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七
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译天时运行、化育万物没有差错，至为神妙的道理无法用言语确切表达，只有圣人内心契合，体悟其奥妙作用，从而设立政治教化，所以天下百姓沉浸于其恩德之中却不知晓其功劳，受到其感化而振奋却难以测度其效用，自然而然地仰望并归顺服从，所以说用神道设立教化而天下归服了。
朱熹曰：“观天之神道只是自然运行道理，四时自然不忒，圣人神道亦是说有教人自然观感处。”
臣按：圣人观天之神道以设教，谓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当暖而暖，当寒而寒，无一时之差忒，不见其有所作为，自然而然，所谓神也。圣人体之以设为政教，故下人观之如见春而知其必暖，见冬而知其必寒，其暖其寒皆其所自然，下民观视而感之于心，不待有所设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谓以神道设教也。如此，非谓别有一种玄妙幻化之术也，后世俗儒不知此义，乃以《河图》《洛书》为神道设教，谓圣人画卦演畴皆以人力为之，而假托神明以为幻化之术，遂启时君矫诬妄诞之端。吁，经旨一言之差，流祸至于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程颐曰：“风行地上，周及万物，为由历周览之象，故先王体之为省方之礼，以观民俗而设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观视民俗，设为政教，如奢则约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是也。”
朱熹曰：“省方以观民，设教以为观。”
臣按：刘彝谓观民设教如齐之末业而教以农桑、卫之淫风而教以礼、别奢如曹则示之以俭、俭如魏则示之以礼之类是也，盖四方之俗不同而各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约而归之于正，则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无过不及矣。此三代盛王所以必省方而观民，观民而设教也欤。后世巡守之礼不行，采诗之官不设，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复因其民而观之。吁！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俗之不一俗之习也，约其所太过、勉其所不及，使之一归于礼而不偏，圣人所以观民之俗而设教也。如此，后世则一听民俗之所为而不复观之矣。
《贲》之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颐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吴澂曰：“文明者文采着明在人，五典之叙、五礼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时变谓四时寒暑代谢之变。化谓旧者化新，成谓久而成俗。”
臣按：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审察天时之变，下观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时也、有六气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气运之错然，皆有文而可观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时有运行，六气有流布，吾于是乎审察之，体其不息者以自强，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随其时而授之以耕作之候，顺其气而教之以豫备之方，此无他，察于天而省于己也。人有三纲也、有六纪也、有礼节也、有法度也，其彝伦之秩然、其典则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观也，三纲在所当正，六纪在所当修，礼节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于是乎化导之，因其自然者加之品节，顺其当然者为之导达，引其性而纳之道义之中，矫其偏而归之中正之域，此无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语，诚自古帝王继天立极之大纲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离》之彖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颐曰：“上下皆离，重明也。五二皆处中正，丽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处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丘富国曰：“上下皆离，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丽乎正，则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臣按：《贲》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观之以一己之独也；《离》之“重明丽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资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虚灵不昧之天而处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离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无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负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难矣哉。
《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
译朱熹说：“观察天道的神妙，只是自然运行的道理，四季自然没有差错，圣人所说的神道，也是说其中有让人自然观感感化的地方。”
臣按：圣人观察天道的神妙来设立教化，是说像天有春、夏、秋、冬，该暖就暖，该寒就寒，没有一时节的差错，看不出有什么人为的作为，自然而然，这就是所谓的神妙。圣人体会这种道理并设立政教，所以下层百姓看到春天就知道一定会暖，看到冬天就知道一定会寒，这种暖与寒都是自然如此，百姓观察并感动于心，不需要有什么具体的设施举措，自然就会感化顺服，这就是所谓以神道设立教化。像这样，并不是说另外有一种玄妙幻化的法术，后世俗儒不明白这个道理，竟然把《河图》《洛书》当作神道设教，认为圣人画卦推演九畴都是靠人力做的，而假托神明作为幻化的法术，于是开启了当时君主矫饰虚伪、荒诞不经的开端。唉，经书的旨意一句话的差错，流下的祸患竟至于如此，能不引以为戒吗，能不引以为戒吗！
《象传》说：风行于地上，是观卦的卦象。先王因此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
程颐说：“风行于地上，遍及万物，有周历巡览的卦象，所以先王体会这种道理作为巡视四方的礼仪，用来观察民俗并设立政教。天子巡视四方，观察民俗，设立政教，比如奢侈就用节俭来约束，节俭就用礼仪来引导，就是这样的。”
朱熹说：“巡视四方来观察民情，设立教化来作为观感的对象。”
臣按：刘彝说观察民情设立教化，就像齐国末代崇尚末业就教导他们从事农桑，卫国淫风盛行就教导他们遵守礼仪，奢侈如曹国就展示节俭，节俭如魏国就展示礼仪，这类做法就是如此。大概因为四方风俗不同，各自有所偏重，顺着他们的偏重加以约束并归正，那么四方的风俗都能达到适中而没有过与不及了。这大概是夏、商、周三代盛世君王一定要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观察民情后设立教化的原因吧。后世巡狩的礼仪不实行，采集诗歌的官职不设置，朝廷施加统一的政令，不再根据民情来观察。唉！万物不齐是万物的本性，风俗不一是风俗的习惯，约束那些过度的，勉励那些不足的，使它们统一归于礼仪而不偏颇，这就是圣人观察民俗而设立教化的原因。像这样，后世却任凭民俗所为而不再观察了。
《贲卦》的《彖传》说：观察天文以审察时节的变迁，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
程颐说：“天文，是天道的规律；人文，是人道的秩序。天文是指日月星辰的排列、寒暑阴阳的交替变化，观察它们的运行来审察四季的更替。人文，是人伦秩序的条理。观察人文来教化天下，天下形成良好的礼俗，这就是圣人运用《贲卦》的道理。”
吴澂说：“文明是指文采显著地体现在人身上，五常的次序、五礼的等级鲜明有条理且各安其位，所以称为人文。时变是指四季寒暑代谢的变化。化是指旧的转化为新的，成是指久而久之形成风俗。”
臣按：天有天的文采，人有人文的文采，人君向上观察天文以审察天时的变化，向下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的风俗。所以天有日月、有星辰、有四季、有六气，其形象显著，其气运交错，都有文采可以观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季有运行，六气有流布，我由此审察它们，体会那不停息的变化来自我勉励，顺着那失序的现象来自我警戒，随着时节授予耕作的时机，顺应气运教导预备的方法，这没有别的，就是观察上天而反省自己。人有三纲、有六纪、有礼节、有法度，其常伦的有序、其典则的鲜明，都有文采可以观察，三纲应当端正，六纪应当修治，礼节不可废弃，法度不可败坏，我由此教化引导他们，顺着自然的本性加以品节，顺应应当如此的道理加以引导，引导他们的本性纳入道义之中，矫正他们的偏颇归于中正的领域，这没有别的，就是教化人而形成风俗。唉，《大易》中“人文化成天下”这一句话，确实是自古帝王继承天道确立极则的大纲大本，用人文来教化而使天下形成风俗，唐尧虞舜时代雍容和乐的大治不外乎就是这个道理。
《离卦》的《彖传》说：双重光明依附于正道，于是教化成就天下。
程颐说：“上下都是离卦，是双重光明的意思。五爻和二爻都处于中正之位，是依附于正道的意思。君臣上下都有明德而处于中正之位，可以教化天下形成文明的风俗。”
丘富国说：“上下都是离卦，所以说双重光明。君臣上下双重光明而共同依附于正道，就可以成就天下文明的教化了。”
臣按：《贲卦》的“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是人君以一人独自观察；《离卦》的“双重光明依附正道以教化成就天下”，是人君借助臣下的共同作用。所以人君想要用人文来成就天下的教化，还在于君臣相得，都存有虚灵不昧的天性而处于中正不偏的地位，同心同德，相互依附以相互成就。唉，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这样的臣子，有这样的臣子而君主不能任用，任用了而臣子不足以担当重任，想要成就天下文明的教化就难了。
《尚书·舜典》：帝说：“契，百姓不
亲（相亲睦也），五品不逊（顺也）。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布也）五教，在宽。”
译亲，指相亲和睦；五品不逊，指五种伦理关系不顺。你担任司徒（掌管教育的官员），要恭敬地广泛推行五种教化，在于宽厚。
朱熹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级也。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圣贤之于事虽无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宽裕以待之也。盖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后能者，自其拘于气质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亲爱、不相逊顺者，于是申命契仍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宽裕以待之，使之优游浸渍以渐而入则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无无耻之患矣。”
臣按：此万世帝王为教之始。然所以为教者不过人伦而已，人伦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尽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伦之道非独民有之，而君与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无一之不备然后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无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则在乎敬以宽焉。敬以持乎己则整齐严肃而不失于怠忽，宽以施于人则从容渐次而不失于迫切，先儒谓此二字千万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后世人君惟急于财赋、兵刑之事，其于教也特慕其名而应故事耳，所谓宽者往往流于纵弛，求其能留心于此事者固已鲜矣，况敬乎？敬者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未有不能敬以处己而能敬以教人者，是则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当以敬为主。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丧祭。
蔡沈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典之教也。食以养生，丧以送死，祭以追远，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纪而厚风俗，圣人之所以甚重焉者。”
陈栎曰：“所重教、食、丧、祭四者，证以尧曰，可见重五教而次以食，则斯民日用饮食遍为尔德，否则君不君、臣不臣，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食足矣即继以慎终之丧、报本之祭，皆所以感发斯民之良心而维持天下之教化也。”
臣按：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武王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见圣帝明王之治必本于教，而教之所以为教皆不外乎五伦而已。
《洛诰》曰：听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B一九四］，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
朱熹曰：“周公戒成王使听我教汝以辅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则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则所以辅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笃叙汝武王之所行无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
蔡沈曰：“此教养万民之道也。听我教汝所以辅民常性之道，汝于是而不勉焉则民彝泯乱，非所以长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犹今称先正云者。笃者笃厚而不忘，叙者先后之不紊。言笃叙武王之道无不如我，则人不敢废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则武王辅民常性之道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为自勉，使彝伦攸叙而益厚，所以为子孙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诚能听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辅翼乎民，笃之而不忘，叙之而不紊，亦如我之所以笃叙武王者，然则人不敢废乃命矣。大抵人君为治，教道之废兴系天命之去留，教道兴则天理明而民彝叙，民知尊君亲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则智者欲欺愚、强者欲陵弱，令之而不从，治之而不服，而至于用刑罚、动干戈而国祚不能以久长矣。创业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以教化为先，而继体者诚能勉焉以笃叙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独以厚民彝，盖将以永天命也。是则敬之之言，在昔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哉，敬乎！其万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国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驯扰兆民之不顺者而使之顺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职掌如此。”
吕祖谦曰：“扰者，驯习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养而宽之之谓。”
臣按：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备者，人君因而申明其义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为言，
译朱熹说：“五品，是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名位等级。五教，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依据这五种理所当然的道理来颁布教令。敬，是指恭敬地对待这件事。圣贤对于事情虽然没有不恭敬的，但这件事又是其中最大的，所以特别用‘敬’来强调，并用宽厚从容的态度来对待它。大概这五种道理出于人心的本性，然而并非需要勉强才能做到，只是因为人们拘泥于气质的偏颇、沉溺于物欲的蒙蔽，才开始对这些道理感到昏昧，从而不相亲爱、不相谦顺。于是（尧）再次任命契担任司徒，让他恭敬地广泛施行教化，同时又以宽厚从容的态度来对待百姓，使他们优游自在、潜移默化地逐渐进入正道，那么他们天性中的真诚，自然会显露出来，不能自已，也就没有无耻的祸患了。”
臣按：这是万世帝王施行教化的开端。然而所谓教化，不过是人伦罢了。人伦的道理，人人都有，但不能人人都能尽善尽美，所以确立教化的是君主，施行教化的是臣子。这五伦之道，不只是百姓拥有，君主和臣子也都具备。必须在上位者无一不备，然后施行教化，使天下之人无一不全。然而确立教化的根本，就在于恭敬与宽厚。用恭敬来约束自己，就能整齐严肃而不失于懈怠疏忽；用宽厚来施于人，就能从容渐次而不失于急迫严厉。先儒说这两个字，千万世掌管教化的人都不能改变。后世的君主只急于财赋、兵刑之事，对于教化只是羡慕其名而应付差事罢了，所谓宽厚往往流于放纵松弛，寻求能留心于此事的人本来就很少了，何况恭敬呢？恭敬是圣学成就始终的关键，没有不能恭敬地对待自己却能恭敬地教化他人的，因此确立教化的君主、施行教化的臣子都应当以恭敬为主。
《武成》篇说：重视百姓的五教，只有饮食、丧葬、祭祀。
蔡沈说：“五教，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常道的教化。饮食用来养生，丧葬用来送死，祭祀用来追念祖先，五教和三件事是用来确立人伦纲纪、淳厚风俗的，圣人之所以非常重视它们的原因就在于此。”
陈栎说：“所重视的教化、饮食、丧葬、祭祀这四件事，对照《尧曰》篇来看，可以看出重视五教而其次才是饮食，那么百姓日常饮食都充满你的恩德，否则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吗？饮食充足了，紧接着就是慎重终的丧葬、报答本源的祭祀，这都是用来感发百姓的良心、维持天下教化的。”
臣按：舜命令契教化百姓说“恭敬地广泛施行五教”，武王功成治定也只重视百姓的五教，可见圣帝明王的治理必定以教化为根本，而教化之所以为教化，都不超出五伦罢了。
《洛诰》篇说：听我教导你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你如果不努力，那么就不能长久保有天命啊！笃厚地叙述你正父（武王）的道理，没有不像我那样笃厚叙述的，不敢废弃你的命令，你前往恭敬地去做吧！
朱熹说：“周公告诫成王，让他听我教导他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如果你不努力就不能长久保有天命，然而辅助百姓常性的关键只在于努力罢了，笃厚地叙述你武王所行的道理，没有不像我那样笃厚叙述的。”
蔡沈说：“这是教养万民的道理。听我教导你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你在这里如果不努力，那么百姓的常性就会泯灭混乱，这不是长久之道。正父，指武王，就像现在称先正一样。笃是笃厚而不忘，叙是先后不紊乱。说笃厚叙述武王之道没有不像我，那么人就不敢废弃天命了。”
臣按：《武成》篇说“重视百姓五教”，那么武王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就在这里。武王得到天下，已经以此来自勉，使常伦得以叙述而更加淳厚，这是为子孙祈求上天长久赐命的根本。成王如果能听从周公的教导，努力遵循父亲重视百姓五教的道理来辅助百姓，笃厚而不忘，叙述而不紊乱，就像我笃厚叙述武王那样，那么人就不敢废弃天命了。大抵君主治理天下，教道的废兴关系到天命的去留，教道兴盛则天理明了而百姓常性得以叙述，百姓知道尊崇君主、亲近上级而不产生背叛之心，不然的话，智者想欺骗愚者、强者想欺凌弱者，命令他们而不听从，治理他们而不服从，以至于使用刑罚、动用干戈，而国运就不能长久。创业的君主知道是这样，所以恳切地把教化放在首位，而继承大统的人如果能努力笃厚叙述前人的道理并恭敬地实行，不仅是为了淳厚百姓的常性，更是为了长久保有天命。因此“敬”这句话，过去帝舜用它来勉励契，是君主勉励臣子；现在周公用它来勉励成王，是臣子勉励君主。伟大啊，恭敬！它是万世君臣确立教化的根本。
《周官》说：司徒掌管国家教化，广泛施行五典，驯服亿万百姓。
蔡沈说：“地官卿主管国家教化，广泛施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教化，用来驯服亿万百姓中不顺从的人而使他们顺从，唐虞时期司徒的官职本来就已经掌管这些了。”
吕祖谦说：“扰，是指驯习而使之熟练、抚摩而使之进入、畜养而使之宽缓的意思。”
臣按：五典是人人所有、家家具备的，君主因而申明其意义。虞周任命掌管教化的官员都以广泛施行五典为言，
敷之为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为当然之则，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调摄其不平之气，驯伏其不顺之心，不责效于旦暮之间，不从事乎督责之令。成周之扰即有虞之宽，可见教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圣同一心也。
译“敷”的意思是布施，务必依据事物本然的道理，确立为应当遵循的准则，将其布施于天下，使人们效法并践行，以此来调和那些不平之气，驯服那些不顺之心，不要求在早晚之间就见到成效，也不从事于督促责罚的命令。成周时期的宽缓就像有虞氏时期的宽缓一样，由此可见教化的施行，从古至今如同一天，历代圣人怀着同一颗心。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
蔡沈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则，有物有则之则，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设教言，故曰弘敷；则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则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则之体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处无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无邪思也。”
臣按：为教之道不过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训诲引导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独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无不正无不中，然后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浊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岂有是理哉？
《周礼》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吴澂曰：“舜命契以‘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敬敷以宽则优游巽顺而其教易成也，夫是之谓民极。六官皆言为民极，而司徒之教实主安扰万国，无非和顺于道德，则五品逊者宜哉。”
臣按：《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盖以上天下地而人处乎中，人之所以为人者理与气而已。气以成形，无以治之则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无以教之则不能明其道。是以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而以治民之职归之天、教民之职归之地，以见人君治教皆出于天地所以设为之官者，虽曰为民立极，而实所以代天化地施也。
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吴澂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教，五教举其纲，十二教则详其目；五教在于端其本，十二教则兼举其末。其教敬让亲和、辨等是德礼之属也，教安中恤节能与制爵、制禄是政刑之属也。祀礼者祭祀之礼，追养致孝示民以敬，所以不苟且；阳礼者饮射之礼，敬老齿让导民以顺，所以不斗争；阴礼者婚姻之礼，男女合好至亲所在，所以不怨旷；乐礼者燕飨作乐之礼，尊卑齿位至和所在，所以不乖离；以仪辨等者有君臣上下之仪、有父子长幼之仪，隆杀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逾越；以俗教安者，有宫室、坟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师儒、朋友之俗，安于本俗人伦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乡之八刑以弼教而归于中，所以不暴乱；以誓教恤者，如军旅之誓，使之忧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节者，冠婚丧祭之度各有等杀，以节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农、工、贾世传厥习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职。十者皆谓之教，教之常也，而圣人不徒教也。以贤制爵则不贤者莫不谨于德，以庸制禄则无功者莫不兴于功，是二者圣人奔走天下之权，而人心之激劝所系，故不言教而列于后。”
臣按：圣人之所谓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礼乐刑政之施、仪则等威之制、爵禄誓戒之事、世业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时邦国、都鄙、比闾、族党之间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渐染，日用之所见闻，何者而非轨民之法则、囿民之教条哉？后世之所谓教者，止有教之名无复教之实，况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
以五礼（吉、凶、军、宾、嘉）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大武》）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按：天子建中和之极以为礼乐，所以防民之情伪而教之中和，使行皆中正而心无乖戾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平声）教象之法于象魏（雉门两观），
译《君牙》篇说：“广泛地推行五种常道，恭敬地调和民众的准则。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若不中正，只取决于你的中正。”
蔡沈说：“弘敷，就是广泛地颁布。式和，就是恭敬地调和。则，是有事物就有准则的则，指君臣之间的义、父子之间的仁、夫妇之间的别、长幼之间的序、朋友之间的信。典是从设立教化方面说的，所以称为弘敷；则是从民众的常理方面说的，所以称为式和。这是司徒的教化，然而教化的根本在于君牙自身，正和中是民众准则的本体，也是人所共同认同的。正是从身体行为方面说的，希望他所处的行为没有邪僻；中是从内心思想方面说的，希望他所存留的念头没有邪思。”
臣按：施行教化的道理，不过就是根据人身心所具备的东西进行训诫和引导罢了。但是，这个道理不仅别人有，我自己也有；虽然有，未必都能中正。然而，必须是我自身无不端正、无不中正，然后推广我之所以中正的道理来倡导率领众人，使人人都中正。不然的话，源头浑浊却想要水流清澈，形体弯曲却想要影子笔直，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周礼》于是设立地官司徒，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的教化，以辅佐君王安定和安抚国家。
吴澂说：“舜任命契时说：‘五种伦常不顺，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种教化，在于宽厚’，恭敬地推行而宽厚，那么从容和顺，教化就容易成功，这就叫做民众的准则。六官都说为民众确立准则，而司徒的教化实际上主要在于安定和安抚万国，无非是和顺于道德，那么五种伦常顺从是理所当然的。”
臣按：《周官》设立天官掌管国家治理，地官掌管国家教化，大概是因为上天覆盖、大地承载，而人居于其中，人之所以为人的，不过是理和气罢了。气用来形成形体，没有治理就不能安顿生活；理用来形成本性，没有教化就不能明白道义。因此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以为民众确立准则，而把治理民众的职责归于天官，教化民众的职责归于地官，以显示君王的治理和教化都出于天地。所以设立的官职，虽然说是为民众确立准则，但实际上是为了代替天化育、地承载而施行的。
大司徒根据这五种民众的常道而施行十二种教化：第一，用祭祀的礼仪教化恭敬，那么民众就不苟且；第二，用阳礼教化谦让，那么民众就不争夺；第三，用阴礼教化亲近，那么民众就不怨恨；第四，用音乐的礼仪教化和顺，那么民众就不背离；第五，用仪制辨别等级，那么民众就不越轨；第六，用风俗教化安分，那么民众就不苟简；第七，用刑罚教化中正，那么民众就不暴乱；第八，用誓约教化体恤，那么民众就不懈怠；第九，用法度教化节制，那么民众就知足；第十，用世业教化才能，那么民众就不失职；第十一，用贤能制定爵位，那么民众就谨慎德行；第十二，用功绩制定俸禄，那么民众就兴起功业。
吴澂说：“唐虞时期司徒所推行的是五种教化，而周代司徒施行十二种教化，五种教化列举的是纲领，十二种教化则详细列举了条目；五种教化在于端正根本，十二种教化则兼举末节。教化恭敬、谦让、亲和、辨别等级，属于德礼的范畴；教化安分、中正、体恤、节制、才能以及制定爵位、制定俸禄，属于政刑的范畴。祀礼是祭祀的礼仪，追养尽孝，向民众展示恭敬，所以不苟且；阳礼是饮酒射礼，敬老尊贤，引导民众顺从，所以不斗争；阴礼是婚姻的礼仪，男女合好，至亲所在，所以不怨旷；乐礼是宴饮作乐的礼仪，尊卑长幼和谐所在，所以不背离；用仪制辨别等级，有君臣上下的仪制、有父子长幼的仪制，隆杀有等，民众的心志自然安定，所以不逾越；用风俗教化安分，有宫室、坟墓、衣服的风俗，有兄弟、师儒、朋友的风俗，安于本俗，人伦自然深厚，所以不薄情；用刑罚教化中正，如乡里的八种刑罚以辅助教化而归于中正，所以不暴乱；用誓约教化体恤，如军旅的誓约，使人们忧患相救而体恤其事，所以不怠惰；用法度教化节制，冠婚丧祭的法度各有等级差别，以节制欲望，所以自知止足；用世业教化才能，士、农、工、商世代传承其习以精通其能，所以不失职。这十种都称为教化，是教化的常道，而圣人不仅仅施行教化。用贤能制定爵位，那么不贤的人无不谨慎德行；用功绩制定俸禄，那么无功的人无不兴起功业。这两者是圣人奔走天下的权柄，而人心激励劝勉所系，所以不称为教化而列在后面。”
臣按：圣人所称的教化，不仅仅是推行五种常道，凡是礼乐刑政的施行、仪制等级威严的制定、爵位俸禄誓戒的事情、世业士俗的常规，无不存有教化。一件事的施行就寓含一种教化，这是三代盛世时，邦国、都鄙、比闾、族党之间禁令所施行、耳目所渐染、日用所见闻，哪一样不是规范民众的法则、约束民众的教条呢？后世所称的教化，只有教化的名义而没有教化的实质，况且还有不该教化而教化的呢？
用五种礼仪（吉、凶、军、宾、嘉）防范万民的虚伪而教化其中正，用六种音乐（《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范万民的情欲而教化其和顺。
臣按：天子建立中和的准则来制定礼乐，用来防范民众的情欲和虚伪而教化其中和，使行为都中正而内心没有乖戾。
正月吉日，开始和顺地颁布教化于邦国都鄙，于是将教化的象征法规悬挂在象魏（雉门两边的观楼），
使万民观教象。浃日（一旬为浃）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译让万民观察教化的典范。经过一旬（一旬为浃）后将其收敛，于是将教化的法令颁布到邦国、都鄙，让他们各自用这些法令去教化自己所管辖的百姓。
朱申曰：“建子之月朔日，始调和十二教以下之事而颁布此教职文书于邦国、都鄙，以地官之教法画之为象而悬于两观，使万民观教法而仪则之。浃一旬乃收敛，使远近皆知之，乃施教民之法于外之邦国、内之都鄙，使邦国诸侯教邦国之民、都鄙大夫教都鄙之民。”
岁终则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岁令于教官曰：“各共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
贾公彦曰：“《周礼》凡言正岁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吴澂曰：“正治修其文书，致事上其计簿。”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
朱申曰：“政以正之，教以导之，戒以饬其怠忽，禁以使之勿为。”
臣按：先王布教于民非一日也，然犹必每岁之首调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颁布之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既颁之以文书，复悬之于象魏，则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不至于消沮闭藏矣，至于岁终，又俾修其文书，上其计簿，使有所稽考焉。噫，圣人之治以教为先，而所以颁布其教者一岁之间凡三致意，委曲详细、丁宁谆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日新而无穷也欤。
《礼记王制》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及也）不足，上贤以崇德，简（差择）不肖以绌恶。
吴澂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契者也。人之性禀或殊，使民由于礼则过者不得过、不及者不得不及，所谓节之也。人伦之德民所同得，使之能知其教则莫不感发奋起而兴于善，所谓兴之也。为人欲所溺之谓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堤水，所谓防之也。道德一则俗之习尚不各道其所道以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为德，所谓同之也。耆老所当孝养，上之人养其老则民皆知致其孝矣；孤独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独则民皆知逮其不足矣。”
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方悫曰：“冠、婚，嘉礼也；丧，凶礼也；祭，吉礼也；乡饮酒、士相见，宾礼也。”
陈澔曰：“六礼、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礼节民性，教兴民德，修则不坏，明则不渝，然非齐八政以防淫则亦礼教之害也。事为者，百工之技艺有正有邪。异别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异。度、量则不使有长短、小大之殊，数、制则不使有多寡、广狭之异。若夫饮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阙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齐之则不使有僭似、诡异之端矣。”
臣按：《舜典》与《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教之目比《书》所载加二焉，所谓五教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宾客为七。所谓长幼者即兄弟之谓也，今分而为二，则是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后者也，长幼者人合而有先后者也。朋友，亲相与者也；宾客，泛相遇者也。然五教之在《书》则谓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礼则谓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者颁之于天下，明者讲之于学校也。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去声），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吴澂曰：“教即七教是也，修谓其教皆明无所废阙；政即八政是也，齐谓其政并举无所参差。以广谷大川而言，则地产有异而其习尚之所安各异其俗，故虽导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刚柔、轻重、迟速而言，则天禀有异而其身口之所便各异其宜，故虽正之以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
臣按：民禀天地之性以生无不同也，然其所居之地水陆、川谷之土俗各异，所禀之气刚柔、迟速之剂量各殊，先王修其教、齐其政，固欲复其天地本然之性而归之同也，然土俗处处别
译朱申说：“建子之月的初一，开始调和十二教以下的事务，并将这些教职文书颁布到邦国和都鄙，根据地官的教法绘制成图像悬挂在两观上，让万民观看教法并以此为准则。满一旬后收起，让远近的人都知晓，于是将教化百姓的法令施行于外部的邦国和内部的都鄙，让邦国的诸侯教化邦国的百姓，都鄙的大夫教化都鄙的百姓。”
年终时，命令教官整理治理并上报事务；正岁（正月）时，对教官说：“各自履行你们的职责，修好你们的事务以听候王命，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贾公彦说：“《周礼》中凡是说正岁的，都是夏历建寅之月；直接说正月的，是周历建子之月。”吴澂说：“正治是整理文书，致事是上报计簿。”小司徒的职责，掌管建立邦国的教法，凡是用众庶时，就掌管他们的政教与戒禁。
朱申说：“政是用以端正的，教是用以引导的，戒是用以整顿懈怠疏忽的，禁是用以使他们不做坏事的。”
臣按：先王向百姓施行教化不是一天的事，但每年年初还要调和它，是担心所施行的可能有违背的；颁布它，是担心所施行的可能有阻碍的。既然用文书颁布，又悬挂在象魏上，那么凡是有眼睛的都共同看见，有耳朵的都共同听见，不至于消沉阻碍或隐藏了。到了年终，又让他们整理文书，上报计簿，使有所稽查考证。唉，圣人治理以教化为先，而用来颁布教化的，一年之间多次表达心意，委曲详细、叮咛恳切如此，这就是教化所以大行，日日更新而无穷尽的缘故吧。
《礼记·王制》说：司徒修明六礼来节制百姓的性情，彰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乱，统一道德来同化风俗，奉养老人来促使孝顺，抚恤孤独来惠及不足，尊崇贤人来推崇德行，简选不肖来贬斥恶人。
吴澂说：“这是说司徒用来教化的方法，就是舜命令契做的事。人的禀性有的不同，使百姓遵循礼，那么过分的人不能过分，不及的人不能不及，这就是所谓的节制。人伦的德行是百姓共同具有的，使他们能知晓教化，就没有不感动奋发而兴起善行的，这就是所谓的兴起。被人的欲望所沉溺叫做淫，八政有所禁戒，像堤防阻止水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防止。道德统一，那么风俗习尚就不各自以自己所认为的道为道、以自己所认为的德为德，这就是所谓的同化。老人应当孝顺奉养，上位者奉养老人，那么百姓都知道尽孝了；孤独的人有所不足，上位者抚恤孤独，那么百姓都知道惠及不足的人了。”
六礼，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相见礼。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是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方悫说：“冠礼、婚礼，是嘉礼；丧礼，是凶礼；祭礼，是吉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是宾礼。”
陈澔说：“六礼、七教、八政都是司徒所掌管的，礼节百姓的性情，教兴百姓的德行，修明则不坏，彰明则不变，然而如果不整齐八政来防止淫乱，那也是礼教的害处。事为，是指百工的技艺有正有邪。异别，是指五方的器械有同有异。度、量，是不使有长短、小大的差别；数、制，是不使有多寡、广狭的差异。至于饮食、衣服，更是百姓日常不可缺少的，所以居于八政之首，整齐它们就不使有僭越、诡异的端倪了。”
臣按：《舜典》和《周官》都说五教，这里又说七教，教化的条目比《尚书》所载多了两项。所谓的五教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里加上兄弟、宾客成为七教。所谓的长幼就是兄弟的意思，现在分为两项，那么兄弟是天合而有先后的，长幼是人合而有先后的。朋友，是亲密交往的人；宾客，是泛泛相遇的人。然而五教在《尚书》中叫做敷，是敷布的意思；七教在礼中叫做明，是彰明的意思，而都在司徒所掌管。敷是颁行于天下，明是讲习于学校。
广谷大川制度不同，生活在其间的人风俗不同，刚柔、轻重、迟速节奏不同，五味调和不同，器械制作不同，衣服适宜不同，修明教化而不改变他们的风俗，整齐政令而不改变他们的适宜。
吴澂说：“教就是七教，修是说教化都彰明没有废缺；政就是八政，齐是说政令并举没有参差。从广谷大川来说，那么物产有差异，而习尚所安的不同风俗各异，所以虽然用教化引导他们，也不改变他们所安定的风俗，使他们各自得以安于所安；从刚柔、轻重、迟速来说，那么天性禀赋有差异，而身体口腹所便利的不同适宜各异，所以虽然用政令端正他们，也不改变他们所便利的适宜，使他们各自得以适宜于所宜。”
臣按：百姓禀受天地之性而生没有不同的，然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水陆、川谷的土俗各异，所禀受的气刚柔、迟速的剂量各殊，先王修明教化、整齐政令，固然想要恢复他们天地本然的性情而归之于同一，然而土俗处处别
《大学》曰：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覆败也）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晓也）诸人者，未之有也。
朱熹曰：“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康诰》，《周书》。引《书》而释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一人，谓君也。机，发动所由也。此言教成于国之效，又承上文一人定国而言。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
臣按：《大学》修身以上皆是学之事，齐家治国方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长、有子孙仆隶，我于其间为子则孝、为弟则弟、为家长则慈，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诸己则是能修身而教于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无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即所以立于身、行于家者，而教于人孝以为忠、弟以为顺、慈以为爱人之仁。夫如是则仁让之善积于一家而仁让之化形于一国，所谓不出家而教成于国也。苟或贪而不让、戾而不仁，恶念生于一人则一国便有作乱之事，所谓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虽然，为善则难、为恶则易而其善恶难易之机由于君之一身，而机者何？弩之牙也。矢之发动由乎弩机，一发动焉则势有不可遏者，以身示教者可不谨其机乎？所谓机者在于君身则其心之意也，心之发动是之为意。人君欲广其教于天下，不假强为，在识其善念端倪之初处，动其机以发之，从此推广去耳。嗟乎，一念之善与恶乃尧舜、桀纣之所以分，尧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其身既修其家可教，有诸己而求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纣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修其家不可教，而无诸己而求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汉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无闻焉，明帝尊师重传，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尧舜以来为治之大节目、大纲领也。盖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为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托为万民之父母，必当尽治、教、养之三事，养之以至于繁庶，治之以至于富足，教之以至于仁厚，则尽乎父母斯民之责而无负乎上天付托之重矣。苟为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己，适乎己而不恤乎人，生齿日至于衰耗、田里日至于贫窘、民俗日至于靡荡，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论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师之事也，三代以来尽君道者间或有之，兼尽师之道者盖亦鲜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译《大学》说：所谓治理国家必须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庭，是因为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教育不好，却能够教育别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君子不出家门就能使教化在国中成就，因为孝敬父母是用来侍奉君主的基础，尊敬兄长是用来侍奉长辈的基础，慈爱子女是用来役使民众的基础。《康诰》说：“要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只要诚心诚意地去追求，即使没有完全做到，也不会相差太远。没有先学会养育孩子然后才出嫁的人。一家行仁，一国就会兴起仁德；一家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发生动乱，其关键就在于此。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事情，一个人可以安定国家。尧、舜率领天下人行仁，百姓就顺从他们；桀、纣率领天下人行暴，百姓也顺从他们。如果发布的命令与内心所喜好相反，百姓就不会顺从。因此，君子自己有善行然后才要求别人有善行，自己没有恶行然后才指责别人的恶行，自身不能做到推己及人却能明白地教导别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朱熹说：“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可以教育了。孝、悌、慈是用来修养自身并在家庭中施行教化的，然而国家中侍奉君主、侍奉长辈、役使民众的道理，不外乎这些，这就是家庭在上整齐而教化在下成就的原因。《康诰》是《周书》中的一篇。引用《尚书》并加以解释，又阐明建立教化的根本不需要勉强去做，在于认清其开端并推广它罢了。‘一人’，指的是君主。‘机’，是发动的缘由。这是说教化在国中成就的效果，又承接上文‘一人定国’而言。自己有善行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行善，自己没有恶行然后才可以纠正别人的恶行，这都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所谓的‘恕’。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发布的命令就会与内心所喜好相反，百姓就不会顺从了。”
臣按：《大学》中修身以上的内容都是学习的事情，齐家治国才是教化的事情。一个家庭中有父母、有兄长、有子孙仆隶，我在其中作为儿子就孝敬，作为弟弟就恭敬，作为家长就慈爱，叫做孝、叫做悌、叫做慈，既然自己具备了这些，就是能够修养自身并在家庭中施行教化了。由此，家庭中人人都孝敬、恭敬、慈爱，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教育的。由此，将自身所具备、在家庭中所实行的，用来教育别人，以孝作为忠，以悌作为顺，以慈作为爱人的仁德。像这样，仁让的善行积累在一个家庭，仁让的教化就形成在一个国家，这就是所说的不出家门而教化在国中成就。如果贪婪而不谦让，暴戾而不仁，恶念产生于一人，那么一国就会有动乱的事情，这就是所说的连自己的家庭都教育不好却能够教育别人的人是没有的。虽然如此，行善难，作恶易，而善恶难易的关键在于君主一身，而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弩机的牙。箭的发动依靠弩机，一旦发动，其势头就不可遏制，以自身示教的人能不谨慎对待这个关键吗？所谓的关键，在君主身上就是他的心和意，心的发动就是意。君主想要将教化推广到天下，不需要勉强去做，在于认清善念萌芽的初始之处，触动关键来发动它，从此推广开来罢了。唉，一念之善与恶，就是尧舜与桀纣的区别。尧舜这样的君主，有唐虞治世的百姓，他们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可以教育，自己有善行然后要求别人，他们所命令的善就是他们所喜好的；桀纣这样的君主，有夏商末世的百姓，他们自身没有修养好，家庭不可教育，自己没有善行却要求别人，他们所命令的并非不善，但并非他们所喜好的。
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朱熹说：“人口多而不富裕，那么百姓的生活就不能顺遂，所以要制定田亩制度、减轻赋税来使他们富裕；富裕了而不教育，那么就接近于禽兽了，所以一定要设立学校、阐明礼义来教育他们。”
胡寅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设立君主来寄托给他们三件事，然而自三代之后，能够履行这一职责的人百中无一二。汉代的汉明帝、唐代的唐太宗，也可以说是人口多且富裕了，西汉的教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汉明帝尊重老师、重视经传，亲临辟雍拜见老儒，宗室亲戚子弟没有不接受教育的，唐太宗大规模召集名儒，增加学生名额，教化也达到了极致，然而不知道用什么来教育。三代的教化，天子公卿在上面亲身践行，言行、政事都可以作为师法，他们两位君主能做到这样吗？”
臣按：说人口多、说富裕、说教育这三者，自尧舜以来就是治理国家的大纲领、大条目。大概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而设立一人作为他们的君主，托付给他人口多、富裕、教育这三件事，君主承受上天的托付作为万民的父母，必须尽到治理、教育、养育这三件事，养育他们直到人口繁盛，治理他们直到生活富足，教育他们直到仁厚，那么就尽到了作为百姓父母的责任，而没有辜负上天托付的重任了。如果不这样，只知道用天下资源来奉养自己，只求自己舒适而不体恤别人，人口日益衰耗，田地日益贫窘，民俗日益败坏，像这样不仅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君主也不能安稳他的地位了。在这三者中讨论，人口多、富裕是君主的事情，教育是老师的事情，三代以来尽到君主之道的人偶尔有之，同时尽到老师之道的人大概很少了。
孟子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道德。吃饱穿暖、安居乐业而没有教育，就接近于禽兽了。圣人对此感到忧虑，任命契为司徒，用伦理来教育百姓，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正义，夫妇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秩序，朋友之间有信用。放勋说：‘慰劳他们，引导他们，纠正他们，辅助他们，使他们自己有所得，又……’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五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谓也。放勋，本史臣赞尧之辞，孟子因以为尧号也。德，犹惠也。尧言劳者劳之，来者来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辅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盖命契之辞也。”
臣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气禀之偏、或为物欲之蔽，遂去禽兽也几希。圣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视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兽也不远，谁之责欤？吾为人之君而不能尽君人之责，使人不远于禽兽，则凡吾所治者皆狘之物也，吾何以为治哉？非徒负斯人之仰戴而实负上天之付托也，宁能不忧于心乎？忧之而修为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为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后吾之责塞而吾之忧释矣。后世人主知忧此者盖鲜矣，忧之一言，唐虞圣帝所以战兢惕厉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欤。
《汉书食货志》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读为示）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怨刺之诗），是月余者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时，其富而教之其规条之详如此。当是之时，男有教、女有业，而无外慕出位之思、非礼犯分之为，此乖争陵犯之风所以不作也。
汉贾谊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臣按：为治大要二，礼与法也。礼也者教化之所从出者也，谊所谓绝恶于未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则礼之所以禁于将然者也。法之为法，禁于已然者，则反是禁于将然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而天下咸囿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中矣。
董仲舒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臣按：董子所谓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是三言者，是诚自古帝王修教立化之本也。所谓治天下之大务，生民习之以为风俗，子孙循之以为治道，虽百世可也，岂但行之五六百岁而不败哉？
以上总论教化之道
卷六八
▲设学校以立教（上）
《易颐》之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程颐曰：“圣人极言颐之道。天地之道则养育万物，养育万物之道正而已矣，圣人则养贤才与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泽于天下，养贤以及万民也。”
臣按：颐之义养也，天地养万物而人乃万物中之一物，圣人则万人中之一人也，天地养万物而人与圣人皆在天地所养之中，圣人于人之中乃其首出者也。体天地养物之仁以养乎人，
译朱熹说：“人之所以有道，是说人都有秉承常道的本性。然而如果没有教化，人们就会放纵懈怠而失去本性，所以圣人设立官职，用伦理道德来教化百姓，也是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来引导罢了。《尚书》说‘上天规定了五种伦理，告诫我认真实行五种伦理，使百姓敦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放勋’本来是史官赞美尧的话，孟子把它当作尧的称号。‘德’，就是恩惠的意思。尧说，让劳累的人得到休息，让来归附的人得到接纳，让邪僻的人得到纠正，让弯曲的人得到伸直，辅助他们确立正道，辅翼他们践行正道，使他们各自找回本性，然后又进一步提醒警觉以施加恩惠，不让他们放纵懈怠而有所丧失，这大概是尧任命契时的话。”
臣按：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有秉承常道的本性。有了这种本性，却有时因为气质禀赋的偏颇，有时因为物欲的蒙蔽，于是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很小了。圣人首先完全具备了秉承常道的本性，看到我们虽有秉承常道的本性却不能保全，甚至与禽兽的差别也不远了，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作为人的君主，如果不能尽到君主的职责，使百姓不远离禽兽，那么我所治理的人就都是像野兽一样的东西了，我还怎么治理呢？这不仅辜负了百姓的仰望拥戴，实际上也辜负了上天的托付，难道能不心中忧虑吗？因为忧虑而修明教化，任命臣子掌管这件事，制定法律作为制度，一定要使愚昧的百姓都遵循他们秉承常道的本性，然后我的责任才算尽到，我的忧虑才算解除。后世君主知道为此忧虑的很少了。这一“忧”字，是唐尧虞舜圣帝战战兢兢、警惕勉励而达到雍容和乐太平治理的根本所在吧。
《汉书·食货志》说：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族，五族为一党，五党为一州，五州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长的职位是下士，从此往上每级提升一级，到乡一级就是卿了。在里设有序，在乡设有庠序，用来彰明教化，庠是用来行礼并展示教化的。春天命令百姓全部出野劳作，冬天则全部回到城邑，这是为了顺应阴阳变化、防备寇贼、习练礼仪文辞。春天将要派出百姓时，里胥清晨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百姓全部出去后才回去，傍晚也是这样。进入城邑的人必须携带柴火，轻重分担，头发花白的人不提重物。冬天，百姓已经进入城邑，同巷的妇女结伴夜间纺绩，女工一个月有四十天的工作量，一定要结伴，是为了节省灯火，统一巧拙，符合习俗。男女有不得其所的，就一起歌唱，各自表达他们的哀怨（这是怨刺的诗），这个月多余的人也在序室中。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这是先王规划土地、安置百姓、使他们富裕并加以教化的大致方略。
臣按：周朝兴盛时，使百姓富裕并加以教化的规章条例如此详细。在那个时候，男子有教化，女子有职业，没有向外羡慕越位的想法，没有违背礼制侵犯名分的作为，这就是乖争凌犯的风气所以不兴起的原因。
汉朝贾谊对文帝说：“大凡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礼是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禁止它，而法是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禁止它，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极难知晓。所谓礼啊礼啊，贵在在恶念未萌发时就杜绝它，在细微之处兴起教化，使百姓每天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
臣按：治理天下的要点有两个，就是礼和法。礼是教化产生的根源，贾谊所说的在恶念未萌发时就杜绝它，在细微之处兴起教化，使百姓每天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这就是礼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禁止它的作用。法作为法，是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禁止它，这就相反了。如果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就禁止，那么不严厉就能成功，不严苛就能治理，天下人都被包容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中了。
董仲舒说：“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都停止，是因为堤防完整；教化废弃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制服，是因为堤防毁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一点，所以面南而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最大任务的，设立大学在国都教化，设置庠序在城邑教化，用仁德浸润百姓，用义理磨砺百姓，用礼制节制百姓，所以刑罚很轻而禁令不被触犯，是因为教化推行而习俗美好。圣王继承乱世之后，扫除其痕迹而全部去除，重新修明教化而推崇兴起，教化已经彰明，习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
臣按：董子所说的用仁德浸润百姓、用义理磨砺百姓、用礼制节制百姓这三句话，确实是自古帝王修明教化、建立教化的根本。所谓治理天下的最大任务，百姓习以为风俗，子孙遵循作为治理之道，即使百世也可以，难道只是实行五六百年而不败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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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八
▲设学校以立教（上）
《易经·颐卦》的彖辞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以惠及万民。
程颐说：“圣人极力阐述颐卦的道理。天地的道是养育万物，养育万物的道只是公正罢了，圣人则养育贤才与他们共同承担天位，让他们享用天禄，使他们施恩泽于天下，养育贤才以惠及万民。”
臣按：颐的意思是养育，天地养育万物而人是万物中的一种，圣人则是万人中的一种，天地养育万物而人和圣人都在天地所养育之中，圣人在人之中是首出的。体察天地养育万物的仁爱来养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