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五
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裏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译南、杜欽、揚雄的論述都認為，這是天地用來劃分區域界限、隔絕內外的手段。西域各國各有自己的首領，兵力分散弱小，沒有統一的領導，雖然隸屬於匈奴，卻並不親附。匈奴能夠得到他們的馬匹牲畜、氈毯毛織品，卻不能統率他們共同進退。西域與漢朝隔絕，路途又遙遠，得到他們沒有好處，放棄他們也沒有損失，盛德在於我朝，無需從他們那裡獲取什麼。因此，自建武年間以來，西域各國思念漢朝的威德，都樂意歸附，多次派遣使者向漢朝送人質，請求設置都護。光武帝遠觀古今，順應時勢，採取籠絡控制的政策，使聯繫不中斷，但辭謝而未答應，這其中的道義，兼備了大禹排列西戎、周公推讓白雉、太宗拒絕千里馬的意義。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於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於闐、龜茲諸國，在本朝則為哈密、和卓額爾、巴拉賽瑪爾、堪哈裏、於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複識別也，惟所謂於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裏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仿佛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期為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因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部，不可概以外國視之，使為敵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宀卒｝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身、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強，為患最久，讚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鬆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誌》：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讚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穀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複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納木喀巴勒藏布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納木喀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師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讚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曆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複生梗。惟所謂鬆潘者，其地險隘，饋寔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眾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識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
译臣按：自从汉朝派遣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中原帝王在全盛时期往往派遣使者远通西域。在汉朝是大宛、乌孙、于阗、龟兹、月氏等国，在唐朝是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天竺等国，在宋朝是天竺、高昌、大食、于阗、龟兹等国，在本朝则是哈密、和卓额尔、巴拉赛玛尔、堪哈哩、于阗等地。古今所谓的西域，其土壤山川没有改变旧貌，但名称随着时代更改，不能一一复加识别。只有所谓的于阗，从汉朝以来直到今天，始终没有改变旧称。因此，通过考证史书记载的方向、里程，逐步考察，似乎也可以得到大概的情况。然而圣人对于内部治理详尽，对于外部治理简略，知道其名称就知道其所在，顺应其风俗而处置，期望达到目的就可以了，正不必像汉人那样派遣使臣、设置都护、安置质子、互通婚姻、寻求珍奇货物，这些都是对治乱没有益处的。班固所谓得到它不算增益，放弃它不算损失，这话已经说尽了。只有现在所谓的哈密、齐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逊，都是前代中国的边境，所谓的敦煌、酒泉、伊吾的故地，洪武、永乐年间因为当地酋长内附，设立为卫。这些地方地处我国近边，靠近北部，不能一概视为外国，让它们被敌人利用，这也是汉人斩断匈奴手臂不使其得以与羌人相通的一策。
《唐书》：吐蕃本是西羌的部属，大概有一百五十种，散处在河湟、江岷之间，有发羌、唐旄等，但从未与中原相通。居住在析支水西面，祖先叫鹘提勃悉野，勇武多智，逐渐兼并各羌人，占据他们的土地，蕃音发音相近，所以他的子孙叫吐蕃，姓勃悉野。
宋祁说：“唐朝兴起，四方夷狄有不顺从的都利兵征讨，颠覆其身、犁庭扫穴而后罢休，只有吐蕃号称雄强，为患最久，赞普竟然全部盗取河湟，逼近王畿作为东境，侵犯京师，掠夺近辅，谋士猛将，环视共议，最终不得要领，晚年自行灭亡而唐朝也衰落了。”
臣按：《唐书》说吐蕃散处在河湟、江岷之间，河湟就是现在陕西西宁、河州等地，江岷就是现在陕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地。
《大明一统志》：西蕃就是吐蕃，其祖先本是羌人部属，散处在河湟、江岷之间，其酋长发羌、唐旄等居住在析支水西面，后来有樊尼的人西渡黄河，越过积石山，居住在跂布川或逻婆川。隋朝开皇年间，有论赞索的人居住在牂牁西面。唐朝贞观年间开始与中原相通，随后灭掉吐谷浑，全部拥有其土地，到唐朝末年衰弱，种类分散，入内归属的称为熟户，其余称为生户。宋朝时朝贡不绝，其首领唃厮罗开始居住在鄯州，后来迁徙到青唐，神宗、哲宗、高宗朝都授予官职。元朝宪宗开始在河州设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又在四川边外设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等处宣抚司，世祖时恢复郡县其地，设置官员分职，以吐蕃僧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帝师统领，继承者数代，弟子号称司空、司徒、国公，佩戴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诏令吐蕃各族酋长举荐原有官职的人到京城授职，于是设置五衙门建立官职赐予印信，让他们因俗而治，以摄帝师纳木喀巴勒藏布为炽盛佛宝国师，元国公纳木喀斯达克巴勒嘉勒灿等为都指挥同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从此蕃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的都赐予印章诰命，每年或隔年赴京朝贡。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陕西的河湟，向南经过四川，抵达云南西北的边境。洪武六年，设立都指挥使司两个，乌思藏、朵甘；指挥使司一个，陇卫。七年，又设置宣慰司三个，朵甘及董卜韩胡、长河西鱼通宁远，设置招讨司六个、万户府四个、千户所十七个，这些都在外化之境，每年通朝贡而已。自从有西僧以来，这些不属于边患，遇到寇盗朝廷派遣僧人晓谕，随即解散。至于边徼之内，如陕西的岷州、洮州，四川的龙州、黎州等地，人杂氐羌，这些都是吐蕃的种落，久已内属，全部听从官府约束，不再生梗。只有所谓的松潘，其地险隘，粮饷确实困难，生蕃顽劣粗野，屡次成为边害，所以遏制断绝的措施，区处未得其宜，大概其地贫瘠而人贫穷，性情急躁而无常，但风俗颇尚僧，请下达群臣商议，顺应其风俗而治理，在现在屯军去处，依照岷州例建一大刹，选择蕃僧中有道行为众所信服者授予诰印识名，让他守卫此地，每年派人赏赐，仍在威州或茂州立一大营，退前时将士在此守御，扼守要害，互通互市，这样，就可以稍微缓解蜀人输运之苦，而平息边境劫掠之患了。（以上西羌）
汉武帝元狩元年，开始通滇国。元封二年，开始设置益州郡。明帝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強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译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领五万户百姓归附汉朝，朝廷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两县。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册封南诏首领为王，蛮语称王为“诏”，此前有六个诏，彼此不能统属，蒙舍诏位于最南边，到皮逻阁时逐渐强大，于是请求合并为一个政权，朝廷准许，迁居太和城。宋熙宁九年，大理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政和九年，封其首领为大理国王。元宪宗二年，平定大理，设立三十七郡。世祖从西蕃进入大理，平定云南，派遣将领招降当地酋长，于是划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都设置土官管辖，由大理、金齿都元帅府总领。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裏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楇、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裏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誌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嚐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和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誌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裏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裏，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裏下一陡澗，複上三十裏至山巔，夷人立柵為寨，遇寨複下四十裏詐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彎甸渡河，入範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裏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裏二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裏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接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製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上西南夷）
《唐書》：高麗東跨海距新羅，南跨海距百濟，西北接營州。
《大明一統誌》：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並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裏。五代唐時，王建伐高氏，辟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鬆嶽，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曆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並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
译本朝洪武十七年，设立麓川、车里两个宣慰使司，此外还有孟养、木邦、缅甸、老�、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它们与麓川、车里都是百夷的部族。
苏辙说：“蛮夷之人侵扰边境以求取利益，其中没有怀有宏大志向的人，这类人都可以用计谋来招抚。我曾经观察西南边远地区的蛮夷，探求他们发生变乱的起因，直到他们攻城略地、杀害百姓，纵横放肆而不可挽救的地步，他们的积怨没有不是逐渐形成的。蛮夷的民众宁愿断绝往来也不愿与我们互通有无，如今在边境之上，我们和他们的货物并在市场上交易，让边境的百姓欺凌侮辱、欺骗蒙蔽他们并夺取他们的利益，长官又认为这是骚扰百姓而不加禁止，他们穷困愤恨、无处倾诉，所以局势必然发展到他们解除仇怨、结盟攻掠践踏，在刀箭之间残害我们，从而使他们的志向得以伸张。唉，做官的人像这样，也可见他们不知道根本了。开通关市，约束官吏和百姓，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中原的百姓，还有谁会激怒他们而做出这种事呢？”（从金齿经过蒲缥，快到怒江时，有一座屋床山，这是云南百夷的界限，高山夹着深谷，地势险要道路狭窄，马匹不能并排行走，过了这座山大约三里就是怒江，渡过这条江就是百夷的地界，沿着河往下几十里，登上高黎贡山就是现在的通衢大道，高黎贡山的路也很险峻，向上走二十里然后下一个陡涧，再向上走三十里到达山顶，夷人在那里设立栅栏作为寨子，遇到寨子再向下走四十里，看似平坦的地方就是麓川江的上游，过了这里就没有险要狭窄的地方了。一路从怒江向西走二十程到达腾冲府，大约七天到达麓川，一路从云南白崖经过景东，从木通甸到达弯甸渡河，进入范施，大约十天行程到达麓川，从怒江上游蒙来渡到景东沿河有十几处小渡口，都可以进入境内。）
臣按：云南之地在汉代已经纳入中国版图，被称为西南夷，唐末被南诏占据，后来被蒙、段两氏所有，自成一国，宋朝最终未能占有它。元世祖开始平定大理，将该地纳入内属，本朝设立为藩府，命令黔国公世代镇守，如今云南的楚雄、临安、大理等府的设置如同内地，而将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等地视为西南夷，这也如同汉代从成都看待滇池一样。建国初期只设立麓川、车里两个宣慰使司，共七个，这七个都是百夷之地，而只有麓川最大且重要，正统年间因为思任发抗拒教化，降格为陇川宣抚司。大致云南之地，其南以元江为关隘、以车里为屏障而通达八百，其西以永昌为关隘、以麓川为屏障而通达木邦，西南通向缅甸，直达南海，东南统辖宁远而连接安南，西北尽于丽江而通向吐蕃，所以驾驭他们的办法与南蛮、北狄不同，大概因为他们距离中原非常遥远，他们如果有叛乱不过是抗拒教化、拖欠岁贡罢了，不足以影响中原的轻重。为今之计，应当选择一个要害之地，或者景东或者腾冲，任命一名将领在此统军守备，严禁中原客商，不许擅自进入他们的地域，那么他们不知道中原的虚实，就不会被人煽惑引诱，设立互市，有所交易，允许他们通过文书沟通翻译，携带货物前来，让他们知道中原的货物难得，就不敢轻易自我断绝往来了。（以上西南夷）
《唐书》：高丽东跨海与新罗相望，南跨海与百济相望，西北连接营州。
《大明一统志》：朝鲜国，周朝时是箕子受封的国家，秦朝时属于辽东以外的边远地区。汉朝初年，燕人卫满占据该地。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立真蕃、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昭帝合并为乐浪、玄菟二郡。汉末，被公孙度占据，传至公孙渊，魏国灭了他。晋朝永嘉末年，才开始称为高丽。高丽本是扶余的别支，其王高连居住在平壤城，即乐浪郡之地。唐朝征讨高丽，攻下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该国向东迁移，在鸭绿水东南一千多里。五代唐时，王建讨伐高氏，开拓疆土更加广阔，合并古新罗、百济而为一国，迁都松岳，以平壤为西京。其后子孙派遣使者向宋朝朝贡，也向辽、金朝贡，历经四百多年未曾改换姓氏。元朝至元年间，西京内属，设立东宁路总管府，划定慈悲岭为边界。本朝洪武二年，国王颛上表祝贺太祖即位，赐予金印，诰命封为高丽国王。二十五年，其门下侍郎李成桂主持国事，改名旦，迁居汉城，派遣使者请求更改国号，下诏更改国号为朝鲜。该国分为八道，分别统领府、州、郡、县。
臣按：高丽自晋代建国到现在八百多年，才开始改换三个姓氏，在唐朝以前所谓的高丽只是一国，五代以后才合并三韩、百济而为一，在元朝时还有耽罗，如今耽罗也被其所有，其疆土比隋唐往征之时已经增加了好几倍，然而该国颇为崇尚礼义，安分守己，自进入本朝以来恭顺朝廷，四季朝贡，不废礼节，大概懂得了小国侍奉大国的礼仪。孟子说“敬畏天道的人能保全他的国家”，朝鲜有这样的表现。虽然如此，先儒有话说君臣之道各自尽力罢了，他们既然尽到了敬畏天道的诚意，那么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难道不应该乐于顺应天道而自处吗？仰惟大明如日丽天，万里之遥无所不照，
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國者依吾暘穀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卒不得誌，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译那些如星辰罗列、棋子散布的国家，哪怕是一寸土地、一尺天空，没有不在我的照耀之下。而这个国家，依傍着我日出之谷的角落，庇护在我扶桑树的阴影之下，它所获得的光辉唯独比其他国家更早，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私下的亲近缘故。从前唐太宗以英武之君亲自驾车到达乐浪、玄菟的边境，最终却未能实现志向，而我们朝廷在开明堂端坐接受他们的朝拜，随着四季更替派遣使者往来，没有哪个月份是空过的，所以这是道德教化感召的结果，也是因为地域接近的缘故。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雲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鸑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裏，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製，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注曰：“日本國雖朝貢，時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閔婆之類皆未嚐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複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客，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
卷一五六
▲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無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未嚐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複》：上六，迷複，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複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複之終，終迷不複者也。迷而不複，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複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過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複，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為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複，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複》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製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複，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不複，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於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
译日本位于东海之中，古代称为倭奴国，有人说因为厌恶它原来的名字，所以改名为日本，是因为它靠近太阳升起的地方。
吴莱说：“东海以东的土地，国家大概有上百个，北起拘耶韩，南到耶马台为止，旁边还有夷洲、鸑屿，那里的人没有不是倭种的，估计都与会稽、临海相望，大的国家有几万户，小的国家只有一二百里的范围，没有城墙来保护自己，没有粮食作为资财，只是居住在山林中，捕捞海里的鱼虾来维持生活。汉魏时期已经与中国相通，他们的人软弱容易控制，慕容廆曾经掠夺他们数千男女，捕鱼来供应军粮。后来他们的种类繁殖，稍微懂得用兵，唐朝攻打百济，百济借他们的兵在白江口战败，于是退缩收起铠甲退兵，现在的倭奴已经不是昔日的倭奴了。”
臣按：《皇明祖训》所列的各国夷狄名称共十五个，日本也在其中，而在其下面注解说：“日本国虽然朝贡，时常勾结奸臣，图谋不轨，所以断绝关系。”大概因为这个国家的人虽然粗略懂得文字，但内心实在狡诈，海外的各蕃如占城、真腊、闽婆之类都没有成为边境的祸患，只有这个国家居于海中，在前朝允许他们互市，从四明航海而来，战船几十艘，戈矛剑戟无不具备，拿出贵重货物进行贸易，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焚烧城郭，抢劫居民，海道的兵卒无法应对，往往成为海边州郡的祸害。太祖深知其中的缘故，所以痛绝他们，在开国之初，四方夷狄臣服，只有这倭奴时常侵犯我们的海道，所以在山东、淮浙、闽广沿海的地方设立卫所较多，大概是因为倭寇的缘故。宣德以前，他们还出没在海边成为百姓的祸害，正统以后，大概很少有来的了。以前因为风向气候派遣水师从海道防备他们，近来在沿海的都司委派都指挥一人统领所属卫所，抽调官军，专门以防备倭寇为名，操练战船作为防备，因此几十年来他们知道我们有防备，不再侵犯边境，有时几年来朝贡一次，朝廷也因为他们的恭顺而礼遇他们。唉，前日断绝关系而今日以客礼相待，并不是自相矛盾，前日是狡诈，今日是真诚，圣人哪里会在其中存有私心呢？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
卷一五六
▲劫诱穷黩之失
《易经·师卦》：六五，田中有禽，利于捕捉，没有灾祸。
程颐说：“军队的兴起必定是因为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成为百姓的祸害，不能怀柔招降，然后才奉命讨伐他们。如果禽兽进入田中，侵害庄稼，按道义应当猎取就猎取，这样行动，才能没有灾祸。如果轻举妄动来毒害天下，灾祸就大了。执言，就是奉命讨伐，明正其罪而讨伐它。像秦始皇、汉武帝都是穷尽山林来搜捕禽兽的人，不是田中有禽的情况。”
朱熹说：“六五是使用军队的主君，柔顺而居中，不主动挑起战端，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应对，所以是田中有禽的象，而其占断利于捕捉而没有灾祸。”
臣按：田中有禽利于捕捉，那么禽不在田中就不利于捕捉可以知道了。盗贼兴起于民间，戎狄侵犯于境内，这就是田中有禽，如果未曾侵犯我们的土地而伤害我们的百姓，也就像禽兽在山林中飞翔奔走，本是它们的本分，却放纵我们的贪欲，倚仗我们的势力，去猎取它们，难道是有利的吗？《易经》说“田中有禽，利于捕捉，没有灾祸”，那么禽不在田中，不仅不利于捕捉，捕捉它必定有灾祸可以知道了。这不仅仅是人事，也是天道。
《易经·复卦》：上六，迷途不复，凶，有灾祸。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以至于十年不能征伐。象辞说：迷途不复的凶险，是违背了君道。
程颐说：“以阴柔居于复卦的终位，最终迷途不复的人。迷途而不复，其凶险可以知道。灾，是天灾，从外来；眚，是自己的过错，由自己造成。既然迷途不复，善在己身，那么行动都有过失，灾祸过错也从外面而至，大概是招致的。迷途不复，无所施为，用来行师则终有大败，用来治国则君主凶险。十年，是岁的终了。以至于十年不能征伐，是终究不能施行。既然迷途于道，何时可以呢，以其国君凶，是说它违背了君道。人君居于上位而治理众人，应当顺从天下之善，却迷途不复，违背了君道。”
张栻说：“《易经》的爻辞很少有像这样详细的，其凶险很少有像这样极端的，而唯独在《复》卦的上六说，大概自古亡家覆国，反道败德，无所不在，其源头起于一念之微，不能遏制罢了。以阴柔之才、远离根本，所谓人欲肆行而天理灭绝，所以有大败终凶的警戒。”
臣按：迷途而能复，那么其迷途也不至于终于迷途，而有迁善的契机、改过的勇气，而其蔽塞也不至于终于蔽塞了。如果昏迷而不复，必定有天灾，必定有人祸。凡事无不凶，而在行师上尤其严重，所以一败至于涂地，那么祸延于国、灾及于民，虽然到了十年之久，天道虽然变化而国势仍然不能振作。智伯好战而家因此灭亡，隋炀帝伐辽而国因此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