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六
而壮，律而臧，有所不战，战必胜矣。”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谓选锋也。兵法，兵无选锋曰北。”
译而且士兵强壮，军纪严明，有不该作战的时候就不战，一旦作战就必定胜利。”王安石说：“‘元戎十乘’，就是所说的精锐先锋。兵法上说，军队如果没有精锐先锋，就会战败。”
臣按：《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所以然者，惟其辞直，故其气壮，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尽善。今宣王兴六月之师，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应之，其辞直矣，其辞既直，是以声罪致讨而我三军莫不怀敌忾之心，其气安得而不壮哉？辞直而气壮，而又选诸队伍之中，简其锋锐之士，使之开先启行，其旗鲜明、兵甲犀利，无一事之不尽善，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彼区区丑虏，恶足以当我之锋哉？
其五章曰：戎车既安，如轾（车之覆而前也）如轩（车之却而后也）。四牡既佶（壮健貌），既佶且闲。薄伐狁，至于太原（地名）。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
臣按：《汉书》严尤曰：“宣帝时▯狁内侵，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虻虫之螫，驱之而已。‘薄伐▯狁，至于太原’，叛则伐之，服则舍之，不穷追远讨也。”由是观之，可见先王之治以吾边境为限，越境而入者则治之，不及吾境者则不治焉。
《诗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岁曰新田），于此菑（田一岁）亩。方叔莅（临也）止，其车三千，师（众也）干（扞也）之试（肄习）。方叔率（总率之）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顺序貌）。路车（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为车蔽）鱼服，钩膺（马娄领有钩而在膺有樊有缨也）鞗（辔也）革（辔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为将者也。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宣王之时，蛮荆皆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曰薄言采芑则于彼新田、于此菑亩矣，方叔莅止则其车三千、师干之试矣，又遂言其车马之美，以见军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动而无知之貌）尔蛮（荆州之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大也）老，克壮其猷（谋也）。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众也），啴啴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
朱熹曰：“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方叔盖尝与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臣按：南蛮、北狄最为中国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师矣，北狄之寇见于经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时北有▯狁之征，《六月》之师是也；南有蛮荆之伐，《采芑》之诗是也。说者谓二诗皆班师时作，《六月》之辞迫，《采芑》之辞缓；《六月》以计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虽然时世不同，盛衰亦异，南与北殊俗，古与今殊时，强与弱殊势，所谓计与威不可以偏废，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壮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专，则成功不难矣。
《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汉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顺流貌）。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陈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铺陈师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此章总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来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武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幸也）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辅广曰：“四方既平，则王国庶可平定，所谓柔远能迩也。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又见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阋则心之不安也。读此章，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厉王出居于彘，国势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则命吉甫，南征蛮荆则命方叔，至于讨淮南之夷则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驱，而一时从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国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谓幸其仅然，非以是为美也。
译臣按：《易经》说：“军队出征要依循法度，否则无论好坏都是凶险。”《左传》说：“军队正义则士气壮盛，理屈则士气衰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言辞正义，所以气势壮盛；因为用法度来约束，所以每件事都尽善尽美。如今周宣王发动六月的军队，是因为玁狁深入我国境，不得已而应战，他的言辞是正义的。言辞既正义，因此声讨罪责而进行征伐，我军三军无不怀着对敌人的愤慨之心，他的气势怎能不壮盛呢？言辞正义而气势壮盛，又从各支队伍中选拔精锐之士，让他们打头阵，旗帜鲜明，兵器铠甲锋利，没有一件事不尽善尽美，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王者之师的原因。那些区区丑恶的敌虏，哪里抵挡得住我们的锋芒呢？
第五章说：兵车已经安稳，车前低后高如轾，车前高后低如轩。四匹公马既健壮，既健壮又驯服。讨伐玁狁，到达太原。朱熹说：“到达太原，是说把他们驱逐出去罢了，并不穷追不舍。”
臣按：《汉书》中严尤说：“宣帝时玁狁内侵，任命将领征讨，到达边境就返回，他们看待戎狄的侵犯就像虻虫叮咬一样，驱赶它们罢了。‘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叛乱就征伐，臣服就放过，不穷追远讨。”由此看来，可见先王治理以我国边境为界限，越境而入的就惩治，不到我国境内的就不惩治。
《诗经序》说：《采芑》，是周宣王南征的诗。它的首章说：采些苦菜，在那二年的新田，在这一年开垦的田亩。方叔来到，他的战车三千，军队演练干戈。方叔统率，乘着四匹青马，四匹青马行列整齐。戎车红艳，竹帘遮蔽，鱼皮箭袋，马颈上的钩饰和皮制缰绳。
朱熹说：“方叔，是宣王的卿士，受命为将领。他的战车三千，按法度应当用三十万军队，然而这也是极言其盛，未必真有这个数目。宣王之时，蛮荆都背叛王命，方叔南征，军队行进时采苦菜充饥，所以赋写此事以起兴。说采苦菜，就在那新田、在这菑亩；方叔来到，就有战车三千、军队演练干戈；接着又说他的车马之美，以显示军容之盛。”
末章说：蠢动的蛮荆，以大邦为仇敌。方叔是大老，能壮大他的谋略。方叔统率，抓获俘虏和敌众。兵车众多，众多而盛大，如疾雷如雷。显赫诚信的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归顺畏惧。
朱熹说：“说方叔虽然年老但谋略却壮盛，方叔大概曾参与北伐的功劳，所以蛮荆听到他的名字都来畏惧臣服。”
臣按：南蛮、北狄最是中国的心患，在帝尧时代已有征伐有苗的军队了，北狄的侵扰见于经书的始于宣王时代。这时北有征伐玁狁，《六月》之师就是；南有征伐蛮荆，《采芑》之诗就是。解说的人说这两首诗都是班师时所作，《六月》的言辞紧迫，《采芑》的言辞舒缓；《六月》靠计谋而定，《采芑》靠威势而服。虽然时代不同，盛衰也不同，南与北风俗不同，古与今时代不同，强与弱势力不同，所谓的计谋与威势不可以偏废，又在于如何使用罢了。如果北伐有文武双全的吉甫，南征有谋略壮盛的方叔，上面的人用人得当而又专任他们，那么成功就不难了。
《诗经序》说：《江汉》，是尹吉甫赞美宣王，能振兴衰败、拨乱反正，命令召公平定淮夷。它的首章说：江汉水势浩大，武夫顺流而下。不安居不游荡，淮夷来求战。既出动我的战车，既布设我的军队。不安居不舒缓，淮夷来陈兵。
朱熹说：“淮夷，是住在淮水上的夷人，铺陈军队去征伐他们。宣王命令召穆公平定淮南的夷人，诗人赞美他。这一章总述其事，说行进的人都不敢安闲舒缓，而说我们的来，只是为了征伐淮夷。”
第二章说：江汉水势浩大，武夫威武。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四方既平定，王国幸而定。这时没有争斗，王心才安宁。
辅广说：“四方既平定，那么王国幸而定，所谓柔远能迩。这时没有争斗，王心才安宁，又显示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斗就心不安。读这一章，可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
臣按：周室到厉王出居彘，国势中衰了，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就任命吉甫，南征蛮荆就任命方叔，至于讨伐淮南的夷人又得到召虎。召公既自勉其驱驰，而一时跟随的人也不敢安闲舒缓，继而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只说王国幸而定罢了。幸之说的，前人说是庆幸其仅然，不是以此作为赞美。
此无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兴师以遏绝乱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译这没有别的原因，用兵打仗并不是君主值得夸耀的事，只是迫不得已才兴师动众来遏制和断绝侵略掠夺罢了，并不是为了满足我最大的欲望。
汉宣帝时，先零羌杨玉叛，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对曰：“亡逾于老臣者。”上问：“当度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也）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
臣按：充国谓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此真老将谙练之言。彼不出国门而任己意，以节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为法也。
赵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乃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乃引兵进，召诸校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塞也）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堠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
臣按：充国谓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此有国者驭敌之法。充国行兵，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此可以为将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击▯（口坚反）、幵（音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以为：“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计度）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策，欲捐▯、幵暗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臣按：天子之师所以诛有罪，罪有大小则诛有先后，先零首为畔逆而▯、幵特劫略耳，劫略夷人之常，它种皆然，不但▯、幵也，未尝加兵于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于暗昧之▯、幵，虽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国自谓其议为全师保胜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为万世帝王以全取胜之法也。
宣帝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嘉纳其策，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至冬虏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折裂）？（寒创），宁有利哉？今诏武贤等以七月击▯、幵，将军其引兵并进。”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为寇，▯羌未有所犯，乃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欲畔，故与▯、幵解仇结约，常欲先赴▯、幵之急以坚其约，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迫胁诸小种，虏兵渐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幵之属不烦兵而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及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
臣按：充国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彼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此数言者，真万世守边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当遵行也。
宣帝诏武贤与充国合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其子瑀使客谏之，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
译汉宣帝时期，先零羌人杨玉叛乱。当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皇上认为他年老，派丙吉去询问谁可以担任将领。赵充国回答说：“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了。”皇上问：“估计需要动用多少兵力？”赵充国说：“听来百遍不如亲眼见一次，用兵难以在远方推测，我希望快马赶到金城，向皇上呈报方略。羌戎是小小的夷狄，违背天意背叛朝廷，灭亡的日子不久，希望陛下把这件事托付给老臣，不必为此担忧。”
臣按：赵充国说听来百遍不如亲眼见一次，用兵难以在远方推测，这真是老将经验丰富、熟谙军事的话。那些不出国门就凭自己的心意，去节制千里之外的军队，固然有侥幸猜中的情况，但终究不能作为法则。
赵充国到达金城，等到骑兵满一万，准备渡河时，担心被敌人拦截，于是连夜派遣三校士兵衔枚先渡河，渡过河就扎营布阵，等到天亮全部渡完，才依次让其余部队全部渡河。敌人数十上百骑兵来，在军营旁边出入，赵充国说：“我军士兵和马匹刚刚疲惫，不可以追逐，这些都是骁勇的骑兵，又恐怕他们是诱敌的兵力。打击敌人以彻底消灭为目标，小利不值得贪图。”命令军队不要攻击，派遣骑兵侦察四望狭中没有敌人，才率领军队前进，召集各位校尉说：“我知道羌人不懂用兵了，假如敌人派几千人守住四望狭，军队怎么能进去呢？”赵充国常以加强远哨警戒为要务，行军时必定做好战斗准备，驻扎时必定加固营垒，尤其能够持重，爱护士兵，先制定计策而后作战。向西到达西部都尉府，每天犒劳军士，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力，敌人多次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
臣按：赵充国说打击敌人以彻底消灭为目标，小利不值得贪图，这是治国者驾驭敌人的方法。赵充国行军，行军时必定做好战斗准备，驻扎时必定加固营垒，持重爱护士兵，先制定计策而后作战，这可以作为将领统兵持重的法则。
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分兵并进，攻击罕、幵，夺取他们的牲畜财产，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冬天再攻击他们，敌人必定震惊溃败。”天子将奏书下发，赵充国认为：“一匹马自己驮负三十天的粮食，需要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另外还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敌人必定揣测我军的进退，逐渐撤退，追逐水草，进入山林。如果跟随他们深入，敌人就会占据前面的险要，守住后面的险隘，来断绝粮道，这不是上策。先零首先背叛，其他部族只是被胁迫掠夺，所以我的愚见，打算放弃罕、幵不明事理的过错，先讨伐先零以震动他们，他们应当悔过向善，因此赦免他们的罪过，选择了解当地风俗的好官吏安抚和睦他们，这是保全军队、确保胜利、安定边境的策略。”
臣按：天子的军队之所以诛杀有罪之人，罪有大小则诛杀有先后，先零首先背叛而罕、幵只是被胁迫掠夺而已，掠夺是夷人的常态，其他部族都是这样，不只是罕、幵，没有对首先背叛的先零用兵，却先对不明事理的罕、幵用兵，即使能制服他们，也不足以使他们心服，何况未必能制服呢。赵充国自称他的建议是保全军队、确保胜利、安定国家的策略，不仅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作为万世帝王保全取胜的方法。
宣帝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赞许采纳他们的策略，用书信责备赵充国说：“现在转运物资同时兴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点趁着秋天水草丰美的有利时机，争夺他们的牲畜粮食，等到冬天敌人藏匿在山中，依靠险阻，将军的士兵受寒，手脚皲裂，难道有好处吗？现在诏令辛武贤等在七月攻击罕、幵，将军你率领军队并进。”赵充国上书说：“陛下先前恩赐书信，想要不诛杀罕羌以解除他们的阴谋，所以我派遣罕羌首领雕库宣扬天子的至德，罕、幵的部族都听闻了明白的诏令，现在先零作乱，罕羌没有冒犯，却放过有罪的人诛杀无辜的人，兴起一个祸端造成两个祸害，实在不是陛下的本意。我听说兵法，‘进攻力量不足的防守力量就有余’，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现在罕羌想要作乱，‘应当整顿兵马、训练战士以等待他们到来，坐着获得调动敌人的方法，以逸待劳，是取胜的方法’。现在担心两郡兵力少，不足以防守而发动他们去进攻，放弃调动敌人的方法而跟随敌人调动的方法，我认为不便。先零想要背叛，所以与罕、幵解除仇怨结下盟约，常想先奔赴罕、幵的危急以坚定他们的盟约，现在敌人马匹肥壮粮食充足，攻击他们恐怕不能伤害他们，反而使先零得以对罕羌施恩，坚定他们的盟约，联合他们的党羽，胁迫各个小部族，敌人兵力逐渐增多，诛杀他们花费的力气加倍，我担心国家的忧患延续十年以上，不是两三年而已。先诛杀先零那么罕、幵的部族不用出兵就会臣服，到了正月攻击他们，是符合计策的道理且时机也到了，现在进军，实在看不到它的好处。”
臣按：赵充国引用兵法说“进攻力量不足的防守力量就有余”，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现在敌人想要作乱，“应当整顿兵马、训练战士以等待他们到来，坐着获得调动敌人的方法，以逸待劳，是取胜的方法”。这几句话，真是万世守边保卫国家的格言良法，今天应当遵行。
宣帝诏令辛武贤与赵充国合击先零，当时羌人投降的有一万多人了，赵充国推测他们必定溃败，想要罢免骑兵，屯田以等待敌人疲惫。奏章还没呈上，恰逢得到进兵的玺书，他的儿子赵瑀派门客劝谏他，赵充国叹息说：“这是什么不忠的话。本来
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计也。”
译如果采纳我的建议，羌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如今战争旷日持久，没有结果，四方少数民族突然发生动摇，相互勾结而相继起事，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妥善善后，难道只是羌人值得忧虑吗？我本来就以死坚守这个主张。”于是上奏屯田的奏章说：“羌人容易用计谋击破，难以用武力彻底消灭，臣愚昧地认为直接攻击并不适宜。估算从临羌向东到浩亹，羌人原有的田地以及公田，百姓尚未开垦的可有二千顷以上，臣希望撤走骑兵，留下步兵分别屯驻在要害之地，等到四月草木生长，征发各郡骑兵以及属国胡人骑兵各一千人，作为在草地屯田者的游动部队，以充实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巨大的费用。恭敬地呈上屯田地点及器具用度的清单。”皇上批复说：“如果按照将军的计策，羌人什么时候会被诛灭，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仔细考虑其中的便利之处，再次上奏。”充国上奏说：“臣听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因此重视谋略而轻视战斗，百战百胜并不是最好的，所以先创造自己不可被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被战胜的时机。蛮夷的习俗虽然与讲究礼义的中原国家不同，但他们想要避害趋利，爱护亲人，畏惧死亡，这一点是相同的。如今羌人失去了肥沃的草地，为寄居他处而发愁，远远逃遁，骨肉离心，人人都有叛离之心，而圣明的君主班师罢兵，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以等待可被战胜的羌人，虽然他们还没有立即伏法，但战争的结局可以按月期待。羌人瓦解，前后投降的有一万七百多人，以及接受劝告离开的共有七十批，这就是坐视羌人自行分崩离析的计策。”
臣按：充国所谓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此一言者万世中国保治安邦之格言。国家当全胜之时，猝有兵革之变，一以是言为主，毋侥幸于一战以中贼之计、张贼之威，必持重而不轻动，必详虑而不苟进，非在我者有必不可胜之资而在彼者有必可胜之算，断然不轻发也。
赵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伍，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其后充国乞骸骨，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张栻曰：“汉将臣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疆固而西戎坐销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其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为后世虑，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当在其下风耳。”
戴溪曰：“世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胜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图事揆策，因时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惟全国全军是务，此智将也；跃马抚剑，穷讨殊斗，贪前利而不恤后害，急近功而不暇远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则围而五则攻，避其锐而乘其弊，此常胜之兵也；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垂亡而复存，转祸以为福，此幸胜之兵也。勇将能效搏执之力，智将能取指纵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先计而后战，常曰‘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又曰‘兵以计为本，故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又曰‘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与夫不度彼己、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者，岂不相万万邪？”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惟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之要道焉，万世持盈守成之君所当师法者也。盖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纠集者皆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故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若夫守成之君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内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而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其于寇盗，除去其害尔，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啸聚者皆吾之民，克之虽可喜而亦可悲，胜之未必得福而败或足以致祸，在我所系者重，故其发之也不可以轻，故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自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惟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胜之兵，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之要道，万世所当师法者也。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
译臣按：赵充国所说的“帝王的军队要以保全取胜”，这一句话是万世中国保治安邦的格言。国家处于全胜之时，突然发生战争变故，应当以这句话为主旨，不要侥幸通过一战而落入贼人的计谋、助长贼人的威势，一定要持重而不轻举妄动，一定要详加考虑而不草率进兵，除非我方有必胜的资本而敌方有必败的算数，否则决断不轻易发动战争。
赵充国的奏章每次呈上，皇帝就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起初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十分之三，中间十分之五，最后十分之八。皇帝下诏责问先前认为不便的人，他们都叩头服罪。魏相说：“我愚钝，不熟悉军事的利害，后将军多次谋划军事策略，他的话常常正确，我担保他的计策可以必定采用。”皇帝于是回复赵充国，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赵充国请求退休，罢免官职回到府第，朝廷每当有四方蛮夷的重大议题，常让他参与军事谋划、询问筹策。
张栻说：“汉代将领应当以赵充国为最优秀。将领的通病在于用兵而不详尽，赵充国大概经历军事很多了，等到听说西羌的事情就不敢轻率，而说‘战争难以远程揣度，希望我驰赶到金城图上方略’，他不敢忽视到如此地步，大概是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说的‘面临事情而谨慎，善于谋划而成功’的人。将领的通病在于急迫于近利，赵充国则谋求万全，陈述屯田十二利，持久而制定不可动摇的计策，他的规模与诸葛亮渭水上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呢？将领的通病在于果断杀戮而不体恤百姓，赵充国承担边疆的重任而为国家的根本考虑，要使百姓安宁、边疆稳固而西戎自然消解，这大概是三代的将领，不是战国以来摧锋折敌的人所能比肩的。反复探究他的规模，体味他的风范旨意，远大周密，超出同辈，他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大概可以任相，让他任相，必定能为国家规划制度，为后世考虑，安养百姓，为国家根本计，像魏相一类的人应当在他的下风。”
戴溪说：“世上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胜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这四者不可同日而语。谋划事情揣度策略，因时而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只务求保全国家军队，这是智将；跃马抚剑，穷尽讨伐殊死搏斗，贪图前利而不体恤后害，急迫于近功而不暇远略，这是勇将；依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倍则围而五倍则攻，避开锐气而乘其疲弊，这是常胜之兵；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垂亡而复存，转祸以为福，这是幸胜之兵。勇将能发挥搏杀之力，智将能取得指挥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赵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先计而后战，常说‘打击虏人以歼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说‘军队是用来明德除害的，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慎’，又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又说‘军队以计谋为本，所以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又说‘战不必胜，不草率接刃；攻不必取，不草率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他的话深切可为万世法，与那些不揣度彼此、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的人，岂不相去万万呢？”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只有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的要道，万世持盈守成的君主所当师法的。大概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所以用兵也不同，为什么呢？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他所纠集的都是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所以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至于守成之君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内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而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对于寇盗，除去其害罢了，不是有所利之，况且他所啸聚的都是我们的百姓，攻克他们虽然可喜而也可悲，胜利未必得福而失败或足以致祸，在我所系者重，所以发动不可以轻，所以非万全决胜必不为。自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只有赵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胜之兵，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的要道，万世所当师法的。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说：“很久了，匈奴之为患，所以自汉兴，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呢。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
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
译汉朝建立直到如今，经历的时代和年份，比《春秋》记载的还要多。在这期间，对匈奴有过修好文书而和亲的，有用武力而征伐的，有谦卑顺从而侍奉的，有以威势降服而像对待臣仆牲畜一样对待的。屈伸变化不同，强弱情况相反。
臣按：班固谓汉之诸臣论驭匈奴者不过两科，和亲与征伐而已，然两科之中又各有两科焉，修文而和亲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则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则失之暴矣，然此皆视彼以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也。是故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内无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师，合内外而一之，斯其为帝王驭远之术欤。（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上）
卷一四七
▲征讨绥和之义（下）
《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贵货易（轻也）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习也）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坏也），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
臣按：此后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列也）及其枿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
臣按：魏绛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国者也，而后世所和之戎则是化外之人，处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汉高祖八年，匈奴数苦北边，帝患之，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与疲同）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以适长公主妻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岁时问遗，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可无战以渐臣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司马光曰：“刘敬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帝王之御外国，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昏姻也。”
臣按：齐景公，一列国之诸侯也，畏吴之强，不得已而以女女（去）吴。吴，泰伯之后，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犹且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广、甲兵之强、人士之众，乃至无策以御外侮而与之通昏姻。呜呼，景公不得已而为之，高帝则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创业之君任百战之将驭戎，岂无他策而必割所爱以遗所恶哉？盖高帝因刘敬之言，刘敬本魏绛之说，后遂祖之以为驭戎上策。夫以闱门窈窕之姿为殊族异乡之配，田舍翁溺所爱者尚不忍也，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祖、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盖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人伦之理故也。
文帝遣陆贾使南越，赐其王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与无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贾至南越，佗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胡寅曰：“贤哉，文帝之不欺也，实言之于德无损而听者心说而诚服矣。或者夸大其辞，侈耀其事，假于符
译臣按：班固说汉朝大臣议论驾驭匈奴的方法不过两类，即和亲与征伐罢了。然而这两类之中又各自分为两类：修明文德而和亲是上策，卑躬屈膝而侍奉他们则失之于软弱；以威势使其臣服是上策，滥用武力而征伐他们则失之于暴虐。然而这些都将对方视为屈伸强弱的对象，并非帝王谨慎德行、以威德怀柔的治国之道。因此，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对内必须没有虞舜时期那种懈怠荒废的过失，对外要有《周官》中九伐之师的威仪，将内外统一起来，这大概就是帝王驾驭远方部族的策略吧。（以上论述征讨）
以上论述征讨与绥靖和好的意义（上）
卷一四七
▲征讨绥靖和好的意义（下）
《左传》记载：鲁襄公四年，晋悼公说：“那么不如与戎人讲和吗？”魏绛说：“与戎人讲和有五种好处：戎狄以草为居（逐水草而居），看重货物而轻视土地，土地可以购买，这是第一点；边境不再惊扰，百姓熟悉那里的田野，农夫能够完成耕作，这是第二点；戎狄侍奉晋国，四方邻国震动，诸侯被威德所怀柔，这是第三点；以德安抚戎人，军队不必劳顿，兵器不会损坏，这是第四点；以后羿为鉴戒而运用德政法度，远方到来而近处安宁，这是第五点。请您考虑吧。”晋悼公很高兴，派魏绛与戎人结盟。
臣按：这是后世与戎人讲和的开始。
鲁襄公十一年，郑国人用两套歌钟及其枿磬、八名女乐贿赂晋侯，晋侯将乐人的一半赐给魏绛，说：“你教导我与戎狄讲和，从而匡正华夏诸侯，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如同音乐的和协，没有不和谐的，我请你共享这音乐。”魏绛推辞说：“与戎狄讲和，是国家的福气。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诸侯没有邪念，是您的灵验，是各位大臣的辛劳，我有什么功劳呢？况且我希望您安享这音乐而思考它的结局。”
臣按：魏绛所安抚的戎人，是已经进入中原居住的戎人，而后世所安抚的戎人则是教化之外的异族，居住在荒漠不毛之地。
汉高祖八年，匈奴屡次侵扰北方边境，皇帝对此感到忧虑，刘敬说：“天下刚刚平定，士兵疲惫于战争，不能用武力征服他们。冒顿杀父自立，娶众母为妻，以武力显示威势，不能用仁义来说服他，只能用长远的计策，使子孙成为臣属罢了。陛下如果真能把嫡长公主嫁给他，他一定仰慕而把她立为阏氏，生下的儿子必定成为太子，每年按时问候赠送礼物，晓谕以礼节，冒顿在世时固然是女婿，死后外孙成为单于，可以不战而逐渐使其臣服。”皇帝说：“好。”想要派遣长公主，吕后不同意，于是选取家人家的女儿号称长公主来嫁给单于，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之约。
司马光说：“刘敬说冒顿残忍凶暴，不能用仁义来说服，却想与他结为婚姻，为什么前后自相矛盾呢？帝王驾驭外国，顺服就用德政怀柔，背叛就用威势震慑，没听说过与他们通婚的。”
臣按：齐景公，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君主，畏惧吴国的强大，不得已而将女儿嫁给吴国。吴国是泰伯的后代，与周朝同姓，本来就在九州疆域之内，景公尚且为此流泪哭泣。堂堂中原朝廷拥有四海之大、疆土之广、军队之强、人口之众，竟然没有策略抵御外侮而与外族通婚。唉，景公是不得已而为之，高帝却是可以停止却不停止。以创业之君任用百战之将驾驭戎狄，难道没有其他策略而一定要割舍所爱的人去送给所厌恶的人吗？大概高帝因为刘敬的话，刘敬本于魏绛的说法，后世于是效法它作为驾驭戎狄的上策。以深宫幽静的女子作为异族异乡的配偶，种田的老翁溺爱自己的亲人尚且不忍心，谁说像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英雄君主竟然忍心这样做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羡慕割爱为民的名声而不明内外之分、人伦之理的缘故。
文帝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赐给南越王赵佗书信说：“我是高皇帝的侧室之子，被弃置在外，在代地镇守北藩，路途遥远，闭塞愚钝，未曾致信。高皇帝去世，孝惠皇帝驾崩，高后亲自处理政事，不幸患病，吕氏作乱，依靠功臣的力量，诛灭他们已经完毕。我因为王、侯、官吏不肯放弃的缘故，不得不即位。近来听说大王给将军隆虑侯写信，请求亲近兄弟，请求撤除长沙的两名将军。我因为大王的信撤除了将军博阳侯，亲近的兄弟在真定的已经派人慰问，修缮先人的坟墓。前几天听说大王在边境发兵，为寇不止，当时，长沙深受其苦，南郡尤其严重，虽然是大王的国家，难道独自有利吗！必定多杀士卒，伤害良将吏，使人的妻子成为寡妇，使人的儿子成为孤儿，使人的父母成为独居老人，得一人而失十人，我不忍心这样做。得到大王的土地不足以扩大疆域，得到大王的财物不足以增加财富，岭南以南，大王自己治理。虽然如此，大王号称皇帝。两个皇帝并立，没有一乘使者来沟通道路，这是争战，争战而不谦让，仁者不这样做。希望与大王抛弃以前的恶行，从今以后，通使像过去一样。”陆贾到达南越，赵佗害怕，叩头谢罪，愿意奉行明诏长期作为藩臣，奉贡职。
胡寅说：“贤啊，文帝的不欺骗，实话实说对德行没有损害而听者心悦诚服了。有的人夸大其辞，炫耀其事，假借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