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事其事矣。九德咸事，则在官者无非俊乂之士，是以寮采相联，更相师法，职任并列，争相趋赴，蔡氏所谓“唐虞之朝下无遗才、上无废事”，夫岂虚言哉？
译侍奉他们的职事罢了。九德之人都在任职，那么在位官员没有不是贤能之士的，因此同僚之间相互联结，彼此效法，职位并列，争相勤勉赴任，蔡氏所说的“唐尧虞舜的时代，下面没有埋没的人才，上面没有荒废的事务”，这难道是虚妄之语吗？
《周礼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职（谓所治之事），以辨邦治；八曰官计，以弊（断也）邦治。
以八则治都鄙，三曰废置（有罪则废，有行则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俸也）位（爵也），以驭其士。
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三曰进贤（有德者进用之），四曰使能（有才者役使之），七曰达吏（吏谓在下位者，达谓进之于上）。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群臣之名皆书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损益谓黜陟也，其数有多寡，每岁登之下之），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
臣按：《王制》曰：“司马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司士，司马之属官也，故凡士之进于司马者皆司士掌其名数之版，版犹今之文册也。每岁之间，其人或损或益、其数有多有寡，益而多则登之，损而寡则下之，辨其年齿之壮老、著其历任之久近，大夫以上所谓贵也，士以下所谓贱也，咸于是乎辨焉。与夫天下之邦国、都家、县邑设官之数几何，内外之卿、大夫、士、庶子其任用之数几何，皆司士之所掌，以告于王而治之者也，今制则属之吏部文选所掌者即其事焉。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则一也。
汉制，郡县守相之高第者然后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后为九卿，九卿之称职者然后为御史大夫。然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杨雄三世不徙官，盖未有资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掌郡国，而选曹之制遂始于此。东汉之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臣按：两汉铨选之法大要如此，是时犹未有资格也。
北朝魏崔亮为吏部侍郎，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谓铨衡？”书奏不报，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于求贤才而任使之。今夫抱关者启闭必以时，击柝者晨夕必有节，为委吏而会计不当则蓄积缺矣，为乘田而牛羊不息则刍牧缺矣。是皆小役细务，犹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环数里而为县，县有令，环数百里而为州，州有守，所统凡几民、所治凡几事，乃不选择胜其任者畀之而付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无几、不才者皆是也，不问其才，专以停解日月为断，是贤能、庸缪、奸凶之人相为升降，以率会之，贤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格，后世袭以为常，更明君、硕辅亦众矣，而终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谓任人则易以私，任法则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犹为善也。审如是而善，则吏部一司不必置尚书、小宰及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鱼贯而进，何不可之有。故善为天下者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而从以信赏必罚，则太平可坐而致也。”
臣按：资格之说始于崔亮，史谓“魏之失才自亮始”。呜呼！亮为此格岂但魏之失人哉，自有此格以来世世用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有用之才，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泽，是皆亮作俑之尤也。胡寅之言明白详尽，有志于求才致治者尚鉴兹哉！
唐文选则吏部主之，武选则兵部主之，皆为三铨之法，在尚书则典其一为尚书铨，在侍郎则分其二为中铨、东铨。其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者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五品以上不试，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
臣按：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四者之中惟判为切用，盖非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擿隐伏不能为也，但
译《周礼·天官》记载：太宰用八种法则治理官府，第二是官职（指所治理的事务），用来区分国家的治理职责；第八是官计，用来考核国家的治理成效。
用八种准则治理都城和边邑，第三是废置（有罪则罢免，有功则任用），用来驾驭官吏；第四是禄位（俸禄和爵位），用来驾驭士人。
用八种统御方法告诫君王驾驭万民，第三是进贤（有德行的人就进用他），第四是使能（有才能的人就役使他），第七是达吏（吏指在下位的人，达指向上推荐）。
《夏官》记载：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群臣的名字都写在版上），用来处理政令，每年登记增减的人数（增减指降黜和升迁，人数有多有少，每年登记上报增减情况），辨别他们的年龄和贵贱，全面掌握邦国、都家、县鄙的官员数量，以及卿、大夫、士、庶子的数量，用来告诫君王治理国家。根据德行告诫授予爵位，根据功劳告诫授予俸禄，根据才能告诫安排事务，根据资历确定食禄。
臣按：《王制》说：“司马评定士人的贤能，报告给君王而定下结论，结论定下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定下后才授予俸禄。”司士是司马的属官，所以凡是向司马推荐的士人，司士都掌管他们的名册，名册就像现在的文书册籍。每年之间，人数或有减或有增，数量有多有少，增加且多就登记上报，减少且少就向下通报，辨别他们年龄的壮老，记录他们任职时间的久近，大夫以上称为贵，士以下称为贱，都在这里加以辨别。至于天下邦国、都家、县邑设置官员的数量有多少，内外的卿、大夫、士、庶子任用的数量有多少，都是司士所掌管的，用来报告给君王而加以治理的，现在的制度则属于吏部文选所掌管的，就是这件事。古今制度不同但事情是一样的。
汉朝制度，郡县守相中成绩高第的然后才能成为二千石，二千石中有治理政绩和良好行为的然后才能成为九卿，九卿中称职的然后才能成为御史大夫。然而张释之十年得不到调任，扬雄三代不升迁官职，大概是因为没有资历的束缚。到成帝建始四年，才开始设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管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掌管郡国，而选曹的制度就从这里开始了。东汉的制度，在郡国选举属于功曹，在公府选举属于东西曹，在天台选举属于吏曹，尚书也称选部。
臣按：两汉选拔人才的方法大体如此，这时还没有资历的限制。
北朝魏崔亮担任吏部侍郎，于是奏请制定格制，不问贤愚，专门以停职解任的时间长短作为标准。薛淑上书说：“百姓的命运系于长官，如果只取资历年限，不简选贤能与否，意义相同，排列顺序像雁行一样像穿鱼一样，拿着名册呼喊名字，一个吏员就够了，什么叫选拔人才？”奏书呈上没有得到回复，魏朝失去人才从崔亮开始。
胡寅说：“圣明的帝王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没有比寻求贤才并任用他们更紧急的了。现在看守门的人开关门必须按时，打更的人早晚必须有节律，做会计如果账目不当则积蓄就缺乏了，做畜牧如果牛羊不繁殖则饲料就缺乏了。这些都是小役细务，尚且不能任用非其才的人，何况环绕数里成为县，县有县令，环绕数百里成为州，州有州守，所统领有多少百姓，所治理有多少事务，却不选择胜任的人授予他们而交给资历年限。天下善良的人少，不善良的人多，有才能的人无几，没有才能的人到处都是，不问才能，专门以停职解任的时间长短作为标准，这是贤能、平庸、奸凶的人互相升降，以统计来看，贤能的人不超过十分之一，其余九分都是百姓的祸害。自从崔亮制定资历年限，后世沿袭成为常例，更有明君、重臣也很多，但最终没有人改变，为什么呢？他们的意思是认为任人则容易徇私，任法则容易公正，人不常能得到，不如一律交给法律还算是好的。如果这样是好的，那么吏部一司不必设置尚书、小宰及诸郎吏，只像薛淑所说，委托给胥吏，按照名册呼喊名字，像鱼一样依次进入，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建立官职只选贤人，安排事务只选能人，并加以信赏必罚，那么太平就可以坐着实现了。”
臣按：资历的说法始于崔亮，史书说“魏朝失去人才从崔亮开始”。唉！崔亮制定这个格制难道只是魏朝失去人才吗，自从有这个格制以来世世代代使用它，使得君子不幸而不能施展有用的才能，小人不幸而不能蒙受至治的恩泽，这都是崔亮作俑的罪过。胡寅的话明白详尽，有志于寻求人才实现治理的人尚且以此为鉴！
唐代文选由吏部主管，武选由兵部主管，都实行三铨之法，在尚书则掌管其一为尚书铨，在侍郎则分管其二为中铨、东铨。他们选拔人的方法有四种，一是身，选取体貌丰伟；二是言，选取言辞辩正；三是书，选取楷法遒美；四是判，选取文理优长。四者都可以选取则先看重德行，德行相同则看才能，才能相同则看资历，五品以上不考试，六品以下才集合考试观察他们的书法、判词，考试后铨察他们的身、言。
臣按：唐代选拔人才以身、言、书、判选择人，四者之中只有判词最为切合实用，大概不通晓事情、熟悉法律、明辨是非、揭露隐伏就不能做到，但
其用骈俪语为拘耳。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正，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译只是被骈俪文辞所束缚罢了。如果对于人的身体必定要求丰满高大，对于人的言语必定要求辩才无碍、正直清晰，那么晏婴相貌平庸、裴度身材矮小、周昌说话结巴、邓艾口吃，都将被摒弃不用了。即使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还说“凭言语来选拔人，会在宰予身上出错；凭相貌来选拔人，会在子羽身上出错”，何况掌管选拔官员的人都是中等才能的人呢？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则并旨授。
臣按：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面官皆具职名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亦唐制也。
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私计甚自得也。臣愚谓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科定其资，凡不历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势有内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内外之势而中持衡焉，使不至于偏重，外有治效擢之内职，内有实绩擢之外任，如是，则内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铨试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请分吏部为十铨，以礼部尚书崔颋等十人掌之，试判将毕，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吴兢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丙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职，臣有臣之职，君之职在乎任人，臣之职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则是君行臣职矣，君行臣职则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虑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给，本欲以防一人之奸而适足以长百奸，本欲以虞一事之废而适足以致百废。是故人君为治，有一事则设一官，用一官则司一事，分曹而异局，委任以责成，盖以任之也专则其志不分于他务，责之也切则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于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无不治而功无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况夫求贤审官，尤出治之要务，乌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责成于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铨法散任于十人，专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吴兢谓“非推诚感物之道”，臣亦谓非为君任人之法也。
开元十八年，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宋璟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方正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资例如故。
臣按：汉董仲舒对策已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则年劳之说，汉已有之而未以为用人之法，至后魏崔亮、唐裴光庭始专以此立法。其为法也一付之无心，惟文移簿籍是稽、岁月先后是据，所谓铨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贤才伏于下者资格碍之也，职业废于上者资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暴政虐令者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刓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坏而不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德宗时，协律郎沈既济言于其君曰：“近世爵禄，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劳也，今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
译唐朝的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制敕任命，六品以下的则一并由旨意授予。
臣按：由制敕任命的，大概是宰相商议奏请获准后才除授拜官的；由旨意授予的，大概是吏部考核人才授予职务后然后上奏，诏旨只是画押知晓而顺从它，不能否定它。现在的制度，四品以上以及在京师堂上任职的五品官、在外地担任方面官的，都具列职名取自皇帝裁决，五品以下以及在外地担任四品非方面官的，则先确定他们的职务然后奏闻，这也是唐朝的制度。
张九龄对唐玄宗说：“古代刺史入朝担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现在朝廷士人入朝而不外放，这对于他们个人的打算非常自得。臣愚昧地认为，想要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重视守令更重要的了，应当逐科确定他们的资历，凡是不曾担任过都督、刺史的不得担任侍郎、列卿，不曾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有善政也不得担任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守令即使地处偏远也要使他们在外任职不超过十年。”
臣按：天下的形势有内外之分，关键必须在上位者均衡内外的形势而居中持衡，使之不至于偏重，外有治理成效的提拔到内职，内有实际业绩的提拔到外任，像这样，那么内外就均衡了。
唐玄宗怀疑吏部铨选考试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秘密请求将吏部分为十铨，由礼部尚书崔颋等十人掌管，考试判词将结束时，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都不能参与。吴兢上表认为，“陛下曲意接受谗言，不信任有关官员，这不是居于上位临御臣民推诚感化事物的道理。过去陈平、丙吉是汉朝的宰相，尚且不核对钱粮的数目、不过问斗殴致死的人，何况大唐万乘之君，怎么能下行铨选之事呢？”
臣按：君主有君主的职责，臣下有臣下的职责，君主的职责在于任用人才，臣下的职责在于处理事务，君主不任用人才而亲自处理事务就是君主行使臣下的职责了，君主行使臣下的职责就是以一人代替百官的事务，力量有所不及、思虑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给，本想以防一人的奸邪而恰好足以助长百人的奸邪，本想以防一事被废而恰好足以导致百事被废。所以君主治理国家，有一件事就设置一个官职，用一个官职就主管一件事，分设曹司而区别局署，委任以责成，大概因为任用专一那么他的志向就不会分散到其他事务，责成迫切那么他的心就不敢苟且，君主在上清心以照察，而又以公心持之、以信义守之，因此事无不治而功无不成。凡事都是如此，何况求贤审官，更是治理国家的要务，怎么能听信人言任己私心而不责成于有关官员呢？唐玄宗竟然将铨选之法分散委任给十人，专任于一己而不信用有关官员，吴兢说“不是推诚感化事物的道理”，臣也说这不是君主任用人才的方法。
开元十八年，裴光庭担任吏部尚书，开始制定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须与资格相符才能铨选授予，限制年限按级晋升不得逾越，于是长期沉滞不被录用的人都觉得便利，称之为“圣书”，宋璟争辩不能成功。等到裴光庭去世，萧嵩认为这不是求取人才的方法，上奏罢免它，诏书说：“人三十岁才出身，四十岁才能从事，重新制定资格以方正为差别，如果遵循新资格那么六十岁还未离开一尉，从今以后有异才高行的听任破格提拔。”然而有这种制度而没有这种事实，有关官员遵守文书奉行格式循资历如故。
臣按：汉朝董仲舒对策已经说古代所说的功劳以担任官职称职为差别，不是说积累日久的，那么年劳的说法，汉朝已有但没有把它作为用人之法，直到后魏崔亮、唐朝裴光庭才开始专门以此立法。这种制度完全付之无心，只核查文书簿籍、依据岁月先后，所谓铨量人物只是建立空名而已。宋朝人有话说，贤才伏于下位的是资格阻碍了他们，职业废于上位的是资格引导了他们，士人寡廉鲜耻的是争于资格，百姓困于暴政虐令的是资格之人众多，万事之所以磨损败坏、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坏而不能挽救的都是资格的过失。
德宗时，协律郎沈既济对他的君主说：“近世爵禄，其过失有四个太多，入仕的门路太多、世胄之家太优厚、禄利之资太丰厚、督责之令太微薄。臣认为应当减轻禄利，加重督责。古今选用之法，其科目有三，叫德、才、劳，现在吏部甲令虽然说度德居任、量才受职、计劳升叙，然而考校之法都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不是通神不能得知，那么安行徐言不是德，空文善书不是才，累资积考不是劳，即使执守不失还违背得人，何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的时候呢？大概不是鉴察不明、选择不精，是制度使然。王者观察变化以制定法律，考察时势以建立政令。前代选用都由州府察举，到了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与其率私不如自举，与其外滥不如内收，因此罢免州府的权力而归于吏部，这是矫时惩弊的权法，不是经国不刊的常典。臣请求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以参议；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任州府辟用，那么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
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
译分为两个部门。必须首先选拔州牧郡守，然后授予他们权力；地位高的先任命后上报，地位低的听从版籍调遣而不需单独任命。如果州牧郡守或将领的选用不符合公道的，吏部、兵部可以监察并举发他们。圣明的君主耳聪目明，听闻远方、洞察细微，对于私自冒进、用人不慎的人，小的过失加以谴责罢免，大的罪行依据刑法惩处，严格追究责任并授予职权，谁敢不努力尽职呢？
胡寅曰：“铨选年格之弊，有志于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岂皆智之不及欤？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纵未可尽革，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大则委宰臣叙进，下则听州府辟举，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御史按劾，岂有不得人之患哉？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以周、汉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废之，则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矣，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沈退之士莫胜，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所以明历试广、傍求证行能息驰骛也。昔周以伯冏为太仆，命之曰：‘慎简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简僚属之明验也。后世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任重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每须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则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余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于除书之内具开举授之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亟得则褒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则观其所举’，即此义也。”又曰：“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若访于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前辙之失也，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详择。恐不如委任长官，谨柬僚属，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缪之责。况今之宰辅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求备于一人，无责人于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伦，选不失类，以类则详知实行，有伦则杜绝侥求，将务得人，无易于此。是故选自卑远，始升于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置于周行，既任于事者，于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德兼茂，历试不逾者，然后人主倚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
胡寅曰：“陆相所请简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陆贽此言，盖欲长官各举其属，然后付宰臣叙进之也。夫长官得其人则诚足以得人矣，苟非其人，恐不免有偏溺请属之私，是故其要尤在于叙进者之得其人也。必其举而不必其用，寓赏罚之柄于其间，斯善矣。
宋制，凡入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惟注拟州县官幕职，文臣少卿、监以上中书主之，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职枢密院主之，使臣则三班院主之。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
臣按：宋铨选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我朝文选则主于吏部，武选则主于兵部，自立国以来至于今日未尝有所更易，可谓一代之定法也。
太祖诏吏部南曹，以人才可
译胡寅说：“铨选年格的弊端，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认为应当革除的，但没有人去实行，难道都是智慧达不到吗？大概是因为自己不能无私，就揣度别人也不能公正；自己认为不能知人，就揣度别人也不能知人，所以宁愿托付给成法，还指望能拔十得五罢了。纵然不能完全革除，像沈既济的议论那样，也可以补救其严重的弊端，使吏部遵守按籍成法，人才的贤与不贤一概不干预，大的方面委任宰臣按次序进用，小的方面听任州府辟举，如果徇私不称职，就由吏部觉察、御史按劾，难道还有不得人的忧患吗？虽然如此，世上没有不可革除的弊端，以周、汉的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就废除了，那么崔亮、裴光庭所建立的制度，有什么难改的呢？为政在于人，人存在则政事就能举行，其根本则系乎人君是否有爱民之意罢了。”
陆贽对皇帝（德宗）说：“治理之道最紧急的是得到人才，而了解人才的困难，是圣哲所忧虑的。听他的话，不能保证他的行为；追求他的行为，或许会遗漏他的才能；考核劳绩资历，则巧伪之风盛行而端正方直的人很少进用；迎合声望华彩，则趋炎附势之风更加滋长而沉潜退让之士无法胜任，如果不是平时与他交往亲近，详细知晓本末，探究他的志向行为、阅览他的器量才能，然后坚守道义、隐藏才能的人就可以被了解，沽名钓誉、修饰外表的人就无法掩饰其虚伪。因此前代有乡里举选的法度、长官辟举的制度，用来明确广泛试用、多方求证品行才能，以平息奔竞之风。从前周朝任命伯冏为太仆，告诫他说：‘谨慎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以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为僚属，只选用贤良之士。’这是古代王朝任命其大官，而大官得以自行选择僚属的明显证据。后世舍弃公众议论而重视个人权力，废除公举而实行私惠，这使得朝廷各类官员，如果不出自当时宰相的意思，就无法得到任用，任重道远的道理日益微弱，进用善人的途径逐渐狭窄，每当需要任用时，常苦于缺乏人才，平时则求精太过，有急事时则备位不充实。臣担任宰相，就以上陈述，求贤审官，粗略建立纲纪制度，凡是百司的长官兼副贰等官以及两省供奉的职位，都因察举劳绩功效需要加以奖赏任用的，都由宰臣按次序拟议上报，其余台省属僚请委任长官选择，指明陈述才能实绩，以文书上报。一经推荐，终身保任，各自在任命文书内详细开列举授的原因，得到贤才就进考增秩，失实就夺俸赎金，迅速得到贤才就褒奖升迁，迅速失实就罢免，这不只是搜求举扬下位人才，也可以阅试大官，前代史书所说的‘显达时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又说：“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所知道的固然有限，一定不能遍知众多士人、备阅群才，如果命令全部任命群官，理须辗转询访，如果访于亲朋，则是后悔其覆车不易前辙的过失；如果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定不如公举更好，这两者的利害，请陛下详细选择。恐怕不如委任长官，谨慎选择僚属，所选择的既少，所求的也精，得到贤才有鉴识的名声，失实就承担暗缪的责任。况且现在的宰辅就是往日的台省长官，现在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臣，只是职名暂时不同，固然不是行业突然不同，难道有作为长官时不能举荐一二属吏，居于宰臣之位却能选择千百具僚的吗？圣人制定事务必定衡量事物适宜，不要求备于一人，不责备人于不及，尊者领其纲要，卑者任其细节。因此人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众长，众长选择佐僚，所任用的职位越崇高，所选择的就越少，所试用的逐渐向下，所举荐的逐渐减轻，进用不失伦次，选拔不失类别，以类别则详细知晓实行，有伦次则杜绝侥幸求取，将要致力于得到人才，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因此从卑远之地选拔，开始升于朝廷的，各自委任长吏任举，则下无遗贤了；置于朝廷，既任于事的，于是宰臣按次序进用，则朝无旷职了；才德兼茂，历试不逾的，然后人主倚任，则海内无遗士了。”
胡寅说：“陆相所请求的简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陆贽此言，大概是想要长官各举其属，然后付宰臣按次序进用。长官得到其人则确实足以得到人才了，如果不是其人，恐怕不免有偏溺请属的私心，因此其关键尤其在于按次序进用者得到其人。必定其举荐而不必定其任用，寓赏罚之柄于其间，这就好了。
宋朝制度，凡是入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选只注拟州县官幕职，文臣少卿、监以上由中书主之，京朝官由审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职由枢密院主之，使臣由三班院主之。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
臣按：宋朝铨选之法大略如此，然而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我朝文选则主于吏部，武选则主于兵部，自立国以来至于今日未尝有所更易，可谓一代之定法也。
太祖诏吏部南曹，以人才可
臣按：宋太祖此举可谓得操纵之法，人君诚能于常选之中不时拔擢，非独人才无所淹沈，而铨司亦知所惮而不敢不尽心也。
自真宗朝试身、言、书、判者第推恩，乃特诏曰：“国家核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从臣精加详考以成资阙，为差拟率以为常。”后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神宗熙宁四年，遂定铨试之制，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法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等免选注官，优等升资，如判超格，无出身者赐之出身。自是不复试判，仍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铨试亦用身、言、书、判，至熙宁四年始定铨试之制。守选者试断案，即今试行移之比，试律义即今试招拟之比，试经义即今试论策之比，然是时既试矣而又用人保举，岁试止于二月、八月。今制则循资序以进用，岁凡六选，至临选时乃试焉。臣窃以为国家用人，教养之于先而任用之于后，苟当进用之初而无铨试之法，则何以知其中之所蕴、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之哉？我朝铨试之法大略似宋，往者专考文移，设为假如以试之以观其判断处置，其所或试策或试论，又以观其学问、才识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优于文学或长于政事，取其所长皆可任用，臣请兼夫三者而并试之，论、策、文移三者俱通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次中，俱不通者为下。既试之矣，然所试者其人品高下、才识能否未必皆称其所缺之员，故凡遇内外官有缺，铨曹必须依次排比，申达卿佐，预为校量，总会其当铨之官，必所试之人其才与官相称然后铨注，宜于一岁之间每季之首循其资次豫集应选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试之，不待临选始试，恐取其一日之长，其中有侥幸假代者也。其所试之题或论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断词讼、处置事宜、问拟罪名、催征钱粮、禁革奸弊之类，俱依行移体式立为案卷，或申呈，或关牒，或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拟弹章），不拘定时，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属为监试等名目，集监生而试之，弥封、巡监一如科试，既试，将所试卷批号等第附卷，凡入选监生必须五试然后入选，临选之日又必并试三题通以前累试者较之，上等为京朝府贰、州守之职，中等为县正、府倅之职，次中善于论策者为闲散之职、善于行移者为烦剧之职，下者为流外冗杂之职。如此，则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苏轼言于其君曰：“所贵乎人君者，予夺自我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贵，如从其欲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惟其不可从也，是故仕不可以轻得而贵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出乎我者也，我以为可予而予之，我以为可夺而夺之。彼虽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赋敛不可以不均、刑罚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择，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赏、爱名器而嚣嚣者以为不可，是乌足恤哉？近岁以来，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阙少，在宋时犹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阙不止三人也，将因其故而不问欤，则人才日积愈多，及其资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务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难矣。如一切汰而择之，则彼奔走仕途多历年岁，归无生计以度余生，往往至于颠连失所，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于吾之资级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苏轼所谓“彼虽有言亦不足畏”，呜呼，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无告，伊尹一夫不获以为己辜，况士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于衰老而又弃之，是岂盛世之事乎？为今之计，必须调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
译臣按：宋太祖这一举措可以说掌握了驾驭人才的方法，君主如果真能在常规选拔中不时提拔人才，不仅人才不会长期埋没，而且负责选官的部门也会知道畏惧，不敢不尽心竭力。
从真宗朝开始，参加身、言、书、判考试的人只是按例推恩授官，于是特别下诏说：“国家考核官吏治理情况，用这四项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才能，于是命令随从臣僚精心详细考核，以填补官职空缺，作为差遣拟任的常规。”后来议论的人认为身、言、书、判没有益处，于是废止。神宗熙宁四年，于是确立了铨选考试的制度，凡是等待选任的人，每年二月、八月考试断案两道，或者律令大义五条，或者议三道，后来增加考试经义。法官会同选官部门拟定格式，考试分为三等，上等免除选任直接注官，优等提升资历，如果判案超出常规，没有出身的人赐予出身。从此不再考试判案，仍然取消免除选任的恩例，如果历任有五人举荐，自然给予免试注官。
臣按：宋朝初年承袭唐朝制度，铨选考试也使用身、言、书、判，到熙宁四年才开始确立铨选考试的制度。等待选任的人考试断案，就是现在试行公文移转之类，考试律义就是现在试行招拟之类，考试经义就是现在试行论策之类，但是那时既已考试又用人保举，每年考试只在二月、八月。现在的制度则是按照资历顺序进用，每年有六次选任，到了临近选任时才考试。我私下认为国家用人，先进行教养而后任用，如果在进用之初没有铨选考试的方法，那么凭什么知道他们内心蕴含的才能、适宜做什么，从而衡量任用他们呢？我朝铨选考试的方法大致类似宋朝，过去专门考核公文移转，设置假设情况来考试以观察他们的判断处置，有时考试策问或论说，又用来观察他们的学问、才识达到什么程度。人才有能有所不能，有的擅长文学有的长于政事，取他们的长处都可以任用，我请求将这三者合并考试，论、策、文移三者都通晓的为上等，通晓两样的为中等，通晓一样的为次中，都不通晓的为下等。考试之后，但是所考的人品高下、才识能否未必都符合所缺官员的要求，所以凡是遇到内外官职有空缺，选官部门必须依次排列比较，上报给卿佐，预先衡量，汇总应当铨选的官员，一定要所考之人其才能与官职相称然后铨选注官，适宜在一年之中每个季度的开始，按照资历次序预先召集应选的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召集一次并考试他们，不等到临近选任才考试，恐怕取他们一日的长处，其中有侥幸替考的人。所考的题目或论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断词讼、处置事宜、问拟罪名、催征钱粮、禁革奸弊之类，都依照公文移转体式立为案卷，或申呈，或关牒，或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拟弹章），不规定固定时间，遇到本部有空闲就署派僚属为监试等名目，召集监生考试，弥封、巡监一如科举考试，考试后，将所考试卷批号等第附在卷后，凡是入选的监生必须经过五次考试然后入选，临近选任之日又必须并试三题连同以前累积的考试比较，上等担任京朝府贰、州守之职，中等担任县正、府倅之职，次中擅长论策的担任闲散之职、擅长行移的担任烦剧之职，下等的担任流外冗杂之职。这样，用人就不枉费才能而众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
苏轼对他的君主说：“君主可贵之处，在于赏罚由自己决定而不被众人的议论所牵制。天下的学者没有不想做官的，做官的没有不想显贵的，如果顺从他们的欲望，那么举天下的人都显贵了才可以，正因为不能顺从，所以做官不可以轻易得到而显贵不可以容易达到。这并不是有所吝惜，爵禄出自于我，我认为可以给予就给予，我认为可以剥夺就剥夺。他们即使有议论的人也不值得畏惧，天下值得畏惧的是赋税征收不可以不均、刑罚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选择，这确实足以导致天下的安危而值得畏惧的，我想要慎重爵赏、爱惜名器而喧哗的人认为不可以，这哪里值得忧虑呢？近年以来，官吏多而空缺少，通常一个官职两个人共同享有，在任的一个人、离任的一个人而窥伺的又一个人，是一个官职而有两个人，无事而食。况且他们任职的时间短而闲居的时间长，用他们任职所得作为闲居仰给的资金，所以贪吏常常多而不可禁止，这是用人的大弊端。”
臣按：官吏多而空缺少，在宋朝时还是一个官职三个人共同享有，现在等待一个官职的空缺不止三个人，将因为它的缘故而不问吗，那么人才日益积累越来越多，等到他们的资历顺序而任用他们已经衰老了，衰老的人志气消沮、筋力不逮，用这样的人来理事治民，而想要事妥民安，难了。如果全部淘汰而选择他们，那么他们奔走仕途多年，回家没有生计来度过余生，往往至于颠沛流离失所，况且他们之所以衰老都是限于我们的资历等级使然，仁人君子本来有所不忍。苏轼所谓“他们即使有议论也不值得畏惧”，唉，文王发政施仁必先照顾无告之人，伊尹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置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何况士人是天民中的优秀者，我们的立法不善，使他们到了衰老而又抛弃他们，这难道是盛世的事情吗？为现在的计策，必须调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
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失所之叹，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岁贡、曰科举，岁贡之法，每岁学校贡生员赴礼部，试中补国子监生，府学岁贡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以食廪先后为次，则在学校者已有资格也；科举则每三年一开科，中乡试者赴礼部，中试则授以官，不中者送监肄业以俟下举，屡不第者亦以监生资次入仕。科举有定额，岁贡有常数，学校贡举与吏部选调，其人才适足以相当而无甚有余不足之数。洪武、永乐以来，选用者未闻乏人，而需选者未闻淹滞，盖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悯士子之在学校者多衰老，乃开四十五岁入监之例，其后又因国计不足，立纳粟、上马、入监等名目，是于科、贡之外别开岐径，选用之调止于此数，而入仕之路比旧加多，其人才日积月累，遂致数倍于前。旧制，各司历事监生三阅月考过勤谨，附名选簿，仍留所司办事，临选方行取用，其实历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后以坐监者数多，减历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选，给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选者，积累既久，员数愈多，迨将及万，是以一时人才在监肄业之数少，在部听选之日多，臣恐积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数也。国家养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毛不能事事之人，此非独人才之病，其为国家之累也大矣。嗟夫，訚訚啾啾，黉舍至不能容，是乃国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积于选调，老死而不得一官，夫岂盛时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国家之于人才，亦犹人家之于子弟，子弟白首而无室家，为父兄者则必为之忧虑，国家储养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为君相者，宁能不为之忧虑乎？所以忧而虑之者，非豫有以消息调停之不可也。消息调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时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后时失所之叹，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权其轻重、知其缓急，决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为解，则虽有可以消息调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万人怨，怨之于一时者比之怨之无穷已者，孰为多乎？盍思曰我国家所恃以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资格，而人才需选者往往老于选调而不得及时以进用，及用之太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废弛，其不为身家、子孙计者无几，失今不为之所，犹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则夫异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满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难矣。事不理、民不安，乱亡之兆也。且国家养士，将何为乎？为乎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乎？说者乃独畏士之怨而不恤民之怨何哉？然则为今之计奈何？请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选监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总数若干人，见到部者若干，给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为率，大约计用监生若干，通计其数至某年方才尽绝，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县，查算听选家居监生若干，备细开具年甲、日期，造册申部。然后请旨选差卿佐有文学风力者赍敕诣各布政司，会同巡、按二司聚集听选监生于总会处，开场考试略如科试，初日于经书中出论一道试之，次日试时务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题全通者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下，全不通者为不中。其中者造册送部，依次选用，不中者为民。中者之中有不愿仕者，上等者遥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学者授以助教、学录之类，有政事者授以监事、序班之类，免其户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职名，优免二丁；下等者赐以冠带，免其一丁，无丁者以本里内闲丁给之。其有未试之前告愿免试者，如下等之例。如此，则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矣。虽然，此特一时不得已权宜救弊之策耳，是岂祖宗所以教养人才之初意哉？夫圣朝设立学校，选择师儒以教生徒，优以廪饩，免其差役，优游之以岁月，欲其成才以为国家之用，士子立志务学，底于成立，以图补报，是为不负作养之恩，顾乃苟延岁月，虚废廪给，至于衰迈尚不能措一辞，如此之徒上孤圣
译选拔任用人才的实效，在于被淘汰退下的人没有失去安身之所的叹息，这才是好的。本朝入仕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岁贡，一是科举。岁贡的制度是，每年学校推荐生员前往礼部，考试合格者补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府学每年推荐一人，州学每三年推荐二人，县学每两年推荐一人，按照享受公粮的先后次序排列，那么在学校里的人就已经有了资格；科举则是每三年开科一次，考中乡试者前往礼部，考中者授予官职，未考中者送入国子监学习以等待下一次考试，多次考不中的也以监生的资历依次入仕。科举有固定的名额，岁贡有恒定的数额，学校推荐的人才与吏部选拔调配的人才，其数量恰好相当，没有太多或太少的情况。自洪武、永乐以来，选拔任用官员未曾听说缺乏人才，而等待选任的人也未听说长期滞留，这是因为祖宗制定的法制一定，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不敢有所更改。近代议论的人怜悯在学校里的士子多已衰老，于是开了四十五岁入监的先例，后来又因为国家财政不足，设立了纳粟、上马、入监等名目，这是在科举、岁贡之外另外开辟了旁门左道，选拔任用的名额只限于此数，而入仕的途径却比过去增多，导致人才日积月累，于是达到以前的数倍。旧制规定，各司历练事务的监生经过三个月考核，勤谨者附名于选簿，仍留在原司办事，临近选任时才调取任用，实际上历练的日期有多达两三年的，后来因为坐监的人数众多，减少历练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选，给假回家居住，现在有需要等待十年得不到选任的人，积累既久，员额越来越多，将达到万人，因此一时之间在监学习的人数少，在吏部听候选任的日子多，臣担心积累越久越多，不止这个数目。国家培养人才而不能任用，等到任用他们时都是衰老昏聩、不能处理事务的人，这不仅是人才的弊病，更是国家的巨大负担。唉，议论纷纷，校舍甚至容纳不下，这乃是国家人才兴盛的表现，然而如果堆积在选任中，老死而得不到一个官职，这难道是盛世应有的现象吗？这不仅是不幸的士子，对于国家而言，对待人才就像人家对待子弟一样，子弟白头而没有成家，做父兄的必定为此忧虑，国家储养人才，白头却得不到一官半职，做君相的难道能不为此忧虑吗？所以忧虑的原因，不是预先有所调节安排是不行的。调节安排，必须使入仕的人有及时效用的实效，被淘汰退下的人没有过时失所的叹息，这样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不是在上位者权衡轻重、知晓缓急，坚决执行而不以人的怨恨为借口，那么即使有可以调节安排的策略，也无法实行。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也说一人怨恨何如千万人怨恨，一时的怨恨比起无穷无尽的怨恨，哪个更多呢？何不思考说：我们国家所依赖来治理天下的，是人才，如今用人必须遵循资格，而等待选任的人才往往老死在选任中而不能及时进用，等到任用他们时大半已经衰老了，衰老的人志气消沉、筋力衰退，不为身家、子孙打算的没有几个，现在不为此安排，就像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一样，那么将来任用的都是衰老的人，衰老的人布满天下，想要事理、民安，难了。事不理、民不安，是乱亡的征兆。况且国家培养士子，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百姓罢了。天下的百姓多还是士子多？议论的人只害怕士子的怨恨而不顾百姓的怨恨，为什么呢？那么现在的计策是什么呢？请命令吏部通算本部需要选任的监生，从某年起至某年止总数多少人，见到部者多少人，给假者多少人，本部以一年为率，大约计算任用监生多少人，通计其数至某年方才尽绝，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县，查算听选家居监生多少人，详细开具年甲、日期，造册申报吏部。然后请旨选差卿佐中有文学风力的人携带敕书前往各布政司，会同巡、按二司聚集听选监生于总会处，开场考试略如科试，第一天在经书中出一道论题测试，第二天测试时务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题全通者为上等，通二者为中等，通一者为下等，全不通者为不中。考中者造册送部，依次选用，不中者为民。考中者中有不愿做官的，上等者遥授京官致仕，有文学者授以助教、学录之类，有政事者授以监事、序班之类，免除其户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职名，优免二丁；下等者赐以冠带，免除其一丁，无丁者以本里内闲丁给之。那些在考试之前告愿免试的人，如下等之例。这样，做官的人得以效用而不做官的人不至于失所了。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不得已权宜救弊的策略罢了，这难道是祖宗教养人才的初衷吗？圣朝设立学校，选择师儒以教生徒，优厚地供给廪饩，免除其差役，优游地给予岁月，想要他们成才以为国家之用，士子立志务学，达到成立，以图补报，这才不负作养之恩，然而苟延岁月，虚废廪给，以至于衰老尚不能措一辞，这样的人上孤圣
恩、下辱学校，虽加以成周简不肖之法，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亦不为过。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奋发勉励之罪，然亦以我之昧于事体者妄开幸门，挤塞仕路，有以扼之故也。彼既自知其愆，不愿就试，姑为此一时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为训也。自此以后，凡科举历事一遵祖宗成法，于此二途之外不得别开入监门路，以复洪武、永乐之盛，则人才不至于淹滞贤，否不至于混淆矣。今日求贤为治之务，诚莫有急于此者。或曰如此则选途固清矣，其郡邑学校之中有生员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处之？曰学校之中生员年已长大，不通文理者充吏为民，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学问有成，年岁长大，欲进之则资次未应，欲退之则学行可取，往往老死学校中，可惜也。窃见今吏部岁贡生员，初试中未到监者往往试选为教职，各有假手于人以图侥幸，不若就学校生员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食廪将及十年及曾历乡试六次入场者，命提学宪臣会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验，其中有通三场者试中，录其所试文字连人送部考试，仍令坐监一年，循次待阙，专用以为教职。如此，则学校之生徒亦无有老死不用者矣。
译恩，下辱学校，即使施加周代简汰不肖者的法令，将他们放逐到边远之地，终身不予齿列，也不算过分。然而他们之所以衰老，固然由于他们不能奋发勤勉的罪过，但也因为我不明事理，妄开侥幸之门，堵塞仕途，有以此扼制他们的缘故。他们既然自知有过错，不愿参加考试，姑且作为一时不得已的救弊之策，总之不可作为常法。从此以后，凡是科举和历事，一律遵循祖宗成法，在这两条途径之外不得另外开辟进入国子监的门路，以恢复洪武、永乐年间的盛况，那么人才不至于被埋没，贤与不贤不至于混淆了。当今求贤治国的要务，确实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有人说，这样虽然选拔途径固然清朗了，但郡县学校中生员年纪已近五十岁却未能出身的人，该如何处置？回答说，学校中生员年纪已大，不通文理的，充当吏员或为民，朝廷已有定例。只有那些学问有成、年纪已大，想进用则资历次序不够，想退下则学问品行可取，往往老死在学校中，实在可惜。我私下看到如今吏部岁贡的生员，初试中未到国子监的，往往被试选为教职，各自都有假手他人以求侥幸的现象，不如就在学校生员中核查年纪四十五岁以上、享受廪膳将近十年以及曾经历乡试六次入场的人，命令提学官会同巡抚、巡按以及布政使、按察使二司，每五年进行一次考核，其中通晓三场考试的人，试中选者，将其所考文字连同本人送交吏部考试，仍令其在国子监坐监一年，按次序等待空缺，专门任用为教职。这样，学校中的学生也就没有老死而不得任用的了。
轼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损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
臣按：苏轼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开骤进之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诚如其言，则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则如之何而可也？轼固言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于常法之中，随其资格之所当得者寓夫抑扬进退之权，于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隐然不可必之机，则人法兼行、资望并用而士无淹滞骤进之弊，而国家皆得人以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数路，犹患其狭。今徒以进士、任子而欲尽天下之才，多见其有遗矣。必欲贤能皆为吾用，当举古人取士之制，或以乡举，或以进士，或以恩任，或设科目，或许辟召，或听自荐，或令引类，合四海之内，三年之中以五百人为率而均其数于众流，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赏罚各不失当焉。率是以行，虽起衰乱之俗而跻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资格用人几千年于兹，一旦欲革而去之，诚难矣。非上有刚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议此也。然继世之君未必皆贤，任事之臣未必皆称，与其用能鉴别之明以显吾智力有余于一时，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辅吾子孙不足于久远哉？必也立为一定之法，而于定法之中随时补弊，而不出于法之外，斯善矣。请即今日选法言之，祖宗以来文武并用，文选主于吏部，武选主于兵部。兵部之选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后也纯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继，无子者兄若弟继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挥以至都督，则以才能擢用焉，又不专于资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进士也、监生也、吏员也。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管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监生则出自学校之贡选及举人试进士不第者，其肄业太学也，循资以出，先历事于府部诸司，然后次其名于选曹，循资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职焉。监生、吏员二者虽各有资格，进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调焉，是又不专在于资格也。此我圣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诚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无弊。武臣之弊，则天下卫所有定数、设官有定员，世袭之官恒满其位，继继绳绳销减无几，新立功次之人则又日增月益无有限极，不知其后将何以处之也。所谓文臣之弊，近年以来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而监生尤甚。呜呼！我朝立国以来百余年矣，前此未闻人才有如此淹滞者，而今乃有之，是岂无其故哉？盍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论深究以求善处之术，必使仕路澄澈，选法疏通，所进者皆及时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职无聊之叹，如此，则可以复祖宗之旧而制治保邦于万年矣。
以上公铨选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资格以用人，说者谓此法既立之后，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不致沈废，挺特者脱颖而出遂至回，则是资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选司注官有老于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禄者，则又是资格不可无也。然则资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贤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巨而重者又常不若细而轻者之为众也，是故人君为治，用天
译苏轼又说：“当今的便利措施，没有比让任职满六次考核的官吏都能以姓名上报吏部更好的了。吏部根据他们的资历深浅、举荐官员人数的多少来排列他们的名次，然后让一两位大臣共同审理，参考他们才能器量的优劣来确定等级，年终时上奏，由皇帝诏令决定罢免或任用。估算天下官吏每年因死亡或犯罪被免职的人数，以此来增减补录的名额，用所奏报的等级来填补空缺，达到名额就停止，让他们的任免也夹杂在贤能与不贤之间而没有固定的制度，那么天下的官吏就不敢有必定能得到的心思，将会自我奋发磨砺以求在当时闻名。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制度不固定而以才能的优劣作为区别，这是私人的好恶开启了弊端。我认为不是这样，法律在于确立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本来就要交付给人来决定，如果一定要说只依靠法律而不依靠人，天下的人一定不可信任，那么那种固定的制度，我不知道它果真不能成为奸邪的手段。”
臣按：苏轼既然说用人不可以有固定的制度，又说不可打开迅速晋升的门路，使天下按常规调升的官吏产生非分之想。如果真的像他所说，那么只依靠法律不行，只依靠人也不行，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苏轼本来就说法律在于确立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本来就要交付给人来决定，关键在于任用得当的人，让他在常规法律之中，根据资历应当得到的待遇，寄托抑制或提拔、进退的权力，在看似必然确定的情况中保留隐然不可确定的机制，那么人和法律兼用、资历和声望并用，士人就没有长期滞留或迅速晋升的弊端，而国家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来使用了。
胡寅说：“人各有才能而其用途不同，所以自古选拔人才必定有多条途径，还担心途径狭窄。现在只凭进士、恩荫就想尽揽天下的人才，多见其有遗漏了。如果一定要让贤能的人都为我所用，应当举用古人选拔士人的制度，有的通过乡举，有的通过进士，有的通过恩荫，有的设立科目，有的允许征召，有的听任自荐，有的让官员引荐同类，合四海之内，三年之中以五百人为定额而平均分配给各类途径，担任宰相的人根据原任情况、省察是非，赏罚各得其当。按照这个比率实行，即使兴起衰败混乱的风俗而达到三王的制度也是可以的，哪里用得着停年格呢？”
臣按：凭资历用人已经几千年了，一旦想要革除它，确实很难。如果没有上面刚毅英明的君主，下面公正的大臣，不可以议论这件事。然而继位的君主未必都贤明，办事的大臣未必都称职，与其用能鉴别的明智来显示我的智力在一时有余，哪里比得上建立可以遵循的法律来辅助我的子孙在久远时不足呢？一定要建立固定的法律，而在固定法律之中随时补救弊端，而不超出法律之外，这就好了。请就今天的选拔法律来说，祖宗以来文武并用，文官选拔主要由吏部负责，武官选拔主要由兵部负责。兵部选拔武臣，起初是按功劳次序任用，后来纯粹使用恩荫的方法，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没有儿子的哥哥或弟弟继承，有固定的格例，至于都指挥直到都督，则凭才能提拔任用，又不专门凭资历了。文臣入仕的途径不止一种，主要的有三种，进士、监生、吏员。吏员的资历最高的只到七品，任用他们担任佐贰、幕职、监当、管库的职务，没有保荐的人不能担任州郡的正员；监生则出自学校的贡选以及举人考进士不中的人，他们在太学肄业，按资历出来，先在府部各衙门实习，然后按次序名列选曹，按资历考核，来确定他们的高低而授予职务。监生、吏员两者虽然各有资历，进士初任也遵循他们的甲第，等到破格提拔往往超越常规调升，这又不专门在于资历。这是我圣祖立法用人的深意，确实有前代所不及的地方，然而使用久了不能没有弊端。武臣的弊端，则是天下卫所有定数、设官有定员，世袭的官常常占满其位，代代相传减少无几，新立功次的人则又日增月益没有极限，不知道以后将怎么处理呢。所谓文臣的弊端，近年以来吏员等待选拔的人多而空缺少，计算他们的资历次序，有的老死也不能得到一个官职，而监生尤其严重。唉！我朝立国以来一百多年了，以前没听说人才有如此长期滞留的，而现在却有，这难道没有原因吗？何不寻求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特别命令当权的大臣广泛议论深入探究以求妥善处理的办法，一定要使仕途清澈，选拔法律疏通，所提拔的都是及时有用的人才，所罢免的免去失职无聊的叹息，这样，就可以恢复祖宗的旧制而治理国家保卫邦国万年了。
以上公铨选之法。臣按：天下的事情其利害得失常常各占一半，而朝廷所立的法律也是这样。比如凭资历用人，议论的人说这个法律建立之后，平庸的人便于按级上升不至于沉废，杰出的人脱颖而出却导致迂回，那么就是资历不可以有了。然而没有这个法律之前，选司注官有在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俸禄的，那么又是资历不可以没有了。那么凭资历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唉，天生这些百姓，贤智的人常常少而愚不肖的人常常多，天下的事情重大而沉重的又常常不如细小而轻浮的多，所以人君治理，用天
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宁不欲人人皆用其贤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体有大小、官职有崇卑，量其事而设其官，随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与事称、人与官称，则事无不理而政务举、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体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职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齐也，于其不可一律齐之中而设官以总持之，使之各得其剂量焉，如权衡之称物、尺度之度物，轻重、短长各适其可而不倚于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于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则虽无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贵于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于一二人之耳目，苟无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资次之循历，而欲一一记忆之、人人抡选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给矣，而况夫伪妄诈冒、请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计百出者哉？由是观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使其因资历之所宜、随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不用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职、厘烦剧之务，用资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资历之浅者、厘职务之冗杂者。其立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铨衡，随才授任，因时制宜而调停消息之，于常调之中而有不常之调，调虽若不常而实不出乎常调范围之外，人以渐而用而出类之才则不以渐，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职则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国家猝有非常之变，决不拔卒为将、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尝不用资格而有不用者焉，虽若不分流品而实未尝不分焉，何则？今制文职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员皆具名以闻，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铨注，此所谓用资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书、侍郎以下惟才是用，虽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国子监非通经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流品又未尝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则得推举不次用之，既满秩到部则必考其功迹按常调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万世所当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译治理天下事务，难道不希望每个人都发挥其贤能与智慧吗？然而人的品格有高下之分，事情有大小之别，官职有尊卑之异。根据事务的需要来设置官职，依据官职的要求来任用人员，务必使官职与事务相称、人员与官职相称，那么事务就没有治理不好的，政务就能推行，治国之道就能成就了。
但是，在人的品格高下之中还有高下，在事情大小之中还有大小，在官职尊卑之中还有尊卑，不能用同一标准来整齐划一。在这种不能用同一标准整齐划一的情况中，设置官职来总领掌控，使他们各自得到适当的衡量，就像用秤称量物品、用尺测量物品一样，轻重、长短各自适宜而不偏颇，没有合适的人是不行的。
然而合适的人不能经常得到，于是不得已而依靠法律来任用。假如朝廷经常能得到合适的人来任用，那么即使没有法律也可以；如果合适的人不能经常得到，这就是古人用人贵在人与法兼用的原因。
将千百人的才能品格决定于一两个人的耳目，如果没有簿籍的查考、法制的限制、资历的依次经历，而想要一一记住、人人选拔，我担心他们的智慧有所不周、力量有所不及、时间有所不够，更何况那些虚伪欺诈、请托求取、挪用蒙蔽、奸计百出的人呢？
由此看来，人固然不能不任用，法律也不能不制定。坚守一定的法律而任用通达变化的人，使他们根据资历的适宜、随着才能的所能而酌情任用，不是不用资历也不是纯粹用资历。不用资历是为了对待非凡的人才、担任重要重大的职务、处理繁杂艰巨的事务；用资历是为了对待才能较小的人、资历较浅的人、处理冗杂的职务。
确立的法律一定如此，而又得到公正明达的人来掌管选官，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因时制宜而调节平衡，在常规调动之中有不常规的调动，调动虽然看似不常规但实际上不出常规调动的范围，人员逐渐任用而出类拔萃的人才则不逐渐任用，官员依次升迁而紧要的职务则不依次升迁，没有大的功德、大的才能以及国家突然发生非常变故，决不会提拔士兵为将领、徒步而至卿相。
我祖宗立法的善美超越前代，不是不用资历而有不用资历的地方，虽然好像不分流品但实际上未尝不分，为什么呢？现在的制度，文职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员都具名上报，自五品以下吏部才开始铨选注授，这就是所谓用资历而有不用资历的地方。
自尚书、侍郎以下唯才是用，虽然好像不分流品，然而翰林院、国子监不是通晓经书能写文章的人不授予，对于流品又未尝不分。臣僚在任时得以推举破格任用，任期届满到吏部则必定考核其功绩按常规调动任用。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之处，这是万世应当遵守而不能更改的。