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臣按：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製五等之服以彰其德；戾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承天以從事，非我有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輒加賞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僭賞之差也）不濫（刑之過也），不敢怠遑（暇也）。命於下國，封（大也）建厥福。
朱熹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嚐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己之刑賞，乃上天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眾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幹，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法也）治都（王子弟食邑）鄙（公卿食邑），其七曰刑（刑以懲惡）賞（賞以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秉節以起事者）詔（告也）王馭（凡言馭者驅而納之於善）群臣，一曰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仕者之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謂有賢行）；五曰生（生猶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製爵必以德，製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幸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誌，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啟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以為宜得，而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歲終，則令百官府（遍敕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自正其治），受其會（受其一歲功德之事），聽其政事（聽其所致以告之政事）而詔王廢置（告於王而廢之置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群臣，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類也，奪、誅、廢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於下以輔乎上，則綱
译蔡沈说：“上天任命有德之人，就用五等礼服来彰显他们；上天讨伐有罪之人，就用五等刑罚来惩戒他们。因为爵位赏赐和刑罚都是人君的政事，君主的大臣在使用这些手段时应当勤勉努力，不可懈怠。”
臣按：先代儒者说，人禀受天地间的中和之气而生，能够顺应天道的人得以养护而获得福分，不能顺应天道的人则招致败亡而引来祸患。所以完全合乎中正之道的人就是“德”，这是没有丧失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因此上天任命他，君主必须体察上天福佑善人的意志，制定五等礼服来彰显他的德行；违背中正之道的人就是“罪”，这是丧失了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因此上天讨伐他，君主必须体察上天降祸于淫邪者的意志，运用五等刑罚来威慑他的罪行。爵位赏赐和刑罚是政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应当勤勉努力而不可懈怠。由此看来，就知道人君的爵位赏赐和刑罚都是秉承上天意旨来施行的，并不是君主个人可以私有的。后世的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往往凭借自己内心的喜怒、私意的喜好厌恶，随意对人施加赏罚，这就丧失了天命和天讨的宗旨了。
《诗经·商颂·殷武》篇说：上天降下监视，下界的民众威严可畏。不僭越（指赏赐不当），不滥施（指刑罚过度），不敢懈怠闲暇。命令下达于下国，广大地建立福泽。
朱熹说：“上天降下监视并不在别处，全在于民众的视听之中，那么下界的民众也就威严可畏了。只有赏赐不僭越、刑罚不滥施，并且不敢懈怠闲暇，上天才会将天下授予他并广大地建立福泽，这就是高宗之所以承受天命而实现中兴的原因。”
臣按：先代儒者说，这一章讲的是商高宗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兴的道理，说上天虽然高远但实际上俯身监视，非常可畏；民众虽然卑微但上天实际上以他们的视听为耳目，其威严不可忽视。只有高宗对上敬畏上天、对下敬重民众，在刑罚和赏赐上没有僭越滥施的过失，存于内心的不敢有懈怠闲暇的意思，所以上天将天下授予他并广大地建立福泽。由此看来，就知道人君的刑罚和赏赐不是君主个人的刑罚和赏赐，而是上天的刑罚和赏赐；不是上天的刑罚和赏赐，而是民心的刑罚和赏赐。因此，赏赐一个人必定是众人心中共同喜悦的，惩罚一个人必定是众人心中共同愤怒的，众人心中共同的意愿就是上天意旨所在。如果不然，违背民心而违逆天意，就像纣王任用恶来、飞廉，杀害王子比干那样，上天就会离弃他了，还有什么福泽可言呢？
《周礼·天官》：太宰用八种法则治理都城和边邑，其中第七条是刑罚（用刑罚来惩戒恶行）和赏赐（用赏赐来鼓励善行），以此来驾驭威严（明确刑罚和赏赐以示劝善惩恶）。
刘彝说：“刑罚用来诛杀恶人，赏赐用来鼓励善人，其威严的权柄都出自朝廷。”
用八种权柄（所持守的原则以发起事务）禀告君主来驾驭（凡是说驾驭的都是驱使其归于善道）群臣，一是爵位（指内部则有公、卿、大夫、士，外部则有公、侯、伯、子、男），用来驾驭尊贵（有爵位就尊贵）；二是俸禄（给予任职者的俸禄），用来驾驭富有；三是赐予（赐予财物），用来驾驭幸运（出于恩赐）；四是安置（安置在职位上），用来驾驭品行（指有贤良的品行）；五是生养（生养犹如养育），用来驾驭福分（福泽延及子孙）；六是剥夺（臣下有罪而剥夺其所有），用来驾驭贫困（剥夺其拥有的东西）；七是废黜（放逐到远方），用来驾驭罪行；八是诛责（指用言语责备），用来驾驭过失（指有过失）。
林椅说：“一定要说禀告君主，是因为赏罚、诛杀废黜不是臣下所能专断的。大概八种权柄的重要性，在于确定群臣的正邪，在一予一夺之间又将以此使天下人心信服，并确定君子和小人消长之势，这不是人君内心明明有所见，驾驭臣下的权柄我就未见其可行。”又说：“爵位和俸禄，是激励世人磨砺钝才的工具。古人制定爵位必定依据德行，制定俸禄必定依据功劳，用来抑制人们侥幸求取的心志而激发他们增进德行、建立功业的志向，本来就不容许滥受。现在八种权柄在爵位俸禄之外又有‘赐予’来驾驭幸运，难道君主或许可以借此行其私恩而开启人们的侥幸之心吗？大抵有所谓理所当然的回报，有所谓特别厚重的恩惠。理所当然的回报人们认为应当得到，却或许视之为平常而没有激昂自奋的意思，所以对于有超常表现的人施以特别厚重的恩惠，用来鼓舞他们使他们奔走于事功，这就是八种权柄中‘赐予’以驾驭幸运的深意。”
年终，就命令百官官府（普遍告诫百官的官府）各自端正其政务（各自使他们自我端正其政务），接受其汇总（接受他们一年来的功德事迹），听取其政事（听取他们所报告上来的政事）而禀告君主废黜或安置（报告给君主而废黜或安置他们）。三年就全面考核群吏的政务而诛罚或赏赐他们。
臣按：人君治理国家的大权柄不过是庆赏和刑罚罢了，《周礼》太宰用八种法则治理都城和边邑，既然已经有刑罚和赏赐来驾驭威严了，又有八种权柄禀告君主来驾驭群臣，内史所掌管用来禀告治理的法律也是如此。所谓的爵位、赏赐、赐予、安置、生养这五种是赏赐的一类，剥夺、诛责、废黜这三种是惩罚的一类，这八种权柄都由天官掌管。天官是象征上天所设立的，上天有春生秋杀然后才能成就天之道，君主有庆赏刑罚然后才能成就君之道。人君在上持有权柄来驾驭下属，大臣在下计算政务来辅佐上级，那么纲
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眾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译法纪确立，君主的威严就不会下移；刑罚与奖赏得以施行，人心就不敢懈怠。君主治理国家、驾驭众人的大权，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臣按：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眾之所共惡也，故於市，市者眾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眾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內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臣按：刑賞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也。所謂“寧僭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同。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眾，既參於眾，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於眾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用舍之，甚而加刑賞焉，不複參詳致察，此朱熹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鑒》：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貪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嚐譽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嚐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複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複詰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誌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儌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
译《礼记》说：在朝廷上封爵赏人，要与士人共同决定；在街市上施加刑罚，要与大众共同摒弃。
臣按：在朝廷上封爵赏人，是为了劝勉君子，这是士人所共同乐见的，所以在朝廷进行，因为朝廷是君子聚集的地方；在街市上施加刑罚，是为了惩戒小人，这是大众所共同厌恶的，所以在街市进行，因为街市是众人聚集的地方。由此可见，君主的刑罚与奖赏，并非出于一人的喜怒私情，而是基于众人好恶的公意。后世的君主往往赐人爵位，却从内宫直接下达，不愿在公庭之上公开谢恩；臣子有罪，有时甚至用毒酒赐死，只怕外人知晓，这些都不是天命、天讨那种至公之道。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蔡国的声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奖赏不越度，刑罚不滥施。奖赏越度，就担心会波及淫邪之人；刑罚滥施，就担心会波及善良之人。如果不幸出现过失，宁可奖赏越度也不要刑罚滥施，与其失去善良之人，宁可让淫邪之人得利，没有善良之人，国家就会随之衰败。”
臣按：刑罚与奖赏贵在适中，固然不可以越度或滥施。所谓“宁可奖赏越度也不要刑罚滥施”，与《尚书》所说的“与其杀害无辜，宁可放过不合常规之人”意思相同。昭公五年：周人有话说：“执政者不奖赏私人的功劳，不惩罚私人的怨恨。”
臣按：这是说君主的奖赏与惩罚应当符合天下的公论，不可顺从一己的私心。
孟子说：“左右近臣都说某人贤良，还不能相信；各位大夫都说某人贤良，还不能相信；国人都说某人贤良，然后去考察他，见到他确实贤良，然后才任用他。左右近臣都说某人不可任用，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可任用，不要听信；国人都说某人不可任用，然后去考察他，见到他确实不可任用，然后才罢免他。左右近臣都说某人该杀，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某人该杀，不要听信；国人都说某人该杀，然后去考察他，见到他确实该杀，然后才杀他。”
朱熹说：“左右近臣的话固然不可轻信，各位大夫的话应该可以相信了，但还是担心他们被私心蒙蔽，至于国人，他们的议论是公正的，但还是必须考察的原因，是因为有人随顺世俗而受众人喜爱，也有人特立独行而被世俗憎恶，所以必须亲自考察，亲眼见到他贤良或不贤良的实情，然后才决定任用或舍弃，这样对贤良之人了解得深、任用的重任，而不才之人就不能侥幸进用。然而不仅以此进退人才，至于用刑也遵循这个道理，因为所谓天命、天讨，都不是君主所能私有的。”
臣按：君主任用或舍弃人才并加以奖赏惩罚，固然不能不参考众人的意见，既然参考了众人的意见，尤其不能不独自审慎考察。参考众人的意见要详尽，独自审慎考察要严密，那么任用舍弃、刑罚奖赏都能得当。如果不然，听信一人的话就断定贤良或不贤良而任用或舍弃，甚至施加刑罚奖赏，不再详细参考和仔细考察，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名为独断而君主威权不免下移的情况吧。
《资治通鉴》记载：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以来，诽谤你的话每天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我派人视察即墨，田野开垦，百姓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得以安宁，这是你不侍奉我的左右近臣来求取帮助啊。”封给他万户的食邑。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守卫阿地以来，赞誉你的话每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派人视察阿地，田野没有开垦，百姓贫困饥饿，赵国攻打鄄地你不救援，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情，这是你厚送财物侍奉我的左右近臣来求取赞誉啊。”当天烹杀了阿大夫以及曾经赞誉他的左右近臣，于是群臣震惊恐惧，不敢粉饰欺诈，都尽力展现实情，齐国大治，强盛于天下。
臣按：齐威王对于阿大夫，不仅烹杀他，还牵连到曾经赞誉他的左右近臣；对于即墨大夫，不仅封赏他，还牵连到曾经诽谤他的左右近臣。像齐威王这样，可以说是能掌握奖赏惩罚的大权而不被左右近臣迷惑的人。后世的君主不知道这样做，往往沉溺于左右近臣的偏私，轻信他们的言论不再仔细考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的情况很多，侥幸觉悟了，有时又置之不理不再追问，世间的小人之所以往往得逞而贤人君子常常遭受排斥压抑的祸患，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比起齐威王难道不可羞愧吗！
汉高祖因为项羽的将领季布多次使他窘迫受辱，项羽灭亡后，高祖悬赏捉拿季布很紧急，滕公向高祖进言认为季布可以做郎中。季布的母弟丁公也曾是项羽的将领，在彭城西追逐并窘迫高祖，短兵相接，高祖急切地回头说：“两位贤人难道要互相逼迫吗。”丁公于是返回。等到丁公来拜见，高祖将他示众军中，说：“丁公做臣子不忠，是使项王失去天下的人。”于是斩了他，说让后来的臣子不要效仿丁公。
司马光说：“高祖网罗豪杰、招纳逃亡接纳叛变的人也很多了，而丁公唯独因为不忠受戮，为什么呢？当群雄角逐的时候，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来投奔的就接受他，这本是适宜的。等到贵为天子，海内都是臣子，如果不明确礼义来示人，使做臣子的人人人怀有二心来侥幸获取大利，那么国家怎么能长久安定呢？所以用大义决断，使天下人都明白做臣子不忠的人无处容身，而怀私结恩的人即使到了救活自己的地步也不给予宽恕。杀一人而千万人畏惧，他考虑事情难道不深远吗！”
臣按：高帝斩杀丁公、赦免季布、封赏雍齿，这些都是有公天下的心意，是百代帝王应当效法的。
宣帝励精图治，信赏必罚，见于诏令的有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
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雲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译虞舜尚且不能仅凭教化来治理天下。”
臣按：唐尧虞舜的时代，举用十六位贤相，放逐四个凶恶之人，完成了二十项大功而成为天子。由此可见，帝王之所以能达到雍容和乐、太平盛世的治理境界，也不能离开刑罚与奖赏来进行治理，确实如同宣帝诏书中所说的那样。然而，这道诏书是因为胶东相王成勤勉不懈地安抚百姓，使得流民自行登记户口八百多人，才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但谁又知道他所奖赏的竟是虚报户口的人呢？不仅如此，赵盖、韩杨未能善终，弘恭、石显被委以重任却用人不当，所谓“振奋精神治理国家、奖赏守信、惩罚必行”，也不过是空话罢了！
唐太宗嚐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仇，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發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製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嚐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論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易後》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後（遇也）。後（人君也）以施命誥四方。
程頤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後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睹，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複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複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複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為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杌棿齟齬，有所牽製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
译唐太宗曾经对房玄龄说：“有功劳就奖赏，有罪过就刑罚，谁敢不竭尽心力去做好本职工作呢？”
臣按：太宗这番话可以说是掌握了驾驭臣下的道理了。看他斥责封德彝以阐明天下的道义，任用魏徵而忘却平日的仇怨，裴寂公然行贿受贿，即使是故交旧友也予以贬斥，萧瑀弹劾李靖的过错，却记录他的功劳而加以奖赏，刑罚与奖赏如此公正，那么臣下谁敢不竭尽心力去做好本职工作呢？然而因为谶语而诛杀李君羡，因为谗言而杀害刘洎，因为是外戚而封赏长孙无忌，因为受贿而赐给长孙顺德，这就不能完全出于公心了，可惜啊！
宋代朱熹说：“圣人的心在没有受到外物触动时，其本体广大而虚空明澈，没有丝毫的偏颇倚斜，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的大本。等到受到外物触动时，那么喜怒哀乐的作用各自随着所触动的对象而相应，没有一处不恰如其分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的达道。大概从本体来说，就像镜子没有照映事物时只是虚空罢了，就像秤没有加放物品时只是平衡罢了；至于说到它的作用，那么因为极度的虚空而美丑无处隐藏其形貌，因为极度的平衡而轻重不能违背其准则，这就是之所以能达到中和从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化育的原因，即使是天下之大也不超出我们的心和造化的范围。以此来论述，就知道圣人对于天下，那些庆赏威刑的措施没有不是各有其缘由的，而《舜典》所论述的‘陈述奏对以言辞，公开试验以功效，车马服饰以酬劳’，以及制定刑罚明确法度的用意，都可以由此而言说了。虽然如此，欢喜而奖赏属于阳，是圣人所希望的；愤怒而刑罚属于阴，是圣人所厌恶的。因此圣人的心虽然说极虚极平，没有偏倚，而在对待这两者之间，其处理方式也不能没有少许的不同，所以他又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从重’，这就是圣人的微妙心意。然而实行起来，虽然说喜好奖赏但不能奖赏无功之人，虽然说厌恶刑罚但不敢放纵有罪之人，而功劳罪过的实情如果已经清楚明白而没有疑问，那么即使想要从轻或从重也不可能，这又是未曾不虚不平的，而大本的确立、达道的实行本来依然如故。”
臣按：朱熹这番话是推究根本的论述。
以上论述公正赏罚的施行
▲谨慎号令的颁布
《易经》后卦的大象传说：天下有风，就是后卦（后通遇，意为相遇）。后（指君主）以此来颁布命令告谕四方。
程颐说：“风行天下无所不遍，作为君主的后卦观其周遍的意象，以此来颁布命令周遍告谕四方。”
臣按：古人曾说风是天的号令，用来鼓舞万物；命令是君主的号令，用来鼓舞万民。风从天而下没有事物不遇到，而君主的命令确实与此相似。君主尊贵地居于九重宫阙，与下民本来没有相遇的道理，只有王言一发布，万民就争先恐后地观看，没有不为之鼓舞的，这样君民的心才开始相遇。由此看来，君主命令的颁布是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感动民心，其机制的重大、转移的巧妙竟然如此，能不谨慎吗！
《巽卦》的彖传说：重复巽顺以重申命令。
程颐说：“重巽，是指上下都巽顺。上面顺应道义来发出命令，下面奉行命令而顺从，上下都顺从重复，这是巽卦的意象。君子体察重巽的意义，来重申他的命令。申，是重复的意思，也就是叮咛嘱咐的意思。”
臣按：巽卦的卦象是风，风吹拂事物无处不入、没有事物不鼓动，诏令进入人心深入肌肤、渗透骨髓，也像风吹动物一样。君主体察巽卦的意象，顺应人心来行事，重复而叮咛嘱咐，必须上下都认为顺从而不违背人心，然后才去实行，那么德行进入人心就深，恩泽惠及百姓就厚了。
象传说：随风，巽。君子以此来重申命令并施行事务。
程颐说：“两股风相重，就是随风。随，是相继的意思，君子观重巽相继而顺从的意象，以此来重申命令、行政事，随与重都是上下都顺从的意思。上面顺从下面而发出命令，下面顺从上面而遵从，上下都顺从，这是重巽的意义。命令、政事顺理，就符合民心而民众顺从了。”
臣按：前代儒者说巽是风，而风是用来发扬天的号令的，风随风而不逆反，这就是重巽的意象。在上的君子体察随风而巽顺的意象来发号施令，凡事必定重申详细审慎，一再命令然后见诸行事，那么四方风动，顺从而容易接受。重申命令是为了在行事之前表达告诫，施行事务是为了在重申命令之后践行诺言。由此看来，君主诏令的发出不能在颁布之前不详细审慎，更不能在颁布之后不践行。在之前详细审慎，不可行的就不说；在之后践行，既然说了就不能不实行。后世的诏令只因为失于详细审慎，轻易制定条款，所以实行之后往往出现阻碍龃龉，有所牵制妨碍而不能实行。这就是诏令不被臣民信任的原因，有所颁布人们都把它当作虚言看待，国家突然遇到急切的事情因此失去时机败坏事务的很多了。
《涣卦》：九五，涣汗其大号。
程颐说：“君臣合德，以刚健中正巽顺之道治理涣散，只在于融洽于人心就顺从了。应当使
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複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遍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夷之一種）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曆敘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鹹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鹹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大也）謨（謀也）定命（號令也），遠猶（圖也）辰（時也）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製。於是乎長慮卻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弊，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夫倉猝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籲，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製欲，則臣下知所凜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
译朱熹说：“阳刚中正而居于尊位，在涣散之时能够散发其号令，就可以挽救涣散而没有灾祸了。九五爻属于巽卦，有号令的意象，‘涣’是说像汗液流出而不能收回一样。”
又说：“涣散汗出般的大号令，号令应当像汗液从毛孔中迸散出来一样，君主的号令应当发自君主的内心，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即使是最幽深最遥远的地方也没有不被覆盖和触及的，也就像人身上的汗液从体内发出而浸润四肢一样。”
臣按：君主在人心涣散之时想要收拢人心，没有大的号令是不行的。所以在涣散之时，一定要有号令的颁布，像身体出汗一样，没有地方不浸润融洽，然后才可以避免灾祸。观察唐德宗奉天之诏、宋高宗中兴之诏就可以验证这一点。
《尚书·多方》：周公说：“王这样说：‘谋划告知你们四方各国的百姓。’”
吕祖谦说：“先说‘周公说’又说‘王这样说’是为什么呢？表明周公传达的是王的命令而不是周公自己的命令。普遍告知四方的是为什么呢？殷奄屡次叛乱，煽动的人很多，现在虽然已经平定消灭，但好比残余的邪气遗疾还存在于肺腑之间，恐怕有时还会发作，所以广泛发布大号令，详细叙述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讨安抚的始末，让四方都听到，大大破除众人的疑虑，深深断绝动乱的根源，大概根本就在于此。军队休整、刑罚搁置四十多年，这也是训诫告谕的辅助作用吧。”
臣按：后世臣子代传君王言语大概源于此。国家不幸而有刑罚讨伐征诛之事，在可做可不做之间、涉及形似之疑的，必须明白详细地颁布天下，使人心清楚知道我的意向所在，根据他们的情状而定他们的罪，随着他们的罪而施加刑罚，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这样就能解除众人的疑虑而人心信服，动乱的根源永远断绝而国家的正道明显彰著了。
《周官》：王说：“唉，凡是我有官职的君子，恭敬你所主管的职务，谨慎你所发出的号令，号令发出就要执行，不要违背。用公理灭除私情，百姓就会真诚归服。”
蔡沈说：“反，是指号令发出不能执行而阻塞违逆的意思，说恭敬你所主管的职务，谨慎你所发出的号令，号令发出希望它执行，不希望它阻塞违逆而不执行。用天下的公理灭除一己的私情，那么号令执行而百姓没有不敬信归服的。”
臣按：大的号令固然出自君主，而百官众府向下属发布教条也是号令。所以成王既训诫指导百官，又合其尊卑大小而一同训诫他们。朝廷的政令由上而下达于下，由内而外施行，必须借助命令来传达，在它未发出之前必须谨慎详细考虑，知道它一定可行而没有弊端然后才发出。发出之后一定希望它通行而没有阻碍，不至于阻塞而违逆就可以了。然而所发出的号令只要以公理灭除私情，然后才能执行而不违背，如果私情胜过而公理微弱，那么就会违逆而不能执行，又怎么能使百姓都敬信而归服呢？
《诗经·大雅·抑》篇说：大谋确定号令，长远的谋划按时告知。
朱熹说：“訏謨，是大谋。大谋，是指不为自身谋划而有天下的忧虑。定，是审定不改变。远谋，是指不为一时的计策而为长久的规划。辰告，是指按时播告。”
臣按：君主想要向四方展示训诫，一定要扩大其谋略，不为自身而必为天下无穷尽的忧虑；审定其号令，不敢轻易而必为一定不可改变的制度。于是长远考虑回顾，深思远图，考察其最终和弊端，增加或减少，与时宜相合，一定可以作为长久的规划，然后按时播告。这样，那么号令的颁布、图谋之事永远没有弊端，施行于一时的可以作为百世的法则。后世君主浅谋轻举，容易发布号令，可以说但不能执行的很多，即使有可执行的，也只可用于一时，不能留给久远。于是朝令夕改，百姓不知道遵守，所以号令的颁布，百姓视之为平常，一旦遇到仓促的变化，有所补救偏颇救急，而下属不知道原因而往往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唉，能不谨慎吗！
《春秋谷梁传》说：做天下主宰的是天，继承天的是君主，君主所保存的是天命。做人臣而侵犯君主的命令而使用它，是不像臣子；做人君而失去命令，是不像君主。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就是天下所以倾覆的原因。
臣按：君主代替天发出命令，臣子代替君主执行命令。君主发出命令固然不可违背天道，臣子执行命令也不可侵犯君主之事。如果臣子侵犯君主之事那么君主就失去命令了，君主失去命令就不足以继承天而君主不像君主了，臣子侵犯君主命令就不知道侍奉君主而臣子不像臣子了。人君继承天来治理，必须兢兢业业，恭敬地存心，明智地洞察事理，刚强地克制欲望，那么臣下知道敬畏而不敢侵犯我的事务，而我所以继承天道而主宰天下的，其威命不至于旁落而下移了。
《礼记》：君王的话像丝线，其发出像丝绳；君王的话像丝绳，其发出像粗绳。
臣按：君王的话，其
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译在宫中时，只不过细微如丝罢了；等到它传出宫外，却像盘曲的粗绳那样巨大；刚传出时，仅如丝线般大小；等到传出越来越远，却像牵引棺材的大绳索那样粗大。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君主居于九重宫阙之上，作为天下万方的主宰，一言一语在君主看来虽然似乎非常微小，但等到施加于外界，天下人仰望它如同日星般明亮，畏惧它如同雷霆般震撼，离得越远，看起来就越大。既然如此，君主颁布号令，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於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複征而征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跡賜萬國者一劄下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嚐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而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複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於其君（哲宗）曰：“臣嚐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誌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
範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裏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範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為臣而發，範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
译汉代贾山对文帝说：“我听说山东地区的官吏颁布诏令时，百姓即使年老体弱、患病拄杖，也前往聆听，希望暂且不死，想亲眼看到德政教化的成就。”
臣按：司马迁撰写《史记》，在《文帝纪》中凡是诏书都称“上曰”，而其他本纪却不是这样，大概是为了表明文帝的诏书都出自皇帝真实的意旨。皇上以真诚感动，所以臣下以真诚回应，一见到诏书颁布，人们就欢欣鼓舞地相继听从，心里必定认为真有这些实惠，然后才说出这些实在的话。后世的诏书大多出自起草诏令的文臣、商议拟定的官吏，都是按照旧例来举行的，未必都出自皇帝的心意。因此有言论没有事实，有事实没有效果，许诺百姓直言不追究罪责却惩罚得更厉害，许诺百姓欠债不再征收却照旧征收。所以上面的言论不被百姓信任，百姓的心意不被上面信服，这就是德政教化之所以不如文帝的原因吧。
光武帝时天下已经安定，致力于保持安宁，用亲笔手迹赐给各国的文书，一行下行，细密书写成文，勤劳节俭的风气流行于天下。
唐代陆贽跟随德宗逃往奉天，曾经上奏说：“如今皇帝车驾流离迁徙，陛下应该痛心地自我归咎以感动人心。”德宗听从了，所以在奉天颁布的诏书刚开始下达，即使是骄横的将领和勇猛的士兵没有不流泪激发的。等到回到京城，李抱真来朝见，上奏说：“陛下在山南时，山东的士卒听到诏书的言辞没有不感动哭泣的，想着振奋臣子的节操，我知道叛贼不足平定了。”
臣按：感动人最容易的莫过于言语，所以君主一句善言，即使在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远没有不响应的，何况以德音的宣布、诏令的颁布于郡国呢！上面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下面必定有感应的效果，不是徒然的，看光武帝勤劳节俭的风气流行于天下、德宗引咎的诏书感动士卒就可以知道了。君主如果能使内心诚实，审慎确定命令，选择起草诏令的臣子，坚守如汗出不可收回的信义，那么即使是愚笨的人、骄横的士兵也没有不感动的，何况愚直百姓、循良官吏呢？
唐太宗对侍臣说：“诏令格式如果不经常确定，那么人心就会多疑惑，奸诈就会全部产生。《周易》说‘涣汗其大号’，施行命令就像汗水从身体流出，一旦发出就不再收回。又说《尚书》说‘慎重地发出命令，命令发出就执行，不反复’。况且汉高祖日理万机，萧何出身小吏，制定法律之后还被称为划一。现在应该详细思考这个意义，不可轻易发出诏令，必须审慎确定作为永久的法式。”
臣按：太宗这番话，那么凡是号令的颁布不仅仅诏告天下而已，凡是每一件事的施行、每一个命令的颁布都不可轻易发出，必须委曲审慎确定作为久远的规划。
宋代刘安世对他的君主（哲宗）说：“我曾经考察典籍来推究先王的道，虽然礼乐刑政号称治理的工具，但用来施行它们的特别在于命令而已。从前善于观察国家的人，不看世道的盛衰而先考察命令的松弛或紧张，不讨论政治的纯正或瑕疵而先审察命令的繁简，只要考虑既好，发出既不妄为，而坚持必定执行，那么坚硬如金石、守信如四季，天下没有不侧耳倾听、耸动佩服的，这是圣人用来鼓舞万民的方法。传曰‘命令重要则君主尊贵’，又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出命令’，这些都是谨慎庄重的意思。现在朝廷命令变更频繁，远不过一两年，近或几个月而已，严重的早晨施行晚上就改变，也有前诏刚颁布后令就废除的，官吏不知道遵守什么，百姓不知道跟随什么。寻求弊端的根源，大概是因为商议不精，思虑不审慎，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不通，或者被好恶的私心牵制，或者沉溺于迎合的说法，是非没有辨别，取舍没有依据，所以一个人说了就立刻纷乱更改。在平安无事的时候，轻慢多变到如此地步，在紧急有事的时候，凭什么取信于人？希望陛下深刻借鉴前古的警戒，谨慎为今天的考虑，至于法度的废置、政事的因袭变革，一定要使大臣公心协谋，广泛询问利弊，广泛采纳详细选择，务必符合义理，更改可以更改的就不嫌弃违背习俗，坚守可以坚守的就不害怕沿袭，那么希望政令清简，官吏百姓信服，事情可以长久施行不至于反悔。”
臣按：安世这番话切中古今的弊端，有志于天下国家的人，对于命令的颁布应当以此为鉴戒。
范成大说：“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依靠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要那么政治就能举，命令轻率那么事情就败坏，臣子敬重君主的命令如雷霆不敢轻慢，大概因为我的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在这里，所以《曲礼》叙述尊敬君命的说法特别详细。君主深居九重之中而教化万里之外，命令所到之处奔走奉承，其震动如此。所以圣王兢兢业业不敢忽视发出命令，审慎而不轻率发出，坚守而不轻率改变，使天下致敬而取信，那么观听不疑惑，然后治理的功业就可以成就了。”
臣按：范成大这番话是为了解释《曲礼》说“凡是做君主使者的人，已经接受命令君主的言语不留在家里”的意思。《曲礼》的话是为臣子而发，范氏的话是为君主而发，臣子必定敬重君主命令的施行，君主必定谨慎自己命令的发出。命令的发出也不轻率，礼
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译恭敬而不轻忽。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言语不随便发出，一旦发出人们必定信任；事情不随便举动，一旦举动人们必定服从，这就是他们治理功业之所以容易成功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