲，然当有以制之，无以制之而惟欲之从，则人道废而入于禽兽矣。”
臣按：乐之所以为乐，因乎人情之所乐而已矣。然人情之所乐者则各有不同焉，中人以上所乐者在乎道理，中人以下所乐者在乎情欲，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义之正而制情欲之私。所以然者，广乐以成其教耳。广吾所乐之道以寓之声容之间，以成天下之教，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其情，不以其私而忘乎道义之正，莫不各有所以趣向之方焉，如此，则君子之德从可知矣。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
臣按：乐之为乐，曰声、曰容、曰器三者而已，声寓于歌，容著于舞，歌之所协者金、石、丝、竹，舞之所执者干戚、羽旄。然推原其本则出于心，具于性而为德，发于志而为诗，由是而协于声则为歌诗之章，见于形则为文、武之舞，情之感于中者深则文之著于外者明，如天地之气盛于内则化之及于物者神妙不测也。此无他，有和顺积于中，斯有英华发于外，有诸中必形于外，夫岂可以声音像貌而伪为之乎？由是观之，则可见为乐之本在于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极顺者又在乎诚也。
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陈澔曰：“情见于乐之初而见其义之立，化成于乐之终而知其德之尊。君子听之而好善，感发其良心也；小人听之而知过，荡涤其邪秽也。故曰以下引古语结之。”
臣按：此章诸家皆以为论《大武》之乐，陈氏特以为通论乐与舞之理，如此末引古语所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盖动之以形者不若动之以声，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教条，无待于约束，潜销默化，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识之天，大哉乐乎，斯其至矣。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众也）退旅（进退齐一），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众乐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谓鼓），复乱（卒章）以武（铙也），治乱以相（拊也），讯（治也）疾（急也）以雅（乐器）。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行列杂乱），奸声以滥（不正），溺而不止，及优（俳优）侏儒（短小之人），釭（狝猴）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臣按：子夏既别古乐、新乐之异以告文侯，而下又告之，以其所问者乃乐而所好者则音，而音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总结之曰：“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所谓好恶者，谓好古乐、恶新乐也。文侯不能谨其所好恶，好其所当恶，恶其所当好，听古乐则思睡，听新声则不知倦，好恶之不谨故也。谨之一言，其人君为治之本，岂但乐之一事乎？
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陈澔曰：“言作乐者仿象其成功，故将舞之时，舞人总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动，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
译应镛说：“五声配合五行的颜色，八音配合八卦的风向，从一度推演到百度，那么百度各自得到它们的数目。说‘不乱、不奸’以至于‘有常’，是说它们恒常而不紊乱。说‘相成、相生’以至于‘迭相为经’，是说它们变化而不穷尽。”
臣按：自古圣人把音乐作为内外共同修养的关键，起初也是先修身而后创作音乐，以达到交感天人的效果；最终也是凭借音乐的推行来涵养德行，以达到风俗移易的美好境界，音乐的功效真是伟大啊。
所以说音乐就是快乐，君子快乐在于获得道义，小人快乐在于满足欲望，用道义来节制欲望就快乐而不混乱，因欲望而忘记道义就迷惑而不快乐。因此君子反省情感来调和意志，推广音乐来完成教化，音乐推行而百姓趋向正道，就可以观察君子的德行了。
程颐说：“人虽然不能没有欲望，但应当有所节制，没有节制而只顺从欲望，那么人道就废弃而堕入禽兽了。”
臣按：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是因为顺应人情所快乐的东西罢了。然而人情所快乐的东西却各有不同，中人以上所快乐的是道理，中人以下所快乐的是情欲，所以君子必定反省情感来调和意志，用道义的正统来节制情欲的私欲。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推广音乐来完成教化罢了。推广我所快乐的道义，寄托在声音容貌之间，来完成天下的教化，使天下所有有耳目口鼻心知欲望的人都知道反省情感，不因为私欲而忘记道义的正统，无不各有趋向正道的方向，这样，君子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
诗，是表达志向的；歌，是咏唱声音的；舞，是表现容貌的。这三者根本在于心，然后乐器跟随它们，所以情感深厚而文采鲜明，气势旺盛而化育神奇，和顺积累在心中而英华发于外表，只有音乐不可以虚伪。
臣按：音乐作为音乐，不过是声、容、器三者罢了，声寄托在歌中，容体现在舞中，歌所协调的是金、石、丝、竹，舞所执持的是干戚、羽旄。然而推究其本源则出于心，具备于本性而为德，发于意志而为诗，由此协调于声音就成为歌诗的篇章，显现于形体就成为文、武的舞蹈，情感感动于内心深厚，那么文采显现于外表就鲜明，就像天地之气旺盛于内部，那么化育及于万物就神奇莫测。这没有别的，有和顺积累于内心，就有英华发于外表，有内在的必然形于外在，难道可以用声音像貌来虚伪地做吗？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音乐的根本在于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极顺的又在于诚。
所以情感显现而道义确立，音乐终结而德行尊贵，君子因此喜好善行，小人因此知道过错，所以说养育百姓的道理，音乐是最大的。
陈澔说：“情感在音乐开始时显现而看到道义的确立，教化在音乐结束时完成而知道德行的尊贵。君子听了而喜好善行，感发他的良心；小人听了而知道过错，荡涤他的邪秽。所以说以下引用古语来总结。”
臣按：这一章各家都认为是在论述《大武》之乐，陈氏特别认为是通论乐与舞的道理，如此末尾引用古语所谓养育百姓的道理音乐是最大的。大概用形体来打动不如用声音来打动，用事情来比喻不如用道理来比喻，不借助教条，不等待约束，潜移默化，自然相忘于不知不识的天性，伟大的音乐啊，这就是它的极致了。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穿戴端正礼服听古乐就只怕睡着，听郑卫之音就不知疲倦，敢问古乐为什么那样，新乐为什么这样？”子夏回答说：“现在那古乐，进退整齐，和谐端正而宽广，弦匏笙簧会合等待拊鼓，开始演奏用文（鼓），结束用武（铙），治理混乱用相（拊），讯疾用雅（乐器）。君子在这里谈论，在这里说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这是古乐的发端。现在那新乐，进退杂乱，奸邪之声泛滥，沉溺而不止，以及俳优、侏儒，狝猴混杂子女，不知父子，音乐结束不可以谈论，不可以说道古，这是新乐的发端。”
臣按：子夏既区别古乐、新乐的不同来告诉文侯，下面又告诉他，他所问的是乐而所喜欢的则是音，而音有德音、溺音的不同，而总结说：“做君主的谨慎他的好恶罢了，君主喜欢那么臣下就做，上行那么百姓就跟随。”所谓好恶，是说喜好古乐、厌恶新乐。文侯不能谨慎他的好恶，喜好他所应当厌恶的，厌恶他所应当喜好的，听古乐就思睡，听新声就不知疲倦，好恶不谨慎的缘故。谨慎这一句话，是君主治理的根本，难道只是音乐这一件事吗？
那音乐，是象征成功的东西。总持干盾如山站立，是武王的事迹；发扬蹈厉，是太公的意志；武乱皆坐，是周召的治理。
陈澔说：“说创作音乐的人仿象其成功，所以将要跳舞的时候，舞人总持干盾如山站立嶷然不动，这是象征武王持盾等待诸侯的到来，所以说武王的事迹
也；所以发扬蹈地而猛厉，象太公威武鹰扬之至也。乱，乐之卒章也。上章言复乱以武，言武舞将终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盖以文而止武也。”
译（这是）用来表现发扬蹈地、威猛刚烈的姿态，象征着太公威武如鹰展翅般的极致。乱，是乐章的终章。上一章说用“复乱”来表现武舞，是说武舞即将结束时舞者坐下，象征着周公、召公以文德治理天下，大概是用文德来止息武事的意思。
臣按：此孔子因宾牟贾问武乐而答之也，先儒辅氏谓此三言说尽武乐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陈澔曰：“成者，曲之一终。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象灭商也。三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至第四位，极于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还也。四成则舞者从北头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纣之后疆理南方之国也。五成则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缀谓南头之初位也，六成则舞者从第三位而复于南之初位，乐至六成而复初位，象武功成而归镐京，四海皆尊崇为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乐莫盛于《韶》《武》，孔子以之而并论而皆有尽美之称。《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后世言文乐者宗《韶》、言武乐者宗《武》，皆所谓至矣尽矣，不可复加者也。《韶》乐之制备于《虞书》，《武》舞之义详于《乐记》，后世有志于帝王之乐者，尚有考于斯二者以为万世作乐之准。
《春秋传》：隐公五年，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士有功赐乐，二二四人）。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八方之风），故自八以下。”
臣按：舞佾之数惟天子得以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范祖禹所谓自上而下，降杀以两两之间，不可以毫发僭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济和五声亦如五味），一气（乐以气动，故居第一）、二体（舞有文武）、三类（风、雅、颂）、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五声（宫、商、角、征、羽）、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七音（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八风（八方之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冀风）、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后为乐），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相济也（合此十者相济后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专为乐也，借乐以喻人之和耳。然前九者尽乐之大纲，后十者备乐之要用，作乐者必本诸此然后无所遗，听乐者必达诸此然后无不通。
《国语》：周景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司乐官）州鸠（人名），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长短）均（平也）钟，百官轨（道也）仪（法也），纪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吕），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中色）钟（聚也，阳气聚于此），所以宣养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阳气太蔟达子上），所以金奏（太蔟正声为商，故为金奏）赞阳（赞佐阳气）出滞（发出滞伏）也；三曰姑洗（姑洁洗濯），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合致神人，享宴纳宾）也；四曰蕤宾（阴气委蕤于上，阳气盛长于下，有似宾主），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夷，平；则，法），所以咏歌九则（九功之法则）平民无贰（疑贰）也；六曰无射（阳气收藏，万物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六间即六吕，在阳律之间）以扬沉伏（发扬滞伏之气）而黜（去也）散越（扬也）也，元间（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故曰元间）大吕（天气成于黄钟，受之于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助阳钟聚），出四隙之细（四时间隙之气细微者）也；三间中吕，宣中气也；四间林（气盛也）钟，和展（审也）百事，俾（使也）莫不任（任职）肃（速也）纯（大也）恪（敬也）也；五间南（任也）吕
译臣按：这是孔子因为宾牟贾询问《武》乐而回答他的话，前代儒者辅氏说这三句话把《武》乐的事情说尽了。
再说《武》乐，开始时向北出发，第二遍乐曲结束时象征灭掉商朝，第三遍乐曲结束时向南行进，第四遍乐曲结束时划定南方的疆界，第五遍乐曲结束时分陕而治，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遍乐曲结束时回到原位，用来尊崇天子。
陈澔说：“‘成’，指乐曲的一个段落。起初从南边的第一位向北走到第二位，所以说开始时向北出发。这是一成，第二成时舞者从第二位走到第三位，象征灭掉商朝。第三成时舞者从第三位走到第四位，到达极处又返回南方，象征攻克殷商后向南返回。第四成时舞者从北边的第一位退回到第二位，象征讨伐纣王之后治理南方的国家。第五成时舞者从第二位走到第三位，于是分为左右两列，象征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缀’指南边最初的位置，第六成时舞者从第三位又回到南边的初始位置，乐曲到第六成又回到初始位置，象征武功成就后回到镐京，四海都尊崇他为天子。”
臣按：帝王的音乐没有比《韶》乐和《武》乐更盛大的了，孔子将它们并列论述，并且都给予“尽善尽美”的评价。《韶》乐有九个段落，《武》乐有六个段落，后世谈论文乐的人以《韶》乐为宗，谈论武乐的人以《武》乐为宗，这都是所谓达到了极致，不能再增加了。《韶》乐的制度完备于《虞书》，《武》舞的意义详细记载于《乐记》，后世有志于帝王音乐的人，还可以考察这两者作为万世制乐的准则。
《春秋左传》记载：隐公五年，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舞蹈行列的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大夫用四佾（四四十六人），士用二佾（士有功受赐音乐，二二四人）。舞蹈是用来调节八音和运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递减。”
臣按：舞蹈行列的人数只有天子才能用尽物数，所以以八为列。范祖禹所说的从上到下，每级递减两人，在这两者之间，不可以有丝毫的僭越差错。
昭公二十年，晏子说：“先王调和五味、协调五声，是为了使内心平和、成就政事。声音也像味道一样（调和五声也像调和五味一样），一气（音乐以气为动，所以居第一）、二体（舞蹈有文武两种）、三类（风、雅、颂）、四物（四方之物用来制成乐器）、五声（宫、商、角、徵、羽）、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七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八风（八方之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九歌（九功之事都可以歌唱）相互成就（合此九者然后成为音乐），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稀疏相互调剂（合此十者相互调剂后和谐），君子听了这些来使内心平和，内心平和则德行和谐。”
臣按：晏子这番话不专为音乐而言，是借音乐来比喻人的和谐罢了。然而前九者涵盖了音乐的大纲，后十者具备了音乐的实用要点，制作音乐的人必须以此为基础然后才不会有所遗漏，聆听音乐的人必须通达这些然后才不会有所不通。
《国语》记载：周景王将要铸造无射钟，向乐官伶州鸠询问音律，伶州鸠回答说：“音律是用来确立均调、制定尺度的。古代的神瞽考察中声并衡量它来制定制度，度量音律使钟音平和，百官遵循法度，以三才（天、地、人）为纲纪，以六律为平衡，完成于十二律吕，这是天道。那六律，是中色的体现，所以命名为黄钟（黄色是中色，钟是聚集的意思，阳气聚集于此），用来宣发滋养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和九德（即六府三事）。由此排列次序，第二叫大蔟（阳气太蔟通达于子上），用来在金奏中赞佐阳气发出滞伏之气；第三叫姑洗（姑洁洗濯），用来修洁百物、考察神灵、接纳宾客；第四叫蕤宾（阴气委蕤于上，阳气盛长于下，有似宾主），用来安定神灵和百姓，进行献酬交酢；第五叫夷则（夷，平；则，法），用来咏唱九则（九功的法则）使百姓没有疑虑；第六叫无射（阳气收藏，万物无射），用来宣扬哲人的美德，向百姓展示法度。设置六个间音（六间即六吕，在阳律之间）来发扬滞伏之气而去除散乱之气，第一间是大吕（阴系于阳以黄钟为主，所以叫元间），帮助宣发万物；第二间是夹钟（帮助阳钟聚集），发出四时间隙的细微之气；第三间是中吕，宣发中气；第四间是林钟（气盛），调和审视百事，使没有不任职、迅速、纯正、恭敬的；第五间是南吕
，赞阳秀也；六间应（台也）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细声谓角、征、羽）钧（调也）有钟（大为钟）无镈（小为镈），昭（明也）其大也；大（大声谓宫、商）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其细也（细则用大，以大平细；大则用小，以小平大。至则甚，大则独。鸣其细，细谓丝、竹、革、木）。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
译赞颂阳气的秀美；六间对应（台也）钟律，使器物精良适用，以应和复归。律吕恒定不变，就没有奸邪之物。细声（细声指角、徵、羽）调律有钟（大的叫钟）无镈（小的叫镈），彰显其宏大；大声（大声指宫、商）调律有镈无钟，极大则无镈，鸣响其细微（细微则用大，以大平细；宏大则用小，以小平大。达到极致则甚，宏大则独。鸣响其细微，细微指丝、竹、革、木）。宏大彰显细微鸣响，这是和谐的道理。和平则长久，长久稳固则纯粹，纯粹明澈则终了，终了复归则快乐，这是成就政事的原因，所以先王重视它。
朱熹曰：“均只是七钧，如以黄钟为宫，便以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为一钧，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子母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
臣按：《国语》载伶州鸠对周景王之言，所以发明十二律之名义，居然可见考之。是时单穆公又告王钧音之说，有曰“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说也。均者钧钟也，以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为钧，法用以度钟之大小、清浊也，汉大予乐有之。
《家语》：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也。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
臣按：《家语》此章，孔子闻仲由鼓琴而发也，盖人心善恶皆于乐声见之，故孔子闻其琴声而为此言。既言乐必以中声为节，而又推其声有南北之异。南者生育之乡，舜歌《南风》之诗，其兴也勃然，含和而终以帝；北者杀伐之域，纣好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然，暴乱而终以亡。人君之于音乐乌可以不谨其所好乐者乎？然舜非独帝也，当世化之皆有谐让之美；纣非独亡也，当世化之皆变靡靡之风。由是观之，声之有南北其来也远矣。今世乐部亦分为南北，北音自金、元始有之，世因谓宋世以来所遗之音，南音流于哀怨，北音极其暴厉。我国家复二帝三王之正统，而世俗所尚之音犹有未尽去者，所以奏中声之节，歌解愠、阜财之诗，一洗亢丽微末之习，不能无望于当代之英君谊辟云。
以上论乐律之制（上之下）
卷四三
▲乐律之制（中）
《论语》：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
朱熹曰：“语，告也。太师，乐官名。时音乐废阙，故孔子教之。翕，合也。从，放也。纯，和也。愊，明也。绎，相续不绝也。成，乐之一终也。”
谢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为乐。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浊、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故曰纯如。合而和矣，欲其无相夺伦，故曰愊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联如贯珠可也，故曰绎如也以成。”
臣按：此孔子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以告太师之言也。元许谦谓：“大要乐声翕合须要纯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声最高，竹、革之声次之，匏音次之，丝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乐八音皆和，声声俱见，不可使声高掩声下者，故曰愊如。既各自要分晓，又恐声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联属，故又曰绎如。玩其本文，始、从、成是作乐始、中、终三节，翕及纯、愊及绎乃三节中之节奏，后世有作者当以圣人之言为法。”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朱熹曰：“《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谓：“《韶》《武》皆不可考，但《书》称德惟善
译朱熹说：“均只是七钧，比如以黄钟为宫，就以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自成一钧，其声音自然相互谐和。古人要合声，必须先吹律，各种声音都符合律度才可以使用，后来的人大概不理解，去逐律吹奏。京房开始有了律准，乃是先制作一个，子母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称之为均，梁武帝称之为通，它的形制有十三弦，一弦是全律。”
臣按：《国语》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说的话，用来阐明十二律的名义，显然可以考证。当时单穆公又向周王陈述钧音的道理，有说“先王制作钟，大不超过钧，重不超过石，律度量衡由此产生，大小器物由此出现”，就是本章所说的立均出度的道理。均就是钧钟，用七尺长的木头，系上弦作为钧，用来度量钟的大小、清浊，汉代大予乐中有此制。
《孔子家语》：孔子说：“先王制定音律，演奏中声作为节拍，流向南方而不归于北方。南方是生育之乡，北方是杀伐之域，所以君子的音乐温柔居中，以滋养生育之气，忧愁的感受不施加于心，暴厉的动作不体现在身体上，像这样才叫做治安的风气。小人的音乐就不是这样，高亢华丽细微末节以象征杀伐之气，中和的感受不承载于心，温和的动作不存于身体，像这样才叫做动乱的风气。从前舜弹奏五弦琴，创作《南风》之诗，那首诗说：‘南风吹拂和暖啊，可以消除我百姓的怨恨啊；南风应时而来啊，可以丰富我百姓的财富啊。’只修习这种教化，所以他的兴起蓬勃旺盛，德行如泉水流淌，直到今天王公大人讲述而不忘记；殷纣喜好北鄙之声，他的败亡突然迅速，直到今天王公大人举以为戒。舜起于布衣，积德含和而最终称帝；纣身为天子，荒淫暴乱而最终灭亡。”
臣按：《家语》这一章，是孔子听到仲由鼓琴而发出的议论，大概人心的善恶都在乐声中显现，所以孔子听到他的琴声而说这番话。既然说音乐必须以中声为节拍，又推论声音有南北的不同。南方是生育之乡，舜唱《南风》之诗，他的兴起蓬勃旺盛，含和而最终称帝；北方是杀伐之域，纣喜好北鄙之声，他的败亡突然迅速，暴乱而最终灭亡。君主对于音乐，怎么可以不谨慎他所喜好的呢？然而舜不仅仅称帝，当时受他教化的都有和谐谦让之美；纣不仅仅灭亡，当时受他教化的都变成靡靡之风。由此看来，声音有南北之分，其由来已久了。当今乐部也分为南北，北音从金、元开始才有，世人因此说宋朝以来遗留的声音，南音流于哀怨，北音极其暴厉。我朝恢复二帝三王的正统，而世俗所崇尚的声音还有未尽去除的，所以演奏中声的节拍，歌唱消除怨恨、丰富财富的诗，彻底洗去高亢华丽细微末节的习气，不能不对当代的英明君主有所期望。
以上论述乐律的制度（上之下）
卷四三
▲乐律的制度（中）
《论语》：孔子告诉鲁国太师关于音乐的道理说：“音乐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时合聚的样子，接着纯和的样子、明盛的样子，连续不绝的样子以完成。”
朱熹说：“语，告诉。太师，乐官名。当时音乐废缺，所以孔子教导他。翕，合聚。从，接着。纯，和。愊，明。绎，连续不绝。成，音乐的一终。”
谢良佐说：“五音、六律不具备，不足以称为音乐。翕如，是说它合聚。五音合聚了，清浊、高下像五味相济而后和，所以叫纯如。合聚而和了，想要它们不相冲突，所以叫愊如。然而难道宫自宫而商自商吗，不相反而相联像贯珠一样也可以，所以叫绎如以成。”
臣按：这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正乐之时，所以告诉太师的话。元代许谦说：“大要乐声合聚必须纯和，不可背离。八音之中，金声最高，竹、革之声次之，匏音次之，丝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乐八音都和谐，声声都显现，不可使声高掩盖声低的，所以叫愊如。既然各自要分晓，又恐怕声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联属，所以又说绎如。玩味原文，始、从、成是作乐始、中、终三节，翕及纯、愊及绎是三节中的节奏，后世有作者应当以圣人的话为法则。”
孔子说《韶》乐尽美又尽善，说《武》乐尽美未尽善。
朱熹说：“《韶》，舜的音乐；《武》，武王的音乐。美是声容的盛大，善是美的实质。舜继承尧达到大治，武王伐纣救民，他们的功业一样，所以他们的音乐都尽美。然而舜的德行，是天生的，又通过揖让得到天下；武王的德行，是后天努力的，又通过征诛得到天下，所以其实质有不同之处。”
臣按：朱熹说：“《韶》《武》都不可考证，但《尚书》称德惟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